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俄罗斯约瑟芬josephine:雅贿”历史潜规则与当代贪官三次“收藏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19:21:28
“雅贿”历史潜规则与当代贪官三次“收藏热”
核心提示：“雅贿”在明代臻于极致。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书画成为官场交际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张大千·青绿山水画立轴（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大地》2010年第10期，作者：朱中原，原题：《“雅贿”潜规则与当代中国贪官三次“收藏热”》
2010年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
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除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
但据证实，文强收到的那幅曾被鉴定价值高达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最终被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般仿品。
文强的落马，再一次掀起了官场“雅贿”的浪潮。
知情人士透露，比起其他落马官员来，文强所接受的“雅贿”，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当年“远华案”的始作俑者赖昌星，其贿赂官员的惯常手段即是“雅贿”，且数额令人触目惊心。
行内人士告诉记者，“雅贿”文物的真伪其实不是最主要的，只要其能发挥作用就行。
“雅贿”文物，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真道假道各行其是。
“雅贿”古与今
官场“雅贿”由来已久。
“雅贿”在明代臻于极致。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书画成为官场交际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明嘉靖时，奸相严嵩官居首辅，权倾朝野，又聚贿不止，时人谓之“钱痨”。他和养子严世藩雅好书画，于是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投其所好。为了迎合严嵩父子，王世贞的父亲都御史王忬不惜“悬厚价”购买宋代画家的《清明上河图》，最后，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才买到，“遽以献”，却是一幅赝品，结果惹怒了严氏父子，身送西市。
按沈德符的说法是：“贪残中又带雅趣。”
晚清官场贪腐之风盛行，京官普遍受贿，并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如盛宣怀想升为尚书，其心腹报告，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
清乾隆时大贪官和珅，素以“雅贿”著称。和珅作为乾隆身边的红人，本身即有万贯家财，所以，下面的官员行贿，根本不需要直接送钱，倒不是因为送钱不安全，乃是因和珅对银子根本就没有多大兴趣，倒是对古玩字画兴趣颇多。
收藏界人士透露，和珅府藏名画，价值过百亿。而和珅的这些古玩字画，又有相当一部分敬奉给了乾隆。乾隆对古玩字画钟爱如命。其宫中所藏古玩字画，可谓价值连城，为此，乾隆还专门组织编撰了一部传世古书画集《石渠宝笈》，其中收录之大部分古书画，如今已成拍卖市场之新宠，甚至屡出天价。
和珅算不得奸臣，但却是大贪。和珅能成为乾隆的红人，关键在于其能投乾隆所好。而乾隆最好的就是书画古玩。
原中国书协副秘书长、著名书法家刘正成表示，当今中国的书画市场和收藏热的勃兴，主要不在于公众的收藏兴趣，而在于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和官员的需求。企业家投资书画，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炒作赚钱，二是给官员行贿送礼。
一部名为《谁在收藏中国》的畅销书称，当代中国贪官“收藏热”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
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
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勃兴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购藏、买卖古玩字画，已成当今不少官员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
落马官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有一支“特别能赚钱的笔”，他跑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管写的内容是什么，他大笔一落，钞票就会滚滚而来。
据报道，胡长清在江西为官数载，南昌市不少酒店、商场、夜总会、汽车站、药铺等“露脸”的企业，纷纷上门请胡长清题写招牌，或制成金字或制成霓虹灯炫耀。一时间，胡长清的题字几乎随处可见。胡长清每题写一个牌匾，有关单位要送数千到数万元不等。
为此，江西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则顺口溜：“东也胡，西也胡，洪城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
成克杰也是如此，在广西南宁市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这位“成大主席”的题字、商匾，他的“墨宝”少则千元，多则万元，开始在南宁，后来扩展到县城。
胡长清、成克杰东窗事发，南昌市和南宁市都先后掀起了众商家铲字的热潮。
像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爱好书法”的官员，在国内并不罕见，且有愈来愈多之势。
据报道，某省辖市有一位当地长官的题匾到处都是，当地老百姓说，他的“千金大字”就差未题到厕所里去了。
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在字画拍卖环节一位“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
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表示，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洗钱”新招
曾几何时，古玩店和拍卖行一度成为官员“洗钱”的场所。
业内人士透露，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如果遭遇调查，官员往往以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据此瞒天过海。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京城“雅贿”之风极盛，当时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更为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这些古董商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拿货渠道之一。
古玩店老板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一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
“最后往往是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这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一位拍卖行人士如是表示。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并不复杂。曾写过官场“雅贿”的畅销书作家浮石说，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
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勃兴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购藏、买卖古玩字画，已成当今不少官员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
落马官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有一支“特别能赚钱的笔”，他跑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管写的内容是什么，他大笔一落，钞票就会滚滚而来。
据报道，胡长清在江西为官数载，南昌市不少酒店、商场、夜总会、汽车站、药铺等“露脸”的企业，纷纷上门请胡长清题写招牌，或制成金字或制成霓虹灯炫耀。一时间，胡长清的题字几乎随处可见。胡长清每题写一个牌匾，有关单位要送数千到数万元不等。
为此，江西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则顺口溜：“东也胡，西也胡，洪城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
成克杰也是如此，在广西南宁市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这位“成大主席”的题字、商匾，他的“墨宝”少则千元，多则万元，开始在南宁，后来扩展到县城。
胡长清、成克杰东窗事发，南昌市和南宁市都先后掀起了众商家铲字的热潮。
像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爱好书法”的官员，在国内并不罕见，且有愈来愈多之势。
据报道，某省辖市有一位当地长官的题匾到处都是，当地老百姓说，他的“千金大字”就差未题到厕所里去了。
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在字画拍卖环节一位“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
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表示，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洗钱”新招
曾几何时，古玩店和拍卖行一度成为官员“洗钱”的场所。
业内人士透露，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如果遭遇调查，官员往往以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据此瞒天过海。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京城“雅贿”之风极盛，当时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更为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这些古董商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拿货渠道之一。
古玩店老板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一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
“最后往往是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这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一位拍卖行人士如是表示。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并不复杂。曾写过官场“雅贿”的畅销书作家浮石说，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核心提示：“雅贿”在明代臻于极致。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书画成为官场交际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张大千·青绿山水画立轴（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大地》2010年第10期，作者：朱中原，原题：《“雅贿”潜规则与当代中国贪官三次“收藏热”》
2010年4月14日，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
此前，文强收受赃物曾公开展示，除堆成小山的钞票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
但据证实，文强收到的那幅曾被鉴定价值高达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最终被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一般仿品。
文强的落马，再一次掀起了官场“雅贿”的浪潮。
知情人士透露，比起其他落马官员来，文强所接受的“雅贿”，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当年“远华案”的始作俑者赖昌星，其贿赂官员的惯常手段即是“雅贿”，且数额令人触目惊心。
行内人士告诉记者，“雅贿”文物的真伪其实不是最主要的，只要其能发挥作用就行。
“雅贿”文物，有的以假充真，有的以真当假，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各有各的道。真道假道各行其是。
“雅贿”古与今
官场“雅贿”由来已久。
“雅贿”在明代臻于极致。明代书画是可以充当俸银的，既然可以充当俸银，自然也可以充当礼金。于是，书画成为官场交际的利器，“雅贿”蔚然成风。
明嘉靖时，奸相严嵩官居首辅，权倾朝野，又聚贿不止，时人谓之“钱痨”。他和养子严世藩雅好书画，于是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投其所好。为了迎合严嵩父子，王世贞的父亲都御史王忬不惜“悬厚价”购买宋代画家的《清明上河图》，最后，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才买到，“遽以献”，却是一幅赝品，结果惹怒了严氏父子，身送西市。
按沈德符的说法是：“贪残中又带雅趣。”
晚清官场贪腐之风盛行，京官普遍受贿，并认为取诸地方和下级官员是理所当然。如盛宣怀想升为尚书，其心腹报告，摄政王载沣号称“极廉洁”，但其妻“八姑则专爱钻戒，两弟则既爱财，又爱马……只要派一可靠之人进京运动，一拍即合……”
清乾隆时大贪官和珅，素以“雅贿”著称。和珅作为乾隆身边的红人，本身即有万贯家财，所以，下面的官员行贿，根本不需要直接送钱，倒不是因为送钱不安全，乃是因和珅对银子根本就没有多大兴趣，倒是对古玩字画兴趣颇多。
收藏界人士透露，和珅府藏名画，价值过百亿。而和珅的这些古玩字画，又有相当一部分敬奉给了乾隆。乾隆对古玩字画钟爱如命。其宫中所藏古玩字画，可谓价值连城，为此，乾隆还专门组织编撰了一部传世古书画集《石渠宝笈》，其中收录之大部分古书画，如今已成拍卖市场之新宠，甚至屡出天价。
和珅算不得奸臣，但却是大贪。和珅能成为乾隆的红人，关键在于其能投乾隆所好。而乾隆最好的就是书画古玩。
原中国书协副秘书长、著名书法家刘正成表示，当今中国的书画市场和收藏热的勃兴，主要不在于公众的收藏兴趣，而在于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和官员的需求。企业家投资书画，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炒作赚钱，二是给官员行贿送礼。
一部名为《谁在收藏中国》的畅销书称，当代中国贪官“收藏热”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候的贪官很“土”，只知道收藏现金，往往一出事就在他们家里搜出一大堆纸币或存折，通常是数数钞票就可以给他们定罪；
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
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勃兴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购藏、买卖古玩字画，已成当今不少官员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
落马官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有一支“特别能赚钱的笔”，他跑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管写的内容是什么，他大笔一落，钞票就会滚滚而来。
据报道，胡长清在江西为官数载，南昌市不少酒店、商场、夜总会、汽车站、药铺等“露脸”的企业，纷纷上门请胡长清题写招牌，或制成金字或制成霓虹灯炫耀。一时间，胡长清的题字几乎随处可见。胡长清每题写一个牌匾，有关单位要送数千到数万元不等。
为此，江西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则顺口溜：“东也胡，西也胡，洪城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
成克杰也是如此，在广西南宁市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这位“成大主席”的题字、商匾，他的“墨宝”少则千元，多则万元，开始在南宁，后来扩展到县城。
胡长清、成克杰东窗事发，南昌市和南宁市都先后掀起了众商家铲字的热潮。
像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爱好书法”的官员，在国内并不罕见，且有愈来愈多之势。
据报道，某省辖市有一位当地长官的题匾到处都是，当地老百姓说，他的“千金大字”就差未题到厕所里去了。
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在字画拍卖环节一位“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
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表示，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洗钱”新招
曾几何时，古玩店和拍卖行一度成为官员“洗钱”的场所。
业内人士透露，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如果遭遇调查，官员往往以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据此瞒天过海。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京城“雅贿”之风极盛，当时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更为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这些古董商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拿货渠道之一。
古玩店老板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一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
“最后往往是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这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一位拍卖行人士如是表示。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并不复杂。曾写过官场“雅贿”的畅销书作家浮石说，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第二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初，贪官们更加年轻化、知识化，他们除收藏现金外更偏重收藏美女，只要把他们从情妇的床上揪下来就可以“人赃俱获”；
第三次浪潮则是在中国文物市场勃兴以后，“精英化”的中国贪官们精通经济、“略输文采”，受贿不收现金，只收文物。这种变化的好处是回避了直接的钱权交易概念，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的价格无法准确衡量，不容易定罪。假若不出事，收藏文物也是保值升值的最佳选择。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购藏、买卖古玩字画，已成当今不少官员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
落马官员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有一支“特别能赚钱的笔”，他跑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管写的内容是什么，他大笔一落，钞票就会滚滚而来。
据报道，胡长清在江西为官数载，南昌市不少酒店、商场、夜总会、汽车站、药铺等“露脸”的企业，纷纷上门请胡长清题写招牌，或制成金字或制成霓虹灯炫耀。一时间，胡长清的题字几乎随处可见。胡长清每题写一个牌匾，有关单位要送数千到数万元不等。
为此，江西民间曾流传过这样一则顺口溜：“东也胡，西也胡，洪城上下古月胡；南长清，北长清，大街小巷胡长清。”
成克杰也是如此，在广西南宁市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这位“成大主席”的题字、商匾，他的“墨宝”少则千元，多则万元，开始在南宁，后来扩展到县城。
胡长清、成克杰东窗事发，南昌市和南宁市都先后掀起了众商家铲字的热潮。
像成克杰、胡长清这样的“爱好书法”的官员，在国内并不罕见，且有愈来愈多之势。
据报道，某省辖市有一位当地长官的题匾到处都是，当地老百姓说，他的“千金大字”就差未题到厕所里去了。
在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6人的赃物拍卖会上，在字画拍卖环节一位“明星”买家对记者说，他是做企业的，快过年了，免不了要到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看看领导。“现在很多领导喜欢字画收藏，从拍卖会上买些字画，特别是有背景人的收藏，省事又讨领导喜欢，何乐而不为？”
一些参加竞拍的合肥市民也表示，竞拍赃物是因为“快过年了，买一件古董回去送给领导……”
“洗钱”新招
曾几何时，古玩店和拍卖行一度成为官员“洗钱”的场所。
业内人士透露，古玩店有自己的“洗钱”流程。“关系官员”把收到的古玩字画（不论真假）放在古玩店或拍卖行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古玩真假难辨，市场价格弹性极大；新艺术品的价值判断主观性极强。正是基于此，古玩艺术品以其容易变现又相对隐蔽的特点，成为高端贿赂的“新宠”。
如果遭遇调查，官员往往以一句“我以为是不值钱的赝品”，据此瞒天过海。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写道：清朝末年，京城“雅贿”之风极盛，当时琉璃厂多数古玩店已沦为行贿受贿的掮客，而官员们则把自家文物放在古玩店由其代售，送礼者掏大价钱买了再送给官员。双方不提一个钱字，大把黄金白银却源源不断地通过古玩店流进官员腰包。
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的另一个更为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
对这些古董商来说，拍卖会也是他们重要的拿货渠道之一。
古玩店老板的经验是，如果看到一个他们感觉明显不入流的物件，结果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是品相极好，或者拍卖的起拍点明显不符合实物价值，基本上他们就应该起身走人了。
“最后往往是有人以明显高于实物的价格把这个所谓的古董拍回去，谁也不知道这东西是谁卖的，又是谁买的。”一位拍卖行人士如是表示。
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并不复杂。曾写过官场“雅贿”的畅销书作家浮石说，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
“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成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