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保罗男装短袖t恤:中国文化中的禅与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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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禅与禅机马奔腾2011年12月19日13:30 来源：《学习时报》中国文化中的禅与禅机--中国共产党新闻
佛教自两汉之交传入中国，至唐宋两朝达到极盛。唐代南宗禅的产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显著标志，禅逐渐渗透于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禅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手段，其中禅机的普遍存在又使它充满趣味与智慧，自古至今都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所谓“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称，意译为静虑。禅是一种在安宁状态中思维活动的修持。禅修要达到的是去恶从善、由痴而智、由染而净这一目的。狭义的禅学仅指禅宗之学，特别是惠能南宗之学，广义的禅学还包括印度禅和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禅。中国早期禅法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为禁欲，二是调心，三为神异。对神异的追求曾经是佛教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如后赵石勒供养西域沙门佛图澄，就是想借助于他“神异预言”的能力为军事和政治服务。至出现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禅，情形大为改变，体现着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新进展。原来小乘佛教以禁欲自度为主，大乘佛教却主张普度众生、般若性空的学说，因为要普度众生，于是有利他的动机，所以它是既静修又充满活力的。南宗禅修持的中心是自证自悟，追求顿悟成佛，强调自心的决定性作用，使禅对外在神异的幻想让位于对精神解脱的追求，在重视现世人生的中国文化氛围里，禅越来越成为一种带有生活气息的调适身心与情性的生存艺术。禅宗之禅简化了修炼的过程，部分消解了原先禅的修行重理性思维的特点，在保留其超越性本质的前提下有了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新境界。“禅是出世法，但是，至少是移入中土以后，它也可以入世，或者说，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来处治世间事。这态度是冷眼看，是超脱，是以大智破众迷，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张中行《禅外说禅》）禅宗甚至认为行住坐卧都是禅，禅不必拘泥于经典或形式。禅宗后来发展出“五家七宗”，区别的依据之一就是禅法的不同。禅变得这么意味无穷而又操作简单，遂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南宗禅以顿悟开宗，以无念为本，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空前解放，后来宋明理学就深受佛教世界观以及禅家心性观念影响，而一些标举个性解放旗帜的思想家（比如李贽、袁宏道）也多受禅的启示。
对比传统的主要生存哲学，儒家重在宗法社会的建构，道家重在对自然之道的冥合，而佛禅则重在个体心灵的自足与圆满，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结合，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所谓“禅机”又作“机锋”：“机，指受教法所激发而活动的心之作用，或指契合真理之关键、机宜；锋，指活用禅机之敏锐状态。意谓师家或禅僧与他人对机或接化学人时，常以寄意深刻、无迹象可寻，乃至非逻辑性之言语来表现一己之境界或考验对方。”（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也就是说，禅机是禅家用以悟道的方便法门，它常有非逻辑性的特点。所以理解禅机必须运用般若之智，突破日常三段论式逻辑思维的局限，甚至突破语言的魔障，在直觉、顿悟中刹那间进入佛禅圆满之境，“没有悟，就没有禅。禅同悟是同义词”（[日]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临济宗以“喝打”或“棒喝”为主的独特家风，就是通过“喝”、“打”这些超出常规的言行，发人猛醒，以截断修行者在世俗生活里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祖堂籍》、《五灯会元》等禅宗典籍中记载了大量蕴含禅机的故事。如南泉普愿禅师启示后学：“师因入菜园，见一僧，师乃将瓦子打之。其僧回顾，师乃翘足。僧无语。师便归方丈，僧随后入，问讯曰：‘和尚适来掷瓦子打某甲，岂不是警觉某甲？’师曰：‘翘足又作什么？’僧无对。”（《五灯会元》卷第三）另如仁慧大师行瑫与弟子的答问：“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熊耳不曾藏。’……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白日无闲人。’”（《景德传灯录》卷第十八）这些对话若用习惯性的逻辑去理解，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了。但禅机的奥秘就在其中：悟禅不能拘泥于表面的语句，而必须破除执著。唐代诗人王维的《袁安卧雪图》里竟画出雪里芭蕉，其实也是图画形式的禅机。禅机非为解决现实问题，如果离开禅师语言的特定背景，把禅机视为一般的交流方式、普通结论，与社会生活应对中的逻辑相比附或等量齐观，就犯了参禅的大忌，将导致误读。故而铃木大拙才会将禅的方法称为“前科学的、或后科学的，或甚至是反科学的方法”（铃木大拙《禅的无意识与艺术》）。可见，世所流传僧佛之人三八二十三的故事不宜简单套用比拟。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开创的“丛林制度”形成相对平等的劳动组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推动了禅在中国社会中扎根，至今，辽宁海城的大悲寺等寺院就还坚守着禅家“作坐”并行的传统。佛禅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对后世影响深远。古代统治者每每综合各种信仰以为己用，南宋孝宗曾言：“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元]刘谧《三教平心论》）。禅的方法对同样重视直觉与灵感的文学艺术也有特殊的意义。唐代之后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园林、戏曲等艺术门类中都时有禅的意蕴。如郑午昌先生曾言：“自中唐以来，禅宗特盛。至宋中叶以后，益复风靡。禅门之旨，在直指顿悟，一切色相，尽主解脱。木石、花卉、山云、海月，以至人世百般之事物，皆视为自身之净镜，觉悟之机缘……而山水花鸟画，因亦同受其影响，而偏重思想之描写焉。”（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
今天，时代需要我们传承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但前提是先了解和掌握它。比如弄明白了禅与禅机，才能客观认识禅的智慧和它们的应用。
近来，一则古已有之的“三八二十三”的故事，竟然在网络上引起了怎样理解中国文化的热议。无论热议中有怎样的歧见，也无论最后各自能达致怎样的文化修为，对多数人来说，懂得中国文化要从了解中国文化中的各类知识开始。因为，任何高深的机理，都是不可能脱离常识的。 ——编者
佛教自两汉之交传入中国，至唐宋两朝达到极盛。唐代南宗禅的产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显著标志，禅逐渐渗透于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禅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手段，其中禅机的普遍存在又使它充满趣味与智慧，自古至今都吸引着人们的关注。
所谓“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称，意译为静虑。禅是一种在安宁状态中思维活动的修持。禅修要达到的是去恶从善、由痴而智、由染而净这一目的。狭义的禅学仅指禅宗之学，特别是惠能南宗之学，广义的禅学还包括印度禅和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禅。中国早期禅法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为禁欲，二是调心，三为神异。对神异的追求曾经是佛教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如后赵石勒供养西域沙门佛图澄，就是想借助于他“神异预言”的能力为军事和政治服务。至出现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禅，情形大为改变，体现着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新进展。原来小乘佛教以禁欲自度为主，大乘佛教却主张普度众生、般若性空的学说，因为要普度众生，于是有利他的动机，所以它是既静修又充满活力的。南宗禅修持的中心是自证自悟，追求顿悟成佛，强调自心的决定性作用，使禅对外在神异的幻想让位于对精神解脱的追求，在重视现世人生的中国文化氛围里，禅越来越成为一种带有生活气息的调适身心与情性的生存艺术。禅宗之禅简化了修炼的过程，部分消解了原先禅的修行重理性思维的特点，在保留其超越性本质的前提下有了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新境界。“禅是出世法，但是，至少是移入中土以后，它也可以入世，或者说，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来处治世间事。这态度是冷眼看，是超脱，是以大智破众迷，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张中行《禅外说禅》）禅宗甚至认为行住坐卧都是禅，禅不必拘泥于经典或形式。禅宗后来发展出“五家七宗”，区别的依据之一就是禅法的不同。禅变得这么意味无穷而又操作简单，遂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南宗禅以顿悟开宗，以无念为本，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空前解放，后来宋明理学就深受佛教世界观以及禅家心性观念影响，而一些标举个性解放旗帜的思想家（比如李贽、袁宏道）也多受禅的启示。
对比传统的主要生存哲学，儒家重在宗法社会的建构，道家重在对自然之道的冥合，而佛禅则重在个体心灵的自足与圆满，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结合，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所谓“禅机”又作“机锋”：“机，指受教法所激发而活动的心之作用，或指契合真理之关键、机宜；锋，指活用禅机之敏锐状态。意谓师家或禅僧与他人对机或接化学人时，常以寄意深刻、无迹象可寻，乃至非逻辑性之言语来表现一己之境界或考验对方。”（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也就是说，禅机是禅家用以悟道的方便法门，它常有非逻辑性的特点。所以理解禅机必须运用般若之智，突破日常三段论式逻辑思维的局限，甚至突破语言的魔障，在直觉、顿悟中刹那间进入佛禅圆满之境，“没有悟，就没有禅。禅同悟是同义词”（[日]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临济宗以“喝打”或“棒喝”为主的独特家风，就是通过“喝”、“打”这些超出常规的言行，发人猛醒，以截断修行者在世俗生活里长期形成的惯性思维。《祖堂籍》、《五灯会元》等禅宗典籍中记载了大量蕴含禅机的故事。如南泉普愿禅师启示后学：“师因入菜园，见一僧，师乃将瓦子打之。其僧回顾，师乃翘足。僧无语。师便归方丈，僧随后入，问讯曰：‘和尚适来掷瓦子打某甲，岂不是警觉某甲？’师曰：‘翘足又作什么？’僧无对。”（《五灯会元》卷第三）另如仁慧大师行瑫与弟子的答问：“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熊耳不曾藏。’……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白日无闲人。’”（《景德传灯录》卷第十八）这些对话若用习惯性的逻辑去理解，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了。但禅机的奥秘就在其中：悟禅不能拘泥于表面的语句，而必须破除执著。唐代诗人王维的《袁安卧雪图》里竟画出雪里芭蕉，其实也是图画形式的禅机。禅机非为解决现实问题，如果离开禅师语言的特定背景，把禅机视为一般的交流方式、普通结论，与社会生活应对中的逻辑相比附或等量齐观，就犯了参禅的大忌，将导致误读。故而铃木大拙才会将禅的方法称为“前科学的、或后科学的，或甚至是反科学的方法”（铃木大拙《禅的无意识与艺术》）。可见，世所流传僧佛之人三八二十三的故事不宜简单套用比拟。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开创的“丛林制度”形成相对平等的劳动组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推动了禅在中国社会中扎根，至今，辽宁海城的大悲寺等寺院就还坚守着禅家“作坐”并行的传统。佛禅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对后世影响深远。古代统治者每每综合各种信仰以为己用，南宋孝宗曾言：“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元]刘谧《三教平心论》）。禅的方法对同样重视直觉与灵感的文学艺术也有特殊的意义。唐代之后书法、绘画、音乐、舞蹈、园林、戏曲等艺术门类中都时有禅的意蕴。如郑午昌先生曾言：“自中唐以来，禅宗特盛。至宋中叶以后，益复风靡。禅门之旨，在直指顿悟，一切色相，尽主解脱。木石、花卉、山云、海月，以至人世百般之事物，皆视为自身之净镜，觉悟之机缘……而山水花鸟画，因亦同受其影响，而偏重思想之描写焉。”（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
今天，时代需要我们传承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但前提是先了解和掌握它。比如弄明白了禅与禅机，才能客观认识禅的智慧和它们的应用。
近来，一则古已有之的“三八二十三”的故事，竟然在网络上引起了怎样理解中国文化的热议。无论热议中有怎样的歧见，也无论最后各自能达致怎样的文化修为，对多数人来说，懂得中国文化要从了解中国文化中的各类知识开始。因为，任何高深的机理，都是不可能脱离常识的。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