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evrolet corvette:张少锋：新世纪之中日关系——令人焦虑与期待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冷暖变幻，步履维艰。小泉执政时期，由于其执着的参拜靖国神社，并奉行挟美制亚的外交政策，使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虽然其后安倍的“破冰之旅”，温家宝总理的“融冰之旅”，福田的“迎春之旅”，使两国人民看到了希望，仿佛两国关系的春天即将重新到来。但麻生的上台，把两国人民从梦想中惊醒。民主党的获胜，鸠山的上台以及其从提东亚共同体建设，使两国人民希望从拾。但其首相任期的短暂，菅直人的上台，国内政局的混乱，佐之以两国的钓鱼岛主权之争，使中日关系再次降到冰点。

　　这样，我们对中日关系深感忧虑的同时，也努力寻找其背后的影响原因和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

　　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些因素

　　说起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大家就会想起敏感的历史问题，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领土争端以及能源之争等，作者下面仅对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美国因素

　　自从日本由“脱亚入欧”转为“由欧随美”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就无法摆脱美国的影响。国内学者李广民先生认为日本是个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国家，那么长时间作为世界“一极”存在的美国，自然成为日本攀附的对象。美国确实为日本带来了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和平，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与美国为伍，日本在获到许多战略好处的同时，也会受到美国的种种限制，这种限制，使日本长时间内对美国处于从属地位。并且，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也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的烙印。

　　由于社会制度以及国家实力的增强对美国国际地位形成的挑战，美国长时间内把中国作为其遏制的主要对象之一。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自然也采取了相应的政策，这也长时间内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虽然，随着自身力量的强大和独立性的增强，再加上国家利益的考虑，日本也曾几时有过发展中日健康友好关系的愿望。但由于实力的不够强大或决心的不够坚决，始终无法摆脱唯美国马首是瞻，亦步亦趋的局面。

　　作为现今国际社会唯一“一极”的“山姆大叔”，不仅具有狮子的力量同时还有狐狸的聪慧。虽然身处西方，但却深信东方的中日两国最终会真正对其地位构成挑战。所以，最不愿看到两国友好相处，合力挑战自己。因此，往往利用两国间的隔阂和疑虑，离间两国之间的关系，使其相互猜疑，互相制衡。美国人这种以亚制亚，因而制亚的策略，深得西方“势力均衡”之要旨。就连善于此道的日本，也乖乖地被绕了进去。最可悲的是，日本此时还为战略性的限制了邻国而窃喜。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识，当年，英国使用“均势原则”使得欧洲大陆各强国相互制衡，互相牵制，而无一能够对其地位构成威胁。而欧洲大陆各强国，正如一瓶中的蝎子，在瓶中相互撕斗因而精疲力竭以致无力爬出瓶外。而日本正如美国在东亚设的一个瓶盖，以至使内部的大陆国家无法跃出瓶口。并且，中日两国现在就像两只傻乎乎，激战正酣的蝎子，战得不亦乐乎，而不能自制。但两者都很难脱离瓶子。

　　中、日、美三国在东亚的三国演义，中日两国的互相制衡，还与三国间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中日间在区域内的结构性矛盾有关。

　　（二）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依据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其结构，而国家的实力则决定了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而位置又决定了其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的这种结构逻辑意味着，国家实力的大小决定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其应享受的权力和利益。这样，国际体系的这种逻辑就像一只无形的手，使国家之间无法摆脱无情的竞争。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处于二三位置上的中日两国无疑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也就是说一方在体系中地位的上升，就意味着另一方地位的下降。中日对美的位置构成了挑战的同时，中日双方也相互构成威胁。这样，三者之间就互为挑战和威胁。但由于日美具有联盟的性质，并且日方还常常跟随美国限制中国，在这种逻辑下，中日双方更具矛盾性和冲突性。

　　中日在国际体系中位置的相互挑战，一是在于两国的实力互为伯仲，两国都有超越对方的可能性。但以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中方超越日方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而最重要的是，两国同处于东亚地区，在国际体系中以及在地区结构中的位置，也就决定了谁能成为东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并在东亚事务中取得主导地位。一心想取得政治大国地位和东亚主导权的日本，自然把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视为对自己地位的一种威胁。于是，日本想尽一切办法限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维护自己世界老二和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中日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矛盾激化，从而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日之间之所以存在这种矛盾，也是与日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国家战略分不开的。

　　（三）日本的身份定位和国家战略

　　国际关系的社会理论不仅把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还赋予其人的特征，如身份与意图等。而利益这一行为体的需求，却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因为行为体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是无法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机。由行为体的行动，可推理出其背后的利益动机，而利益背后则是深层次的身份依据。因此，国家的行动与战略，往往以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依据。

　　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可以说是对自己的身份定位经常变化的国家，也是身份较模糊和最让邻国担心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个“变色龙国家”。当然，由于身份定位的改变，国家战略往往相应也随之转变。日本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上本属于亚洲国家，但后来自愿“脱亚入欧”，其国家战略也相应的转变为跟随西方列强“欺亚”、“侵亚”和“奴役亚洲”，从而称霸东亚。后来由于战败，日本又“由欧随美”，倒向美国一边，其国家战略也相应的转变为随美制苏制中。但随着东亚各国经济的崛起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日本自身综合实力的增强，日本的独立性和从回亚洲的愿望也与日俱增。但亚洲国家对此心存疑虑，认为日本心底不纯而犹豫接受。这样，日本就成为“亦美亦亚”的两性国家，也就是身份定位模糊的国家。当日本在美国与亚洲之间游离不定时，国内经济出现停滞，经济泡沫破灭，随之政治泡沫破灭和出现社会危机，民族主义和右倾主义开始抬头，日本政治也出现右倾化倾向。再加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日本又从拾“从美制亚”战略，限制中国的发展。

　　从日本的国家身份定位可以看出，日本长时间内不把自己作为东亚国家，反而把东亚国家作为其限制的对象，特别是中国。这样双方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异己感和相互间的不信任，很难再次形成国家间的彼此认同。又加上日方的反复无常，见风使舵，更加剧了这种不信任和彼此的隔阂。

　　然而，日本在身份不断变换的同时，有一种身份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基于其地理位置基础上的海洋国家观念。日本一直把自己作为一个海洋国家，但由于其领土面积的狭小与资源的匮乏，在长时间内就形成了一种对海洋和领土的珍惜与渴望，一种对战略空间和资源的强烈追求，一种基于地理位置与地缘政治基础上的危机感，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大陆国家的担忧，特别是历史上长期强大的大陆国家中国。日本的这种地缘战略观，这种海洋国家对大陆国家的担心和敌视，也使得日本长时间内把中国作为其竞争和限制的对象。并处心积虑的联合其他海洋国家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和拦截，限制其向海洋扩张。

　　（四）日本的民族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倾向

　　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与右倾主义的抬头是与国际环境特别是国内环境分不开的。大家都知道，冷战后民族主义开始在全世界抬头，当然日本的民族主义也不例外。而且，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经济停滞不前。经济的不景气，使隐藏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开始凸现出来。政治领域开始出现混乱，最突出的表现是政治领域维持多年的“五五体制”被打破，政治丑闻不断与首相的频繁更迭。于是人们开始对政治失去希望，政治泡沫也走向破灭。这种对经济和政治的失望也延伸到社会领域，人们开始失去对国家和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对前途也失去信心。于是，出现了“破脚的国家”、“畸形的国家”等对国家的消极认识。整个社会也开始陷入焦虑与不安，犯罪率也开始上升，社会泡沫开始破灭。

　　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下，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政治右倾化逐渐抬头并不断发展。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保守势力中的右翼势力和主张逐渐占上风并影响政治决策的一种政治发展倾向。政治右倾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扩张倾向，一是右倾思想在政界、媒体和社会广泛蔓延和具有右倾思想的政治人物的上台，小泉为其代表。

　　军事扩张的主要表现是：一是努力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突破其对发展军事的限制；二是强行通过PKO法（U.N.Peace-KeepingOperationsLaw），打破其向海外派兵的“禁区”；三是重新定义日美军事同盟的性质，扩大防御范围；四是夸大中国和朝鲜的军事威胁，极力发展军事力量。政治右倾化在小泉上台期间发挥到极致，他一方面极力配合美国限亚制中，恶化了与邻国关系；一方面不顾东亚邻国的反对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煽动民众的民族情绪，并对国内篡改侵略历史的事件予以怂恿，极力宣扬右倾主义。小泉执政这么长时间，并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足以说明民族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倾向在日本的影响。

　　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与保守化，会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是中日关系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对中日关系的期待

　　中日关系的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现实，是长时间内不合理性发展与反复，也是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中日两国现在就像两个赌徒，而中国却是情不由衷，但双方的赌金却揣在美国手里，两国如在这样走下去于人于己都不利。金熙德先生认为，中日之间长时间内这种停滞不前国家关系关键在于两国未实现战略和解。两国国家战略的不相容和冲突，使两国的关系很难进一步发展。

　　但是，两者应认识到，东亚正在进行着迅速的区域结构变动、区域社会化与一体化进程，中国与东盟在区域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平等互利的进行合作，已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也是治理日益凸显的全球问题的迫切需要。旧的国家间互动模式，以权力为基础的零和博弈模式，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

　　日本应认识到区域发展的趋势，调整自己的身份与战略定位，并做出相应的战略行动。如果不改变自己认识的保守性与滞后性，一味的跟随美国，维护自己在美国所主导的区秩序下的既得利益，将有被孤立化的危险。日本，不仅仅是美国的盟友，西方的一员，与美关系并不是其外交战略的全部。在地理与文化上，仍是亚洲的一员，东方的一员。不尊重邻国，抛弃亚洲，其大国之路将非常黯淡。在2005年，作为四国提案（由日本、印度、巴西与德国提出的扩大安理会的“四国提案”）的共同提案国的亚洲国家，除了印度的邻国不丹、马尔代夫共和国外就只有阿富汗，就是很好的证明。回归亚洲，乃是其明智的选择。

　　同样，中国也应改变自己认识的保守性与滞后性，并且，减少民族情绪与感性的影响，理性与自我约束的与他者战略互动。否则，将会引起他者对自己日益强大的更加恐惧，也可能有被孤立化的危险。中国应认识到，由于发展的需要，自己不得不转向海洋。因此，逐步接受海洋性文化，逐步接受主要有海洋性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与制度，学会与海洋性国家互动，是理性也是融入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还是亚洲的一员，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爱和平、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要建设和谐社会，还要推进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的建设。

　　中日关系可以说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关系到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福祉，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复兴。中日两国是否能向德法两国一样，“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考察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以及两国领导人智慧与理性的事。我相信，伟大民族应具有伟大的智慧与胸怀，两者携起手来共建东亚共同体才是明智与理性的选择。如果两国能携起手来引领东亚走向一体化，那么，有欧美主导世界局势的局面将会随之被打破，天下三分之势也将会随之而形成，世界多极化趋势将得到深化，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的身份与地位也会得到提升。

　　因此，这就需要中日两国的政府及人民，认清历史发展的潮流，捐弃前嫌，为两国近15亿人的切身利益与长远利益着想，互示建立良好关系的愿望与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生存权利与安全利益。特别需要两国的执政党与领导人，不要为了一人、一党之利益，而做出有违时代潮流，有损两国人民利益，今为天下，身后为历史所耻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