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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入低谷“朱毛红军”不见了毛泽东（一）

    江西广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   
    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调集11个师，由陈诚率领沿盱江，一边修碉堡，一边缓缓向广昌推进，企图占领中心地区，彻底摧毁红军，扼杀中国革命。   
    4月2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全称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下达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   
    命令高呼：“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胜利万岁！”   
    文末的联合署名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博 古   
    军委主席 朱 德   
    总政治部代主任 顾作霖   
    人们从文末的署名中不难看出，由毛泽东、朱德亲手缔造的所谓“朱毛红军”的决策层里，已不见了“毛泽东”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正当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的道路，并进而总结出一整套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以指导全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遇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强有力的挑战。   
    随着苏区的发展和壮大，一批批在列宁主义故乡苏联受过系统理论熏陶的中国共产党人，陆续来到了中央根据地。1931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陆续向中央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开始全面推行“左”倾盲动主张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干部，在政治上不乏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又全面学习和研究了马列主义，相对于没有进过大学、更没留过洋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来说，显得更有理论水平，因而神气十足。   
    他们一到苏区，就指责由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因而要对苏区中央局实行“改造”和“充实”。到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他们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他们又剥夺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毛泽东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这样，毛泽东就被排挤出中央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失去党、军要职的毛泽东到哪儿去了呢?   
    他从宁都来到福建汀州养病。   
    毛泽东一进汀州城，就到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暲。   
    “毛泽东，恭喜!恭喜!”傅院长满脸笑容对毛泽东说道。   
    毛泽东莫名其妙，不知喜从何来。   
    原来是毛泽东“喜得贵子”。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贺子珍在1929年生下一女孩。因当时红军战事频频，贺子珍只得把女孩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准备日后再来接孩子。   
    可是，后来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再去这家领孩子时，孩子已夭折了。   
    1932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她被送进福音医院。14天前生下一男孩，这对曾失去过亲骨肉的毛泽东夫妇来说，当然是“一喜”。   
    见到妻子和儿子，心情郁闷的毛泽东得到了一丝慰藉。他亲自给小名叫“小毛”的儿子取了个大名，叫“毛岸红”。“岸”是与岸英、岸青、岸龙排在一辈的“岸”；“红”则意味着生在红区，长大要当红军。可惜毛泽东的这个儿子在红军长征后又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革命胜利后再也没有找到。   
    毛泽东被傅连暲安排在离福音医院半里多路的“老古井”住下。傅连暲仔细为毛泽东检查了身体，并常常陪毛泽东上北山散步，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在福音医院里，毛泽东还结识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身在医院的毛泽东，心里却仍时时惦记着前线，关心着红军的命运。罗明一直敬仰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可是过去却没有直接聆听毛泽东教导的机会。现在是天赐良机，两人便攀谈起来，而且谈得非常投机。   
    罗明说，自从主力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一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闽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向罗明介绍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而在(上)杭、永(定)、(龙)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罗明茅塞顿开。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出院，回闽西召开省委会作了传达。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于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提出了广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扩大红军问题上，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与巩固地区政策应有所不同等意见。   
    没想到，罗明的这些报告竟招来了横祸!   
    刚刚走马上任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一手发现”了罗明的所谓“路线错误”，因为在《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英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这段话中最犯忌的就是把毛泽东称为“最好的领袖”，并放在其他领袖的前头。   
    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   
    由于崇拜毛泽东、推行毛泽东的主张，罗明被戴上了“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撤销了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并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被整整斗了三天三夜。   
    于是，反“罗明路线”的斗争迅速从上而下，从地方到部队广泛展开。福建省资格较老、地位较高的干部，普遍受到了打击，甚至没有一个区、没有一个连以上干部没有被斗争的。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团省委书记陈荣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职。   
    1933年2月下旬开始，在江西也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才停息下来。   
    毛泽东本人在被剥夺了党和军队领导职务，专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又在1934年2月1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闭幕后，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毛泽东只成为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被彻底架空了。博古拍手称快说：“老毛(泽东)变成了加里宁了，哈哈!”   
    毛泽东在倍受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既坚持原则，不承认自己犯了“纯粹防御路线”和“富农路线”的错误，又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服从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力所能及地做好地方工作。

第一章 走入低谷“朱毛红军”不见了毛泽东（二）

    1933年2月，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从此，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花在“查田运动”上。   
    所谓“查田运动”，即是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的运动。   
    1933年3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进行“查田”试点，随后在中央苏区开展“查田运动”。   
    6月，毛泽东接连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查田运动”的重要文章，并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八县查田运动大会”。   
    8月，毛泽东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毛泽东，原本是中央苏区最高首长，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如今却只能分管“查田”这一项工作。   
    就在毛泽东“查田”的那些日子里，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前线，司令部里虽然已见不到毛泽东修长消瘦的身影，听不到毛泽东充满辣味的果断而又幽默的湘音，然而由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红军中的深刻影响，领导这场战斗的周恩来、朱德、刘伯承仍按照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挥作战。从1933年2月中旬起至3月20日，红军接连在黄陂战斗、草台岗战斗中大胜蒋介石的军队，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秋天，蒋介石在德、法、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纠集100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直接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发动四次“围剿”均遭失败的蒋介石急红了眼，这次他改变了过去“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法，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层层修筑碉堡，逐步向根据地内推进，最后寻找主力红军决战，用“竭泽而渔”的办法，达到其消灭根据地红军的目的。   
    面对蒋介石的新战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采取了什么样的对策呢?他的王牌就是让一年前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担任总指挥。   
    李德认为，对付蒋介石的新战法，红军过去反“围剿”的方式已不适用。他狂妄地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打正规战的时候”，坚决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反对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作为主要作战形式，主张打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阵地战，因而使红军陷入了极端被动的地位。   
    1933年11月，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领导下，打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公开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表示愿意同红军合作。蒋介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9个师，从沪杭宁地区抽调两个师，去进攻十九路军，暂时减轻了对中央苏区的压力。面对这种有利形势，远离前线的毛泽东曾建议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以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国民政府的根本重地，调动“围剿”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回援，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战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破“围剿”，并支援福建革命政府。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建议置之不理，以致失去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腾出手来再次集中重兵进攻中央苏区。广昌成了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重点。   
    眼下，广昌城里到处刷着大字标语：“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要么胜利，要么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决不放弃苏区寸土!”   
    蒋介石下令非夺广昌不可，中共“左”倾领导下令非守广昌不可，于是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可避免地在广昌爆发。   
    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在广昌前线设立司令部，并请来67岁高龄的德国顾问赛克特坐镇指挥。这位一级上将曾因引用希特勒的“名言”——“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而受到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的新战术——“堡垒政策”即出于此人之手。赛克特曾指着江西地图夸下海口：“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两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博古设立临时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但实际上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决定一切，指挥坚守广昌。李德调集红一、三、九军团九个师的兵力，继续采取“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死守广昌。   
    可是赛克特的碉堡是钢筋水泥建造的，而李德的碉堡却是用木架子和上泥土搭成的，这无异于乞丐与龙王比宝。   
    毛泽东远在后方，虽心急如焚，却无权过问军事。彭德怀看势头不对，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然而，彭德怀的话，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   
    决战从4月10日开始。那天一大早，国民党军队的炸弹、炮弹便雨点般地朝广昌北大门甘竹倾泻，一下子就炸死、炸伤几百名红军。红军的“土堡垒”哪经得起炸，顷刻被夷为平地。   
    炸得差不多以后，国民党军队便以营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大片大片地向红军压过来。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接济不上，打得十分艰苦。   
    4月27日是战斗最惨烈的一天。从上午8—9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红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一营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突击出去。……   
    面对红军的惨败，彭德怀再也憋不住了，当面斥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甚至“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一直趾高气扬，头一回被骂了个狗血喷头。但广昌的败局使他再也神气不起来了，不得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撤出战斗。   
    就这样，从4月10日至28日，广昌战役历时18天，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伤亡5500多人，但仍以失败告终。而国民党军队借助坚固的堡垒和飞机、大炮，伤亡不到红军的一半。   
    广昌的失守，使中央根据地北面的门户洞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   
    1934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持续一年之久。这时，敌人步步进逼，红军节节退守，战火已逐渐烧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面对危急形势，毛泽东再次建议，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他认为，湖南中部一带，敌人还没有建成堡垒封锁线，湘中敌人的力量也比较空虚；如果红军主力打过去，威胁敌人的战略要地长沙、湘潭、株洲等地，在江西的敌人将回援湖南，这有利于红军寻找战机，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以扭转战局。但是，这一建议又遭“左”倾教条主义者拒绝。   
    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已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也看不下去了，他找到李德建议：必须尽快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否则我们将会变成千古罪人。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建议，反而斥责刘伯承“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总参谋长”。两人为此发生争执。博古得知此事，不由分说，撤销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调到红五军团去当参谋长。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刚愎自用，终于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推向最后失败的困境。

第一章 走入低谷“秘而不宣”的重大决策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个中国革命历史上难忘的日子。   
    武夷山麓的红都瑞金，红军总部及党中央和政府机关所在地弥漫着不同寻常的气氛，人们的神情显得焦急、沉闷，个个来去匆匆。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正整装待发，准备向新的目的地转移。   
    这是多么令人难分难离的土地!这是多少烈士用鲜血浇灌过的土地！此刻，巍峨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庄严的中央大礼堂，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诉说着离愁别绪……   
    瑞金，四年前就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几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穷苦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组织赤卫队、儿童团，支援革命战争，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它的全盛时期发展到包括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30余县境，人口达到250多万人；苏区的红军也发展到拥有五个主力军团和若干独立师共约10万人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并先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的胜利。   
    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接连失利，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10月初，敌人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在兵日少、地日蹙的情况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太阳渐渐隐没在山后，转移的队伍出发了。由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及干部团、党中央和政府机关编成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两个野战纵队，分别在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第二纵队司令员罗迈(李维汉)、副司令员邓发的组织指挥下依次开进，与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余人，踏上转移的征程。这支长长的队伍里，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博古、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有德国顾问李德，有受伤未愈坐在担架上随行的王稼祥，有新任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全身戎装的邓颖超、蔡畅、康克清、贺子珍等女同志和被称为党内“五老”中的“四老”——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同志，也都出现在行军的行列里。   
    瑞金的老百姓早早地就伫立在路旁、村口为红军送行。他们以为这一次红军是像以往那样外出执行作战任务，就叮嘱红军战士多打胜仗，早点儿归来。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别就是多少年，红军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在依依惜别中，行军队伍缓缓地向着于都方向移动，踏上了漫漫征程。   
    夜行晓宿，经过连续几天的夜行军，第一、第二纵队全部到达于都及其附近的集中地域。此时中央红军除第五军团继续在兴国地区抗击敌人外，第一、三、八、九军团已相继在于都、兴国、宁都、会昌等地集结待命。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何克全)作为中央代表，先后分赴第五、八、九军团驻地，随所到军团一起转移。10月上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红一方面军共计86859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面对敌人的步步进逼，主力红军突然撤离战火纷飞的前线，广大红军指战员心头无不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战略转移的决定，这时只有中央领导核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在党内和红军指战员中却未进行宣传解释。   
    战略转移最初的决定是于1934年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出的。当时广昌已失守，国民党军队日益逼近中央苏区腹地，形势对红军十分不利，因此中央决定将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将这一重要决定报告共产国际，请予批准。不久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并于6月25日来电指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还说，“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共产国际的来电，博古、李德并没有准确理解，也没有根据其精神并结合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规划，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但转移的具体军事行动计划，没有充分听取政治局成员的意见。随着历史的延伸，博古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次重大失误。正像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在“三人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博古和李德。博古过于迷信李德，即使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失败，博古仍让李德“草拟一个8—10月的新季度计划”即转移计划。虽然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但并不能参与所有的事情。   
    张闻天在他的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曾提到：“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三人团’的通知行事。”9月29日，张闻天以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建红军主力与新苏区，以吸引敌人力量到自己的方面而歼灭之。”   
    这是第一个公开的信号。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中央意图的高级领导干部们，从这里得到了准备突围转移的信息。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人说是到贵州。   
    直到突围开始行动时，红军总部才向部队发布突围命令，总政治部指示部队学习张闻天的重要文章，广大红军指战员才知道，他们将要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了。   
    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这次转移向何处去，下来的军政命令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而且明明是战略退却，还特别指出反对把这次行动曲解为“退却”。几个月来军事上的接连失利，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有目共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愚兵”做法，只能使红军指战员产生思想上的苦闷和疑虑。   
    后来在行军途中，有的战士问干部：“总支书，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干部自己也不知道，只好回答：“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让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用劲!”   
    此行何处，事关这次战略转移的重大战略意图，当时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一直秘而不宣。事实上，连他们自己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们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眼下已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了。这时他们想的，只是先把“家”搬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再作计议，其余的都顾不上了。

第一章 走入低谷去留心绪都嫌重

    随主力西征，前途渺茫，但是留下来更是生死未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留守的少量部队，将要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反扑。   
    就像转移的方向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守人员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向周恩来征求了对军事方面干部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当最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时，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代理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以后，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有重大失误，对1941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巨大损失负有重大责任，本人也因此牺牲。但此时他在主力红军转移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8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10月的阳光洒满洁白的病房，窗外传来阵阵口号声、军号声。躺在病床上养伤的陈毅，以往总是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如今却像换了一个人，显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他预感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不出所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来到他的床前，告诉了红军转移和他被确定留下来的消息。   
    显然，这一消息令陈毅的心情更加沉重。   
    1929年初，他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是“朱毛红军”的一名闻名遐迩的高级指挥员，如今，他却要离开这支队伍，设法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亲眼目睹了苏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已拥有几百万人口和相当大的一块土地的发展历程，如今却又要看着它从“红区”变成“白区”。陈毅是个务实的人，他不会自欺欺人，把清汤白菜说成是肉汁米饭，他深深地知道红军面临的是怎样艰难困苦的处境。   
    尤其令陈毅忧虑的是他将与项英合作。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共产国际路线的积极执行者。直到主力红军出发前，在李德对项英作留守工作的指示时，项英还提醒李德：“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   
    平心而论，陈毅是敬重和追随毛泽东的，他将与项英合作共事不能说是件快事。但当周恩来问他有什么意见时，陈毅干脆地说：   
    “没有意见。”   
    一个共产党员，面对党的困难局面，还能说什么呢?虽然陈毅对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积了一肚子意见，但是目前的困境不允许他去争论是与非，当务之急是各自承担挽救危局的责任——无论是走还是留。   
    周恩来似乎更了解陈毅的心思，他向陈毅解释说：   
    “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陈毅紧扣的心弦似乎松弛了一些，他从周恩来信任和亲切的话语里感受到组织上的关怀。   
    一天前，周恩来得知陈毅体内的弹片尚未取出时，当机立断，命令卫生部长贺诚把电台使用的发电机和打好包的爱克斯光机调来打开，为陈毅受伤的大腿拍照，并请来红军中两个医生为他动手术取出了弹片。想到此，陈毅还能说什么呢?   
    临别，周恩来的手与陈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陈毅得知自己留下来的消息后，决定把自己的马送给瞿秋白，让他赶紧追上队伍。但陈毅还不知道，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下。   
    对于留下体弱多病的瞿秋白，党内许多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在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慎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一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才是留下瞿秋白的原因。   
    吴黎平曾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张闻天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时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为了和战友们告别，瞿秋白邀请了李富春、傅连暲聚餐。席间，面色苍白的瞿秋白高举酒杯一饮而尽，满怀深情地祝愿革命胜利!   
    徐特立临行时来看望瞿秋白，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马换给了徐老，并让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着徐老踏上了长征路。   
    月光下，小路旁，瞿秋白支撑着瘦弱的病体与朝夕相处的战友们告别，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最高“三人团”最后决定的留守名单是：   
    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分局，项英兼任军区司令员及政委，陈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贺昌为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16万余人，坚持革命斗争。   
    另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何叔衡被留下；江西“罗明路线”的邓、毛、谢、古中的毛泽覃和古柏也被留下。   
    刘伯承曾激烈地反对过李德的瞎指挥，被列入留守名单，后经周恩来力争，才允许随主力红军转移。   
    出发前，林伯渠与何叔衡在梅坑依依惜别。何叔衡为林伯渠饯行，对酒畅饮，彻夜长谈。分手时，何叔衡脱下自己身上的毛衣，赠给即将远行的战友。林伯渠怀着“共同事业尚艰辛”的沉重心情，写下惜别诗《别梅坑》：   
    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梅坑。   
    在于都河边，叶剑英和由于同毛泽 东关系密切而被留下的刘伯坚慷慨话别，壮怀激烈。事过多年后，叶剑英以古代荆轲赴秦前，好友高渐离到易水边击筑送行的情景来比喻这次离别：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   
    荆卿豪气渐离情。   
    更为留下的人担心不无道理。   
    留下的中共优秀党员许多都在主力红军转移不久，相继牺牲于敌人的屠刀下，死得都十分英勇，十分悲壮。   
    杰出的文学家、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落入敌手后，临刑前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边走边高唱《国际歌》。   
    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的何叔衡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一种说法是“宁可跳崖，不愿被俘”，最后被敌人打伤后枪杀；一种说法是他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举枪自杀。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被敌人抓住游街，临刑前写下“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的壮丽诗句，然后英勇就义。   
    留下的人中牺牲的还有许多许多……   
    假如他们当时随主力红军转移，或许不会死于敌手。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如果”。

第一章 走入低谷毛泽东侥幸踏上征程

    被剥夺了党政军大权的毛泽东，当然也无权参与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但是凭着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形势分析，毛泽东已预感到战略转移在所难免了。   
    一天，聂荣臻同林彪去看望已回到瑞金的毛泽东。   
    一见面，毛泽东很高兴地说：“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呀?”   
    聂荣臻说：“我们刚回来，接受新任务来了!”   
    毛泽东问：“什么任务?”   
    聂荣臻答道：“要转移。”   
    毛泽东说：“你们知道了?”说完，话题一转，提议一同去看瞿秋白创办的一个图书馆。   
    林、聂见此情形，也就不再议论转移的问题。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毛泽东那时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遵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非常关心战略转移的问题，尤其是转移的方向和目的地。但组织上没说，他也就不随便打听。后来周恩来将部队准备转移的决定告诉了毛泽东，他立刻转到为这个不愿意接受的沉痛现实做准备的忙碌之中。   
    毛泽东非常关心人员的去留问题，尽管自己的处境不佳，但对战友的生死去留仍挂怀于心，曾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过建议。博古等曾想把王稼祥作为重伤员留在当地老百姓家养伤，毛泽东知道后马上提出意见，说王稼祥是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必须随军行动。其他一些同志也提过同样建议，博古最后只好同意。王稼祥参加长征，对党的集体领导是一个很大的加强，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和长征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何叔衡、瞿秋白、刘伯坚、贺昌等一大批战友没能一同参加转移，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为他们留下后的生死而担忧。事实上，毛泽东连自己的去留也把握不了。伍修权说：“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原本未把毛泽东列入参加转移的名单，后来考虑到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才允许他一起转移。   
    看来，毛泽东参加长征也是很侥幸的。如果毛泽东没能参加长征，那中国革命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呢?   
    伍修权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因为长征出发前却把毛泽东派往于都进行无关大局的调查，这种做法令人难以理解。所以伍说，“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1934年的10月以前，这里一直是一派安宁自足的景象：风和日丽，庄稼丰收已成定局，地里留下的只是晚稻、荞麦和红薯。农民居住的青瓦屋顶上晾晒着的豆秸和其他东西，参差不齐地从屋檐上搭拉下来。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在院角堆放着。农民们放心地知道他们打下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的时节。但是，这些天于都却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大批粮食，而且不断招募新兵扩充队伍。这说明，从那时起，红军就在为突围转移做准备了。   
    9月中旬，毛泽东带着秘书和警卫员抵达于都。   
    毛泽东一到于都便不辞辛劳，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检查赣南省各级政府的工作，召开各种会议，请工人、农民、赤卫队员和区、乡、村干部来座谈，了解各方面的情况。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毛泽东还注意了解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了解敌军调动的情况，为中共中央选择战略转移的行军路线提供依据。后来，中央红军正是按照毛泽东选定的路线，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设了五座浮桥，顺利地渡过于都河。   
    在繁忙的工作中，毛泽东突然患了恶性疟疾，第二天高烧到41℃。他嘴唇干裂，两眼深陷，消瘦的脸颊通红通红。卫生员钟福昌给他又吃奎宁片又打奎宁针，用冷毛巾敷额头，他依然高烧不退。毛泽东的秘书黄祖炎和警卫员吴吉清急忙打电话向瑞金梅坑中央政府汇报。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得知后，立即派傅连暲连夜骑马赶往于都，亲自对毛泽东进行仔细的检查和精心的治疗,毛泽东的病这才好转，到第八天体温下降到37℃。但刚刚能起床，毛泽东又开始批阅文件。傅连暲一再劝他多休息几天，但他的回答总是：“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对于张闻天如此关心毛泽东的身体，毛泽东内心是很感激的。其实，毛泽东转变对张闻天的看法是在这之前就开始了。  一个月以前，毛泽东从会昌回来居住在云石山的一所大庙里。这所漂亮的庙离红军总部不到半公里路，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直支持李德的张闻天也住在大庙里的一厢。这一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朝夕相处，彼此间的坚冰日渐消融。张闻天在闲谈中流露出对博古“左”倾军事领导的不满，毛泽东找到了知音。从此，张闻天和毛泽东接近起来。   
    正是张闻天向毛泽东的这种“靠拢”，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满，长征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要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建议被采纳。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为以后长征路上毛、张、王三人酝酿改变领导的计划创造了条件。这是后话了。此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挽救反“围剿”失败的危局。当时敌人逐步向苏区中心推进，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不存在。   
    夜深了，秋风瑟瑟，毛泽东披上衣服来到桌前，拿起笔又开始给中央领导人博古写信。信中说，红军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毛泽东还在信里写了对行动路线的具体建议。   
    天亮时分，毛泽东将写好的信仔细封好，表情严肃地向警卫班长胡昌保和警卫员吴吉清交待说：“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急信。你们两个务必于明天上午10点钟前，送到中央局，交给博古。信送到后，立刻打电话告诉我。信不能耽误，你们俩现在就去粤赣省政府，找朱开铨审视员开一张特别通行证。拿到通行证马上出发。到黄龙和小密一带时，你们要特别注意，那里有地主武装活动。出发前带好火柴和汽油，若是发现敌情的话，胡昌保掩护，吴吉清用汽油烧信。这信无论如何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胡昌保和吴吉清接受任务后即刻启程，他们从于都到瑞金昼夜兼程90多公里路，终于在第二天清晨7点多钟赶到瑞金，把毛泽东这封极其重要的信送到了博古手里。   
    但博古看了信后反应很冷淡，他与李德再一次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这样，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红军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了。   
    10月上旬，毛泽东在于都正式接到中共中央有关准备转移的秘密通知，并获知有30名女战士被批准参加转移，其中包括贺子珍。想到贺子珍还不知道允许她同行的消息，以为这一别将难以相见时，毛泽东立即派警卫员到瑞金云石山通知贺子珍做好出发的准备，并叮嘱她一定抓紧时间把小毛安顿好。同时毛泽东也迅速赶回瑞金梅坑，召集临时中央政府各部的领导人开会，布置善后工作，向大家宣布和说明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他的讲话着重强调：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   
    10月15日，毛泽东完成最后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于都召集赣南省委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大会。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出席大会的有200多人。   
    毛泽东尽量抑制住自己的感情，他提高嗓门大声说：   
    “同志们，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大家要坚定信心，要看到长远，不要只看到暂时的困难。革命是有希望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向在场的干部们深情地环视了一下，最后激动地说：   
    “同志们，如果红区全部被敌人占领了，你们也不要怕。要时刻想着党，相信党，依靠党，要坚信红军是一定能回来的。你们是贫苦工农的带头人。革命不能动摇，一定要坚持秘密工作。不能公开活动，就搞地下活动。你们一定要树立信心，艰苦奋斗，经受困难的考验，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了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4年10月18日下午5点多钟，出发的时间终于到了。毛泽东和大约20多名跟随的工作人员走出院子，与路经于都的中央纵队会合在一起准备上路。毛泽东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多个口袋的旅行包。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他们来到于都河畔。秋风吹动河水，发出阵阵呜咽声。于都的男女老幼和留下的战友拥到浮桥边高声呼喊：“你们千万要回来呀！”毛泽东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要回来的！”然后坚定地迈上了浮桥，从这里踏上万里长征的征途。

第一章 走入低谷湘江遗恨博古痛不欲生（一）

    “长征”是后来才有的名词。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并不知道“转移”之路将有多长。那时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北上抗日”，内部的说法叫作“西征”，因为红军突围的方向是从根据地的西南方向，沿湘桂边界的五岭山脉前进，试图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   
    西征的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缓缓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全军达86万多人，其中红一、三、五、八、九这五个军团为七万多人，其余为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共有一万多人。   
    按照李德的“设计”，这八万多人作“甬道式”前进：左翼为红一军团，其后为红九军团；右翼为红三军团，其后为红八军团；中间为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后卫为红五军团。倘若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比作坐轿者，那五个军团便是前后左右护拥着的轿夫。   
    这支庞大队伍还携带了很多辎重。驮着印刷厂、兵工厂和造币厂机器设备的大批骡马，挑着各种“坛坛罐罐”的几千名挑夫，摇摇晃晃地掺杂在行进的队伍中。这哪里是在行军打仗，简直就是一次“大搬家”。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的：“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如此庞大的队伍，为了躲避敌军，又只能走荒僻的山道，往往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   
    幸而红军西征遇到的第一道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所辖部队防守的。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今属广西）人，22岁那年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逐级上升。1925年，31岁的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北伐时，他奉命留守广东，势力日渐膨胀，成为广东一霸——“南霸天”。1927年发生南昌起义后，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参加“剿匪”。但他毕竟不是蒋的嫡系，跟蒋时有磨擦，不愿为蒋卖命。这次奉命拦截“西窜”红军，他心中清楚，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可又不敢直接违背蒋的命令，就来了个“阳奉阴违”，一方面严加设防，一方面暗中与红军代表秘密谈判。在中共统战政策的感召下，陈济棠与红军达成让出一条20公里宽的通道的协议。1934年10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冲破了陈济棠吹嘘的“钢铁”封锁线。这样，红军顺利通过了蒋介石构筑的第一道封锁线。   
    蒋介石气急败坏，又下令湖南军阀何键与陈济棠在湖南的桂东、汝城至广东化城口部署第二道封锁线。陈济棠由于与红军达成秘密协议以保存实力，没有派重兵对红军进行拦截。而何键因曾遭红军多次打击，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在红军的强大压力下，小股敌军很快就被击溃，红军没有经过十分激烈的战斗，又突破了蒋介石的第二道封锁线，主力相继进入湖南。   
    11月6日，蒋介石对堵击红军又作出了新的部署，在粤汉铁路湘粤边界的湖南境内，从良田到宜章之间又设立了第三道防线。中央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攻克宜章，占领了白石渡，又胜利地冲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顺利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红军这支长龙还是慢吞吞地向前移动着。但问题总会暴露。果然，当蒋介石终于弄清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抢在那沉重、迟缓的步履前，倚仗湘江天险筑起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已面临非常危险的处境。   
    广西的东北部，高山林立的丛山间，奔腾着一江碧水，朝东北方向流入湖南后，仍保持东北走向，贯穿湖南全境，注入湘东北的洞庭湖。这条大江便是湘江。博古、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硬是要冲过蒋介石已经布置好的包围圈，这样，就只有拼死冲过湘江，否则就会全军覆没。   
    毛泽东曾坚决反对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决定，主张“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湘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但是，无论毛泽东怎样坚持，红军还是被李德、博古等引进敌人40万重兵的包围之中。   
    当主力红军进入广西境内时，本来曾出现过一次对红军十分有利的时机，桂系军阀白崇禧因害怕红军深入广西中部，突然在21日将扼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防；而湖南军阀何键也怕主力红军深入湖南境内，不愿调湘军主力前往接防。这样，湘江防线上便出现了一个缺口。11月27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的重要渡口界首。如果那时整个部队轻装前进，是有可能抢渡湘江的。但是由于红军转移时随带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贻误了战机。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到29日才赶到界首。这时，湘、桂两军已有两天时间从南、北两个方向前来夹击。   
   

第一章 走入低谷湘江遗恨博古痛不欲生（二）

    11月28日，空前惨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   
    湛蓝的天空，忽地冒出敌人黑压压的机群，向静静流淌的湘江投下无数颗炸弹。这些炸弹落在江面上落在人群中，每一声爆炸，溅起一摊鲜血!   
    玉带般清澈的湘江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红军帽、穿着灰布军装的红军战士尸体，漂着被炸死的马匹，漂着散落的文件和“蒋委员长劝降令”……渡口道旁，丢弃的笨重机器、行李挑子、辎重物资比比皆是。大火在燃烧，江面渡口一片混乱，红军战士冒着密集的炸弹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   
    博古焦急不安地和李德骑着马来到湘江东岸渡口的一个小丘旁边，见周恩来已在现场，他们翻身下了马。   
    就在这时，总司令部的孔参谋跑来向周恩来报告说：“刘伯承参谋长说渡口太乱，有的争先恐后抢着过江，有的在抢浮桥时被挤下江去，溺死了人。参谋长要我请示，是否由渡江指挥部统一规定，按建制整理好队伍，最好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过，以免作无谓的牺牲。”   
    博古哪里见过这样残酷的战斗场面，更没有亲临战场指挥的经验，他看到江边混乱的情景，想到国民党的追兵正咄咄逼人，便心烦意乱地回答：“现在还讲什么建制和单位，冲过去一个算一个，能冲过去几个就不错了。”   
    还是周恩来临危不乱，他忙说：“这怕不行吧，刘伯承的决定有道理。”   
    博古不安地回答：“平常时期，可以按建制顺利通过，这是什么时候，上上下下乱糟糟的，谁还听招呼?”   
    “非常时期，更要强调纪律，不然要坏事的。”周恩来耐心地解释。   
    听周恩来的话有道理，博古将手一挥说：“好!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周恩来向站着等待答复的孔参谋说：“你赶快回复刘参谋长，按他的意见办，有不服从的，尽量说服。”   
    周恩来站在湘江东岸的渡口边，坚持指挥部队抢渡。他一边指挥，一边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待任务。”   
    红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在各军团的掩护下，在50多公里的狭长通道上，缓缓前进，到12月1日才全部渡过湘江。   
    红军最终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大部队渡江时，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留在全军的最后，与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12月1日中午红军主力已渡过江后，红三十四师且战且退来到界首，那里已被国民党部队占领。   
    师长陈树湘只得率全师1000多人在当天下午到另一个渡口凤凰嘴，但那里也已落入敌手。翌日，红三十四师企图在凤凰嘴强渡湘江，遭到敌军重创，师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均阵亡。   
    陈树湘师长率余部700多人退回江东，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部队袭击，每日都有一批战士倒下。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后牺牲在被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红三十四师全师只剩下94人，在一名姓杨的团长带领下躲入深山打游击，后大部死于深山中。   
    陈树湘死后首级被高悬于湖南家乡的石柱上示众……   
    突破湘江的第四道防线，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激战达一周之久。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了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了8600多人。而这一次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损失和减员竟达30500多人。这样，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战争如此残酷和无情，使一切参与者感到心在流血。当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博古看到到处是溃不成军的队伍，遍地是横躺着的红军尸体，而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的指挥失误时，他感到无地自容。党和人民的重托、共产国际的厚望、党内不同意见的指责一股脑从眼前闪过，他一下子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担心，害怕日益发展的革命事业会毁于自己手中……越想越感到恐惧和害怕，他痛苦地拿起手枪，对准了自己……   
    “你冷静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可不是瞎闹着玩的！”博古的举止刚好被路过的聂荣臻发现，他大声制止道。   
    看到博古把枪放下，聂荣臻又语重心长地劝慰他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是啊，对于当时年仅27岁的博古来说，这个责任是太重大了。但这主要是由于年轻和无知带来的失误吗?不是，是由于狂妄和自大，是由于排斥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指导。   
    还是刘伯承说得对。他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第二章 欲挽狂澜毛泽东再不能容忍“瞎指挥”

    一江鲜血，洒在红军西征的路上，也洒在红军战士的心头，更使红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痛苦难忍。   
    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武装斗争的道路。毛泽东——这个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进过任何军校和讲武堂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凭着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毅然在湘赣边界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创建红军的道路是从选择起义队伍的进军方向开始的。起义之初，由于敌强我弱，参加起义的各部队相继失利。怎么办?是循当年国民革命军先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行北伐之路吗?不行。南昌起义失败后的三个军共两万多人先期进军两广，已在优势敌军的围击下失败。而秋收起义剩下的也只有1000多人。毛泽东通过分析，当机立断，率部先在浏阳文家市集合，然后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进军。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改变中国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就从这里开始了。   
    进军湘赣边界并不一帆风顺。志同道合的战友、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壮烈牺牲，毛泽东本人也衣衫褴褛、脚肿化脓。更为严重的是指挥员中意见分歧，黄埔一期生、师长余洒度重提已不可能实现的初衷，要队伍去攻打长沙。更多的旧军官、士兵、农民等，对前途丧失信心，弃枪而去。起义部队人数锐减，只剩下不足1000人。毛泽东不慌不乱，把部队带到永新三湾进行改编，提出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等一整套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主张，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武装。毛泽东还通过真诚耐心的帮助，将井冈山地区袁文才、王佐率领的队伍，训练改编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为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站住脚并建立起新的根据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给部队制定了三大任务：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改变了旧军队只管单一作战的习惯。这一改变非同小可，它使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把敌强我弱形势下中国革命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变为在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积蓄革命力量，逐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新的探索。   
    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井冈山建立起红四军后，共同总结了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作战的原则。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朱毛红军同强大于己几倍的敌军作战，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地区的四次“进剿”。正是运用这一原则，朱毛红军又粉碎了湘赣之敌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两次两省“会剿”，迎来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主力的会师。还是运用这一原则，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粉碎敌人向井冈山进行的第三次“会剿”，挺进赣南，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仗越打越大，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粉碎了蒋介石1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20万大军的第二次“围剿”和30万大军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越“剿”地盘越大，红军越“剿”越多。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红军从到达井冈山时的不足1000人，已壮大到6万多人。   
    这一幕幕“横扫千军如卷席”、“风卷红旗过大关”的动人情景，这一次次以少胜多、以智取胜的成功战例，常常使毛泽东豪情激荡……   
    但是，自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走上西征的道路后，红军的人数已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怎么能不使毛泽东心痛、焦虑以至愤恨!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瞎指挥，再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崽卖爷田”了!目睹湘江的大败，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不是一个没有胸怀、不讲斗争策略的人。早在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起，毛泽东就开始看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逐渐加深对这种错误的认识。但是，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还没有这种认识。毛泽东从革命大局出发，不争不闹，不搞非组织活动。他只是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坚持提出自己的看法，即使在被剥夺党政军大权而成为空头政府首脑以后，也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安排，潜心搞调查研究，尽其可能为中央决策提供积极的建议，等待多数同志的觉悟。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年里，虽然毛泽东曾与“左”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他的初衷还是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意见，纠正错误，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那时绝没有撤换中央领导人的想法。可是现在，长征途上的红军已面临全军覆没的命运，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曾经犯过错误的人也开始不满中央的领导了，毛泽东终于挺身而出，开始着手组织发动一场撤换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领导的斗争。因为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走得太远了，革命事业已让他们葬送得太多了，如果再不把他们拉下马，毛泽东就要成为有罪之人了。   
    毛泽东再不等待，再不礼让，决定“拉起旗帜干”。   
    毛泽东开始谨慎地在中央政治局成员内寻找合作伙伴。他首先争取的是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集团的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

第二章 欲挽狂澜王稼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要求把王稼祥、张闻天和自己编在一个纵队。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因大病初愈身体不佳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因受伤伤口未好也坐担架行军，两个人的担架常常碰到一起，创造了边走边聊的绝好良机。   
    王稼祥有一副消瘦而略带方形的脸盘，宽宽的前额下挂着一副眼镜，显得斯文而有学问。   
    他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1925年19岁那年他投身于革命洪流，来到中国共产党人创办的一所大学——上海大学学习。在中国共产党老一代著名领导人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的影响下，王稼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但同时也卷进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旋涡。1928年，王稼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和《红旗》、《实话报》总编辑。   
    由于回国不久，对国内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王稼祥支持和拥护了当时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观点，陷入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   
    1931年３月，由王稼祥、任弼时、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４月被派赴中央苏区，王稼祥任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４月抵达苏区后，在江西龙岗地区王稼祥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区中央局内部争论的问题。毛泽东从政治谈到军事，简明扼要，有理有据，展现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使王稼祥开始对毛泽东感到由衷的钦佩。   
    但是，当时王稼祥对毛泽东的了解和认识还是很肤浅的，他对是非的判断还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和同在苏联学习过的王明的指示。因此，在中央代表团主持的批判毛泽东犯了所谓“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赣南会议上，王稼祥支持并拥护了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批判。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王稼祥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从此，王稼祥在工作中与毛泽东有了比较多的交往和接触。在工作实践中，王稼祥认真学习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对毛泽东阐述的建军思想和总结的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毛泽东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深刻地转变了王稼祥对毛泽东的看法，使他开始逐步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扩大会议，错误地批评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是反对临时中央提出的“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总方针；指责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所谓“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提出讨论毛泽东是否还适宜留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的问题。会议气氛十分武断，几乎没有申辩的余地。多数同志在中央指示和会议主持者的压力下，都不便或不敢再支持毛泽东，主张毛泽东可专任政府工作，或在军队中任现职，或干脆停止工作。   
    就在这种极不公正很不正常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的王稼祥勇敢地站出来，明确表示继续支持和肯定毛泽东同志。   
    他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说完这席话，王稼祥镇定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不等反对意见说出，便直言不讳地吐出16个字：“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这一言既发便语惊四座，会场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为缓和气氛，王稼祥笑着补充道：“大家知道，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我不赞成王明等同志的做法，反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相信不会被人认为是什么‘小团体’或‘宗派主义’。因此我请大家撇开个人意气和人事纠纷，郑重考虑我的意见。”   
    尽管王稼祥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圈里的成员，但他提出的意见还是被会议主持者所拒绝。会后实际宣布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他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   
    会后，王稼祥的心情很沉重。倒是毛泽东胸怀坦荡地对他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决定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了以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听了这些话，王稼祥对毛泽东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革命情操更加敬重。   
    王稼祥受伤，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1933年二三月间，红一方面军取得了黄陂、草台岗战斗的重大胜利。总政治部直属队迁到乐安县谷岗村。4月28日，周恩来、王稼祥、萧向荣等在村子的一个古庙开会，研究扩军问题。大约9点多钟，忽然有两架飞机飞来，外面响起炸弹的爆炸声。王稼祥一看势头不对，对与会者说：“快跟我到外面隐蔽！”王稼祥第一个跨出大门，仰起头来查看空中的飞机。就在这时，又一颗炸弹落下来，王稼祥来不及躲闪，在炸弹的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飞插进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他被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带领的医务组送进瑞金医院。   
    主治大夫彭真(龙伯)和王斌替王稼祥会诊。经检查，发现弹片从他的右下腹打进去，打穿了升结肠，弹片嵌在右肠骨窝上，升结肠已经穿孔污染，有发生弥漫性腹膜炎的危险。由于条件所限，无法进行大手术取出弹片，医生只对他进行了保守疗法，切开引流。病灶未除，腹部的伤口一直流脓。正因为如此，王稼祥在长征时只能坐担架。   
    长征开始前，王稼祥一直担心自己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在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上又力排众议要求保留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十有八九得被像甩包袱一样留在苏区。后来得知是毛泽东替他力争，才得以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当然更不用说了。   
    眼下，久病不愈坐在担架上行军的王稼祥，与自己敬佩的毛泽东同行同宿，心里感到极大的宽慰。   
    行军途中，一天黑夜，王稼祥与毛泽东同在一个宿营地休息。互问病情后毛泽东捏着烟卷，狠狠地嗅了一口烟味，对王稼祥说：“烟瘾好过，生病也能挺，可打败仗的心病难治啊!”此话正问着久积王稼祥心头的大事，王稼祥索性坐起来问道：“泽东同志，正好请教你一下，你对当前局势怎么看?”   
    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却反问道：“你呢?你是何等看法?”   
    王稼祥不假思索回答道：“一句话，再让李德他们这样指挥下去，可不得了!”   
    毛泽东附和地点了点头，然后对王稼祥说：“蒋介石已经布置好了一个大口袋，引诱着我们去钻，可是我们的发号施令者，就是看不见这危险，或者是看见了，却无法改变，非要钻进去不可，你说傻不傻?”   
    王稼祥认真地说：“明明预见到危险，当然不能当这个傻瓜，不能往敌人的口袋里钻!”   
    毛泽东说：“对！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他抬手往西一指，对王稼祥小声说：“我们已从情报中获悉，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   
    王稼祥点头说道：“博古同志本来就不会带兵，李德虽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却对目前形势视若无睹，进入苏区以来尽瞎指挥!”   
    毛泽东深思地说：“问题正在于此，李德那些军事学识从何而来?是本本上来的，是西洋外国来的，是从一般战争以至帝国主义战争中来的。而我们的战争，是在中国，是在革命根据地，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反‘围剿’战争，环境不同，条件不同，战争性质更不同，他拿十万八千里以外的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前的战例战法来硬套，焉有不败之理!”   
    王稼祥连连点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绝不能让李德再瞎指挥！”   
    就这样，毛泽东首先和王稼祥达成改变红军前进方向和路线，不能让博古、李德再瞎指挥下去的一致看法。

第二章 欲挽狂澜张闻天向毛泽东倾吐心中不满

    张闻天，又名洛甫，他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他也同毛泽东走在一起，不过不是坐担架，而是骑马。   
    张闻天与王稼祥一样，也是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中共领导人。他的外表斯斯文文，鼻梁上架一副黑边眼镜。不过他不仅留过苏，还留过日、留过美，是党内为数不多闯荡过大世界的知识分子。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赴苏联学习，在苏联一呆就是六七个年头。他先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以后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初，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1920年初，张闻天只知道毛泽东的名字。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一个月以后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俩入会的消息，同时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刊登。以后关于毛、张的活动，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但是毛和张只互知名字却从未见过面，因为当时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常去国外。   
    直到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临时中央工作，才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到苏区中央局都对毛泽东不够重视，而且经常排斥、打击他。张闻天刚从国外回来，又与教条主义领导人在莫斯科同过窗、共过事，自然附和中央多数同志的意见。最明显的就是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对此“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曾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但是，张闻天只是附和错误的主张，他与毛泽东既未共事也无成见，更没有刻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   
    中央让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他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逐渐多起来。1934年初，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原来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也紧靠在一起。这为张闻天提供了认识和了解毛泽东的机会。   
    此后，张闻天不但在他主编的《斗争》报上发表毛泽东两个农村调查报告，而且常按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精神，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张闻天与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了，这可以视为张闻天与毛泽东合作的开始。   
    张闻天自然清楚，让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既是实际上把他排挤出党中央领导核心，也是为了达到排斥毛泽东对政府工作领导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但是张闻天为人忠厚正派，没有按博古等人的意志去办，而是采取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与毛泽东合作的态度。就职以后，他同毛泽东长谈了好几次，认真倾听毛泽东的想法，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做法增加了了解。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他总要请毛泽东参加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泽东管的，张闻天接任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张闻天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赏。有一次，毛泽东参加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后很是感动，对人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党中央迁云石山，中革军委迁梅坑，毛和张一同住进云山古寺，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开始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起初，他俩只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张闻天在24岁时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书中的文采跃然纸上：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两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   
    当《旅途》一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张闻天又发表三幕剧《青春的梦》，已经成为一个颇有声名的“青年文学家”。   
    面对广昌战役的失利，张闻天本无心与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谈论文学，但“酒逢知己千杯少”，“话若投机不嫌多”，谈着谈着，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抒发了对博古“左”倾领导的不满。   
    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   
    “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本书作者注：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张闻天把毛泽东视为知己，倾吐了自己积郁良久的心中不满。此时，张闻天眼中的毛泽东，不仅不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而且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有更多的机会与毛泽东交谈，彼此看法越来越接近。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章 欲挽狂澜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可是无数英勇的红军指战员血溅湘江，长眠于湘江两岸，再也不能和战友们共同前进了。惨重的代价引起红军指战员巨大的悲痛，也引发了他们的无数个疑问。中央红军像现在这样继续打下去行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目标能实现吗?广大指战员在思索，毛泽东在思索，周恩来也在思索。   
    长期以来，因为周恩来在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人们认为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的被迫转移也应负有一定责任。的确，周恩来对李德和博古的指示一般是执行的，但是，周恩来执行李德和博古的指示在有些情况下是出于无奈，他本人对许多问题都有与他们不同的看法。   
    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很敬重的。   
    1932年6月中旬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提议由朱德兼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周恩来兼任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得知后给中央局写信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说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由于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的坚持，毛泽东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没过多久，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与处在前线的周、毛、朱、王在如何威胁南昌的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对立的看法。周、毛、朱、王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敌人，不同意分散与持久硬打。这样一来，前方和后方的矛盾迅速激化，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   
    宁都会议上，对立的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当多数人把矛头突出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的总责时，周恩来略加思索起身说：   
    “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在座的“左”派领导人满意地点点头。   
    谁知周恩来话锋一转说：“但我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看看四周流露出的不满神情，周恩来补充说道：“我提出两个办法供大家选择：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但是会上除王稼祥坚持留下毛泽东外，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结果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尽管会上周恩来说了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但苏区中央局的一些人仍对周恩来不满意，并告到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上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会议中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另外却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此后他对毛泽东仍很敬重。   
    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后，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周恩来一直同朱德一起置身前线。他们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首次创造性地运用了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宝贵经验。即根据敌情的变化而灵活运用兵力，用佯攻或伪装主力转移来迷惑并调动敌人，将大兵团兵力秘密集结起来，选择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敌军一部发动猛烈攻击，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这种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在红军历史上还未有过。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红军的武器装备得到较大的改善，连队还装备了当时还不多见的轻机关枪。中央革命根据地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连成一片。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当中，原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处境日益恶劣而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来中央苏区。二三月间，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苏区。博古一到，立刻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自己手里。不久，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名义也不复存在。9月，共产国际又向苏区派来军事顾问李德。博古虽是中央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李德。李德既不懂中国国情，作风又专断，事实上成为党内的“太上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处境的困难可想而知。他虽身在前线，但对重大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已被剥夺，只能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又往往不被采纳。   
    当这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和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时，周恩来曾向中共中央局提出支援福建事变的军事行动计划，但未被采纳，而且中共中央局对福建人民政府完全抱不信任的态度，称“以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辈在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1934年1月4日，周恩来等被从前线调回瑞金。这样，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了。   
    4月10日，博古和李德亲自出马，到前线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坚守广昌，与有着优势兵力和良好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决战”。4月30日广昌失守。在此过程中，留在后方的周恩来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但仍积极向中央建议。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   
    从宁都会议前夕前方同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在许多地方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相通之处，而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俩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之。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常常与周恩来一起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不仅是看重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周恩来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也深深了解周恩来处于“左”的领导集团的夹缝中的苦衷。   
    毛泽东还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观点和主张。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   
    此外，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还常常深入部队，调查部队的情绪和想法，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行为，引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李德的强烈不满。正如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   
    此话说得一点不假。正是由于战争实践的教育和毛泽东的启发说服工作，使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首先觉醒，增强了识别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行军方向的转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第二章 欲挽狂澜“三人集团”向最高“三人团”发出挑战

    长征前夕及长征后一段时间里，中共领导层中的最高“三人团”是权力顶峰的象征，却不是最高权威的象征。   
    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的相互靠拢，逐渐形成“中央队三人集团”。这“中央队三人集团”虽然是松散的，却向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发出了挑战。   
    对于这一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是这样回忆的：   
    在这几次激烈冲突以后(指广昌战役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争论——本书作者注)，大家的情绪至少在表面上平静了一段时期。毛参加军事委员会的会议越来越少了，而在暗中却继续进行着宗派斗争。他把红军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王稼祥争取了过去，成了他最亲密的同盟者。但是王稼祥由于伤势严重，几乎很少露面；为了抑制体内的弹片所引起的无法忍受的疼痛，他不得不定时服用鸦片。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组成了宗派的政治领导——“中央三人小组”。这个宗派为夺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从这时开始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把其他政治局委员，特别是军队指挥员拉到了他们一边。这样，毛泽东达到了分裂中央政治局和削弱军事委员会的目的，直到1934年秋长征开始时，他认为公开登场的时候到了。   
    李德把毛泽东争取王稼祥、张闻天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诬蔑为宗派斗争，而不是原则斗争，显然是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而且他把“中央队三人集团”的形成时间说在长征开始前也是不对的。   
    起先，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动性，最高“三人团”决定只带少数机关人员，并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以便于行军作战，同时也使这些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人身安全有保证。洛甫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同意了，可毛泽东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行军途中领导同志在一起行走，可以相互沟通思想，彼此交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且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一些同志，争取同情者。如果分散到各军团互不照面，很难沟通，不容易形成一致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去，而主张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这才有了后来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及各梯队。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洛甫，洛甫觉得有道理，便找博古反映意见。   
    “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军团要重新斟酌。你不觉得这样做有欠慎重吗?董老、徐老、林老、谢老他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分散了谁照顾?他们都是老弱病残，怎么能跟战斗部队跑?”洛甫十分认真地说。   
    “你原来不是也同意分散吗?怎么又变了?”博古感到纳闷，“那怎么办?把他们留在苏区你又不同意，前几天你还为把瞿秋白、何叔衡留下大为不满呢!”   
    洛甫说：“不留下可以有别的办法嘛!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便于统一照顾。”   
    博古紧跟着问道：“你的意见呢?”   
    洛甫毫不犹豫地说：“我就是因为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所以才来向你反映的。毛泽东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博古无可奈何，挥了挥手说：“好吧，我跟李德、恩来商量后，立即把决定告诉你。”   
    最高“三人团”商量的结果，采纳了毛泽东、洛甫的建议，把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集中行军。   
    还是项英多了一个心眼儿，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提醒说：   
    “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毛泽东的言行，防止他对部队施加影响。”   
    博古犹豫地说：“我们把他放在中央纵队，跟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他们在一起，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不直接接触部队。”   
    项英仍是不放心：“那么，洛甫呢?王稼祥呢?他们靠得住吗?”   
    博古肯定地说：“洛甫同志是莫斯科来的，稼祥同志也是，可能有些问题看法不一致，但不至于离大谱，何况洛甫跟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稼祥伤势很重，能完成每天的行军就阿弥陀佛了。”   
    李德也同样自信地说：“毛泽东跟中革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更何况在大军西进的连天炮火中，行军、打仗、宿营，连饭都吃不好，觉也睡不香，能有多少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呢?”   
    事实出乎他们的意料。长征途中，毛泽东、洛甫、王稼祥不仅行军走在一起，而且宿营住在一起，一有时间、有机会、有条件，他们就互相交谈、讨论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可以在担架上聊天，洛甫虽然骑着马，也可放慢速度加入谈话。没有战事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白天养足精神，晚上躺在被窝里彻夜长谈。   
    他们在一起的这些谈话，被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幽默地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的确，不能小看这些谈话。正是这些长长短短的谈话，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引发了思想认识上的共鸣和飞跃。他们交谈的中心内容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如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洛甫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阐述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   
    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是个功绩的话，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教育、启发的结果。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主席很赞同我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说了中国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   
    一路上的随意交谈和充分讨论，也使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在思想、观点上同毛泽东逐步一致起来。他开始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张闻天后来叙述这一段经历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在毛泽东、王稼祥、洛甫这“三人行”中，论年龄毛泽东最大，论职务洛甫最高，他是三人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书记，是“通天”的，按理应以洛甫为“师”。但洛甫信奉“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这时认为真理在毛泽东手里，所以真诚地跟毛泽东走；王稼祥更是早就认定毛泽东是正确的，对毛泽东十分尊重。所以，在他们三人中，毛泽东实际上是“师”，是灵魂和旗帜。   
    这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队三人集团”便在长征路上形成了。它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只是在反对李德、博古“左”倾路线中的一种政治上的联盟，也不像李德说的是早在中央苏区就存在的一个宗派主义组织。但是这个松散的“中央队三人集团”比中央的最高“三人团”更掌握真理，更有战斗力。   
    湘江之战后，“中央队三人集团”向中央最高“三人团”发出挑战，打出的旗帜是：讨论失败原因。   
    这个旗帜由毛泽东率先打出，并得到王稼祥和洛甫的响应。   
    讨论失败原因，戳中了博古和李德的痛处。   
    湘江之战后博古精神几近崩溃，已经不敢负责，也无力负责了。   
    李德虽不服气，但也不敢再高昂他那日耳曼人骄傲的头颅。广昌之战对李德的威信是一次打击，放弃中央苏区对李德的威信是一次沉重的动摇，而湘江惨败则使李德的威信扫地殆尽。他再也无法摆“太上皇”的臭架子了。   
    过了湘江之后，红军的指挥权虽然仍在最高“三人团”手中，但“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此时，周恩来的态度举足轻重，他是否赞成“讨论失败”?   
    周恩来本来就与毛泽东在军事思想上有相通之处，一败再败使他内心苦闷到极点。现在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原因，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答应在部队情绪稍微稳定后召集会议，展开讨论。

第二章 欲挽狂澜转变行军方向的三次会议（一）

    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回顾道：“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山界一直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往西北，……到达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   
    沿途争论最为激烈的是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这三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序曲。   
    翻越老山界时，周恩来直接听到毛泽东对最高“三人团”指挥的尖锐意见。以后又陆陆续续直接或间接听到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林彪等人的不少意见，这些意见与毛泽东的意见大体一致。向来从善如流、乐于倾听不同意见的周恩来立即意识到，这些意见代表了全军指战员的想法，不可等闲视之。   
    在军委纵队向通道县城进军的路上，他听到毛泽东一个更加尖锐而带战略性的意见：反对野战军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应转向贵州进军。张闻天和王稼祥也附和毛泽东的建议，要求在通道开会加以研究。周恩来虽然是一个谦逊宽容的人，但同时有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他认为，野战军转移到湘、黔、川之交的红二、六军团那里，是原定计划，如果要改变非同小可，必须经过中革军委研究。他与博古商量，决定在红军占领通道后开会解决。   
    通道位于湘桂黔的交界处，贯通三省，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通道”：向北可进入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通广西。在通道开会讨论红军出路的问题，具有象征意义。会议在通道城(今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书院坐落在一个小山丘上，有一人多高的青砖墙和重叠的阁楼，在这个不大的小县城里已显得相当气派。这可以说是红军长征以来最豪华舒适的会场了。   
    到会的人来齐以后，会议正式开始。周恩来起身作了简短的开场白。他说：“几天来，同志们都在议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今天特意开个短会，请同志们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   
    李德对近来大家的各种议论很是不满，想先发制人控制导向，便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我提请大家考虑：让那些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这片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大家认为如何?”   
    会场一片沉默，没有人表态。   
    年轻气盛的博古憋不住了，不等大家讨论，他便以下结论的语气说：“华夫(即李德)同志的意见完全符合我们原定的计划，改变行军路线没有这个必要吧!我们完全可以与贺龙、萧克、王震、任弼时的部队会合后，放下行李再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嘛！”   
    周恩来见博古想堵住大家的嘴，赶忙说：“博古同志，大家还没有把意见说出来，你不忙作结论嘛!我提醒李德同志注意，我们如何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呢?这中间挡着30多万国民党军队，连贺龙自己也在撤退。”   
    毛泽东一向喜欢后发制人，充分听取大家的发言再从容地作结论。可一看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都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他猛吸了一口手上的烟，然后看了一眼李德，开始发言：   
    “我是长时间没有发言资格的哟，今天获准发言深感荣幸。不过今天即使不让我说，我也积言良久非说不可了。对于顾问的意见，本人不敢苟同。请问，华夫同志对当前的敌情是否掌握?”   
    李德听了翻译过来的毛泽东的话，本来就不是滋味的心里仿佛又撒了一把胡椒面，他涨红了脸说：“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那还能到哪里去?为什么要改变原定计划?”   
    毛泽东对李德的狂妄无知不屑一顾，他不紧不慢地说：“当然，能够与二、六军团会师是最好不过，但是红军在湘江蒙受巨大损失后元气尚未恢复，又怎么能与30万敌军打仗?蒋介石在湘江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后，已在湘西地区集结重兵挡住我们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去路，而且这一次是集湘军、黔军、桂军三个方向进行夹击，敌情十分严重……”   
    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兵力部署后，又以他惯常的辛辣语调说：“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他的‘瓮’，岂不是傻瓜!”   
    李德瞪圆眼睛听翻译讲完毛泽东的话，好比头上挨了一棍子，他再也坐不住了，中途愤然退席。   
    毛泽东发言后，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先是王稼祥忍痛从担架上抬起身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改变战略方针才是出路。”尔后是张闻天表态：“毛泽东讲的都是事实，他是经过调查研究的，疲弱之旅怎么能与五倍于我的敌人再拼一次。到了改变行军方向的时候了！”接着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红军将领也纷纷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在众口一词的发言中博古感到十分孤立，他沮丧地说：“不按原方案走，那红军应往哪里去呢?”   
    毛泽东乘势果断指出：“黔省防御力量薄弱，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不堪一击，红军可乘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张闻天、王稼祥也异口同声地说：“赞成，进军贵州！”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觉得火候已到，便站起来扬声说：“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路上也听到了他的意见，对敌我双方的态势进行了比较，觉得只有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红军才能摆脱困境。”   
    周恩来的表态，一锤定音。博古虽然没有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但也认为绕道贵州会顺利些，所以也同意了向贵州进军。   
    1934年12月12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体现了通道会议的主要精神。12月13日，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周家祠堂里，周恩来亲自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负责人开会，传达通道会议精神，布置夺取黎平的任务。   
    只进行了一天的通道会议虽然被李德讽刺为“飞行会议”，但却意味深长。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而且他的发言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甚至包括博古同志的赞同。这个“第一次”至关重要，它使中央的战略决策开始发生转变。   
    湘江之战以后，李德、博古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周恩来有权决定召开通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支持毛泽东及许多同志的正确主张，表明最高“三人团”开始分化，中央政治局趋于团结，开始改变最高“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正像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所概括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通道和黎平会议则是转折点前的里程碑。   
    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开始西进贵州。贵州曾是古夜郎国的土地，红军长征时那里是几个军阀割据的局面。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虽统揽兵权，却很难调动其他派系的部队。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即命令贵州军阀择要堵截。王家烈接电后心烦意乱，他既感到自己力量单薄，不是红军的对手，阻挡不了红军的前进；又害怕蒋介石乘机排除异己，攫取贵州。冥思苦想后，他下了决心：“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他调兵至黔东设防，但黔军的确不堪一击。

第二章 欲挽狂澜转变行军方向的三次会议（二）

    12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一举攻占黎平，守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和榕江、黎平、永从等民团慌忙逃窜。这一来，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数天休整时间。   
    因在前线而没有参加通道会议的陈云，此时建议周恩来“到了算一算账的时候了”。   
    黎平县城里有一座高耸的德国路德式教堂，中革军委总部就设在这座洋教堂里。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开始清算“左”倾错误，史称“黎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列席的军团指挥员。李德自称“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但据查周恩来在1940年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会上的发言，肯定李德参加了会议并与毛泽东等争论。   
    会上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李德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明确提议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他严厉地谴责李德、博古把军队弄得不像一支革命军队，部队脱离了群众，已经成了一群没有根基的乌合之众；他还批评没有把转移途中的真实情况告诉红军指战员，他们的意见也得不到考虑。毛泽东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使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接受了他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公开批评了李德。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专断，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黎平会议的决定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写出的，说明毛泽东已经开始主宰党和红军的命运。政治局的多数同志继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之后，纷纷向毛泽东靠拢，这就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黎平会议的决定深得党心军心，所以贯彻起来雷厉风行。红一军团由军团政委聂荣臻负责传达，当他传达到黎平会议改变了去湘西的决定，而去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当传达到“在向遵义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干部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黎平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非常高兴。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因找到了正确方向而精神振奋，连博古也受到感染，他从湘江恶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一展愁容。   
    在离开黎平向黔北进军的途中，一天，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子上休息。这时，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这里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到部队看望同志们。这一天，恰逢红一师司令部改善生活，宰了一口猪。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向首长们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后，毛泽东等同志与红一师的指战员一起就餐。当炊事班长一下端上好几盆肉时，有的人高兴地喊道：“嗬，好久没吃肉了，今天可以饱饱嘴福了!”他们边吃边谈，欢声笑语不断。目睹此情此景的李聚奎说：“连半个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   
    当中央领导吃完饭向门外走时，正巧李德进来，毛泽东有礼貌地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可是，部队里却把这句话传成“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尽管红一师领导觉得这样传不好，进行了纠正，但纠正不过来。李德本来就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听了这些传闻更是火冒三丈。博古虽同意改向前进，但并未最终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方针。   
    张闻天对此深感焦虑。他意识到，继续让李德、博古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桔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停下来休息。此时正值南方初冬季节，桔红的桔子挂满枝头。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形势仍忧心忡忡。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看这仗这样打不是个办法，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王稼祥连连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想法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0天后，1935年1月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左”倾领导人在会上提出：中央红军不过乌江，不要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反对这些意见，指出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吸收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定》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从1934年12月中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向胜利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上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后，毛、张、王这个“中央队三人集团”对博古、李德等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开展争论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而张、王在黄平桔林的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最初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并从组织上限制了最高“三人团”的最高指挥权，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所有这一切，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1934年的冬天是寒冷的，似乎凝聚了一年的痛苦和不幸。这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十分凝重和惨烈的一年。但是，正如冬天过后是春天一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即将重新占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扮演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重要角色。

第三章 历史转折初到遵义，未雨绸缪（一）

    猴场会议后，红军昼夜兼程，直扑乌江，眼盯遵义。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一道河流。它从西南到东北斜贯贵州全省，也是黔北各线的一条天然屏障。   
    1935年1月3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当薛岳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追到江边时，红军已拆毁特意搭起的浮桥，浩浩荡荡地向遵义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形势雄峻，为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国，汉时设县，到唐代改名遵义县。遵义城以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为界，分为新、老城。全城有三万多人口。它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汉、苗、布依、回、彝等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也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比较繁华的城镇。   
    1月9日下午，当红军的领导人及大队人马将要进城的消息传开以后，遵义城的老百姓奔走相告，仨一群俩一伙地赶到城外丰乐桥头前去迎接红军。他们举着“欢迎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等标语，兴高采烈地站在道路两侧。在鞭炮声、口号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红军意气风发地开进遵义城。中央红军自从踏上转移的征程，几个月来一直在丛林乡间行走，久未受到过群众如此盛大的欢迎，这使红军干部战士感到格外亲切和兴奋。   
    下午5点多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骑着骏马，踏着晚霞，精神抖擞地随着队伍来到遵义城时，眼尖的群众一眼认出了他们，便高声呼喊起来，“欢迎红军”，“欢迎朱总司令”，“欢迎毛主席”，“欢迎周副主席”，口号声此起彼伏，直冲云霄，场面很是壮观。还有不少人交头接耳地打听哪个是“朱毛”。在他们看来，还一直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到了丰乐桥头，中央领导人跃身下马，笑容满面地和群众握手，摘下帽子向群众招手致意。人们前呼后拥地把他们一直送到驻地。   
    对于这一动人场面，韩素音在她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里写道：   
    博古和朱德，随后是毛泽东骑马进城了。看到毛，战士们高呼“毛主席，毛主席”。他们一遍遍呼喊他的名字。部队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领袖。   
    周恩来面无表情地骑马过去。他小心地走在别人稍后一点，走在所有人的后面。他不去争夺显赫的权力，他不需要权力，这不是他一生的追求。这时应由他来使毛泽东走上适当的领导位置。党和军队必须再一次强大起来。……他让毛走在前头，自己跟在后面。   
    周恩来谦恭谨慎的举止预示着党内领导人排列顺序的变化。住房条件的改变也象征着领导人党内地位的浮沉升降。   
    湘江战役之前，宿营地最好的房子一般安排给李德、博古。到黎平开始变化，周恩来住最好的房子，毛泽东“逐渐升格”。到了猴场，毛泽东住进了一座最漂亮的房子。如今到了遵义，负责安排房子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更明白该把什么房子留给毛泽东住了。   
    易家别墅位于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路口一条僻静的小巷，它是一幢独立的楼房，被灰青砖砌成的高高的围墙环绕着，很是气派。楼内的红漆地板闪闪发亮，彩绘的玻璃窗五光十色。这是“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的别墅，红军来了，他携家带口跑了，留下的豪华住宅正好可以让中共领导人享两天福。楼上共3间房，毛泽东住东边一间前房，后房住着警卫员陈昌奉和卫生员小钟，王稼祥住在西边一间的前房，张闻天住在楼下。   
    毛泽东住下后，干部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董必武把挺着大肚子的贺子珍送进毛泽东的住室。   
    贺子珍刚一坐下，便急切地问毛泽东：“听说中央要在遵义开会，不开会不行，下面的意见多着哩。”   
    毛泽东感兴趣地问：“都是些什么意见?”   
    贺子珍把散乱的头发向后顺了顺说：“你还故意装糊涂，还不是对中央领导不满，丢了根据地，老打败仗，让人家追着跑。”   
    毛泽东拉过一把雕刻精致的紫檀木太师椅坐下，悠悠地说：“这次中央开会，我非得好好讲讲。我肚里憋着好多意见，肚皮都快要撑破了，也该轮到我说话的时候啦!”   
    红军总司令部设在“柏天顺”酱园，它是一幢中西合璧的楼房，也是遵义城最豪华气派的私人宅邸。主人柏辉章是贵州省省长、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麾下的二师师长，也是贵州的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他的股份覆盖了三万多人口的遵义市周围的所有赢利企业，这所豪华新居就是他社会地位的象征。   
    柏的宅邸是30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是用灰砖建筑并带有柱廊的两层楼房，屋檐略微突出，楼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在当时可算得上够现代的了，多少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风格的结合。房子由围墙环抱着，考究的大门正对着遵义一条主要街道。如果说房子的外观是中西合璧，屋内的陈设则地地道道是中国特色：中国古式红木家具，中国式的屏风、轴画、茶具、工艺品等等。   
    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舒适房间里。邓颖超后来一直记得她站在二楼阳台上能够着槐树叶子。她这时还患有肺结核，一直咳血。不过，这是她长征以来头一次与她日理万机的丈夫团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如张云逸、彭雪枫等人。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楼上周恩来和朱德住房的旁边，有一个宽敞的客厅，著名的遵义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博古和李德都没有住进这两个红军领导人集中的地方。博古住在离柏公馆不远的一所四合院内，这小院藏在子尹路西侧一条小巷里，背靠着玉屏山。李德住在一家地主的四合院里，离柏公馆很近。洋顾问被安排住进土老财的房子，这使他感到委屈，对于惯于享受特权、对住房十分挑剔的李德来说，无论如何难以接受。为宣泄心中的愤懑，他竟歇斯底里地跑到门外放了几枪，以示抗议。   
    红军领袖被安排好住处后，便开始忙碌起来。

第三章 历史转折初到遵义，未雨绸缪（二）

    首先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出路在哪里》的文告。这份文告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阐明了党和红军的主张，指明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出路。文告号召贫苦工农大众要合心、要团结，拿起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号召白军士兵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建工农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篇战斗檄文，对遵义的人民群众有很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接着在1月12日，遵义市成千上万的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小商贩，以及从十几里几十里外赶来的农民，兴致勃勃地云集到省立第三中学的操场上，聆听红军领导人的讲话。下午1时，大会开始，朱德、毛泽东、李富春先后在大会上讲话。朱德在讲话中说，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朱德讲话之后，台下爆发出阵阵掌声。   
    在口号声和无数双眼睛的期盼下，毛泽东大步走上讲台，用浓重的湘音开始讲话，题目是“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他说：“穷人为什么受穷呢?就是因为政权不在穷人自己的手里。地主、官僚压迫和剥削穷人。……穷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建立起自己的红色政权。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还要实行全民选举……”   
    随后，李富春也讲了话。   
    红军领导人的讲话通俗易懂，深明大义，讲到了群众的心坎里。遵义的老百姓明白了翻身求解放的大道理，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建立自己的红色政权。过去一些人因听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着误解和偏见，听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的讲话，改变了对红军的看法。遵义三中有位叫黄颖的同学，听了大会发言后，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说：“他们简练通俗的语言，亲切平易的态度，朴素简单的服装，由浅入深地把革命大道理讲得很透彻，使我既惊讶又佩服。原来国民党诬蔑他们是‘红胡子’、‘红头发’、每天都要吃‘小孩’的人，却是这样的和善可亲、文质彬彬。”   
    就在这个会上，黔北高原上开天辟地成立了第一个人民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遵义周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工会、农会、游击队、抗捐斗争委员会、革命先锋队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各族苦大仇深的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踊跃参加红军，几天工夫，红军就收了5000多名新战士。   
    忙完了对群众的组织和发动，红军领袖们开始考虑进遵义后最重要的一项议事日程——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重大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周恩来一身兼三任：调动和部署兵力，筹备遵义会议，准备军事报告。   
    周围毕竟有敌人觊觎，为不使会议期间遭敌人袭击，周恩来首先要布置好几个军团的位置，警戒遵义。他和朱德频频调动部队，对所属各部担负的任务进行周密细致的安排和部署。   
    博古和李德思想上还不通，周恩来还得对他们做说服工作。虽然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确定的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但到了遵义后，博古想变卦，认为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已经解决了问题，不需要再召开什么会议。李德压根就反对在遵义召开会议，因为他深知毛泽东倡议开会是为了“讨论失败”，这将把他置于被告地位。到遵义前他已靠边站了，但顾问的头衔尚未正式撤销，一开会怕连这顶帽子也保不住了。   
    博古住进四合院后，开始整理自己纷乱芜杂的思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他已听到部队对他的指挥议论纷纷。从通道转兵，到黎平会议，军事部署基本上摆脱了李德与自己的设想。但是前一段军情紧急，来不及对重大军事部署进行充分讨论。进遵义后，部队得到暂时的休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与红军中的高级将领一致要求开会统一思想，总结前一段的教训，决定下一步的部署，要坚持不开会恐怕不可能了……   
    正举棋不定，周恩来来到他的住所，进一步向他申述了猴场政治局会议决定在遵义开会的决议，而且告诉他王稼祥、张闻天、朱德、陈云和毛泽东等多数政治局的同志都要求召开会议，周恩来本人也力主召开会议。博古终于同意召开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俩明确了分工：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由周恩来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并由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工作。   
    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夜深人静时，周恩来回到自己的住室，打开桌上的铜墨盒，开始握笔沉思，精心推敲他的副报告。他深知这杆笔的份量，时停时写，写了改，改了又写，一连写了几个通宵。正是这份凝聚周恩来智慧和心血的报告，在遵义会议上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与周恩来一样繁忙的是毛泽东。他最先提出要讨论失败原因，又争取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由此导致红军进军方向的转变，才有今天呆在遵义城内“坐而论道”的局面。他要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为开好遵义会议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使会议达到结束“左”倾错误领导、摆脱革命危机的目的。   
    贺子珍后来回忆说：来到遵义后，毛泽东忙极了。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他忙什么呢?当然是忙着准备会议的“重型炮弹”。他把制作炮弹的工作分给了张闻天、王稼祥和他自己。   
    毛泽东先迈进了张闻天的住室。张闻天正伏在一扇宽大的彩色玻璃镶嵌的窗子下写日记。   
    毛泽东拉过一把红漆木椅坐下，稍致问候便开门见山地说；“进了遵义，形势好像对我们有利。遵义民众在地下党组织的发动下，热烈地欢迎我们入城。自离开根据地，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遵义是风水宝地啊，我们应该从容不迫地开个会，好好总结一下过去啦。”   
    张闻天随声附和道：“对呀!过去的一些是是非非，到了澄清的时候了。润之，你该在会上痛痛快快地讲讲了。”   
    毛泽东诚恳地说：“思美，你是知道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言喽。你是政治局常委，说话有分量，麻烦你辛苦一下，准备一个报告，在会上说说咱们的意见，对‘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批评。”   
    张闻天面有难色地说：“我不大懂军事，怕写不好。老毛，还是由你准备，你懂军事，亲自带兵打过仗。”   
    毛泽东笑笑说：“不要紧，我们商量一下，你执笔。你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会上报告名正言顺，我嘛人微言轻，不过，我会讲话的。报告还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帮你出点子。”   
    张闻天推了推鼻梁上下滑的眼镜，两手一摊说，“我只好临危受命，担此重担喽！”   
    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交给张闻天，说：“突围出来，我一路上找过一些指挥员谈话，搜集了不少材料，很有用处。这些火线上闯出来的指挥员，最有发言权。你写报告提纲，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递给张闻天的这个小本子，无疑是射向“左”倾军事路线的一发发炮弹。   
    从张闻天处出来，毛泽东又去找王稼祥。他把由张闻天执笔写报告提纲的想法告诉了王稼祥，王稼祥很是赞同说：“行，洛甫研究过一些军事理论著作，在党内的地位比我们都重要，由他作报告身份比我们合适。不过，老毛，洛甫写时，你要帮他一下，你毕竟玩过枪杆，能说到点子上。”   
    毛泽东慨然应允：“会上我还要作补充发言，你也讲讲。”   
    王稼祥点点头说：“那自然，你不让我开炮，我也会开炮的。”   
    辞别了王稼祥，毛泽东迈着轻松的步履朝自己的住处走去。他感到如释重负，只等会上交锋了。毛泽东历来不打无准备的仗，即使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也一样。结束党内“左”倾路线统治这一仗，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预备役的铺垫，已到了要么不打，打则必胜的地步。   
    当然到目前为止，也不是所有政治局委员意见完全一致了，个别委员也在忙着进行逆向运动。   
    少共中央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看了博古未写完的报告连连摇头，说：“过头了，过头了，博古同志，你的检讨过头了，中央有什么错，你有什么错，完全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嘛！”他一个劲儿地为博古推卸责任。倒是博古自己觉得无论如何也要作点检讨，否则过不了关。凯丰强烈反对说：“只怕作一点检讨也难交待，这几天我也找人做工作，聂荣臻我就跟他谈过几次，希望把他争取过来支持你，可他顽固极了，跟老毛一个腔调。”   
    然而，召开遵义会议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关于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机问题，吴黎平曾在遵义会议后问过毛泽东：“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想了想之后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还对伍修权说过：“这个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毛泽东不过早拉起旗帜与王明路线斗争，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政治上的成熟。党内的路线斗争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不开展党内路线斗争会使中国革命的航船走入歧途，但是如果党内斗争的结果不是增进党内的团结，而是引起党的分裂，使弱小的革命力量被敌人消灭，这就失去了党内斗争的意义。毛泽东正是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选准遵义会议这一恰当时机，成功地拨转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第三章 历史转折博古推卸责任，周恩来自我批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召开。这是决定中国革命今后命运的重要时刻。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黎平会议后恢复红军总参谋长职务)、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在楼房的二层楼东房里举行。会议室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香木长方桌和二十几张黑色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墙壁上还挂着一只挂钟，挂钟旁边立着两个有穿衣镜的大柜。因为天气寒冷，屋里生了一个大火盆，使人感到暖融融的。朱德、刘伯承走进了会场，紧跟着周恩来也走进会场，博古、李德、伍修权边走边聊进入会场。博古在长方桌对着过道的正中位置坐下，李德拉了一把椅子在过道口一侧走廊坐了下来。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步入会场，在朱德身边坐下，其他与会人员也相继落座。王稼祥当时还带着伤，是用担架抬来的，坐在事先为他准备好的一张藤椅上。   
    由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多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是一次群龙共聚、竞相图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每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这也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百川归于大海、众将推出统帅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讨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实际上就是“讨论失败”和“改变领导”两项内容。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是在路线问题上和军事上犯有严重错误的审查对象，所以心情十分复杂，矛盾重重，处境尴尬。   
    27岁的博古从一只黑皮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推敲了多遍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然后用手往鼻梁上方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讲起来。他说：现在宣布开会。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   
    他先轻描淡写地承认：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随即分析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来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力，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总之，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这些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因素。然而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很少提及，对导致失败的主观因素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生怕否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上军事上的正确性，因此在发言中对某些议论还给予了必要的回击。他讲了一个多小时，一边发言，一边不停地抽烟。   
    到会的同志认真听着博古的报告，脸上不时露出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毛泽东掏出一大叠毛边纸拿笔不停地往上记，一会就记了好几页。坐在角落里作正式记录的邓小平一刻不停地在纸上疾书，陈云也忙着作记录。   
    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博古的发言避重就轻，为自己开脱责任这本是意料之中。周恩来会是什么态度?作为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他会不会也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辩护?人们带着期待的目光把视线移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发言，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他着重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并就后勤机关与非战斗人员的臃肿庞大，给长征初期带来了极大负担的问题，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周恩来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坦然自若，语调平和，既不责怪其他人，也不为自己辩解，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他最后说：“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然后便稳稳地坐下。   
    听了博古和周恩来不同态度的两个发言，与会者深有感触：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却对失败不敢承担主要责任，周恩来负次要责任却主动承担责任，两者对比反差多么大呀！这恰恰反映了博古与周恩来当时思想水平和政治修养的差距。   
    博古，原名秦邦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聪明、用功，在苏联的四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里学习过，英文讲得也不错。1930年5月，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是担任青年团中央局书记，随后不久便担任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负责人。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中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仍负总责。这个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深深地陷进“左”倾机会主义的泥潭难以自拔。10年后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说：   
    “在这个会议上(指遵义会议——本书作者注)，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因为继续坚持错误，不承认错误，在这种情形下，遵义会议改变领导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不但在遵义会议没有承认这个错误，而且我继续坚持这个错误，保持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路线，一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瓦窑堡会议……   
    “我个人在这个路线错误中的责任怎么样呢?在上海中央遭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第二没有兢兢业业之心，丝毫没有对革命、对党、对人民有很严重的责任感。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自己品质的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的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可惜遵义会议时博古对错误的认识与10年后相去甚远，因而，此时他不得不面临交出最高权力的局面。   
    周恩来的副报告扭转了会场形势，是“毛、张、王”和绝大多数与会者所期待的，只有李德、博古、凯丰(何克全)听得直皱眉头。李德一根接一根抽着雪茄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看来，会议一开始火药味就够浓的，持相反观点的两军各自摆开阵势，准备大干一场。

第三章 历史转折张闻天语出惊人，毛泽东发射重炮（一）

    主报告、副报告作完之后，就是大会发言。毛泽东最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也表示不同意，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直不苟言笑的张闻天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胸有成竹地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的报告，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在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中，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上纲上线。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报告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集团”毛、张、王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相当重。因为张闻天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4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是他从“左”倾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公开决裂的标志。他作的“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由于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发言提纲，所以只能从由张闻天起草(并经政治局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了解张闻天的发言内容。   
    张闻天在《决议》中首先对博古的发言作了概括性评价：“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而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主观上我们没有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接着，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随后张闻天像剥笋子一样一层一层地指出博古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特征：   
    “‘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地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错误的，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   
    “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的‘短促突击’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运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   
    “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   
    “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从《遵义会议决议》中我们可以看到，张闻天的报告，一环扣一环，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措辞激烈，逻辑严谨，震惊了会场，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博古、李德“左”倾领导不满的怒气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博古被曾经是同学兼战友的这个反报告震得目瞪口呆。他瘫软地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乱成了麻。不过惊异之后他没有忘记详细记录，以便会后思索反省。

第三章 历史转折张闻天语出惊人，毛泽东发射重炮（二）

    事隔25年后，即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提到遵义会议的张闻天时，毛泽东在插话中说：遵义会议他作反报告。   
    当然，张闻天的反报告体现了“毛、张、王”三人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出思想出观点，张闻天捉刀握笔，形成提纲，王稼祥仔细推敲，补充发挥。他们共同制作这颗“重型炮弹”，掷向“左”倾军事路线的最后堡垒。   
    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发言以后，会议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索第一天会议的发言内容，为第二天的会议作准备。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一改“后发制人”的习惯，头一个站起来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尖锐、幽默，击中要害，不留情面。他开门见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他说：我认为最高“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的论点得到在场多数人的赞许。接着他对上述论点展开分析。可惜，当时没有录音设备，邓小平的记录也丢失在长征路上，博古的笔记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后还是付之一炬。后来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基本反映了他当时发言的观点。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损失。他尖锐地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错误的军事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他认为要使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首先要搞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他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4个特点是：(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2)敌人的强大；(3)红军的弱小；(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根据这些特点来制定我们的战略战术，首先应确信“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同时了解“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由此“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他提出战略退却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他批评博古和李德“坚持反对这种步骤”，主张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他形象地比喻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指出，博古、李德等人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和“诱敌深入”，他们自称“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   
    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毛泽东也作了批评：“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还对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方法“极端的恶劣”，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同时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从以上看出，毛泽东当时的发言深入浅出、富于哲理、寓意深刻，使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很为信服。只有李德不止一次被毛泽东的长篇发言所激怒。当毛泽东讲到十九路军福建事变时，批评李德不懂得利用敌人矛盾，李德气冲冲地站起来，提出应从“国际角度”看问题，为自己辩解。周恩来制止了李德的发言：“李德同志，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解决眼前的问题。”当毛泽东指名批评他瞎指挥时，他又站了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嚷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你，今天，你乘机找我算账!”   
    张闻天、毛泽东发射的两枚重炮，使火药味充斥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它标志着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达到了最高潮。

第三章 历史转折王稼祥道出心愿，众将领同声附和（一）

    博古作的主报告，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张闻天作的反报告和毛泽东作的定调报告，轰开了与会者心灵的闸门，使大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无不陷入完全对立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激烈斗争之中。会场的气氛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不时迸发出短兵相接的争执和辩驳的火花。争吵声甚至惊动了已入睡的夫人们，她们起身侧耳谛听。   
    第一个就毛泽东长篇发言进行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躺在周恩来特意为他安排的藤椅里，一只手轻轻捂着腹部的伤口，忍痛大声说道：“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他最后明确表示：“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王稼祥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左”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批判，把李德“轰”下台，把毛泽东推上台，以确保党的战略战术指导的正确性。   
    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主义营垒中冲杀出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解决党的领导权问题的第一人，他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   
    毛泽东没有忘记王稼祥的这一丰功伟绩。1971年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王稼祥写了一封揭发林彪的信给毛泽东。在信中，他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过信后，对周恩来说：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你嘛，我嘛，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王稼祥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是同学，两人的关系也很不错。在对李立三的批判中，他俩观点一致，与李立三进行了斗争，甚至为此受了处分。但是当他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如何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思想认识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深为毛泽东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所折服。在宁都会议上他站在毛泽东这一边，长征路上与毛泽东共议挽救党和红军命运的大计，今天这一重要时刻又投毛泽东一票。   
    王稼祥发言之后，作过“反报告”的张闻天也对毛泽东的定调报告简明扼要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可以说是言之成理，顺理成章。我很欣赏他对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认为这些分析准确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说完这段话，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同志，然后提高嗓门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我建议：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张闻天是继博古、周恩来之后的党内第三号人物，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等要职，他的表态举足轻重。从整体结果看，张闻天在长征路上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对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以及自己的作用，不擅揽功诿过的张闻天在后来回顾遵义会议时，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主义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同样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书记处书记，而比张闻天还担负更重要的职务——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和尚未撤销的最高“三人团”成员的周思来，表现得也十分令大家满意。他在这个会上，“公开地倒向毛泽东”。周恩来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表了如此铮铮作响的讲话：“昨天博古同志的报告，我也以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中，红军的抵抗力是不能相比的，这是事实。由于党中央在指挥作战上的错误，使得我们接连失败，也是事实。不言而喻，面对优势敌军，采取正面阵地战，红军是很难取胜的。我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代替。我决心把军事指挥权交还给党，让党来重新安排。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周恩来最后大声疾呼：“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周恩来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攻击为“高级泥瓦匠”，意思是说他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常扮演调和、折中、和稀泥的角色。但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表现完全可以说明，在关系党和红军命运前途的大是大非面前，性格温和的周恩来是旗帜鲜明，不讲情面的。而他对于解剖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则更是一针见血、不掩不藏。听了周恩来的发言，“每个人都受到感动，每个人的心头都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周恩来是这样一个人，他从不为自己争什么。”他那不计个人恩怨、不为自己开脱过关的光明磊落的胸怀，使与会者如饮清泉，灵魂受到洗礼，不再互相指责和挑剔。

第三章 历史转折王稼祥道出心愿，众将领同声附和（二）

    周恩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他此时是事实上的最高决策人，是他接受了召开遵义会议的提议，并做通了博古的工作；是他在会上作的副报告扭转了会议的气氛和基调；还是他一手推动“讨论失败”、“改变领导”的动议，形成推举毛泽东上台的强烈呼声。正是从这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成为辅佐毛泽东执掌中国革命大权的最亲密的战友。   
    毛泽东在半个月后红军一渡赤水前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介绍遵义会议情况时，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聂荣臻许多年后也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毛泽东的发言给以“关键性的赞同”的，还有朱德。他批评李德、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严重错误，造成丢掉苏区、牺牲人民、损失红军的严重后果，并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他一改过去宽厚慈祥的神态，声色俱厉地严正指出：“如果不改变军事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他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拥护毛泽东重新出来领导红军。   
    朱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他在红军中的突出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也决定他的讲话是一言九鼎的。朱德说：“我从井冈山斗争开始，就跟着毛泽东同志干革命。”中国革命的历史正是这样记载的：第一个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一起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的是朱德，第一个同毛泽东一起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军，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也是朱德，第一个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概括出红军16字作战原则的还是朱德。难怪“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要打倒朱老总时，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呢?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聂荣臻过湘江后不久脚开始化脓，他时而随军团行动，时而随军委纵队行动。坐担架行军给了聂荣臻思考问题的时间。他回顾了自己几年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的经历，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认识：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原来的八万多人下降到三万多人，这使聂荣臻深为党和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为中央红军面临的危急局面而焦虑不安。他想不通，要改变目前的被动挨打局面，为什么不能让富有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出来领导呢?   
    王稼祥也因伤坐担架行军，聂荣臻经常与王稼祥同行，共同讨论这一问题，交换各自的看法。同样的思考和同样的对党、红军和革命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形成了共识：博古、李德不行，必须改换领导。现在，遵义会议上正式提出撤换党的领导人，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说到了聂荣臻的心坎上。他紧接着朱德的话头说：“毛泽东指出华夫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感触。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位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彭德怀也是带着一肚子怨气来参加会议的，但因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还有点拘谨。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讲话，他感觉心中的火一下子被点着了。朱德、聂荣臻的发言更启动了他久欲一泄的闸门，他按捺不住站起来开了一通炮。他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可惜没有留下记录。据与会者介绍，主要是把在广昌战役中与李德的争吵端了出来，论证李德、博古如何“崽卖爷田心不痛”。由于红三军团第六师在乌江刀靶水遭到敌人进攻，彭德怀没开完会就赶到前线指挥战斗去了。对于会议作出的决定，他都很赞成。   
    曾一度被李德免去总参谋长职务的刘伯承起身感慨万千地说：“五次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帽子吓死人啊。”   
    刘伯承还指出李德、博古在军事上所犯错误的事实，他说：“在建军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的‘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导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的发言。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遵义会议开始后才赶到会场。毛泽东当天下午接见了他，向他介绍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的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李卓然发了言，用实际事例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对红五军团作战带来的恶劣影响。   
    关于林彪在遵义会议中持何态度，历史上没有记载。据聂荣臻回忆，林彪没有发什么言。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说：“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   
    将帅们处于指挥作战的第一线，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危害更有切肤之感，所以个个发言踊跃、言辞激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整个会议出现一片声讨“左”倾冒险主义，要求结束李德、博古对红军的瞎指挥的场面。

第三章 历史转折李、博一落千丈，凯丰打抱不平

    出席遵义会议的正式代表中，只有博古和凯丰反对毛泽东的讲话，不同意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29岁的凯丰表现得最为狂妄，他当面挖苦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看口出狂言的凯丰，不客气地反问：“请问凯丰同志，你可知《孙子兵法》究竟有几章?”   
    凯丰答不出来，露出十分尴尬而又不服输的神态。   
    一直做白区工作的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四中全会后，“左”倾冒险主义使工人运动流产，白区党组织几乎完全瘫痪，并要求中央对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作出全面的检讨。   
    刘少奇过去在白区工作时，因坚持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曾屡次遭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打击。1931年秋，他担任中央职工部部长后，接连发表了《关于工运的意见》、《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文，尤其在领导上海沪西纱厂工人罢工斗争中，反对“左”倾领导者要求工人搞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左”的脱离群众的主张，坚持工人斗争从实际出发，首先帮助当时工人解决生活困难的正确方针，结果被王明“左”倾领导者撤销了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因此，他对“左”倾错误的危害是有切身体会和深刻认识的。   
    但是博古、凯丰不承认中央在白区工作等方面也犯了严重错误，认为四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而否定党的整个路线。   
    会议引起了争论。博古和凯丰激动地进行了反批评。刘少奇正要据理反驳他们，被毛泽东拦住了。毛泽东认为当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这是关系到正在进行的长征成败、党和红军命运和前途的问题，切不能因为政治问题的争论而影响军事路线的解决。所以他提出先检讨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不讨论。这是毛泽东推动遵义会议顺利进行的一个正确策略。后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承认博古政治路线，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周恩来后来也指出：“毛泽东提出‘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毛泽东这样做，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会上，虽然没能就“左”倾领导者政治方面的错误展开讨论，但这个问题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大家认识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在瓦窑堡会议上顺利地得到解决。后来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在遵义会议上，他(刘少奇)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尽管毛泽东很注意把握斗争的分寸，但会后，凯丰仍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对博古说：“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回到地方工作部，他还气呼呼地对李维汉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鉴于凯丰的错误态度，在会后撤销了他的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不久，到了云南扎西，由于他承认了错误，转变了态度，又及时地恢复了他的这一职务。在严峻的战争环境中，新的党中央领导人一改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极端做法，使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纷纷回到正确路线一边。   
    两天来同志们的批评使博古十分震惊，他从没想到自己的错误这么严重，招致这么多人的激烈反对。他是感到自己难以胜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重任了，但是在一片批评和谴责声中下台，他又感到十分痛苦。在当时异口同声、众炮齐发的情况下，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他表现出了良好的民主作风，没有滥用职权压制提意见的人，而是耐心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表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和组织纪律性，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会后，博古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自己的住处，进门后有气无力地坐在桌边的靠背椅子，心情十分压抑。会上那一幕幕的情景，又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闪过……这么多的批评、指责，难道自己过去的一切都错了吗？打了几个败仗就什么都不行了吗？世界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博古这时心情十分复杂，他似乎要为自己辩解。他认为自己历来组织观念是最强的，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候起，就是按共产国际的指示办事。既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必须听从它的指导，难道有谁能够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另搞一套吗？想到自己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工作，竟换来这样一个结果，他感到委屈，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为排解心中的烦闷，他顺手撕了张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字样的信笺，随手写下了几行似诗非诗的话：   
    我是多伤惨，   
    光阴犹如胆，   
    何日胆光转，   
    红军出青天。   
    这一夜他怎么也睡不安宁，痛苦、沮丧、愤慨、委屈交织在一起，折磨着他。   
    不过，虽然直到遵义会议结束博古思想一直不通，但他表示愿意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愿意为实现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忠诚地进行合作，愿意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遵义会议后，他也顺从地交出“总负责”的大印，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委员。自1935年2月7日起，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的斗争中，博古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被张国焘列为打倒对象。1936年他同周恩来、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西安事变谈判，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从1941年起，他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工作，正确生动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参加重庆谈判；4月8日在从重庆飞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博古在延安整风时，对自己在主持中央工作时期的错误，有了比较全面彻底的认识。到了党的七大时，他作了一个系统解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发言，对这条路线的产生、发展和破产的各个阶段作了认真的回顾；对这条路线在各个方面造成的严重危害作了深刻的剖析；对自己在推行这条路线过程中应负的主要责任及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作了坦率诚恳的自我批评。   
    在遵义会议期间还有一位因愤懑和骄狂而睡不着觉的，那就是已经“靠边站”的德国顾问李德。李德被毛泽东发言中对他尖刻的指责深深刺痛了。直到30年后，他仍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极大的不满，他指出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联和国际政治。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写李德在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情景：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像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的确，对这位有着高贵血统的由共产国际派来作顾问的日耳曼人，在遵义会议上是太没给留面子了。想到一年多以前当他骑着枣红马进入瑞金城，后面跟着步伐整齐的红军干部团，被街道两旁前来欢迎的中国老百姓簇拥着以“国宾”相待的情景，李德感到自己已像落花流水一样被中国人抛弃了。他在一片义正辞严的声讨中已无招架之功，只剩下为自己开脱责任的份了。他说他只是一个顾问而已，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自己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他不承认有任何错误。   
    直到若干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里还将自己推个一干二净，抱怨道：“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这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即使如此，毛泽东对失去军权的李德仍然很尊重，在重大军事行动问题上仍有意识地经常征求他的意见。当会后李德要求随红一军团行动，以体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时，也得到了批准。李德在受到批判后没有逃跑，成为参加长征的少数外国人之一。

第三章 历史转折邓小平心中有数，陈云珍藏提纲（一）

    谈到遵义会议，还有两个参加者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十分显赫，但以后对中国革命的作用非同小可。他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和陈云。   
    邓小平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负责会议记录。从各种遵义会议的回忆录中，我们没有看到邓小平在这个中央政治局一级的会议中发过言，这是由他当时在党内所处的地位决定的。他虽然默默无声地埋头记录，但可以肯定地推论，他完全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举双手赞成结束“左”倾教条主义者指挥红军的局面。   
    之所以这样肯定地推论，是因为邓小平是直接受到“左”倾教条主义批判的大名鼎鼎的“邓、毛、谢、古”事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左”的危害比别人有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   
    1933年3月，从江西会寻安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邓小平，仅两个月后就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邓小平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与“左”倾领导之间产生原则性分歧。反映这一分歧的直接导火线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然终因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   
    于是，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和逃跑”、“纯粹防御路线”、“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的帽子。   
    1933年3月21日，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控制下，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声称：“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和三县县委。会后，邓小平即被调离会昌，到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   
    不久，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4月16日，在江西省委召开的江西党组织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厉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在“左”倾领导人的蛮横面前，第一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丝毫没有妥协，他正气凛然，“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此时，由于毛泽东被剥夺了在党和军队的发言权，原来与毛泽东比较接近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比较拥护的人，也被认为是毛泽东的追随者而遭受批判和打击，整个瑞金城到处是“左”的口号声和脱离实际的空话……   
    “乱了，乱了！”邓小平遥望窗外，心急如焚。他急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为根据地和红军的命运担忧。   
    这一年，邓小平年仅29岁，正值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之时，有一股子不信邪的劲头。他把检查当作阐发自己对错误路线认识的机会，从百色、龙州起义，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从瑞金到会、寻、安直至“寻乌事件”，以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各项主张的正确性。同时大声疾呼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并提出为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检查”送上去了，“抗拒批评”的帽子很快就又戴到了邓小平的头上。   
    “左”倾领导把邓小平的检查登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并冠之以《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题目，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秉笔直书，一遍又一遍写“检查”，一共写了三次“检查”，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以更犀利的笔锋去敲打“左”倾同志发热的脑袋。   
    这样的态度，把“左”倾领导彻底激恼了。他们将邓小平带到临时“审讯室”，挥舞拳头，拍打桌子，大声喊叫：“邓小平，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出第四次申明书，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镇定自若，强压心中怒火，坚定而冷静地说：“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拿党性来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说完，转身往自己的“拘留室”走去。   
    此后，邓小平隔几天被“提审”一次。他的妻子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来到“拘留室”找他，这个“打不倒的”硬汉子咬了咬牙，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   
    “左”倾路线的摧残，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有使邓小平沉沦畏缩，反而使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万般无奈，“左”倾领导给了他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并把他下放到中央苏区边境的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尔后又到宁都去“劳动锻炼”。   
    与此同时，“邓、毛、谢、古”中的另外三位同志也受到不应有的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并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事实上，这三位受处理的同志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毛泽覃，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向湘西转移并开始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初，率独立师一部前往福建长汀，任闽赣边界军区司令部成员。1935年4月率领游击队进军时，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英勇牺牲，时年30岁。   
    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做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与他们三位相比，邓小平还算不幸中的万幸。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得知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农村劳动的事，对“左”倾领导把这么一位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才能的军事干部放在一边不用很不满意。于是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工作。在王稼祥的力荐下，邓小平终于得以返回重要工作岗位，继续施展他的抱负和才干。以后邓小平还担任过《红星》报的主编。中央红军长征进遵义后，他调任中央秘书长，所以才有参加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重要记录的机会。

第三章 历史转折邓小平心中有数，陈云珍藏提纲（二）

    从以上邓小平的经历看，他拥护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邓小平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连邓小平本人都没想到，他30年代因执行毛泽东路线挨整这件事，竟对他以后的政治生命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第二次被打倒。1972年，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政变未遂、叛国出逃身亡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在一生中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这个批示中所谈到的“人才难得”等因素，发生在40多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当年挨整，就因为他是“毛派的头子”。这一记，就记了整整40年。   
    陈云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比邓小平高。他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虽不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那么大，但也相当重要，特别是他为传达和宣传遵义会议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长征开始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被派往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长征队伍至湘江边，为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红五军团无数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眼见一个个朝夕相伴的干部战士倒在血泊中，陈云对“左”倾错误领导深感不满。遵义会议上，他批评“左”倾中央“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拼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陈云为开好遵义会议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并被中央指定为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成员之一。   
    中央红军5月29日渡过大渡河后，由于工作需要，陈云退出了长征，被派往上海开辟白区工作，以后又离沪赴苏，参加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带去了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手稿等文件，于1936年初在巴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成为向国外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过去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这是不够确切的。斯诺是于1936年6月到达陕北的，这时陈云的文章已首先在国外发表，尔后又传到了国内。更重要的是，陈云是亲身所历，是仅时隔几个月后对红军长征情况的描述，所以比斯诺采访所得更为详确。   
    直到1984年春，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开会的时间和参加人员——还不甚了了，而且无从考证。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次调查中，陈云同志证实了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接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夹着的这份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及有关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以往确定遵义会议召开时间，是根据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日期而确定的，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前后。在调查中找到中央以“恩来”名义发出的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说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5年1月15日。陈云的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这说明会议结束时间为1月17日。根据推论，会议决议写成的“八”日很可能是“17”的误笔。   
    关于会议参加人员过去也众说不一。据陈云的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这就证明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包括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关于会议前的酝酿情况，陈云在手稿中记载：“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关于遵义会议上每个人的态度，据陈云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A同志指李德——本书作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关于遵义会议组织上的决定，据陈云手稿中记载：   
    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中最关键的内容，让陈云同志用这135个字概括了，真是字字千钧。   
    毫无疑问，陈云同志记录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对搞清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2年12月，当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就《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的几个问题，向78岁高龄的陈云同志提出以后，陈云同志于12月28日郑重作出答复，对进一步搞清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依据。   
    陈云同志为记录和宣传遵义会议作出的巨大贡献，已牢牢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第三章 历史转折张闻天接替博古，毛泽东重掌兵权（一）

    由于时间紧促，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就党中央总的负责人的更换问题进行讨论。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出发向云南扎西行进。途中，军委纵队(黎平会议后，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中央政治局进行常委分工。鉴于博古的精神状态，准备更换总负责。本来顺理成章应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推辞，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   
    毛泽东让张闻天出任总负责，同样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他至少考虑了两层关系：一层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现在虽然中断了联系，日后总要再恢复联系。我党更换主要领导人，按规定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张闻天留过苏，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共产国际了解他，容易通得过。而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共产国际与他没有直接接触，王明也不会在那里替毛泽东说好话，而且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排名最末位的政治局委员，如果马上一跃担任“总负责”，不但不易为共产国际通过，还可能惹出麻烦。另一层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他原来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总负责”名正言顺，变动幅度不大，易于为人接受；而张闻天“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个“明君”，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又开明谦逊，有民主作风，能保证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尊重和实行。总的来说，张闻天当“总负责”，一可以向共产国际交代，二便于团结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一举两得”。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当周恩来把建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的消息告诉博古后，博古心情坦然地说：“我已经想通啦，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我的了。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就这样，博古心甘情愿地把象征最高权力的一副党中央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自己留任中央常委。进村时这副挑子还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第二天早上出村时就改由张闻天的勤务员挑着了。挑子主人的更换，意味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实现了平稳的交接。张闻天从此开始了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重要活动时期。至于为什么叫“负总的责任”而不叫“总书记”，是因为自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就再没设“总书记”这个职位，所以博古也好，张闻天也好，他们在党内负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是党中央“书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总负责人为“总书记”。   
    周恩来后来这样描述这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遵义会议后，虽然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立即获得最高指挥权，政治上也没有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正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准确评论的：“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从一个历史范畴来讲，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了统治党中央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的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党中央集体领导核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舞台上叱咤风云了40年之久，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光辉篇章。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去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对于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虽然没有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但后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流毒仍然存在”。——本书作者注)。对此，张闻天深有体会地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第三章 历史转折张闻天接替博古，毛泽东重掌兵权（二）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会议一改过去“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搞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以批评，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在会上不但未受批评，在会后还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毛泽东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被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遵义会议，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召开遵义会议时，我党失去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这标志着我党已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遵义会议不愧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折点。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毛泽东在逆境中重新崛起，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他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开始确立。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教堂召开的驻遵义红军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当他激昂慷慨地说到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时，台下的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热泪盈眶，高呼“红军万岁”。萧华在《长征组歌》中描述的“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正是当时部队这种情绪的真实写照。   
    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并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更是异常喜悦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看望大家说：“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作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被诬为“罗明路线”代表的罗明，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被诬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宣布恢复他的党籍、军籍，由中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注入这些同志的心田，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焕发了他们战火中的青春。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收到了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团。收到这一电报的团长杨成武回忆说：“我们四团进驻松坎，对川敌进行警戒，就是掩护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为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而骄傲!我拿着电文纸的手，簌簌地抖个不停，热泪滚滚，情不自禁。……同志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我不禁想起了从这次战略转移以来，一路上，指战员们一直盼望着毛主席来指挥的那种急切心情；想起了湘江之滨的血与火；想起了五次反‘围剿’中的一场场恶战，啊，那么多的好战友，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伟大变化，该多么高兴啊!今天，终于云消雾散了，红军危难之际，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还给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留在江西坚持斗争的中央苏区领导，发去了有关遵义会议精神和决议的电报，同样受到热烈的拥护和响应。   
    总之，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重掌兵权，顺军心、合党意，全党全军拍手称快。为此，朱德赋诗一首道出大家共同心愿：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第四章 得意之笔土城失利，吃一堑长一智（一）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了遵义城。   
    人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迎着早春的寒风，又踏上了坎坷不平的道路。   
    长征离不开走路，遵义会议前要走，遵义会议后还是要走。但是眼下的“走”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不再是长征初期的退却逃跑，而是在毛泽东指挥下迂回曲折、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必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没有骑他那匹黄骠马，而是换了一匹高头白马，精神抖擞、踌躇满志地走在军委纵队的前头，他的老战友朱德和新战友洛甫，在他的左右并肩而行，后面紧跟着周恩来、博古等。这新的行军序列，向人们展示着一个新征程的开始。   
    按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军兵分三路由遵义地区向赤水方向前进，准备经川南渡过长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攻。红一军团为右路纵队，从松坎出发向西，直奔赤水；军委纵队和红五、九军团为中路纵队，经官店向赤水挺进；红三军团为左路纵队，从懒板凳出发，直插江安。   
    狡猾的蒋介石已经猜到了红军的战略部署。   
    当中央红军强渡乌江到达遵义地区时，他判断红军的行动有三种可能：一是向东回师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二是北进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三是去金沙江西进。蒋介石认为第三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条路线曾使太平天国石达开全军覆没。他的部署围绕前两种可能展开，尤其在红军北进入川方向投下重兵。   
    根据上述判断，蒋介石制定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在中央红军周围组织了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企图阻止红军北进或东出，然后“合剿而聚歼”于川江南岸地区。他在长江边设置了两道封锁线：以泸州、叙永、毕节为第一道封锁线；以横江、盐津及安边场、宜宾间金沙江下段、宜宾与泸州间长江一线为第二道封锁线。   
    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包围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部队约有150个团40万人，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三万多人，兵力对比是10∶1。国民党军队装备精良、粮弹充足，还有飞机“保驾”，而红军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和两门山炮，缺弹少粮。敌我形势的严峻不亚于湘江之战前夕，所不同的是，红军已换了统帅。现在轮到毛泽东来指挥这场恶仗了。   
    不知是天公不作美，还是山路太滑，冒着淅淅沥沥小雨、拄着棍子爬娄山的毛泽东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雨中夹着雪，泥浆没过他的双脚，他显得很狼狈。   
    在遵义参军的女学生李小霞此时正走在毛泽东身后，她急忙走上前去扶毛泽东，走在后面的周恩来赶紧招呼卫生员上去包扎。   
    毛泽东问李小霞：“我的头磕破了没有?”   
    李小霞摇摇头说：“没有，主席，只出了点血。”   
    毛泽东一听乐了：“你这小鬼真会说话，出血不算破，是不是脑袋开花才算破呀!”   
    说得李小霞怪不好意思的。   
    一路爬坡，一路玩笑，谁也没料到这一跤还真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1月24日，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到达土城，黔敌刘翰吾部似惊弓之鸟，未加抵抗即向赤水河对岸逃窜。同一天，红九军团进抵东皇殿，奉命归入右路纵队，由红一军团指挥。红一军团占领土城后，继续北进，1月25日到达猿猴，力图迅速占领赤水县城，为全军打开向川南进军的通道。   
    左路纵队红三军团经仁怀向北，于1月27日进抵土城。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紧紧跟在红三军团后面。   
    军委纵队于1月25日抵达东皇殿。此时，得知刘湘的模范师企图阻止红军北进，其先头部队已进至温水，距我军仅一天多路程。从东皇殿到土城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边走边察看沿途地形，只见道路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果敌人孤军深入，进到土城以东一线，我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利用两边山脊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合围歼灭敌人。   
    但是敌人并没有如红军的愿望那样孤军深入，军情对我十分不利，地形条件反过来也成为不利的因素。   
    林彪素来机警、稳健，善于绕过敌人前进，现在却遇到了麻烦。当他率领部队抵达赤水附近的黄洞陂村时，发现敌人在道路的一侧筑有坚固的碉堡，在另一侧的小山顶上修了强大的工事。原来是赤水开来的川敌章安平旅已抢先占领右侧高地，并以此为支撑点，凭借左右的堡垒对红军施行火力封锁。敌人的重机枪朝红军猛烈扫射，红军竭尽全力作战，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林彪派出一支队伍绕到小山后寻找通路，但是没有找到。打了一整天，川敌又派来一个团增援，战斗更加激烈。由于地形对我不利，林彪坚持打到黄昏，撤过公路，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泽东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镇。土城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镇，说是“土”城，不如称它为“石”城。因为顺着山坡与小河之间的小路走进镇里，你会发现所有的街巷几乎全用石板铺路。毛泽东到达土城以后，住在一家绸缎铺后面的一孔大石洞里。在土城，毛泽东得知川军两个旅四个团正向土城方向前进，遂决定集中红三、五军团和干部团，在青杠坡地区歼灭尾追之敌郭勋祺师，打通北渡长江进入四川的通道。在中革军委部署战斗的会议上，毛泽东形象地说：现在敌人有几路来追击我们，我们要消灭他们，但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我们吃东西要一口一口地吃，先吃少的，后吃多的。想一口吃下是不行的。于是，他命令红一军团于28日继续北上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土城镇以东三至四公里处的两侧有利地形，给川军以迎头痛击。为打好这一仗，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往红三军团前卫第四师指挥，参谋长刘伯承到红五军团指挥。   
    1月28日凌晨，红三、五军团奉命在土城镇东侧数里之遥的青杠坡阻击川军郭勋祺师。川军抢先占领了青杠坡东西两侧的一些制高点，红军处于仰攻的不利位置。与敌激战三四个小时，敌人遭到重大打击，阵地几不能守；红军也付出不小代价，未能扩大战果。   
    战斗中红军抓住了一批俘虏，这才得知敌人并非2个旅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而且增援部队还源源不断。对敌情的判断严重失误。川军也并不是不堪一击的“双枪兵”黔军，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有较强的战斗力。而我军战前又分散了兵力，令红一军团北上奔袭赤水城，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捏成打歼灭战的拳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临危不乱乃人间豪杰。毛泽东意识到战局的严重性后，立即派人通知红一军团急返增援，但红一军团距此约10公里，返回需要一定时间。此时战斗愈益激烈，红五军团阵地一度被敌军突破，敌人抢占了有利地形，步步向土城进逼。前面面对的是强敌，后面背靠的是赤水河，我军背水一战，局势岌岌可危。   
    朱总司令决定亲临火线最紧张地段指挥作战。毛泽东面对朝夕相伴、戎马同行的战友没有立即表态。朱德诚恳地说：“得啰，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来到了前沿阵地亲自指挥，红军指战员士气大振。   
    炮火无情人有情，毛泽东等担心、惦记着在火线英勇作战的同志们。

第四章 得意之笔土城失利，吃一堑长一智（二）

    28日下午，敌人向红五军团阵地轮番进攻。敌人依仗兵力优势，武器精良，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企图动摇红五军团阵地。激战愈酣，我军子弹和手榴弹快用完了，为节省子弹而用石头砸敌人，石头所剩也不多了。敌人发起的四次冲锋都被打退了，第五次冲锋一度突破我军阵地，又被红军战士用刺刀、石头杀退了。第六次冲锋，敌人以一团兵力向红军阵地蜂拥而来，红军指战员挥舞大刀向敌人冲去，砍得敌人血肉横飞。石头砸完了，战士们就同敌人肉搏，鲜血染红了阵地。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阵地仍难保住。   
    毛泽东命令精锐的干部团立即发起反冲锋。朱总司令又赶到干部团亲自指挥。干部团的成员多数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战术思想明确，战斗作风过硬，军事技术好，战斗力强。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指挥下，干部团如猛虎下山，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   
    下午2时过后，红一军团二师跑步返回增援，到达白马山阵地，立即投入战斗，与干部团协同作战。经过连续反击，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这次反击作战，干部团立了大功。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说：“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稍微稳住阵地，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一下战局，然后当机立断：“土城不能打了：一、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敌人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我们这里来了；三、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当天下午，毛泽东紧急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开会，讨论战场形势。这是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见这绝非一次普通的战斗。会上决定我军的行动。毛泽东认为：根据当前敌情，原计划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方案已不可行。因此，他在会上果断提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勋祺)师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政治局同志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按他提出的意见进行如下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分工明确，部署既定，红军领袖们立即分头行动。   
    红一方面军二师四团奉命到青杠坡阻击气势汹汹的川敌模范师的尾追，以掩护红军主力安全渡过赤水河。朱总司令来到了红四团前沿阵地。他仔细观察敌情，见撤退时机已到，果断下令后撤。红四团以一个营坚守阵地两个营相继后撤。敌人的子弹飞来飞去，情况相当危险。萧华等同志一再请求朱总司令先走一步，他每次都回答说：“不行!”部队全部从前沿撤下来了，朱总司令依然留在阵地上观察敌情，稳健沉着，不动声色。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又带上20余人，重新冲上山坡，顶住追上来的敌人，保卫朱总司令。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也来到阵地，盼望朱总司令快点回到安全地方去。只见朱总司令仍如钉子似地站在那里，手持望远镜继续观察敌情。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收拾地图、望远镜，从容地撤到阵地后面。他一回到阵地后面，杨成武就开了口：“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也紧跟着说：“我们急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朱总司令开心地摸摸下巴说：“急什么，诸葛亮还唱空城计哩！”   
    周恩来承担着组织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的紧迫任务。他迅速召集各军团工兵连干部开会，下达架桥任务。   
    赤水河是川黔滇交界地区的一条重要水道，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源出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镇雄县，经贵州赤水县，在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420公里。赤水河河道曲折蜿蜒，水流奔腾湍急。土城位于赤水河东岸。途经这一带的河面窄处一二百米，宽处三四百米，水深10余米。而架设浮桥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水流平稳，河面不宽，两岸有整齐的道路和阻敌尾追的有利地形；二是要有船只；三是要有木板、门板、竹竿和绳索等。要在一夜之间在这条桀骜不驯的河上架设能渡过三万多人的浮桥，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周恩来规定了完成任务的时间，命令各部队工兵连立即到赤水河上下游沿岸收集船只，收买架桥器材。周恩来亲自带领作战参谋和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到赤水河畔勘察架桥点。最后，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处河滩架设一座浮桥。   
    在工兵部队紧张架设浮桥的同时，朱总司令又指挥部队在浑溪渡口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   
    这两座浮桥的架成和夺取，保证了中路纵队和左路纵队的及时顺利渡河。正是“一桥飞架东西，天堑变通途”。   
    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前卫红五团二营在猿猴渡河，经过激战，强渡成功，为右路纵队渡河打开了通道。   
    陈云也紧张细致地投入了工作。他带领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奋不顾身地从阵地上抢运下全部伤员，逐个进行安置。在他的督促下，红军把仅剩的两门山炮及其他笨重物资机器投入赤水河，使部队减轻了负担。凌晨4点，他向毛泽东报告了部队轻装渡河的准备情况。   
    1月29日拂晓前，各路纵队开始西渡赤水河，晌午前，三万余红军全部渡到赤水河西岸。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所有架桥材料全部作价付款后，随即烧毁了浮桥。汹涌的赤水河，成了阻断尾追敌人的天然屏障。这就是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中的“一渡赤水”。   
    土城战役双方伤亡惨重，毛泽东重掌兵权后的第一仗留给人们慰藉，也留给人们遗憾。慰藉的是，毙伤川敌1000余人，俘敌一部，粉碎了敌人妄图将红军“一网打尽”的恶毒计划。遗憾的是，在这场战斗中红军也受到较大损失，得不偿失。红一军团团政委赵云龙、红三军团团长欧阳鑫不幸壮烈牺牲。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说法是：“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于难。青杠坡这一仗不会载入史册。”   
    红军领袖们是如何评价这一仗的呢?   
    刘伯承说：“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人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渡长江意图。”   
    聂荣臻说：“1月28日和敌人在土城北的丰村坝、青杠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   
    毛泽东自己怎么说的呢?他在后来的扎西会议上总结道：“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上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毛泽东又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如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聪明的指挥员不在于不吃败仗，而在于吃了败仗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变得更聪明。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审时度势，敌变我变，适时调整作战计划，变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他果断地提出放弃从泸州到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西渡赤水，终于暂时摆脱了敌人，为以后三渡赤水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后来红军在回师进取遵义途中，有的敌军俘虏曾不服气地说，“你们要在那里(指泸州至宜宾间)过江，早叫我们吃掉了。”红军战士则说：“你们当了俘虏也没变得聪明些，中国这样大，路这么多，我们哪里走不得，为什么一定要往你们的乌龟壳上碰！”   
    历史有时往往会改写现实的结论。土城战役从当时看确实不是一个成功的战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作为毛泽东变不利为有利，扭失败为胜利，弃被动为主动的卓越指挥范例，载入史册。

第四章 得意之笔回师遵义，胆略超群（一）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分左右两路，进入了川南古蔺、叙永县城，准备从宜宾上游渡长江北进。   
    这时，一直密切注视红军踪迹的蒋介石，见中央红军将要北渡长江，急令川、滇、黔等省军阀部队和他的嫡系部队堵截红军渡江。川军刘湘部的36个团，已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严密封锁了长江；并在宜宾至江津，宜宾至金沙江滩头的北岸，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碉堡和工事，还动员了民团及地方武装，倾巢出动阻拦红军北渡。中央军薛岳部和黔军王家烈部也向川南追击。云南龙云的三个旅则向毕节、镇雄地区急进，企图袭击红军。   
    毛泽东可不是李德，看敌人布下口袋还硬往里钻。既然敌情发生急剧变化，渡江计划已不能实现，2月7日，毛泽东等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地区机动作战，命令各部迅速脱离川敌，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于是，中央红军各军团先后开进扎西地区。   
    2月9日，中革军委抵达扎西县城。扎西在云南群峰迭起的乌蒙山中，这一带敌人的兵力空虚，所以红军到这里集结。但是红军刚刚集结完毕，龙云、薛岳即调集11个师又4个旅的兵力，汇集于滇、黔边境，与川军潘文华部聚合在一起，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的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原来当中央红军集结扎西时，蒋介石从贺国光、薛岳送来的情报中，获悉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已获全权指挥红军的行动。与毛泽东多次交手、深知毛泽东厉害的蒋介石不敢稍有怠慢，迅速调整了围歼红军的作战部署。这样，敌人的主力大部被红军吸引到川、黔边境，黔北兵力出现空虚。   
    敌人兵力部署的变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眼睛，他敏锐地意识到：敌变我变，必须赶快调整原定的作战计划。   
    中革军委在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的主要教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提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他胸有成竹地说：“我军的作战线要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这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应转移到另一个方向去。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黔北去。为什么?因为我军的北上，已经造成了敌人的过失，那就是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点去主动地消灭敌人。”他响亮地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12字战略方针，军委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   
    为便于连续作战，中央红军进行了缩编，除红一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红一军团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由三个师缩编为四个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各缩编成三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长征初期，红军带着“坛坛罐罐”大搬家，严重影响了部队的行军和打仗。前一段虽然已进行了一些轻装，但仍不彻底。这次扎西整编，还决定进一步轻装，甩掉所有笨重物资。毛泽东亲自抓轻装中的思想工作，他来到贺诚面前。   
    贺诚正在为要丢下红军仅有的一台爱克斯光机而伤心。这台从德国进口的机器，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费了很大努力才搞到手的，并历经千辛万苦于1933年运抵中央苏区。正是用这台机器为受伤的王稼祥、陈毅等拍了片子，才使医生成功地给陈毅动了手术。这台机器为治疗红军指战员的伤病建立了不朽功勋。长征以来，不管道路多么坎坷，战斗多么激烈，总卫生部的同志们说什么也舍不得把它丢下。现在要他们丢下机器就好像丢了手中的武器一样，他们能不伤心吗?   
    毛泽东看出了贺诚的心思，恳切地说：“将来全国解放了，还缺少爱克斯光机吗?蒋介石为我们准备好了，你去接管就是了。”   
    经毛泽东耐心说服，贺诚才派医政局长陈志芳，忍痛把这台机器送到石坎杨家寨一户名叫杨保和的贫苦人家掩藏起来。   
    当蒋介石命令各路敌军纷纷向滇东杀奔而来时，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却命令中央红军神速东返。红军东返贵州，走活了一盘棋，从战略防御转为局部的战略反攻。黔北地区，只有黔敌一个军，中央军吴奇伟部远在乌江沿岸。红军重返黔北，将三万红军捏成一个拳头，变劣势兵力为优势兵力，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王家烈黔军。分散在滇北、川南、乌江沿岸的敌军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望而生叹。难怪敌军高级将领发议论说，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企图之所在”。   
    让敌人“摸不着企图”，吃不准红军行动方向，这正是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第一步目的。接下来，就要选准有利时机打歼灭战了。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毛泽东在这份文告中解释了自己的战略意图：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眼下，红军走的第一条老路，就是“二渡赤水回到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开始东进。2月15日，军委发布《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2月18日，又发出《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要求我军“最迟要在20夜及21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   
    敌人回过味后也赶紧行动。然而他们战线过长，无法迅速驰援黔北。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黔军王家烈暗自为红军离开黔境而庆幸，他命令副师长魏金镛、侯汉佑各带一个团，至二郎滩东岸布防，防堵红军重返贵州。而在太平渡方向则没有派兵防守，为红军渡河敞开了大门。   
    18日下午2时，红一军团前卫二师抵达赤水河畔，太平渡无敌，红二师迅速控制了渡口两岸。   
    19日，红三军团两个先锋团——红十二团和红十三团到达赤水河畔二郎滩，征集船只，搭架浮桥。二郎滩东岸把丝垇制高点有黔敌两个团把守。红军迅速过了一个营，又渡过了后续两个营，这是一个背水阵。红军向敌人发动了冲锋，两个团敌人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窜。红军牢牢地控制了二郎滩。   
    19日和20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重新来到了黔北地区。蒋介石企图在滇东北地区“一鼓荡平”中央红军的计划成为泡影。   
    红军走的第二条老路，是回师遵义。当毛泽东在太平渡同参谋人员搭乘小船向赤水河对岸驶去时，在他心中已规划好了二渡赤水后打一个遵义之战的宏伟蓝图。

第四章 得意之笔回师遵义，胆略超群（二）

    与毛泽东全局在胸、充满信心的状况相反，蒋介石一直没有搞清红军的真正用意。红军二渡赤水，矛头所指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打乱了敌军的部署。蒋介石慌忙调集兵力，企图阻挡红军进入遵义。但已聚集在扎西的敌之主力，往回掉头尚需时间。毛泽东决定乘追击之敌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以争取主动。   
    2月24日，红军占领桐梓。当晚，毛泽东等到达桐梓，马上同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开会，商讨攻打娄山关的计划。   
    位于桐梓、遵义两县交界处的娄山关，雄踞娄山山脉之巅，是川南通往遵义的必经之地。娄山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两侧群峰高耸，怪石林立，悬崖陡峭，中间只有一条小路盘旋而过，地势十分险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能否夺取娄山关，关系遵义之战的成败。毛泽东把这一硬仗交给了善于打攻坚战的彭德怀，由他指挥红一、三军团攻打娄山关。   
    2月25日晨，部队以强行军速度疾进，甚至连彭德怀也承认，连续的行军使他们疲惫不堪。2月26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11点钟，彭德怀得到了这个情报，命令部队跑步前进。   
    这是同时间赛跑。彭德怀率领英勇的红军战士，比敌人早五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取得长征中胜利的第一个捷报。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一个团，迅速被红军打垮。当夜幕降临之前，红军已牢牢控制了关口，后敌人又进行反扑，战斗几经反复，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终将驻守在娄山关和板桥一带的四个团敌军大部歼灭。27日，敌残余部队沿川黔路逃往遵义城。   
    攻下娄山关，再取遵义已如探囊取物。2月27日下午，红军威逼遵义城，黄昏时已控制了新城。又经一夜激战，红军于2月28日凌晨占领了遵义。   
    遵义之役，红军按着毛泽东的部署，从扎西挥戈东指以来，首克桐梓，再越娄山，重占遵义，充分施展了运动战的优势，由西向东，从北到南，横扫550余公里。乌江北岸，战火纷飞，规模宏大，场面壮观，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头一回所见。红军以三万之众，雷霆万钧之势，一路摧枯拉朽，击溃与歼灭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近3000人，活捉敌团长一人，击伤敌旅长、团长三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红军的战斗气势，使敌人目瞪口呆。   
    同样面临强敌，却打出完全相反的结果，鉴于湘江之战与遵义战役的巨大反差，红军指战员受到莫大的鼓舞，毛泽东也因此声誉鹊起，如日中天。   
    过了娄山关，毛泽东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写下长征以来第一首千古绝唱的词章：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一扫自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般压在红军心头的沉闷情绪，表达了毛泽东从青杠坡战役阴影中走出后的悲怆、豪放心情。   
    是的，毛泽东完全有理由舒展一下紧绷的思绪，借景抒情，倾吐一下内心的远大抱负。遵义会议以来一个多月，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仿佛注入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人如坠入云里雾里，摸不清我军行动方向。敌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我军处处主动，生龙活虎，进退游刃。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实践证明，毛泽东用兵出神入化，胆略超群，他从井冈山时期发展起来的军事指挥艺术，此时趋于成熟。   
    放弃进攻打鼓新场，棋胜一筹   
    就在红军欢呼雀跃之时，蒋介石却气急败坏，哀叹遵义战役失败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为雪此耻，他亲自飞到重庆“督师”，要与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决一雌雄。他以战场指挥官自任，于3月3日发出电令：“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中正手令。”   
    这样一来，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万红军，将直接面对蒋介石统帅的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蒋介石周密策划“围剿”红军的新的部署：命令湘军、黔军、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防红军东进与萧克、贺龙之红二、六军团会师；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周浑元纵队布防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于打鼓新场一线，堵红军西进；命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烂泥沟、修文、大厂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河一线，防红军南出；命令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推进，堵红军北上。从地图上看，围绕遵义东西南北画了一个大圆圈，企图在乌江以西、川黔大道周围聚歼红军。   
    蒋介石还祭起在江西“围剿”红军的碉堡政策，命令各军“最好每里一碉”，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线，采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压迫红军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举全歼。   
    毛泽东洞察蒋介石的图谋，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引诱中央军出动，力图在黔北再歼其部分主力，以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九军团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阻击北面进攻之敌，并吸引川敌向东而钳制之；集中红一、三军团在鸭溪、白腊坎一带，寻机打击周浑元纵队。   
    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从战争的实践中更加相信、佩服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与军事指挥才能，认为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斗更有把握，所以当红军二进遵义时，他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朱德(主席)和周恩来、王稼祥(副主席)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一新的建制与任命，显然是把前方机动灵活地指挥战役的权力交给了毛泽东。不过整个军事领导的体制依然保留，周恩来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就任前敌司令员的朱德和就任前敌政委的毛泽东，决定攻打周浑元部第九十六师和第五师。但由于敌人固守在工事里不肯出来，红军未能与之交战，于是军委决定主力部队至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迎敌。   
    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田，再移至苟坝。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苟坝。   
    苟坝，这个外形像睡葫芦似的不知名的小田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这里，毛泽东刚刚担任前敌政委一周就被免掉。可不到一天时间，又出任了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实际上登上了帅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红军领袖们在苟坝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第四章 得意之笔回师遵义，胆略超群（三）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致电军委，郑重提出：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且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   
    周恩来拿着这份电报同毛泽东商量，表达了他与多数军委委员赞成避开中央军，在打鼓新场出击一下滇军和黔军，以扫清西进道路的意见。   
    不料，毛泽东完全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根据他对敌情的了解，认为黔军、滇军正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那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因此，绝不能鸡蛋碰石头，白白去送死。   
    于是，军委开会研究是否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者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人持反对意见。他又孤立了。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了。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军，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不肯轻易退出，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为难了，大家争得不可开交，怎么拍板?为了避免以前的负责人主观专断而引起非议，他建议交付军委会议表决。举手表决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林聂电报的建议，同时也就把毛泽东刚上任一个多星期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表决掉了。会后，毛泽东的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倒不是因为失去重要职务而沮丧，而是为红军的前途担忧。因为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将不堪设想。深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左思右想，最终他不再犹豫，披上衣服，提上马灯，决定再找周恩来去做工作。   
    “砰！砰！砰！”他叩响了周恩来的房门。恰巧周恩来也没睡，他正在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见是毛泽东进来，周恩来先是一怔，赶紧让坐。   
    毛泽东不等坐下，便急切地说：“恩来，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发吧，还是得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敌情严重，不打为妙。”   
    周恩来说：“主席，你说得很对。你看的几份电报我刚才也看了，黔军、滇军都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红军如进攻打鼓新场，还可能受到中央军周浑元部和川军的侧背夹击，这一仗弊多利少、凶多吉少，打不打是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紧张不安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说：“命令先别写，赶紧召集军委会议，根据敌情重新研究，说服大家。”   
    第二天早上军委又开会，毛泽东和周恩来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主张。3月11日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运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毛泽东棋高一着，力排众议，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这次争论，最终按毛泽东的意见办，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信。为了杜绝类似情况，毛泽东建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以便集中指挥。作为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通过这件事，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中央会议决定重大军事行动，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不熟悉，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为成员的中央新“三人团”，便于作出决断。所以，3月12日张闻天就在苟坝附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职权相当于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可以说最终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张闻天到延安后，对他夫人刘英提起过这段经历，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在毛泽东指挥下进行。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迂回穿插，打得十分主动，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红军跳出了包围圈。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而且完全称得上是英明的。   
    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后，周恩来的权力得到削弱。对于这种权力变化，周恩来是怎么想的呢?会后他跟毛泽东走在田间小径上，心悦诚服地说：“这就好了，今后要更多地打胜仗了!”   
    在以后的军事指挥中，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方针，周恩来和王稼祥给以充分重视，经三人讨论后形成决定，然后下令加以实施。周恩来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往往能使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周恩来总是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帮助毛泽东做好每次战斗的组织和布置工作。   
    担任过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曾说过：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这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再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部队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钟才去睡觉。他的精神特别好，年轻人都熬不过他。周恩来对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自己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师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因为熟知敌我双方，他就能让我军各个部队发挥各自的专长。   
    对于周恩来辅佐毛泽东执掌“帅”位的这种特殊关系的确立，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有过一段恰当的描述：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1976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   
    正是毛、周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创造了无数个奇迹。

第四章 得意之笔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一）

    黔北的3月，春色盎然，景色迷人。但是红军战士顾不上欣赏美丽迷人的自然风光，而是急速向西南方向前进，以期调动敌人，寻找有利战机，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的枢纽。   
    3月14日，主力红军移师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进攻据守在那里的周浑元纵队，目的在于粉碎敌人新的围攻，以扭转整个局势。   
    3月15日15时，战斗展开以后，敌我双方争夺十分激烈，战局成胶着状态。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第九十六师、第五师两个师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工事，顽固抵抗，红军进展艰难。战斗中敌第十三师六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一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毛泽东头脑冷静，当看到再打下去将是赔本生意时，立即决定退出战斗，部队当晚转移到茅台、仁怀、坛厂、小河地域，准备从茅台三渡赤水，进入川南，然后四渡赤水折返贵州，直插云南，彻底甩掉敌人。   
    茅台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四千居民，拥挤不堪地住在赤水河畔附近的陡岸上。街道拥挤狭窄，遍地泥泞，两边参差不齐地排列着用灰泥或泥和枝条混合筑成的房屋。小村的上空永远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酸味。这就是著名的茅台酒的制作地。   
    3月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在这里，毛泽东和红军干部战士品尝了茅台酒的芳香，随即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敌人立刻发现了这一情况，派出飞机进行骚扰。一枚炸弹击中了周恩来办公室旁边的一所房子。人们竭力劝周恩来隐蔽一下，被他拒绝了。   
    红军一过河，毛泽东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一个团向北行军到达四川的古蔺县。该团沿途虚张声势，行进中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以引人注意，作出一种红军主力要北渡长江的姿态。   
    红军的大佯动，果然吸引了蒋介石的目光。3月20日晚，他发出“筑碉‘阻剿’共军”的电令，命令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统统奔集川南，合力“进剿”。蒋介石兴奋地说：“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的部队遍筑碉堡、紧张部署围歼红军兵力的时候，蒋介石绝没有想到，毛泽东又突然率部于3月21日晚，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就使蒋介石在川南的部队扑了个空，敌人专门为红军准备的碉堡群也成了一堆废石土。国军哀叹：共军“现复向东西窜，……是否其主力东窜，抑以一部东窜，而主力仍西窜，不得而知”。   
    遵义会议上，曾有人讥笑毛泽东不过是读了点《孙子兵法》而已。而现在毛泽东恰恰是运用中国古代兵法中声东击西、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避实就虚等战术，把红军从蒋介石设置的包围圈中解救出来。   
    红军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突然给红九军团下令，要他们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上大红标语，放烟火扮炊烟，佯装红军主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红九军团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制造假相、以假乱真、机动作战，达到迷惑敌人的目的。3月31日晚，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中央红军主力分别在大塘口、江口、梯子岩等渡口架设浮桥，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把敌人的主力甩在乌江以北地区。这为实现红军西进云南，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的战略创造了条件。但是要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当前主要的障碍是据守在云南、贵州边境一带的云南军阀部队。所以毛泽东说：“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为此，毛泽东决定继续采取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略。   
    南渡乌江后，毛泽东将红一、三军团分开，让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扬言要打贵阳。同时派出一部分部队在贵阳城外摆开阵势，把通往贵阳方向警戒起来，而红军主力却从离城20公里的地方往西南行进。   
    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先头部队则占领扎佐，逼近贵阳。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城督战，由于主力被调往乌江以北“围剿”红军，因而贵阳兵力空虚，只有第九十九师四个团，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得知红军的行动后，十分恐慌。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驰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以备情况不妙时逃离贵阳。   
    毛泽东的“诈兵”术获得成功。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东渡清水江，并在清水江上架桥，装作渡江东进湖南的姿态。蒋介石又一次上当，急调湘、桂等省军阀部队开往石阡、余庆、平越等地，防止红军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其实，中央红军既不要占领贵阳，也不是去湖南，而是要“调虎离山”，把滇军引向东去。果然，毛泽东把蒋介石的牛鼻子牵动了，云南军阀的主力部队已由滇黔边往黔东开调，红军西去云南的道路已无重兵阻拦。当滇军孙渡纵队火速赶到贵阳，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犒赏时，红军却从贵阳至龙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部队一过湘黔公路，如同插上了翅膀，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行进，连克数县，渡过北盘江，尔后进入云南境内。4月23日红军进入平彝县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惊呼“上当!上当!”，但悔之已晚。当他重新部署兵力，命令薛岳亲率周浑元、吴奇伟、孙渡、李韫珩各部及黔军尾追红军时，已落后红军数日行程。敌军叫苦不迭：“共军转个弯，我们腿跑断。”   
    兵不厌诈。毛泽东在导演了一出佯攻贵阳的好戏后，接着又着手编织“威逼昆明”的新戏。   
    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被毛泽东的战术搞得晕头转向。他们搞不清红军的去向，因为红军有时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甚至连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毛泽东指挥作战似乎无一定章法，全凭心血来潮。   
    事实上，这正是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之所在，在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的军事行动背后，掩藏着一个十分清晰、明确的战略意图，即“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

第四章 得意之笔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二）

    进入云南以来，为了实现抢渡金沙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毛泽东继续施行他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他要红一、三军团从东面直逼昆明，然后又让他们迅速向北穿插；留红九军团在乌江以北的滇黔边继续牵制敌人。他要让蒋介石再上一次当，以为红军将取昆明。   
    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奉命佯攻昆明，在昆明附近大造舆论，到处张贴标语：“打到昆明去，活捉龙云！”先头部队一直抵达离昆明仅15多公里的地方。龙云急电令孙渡返回昆明，请求薛岳援助，并部署滇军严密防守。毛泽东让敌军调往昆明守城的目的已达到。   
    就在佯攻昆明搞得沸沸扬扬的时候，红军主力突然分两路直扑金沙江。   
    甩掉了追敌的红军向金沙江畔前进，急需云南地图。参谋部只有一份比例尺太小的云南省地图，上面的地点路线都不详不准，以致老走弯路，找不准金沙江渡口的位置。   
    没料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4月27日，军委纵队沿曲靖公路前进，从昆明方向有3辆军车急驰而来。周恩来命令部队就地准备战斗。车上的人发现情况不妙，后面两辆车掉头跑了，前面的车正想掉头，周恩来一声命令：“冲！”战士们蜂拥而上，俘虏了押车副官。经审问得知，这是龙云专为薛岳送军用地图的车。   
    这真是雪中送炭。二十多份云南省地图，1000包又400瓶白药，成了龙云送给红军的“礼品”。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正为没有云南详图而犯愁的时候，敌人送上门来了，真是解了燃眉之急！这一战绩比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器还重要，可谓巧获呀!”当晚，这些地图就被作战参谋用红铅笔标出了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从驻地到金沙江最近的龙街、皎平、洪门3个渡口的距离和行进路线。   
    4月28日，为确定党和红军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博古、陈云、王稼祥、刘伯承、李富春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在作战科办公室开会，讨论如何部署军队、抢渡金沙江以及北上四川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三条意见：   
    一、自遵义会议以后，我军由于大胆穿插，机动作战，已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现在已取得了西进北渡金沙江的最有利时机。但是，蒋介石在贵阳已经发现我主力从贵州西南向云南的东北方急速前进，因而调集近70个团的兵力向我尾追；万耀煌的第十三师为其先锋，离我后卫部队红五军团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不过，金沙江两岸目前尚无敌人正规部队防守，比较空虚，对我有利。   
    二、从进入云南的地形条件，特别是从今天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地图上看，昆明东北地区是一块比较大的平原，不像湖南、贵州两省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现在不宜在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战斗，尤其要避开省城昆明为好。   
    三、根据上述敌情、地形和我军今天所到的位置，对我们过去决定红一方面军北上四川西部，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造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我军应乘沿江敌军兵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们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地抢渡金沙江。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红一军团为左路纵队，抢占龙街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纵队，抢占洪门渡口；军委直属单位为中路纵队，由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为前锋，抢占皎平渡口。红五军团作后卫，诱惑敌人，使其以为我军仍要进攻昆明。红九军团作为钳制部队，独立行动，以分散尾追之敌，该军团应在会泽、巧家之间选择渡江地点，过江后与主力部队会合。   
    金沙江发源于青海，是长江的上游。江水从横断山脉的深山峡谷间奔流而下，波涛汹涌。金沙江江底流沙聚集，盛产黄金，江面受阳光照射，金光灿灿，熠熠生辉。金沙江两岸除几个渡口外，均为悬崖绝壁。   
    当红军抵达指定渡口后，发现因地势、水及敌机轰炸袭扰等原因，在龙街与洪门渡口都无法渡江，于是全军都集中到皎平渡口。   
    蒋介石获悉红军的行踪后，5月3日，急令已到团街附近的万耀煌第十三师，全力向皎平渡口尾追，保持火力接触，不让红军摆脱，以待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增援。但第十三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非嫡系，万与蒋有矛盾，深怕孤军深入，被红军吃掉，畏缩不前，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蒋介石谎报前进方向尚未发现共军行迹，并命令部队后撤，脱离与红军接触。   
    毛泽东得知万耀煌的动向后，高兴地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将来让后人写段故事吧!”   
    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全部从皎平渡口过江，充分利用蒋、万的矛盾，提前了两三天时间。当万耀煌的部队追到江边时，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不见了踪影。望着波涛汹涌、浩荡东去的金沙江，敌人只能哀叹又一次败在红军的手里。   
    从此，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进军川西北的战略意图。红军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编了一个叫《一只破草鞋》的活报剧，热情地歌颂了红军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从艰难危急中走向胜利，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追击红军几千里，却一无所得，只是在金沙江边拾到红军丢下的一只破草鞋而已!   
    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战役也就结束了。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下，以三万多人的劣势兵力，同数十万敌军巧妙周旋，反复较量。红军迂回曲折，大步进退，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驰骋于川、滇、黔边境广大地区，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困疲敌人，歼灭敌人；四渡赤水，威逼贵阳，乘虚入滇，巧渡金沙，示形于东而击于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出敌不意，出奇制胜，从而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堵，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就连毛泽东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从四渡赤水，佯攻贵阳，直到巧渡金沙江，紧紧牵住蒋介石的牛鼻子，一环接一环，环环相扣，确实高明。毛泽东也曾对陈毅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毛泽东统帅全军后，没有辜负遵义会议和广大红军将士的重托，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四章 得意之笔会理会议泛起的小风波（一）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统帅生涯中的最得意之笔，而这“得意之笔”的主要特征就是声东击西。   
    在三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对“声东击西”谋略的运用，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要声东击西，就要“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就要全军走得快，动得勤。毛泽东曾告诫红军指战员，“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强调的就是一个“走”字。   
    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红军的“走”完全靠两条腿穿草鞋甚至打赤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单是这样走就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更不要说还要走走停停，不时投入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了。然而，对红军战士来说，走比打更苦，他们宁愿多打而不愿多走。   
    走得多了牢骚话自然就出来了，战士们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知道上级为什么要他们天天走路，与敌人兜圈子：   
    “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都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能受伤！”   
    “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呀？”   
    “什么前方后方，前方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   
    “老打圈子不打仗，还不把人累死憋死！”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   
    杨尚昆后来对四渡赤水时部队的情绪曾作了这样的描述：“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那时不像现在，有个什么行动要先说清楚，目的地在哪里，怎么走法，等等，那时军情紧急，下个命令要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个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说要问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   
    在四渡赤水的转圈圈途中，疲劳、疾病、饥寒成为部队减员的三个主要因素，远远超过战斗减员。“走路”成了致命的问题，也成了这段时期争论的焦点。   
    不满情绪不但在战士中，在上层领导中也激烈地表现出来。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后不久，了解到部队的情绪，他将听到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综合在一起，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份电报，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签了字。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说什么“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林彪还给周、毛、王新“三人团”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新“三人团”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指战员中的牢骚，领导层中程度和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在聂荣臻的回忆中被描述为“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遵义会议后的一股小小的余波”。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股不大不小的“风潮”、“余波”，很是恼火，也深感委屈。   
    四渡赤水，东奔西突，南转北进，毛泽东也是靠两条腿走路，也跟战士们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他又何尝不苦呢?   
    行军跋涉，时常连喝的水都没有，更不要说烧水洗澡洗头了。经常不洗澡不洗头，战士们身上长满了虱子。为了不让虱子在头上肆虐，红军战士不管是男是女都剃成了短发，唯独毛泽东不肯剃头，头发越留越长，变成了披肩发。   
    接替邓小平当了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总想有机会给毛泽东洗一洗那长满虱子的头，理掉他的长发，但毛泽东总是大摇其头，固执地说：“不打一个漂亮仗，就是白发三千尺，我也不理。”   
    毛泽东就是这样忍受着行军的疲劳、虱子的煎熬，日夜思考部署四渡赤水战役的，而且，不打胜仗绝不理发，他能不苦吗?   
    此外，毛泽东还经历了骨肉亲情遭受不幸的痛苦。他妻子贺子珍一直挺着大肚子行走，分娩后坠地的孩子连爸爸都没见过，就被送给了老乡；刚从分娩寄女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贺子珍，不幸又被飞机轰炸成重伤。   
    在领导层中，毛泽东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和牺牲，他付出那么多又为的是什么呢?他率领疲惫不堪的红军转战川滇黔边界，煞费苦心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却不被一些同志所理解，反而受到指责和怀疑，甚至怀疑他的指挥是否合适，他能不窝火和恼怒吗?   
    就在这时，林彪给“总负责”张闻天写信，要求改变军事指挥，更是雪上加霜，毛泽东下决心开个会统一认识。   
    红军渡过金沙江，击溃狮子山的一部川军，经过通安、富乐、彰冠等地，进入会理地区。一路上，毛泽东分头找周恩来、王稼祥、朱德、洛甫、博古，甚至包括李德等人交谈，商定为了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准备在会理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四章 得意之笔会理会议泛起的小风波（二）

    会理城是一座古城，300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坚固。红军围攻了7天，都未攻破。毛泽东原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希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整时间，解决当时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同时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但由于会理城久攻未破，遂于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李德列席了会议。为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会场设在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军团负责人的地铺也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报告。张闻天的报告大纲是会前同毛、王商量的。他严厉地批评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毛泽东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要几渡赤水，他说：“像这样迂回前进，有没有必要呢?我看大有必要，客观环境需要我们如此嘛。不从实际出发，一厢情愿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战略方针，必须建立在知己知彼上”。“可是现在，有人对迂回前进多跑一点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总书记写信，要求改变指挥，这是一种动摇，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动。大敌当前，我们的干部说什么都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毛泽东在会上驳斥了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说林彪：“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没有理由怀疑中央的战略方针。朱德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毛泽东还对彭德怀提出指责，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的电报，也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毛泽东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间听得出来，毛泽东怀疑张闻天是同彭结合在一起的。张、彭虽然内心觉得委屈，但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   
    会议从5月12日下午开起，开了两三天，最后由张闻天作结论，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并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区；会议还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   
    会理会议的主要结果是积极的。通过这次会议，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下，在四渡赤水中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采取的在运动中摆脱敌军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了确认。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但会理会议也表明，毛泽东获得的这一领导地位也还不巩固，还要经受斗争的考验。毛泽东的权威这时还是相对的，可以挑战的，也有人挑战，还没有形成后来那样崇高的威望。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对领袖也敢提出不同意见，应该说是正常的，是党内民主所必需的。后来发展到绝对权威，把领袖神化，没有人敢提不同意见，反倒是不正常的，有害的。   
    对于林彪的信，彭德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但彭德怀也写道：“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   
    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但是，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时，此事又成了一大罪状。彭德怀在“自述”中总结道：“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   
    张闻天是会理会议的主持者。他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边，自己没有受到直接的、明显的批评。不过，毛泽东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判断，却一直认为是张闻天到红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这种误解埋在毛泽东心里，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才挑明。在1941年六七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要林、彭来代替‘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情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一点调查工作”，对此事作了澄清。   
    关于会理会议，张闻天作了这样的客观评价：“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   
    在长征路上，团结对敌压倒一切，它完全可以消弭过火斗争带来的不悦。会理会议的风波是过去了，但毛泽东领袖生涯中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他就要碰到真正有实力的政治对手张国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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