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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09日 09:02 先锋《国家历史》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110条
核心提示：从23日到25日，日寇全力攻击团城口一线，高桂滋部队防守30华里诸多山头，伤亡惨重。血战到后来，预备队都顶上了最吃紧的地方，甚至数十名骑兵也被高桂滋作为步兵派上火线。有的山头官兵全部牺牲，层层报上来，高桂滋手里再无兵可派。
高桂滋火急上报前线总指挥杨爱源和副总指挥孙楚，请求增援。杨、孙并不相信这个客军将领的报告——军阀混战了多年的中国，今天握手、明天拔刀，夸大战果和夸大损失都是常态，他们无法验证高桂滋的部队是否真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只是空言鼓励和安慰，说援军即将开来，要他坚持、再坚持。
时任第六集团军秘书长卢宣朗回忆：“第六集团军总部开会研究对策，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也在座，多数认为全线都顶不住。”卢宣朗特别提出由15军抽调两个团兵力增援高桂滋以减轻其压力的建议，但孙楚坚持不派援军，“只能以‘已饬郭军出击’一类的空话，制止高桂滋，不准擅自后退”。
名义上归高桂滋指挥的21师李仙洲也拒绝了其顶头上司要其增援的命令。万般无奈的高桂滋，向就在自己阵地后方待命的预备队郭宗汾和其它友军求援——哪怕只一个团、一个营，也可以解燃眉之急。郭宗汾及其部下陈光斗旅长都拒绝了。

平型关战役中八路军115师指挥所（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1月下旬刊，作者：高伐林，原题：《平型关下：国军84师血雨腥风肉搏战》
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国山西省西北角上，那个叫“团城口”的村庄外险要山梁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了父辈的荣誉，抗日名将高桂滋的子女，70年来一直追寻着真相。
高斌是中国抗日名将高桂滋的独生子。“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就被软禁在高公馆——那是高桂滋刚建成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住的住宅，被张学良借去派了这个临时用场，现在这里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桂滋请缨抗战，于7月9日奔赴南口前线，后被任命为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井儿沟、喜峰砦两役，与藤井少将指挥的两个配备精良武器的伪蒙军教导团恶战，俘敌280余名，打死打伤800余人，缴获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3挺等大量武器装备和120余匹马，藤井仅以身免，被史家称为“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9月14日，在广灵火烧岭与日军板垣师团又恶战了一场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仓促赶到平型关北翼的团城口、迷回村一带，在全长约30里的许多山头布防。
中国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拼死防守的阵地。
高斌回忆，我爸爸率领的84师，是“杂牌军”，当时交给他指挥的李仙洲21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晋绥军、陕军、晋军、中央军和八路军有十来万人，其中像我父亲指挥的84师、21师，晋军的73师、独3旅等部队从前方退来，伤亡减员严重，没有得到休整补充；而像晋军郭宗汾的军队从后面开到，并无对日作战经验；口音混杂，装备悬殊，士气和战力差别很大，主军、客军又打算各异，根本来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沟通……没有办法；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机，有名的精锐之旅坂垣师团，带着伪蒙军队，正马不停蹄一天几十里急速追来！
临战变卦
汪精卫曾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数省联防”。这道出中国面对日寇侵略的一个要害问题：无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还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哪有什么“全国一盘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观念，幻想着让自己的地盘侥幸躲过一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山西王”阎锡山也不例外，他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关系，企图把日寇祸水引到别处，但日寇沿着平绥线直扑他的地盘，避无可避，只得匆忙调兵遣将抗击。南京中央政府担心日寇攻占山西，长驱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调来援军。
1937年8月底，阎锡山把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一所窑洞，同周恩来、彭德怀会商制定第二战区战役计划，作战方针为“利用山地歼灭敌人”。阎锡山在日寇汹涌而来之际分析：日军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争太原，必先夺大同，于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
没想到，日军于9月13日攻占大同，主力板垣师团却打了个“左勾拳”，避实就虚，挥军直指平型关，沿着板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强横地假借“游历五台山”而亲事勘查的路线，要越过平型关天险，抄击雁门关中国军队的后方。阎锡山大同会战计划流产，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而无用武之地，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只好赶紧调兵赶往平型关。
阎锡山原来的构想是：我方11个军、10余万人，放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关以西、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决战，打一个包围战。这一方案风险很大，但若下定决心就这么打，也未必没有胜算。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亲召他的嫡系陈长捷、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又派高参到平型关、团城口等处，向高桂滋等将领传达。
在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却犹豫起来。
前线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是孙楚。孙楚深得杨的信任，杨对之言听计从。正是孙楚，突然对这一放日寇进关、关门围歼的计划产生了怀疑。他首先说服了杨，然后赶到阎锡山那里，力陈这一方略之弊，使阎在大敌当前时临场变卦，决定不放日寇进平型关，改为拒敌于关外。
军情本来瞬息万变，必须根据敌我战况灵活应对，但是这一次改变却实在太仓促。
如果只有晋绥军，守土有责，平型关这一仗阎锡山硬着头皮也得打。可是来了三支客军：八路军115师，高桂滋17军，刘茂恩15军，阎锡山的想法就复杂了。他本想让八路军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关正面，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这非八路军所长，不如让115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后伏击，阎同意了。
我军布防时，虽然并不确知日寇的主攻矛头所向，但根据地形地貌判断，平型关、东西跑池和团城口应是主战场。事实证明，84师防守的团城口，承受了日军最大的进攻压力。
灵丘县与繁峙县交界处内长城上的团城口，东南到平型关直线距离为8公里。团城口以东是一片扇形台地，一条东西向的马车路，穿过团城口直向西南方将近20公里外的繁峙县大营镇。
高斌摊开当年许多战报、电报、官兵回忆录，有的是他从美国的中文、日文史籍中查到的，有的是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洁多年从档案馆、图书馆和政协等单位苦心搜集的。这些资料上，“激战甚烈”、“重伤”、“阵亡”、“全部殉国”、“伤亡殆尽”等字样比比皆是，字里行间弥漫着血火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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