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rection造句: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

2008-01-25    汤一介    乾元国学圈    点击: 966
摘要：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身心合一）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为此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可以说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以特别的重视。
一
《儒学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我曾讲过多次，上世纪80年代讲过，90年代也讲过，现在到21世纪还讲。不仅我讲，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讲，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在此时此刻，我们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雅斯贝尔斯（1883年-1969年）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①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二是在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之际，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在《人文价值再思考》中说：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这就是说，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有“文化自觉”，要确立“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我们的文化上的自主地位，既不是“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要使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牢固，根深才可以叶茂，必须坚持文化自主性，并且也要充分吸收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滋养我们自身。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就必须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人类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促使“新的轴心时代”和我们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呢？
二
进入２１世纪，可以说在我们国家出现了“国学热”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解释。所谓“国学”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管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意思是说：乐师的职责是管理国学的事务，这个国学事务是教国子的音乐舞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对“西学”而言。这是由于，我们面对“西学”的输入，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和吸收、消化“西方”文化，这就形成了百多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
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我简单作点介绍：
１．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的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们国家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②。
２．对这种观点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来自“自由主义派”，他们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反动，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会让中国成为一个儒教的伊朗，“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为专制主义服务”③。另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真正的救世主只能是马克思主义”④。
３．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的肯定，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所谓“良知的坎陷”）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也还有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1994年杭州会议上，杜维明放弃了认为“三纲”有价值的看法，而“五常”还有价值，这是他的一个改变。还有关于“文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有其意义，但他把“文化中国”分成若干圈，核心圈为“大陆”、“台湾”等；第二圈为海外华人；第三圈为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各国；第四圈是研究和欣赏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等等。但他有个观点是可讨论的，他说：“文化中国的范畴很广，有一批与中国没有血缘关系，但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也是文化中国的一部分，像释迦牟尼，马克思等。”这也许很成问题。如此类推，可以有“文化欧洲”，“文化美国”，而中国的思想家，如孔、孟、老、庄等等，在他们那里有影响，也就是他们的一部分。
４．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等等。
到底对儒家思想应如何看，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今天对它有多种看法，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因为学术文化问题只能在自由讨论，在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实现，在不断地理性地对话中前进。
当然，我自己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的，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有某些方面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具有普适意义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以现代的诠释。第二，虽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和他们的哲学思考并非都不如我们今天，有些问题很可能是万古常新的，例如中国哲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第三，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的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的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从我国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已经证明这一点。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当然是他们的优秀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第四，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全盘同化。
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要对“儒学”进行分析，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否从三个角度来看“儒学”，一是政统的儒学；一是道统的儒学，一是学统的儒学。
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它对封建集权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在儒家思想中特别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这虽有可取的一面，但却流于把道德的作用绝对化，而使中国一直是“人治社会”，而很难实现“法治社会”；而且很容易使政治道德化，而美化政治统治；又使道德政治化，使道德为政治服务。当然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政治哲学也对消解专制统治起限制作用，如“以德抗位”，“民为贵”、“诛一夫”（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⑤ 往往也可以用“天”来压制君权。“畏天命”，要对“天”有所敬畏，甚至“天人感应”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起抑制“皇权”的作用，利用天降灾异，有臣子就上书警告皇帝，于是皇帝不得不下罪己诰。但总的说来儒学在历史上被政治利用起的消极作用更明显。特别是“愚忠”，“吾皇圣明，臣罪当诛”，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所以对儒学在受政治利用的情况下，问题较多。
“道统”的儒学：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文化派别，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有影响，必有其传统，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有儒释道三家，都有其传统。因为有传统的学术文化它才能不断发展，儒家是更为自觉的继承着其传统，它以继承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为自任。“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此，我们今天当然也应自觉地继承我们的文化传统。但是对自身“道统”的过分强调就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而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而在历史上某些异端思想的出现，恰恰是对主流思想的冲击、甚至于颠覆，这将为新的思想开辟道路。儒家从总体上说，是比较有包容性的，如他们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但有时也存在强烈的排他性，例如孟子的“拒杨墨”，批评杨朱和墨子“无父、无君”这就过分了。如韩愈的排佛，佛教在当时确有问题，浪费国家财力过大，但韩愈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让僧尼都还俗，佛经都烧掉、佛寺都改为民居），也有点过分吧！因此，派性过强不大好。
“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传统，是指它的学术理念，也许在这方面，儒学的正面价值比较多，它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比较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在当前甚至以后，都不应把它意识形态化。学术最好归学术，不应依附于政治，不能定于一尊，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我们对古来圣贤为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必须经过分析，并给以现代诠释，以揭示其既能对我们当前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又能对全人类社会合理和全面的发展有普世意义，儒学必须“日日新，又日新”才能成为我们的真正精神财富。
三
对于一种学说作出价值判断，当然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考虑，可以从政治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等方面来考虑，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应是对它的价值作哲学的判断。为此，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社会国家、当前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以此作为我们思考哲学问题的出发点。
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有什么？我想，归纳起来有三大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目前人与自然的矛盾已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包括人我问题（人与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三是，人自身身心内外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前人类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和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人自身的矛盾。而这三个问题应和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和当今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我认为，我国儒家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这三个哲学命题，也许可以说为我们解决上述三大矛盾提供了某些宝贵的思路和应该特别重视的思想资源。当然，我没有意思说，这些问题光靠儒家思想都可以解决。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时，我们回头看看20世纪的历史，可以发现过去这个世纪是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世纪，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但同时又是充满矛盾斗争的悲惨世纪。在这百年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战争非正常死亡的人何止几千万，大量破坏了人类多少世纪辛勤建造的文化遗产。而我们的国家，在百多年来经历了种种苦难，同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从文化上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对传统几乎全盘否定，而又拒绝吸收西方的某些先进文化，致使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道德真空”、 “环境污染”、“金钱拜物教盛行”等等，这些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不能不引起世人高度重视。那么如何办？我想，不仅我这样想，而且许多学者都这样想，我们能不能从我们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中发掘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某些思想资源？许多学者在努力寻求。当然，必须注意，我们决不能认为思想文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认为思想文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就可能导致“文化决定论”，这就像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社会问题一样，而导致“科学主义”的“科学万能”歧途。因此，我们讨论“儒学的现代意义”只是说，它有些什么样的资源和思路，可以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给以某种可以思考的路径，给以一种为解决问题的提示方向。
四
关于“人和自然矛盾”的问题。1992年世界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个《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在其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我认为，这话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将会遇到严重的危机。科学技术高度发达，虽然可以给人们造福，但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在他们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大量破坏自然的工具，而且也掌握了毁灭人自身的武器。对自然界的无量的开发和破坏，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毒化，环境污染、人口暴涨，生态平衡的破坏，不仅造成“自然和谐”的破坏，而且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已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这种情况的存在，应该说和西方哲学“主―客”（认识的主体与认识的客体）二分的思维方式有关，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的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哲学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这就是说，西方哲学长期把精神和物质看成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以“外在关系”（“人”和“自然”是互不相关的二元）立论，或者说其思维模式以“心”、“物”为独立的二元，研究一个可以不牵涉另外一个。这就是说欧洲（西方）的思维模式从轴心时代的柏拉图起就是以“主―客”（即“心―物”或“天―人”）二分立论。然而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上与之有着根本的不同，也是在轴心时代就以“天人合一”（即“主客相即不离”）立论。
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可以说是《周易》，在1993年于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
礼，交之行述也。
乐，或生或教者也。
书，□□□□者也。
诗，所以会古今之诗是也，
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
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
这些竹简大概是在公元前300年前的东西。从这个记载看，“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是说：《周易》是研究天道（天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的秩序）会通道理的书。这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研究“天”不能不牵涉到“人”，研究“人”也不能不牵涉到“天”，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其实在《论语》中也已经透露出这一消息，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虽然没有听到过孔子讲“性与天道”的言论，但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就说明当时人对“人性”（人）与“天道”（天）的关系问题十分关注。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看，人们最初遇到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界”（天）的关系问题，因为人要生存就离不开“自然界”。所以在中国古代一直都在关注“天人关系”问题。当然对如何处理和看待“天人关系”自古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应顺应自然；有的学者认为应利用“天”来为人服务，“制天命而用之”；有的主张“天人交相胜”等等。但儒家思想的主流多主张“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可以说其起源很早。我们知道，《周易》本来是一部卜筮的书，它是人用来占卜、问吉凶祸福的。向谁问？是向“天”问，“人”向“天”问吉凶祸福，《易经》记述了这些，所以这就成为“天”、“人”关系的书。后来，出现了对这部书的种种解释，这就是《易传》。特别是其中的《系辞》可以说是对《易经》的一种哲学解释。既然《易经》所要解决的是“天人”关系问题，那么“人”和“天”究竟是个什么关系？《系辞》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它认为：《易经》这部书无所不包，既包含“天道”、“地道”，也包含“人道”，虽然“天道”表现为阴和阳，“地道”表现为“刚”和“柔”，“人道”表现为“仁”和“义”，但是这三者的道理是统一的，都是乾坤的表现。宋儒张载说：“三才两之（三才指‘天’、‘地’、‘人’），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地）人一也，阴阳其气，刚柔其形，仁义其性。”⑥ 《易》把天（地）和人统一起来看，所以天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体。为什么用“乾”、“坤”来表述“天”、“地”、“人”的统一，这是由于《易传》有个看法，因为“乾”是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坤”是指“地势坤，君子以载德载物”的。因此，“人”对“天地”（天）负有特殊的责任。“人”应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来担当天地所要求的大任。张载说，“天道”和“人道”从“道理”上说是统一的，如果要知道做人的道理不能不知道“天地”的道理，能知道“天地”的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人”（社会）的道理。所以宋儒对“天人合一”思想发挥得更加深刻了，例如程颐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照儒家看，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更不能把“天”“人”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不能研究其中一个而不牵涉另外一个。朱熹说得更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⑦“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人初产生时，虽然得之于天（由天产生的），但是一旦有了人，“天”的道理就要由“人”来彰显，即“人”对“天”就有了一个责任。如果没有“人”如何能体现“天”的活泼气象，如何体现“天”的“自强不息”，“地”的“厚德载物”呢？所以人应该知道“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不能分割为二。所以《郭店竹简·语丛一》中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知道了“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和“人道”（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这样才叫做知道“天”和“人”有一个统一的道理，然后才可以知道“天”（天道）和“人”（“人道”，社会）发展的趋向。孔子说：“知天命”。“知天命”就是说“人”应知道“天”的运行发展的趋势。孔子又说：“畏天命”，要对“天”有所敬畏，不能随便破坏“天”的发展规律。因为中国哲学一向不把“天”看成一死物，而把它视为是有机的，连续性发展的，有生意的（生生不息的），与人为一体的。“人”的存在离不开“天”，这是大家都能懂得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人”有时把自己置于与“天”对立的地位，肆意地破坏“天”，把“天”作为征服的对象呢？这是由于他们把“天”和“人”看成只存在着一种外在的关系，而不了解“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息息相关的内在关系。“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不同，“外在关系”是说在“天”与“人”二者之间是各自独立的，各不相干的；而“内在关系”是说在“天”、“人”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即不离的关系。因此，“天人合一”虽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很古老的哲学命题，它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石，它同时也是一常新的人类社会需要不断给以新的诠释的命题。我们在考虑人类自身问题时，必须考虑与“天”（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且应是接着“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不断深入探讨“天”和“人”存在着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当前人类社会不正是由于长期严重地忽略了“天”与“人”的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正在受惩罚吗？不是“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吗？
由《周易》开出的“天人合一”思想（即“易，会天道，人道也”的思想）对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矛盾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者可以给我们以下三点启发：
第一，“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要求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这是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人”不仅应“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对自然界应该敬畏，要把保护“天”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现在人们只强调“知天”，只是一味用“知识”来利用“天”，征服“天”，以至无序的破坏“天”，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科技万能）极端发展的表现。“科学主义”否定了“天”的神圣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天”的超越性，这样就使人们的人文精神失去了依托。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学说认为，“知天”和“畏天”是统一的，“知天”而不“畏天”，就会把“天”看成一死物，不了解“天”乃是有机的，生生不息的刚健的大流行。“畏天”而不“知天”，就会把“天”看成是外在于“人”的神秘力量，而使人不能真正得到天的恩惠。“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从而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责任。“天人合一”这个哲学命题，体现着“天”与“人”的复杂关系，它不仅包含着“人”应该如何认识“天”，同样也包含着“人”应该尊敬“天”，因为“天”有其神圣性。这也许正是由于中国儒家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等），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宗教性”。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起着某种宗教的功能，这就是它认为“人”依“天”所具有的“内在”品德经过自我德行修养而实现其“超凡入圣”的“超越性”。因此，“天人合一”不仅是“人”对“天”的认知，而且是“人”应追求的人生境界。因为“天”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天，而且也是神圣意义上的“天”，“人性”就其内在要求上说，以求达到“同于天”的超越境界。就这个意义上说，“人”和“天”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人”应与“天地”为一体，如孟子所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以实现其自身的超越。这样一种思维路径，不仅对我们走出“天人二分”（天人对立）的困境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人类走向理想人生境界开辟了道路。
第二，我们不能把“天”和“人”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外在关系，这是因为“天即人，人即天”，“天”和“人”是相即不离的。“人”离不开“天”，离开“天”，则“人”无法生存；“天”离不开“人”，离开“人”，则“天”的道理无法彰显，谁来担当实现“天道”的责任呢？这种对存在于“天”和“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认知正是中国哲学的特点。王夫之对此有一重要的说明。他说：我们考察自古以来学者的学说，从汉朝以来，他们对先秦儒家的学说只抓住其外在的现象，而认为《易经》只是讲“天道”的，而不知《易经》也是“人道”的根本，自从周敦颐首先提出“太极图”的学说，这个学说是研究“天人合一”的根源的，它阐明了人之始生是“天道”变化产生的结果，在“天道”的变化之中把它的精华部分给了“人”，使人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事物的“人性”，这样就可以发现“人道”（人类社会的规则）的一切日用伦常之理，就是“天道”（宇宙规律）阴阳变化的秩序。“人道”和“天道”是统一的，这点是不能违背的。“人道”本于“天道”（因“人”是“天”的一部分），讨论“人道”不能离开“天道”，同样讨论“天道”也必须考虑“人道”，这是因为“人道”的“日用事物当然之理”，也是“天道”的阴阳变化的秩序。所以张载说：《周易》这部书“得天而未始遗人”。
第三，为什么说儒家哲学认为，在“天”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即不离的“内在关系”？盖自古以来，至少由西周以来，在中国的思想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思想传统，从孔孟到程朱陆王都是这样认识的。在这个问题上，朱熹有个说法也许反映出孔子“仁学”的一贯思想，他说：“仁者”，“在天则盎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⑧ “天道”生生不息，以仁为心，“天”有使万物良好的生长发育的功能，故“人”要效法“天”，要对人慈爱，要使万物得益。这是因为“天人一体”，“人”得“天”之精髓而为“人”，故人生在世当以实现“天”的“盎然生物之心”，而有“温然爱人得物之心”，“天心”、“人心”实为一心。“人”有其实现“天道”的责任，人生之意义就在于体证“天道”，人生之价值就在于成就“天命”，故“天”、“人”关系实为一内在关系。
就以上几点来讨论“天人合一”，我们对之作哲学的理解，这样才能洞见其真精神，真价值。它是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思想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路径来看“天人关系”的，它的意义在于赋与“人”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必须在“同于天”的过程中（提高到“天”的境界），实现“人”的自身超越，达到理想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当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大可能直接具体地解决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个一个“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哲学命题，一种思维模式，认为不能把“天”、“人”分成两截，而应把“天”、“人”看成相即不离的一体，“天”和“人”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关系，无疑会对从哲学思想上为解决“天”、“人”关系，提供一有积极意义的思路。
五
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较之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复杂，它不仅涉及到“自己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矛盾，例如：对物欲和权力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野心的膨胀，造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而且有“帝国霸权”和“恐怖主义”等等。过分注重金钱的追求和物质的享受，特别是统治者的贪污腐化，欺压老百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帮派林立，黑社会的猖狂等等。在人类社会中，现在儿童有儿童的问题，青年有青年的问题，老年有老年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理解和仇视，心灵上的隔膜，使社会的和谐全失，这样发展下去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儒学是否能对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病提供某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呢？我认为，也许孔子儒家的“仁学”能对造就“人与人”，扩而大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和谐，即造就“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意思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开始时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而感情是生于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的关系开始时更加根据情（如母子之情），到后来则更加根据道义。这里的“道”是指“人道”，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或者说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原则，它虽然和“天道”有联系，但也和“天道”不一样，“天道”指自然界的（或指相对于“人”的外界）运行规律。“道始于情”是说人与人的关系的建立是由感情开始的，这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孔子的弟子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这种“爱人”的品德从何而来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爱”的品德是人本身所具有的，爱自己的亲人是最基本的。但儒家认为“仁”的精神不能仅仅停留在爱自己的亲人上面，《郭店楚简》中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对自己亲人爱到极点，那也只能叫“爱”；爱自己的父亲，扩大到爱别人，这才叫作“仁”。又说：“孝之放，爱天下之民。”对父母的孝顺要放大到爱护天下的老百姓。不过爱自己的亲人无论如何是爱别人的基础，“爱亲则方其爱人”。这就是说，孔子儒家的“仁学”要由“亲亲”扩大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要作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作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须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作为实现“仁”的准则。（朱熹四书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如果把“仁”推广到社会（全人类社会），这就是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其由人乎？”古来曾把“克己”（克服私欲）和“复礼”（复兴礼制）解释为平行的两个方面，我认为这不是对“克己复礼”的好的解释。所谓有“克己复礼曰仁”是说只有在“克己”基础上的“复礼”才叫作“仁”。费孝通先生对此有一解释，他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也许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一个关键。”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一个人要进入社会，必须对自己有个要求，例如说自己应该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你才可以遵守社会的规范（礼）；而成为社会的人；一个国家也一样，你必须对自己有个遵守世界的“公约”和“公理”的要求，这样世界公约、公理才得以维护。费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主张“克己”，对于人与人之间相处较好；而西方文化主张“扬己”，把自己抬高到别人、别国之上，这怎么能不发生冲突和战争呢？朱熹对“克己复礼曰仁”的解释说：“克，胜也。己，谓一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天理之节文也。”这就是说，要克服自己的私欲，以使之做人行事能符合礼仪制度规范。“仁”是人所具有的内在品德（“爱生于性”）；就社会生活说，“礼”是规范人的行为的外在的礼仪制度，它的作用是为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相处，“礼之用，和为贵”。要人遵守礼仪制度必须是出于其内在的“爱人”之心，才符合“仁”的要求，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对“仁”和“礼”的关系，孔子也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爱之心的礼乐那是虚伪的，是为了骗人的。所以孔子认为，人们如果有了追求“仁”的自觉要求，并把这种“仁爱之心”按照一定的规范实现于日常社会之中，这样社会就会和谐安宁了，“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种把追求“仁”的信念实践于日常实际生活之中，就是《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要求追求人生上的最高原则，即“仁”的理想；“道中庸”要求人们按照规则把“仁爱”精神实现于日常生活之中（“中庸”，用中的意思），“极高明”和“道中庸”不能分为两截，这就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之道”。我们今天要求建设“和谐社会”，孔子的这些话无疑对我们有重要的价值。《论语》中讲了许多“仁”的道理，但没有出现“仁政”这两字，但是他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泛爱众”、“举贤才”、“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等都是讲的“仁政”。“仁政”在《孟子》一书中讲得很多，意义也很广泛，其中有些虽已不适合今日人类社会的要求，但其中也许有两点很重要，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世界和平仍然有重要意义。一是孟子认为“行仁政”就要使民有恒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⑨ 孟子的意思是说：对民的道理是，要使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稳固产业，他才能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稳固产业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所以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意思是说：“仁政”首先要使老百姓有自己的土地。我想，我们要真正建立“和谐社会”就必须“使民有恒产”。就全人类社会说，就要使各国、各民族都能自主拥有其应有的财富才行，强国不能掠夺别国的财富和资源以及推行强权政治。二是孟子的“仁政”要求反对非正义战争，他认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的“道”是“道义”的意思，在《公孙丑下》中有一段记载，他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说：
域民不以封疆为界，固国不以山谷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⑩。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限制老百姓不必用国家的疆界，保护国家不一定靠山川的险固，威行天下不必凭兵器的锐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少助到了极点，连亲戚都反对他；多助到了极点，全天下都归顺他。拿天下都归顺的力量来攻打连亲戚都反对的人，那么合乎道义的君子或者不必用战争，若用战争，最后必然是会胜利的。所以儒家往往把战争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失民心者，失天下”。这个道理对一个国家内的统治者说也一样。汉初的贾谊写过一篇《过秦论》，他总结秦亡之因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并引用了一句谚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不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借鉴的吗？孔子儒家这些思想，对一个国家的“治国”者，对于世界上的那些发达国家的统治集团不能说没有意义。“治国、平天下”应该行“仁政”，行“王道”，不应该行“霸道”，不能压迫老百姓。
自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论”之后，引起了各国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在人类历史上看，由于文化（哲学、宗教、价值观念）的不同引起的冲突和战争并不少见，就是进入21世纪虽未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局部地区的战争则不断，其中无疑政治、经济是冲突和战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文化确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冲突和战争的原因，如何化解这种因文化上的原因引起的冲突甚至战争，也许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是一条非常有意义的原则。
在中国历史上，一向认为“和”与“同”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有所谓有“和同之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11}《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可见“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他平他”，是以相异和相关为前提，相异的事物相互协调并进，就能发展；“以同裨同”，则是以相同的事物叠加，其结果只能窒息生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商谈）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在不同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实现和谐相处。现在中西许多学者都认识到，通过对话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例如哈贝马斯提出“正义”和“团结”的观念。我认为，把它们作为处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哈贝马斯的“正义原则”可理解为，要保障每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按照其民族的意愿发展的权利；“团结原则”可理解为，要求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同情理解和加以尊重的义务。只有不断通过对话和交往等途径，总可以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形成互动中的良性循环。２００２年去世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提出，应把“理解”扩展到“广义对话”层面。正因为“理解”被提升到“广义对话”，主体与对象（主观与客观或主与宾）才得以从不平等地位过渡到平等地位；反过来说，只有对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对话才可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可以说，伽达默尔所持的主体—对象平等意识和文化对话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重要理念。这种理念，对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中外文化关系、民族关系等等，具有重要的启示{12}。无论哈贝马斯的“正义”和“团结”原则，或者是伽达默尔的“广义对话论”，都要以承认“和而不同”原则为前提。只有承认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和谐相处，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才能获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广义对话”才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因此孔子以“和为贵”为基础的“和而不同”原则应成为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一条基本原则。
六
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身心合一）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为此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可以说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以特别的重视。
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说：“闻道反己，修身者也。”意思是说，知道了“道”，就应该反求诸己，这就是“修身”。《大学》这部书更加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实践对于建设理想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它的第一章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注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去其旧染之污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明德：真实无妄的道理），明明德，新民的目的在止于至善，达到作人的最高境界。所以《大学》中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这就是说，儒家认为每个人（自天子以至庶人）的道德修养好了，那么“家”可以齐，“国”可以治，“天下”可以太平，如果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个根本混乱了，“家”、“国”、“天下”能够治好，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中庸》一书中也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治理社会是要靠人来治理，让什么人来治理就要看他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道是以合不合“道”为标准，这里的“道”是指“天下之达道”，即“和谐”（和），而做到使社会和谐就要有“仁爱”之心。这里，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修身）与“仁”联系起来，正说明儒家思想的一贯性。儒家讲“修身”不是没有目标的，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就是要求建立一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诸多方面的和谐社会。儒家把和谐社会的理想建立在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修养。儒家认为，生死和富贵等等不是人应追求的最终目标，而道德学问才是人所应追求的。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知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这段话告诉我们的是做人的道理：“修德”（修养道德）并不容易，必须有崇高的理想，有关怀人类社会福祉的胸襟。“讲学”（讲究学问）也不容易，它不但要求自己提高智慧，而且要负起对社会进行人文教化的责任。“改过”，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要能勇于改正错误，这样才可以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向善”，是说人生在世，应日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作到“日日新，又日新”，这样就可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所以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寿夭不惑，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如果一个人能保存他的恻隐之心，修养他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寿命的长短都无所谓了，但一定要通过对自身的修养保持和天道的一致，这就是安身立命了。
儒家的“修身”是有目的的，《周易·系辞下》中说：“利用安身，以崇德为。”人们为人行事要益于社会而安身，以达到对道德的推崇。个人通过道德修养，以使其精神境界得以升华，来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业，实践“立大本行达道”的大事业。这对个人自身说，其人生境界自有一内外和谐的“安身立命”处，也就是宋儒所追求的“孔颜乐处”了。朱熹在其《答张敬夫书》中与敬夫讨论“中和义”时说：“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乃在于此。”{13}儒家认为，找一“安身立命”处，对自己的身心内外之和谐至关重要，所以朱熹说：“但能致中和于一身，则天下虽乱，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虽治，而吾身之天地万物，不害而为乖错。一国一家，莫不然。”如果自我的身心内外能够做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大乱，在自己和天地万物之间，对自己的身心安宁康泰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自我的身心内外做不到中正和谐，即使天下治理得很好，自己的身心也将是不安和错乱的。无论治世、乱世，自己都应修德敬业，这样就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尽伦尽职，在离开人世的时候将是很安宁的，所以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话说：“存，吾顺世；没，吾宁也。”
儒家一向都非常看重“安身立命”，所谓“安身立命”就是要对自己有个道德修养上的要求，这样才能使自己身心和谐，内外调适，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做人的道理”，这样身才能安，命才能立。至于那些有碍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外在影响，应该排除。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做个君子人，每天都应时时警惕自己，看看自己为人行事，是否合乎道义。对于那些不合乎道义的事，甚至应该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要做到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很不容易，但应该是人们努力去追求的，这样自己才可以有个“安身立命”处，其身心内外自然和谐了。而追求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
司马迁说过：“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者，未必尽同”，我们今天温习阐发孔子儒家的思想，发掘其中对当今人类社会有意义的资源，无疑是重要的。但古来圣贤的思想、理念并不能全然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所有问题，也并不能全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它只能给我们一些思考的路子，启发我们去用这些思想资源，在给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要求的新的诠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为建设和谐的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4}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长达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古老民族，我们的使命是使我们的社会不断革新，从而对全人类作出贡献。
注释:
①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② 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国儒教研究通讯》2005年第1期?
③④ 参见《儒学“第四次浪潮”:激辩儒教》,载上海《社会科学报》2006年2月23日?
⑤ 孟子:《梁惠王》下?
⑥ 张载:《横渠易说》?
⑦ 朱熹:《朱子语类》卷17?
⑧ 朱熹:《朱子语类》卷67?
⑨ 孟子:《滕文公》上?
⑩ 孟子:《公孙丑》下?
{11}《左传"昭公二十年》
{12} 参见潘德荣《伽达默尔的哲学遗产》,香港《21世纪》2002年4月号;于奇智:《哲学的人文化成》,香港《21世纪》2002年8月号?
{13}《朱子文集》卷10?
{14}《诗经"大雅"文王》?
责任编辑: 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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