周以晴:闯关东历史大扫描

                                 闯关东历史大扫描                                       孤峰老狼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三大移民潮：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
        闯关东是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区向东北的大移民，其中以山东人为最多；走西口是山西、陕西地区出杀虎口向内蒙地区的大移民；下南洋是福建、广东地区向东南亚地区的大移民。
        这三大移民潮都与朝代更替、战乱和自然灾害等密切相关，都是由于生存条件恶化，使贫困人口难以生存的情况下产生的背井离乡的人口大迁移。
        关东是指以今天的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为主的东北地区，因这一地区处在山海关以东，故名。由于清朝前期设禁，前往关东要“闯”，因为那是越轨犯禁的行为。但自近代1860年(咸丰十年)解禁后，前往关东谋生就已合法，“闯关东”一语之所以仍被沿用，是积习成俗使然。        从1653年开始的数百年以来，闯关东的潮流不断冲破各种障碍，绵延不绝，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最初起源于清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后则受生存压力的驱动和在特殊时期政府的导向和安置。在闯关东的人群中以山东省的流民最多，山东省一直是人多地少，人均占有耕地极少，而人口又增加较快。山东又与东北隔海相望，陆路也较近，因此具有向东北移民的天然优势和动力。            土地闲置 政府招垦        1644年，世祖顺治进关，建都于北京，明朝灭亡。
        清朝在东北设置盛京、宁古塔、瑷珲三将军，管理东北三省，蒙族居地则出清廷的理藩院直接管理。
        清王朝入主中原，要对众多人口的中原地区进行统治管理自然需要大量的人员和军队，在寒冷偏僻关外的百万满人也羡慕中原富庶的生活和文化，当然也愿意到中原地区生活，因此百万满人有90多万“从龙入关”。导致此时的东北“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很多土地荒芜，东北成了人烟稀少的地区。连当地驻军的粮食也无法解决，总不能还要千里迢迢从关内调粮来满足驻军的需要吧。
        为了解决东北土地荒芜而驻军缺少军粮的问题，就需要向关外移民。鉴于这种情况，1653年(顺治十年)，朝廷在辽东设辽阳府(下辖辽阳、海城二县)，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宣布开放辽东，顺治皇帝开出了史无前例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关内人去东北种地。那时候，对于移民东北的农户，政府不但每人每月补助一斗粮食，还规定，每开垦出来一晌土地，另奖励六升粮食，如果能够号召他人随行，还授予官职，招到“五十名以上，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若是到了一百名，“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如此优惠的政策激励，自然对关内的穷人极具吸引力，“燕鲁穷氓闻风踵至”，短短十五年后，仅奉天、锦州两府人丁就增加到1万6千余，较顺治朝增加3倍多。 经过十余年的垦殖，辽东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关外生产的粮食已经能够满足当地驻军的需要。         移民激增 朝廷封关
        早期出关民人在东北各地很受欢迎。各地驻防八旗士兵，绝大多数把土地租给民人。在出关汉民的努力耕耘下，关外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特别是盛京地区，因为距关内近，气候条件好，耕地超过了一千万亩，成为关外粮仓。
        然而中原地区，战争停止社会稳定后，人口急剧增长，毕竟那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的办法和措施，人口的急剧增长必然使人地矛盾益发突出，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必然造们的生存危机，人们必然要向外寻求出路。关外流民的较好的生活状况通过商旅或书信等信息渠道传回关内，使更多的贫苦百姓对东北地区充满了向往，形成了闯关东的巨大推动力。为脱离生活困境，关内移民大量向关外迁移。
        关内移民的蜂拥而至也引起清廷的不安，为防止关外民人过多侵害满人利益，1668年（康熙七年），清廷宣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作废，山海关的大门关闭，从此禁止汉人移民关外。
        经过15年对东北移民的鼓励政策，使关内的人们看到关外那大量闲置的黑土地。关内人口增加使土地相对减少的现实与关外大量闲置的土地形成极大的反差，所以鼓励政策的取消并不能减少人们向关外流动的热情，尤其是灾年，更是迫使无法生存的人们冒险向东北流动。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上谕”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10多万(《清圣祖圣训》第8卷)。
        1668年（康熙七年）以后，虽然鼓励政策取消了，但这个时候朝廷对闯关东的移民还处于不鼓励也不驱逐的放任自流状态，一些关内移民仍自发的向东北流动。
        1715年，山东登州府门楼村周德新、周德纯兄弟踏上漫漫的闯关东之路。他们虽然没能赶上清初招民开垦的好年景，但是他们到达的旅顺夏家村还有大片土地可以开垦，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耕作，繁衍生息，周家不但在夏家村立足，而且日益壮大。东北辽阔的土地渐渐得到垦拓，关内流民也通过各种途径“闯”到关外。
为了保护龙兴之地的原始生态，防止满人的利益受到侵害，1740年，乾隆帝发布了全面封禁令，不仅严禁关内民人移民关外，还要求已经移民关外的民人要么就地入籍，要么返回关内。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从此，山海关只允许商人往来贸易，凡出入山海关者必须持有原籍或贸易地给发的印票，验票放行。         清廷要封禁关东，有许多理由，如保护关东的物产,过去说：“关东山，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关东是人参产地，旗民生计所系，“流民入山偷采者成千累万，屡禁不止”(杨宾《柳边纪略》第1卷)，成为清廷不得已而封关的原因之一。还有，东北设有围场，供皇室狩猎之用，但围场地面辽阔，无法禁绝“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清朝续文献通考》第3卷)，于是，干脆封禁。再有，清廷深恐流民如猬之集，抢了旗民的饭碗，“必致(旗民)生计日蹙”。虽然设禁的原因很多，但保护满族固有的文化则是清廷“闭关(山海关)”尤其不可忽视的根本原因，类似“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与满洲风俗攸关”的上谕，屡有颁行。在清廷看来，满族的尚武之风不能丢，满族的风俗习惯不能杂糅，要想不使满人“习成汉俗”、被中原文化同化，只好把“自我”封闭起来。加之有清一代“反清复明”之声不绝于耳，更使“满汉之见”难以消散，因而也促使清廷屡颁禁令，一次比一次严厉，不仅要“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而且下令“逐客”。1740年(乾隆五年)上谕命“寄居奉天府流民，设法行遣……定限十年，令其陆续回籍”。十年后(1750年)，流民归籍期限已满，再颁严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大清会典事例》第158卷，《户部》)当然，清廷也清楚，仅“闭关”仍不足以抵制“汉俗”的侵袭，流民泛海可至辽东，经蒙古亦可进入关东腹地。有鉴于此，康熙年间清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设置“柳条边”以期禁阻。尽管清廷煞费苦心，但北方流民入关谋事却屡禁不绝，而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上谕”称，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10多万(《清圣祖圣训》第8卷)。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据估计，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这些流民都是在“闭关”条件下犯禁闯关、私自进入关东的，所谓“闯关东”之说，即由此而来。         山海关关防紧闭，迫于官府的封禁和辽东日趋密集的人口，流民由陆路出关绕行其他长城关口，开始经锦州、广宁、开原，冲破奉天省的边界，流入吉林省，形成流民北上的大趋势。
        另有大量流民不得不改走海路。相当一部分人从现在的旅顺、金州及大连海岸上岸，然后北上寻找肥沃的土地，而这也成了后来通过海路闯关东者的偷渡“金三角”地区。
        乾隆帝全面封禁的结果就是闯关东的目的地由辽宁逐步扩展到吉林、黑龙江。除部分在“金三角”地区定居外，绝大多数因为官府的查禁在偷渡地短暂停留，而后直接北上吉林。
        流民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早期到达大连、旅顺等地定居的村民，也开始继续往北迁移。
        1750年，即十年后，流民归籍期限已满，朝廷再颁严令，“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拨官兵稽查，不许内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庶此后流民出口可以杜绝。”(《大清会典事例》第158卷，《户部》)
        虽然清廷严令禁止向关东移民，但关内人多地少的状况却无法改变，以山东为例，虽有大量流民闯关东，但从1661年至1753年的92年间，山东人均耕地面积从10亩多下降至7亩，1766年至1887年，人均占有耕地始终在两三亩水平上徘徊。人多地少，丰收之年尚难解决温饱，遑论灾荒之年。因此人们仍千方百计想办法冲破清廷的封堵向关东移民。辽宁地区控制的紧，人们就从陆路或海路绕过山海关向北进入吉林地区和黑龙江地区。因此，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清廷传谕吉林将军傅森：“永行禁止流民，不准入境”。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据估计，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包括已改变流民身份定居关东者)总计达180万人(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         为防民变 临时放行
        1792年，华北大旱，大批灾民汇集山海关，直隶总督庆成奏请由山海关副都统德福“分别查验”，逐一放行。面对蜂拥而来的灾民，德福担心严厉查禁会激起民变，于是奏请朝廷，准许“无业平民出关觅食”，只需“询其籍贯，注记册档放行”。乾隆皇帝批准了德福的奏请，火速传谕，通令山海关对灾民一律放行。并斥责墨守成规的总督庆成“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
        随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嘉庆二年（1797年）、嘉庆五年（1800年）连年大水，嘉庆六年（1801年）又遇河堤决口，迫使乾隆五十七年的弛禁令延续11年之久。          灾情缓解 重申禁令
        1803年 （嘉庆执政的第八年），中原灾情稍有缓解，嘉庆皇帝便迫不及待地重申对东北的封禁令。为了防止汉人借经商务工之便滞留不归，嘉庆帝严格要求各处关防对“携眷出口之户概行禁止”。
这时辽宁、吉林以北的黑龙江人口也大量增加，1808年（嘉庆十三年）黑龙江一地有民人26 207户、136 228口，是乾隆朝的3.7倍。1811年（嘉庆十六年）据统计，吉林一地，民人33 025户、307 781口，较乾隆朝增加1．5倍。
        虽然1803年后，重申对东北的封禁令，但也难完全阻止闯关东的脚步。东北的一些地方仍在放荒。公元1810年（嘉庆十五年）吉林省的农安，在四大乡之外又放了农安荒，俗称龙湾荒，包括农安以北到哈拉海一带。增加一个农安乡，共有五大乡，农安之名由此开始。
        农安一带的民户，大多数来自山东省的登州府、黄县、莱阳县、海阳县、莱州府、掖县、昌邑县、潍县、高密县、胶州（即墨县）、平度州、青州府等地。从辽尚金州、复州来此的民户，其祖籍也都来自山东。
        1827年（道光七年），郭尔罗斯蒙王公向理藩院请求，将长春厅的西南部、农安西部及西北部、农安东北、沐石河以东的荒地招民领种。这些土地横跨在早已开放荒地的中间，故称“夹荒”。位于农安县城以西及西南部的称“西夹荒”。
        随着人口的增加，东北的城镇也逐步发展起来，如：1814—1820年（清嘉庆朝晚期）双城市原名双城堡 ，屯田立屯，设置协领衙门，以其东南金代两古城（俗称“双城子”，即“达河寨”、“布达寨”，今五常县境内）遗址，命名“双城堡”，光绪初年，添设民官，称双城厅，驻双城堡。
        公元1825年（道光五年）长春厅移治所于宽城子，农安乡在古城黄龙府的遗址上开始修建城镇。在道光年间，农安城已成为长春厅管辖区内最大的集镇，商业贸易十分兴盛，商人从锦州、营口、大连、沈阳购进日用工业品，外销农副产品。远在二、三千里外的内蒙商队，赶着牲畜，车载皮张、葵花籽等土特产品到农安来销售，购回白酒、烟草、米面和生活日用品，齐齐哈尔、洮南等地的客商也来农安进行交易。农安已成为远近闻名的贸易中心，向外地销售商品主要是粮食、白酒和马、骡以及其它畜产品。当时农安的白酒十分有名，尤以哈拉海世聚福烧锅著称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公元1847年 世聚福烧锅建于道光二十年，是唯一在清廷注册的烧锅。后来，农安城内有福顺源、鸿盛源、聚顺源、伏龙泉有顺升公，靠山镇有永祥和、还有三盛永和三盛玉，共8家大烧锅，成为当时农安的支柱工业。糕点铺有玉茗顺、万聚恒最为有名。玉茗顺糕点远销到武汉。农安所产的马十分有名，外销售量也很大，尤其是成为东北骡的主要产地，每到冬春两季，外地客商纷纷来到农安来购买牲畜，牲蓄市场十分旺盛。
        清廷对东北的封禁虽然严厉，但关内人民的生存条件不能改善则闯关东的脚步就无法停止。
        1833年 记载的一次山东地区黄河洪灾描述“黄流东趋，一片汪洋，灾民荡析离据”，利津有些村庄“死伤居民甚重，有一家全毙者，有淹死仅存数口者，有房屋倒塌压死者，惨苦情况不堪言状……已救出数千口，唯无安身之处，大半露宿荒郊”。
        1850年山东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5.86人，名列全国第四。1911年升为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1936年上升为第二位(每平方公里256.40人)，虽然次于江苏，但如时论所评，“以江苏工业发展的程度，占全国各省第一位故，其过剩劳力的收容量，当然增加，比山东势优。故在山东发生农民的劳力过剩和生活困难，为自然的归结。
        1855年，黄河在兰考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入渤海，一时间，河南、河北、山东诸省灾民遍野。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席卷大半个中国，难民们纷纷逃亡关东。
        沙俄入侵  领土遭侵
        关内的天灾人祸，迫使难民大批逃亡关东，难以阻止。祸不单行，北方的俄罗斯不断入侵，不仅割占中国大片领土，而且大肆渗透到东北三省，企图通过事实上的殖民，进一步割占这片土地。内忧外患，开禁已成必然之势。
        俄罗斯是一个善于扩张的民族。他们本是欧洲的国家，他们的东面是生存条件恶劣的高寒西伯利亚地区，但他们并没用因为那里的生存条件恶劣而不去占领控制。他们一直向东探索，把他们走过的那些无人区统统宣布为俄国的土地。俄国的十几个哥萨克骑兵围着贝加尔湖跑一圈，见没有人，便高兴的宣布这里从此是俄国的领土。用这种方式，他们一直将触角延伸到黑龙江流域。并利用清朝满人入关，边境守备力量薄弱的机会，向东北渗透，侵占了东北大量的土地。这就迫使清廷考虑改变东北人口稀少，守备力量薄弱的现状。
        俄国的侵入早就开始了，但由于清廷守备军力不足，不得不退让。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12月康熙派御前侍卫马武等驰抵雅克萨，向清军宣布谕旨：“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掠夺，俟鄂罗斯使至后定议”。双方进入停火待命状态。“罗刹”就是当时对俄罗斯人的称呼。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8月19日 因获悉俄使抵达喀尔喀，康熙命萨布素率雅克萨撤围官兵返回瑷珲等处休整，并于要隘处派兵守备和进行侦察。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8月19日  俄国使团抵达尼布楚，其护卫军为2600人。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12月由菲拉季耶夫等4俄商的代理人组成的商队，从尼布楚经额尔古纳堡来嫩江进行贸易。直至1903年前，该路线是俄商来华主要商路。
        1850年（道光三十年）12月穆拉维约夫根据涅维尔科依的“考察”报告，在彼得堡向沙皇作了汇报，并建议把黑龙江下游的中国费雅喀等族人民“纳入俄国国籍”。冬在俄京彼得堡召开基里亚克（费雅喀）会议。会上俄外交大臣涅谢耳罗捷、陆军大臣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不赞成占领黑龙江口，怕引起与中国冲突。沙皇下谕由皇太子主持再次开会。沙皇说：“俄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沙皇尼古拉一世降旨：保留“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夏季再派1艘军舰加强防守。
        1856年（咸丰六年）10月  沙俄政府批准了穆拉维约夫在5年内向黑龙江左岸移民1.5万至2万人的计划，并为此年拨款10万卢布。
        1856年在整个航期内，俄国船只在黑龙江上往来不绝，在左岸的一些重要地点如霍托玛、嘎努坎、奇牛山、霍尔托库和薛尔固等处"筑城安卡"，"搭棚存粮"，并派哥萨克驻守。在战略要地，还先后建立了呼玛拉哨所（呼玛尔河口对岸）、结雅哨所（海兰泡）、兴安哨所（今苏联帕什科夫北面）和松花江哨所（松花江口对面）。连同上年建立的库克曼达在内，在我国领土上新建立5个哨所。年末时，沙俄竟将霸占的我国三姓副都统所辖的黑龙江下游地区和库页库岛划为"滨海省"，设首府于庙街。
        1857年（咸丰七年）8月19日  俄船两只闯过黑龙江卡伦，驶入松花江，遭到当地赫哲人的拦截，佐领春福督众追赶60多里至图斯科地方。赫哲人以小船横于江中，并将俄船布篷扯落。次日，俄船被迫撤走。
        1857年（咸丰七年）10月  俄军200多人乘船由黑龙江入松花江，溯江上犯。吉林将军景淳派兵驾船迎阻，紧追60多里；赫哲居民闻讯后，驾桦皮舟前来拒敌。清朝官员乘势登上俄船提出抗议，并将其布篷扯落，俄人被迫折回。
        1857年（咸丰七年）10月8日  据奕山等奏报，俄人复于黑龙江左岸盖房及越卡行驶。清廷指示奕山等，仍遵前旨，晓谕海兰泡等处俄人，该国现有大臣前来谈判，应即撤回人船，静候查勘，不得随意违例，致启争端。一面妥为驶驭，勿令开衅；一面严禁沿海奸民私通贸易，以断其接济，致彼粮食匮绝，当必思返。
        1859年冬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密令穆拉维约夫，如伊格纳切夫谈判不成，就派兵占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1866年(同治五年) 8月21日 帝俄军官西尔古瓦斯奎扮作商人，随员30名乘一艘轮船，经过四方台，在松花江南岸停泊一宿。
        1883年9月7日-9日 沙俄军官路新率骑兵20余人，在江东六十四屯犁沟为记，埋立木桩，绑去屯民10人。10月24日，黑龙江将军报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进行交涉，遭到俄方无理拒绝。         防止侵扰  应对调整
        为阻止俄罗斯人的侵扰，1859年（咸丰九年）12月31日清廷开办鄂伦春、赫哲、费雅喀人团练，以使俄人稍知畏惧。
        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清廷将吉林水师营部分兵丁移驻嫩江西岸齐齐哈尔屯（今齐齐哈村）。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因征“罗刹”，于齐齐哈尔屯设火器营，派参领驻守。1689年，清廷在布特哈设总管，专辖打牲官兵，衙门在嫩江右岸的伊倭齐（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下辖97个佐领。其中达斡尔3旗、39佐；索伦5旗、47佐；鄂伦春11佐。1691年（清康熙三十年），清廷为加强齐齐哈尔边防，批准在齐齐哈尔屯建木城。后因隔江交通不便，改在江东卜奎站建城，仍以齐齐哈尔名城，是为齐齐哈尔建城之始。 1732年（清雍正十年）为加强边防，清政府于呼伦贝尔沿线设台，从布特哈旗抽索伦、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兵丁十至百人不等驻守延博霍托（博克图）。但由于边境地区人口稀少，难以阻止俄人的侵入。
        关门紧闭  关外放荒
        在开禁之前，东北的一些地方，为了“移民实边”，已经开放一些地方允许移民垦荒。如：1791年（清乾隆五十六年），郭尔罗斯前扎萨克（旗长）恭格拉布坦同意开放其旗南的游牧地，招关内移民来此垦荒。
        在游牧地开放以后，旧《农安县志》载：最早来到这片荒地上的只有20户人家，其中靠山屯8户，高家店3户，好来宝7户，两家子7户，那时，今县城还没有1户人家。据这些户人家的后代讲，他们的先人大都是来自山东省的登州、莱州、青州三府，多因当地旱涝灾害频繁，为了求得生存，到关外来垦荒，闯关东的人，有的推着车子，有的挑筐、背蒌、里边装着孩子、干粮和衣物，徒步往郭尔罗斯前旗以南的游牧地来安家落户。他们不畏艰难险阻，背井离乡，来到这荒无人烟的蒙古族游牧地，对这里的气候、环境又不适应，要在这里生存下去，经受磨难是可想而知的，最先来到此地的逃荒户，在荒野上搭个马架子有了住处，刨荒种出来粮食得以充饥，于是便有更多的山东老乡踏着他们的足迹，也来到了这里。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来此垦荒者一年比一年更多。待到光绪初年，今农安一带已经是五里一小屯、十里一大屯，炊烟四起，鸡犬相闻，田园葱绿，开垦的土地已经连成一片了。
        跑马占荒，是蒙古王公放荒初期实行的一领荒办法。领荒人雇佣给荒地权属者的蒙古人做一个月的劳役后，就可领到30公顷荒地。这种领法主要在东荒，就是今农安以东一带，叫月字荒。另一种是垦荒人到长春厅荒务局，按照蒙员指定的地域，办个垦荒手续，一次可领一方地，含有45公顷荒地和2公顷房园地。每年每亩荒地交租粮5升，每升约5市斤左右，十年不变。这种领法，主要是西荒，在农安以西一带，叫方字荒。到了道光年间，领荒者日渐大增，前面说的那两种办法不适应了，蒙公为了加快放荒速度，减少丈量的繁锁，想出了跑马占荒的办法，这种办法是：荒务局的管员、蒙员、荒地权属人和领荒人四方，各带骑马数匹，共同到指定放荒地点，先由管员事先写好两个阄，再由管员或蒙员指定领荒人或权属人抓其中的一个，拆开阄纸，如上面写的是领荒人，就由领荒人任意选匹好马，用其跑马占荒。马跑之前，举行仪式，领荒人向要骑的那匹马行抱拳礼，然后谢念天地人三皇恩典，祈祷天神、土地保佑再向蒙员、管员和权属者应下如期如数缴纳兵饷王租的承诺。领荒人骑上马背，由权属人递上一条马鞭子，沿着事先指定的骑马跑四至方圆，以不落马为前提，在一柱香的时限内，跑完多大方圆就可领到多少荒地。一般都可以领到少则百公顷多则几百公顷乃至上千公顷的荒地。领荒人自己并不能全部开荒，而是将其中一部或大部，有价转让给闯关东的拓荒户，领地人多半成了荒揽头，从中获得相当数额的利益。
        在今农安境内放荒之初，由于荒地所缴纳税赋地租低廉，且又多为水草丰盛地势平坦的荒地，人们垦荒的劲头很高。春开春荒，夏垦伏荒，秋拓秋荒，冬天放火烧荒，早出晚归，一锹一镐，一犁一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接替一代，开拓着、扩展着，使一片片大荒甸子变成了良田沃土。         移民实边  东北解禁
        鉴于沙俄对领土的蚕食，1860年（咸丰十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数次上奏，要求“解禁”。清政府顺势宣布“移民实边”，广招汉民，出关开垦。从此，东北解禁，前往关东谋生就已合法。关闭的山海关大门重新向流民敞开，流民入关东谋生，不再视为非法，只因“闯关东”一词已约定俗成，也就成为流民去关外谋生的代名词了。
        虽然多数地方开禁，但是仍有些地方宣布永远封禁。1887年（光绪十三年）10月8日对署黑龙江将军恭镗关于开垦呼兰封禁荒田"十利"的奏请，清廷仍坚持光绪十年（1884）的决定，永远封禁。         开禁后垦荒的速度加快
        1861年，据《黑龙江省志》载，呼兰、巴彦等地相继被开垦。呼兰由民人杨继明押预保，朝廷放荒200万垧（东北地区多数地方1垧合15亩）。
        1868年，五常厅所属的皮信沟和淳水泉存底，村民佃户一次认领荒地25万垧。 
        1876年（光绪二年）《申报》八月二十四日：兹据牛庄来信云：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闻逃荒难民之言，中有一村之人，共住有二百家，今逃出至此者已一百二十家，他处可想见。
        牛庄，即今辽宁海城西２０公里处的牛庄，当时为一河港。辽河水浅，大吨位轮船进出困难，辽河入海口处的没沟营逐渐取代牛庄，成为一大港口，俗称“营口”。但人们往往仍称营口为“牛庄”。
        1878年，清政府解除汉族妇女移居关外之禁，关内汉民更是携家带眷涌进东北。更多的流民不仅来经商务工，而且定居下来。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富克锦协领衙门开放官荒，招民引佃，汉人陆续迁入，此地始有人烟。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札萨克自招外旗蒙户，放荒洮儿河夹心荒地4.2万多垧。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密山开始放荒招垦。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于蜂蜜山设招垦局，管理今密山、虎林、饶河一带的招垦事宜。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因1900年，沙俄武装入侵，被迫撤销的蜂蜜山招垦局，又重设招垦机构，隶属穆棱河招垦分局。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东北蒙地全面开禁，清政府设局丈放，盛京将军曾祺督办科尔沁右翼三旗荒务。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与札萨克郡王达成协议，蒙荒局迁到今洮安，派试用知府张心田为总办，主持丈放。勘放告竣后，于1903年7月18日(清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四日)，奏请添设洮南府。
        1909年（宣统元年）12月31日瑷珲兵备道告示称：境内沿江上下荒段，已经奏准招民开垦，不收荒价，每垧只收手续银4钱，垦熟后永归垦户管理。如随带家属前来旅费不足者，官为酌量接济。
        1909年 黑龙江省报告：户口总数为228842户，内正户139668户，附户89174户。
        1911年东三省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先后自发涌入的，规模之大，举世震惊。
        山东省是闯关东移民的最大省份，尽管一直有大量的山东流民迁移到东北，但山东的人口密度一直在增加。1911年 山东人口密度升为全国第三位(每平方公里202.24人)。         民国期间的闯关东高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闯关东又形成一个高潮。
形成这个高潮的原因；有民国期间军阀混战使中原地区惨遭荼毒的原因，也有数次重大的自然灾害，百姓大批流离失所而背井离乡向东北流动。另一个原因是奉系首领张作霖为对抗日本从日本国内向东北移民的计划而进行的主动移民。
         日本是一个岛国，地理地位决定他没有任何发展空间，因此他只能向国外发展，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得到增强，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分子就开始实行他们的扩张计划，他们侵占了朝鲜，但朝鲜是个半岛也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他们就把目光看准了东北，处心积虑的酝酿向东北实施移民计划。他们的算盘是：通过大量的移民，使大和民族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从而从根本上同化满洲，实现统治。 
尽管张作霖的统治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但他却不希望受到日本控制。为了对抗日本的移民计划，他采纳了王永江的建议，有组织、有目的地从山东、河北甚至河南、安徽等地以每年三百万人口的速度向东北大量移民，这个数量，远远超过那些俄罗斯、日本和朝鲜等地的国外移民。
        张作霖自觉从关内移民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不过，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统治东北时期，大力发展工矿商业等，使东北的经济状况大大优于关内平均水平，确实从客观上为关内流民来东北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机会。
        张作霖的对抗时间并不长，很快日本人就把不听摆弄的张作霖置于死地，在威胁利诱都无效的情况下，1928年张作霖死于日本人精心策划的皇姑屯事件中。
        1931年9.18事变，日本逐步侵占了全东北，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逃向了关内，关内民众也不愿去东北做亡国奴。已经移民的商民，也相继扶老携幼转回故乡，“凡由大连进口之轮船，无一艘不告人满”，出现移民回流潮。 同时，日本执行向东北大量移入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大陆殖民主义政策，公布了针对华北移民的《取缔外国劳动者规则》，并严加限制移民入关；闯关东的潮流中止。         伪满期间劳工向东北的流动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为了掠夺东北资源并把东北建设成侵略内地和东南亚的后方基地，在东北大量投资建厂，以保障侵略战争的物资需要，同时在中苏边境地区修筑大量的壁垒工事，顿感劳动力严重不足。但这时闯关东的潮流已经停止，只能以抓、骗等方式来满足东北对劳动力的需求，日军以抓“浮浪”的名义到处抓劳工，同时还把战争中抓到的俘虏运到东北做劳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伪满政府鉴于东北劳动力不足、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进行以及向北边开拓，急需大量劳力，重启移民之门，但那时关内民众已经不是自发自愿闯关东。伪满政府实行了可耻的强掠劳工措施。
        据统计，1936年到1945年的10年间，日本从华北诱骗、贩卖和抓捕的劳工总数约达到704.7万人，随行家属223.7万人，其中96%以上被运往东北。
        山东仍然是日本“抢掠劳工”的重灾区。
        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第二个高峰期之所以出现在1939年到1943年，“除了战乱、旱灾”，日本“到山东招骗劳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灾难加剧了恶性循环。1940年左右，山东惠民县流民闯关东者多为招骗劳工。临朐县的人口更从1939年的38万骤减到1942年的20万7千人。
        为诱骗劳工，招工者描绘了一幅幅美景。后来被招去铁矿矿工的刘宪明兄弟，1940年时正流落青岛街头，父亲和两个妹妹先后死去，兄弟俩走投无路。招工人对他们说“活不累”，“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洋楼，一天挣2元，愿意长干长干，不愿意发了财六个月就可回家”。兄弟俩以为找到了出路，报了名，“头几天确实好，吃的是细粮”，到了大连就吃的是窝窝头，“从大连坐的火车是闷罐，人和行李分车装，车上了锁”。
在河北人李向荣的记忆里，招工的经历更为凄惨。1935年，他被骗到吉林修路，劳工们“必须像牛一样低头干，稍一抬头，就乱棍抽打”，吃的是“发霉的棒子面窝头”，住在“临时搭的窝棚里”，至于工钱“始终谁也没摸到”。更有人丢掉性命，日本人拿一根大鞭子，看谁不顺眼就上去狠狠地抽一顿，有的工人就被活活打死。          解放战争初期12万大军抢占东北
        日本投降后，为了和蒋介石争夺东北，中央从山东、苏北、延安、冀热辽等地调八路军、新四军和我党干部共十二万人挺进东北，在短时间内便有10万部队和2万干部进入黑土地，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闯关东。进入东北的部队，除了利用地缘优势在苏军出兵东北后立即向东北挺进的冀热辽李运昌的部队外，考虑到山东和东北的天然联系，为了便于迅速打开东北的局面，进入东北的部队是以山东部队为主。山东的部队不足，又将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和正在南下的359旅调入东北。这12万人作为种子，在东北扎下脚跟，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辽沈战役结束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骑兵、炮兵、装甲兵、铁道兵、和空军等多兵种的百万雄师。当这百万雄师根据中央的指示出兵关内的时候，当京津一带的国军惊呼:“不好了，狗皮帽子来了”的时候，这场国共的较量就已经决定了胜负。         建国初期的开发北大荒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战乱停止，进入了稳定的时期，人口则急剧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同时，灾荒频仍，中原地区的土地再次不堪重负。一次新的关东移民高潮，在政府的号召和鼓励下掀开。 这就是开发北大荒。
        人际罕至、冰雪覆盖的北大荒下，埋藏着肥沃的黑土。政府号召关内的人们主动到关外进行“垦荒建设”。
        据资料记载，1956年，仅山东省就组织了10余万青年开赴黑龙江。资料中是这样描述的： “这年的黑龙江林甸县，突然被从山东济南历城地区响应开荒号召而来此开荒的山东人填充得满满当当。
        当年4月至5月，该县“接收山东省13836名青年志愿垦荒队员来本县垦荒，分别安排在5个区55个新村。”依据当时的军队编制，这些新村被统称为某团某连。
        两年后，山东省肥城汶阳公社的汪锡禹一家五口人也成了响应“号召”的典型，坐上火车，踏上了移民关外之路。一辆密不透风的闷罐车把他们带到了黑龙江的安康，不久，汪锡禹一家又坐上了一辆马车，也来到林甸县的新村。此时，这里已充斥着熟悉的山东乡音，汪锡禹一家迅速地适应并安顿下来。”
        在我家乡的那个村子至今仍有很多山东口音的人，在亲属中也有很多是山东人。
        在解放初期政府有计划的移民以后，仍有大量的移民向东北流动，那时户籍管理逐渐严格，尤其是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人们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以后就意味着无法得到粮食，当时把那些脱离户籍所在地的人员称为“盲流”，大概是盲目流动之意吧。但在北大荒地区，由于还有较多的荒地可以开垦，很多“盲流”投亲靠友来到北大荒，更有很多关内女青年通过亲属的介绍来到东北“找对象”，达到移民东北的目的。过去东北有个顺口溜：“北大荒真荒凉，又有狍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那时候东北男多女少，找不到媳妇的“跑腿子”到处都是，加上数万部队官兵就地转业进行农垦，北大荒的男女比例更加严重失调，关内贫困地区的姑娘们通过亲属、老乡等关系的介绍来到东北与当地的男人结婚而在东北落户。这部分人应当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在我老家的那个屯子里，1946年时一半以上的住户都是“跑腿子”，1966年我再回到那个屯子的时候，基本已经没有“跑腿子”了。我有个舅舅在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在婴儿的时期，家里来了“胡子”（土匪），家里的其他人都跑了，我舅舅在炕上睡觉，不知什么原因没被带走，一个从窗户蹦进来的“胡子”一脚踩在了舅舅的背上，从此留下残疾。舅舅成了罗锅，弓着的身子背后永远的有了一个高高的大包。这样的残疾在本来就缺少女人的当地找不到“对象”，后来有人将他的照片带到山东，毕竟照片上是看不出来罗锅的，很顺利的找到了“对象”，那姑娘随介绍人来到东北与我舅舅见面，发现我舅舅是罗锅时，后悔已晚，虽然哭天喊地悲痛欲绝，但是一个姑娘家千里迢迢，无亲无靠，身无分文，也无法回山东了，只好与我舅舅结了婚。那时是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社员除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是不允许做别的行业的，我舅舅因为是残疾人，可以从事其它工作，他学了裁缝，给屯子里的人们做衣服，生活比一般的社员要好的多，但舅妈仍然委屈了一辈子，每次和舅舅闹矛盾都要喊：“从关里到关外我找你这个甭”。
        就是这个舅舅，一次去山东时，带了本屯一个姓白的青年的照片，准备在山东给这姓白的青年找个对象，但当他带了一个山东姑娘回到东北时，那白姓青年已经同别人结婚了，舅舅见我的一个表兄还没有结婚，就把这个姑娘介绍给表兄了，我的这个表兄天生嗓子有缺陷，说话口齿不清，在当地找“对象”也比较费劲，就这样“捡”了个媳妇，我的这个表兄勤劳肯干，又是修理拖拉机的高手，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唠起嗑来我这个表嫂总说：“俺有福”。直到20世纪80年代，那个屯子里仍然有人在娶山东的媳妇。
    我在很小的时候曾随母亲去黑龙江的密山探亲，在我的记忆中在一个换车站（应该是在哈尔滨站）换车时，检过票的人们奔跑着向车上挤，从穿着打扮看都是很贫困的关内来的人，后来知道那都是闯关东的人们。         知青下乡，文革中的人口大迁移
        最近的向关东的人口大迁移应该是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1968年时，经历过文革的初高中学生们在即无法学习也无法就业的情况下，成了社会的难题。各个城市中数量庞大的学生群刚经过动乱，如不能有效安置则极易出现问题。不得已把他们全部下放到农村。各省都要消化安置本省的知青。北京上海的知青在本地是很难安置的，就把他们全部安置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也是一次有组织的庞大的闯关东兵团。据1977年黑龙江垦区有关部门的统计：1968年至1977年黑龙江垦区共安置知青772841人，其中农场职工子女223274人，实际安排城市知青549567人，这近55万知青中，除部分黑龙江知青外，多数都来自关内的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因此也是一次规模庞大的闯关东，只是这次基本上没有山东知青。
        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了，关内改革的进展比东北快得多。山东省的改革也比较迅速，人们的生活开始好转，闯关东也自然停止了。随后，山东的经济状况好转，很多已经在东北落户的山东人又开始向山东回流了。闯关东的历史从此结束。         漫漫关东路
        闯关东的路途是充满艰险的，早年很多闯关东的人都死在路途中。开始时从海路进东北时坐小舢板，遇到大的风浪往往葬身海底，能安然踏上东北土地的十之一二。
         一个叫刘文忠的人，老家在山东省蓬莱市小濠岛村。1893年秋天，由于蝗虫灾害，庄稼颗粒无收，刘文忠祖辈们一家的生活终于再也无法支撑。刘文忠的爷爷决定要带着全家老小出来逃荒。一家8口人划着小舢板出海。船行不久，海上骤起大风，小舢板整整在海上漂了两天。快要漂到旅顺的岸边时，又袭来了一阵巨浪，一家8口人中的6个人在一刹那间就都被海浪卷走了，只剩下刘文忠父亲和姑姑被海浪卷到岸边，活了下来。在当地好心人的照料和收留下，才得以幸存。
        20世纪始，从山东到大连、营口、旅顺逐渐开放定期轮船，安全才基本有了保证。但那船舱的条件却相当恶劣。一个叫李统信的人，全家在1939年去大连时，坐的就不再是刘文忠当年那种小舢板，而是一艘叫“大连丸”的日本轮船。由于没钱，李家人只能挤在最低层的下等舱。船舱里弥漫着晕船者的呕吐物和大小便混杂的臭味儿，仿佛公共厕所，这味道让李统信终身难忘。
        从海上抵达大连的山东人，少部分人留了下来，更多的人仍无以为生，只好继续向北。自19世纪末开始至民国，东北兴建起数十条铁路。遍布东三省的铁路亦成为关内民众闯关东的交通首选。据统计，整个民国时期，东北共建成20余条铁路。铁路沿线日益成为流民最钟爱的落脚处，并促使关东移民沿铁路线往纵深发展。民国时期，300多万移居黑龙江的关内流民，在铁路沿线和松花江沿岸，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居民村屯，开垦400余万垧地，增设30个治，初步形成以松嫩平原、三江平原、松花江流域和牡丹江域的主要产粮区。
        只有少部分走陆路的人从山海关直接坐火车到东北，七成以上闯关东的人，为了省钱，都是先走海路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北上。
        大连往北的铁路已四通八达，这给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省了很多脚力，但他们往往得按照盘缠的多寡，决定火车那头的目的地。据1930年日本人做的一份调查，多数闯关东者所带路资不足15日元。他们兜里可怜的一点盘缠，多半是借高利贷而来，要不就是卖房卖地，或者亲友救济。以同时期花费计算，若先走较便宜的海路，如从青岛坐最廉价的三等舱到大连，耗资约3.4日元，上岸后若转乘火车，从大连到奉天的车票是6.16日元，到吉林13.2日元。一般来说，等他们买完火车票，这些流民的兜也就空了。
        为吸引客流，“满铁”挖空心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08年开始“苦力皆靠货车运送”。“满铁”将北满的农产品运至大连，回程的空货车即用来运送关内移民，获利巨大。
        很多人连这样的货车也坐不起。1928年6月，日本人小泽茂一在大连遇到一名李姓寡妇，她们一家7口所携旅费在山东即被败兵所劫，一路步行讨饭到青岛，幸得邻居伸援手买船票到大连，寄住在一小店。他们向店家借9元派人去旅顺找在矿坑工作的长子，因延时未到，店主竟要求他们卖掉8岁的女儿还钱。
        求生的欲望，就是这样紧紧吸引着成千上万中原百姓前仆后继的脚步。他们像扑火的飞蛾，明知前途凶险，仍然忍悲含泪，一路向北、向北，甚至直抵最北端的黑河，直到找到活路。         在长达三百多年的闯关东移民潮中，一波一波的移民不断地涌向东北。但是，他们很少只身闯关东，往往以家庭或村组的亲友为单位集体行动；他们也很少去完全陌生的地方，往往去投靠先期已在某地落脚的亲友。新移民变成老移民，而老移民又为再来的新移民指引方向，提供方便。新旧移民之间甚少冲突，更多的是相互帮扶、融合。当时东北各地都有类似同乡会的“锅伙”组织，是当时闯关东的老乡合伙做饭的地方。有穷苦的家乡人来了，“锅伙”总仗义地给个吃饭的地方，还帮着找工作。若有人发迹了，也不忘给“锅伙”凑点儿份子。
        这些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对乡土和宗族有着深切的认同感，那是他们的根。
        根，是埋藏在移民血液里的基因密码。哪怕他们已在东北生活数十年，繁衍数十代，哪怕那些移民后代根本就在东北土生土长，他们仍然记得，根在关内。一份族谱，一个地名，一首辈分排序诗，就是他们寻根的钥匙。
        如今东北的汉族，如果翻开家谱基本都是闯关东的后代。
        祖籍山东济宁、现居北京的许兰武，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大爷爷早年闯关东，死前留下遗愿，要落叶归根，葬到家乡的土里。孝顺的伯父于是将大爷爷的遗体，从漠河一直背回了老家。”
        一个叫周纯官人，1989年他费尽周折地从山东族人的手中找到一本族谱。发黄的册子上面，一行字迹让他激动万分：“康熙五十四年，周德纯、周德新兄弟，渡海北上，定居旅顺双岛夏家村。”
        我看过族人整理的家谱，我家的祖先是兄弟三人1882年从山西省太原府太谷县大关庄闯关东来到东北的，走到沈阳时，走失了一股，剩下兄弟俩到延吉官道口一带落脚谋生。我的爱人也说她的老家是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但是现代的东北年青一代，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关内的什么地方了。
        闯关东的历史结束了，但闯关东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