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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3:22:45
变化：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一）
作者： 凌志军
活着的祖宗
1990年那个春天，整个中国似乎深陷因果轮回之苦。
在帕米尔高原和长白山之间，火焰绵延不绝，长达
经过1989年那场殊死搏斗，中国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分裂了，不过，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二十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说是“经济制裁”，让中国人喘息不得。钱其琛后来拿一句诗来形容这时的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怎么也放不下来。
第一个消息来自新华社驻东德的一个记者。他的报道说，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开除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有消息说，那不是昂纳克，只是他的一个助手。新华社于是赶忙收回那条新闻，《人民日报》则因为自己没有理睬新华社的消息而好一阵庆幸。可是，新的消息又来了，说昂纳克的党籍被开除了，这回是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战后三十五年以来第一个共产党占少数的政府。这个国家群雄并起，各方政治派别达成协议：总统应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等于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给剥夺了。更要命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居然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式的结果，因为已有消息证实，布拉格的居民正在街上游行庆祝，有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书店老板看了这情景，当场把不同政见者的那些著作拿出来，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一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领袖日夫科夫开除出党。春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在东欧的处境就更糟了，有点像过去很多年里被他们宣布为“反动政党”并加以取缔的那些组织了。
苏联人那时候还在观望，莫斯科还没有发生“八·一九”事件。即使是那些最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也认为那个堡垒虽然已经摇晃起来，可还能挺不少日子。布鲁金斯学会的爱德华·A·休伊特那时候是这样谈论苏联的：“他们正在写《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这个剧本，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篇章。”戈尔巴乔夫仍然控制着局势，他承认：“苏联现在正处在改革最困难的阶段。”但他仍在坚定地阐述党的立场：“苏联现阶段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而不是拒绝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人民在1917年10月做出的选择。”他是
可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的心里已经成了“痛苦和绝望”的代名词。
毫无疑问，几年以来发生在波兰的事情，现在正在更大范围内重演。在我们的国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全都急剧地旋转起来。奇怪的是，所有最重要的消息都是在私下传递的，公开发布的新闻则视而不见。
世上很多事情都可以装糊涂，惟有这件事不成。冷战就要结束了。当然，它也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结束之前的冲突格外激烈和残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些人还真不是装糊涂，而是自作聪明。比如有几个宣传部门的官员就告诫属下报刊的总编辑，正确看待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中还剩下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此人尽管主张改革，但却是个“民主主义者”；另一个人是罗马尼亚的总统齐奥塞斯库，他是反对改革的，还在党代会的报告中处处影射攻击中国的改革，但他毕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讲话的时候，听众六十五次起立，向他鼓掌和欢呼。
媒体摘取了这些情节，添油加醋地传达给读者，希望所有中国人能和他们一样，相信齐奥塞斯库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也相信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危机，完全是一小撮坏蛋捣乱的结果。可是接着就有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传过来，不仅证明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的那些掌声和欢呼都是虚伪的辉煌，而且还表明齐奥塞斯库的“社会主义”已经被人民摈弃。90年代开始之前的两个星期，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另外一个城市蒂米什瓦拉，市民走上街头，党的官员则派出军队。反对和保卫齐奥塞斯库的行动在街头相遇，演变成大规模冲突。
军队开枪的那天是个周末。现场录音辗转到了维也纳，然后在电台播出，里面一片混乱：喊声、哭声、口号声和枪声……全世界都听到了。对中国的媒体来说，这个晚上最大的问题是，根本隐瞒不住这些消息。很多人整夜都不睡觉，天一亮就更加活跃，他们守在收音机的短波频道旁边，在嘈杂的噪声中辨别出断断续续的话，结果听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这是真正的“罗马尼亚事件”。另一家西方电台，美国之音，则具体地描述了那一天罗马尼亚街头的死伤者，说有一千人被打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也偶尔出现几个画面，证明来自“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的消息，大都不是无中生有。这些消息说：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集会上的讲话遭到听众反对；军队开枪了；群众反击了；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杀了；军队中有人倒戈了；齐奥塞斯库逃跑了；不，齐奥塞斯库没有跑，他和他的一家人都被抓起来了……
但是罗马尼亚的记者们却格外活跃。前一天，他们让救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在“罗马尼亚电视台”上露面，还给了足够的时间让他说话。此人宣布齐奥塞斯库的罪状若干条。在电视大楼外面，布加勒斯特的市民围成一道人墙，呼喊着“保卫大楼”的口号，阻止军队进入大楼。那以后的几天，罗马尼亚的最新事态，就是经过这个大楼传遍全世界的。事态的发展证明“保卫大楼”的口号有点多余，因为军人原本就没打算冲进去。他们已经倒戈了。到了这时候，齐奥塞斯库不再顾及给自己“民族英雄”的荣誉抹上“叛国者”的污垢，让外国军队开进来保护他，但还是没有用。反对齐奥塞斯库的人宣布他们已控制各个要点，还逮捕了那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件事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罗马尼亚电视台的画面上，看来不再是谣言了。
最后的结果尽管人人都已料到，但还是难以置信。第二天，星期一，齐奥塞斯库已经被罗马尼亚军事法庭处决了，在致命的一枪之后，士兵们还在不停地射击，把他的尸体打得像个巨大的蜂窝。这位几个星期以前还在接受人民顶礼膜拜的总统，显然至死都不会相信，在他的人民中间居然潜伏着如此强烈的仇恨。
这一天是圣诞节，布加勒斯特的教堂里响起圣诞乐曲，街头还有二十多辆装甲车，还有零落的枪声，不过，冲突已经结束。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瓦解了。罗马尼亚不是最后一个，但它却是这场悲剧中最惨烈的一幕。昔日的辉煌转瞬间灰飞烟灭，新的执政者受到新的追捧。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已经表示要为“救国委员会”提供援助。那些环绕罗马尼亚的东欧国家纷纷宣布“支持罗马尼亚的民主力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沉默了两天，等到星期三罗马尼亚新政府的领导人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齐奥塞斯库的被称作“花花公子”的儿子，不过这一回他可不是往日那个风流倜傥的样子，而是一个囚犯——他在四天前就被逮捕了，神情茫然，面容憔悴，目光里充满恐惧。还有人发现了齐奥塞斯库弟弟的尸体，警察的验尸报告说他是自杀的。
这一连串变故毫无疑问构成了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共产党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过好多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可没有想那么多。那时候人世间所有最复杂最微妙也最强烈的感情一起涌出：震撼与解脱、兴奋与悲伤、厌恶和同情、崩溃与新生。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之前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独裁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美国之音”坚持说，他的罪行之一是屠杀六万多人，还企图携带十亿美元逃到别的国家去。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也难怪报刊的领导人会沉不住气，当时就连中南海里老的和新的领导人们，也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十六个字，意思是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政治局于是召开特别会议。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荩卿奉命去同几天前枪杀了齐奥塞斯库的新政府打交道，说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这是80年代最后一周发生的事。那些天，北京的书店里面，那些已被抛弃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像日夫科夫的精装本文集，还摆在书架上。驻扎北京的军队奉命提高警惕，特别小心在北京西郊大学集中的地区出事。好在大学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有几个大学生来到复兴门，站在那里发表讲演，围观者几千人。警察很快来了，驱散了人群。一时间，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那时候中国人的神经特别脆弱，容易紧张，一紧张就会产生联想，一联想就会神经过敏，好像射向齐奥塞斯库的枪弹也正在朝我们中国这边射过来似的。
现在历史终于走进了90年代，全世界都在闹事。没有出事的地方也在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男人还是女人，也不论是政治家、理论家、官员、学者、作家还是凡夫俗子，都充满了政治热情，而且火气都挺大。拿很多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可是，按照西方人那时的说法，这社会主义是谁也救不了啦。
戈尔巴乔夫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融合。”
撒切尔夫人说：“不，社会主义肯定要完蛋。”
对于中国内外那些研究20世纪历史的人来说，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出人意料的南巡，实在是多灾多难。在这两个事件中间，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年岁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很快转入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俚语——“一边玩儿去”，“一无所有”；有发泄内心郁闷的滑稽语——“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有特殊的打扮——不分男女都穿长达脚面的牛仔裤，短统袜、厚底鞋，上身是一件圆领T恤衫，前胸后背印着手写体的大字：“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有群聚起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愚人帮”、“不喝白不喝”。整容成了风尚。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专家张涤生因此大为吃香。他领导的小组在这一年为六千九百三十三人做了整容手术，有个男人想要一个“阿兰·德龙式的下巴”，有个女人希望他照着英格丽·褒曼的样子为她做出一个鼻子。上海市的大学生和高中生中，百分之五十的男生和百分之三十二的女生到舞厅去跳舞。圣诞夜那一天，“梦上海”夜总会的入场券每人八百八十八元“外汇券”。和平饭店里还出了个穿着“三点式”舞衣的女郎。这些都是报纸上的新闻。不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凤毛麟角的，大多数人喜欢去的地方是JJ迪斯科广场，每天晚上，至少一千个年轻人在迪斯科音乐中摇晃不停，狂欢到午夜。“卡拉OK”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也是在那时流行起来的。那一年中国已经有一百八十八家音像出版社，有五十个音像生产厂，销售了三十六万盒录像带和一亿一千七百万盒录音带，激光唱盘还很少，尺寸大小也不统一，几乎所有音乐都是靠录像带和录音带流行起来的。“卡拉OK”歌厅在六个月中便已遍布全国，上海有三十三家，广州四十多家，北京有五十家。其中最红火的要算北京的“四季歌厅”，三十块钱一张门票(当时一个普通工人月工资大约一百元)，每唱一支歌要付五元，唱得多了自然口渴，于是，一杯美国可口可乐三元，一杯日本苹果汁八元，一杯德国啤酒十元，一盘去皮切成小块的中国西瓜二十元。可你要是在遥远的陕北小县榆林的那家歌厅里，花上二十块钱，就能唱一整夜，当然你只能喝到一杯陈年老茶。
普通人在公众场合一展歌喉的欲望，实在有一种很深的社会背景。这“卡拉”两字源于日本，在日语里是“空”的意思，“OK”则是管弦乐队的英语缩写。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本意是“无人伴奏乐队”，传到中国却有了更多的含义。那时候歌厅里引吭高歌的人大都没有技巧，但却很真挚，总是声嘶力竭，总是泪流满面，完全不像现在的人们，唱起歌来有技巧而无真情。
歌声也传到大学校园里。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收起游行的旗帜和标语，解下头上的红飘带，不是回到昔日女友的怀抱中，就是埋头读“托福”，准备远走他乡了。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连找工作都成了问题。即使没有这个打击，他们也已被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谁都可以看出，那里面的小林就是他们自己的未来。于是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有家报纸说，在南京，每一百个大学生中，只有三个认为“人生最宝贵的是事业”，却有五十四个说自己“空虚无聊，闷得发慌”。上海复旦大学有个博士生说：“方帽子里煎不出牛肉饼。”大家都觉得这话精辟，到处传播。看来有这种想法的人挺多，有一天这所大学搞了一次调查，题目是“学生们都在干什么？”结果发现，百分之十在闲聊，百分之十看电视，百分之七看消闲书，百分之七谈恋爱。全国有两亿五千七百五十万个“成年独身者”，大都很安分，“第三者插足”、“黄昏恋”和“四十岁的男人是野狗”一类的话题，还没有流行，《廊桥遗梦》在中年人中引起的那股躁动还要等到五年以后。90年代初期耐不得寂寞的是那些未成年人。大学生原来是不准谈恋爱的，可是从这时开始谁也管不住他们了。有个大学生，闷得发慌时就去追求女孩子。“我已经谈了十七个了”，他说，“我挥一挥手，就带走一片彩云。”北京的大学校园中，一批学生去读“托福”，一批学生去打麻将，这在当时被叫做“托派”和“麻派”。前者嘲笑后者胸无大志，后者嘲笑前者自作多情。两军对垒，此起彼伏。在太平洋的那一边，布什总统一边解除禁令让三颗卫星出口到中国来发射，悄悄地把他的特使斯考克罗夫特派到这边来，和邓小平江泽民李鹏见面，一边又签署命令，让在美国的四万中国留学生都有机会得到永久居留权。这叫北京的“托派”声威大震。直到有一天，政府下达最新指令，限制在国外没有直系或者旁系亲属者出国留学。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托派”分子立即一败涂地。
清华大学有个叫刘兵的学生，就此写了一首《出国谣》。有人说这是“校园新歌曲”，也有人说这是“抗议歌曲”的一种形式。从来没有谁录制发行，却是那一年京城大学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与后来的那些矫揉造作的流行艺术全然不同，《出国谣》内容平白，边说边唱，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性情，段落之间的过门，全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以吉他扫弦伴奏，既快乐又悲伤：
唧唧复唧唧，有人念外语 嘴里ABC，耳边单放机 哥们儿你想什么，你心思在哪里 给我讲一讲，出国的道理 小时候爱做梦啊，长大了没出息 睁开眼看一看，现实的问题 一颗红心，早已交上去 可满腔的热血，还得养活我自己 苦学十几年啊，毕业是五十七 囊中羞涩，找不到亲爱的 勒紧裤腰带，日子还过得去 可论资排辈，活得没刺激 啦啦啦……
唧唧复唧唧，我也念外语 念出了ABC，我念不出好消息 文件发到手啊， 我差点背过气 条条框框，都跟我过不去 我爹妈爱祖国，海外没亲戚 非直系非旁系，出国准没戏 我念过托福儿，也念过GRE 现在要回家 再念人民币 咸盐一毛五啊，面酱两毛七 今天你不买，明天买不起 啦啦啦……
唧唧复唧唧，再没人念外语 听不到ABC 只听到人叹息 哥们儿你别走啊 你要去哪里 陪我溜一溜 再见你不容易，我说大兄弟 你何必苦自己 眼看要毕业，还不赶紧改主意 向别人学习啊，不要信自己 作一颗螺丝钉，傻人有傻福气 薄的是学问，厚的是脸皮 受穷不受累，好歹有吃的 不要怕后悔，前途是拐弯的 不要怕忍耐，道路是加长的 多听爷爷的话，多唱奶奶的戏 美好的生活，幸福又甜蜜 啦啦啦……
那时候这样的歌在学校里面有很多，校园歌手陡然走红起来，几乎全都渗透着年轻人的崇尚自由的本性和自认为被压抑的烦恼。有一首歌叫做《我的心需要你狠狠地敲》(这是90年代初期北大清华最流行的校园歌曲之一，为北大的两个学生巴特尔和杨单涛所作，前者以唱英文歌曲闻名，后者的脖子上总是吊着个十字架项链)。有一首描述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经历：“楼上的人没有广场上的人多，楼上的座位不是我们能坐。重要的是多拍几个镜头，也是到此一游。”还有一首唱到了北京大学：“未名湖是个海洋，诗人们都在水底。灵魂们都是一条鱼，也会从水中跃起。啊……我的梦就在这里。”
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已经很少看见人们围坐在草坪上唱歌的景象。草坪上的人倒是不少，可大都是相对而坐含情脉脉的情侣和到处跳跃的孩子。可在那时候，草坪是校园歌手的天堂。其中最有名的地方是北京大学静园的那块草坪。每到周末傍晚，“草地歌手”纷纷来到这里，弹一只吉他，有时候是疯狂的吼叫，有时候是婉约的和声，总是吸引一大堆人围坐旁听，浸了一屁股的露水也不肯离去。他们唱自己的歌，也唱那时的流行歌，有罗大佑、崔健、齐秦、赵传、郑智化和黄舒骏的，还有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有个名叫沐阳的北大学生每次都在这里流连忘返，直到多年以后还对当日情形记忆犹新：“有一帮人经常出现，可能是北大的教工子弟，唱得最好，他们爱唱崔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所有歌曲，外加《一块红布》。”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1989年底由中国旅游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这是崔健那时在大陆授权发行的惟一盒带，也是中国第一盘摇滚歌曲专辑，包括九首歌曲，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吉他伴奏，自己演唱，歌词平和，旋律悲亢，节奏强烈，情感激昂。有那一年里最为流行的《一无所有》，几乎所有年轻人都会唱：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还有《让我睡个好觉——为修复卢沟桥》。他在唱这歌的时候，好像他就是卢沟桥，卢沟桥就是他：
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大炮。
该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该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崔健这个人是当日中国流行歌坛上的异类，也是无数青年心中的偶像。把他的歌词“一无所有”写在T恤衫前胸后背，再印了他的名字，穿在身上走来走去，成了当时的一种时尚。而他自己的演出服永远是一身旧军装和一双大皮靴，这让人想起六十多年前的红军和二十多年前的红卫兵。有时候他会在头上扎起一条红布带，那时候“酷”这个词还没有，但很多中国青年心中已经有这种感觉。他们为崔健的扮相而发狂，当他以这种形象走上巴黎的舞台时(据说他是当时惟一能在巴黎亮相的中国大陆歌星)，连那些矜持的法国人也激动起来。
崔健矮个子，长头发，看上去既文雅又粗野，既深沉又奔放，就像他的歌儿，是个矛盾的集合体。他在几年以前成名之时，北京的大学生们还为他成立了一个“后援团”。台湾《时报周刊》甚至把他说成“中国流行歌曲的‘原子弹’”。这有点夸张，但若说他把当日中国的流行歌坛搅了个天翻地覆，却是事实。可是在1989年夏天以后，大家再也没有听到他唱歌，却听到一个消息，说他涉嫌卷入“六四风波”，被警察抓走了。他的崇拜者们到处找他，他却没有踪迹。很多人当初都看到他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中，拉开架势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现在觉得他真是凶多吉少。可是到了
他的复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堂：为亚洲运动会集资义演。几个星期以前他和亚运组委会文展部签约，希望能让他巡回演出，亚运会可以得到他的全部收入，他可以得到一个在公众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于是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举行个人演唱会，到英国伦敦参加音乐节，又到香港领取白金唱片奖。后来他离开北京四方云游，一路走一路唱，去了上海、天津、沈阳、武汉、西安、重庆，要不是他的“巡回演出”半途夭折，他非把摇滚弄到全中国每一个角落。
1月最后一周的这个夜晚，北京大雪纷飞，气温零下十五度。体育馆里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扯开嗓子高呼崔健的名字，振臂挥舞崔健的头像。在一个随随便便的开场式中，崔健和他的乐队走上舞台，观众立刻激动起来，有如一片沸腾的海洋，海浪中荡起崔健悲怆的歌声，竟是那首久违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噢……
一、二、三、四、五、六、七
圆拱形的棚顶将声音罩在里面，产生了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声震数里。乐队在演奏方面的不足，被巨大的响声所掩盖。他们显然觉得，高分贝可以弥补他们的蹩脚的技巧，把旋律弄得和人的脉搏一样，就可以让人加速分泌荷尔蒙。不过，演唱的确激情四射，压抑，宣泄，挣扎，颓废和激昂相冲撞、绝望和希望相交融，人类所有最强烈的情感全都喷薄而出。
摇滚歌手一心要引起观众的共鸣，结果很容易就达到了目的。体育馆里现在成了万众合唱，每一个人都是“演员”，都在高歌，而他只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主角。主角被配角的情绪包围着，激动不已，唱起他很少唱的《最后一枪》(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位美国越战士兵所作，表达了他们祈祷世界和平的心声)。他一边唱一边吹响小号，号声嘹亮，撼人心魄，这一来可真是火上浇油。人们都知道他本来就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小号手，总是吹奏那些一本正经的世界名曲，却没有听到他吹出摇滚来。现在他的号声一响，万众唱和——不是在唱，而是在吼。一位西方记者说，这是中国“首都取消戒严十七天以来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
不论什么行当，大体上都会有一些别出心裁的枭雄乱党，当这行当不能满足世人欲望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崔健在90年代初期能够在青年人中得到这样强烈的共鸣，也是出于这个理由。1979年兴起的朦胧诗开启了中国大陆“现代主义艺术”的画卷，让现代派绘画、音乐、电影、建筑艺术纷纷涌出。80年代中期，北京先后诞生了几支摇滚乐队，但那不过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就算当时的年轻人，也不喜欢这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是摇滚的沙漠，崔健不过是这沙漠中的一个偶然，”有个年轻人这样评论，“崔健一直像是鲁迅笔下那个孤独的过客。”1987年崔健第一次去北京大学推销他的摇滚时，没有什么人理睬他，让他铩羽而归。这有象征意义。那时候大多数喜欢流行音乐的人，全都沉浸在港台情歌的柔情蜜意中，完全不能领会那种又说又唱、声嘶力竭的吼叫。90年代开始的时候，人们心态大变。流行歌坛上卷起第二次高潮，像毛阿敏、徐沛东、张藜、刘欢、韦唯、李娜、杭天琪、王虹、屠洪刚和蔡国庆，都是那时的名人。歌手的商业包装也刚刚开始，大众传媒网正在草创阶段。第一批披着商业外衣出场的歌手，毛宁和杨钰莹，还被人们叫做“金童玉女”。可惜那时星多歌少。有《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亚洲雄风》、《血染的风采》、《爱的奉献》，加上《北京的桥》和《好大一棵树》。这些歌要是放在80年代那种一帆风顺的岁月里，还能唱唱，可是现在，年轻人总觉得不吐不快，非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赵传的出现给了人们一个契机。也是在这一年，也是在工人体育馆，赵传有一次唱起《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时候，首次露面的“唐朝乐队”砰然奏响，全场几万人齐声合唱，声及数里之外。这个浓眉小眼、方脸大耳、笑起来嘴角高翘的赵传，受到如此鼓励，不久后卷土重来，举行了首场个人音乐会。这一天，观众都穿上了汗衫，背后写着“烦着呢，别理我”。演唱到了高潮时，万众疯狂呐喊，赵传全身颤抖，长跪于地。“这哪里是唱歌啊，”一个观众事后慨叹：“分明是玩儿命。”
不过，旋律调动情绪的力量，毕竟赶不上节奏。一般流行歌曲缺少力度，没有金属的铿锵声，没有呐喊中的静默感，也没有沉思中的冲撞感，抒情有余，发泄则不足，更不能把自己的灵魂敞开给人看。摇滚于是乘虚而入了。根据《人民音乐》杂志编辑金兆钧的一个调查结果：“90年代初期，初中生放弃内地，直奔港台，而高中生就开始放弃港台，直奔欧美；大学生热衷于摇滚乐。”这也可以证明，摇滚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社会情绪。当日京城，“迷你型”摇滚聚会兴盛一时，组建乐队蔚然成风。东郊使馆区附近的外交人员大酒家和市中心的马克西姆餐厅，是这些人最常去的地方。他们给自己取的名字都挺怪，有“ADO”，有“宝贝兄弟”和“呼吸”，有“唐朝”和“黑豹”，有个乐队叫“状态”，另一个叫“一九八九”，有几个女孩子组成的乐队叫“眼镜蛇”，还有一个叫“自我教育”……当时一个最新的笑话说：“北京乐手有多少？二百个。北京乐队有多少？二百个。”有一次这些乐队联合起来举行“现代音乐演唱会”，轰动全城。中央电视台英语节目主持人卫华也来了，可不只是来捧场的，她本人就是“呼吸”的成员，现在也上台了。她那著名的浑厚低音涌出来的时候，人们听到的不是英语新闻，而是摇滚歌曲。这样一来，摇滚就更加不得了了。报纸上说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风景线”这个说法，也产生在那两年。
那些日子，摇滚世界变化万千，有如石籽所说：“就像女性的内衣裤一样不断涌现新的花边和样式。”不过，大家公认的“摇滚之王”只有一个，那就是崔健。当时流行全国的三十三首摇滚歌曲中，有十七首来自崔健的创作。说起来也是一件怪事，虽然崔健演唱时总是引起疯狂的躁动，可是他的那些歌曲却都是诞生在一种宁静空灵的环境中。一个接近他的人说，他在家里专门辟出一个房间，四壁空荡如洗，地上铺了地毯。“当他灵感突发，创作欲望旺盛的时候，他就来到这间屋子，盘腿而坐，背靠墙壁，面壁沉思。”
他就是在这种孤独幽静之中告别了旧的时代，把一个痛苦的呐喊者的形象留在千万人心中。“常常会想起那时候的崔健，”李皖多年以后说：“那时候的崔健特别沉默和有力量。”但是他渐渐变得喋喋不休了，因此开始失去他的力量，也失去了他的精神中那种欲言又止的东西。他在四年以后又写了《红旗下的蛋》，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再次引起轰动。他以为是他的歌写得不好，还怀疑人们把他给忘了，于是不停地接受访谈，形形色色的记者——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都来找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力量在于“越来越会沉默”，也不再信心十足地“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道我是谁”。他开始谈论自己而不再谈论自己的歌。一个有成就的人到了这种时候，通常就是走下坡路的开始。昔日他的那些崇拜者现在悲哀地发现：“崔健说得越来越多，唱得越来越少。”又过了几年，人们看到了他的最后一搏，那就是他的《无能的力量》。
“崔健很老了，头发像草，头顶心的头发快掉光了。真的要变成假行僧了。”秦上闲这样说。他在2000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最后一次去看了崔健的演出，在北京的“莱茵河声场”。几年前他见过崔健，印象中，那时的崔健年轻些，歌声依然“像一把刀子”。现在呢，“邻居大哥的形象没有变，不过快变成大叔了。”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个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辛鸣，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这是北京《大学生》杂志召开的小型会议。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一位曾在宣传岗位上担任领导的大人物，他大加赞赏。他赞叹这位年轻人的思想深刻：“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这种论述问题的方式的确不同凡响。辛鸣这个年轻人受到如此这般的鼓励，不久后就写出了他的代表作：《发现毛泽东》。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可真不少：30年代共产党的一群高级领导人在遵义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40年代刘少奇和彭真在延安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国人民都发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是80年代，邓小平主持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现在辛鸣要说的不是这些，他的出发点是，在经过了七十年的血雨腥风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价值，还有必要再“发现”。他“发现”的是眼前这一场“毛泽东热”。
其实发现“毛泽东热”是用不着什么学问的——它就在大街上。《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人人都看见了。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有《毛主席的光辉》，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总共三十首，的的确确，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这盘带子的时候，他们说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北京王府井书店订了两千盒，发货的那个人给搞错了，只送来两百盒，一个小时就被卖光了，书店急电打来，说再要两千盒。湖南有个个体户也拿走了五百盒，一边走还一边说：“红太阳的故乡，能卖不掉吗？”还不到一个星期，七八万盒就卖光了。看来所有人都低估了毛泽东的力量，他们还以为“小虎队”的告别磁带《再见》会占领那时候的市场呢，现在看来，还是《红太阳》厉害。出版社赶紧又制作了三十万盒，不够，五十万，还是不够，结果是一个月卖了一百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歌声最为嘹亮：
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说，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
“要不是满目西装、牛仔，到处新潮、精品，差点以为时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时代。”上海有家报纸这样说。《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
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宋强和乔边两个人直到很多年以后还提到这件事，说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但他们既没有提到“发现”了什么，也没有提到“滑稽”。只是说，他们想起了80年代由刘索拉作词的一首歌，那里面有几句词，描述了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的怀旧心态，就像是90年代初弥漫在中国城市里的那种情绪：
我想最后向你告别，我想最后转过头说再见，忽然一段熟悉旋律，在我耳边时隐时现。
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那一段“熟悉旋律”，的确是“时隐时现”的，让人很难说“再见”。它的卷土重来，有着相当确定的时间可以追溯，它大致发生在1988年第四季度的某个时期。北京的家家户户不约而同地翻箱倒柜，把压在底层的毛主席像章找出来，少则数十数百，多则成千上万。这都是二十年前那场“个人崇拜运动”的产物，而今居然灿烂依旧。大人们一边对孩子讲述当年自己如何省吃俭用，买下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国家又是如何倾全力制造这些东西，把造飞机用的铝材也拿出来造主席头像，总共造了三十五亿个，弄得毛主席呼吁“还我飞机”。可是除了毛主席本人，所有人都说他的头像还是比飞机重要得多。后来他老人家与世长辞，他的头像也就归于沉寂。到了80年代，六块钱
自从邓小平在80年代初期主持了对毛泽东的评价，毛的功过是非似乎就归于历史了。中国人都把眼光投向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有如那时候最流行的一句话，“团结一致向前看”。尽管邓小平一再声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贡献，毛主席的画像要世世代代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声称自己倡导改革开放的灵感主要得益于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但是，毛泽东的灵魂还是渐行渐远。毕竟，邓小平的伟力和魅力不在于他与毛泽东的相同之处，而在于他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到了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威望，达到了他第三次复出以来的顶点，这一点也得到全世界的承认。他在1985年被《时代》杂志选为风云人物。那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提到毛泽东。
只有一个个头儿高挑、面容消瘦的年轻人，满脑子都是毛泽东。他叫权延赤，整天坐在北京城南光明楼附近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对二环路喧嚣的噪音，刻意勾画出毛泽东的伟人形象。权延赤是一个空军军官，父母在四十年前跟随毛泽东在延安干革命。他说自己“孕于延安”，看来是对那个革命年代情有独钟。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作为革命者的毛泽东，而是作为普通人的毛泽东。他的第一本书在1989年出版，叫做《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是一本很薄的小书，封面单调，装帧粗糙，但是它的影响超过了后来所有那些描述毛泽东的出版物。按照权延赤本人的解释，世人把毛泽东变成了神，而他要把毛泽东变成人。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当然的。但在那时候，权延赤的努力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这是对毛泽东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指出权延赤在书中所描述的情节，多有不实之处。权延赤的书以“第一人称”写就，但里面那个“我”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的贴身侍卫李银桥，现在李银桥站出来，说其中一些情节根本就不是他说的，也不是事实。还说他应当拥有此书版权，权延赤的单独署名乃是侵权行为。为此李将权告上法庭，这导致两个合作者对簿公堂。对于这桩民事诉讼，当日人们无论持有怎样的看法，都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事件的中心。人们所关注的焦点是诉讼中的利益纠纷，即如当事人权延赤，也没有在这中间看出什么关乎宏旨的含义，只是抱怨自己“总写惹事的文章”，还说“写政治书写得太累”。
权延赤一边抱怨一边回到他的小屋里继续写作。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新华社一位五十来岁的记者，杨继绳，把当日一股新兴的潮流叫做“物欲的浊浪”，说它“就如突然冲开闸门的洪水奔腾而出，一泻千里，四野横流，冲垮了精神大坝。权钱交易广为泛滥，卖官鬻爵常有发生。光明正大的公务变成了私下的买卖；温情脉脉的友谊变成了冷冰冰的交易，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利益成了驱动一切的力量。”一位作家把这叫做“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现代化”，还把“现代化”三个字打上了引号，说这样的现代化“来了也白来”。他写道：“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多数人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这些事实证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似乎与徘徊在东欧的“妖雾”和“苍蝇”无关，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怀念，是由《红太阳》的歌声激励起来的。一个三十六岁、戴着黑边眼镜的北京人，马京军，从这时候开始了他的收集毛泽东像章的历程，直到八年以后，他已是北京市体委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家里的毛泽东塑像，也有了六万多枚，包括各种金属、塑料和陶瓷为原料的头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挂盘，以及一个挂钟。那时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还有一个人和马京军齐名。他叫陈德，家里收藏着六万枚像章，还嫌少，曾经为了追寻一枚毛泽东的像章，从北京赶到沈阳，从沈阳赶到鞍山，从鞍山又赶回沈阳。他说那像章是一个新疆的民间艺人在骆驼骨头上用手工浮雕制成，实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罢休。
北京人把这种人叫做“发烧友”。如果可以这么说，那么让他们“发烧”的是“毛泽东像”而不是毛泽东。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就如同“音响发烧友”感兴趣的是音箱和放大器的质地，而不是音乐本身。不过，“毛泽东热”还是迅速弥漫着，那些直接和间接同毛泽东沾过一点边儿的人，这时候都开始撰写文章，回忆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时刻。书店里面，写毛泽东的书都放在最显眼的地方。魏巍现在笔下的“最可爱的人”，不是志愿军战士，而是毛泽东，或者说那些“最可爱的人”都是配角，主角是毛泽东。这位作家写了《地球上的红飘带》。郝明丽，一个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山东女孩儿，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她在泰山上认识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就嫁给了他。郭建设，一个一向善于观察普通人的摄影者，现在开始细致入微地寻找毛泽东的灵魂。在他拍摄的照片上，毛泽东的形象总是和芸芸众生形成对照，异常鲜明，令你感受到世间凡人对于神明的向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场面：山村农舍里，几个孩子在读书，头顶上是毛泽东的半身像。照片说明是：“毛主席在照护着山娃娃”。
研究“毛泽东现象”也成了一个现象。那两年旷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学埋头读书。这个眼睛深陷而颧骨凸出的小个子，是湖南湘乡人、毛的同乡。想来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来研究“毛泽东现象”。在“发现毛泽东”的潮流中，电影导演们到处寻找长相像毛泽东的人。苏联人那些歌颂列宁和斯大林的电影给了他们灵感。他们一口气拍出《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这些电影。还有一部更辉煌的电影《大决战》，耗资巨大，规模空前。它所记述的“辽沈”、“平津”和“淮海”三个战役，构成了毛泽东军事生涯的最辉煌的阶段。电影极尽渲染铺张。有两百多个有姓有名的演员，至于那些参加拍摄的无名者，累计有三百三十五万人，涉及十四个省市区的五十多个县市，此外还有十二万海军、空军和陆军的官兵，还有三十三个师团的坦克、火炮、车辆、飞机和舰艇，还有军事院校和武装警察。《中流》杂志的一个记者为此欢呼不已，说这些电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轰动效应’，在年轻一代中，获得空前成功”。那时候的电影院的确是毛泽东的天下，半数以上的电影与他有关。一个相貌和毛有几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伟大”起来，甚至在银幕下面也被当成“毛泽东”。他在体育场里提高嗓音，学着毛的步态手势和声音，喊了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于是全场都激动起来，掌声雷动。他到湖南去寻觅领袖风范，长沙、湘潭、韶山，一路受到热情拥戴，毛的乡亲们迎接他的到来，就像迎接毛泽东本人回到故里。他在西柏坡见到李讷，李讷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说那手很像她的父亲。他在北京晋见党的高级领导人，却被请到中间座位，那位子过去一向是毛泽东的。
但是有一个人对此不以为然。“人家都说我像主席，化妆师说，我比古月演主席好化妆。”他这样说。他是北京大兴县留民营村一个农民，叫张占林，长相的确像毛泽东，喜欢穿中山装，喜欢左手叉腰，做出一派高瞻远瞩放眼天下的样子。所以方圆多少里的人都知道这村里出了一个“毛泽东”。这个“假毛泽东”在三十二年前见过真毛泽东，当场发现毛的挥手幅度不超过耳朵，端坐如钟，落落大方。正是这次见面，让张觉得他与毛形同一人：“毛主席身高
但是，无论是古月还是张占林，都不能代替人们寻找毛泽东的真身的热情。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的同乡人具有最明晰的感受。过去革命的年代里，中国这块土地上涌现出无数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地方，叫做“革命圣地”，包括陕西的延安、江西的井冈山、贵州的遵义、河北的西柏坡、山西太行山深处一个叫五台的山沟，当然第一位的“圣地”就是湖南长沙韶山冲。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人如果有机会离家远游，要去的不是九寨沟，不是黄山，不是张家界，不是香格里拉，不是江南水乡，不是“百万人看上海”，不是东北的长白山天池，不是海南岛的天涯海角，而是这些革命圣地。到了80年代，“革命圣地”被冷落而“旅游胜地”走红，现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圣地”重新辉煌起来，那就是韶山冲。一个小个子湖南人，文辉抗，长时间地担任韶山管理局局长一职，“毛泽东故居”当然也在他的管辖内。此人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按照门票的销售数量，逐年计算出参观人数，一丝不苟。结果是：1990年，平均每天有二千五百人来到这里，到了1991年，就有二千八百五十个人了，总计这两年里增加的人数，比整个80年代还要多。大概就是在这时候，住在“毛泽东故居”旁边的汤老太太花一块七毛钱买来一袋子绿豆，由此开始了她的事业。她在自家门前煮了一大锅绿豆稀饭，卖给来参观的游客，一毛钱一碗，大受欢迎。于是汤老太太一发不可收，把“食粥摊”变成了“毛家菜馆”。又过了一年，“毛家菜馆”走出韶山走出农村，占领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有两百多家——就像当年的毛泽东从这里出发走向城市一样。“毛家菜系”中，属豆豉辣椒、红烧肉、武昌鱼和火焙鱼最为经典，又以后者最具毛家特色。小鱼全都出自毛泽东故居前的那片荷塘，长及寸许，洗净晒干，以文火焙干，然后放入竹筒，置于燃烧的蒿草上，烟熏火燎之后，再用油炒。看来汤家老太太是读过权延赤的书了，因为这些菜几乎都是那些书里描述过的。游人瞻仰毛泽东的故居，然后品尝绿豆稀饭的清纯和“毛家菜”的鲜辣肥腻，满意而去。
“毛泽东热”已经席卷全国了。这一年，离毛的“百年诞辰”还有三年，离他的“十五周年忌日”也还有一年，实在不是什么关键日子。凭空出来这么一个热潮，让很多人看了不免奇怪。不过，有些人在忍气吞声多年之后，现在终于扬眉吐气。权延赤肯定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有两个非同寻常的人站出来，维护他笔下的毛泽东的凡人形象，用权延赤自己的话说，是“出面讲了公道话”。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说他读了权延赤的书后老泪纵横。另外一个是邓力群，他认定权延赤的书乃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围工作人员口授整理而成”，所以那些不尽不实的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由于利益之争对簿公堂也不值得一提。重要的是，这些读物，“在‘寻找’和‘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煞的历史作用”。
中国人对祖宗的膜拜自有一套做法。它不同于西方人对上帝的顶礼以及东方人对佛陀的敬畏。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信仰与自我净化的精神，而前者恰恰是在失去了信仰的时候才格外强烈。它并不全都来自传统的风尚和习俗，也是源于某种现实的功利主义。对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随着他的时代而辉煌，也随着他的时代而逝去；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毛是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无论世事怎样变幻，只须加以改造便可投入新的战斗；有些人宁愿把毛看成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菩萨；还有些人则把毛当做一棵“摇钱树”。同毛泽东时代的万众一心不一样，现在每个人都以一己之心去理解和继承那逝去的时代。这中间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崔健在《南泥湾》中肆无忌惮地掺杂自己的理解，把这著名的延安歌曲弄得面目全非。这小子身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常常套着一件旧军装，偶尔也别出心裁地套一件色调暗淡的短袖T恤衫，上面印个巨大的血红色的五角星，扯开沙哑的喉咙，和着摇滚的旋律和电子打击乐器的节奏，唱出《南泥湾》。歌词还是那些歌词，可是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柔美婉约的味道全都变了，变得躁动、跳跃、疯狂、激情四射。这又哪里是“南泥湾”了，分明是个“百老汇”。年轻人为之欣喜若狂，老年人却为之愤怒。这些愤怒者中最愤怒的一个，就是当年南泥湾大生产的领军人物、后来的国家副主席王震。他身患重病，消瘦而且步履蹒跚，但这并不妨碍他痛斥那个奇装异服、怪声怪调的摇滚歌手。王和毛是同时代人，对毛充满了敬意，而且希望后人都能拥有和自己一样的思想、价值观念和感情，即使稍有变通，也只能像权延赤那样，说说“伟大中的平凡”或者“平凡中的伟大”。这样的革命者绝对不能容忍崔健对那个时代的理解。
伴随着“毛泽东热”，也发生了一种现象，经过80年代末期经济的萎靡和政治的动荡，原来跟着邓小平走的人现在有不少动摇了。邓小平本人倒是显得挺超脱，他在度过了轰轰烈烈的80年代之后就坚决要求退休，并且获得批准。在他之前，党的高级领导人除非犯了严重错误，大都死在任内，像他这样不肯接受最高领导的位子、又坚持退休的人，极为罕有，所以让全中国的官员和百姓都感动了好一阵子。可是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论他多么了不起，离开了权力，离开了势力，离开了可以表现自己的舞台，就会被人疏远，被人忘记。像邓小平和毛泽东，远离世间滚滚红尘之后，还能被别人如此这般地说个没完，实在不多。
人们对伟人的不同情绪和态度，其实在证明一个事实：保守思想卷土重来。今天回想起来，那两年，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喋喋不休加以阐述的“至理名言”。“那一段历史啊”，胡绳有一次对他的友人郑惠说：“就是90年代初期的那两年，应当总结啊，不能留下空白啊。”这位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说完这话，总想做点什么却什么都没做，又过了几年，就去世了。他周围的人们说起这事，不禁扼腕叹息，都觉得这老人有点死不瞑目。
其实，总结这一段历史无须理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无穷奥妙，只要稍稍回顾一下事实，就会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而现在这些已经成熟的职业政治家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三代”，那时候还像个刚进学校的学生，等待老师的教诲。
对于此前和此后共产党的执政者来说，“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不像毛泽东那样著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代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是把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江泽民时代联系起来了。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邓说的不仅是毛和他两个人，他说到了“集体”。“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他这样说。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够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的人，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因为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和过去不一样了。在90年代刚刚开始的那两年，他的头上被“六·四”的阴云笼罩着，那时候很多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但是他很快就把这片阴云驱散了，还坚决地拒绝回到毛泽东的老路上去。他已经八十多岁，自信心是惊人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在1984年到深圳的时候写的几个毛笔字，过了八年还能一字不错地说出来。别的人经历过他的那么多坎坷，就算不同流合污，也会消极遁世。别的人到了他这个年龄，就算不是老年呆滞，也会反应迟钝。他却仍然拥有惊人的活力和惊人的信念。他顽强地固守“中国不能乱”的信念，如果有谁威胁到这个信念，他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制止，甚至还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性格中冷酷的一面。但是他却更加热心改革，他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惟一出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在共产党的老一辈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惟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研究那个时候的全部资料，可以发现，当时对第一代领导人持强烈颂扬态度的人，同时也对第二代领导人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这情形有点像郑仲兵所说，现在有人极力鼓吹“毛泽东热”，“它的另一极自是在制造‘邓小平冷’。”
现在，1990年即将过去。
对于这种事，中国人早就有个说法，叫“借古讽今”。除了那些老百姓，那时候借古讽今的人至少还有一个大人物。他说：“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他不愧是党的最有名的理论家，所以不肯拘泥于凡人的牢骚和慨叹。他的思考先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几个月后又出现在《中流》杂志上，让人眼界大开。
这个人的想法是，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中国出现的“毛泽东热”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话说得高屋建瓴，但多少让人听出他在怀念“第一代”的时候，也流露出对“第二代领导人”的不屑：“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警告，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是惟一对东欧、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作过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个大好事。”
他侃侃而谈，自信抓住了时代脉搏。这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热”，像“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后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毛泽东热’会不会一阵风就过去了呢？”
“不会！”他断然说，这是“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记者当场为他喝彩，说这一番“满怀热情”的谈话，体现了老同志“对社会主义命运的密切关注”。他也停下来，把一双眼睛投向远方，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自信已经“上升到历史和现实的思考”。
大灾年
我们国家的大多数苦难并非来自上天，而是人造成的，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到。党的官员差不多都有夸大天灾而缩小人祸的倾向，这不是没有道理。大凡中国人遇到人祸，各路潮流总是分道扬镳，明争暗斗，纷纷去寻找各自的武器和各自的祖宗。可是一遇天灾，又会出现众志成城，百川归于一的局面。这时候全国各个阶层无不舍小家顾大家，把这“与天奋斗”的舞台看做弘扬民族大义的战场，因此人人有份，人人身在其中，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曾记否，1991年夏天江淮流域洪水漫天，至少有一亿多人被分割围困。洪峰过后，有五千一百一十三人死亡，还有四万九千九百七十三人受伤。另外一千四百万人从洪水中脱身，不过已经无家可归，他们的家不是倾覆就是泡在水里，总计有八百九十六万九千间，还有至少
不过，灾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持续两年六个月，大水围困也有好几个星期了。他们等着政府的船队运来粮食和药品，最好还有现金。可是政府自己还在过“紧日子”呢，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救济他们。“救济金”倒是有的，不过，那要动员全中国的老百姓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掏，还要政府的公务人员一点点去收集起来才成。这笔钱即使现在就发，也顶不了多大用处，因为一共只有十四亿多元(其中一半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捐献)。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挪用捐款”风波，一分不少全都送到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手上，每人也只能摊到十二块钱，而且要等好几个星期以后才能拿到。
洪峰虽已过去，可是排涝系统不畅，大水仍然滞留在十八个省里，一片汪洋。淮河大堤上出现了一个绵延几十公里的“难民营”，有几十万人。洪水爬到他们脚下，总算不再涨了，但也徘徊不退。抬眼望出去，水是黑绿色的，漂着稻草、家具、冲散的门窗，还有淹死的牲畜。水面上电线杆头和树梢依稀可见，可以证明那片水下是他们昨日的家园。民政部的官员们在担心，这也许是自60年代初弥漫全国的大饥荒以来最悲惨的一年。不过，他们一时还搞不清楚到底有多惨。各地官员都在忙着把损失的数据呈送北京，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不免夸大。可是无论怎样夸大的数据，都不能说明当时灾民的困境。
雨停了，阴云渐薄，人们的心里却更加阴沉，因为疾病开始蔓延，有痢疾，有疟疾，很多人的脚烂了。在凤台县，还发现了霍乱。政府运来的救济粮不够吃，人们开始吃霉烂的小麦，那都是从浑浊的洪水里捞出来的，连猪都不能吃，可是饿极了的人们哪里还管得了这些呢。二十一岁的石英刚看来是中毒了，全身肿起来，有一天突然就不会说话了，从口角往外淌白沫；另一个小伙子，村子里面惟一上过中专的学生，吃了发霉的麦子，又吃了发霉的药，已经三天拉不出大便。很显然，这是瘟疫，搞不好，它对人的生命的破坏力还要超过洪水。医生们都开始担心，有些记者也看出了征兆，但是党的基层官员仍在对上级隐瞒实情。寿县医院的院长看到周围情势危险，觉得再也不能隐瞒实情，于是偷偷告诉人民日报社的一个记者：每十个人中就有两个人病倒了。
艳阳高照。几个星期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重见天日，可现在却发现，酷暑比暴雨更加难以忍受。人们一批批地倒下去，还能站起来的人也没有一点活力，聚集在江淮大堤的人群越来越无法忍耐了。党的基层官员们虽然平时懈怠惯了，现在也不免焦急，他们不断地向上级报告，说情况紧急，要粮食，要帐篷，要药品，还要不含病菌的饮用水。上级要他们依照常规呈递文字报告，“可是报告交上去三次了”，颖上县县委书记陈怀贵不无怨气地说，“怎么没有下文啊？”
“大难临头”，一个叫王自成的中尉感叹，“天敌也能共生共处”。他看到水面漂过来的草堆上盘踞着黑色的蛇和灰色的鼠，立刻就感到皮肤紧张，爆出一层鸡皮疙瘩。中国拥有的老鼠数量至少是人口的三倍。没有洪水的时候，老鼠是横行天下的。它们在过去一年吃掉
回想起来，那时候人蛇鼠虫在一起求生，的确也是被逼无奈。“灾民营”一无帐篷，二无帘幕，饱受酷热之苦，男女混居，生死相依。先前他们漫步在江淮大堤，正是4月油菜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时候，而今到了6月的最后一周，鲜花早已凋谢，没有凋谢的也都淹死了，眼前水天相连，钻天杨只剩下树梢还看得见。一位台湾记者看到了这场面，不禁惊问：“你们从哪里弄来这么多水啊？”
没想到来了这么多水的人当然不止这个记者，还有党的高级领导。报纸上有一条消息说，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安徽，亲切慰问百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记者们没有提到一个情节，就连当日在场的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也不敢张扬。那一天，总书记面对眼前的一切，惊讶好半天，终于说出一句话：“没有想到安徽的灾情这么严重。”还说：“要动员全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救灾，捂盖子是不行了。”到灾区来的还有田纪云。那时他是副总理，因为哪里有灾难他就要到哪里去。“老卢，你放心，”他心怀同情，却只能对眼圈发红的卢荣景说些安慰的话：“中央会支持你们的。”有个三十七岁的记者，蒋亚平，坐在颠簸的小船上漂到那里，看到卢荣景，正碰上这位省委书记满脸激动不已地搬出田纪云的话给属下打气：“中央会支持我们的。”“他显然动了感情。”蒋在那一天这样写道，“久久未被充分反映的安徽灾情，将会被广泛地传之于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意味着，前段时间基本是苦力孤撑，已经疲惫不堪的安徽人，现在可以指望靠靠十一亿中国人宽大的胸膛了。”
说“宽大的胸膛”，多少带着一点想象，不过，要说“十一亿中国人”倒是差不多的。第十一亿个中国人是
可是大多数农家妇女是和“杰出”无缘的，而且比她们的男人更加令人同情。男人们出去搬运家具，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扫大街，早上炸油条，晚上掏厕所……女人们也不闲着。她们卖瓜菜，为城里人洗衣服做饭打扫屋内卫生，照顾孩子，伺候老人，在小饭馆里洗碗端盘子，总之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没有最起码的卫生设备，来了月经只好躲进临时的公共宿舍里去弄一弄，也不能洗澡。根据当时商业部门统计，这一年全国城市里只有一千六百八十七个公共浴池，平均十五万一千人才有一个。北京是十一万四千人有一个浴池。上海最好，平均七万一千人有一个浴池。有些妇女生过孩子，可以给城里人带孩子，遇到好心的主人，可以洗澡，可是她们却没有办法去照看自己的半大的孩子了。当然也有些人什么钱也挣不到，只好沿街乞讨。有个有心的调查者做了一番研究，发现大街上每一百个乞丐中，就有二十五个女人和二十五个孩子。没有讨饭的民工之子，流浪在城市和乡村的结合部，给城里人擦皮鞋、洗汽车、做家务、卖花、捡破烂、要饭、打架……什么都干，就是不能干所有城里孩子都在干的事情———读书。城里的学校说他们没有户口，不能上学。这还不算，他们的父母还在为他们生下更多的弟妹。在成都市九眼桥边上的一个棚子里，一位来自大巴山的妇女产下了她的第五个女儿。不过，大多数妇女和孩子并没有离开家乡，她们守在家里，等着她们的男人挣钱回来。当然留下来的还有老人。乡下的官员号召农民不要到城里去，让他们“守土有责”。这几个字是先在城里流行起来的。可是，当流传到乡下的时候，味道就变成：守住承包的耕地，别荒了。
当日乡间剩下“守土有责”的人，每十个里面就有八个是女人、老人和孩子。有个教授好久没到乡下去了，那一天去省亲，回来就连连感叹，真是“青壮出门去，唯留童妇叟”。官员们都会说那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这是用三个节日来代表这三种人的，可这都是城里人的节日，用它编出个数字来描述农民，农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信息社会”、“小康国家”这些词还没有流行，学者们说到中国，就说这是一个“农民的国家”，这话不假。共产党崛起于农民，很多党的官员本来就出身于农民，可现在，“农民”似乎就是贫穷、落伍、失败、耻辱的代名词。过去四十多年里，他们只高兴过两回，一次是在50年代初的几年，一次是在80年代初的几年，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年。其余时间就只有等待。90年代倒是不再挨饿了，可是连续几年收入下降。官员和学者都告诉他们“无农不稳”，还说“无工不富”，现在他们发现，有农也不稳，有工也不富。政府早就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但至少有一亿八千零三万零六十个农家子女没有机会上学。没有学校，也没有钱。当时农民的收入只相当于普通城里人的三分之一。就是这点钱，也还是那些地方官员拿粮食、鸡、鸭、猪、羊、稻草、麦秸、玉米叶子折算过来的，至于现金，连四分之一都不到。普通城里人是看不起农民的，他们想要嘲笑别人，就会说“别农民啦”；想要嘲笑自己，也会说“我一个农民”。只有少数几个不知名的学者和一个名叫杜润生的八十岁的老人，才梦想着让农民拥有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和权利。至于一般人，他们还不肯把身边那些流浪者叫“民工”，而是叫“盲流”。
“盲流”们白天闯到城里来，到了晚上就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有的来了几周或者几个月，也有的已经住了好几年。他们住最简陋的房子，拿最低的工资，干最累最脏的活儿，每个人都在嘴上不停地哼着一首节奏轻快的“新民谣”。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这当做自己的“圣经”：马路是银行，工厂是钱庄。两手空空来，回去盖楼房。当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干，比如送报纸、开电梯、送牛奶，都挺轻松，也不脏，可这些全都属于城里人。那时候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诸如此类的工作全都不准农民干。这可不是那些普通城里人说的，他们还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地歧视乡下人，就算心里想这样，也没有那个权力。这是政府的决定，白纸黑字写着的。官员们解释说，“城里还有好些人在等待那些工作。”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乡下人只能去干那些所有城里人都不愿意干的事。
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第一个条件通常都是“有本市户口”，这也是缘于同样的理由。一个乡下人想要在城里找到工作，最缺少的东西不是智慧，不是体力，不是热情，不是任劳任怨的精神，而是一个被叫做“居民户口簿”的小卡片——绛紫色的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内页则有“某某市公安局户口专用”的红色印章，还特别注明了：居民户口簿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状况的“法律效力”。到90年代后期，“本市户口”的“法律效力”在中小城市里已经淡化，就算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没有户口的农民要想生活下去也不是不可能了。可在90年代初，户口还是城乡之间一堵很难逾越的墙。只要举出一些小事就能证明这不是夸张。那时候城市的粮票还没有取消，一个人要想买粮食或者种种用粮食制成的食品，比如面包馒头火烧点心，售货小姐第一句就要问你“有粮票吗”。农民把他们生产的粮食送进城里，却没有城里人都有的粮票。所以他们进城时就不得不肩扛手提，大包小包里面都是大米，等到这些大米吃完，就不得不打道回府。差不多所有的城里人都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有个住在昆明市的名叫黄庆的小伙子，在这一年里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户籍制度把公民分成贵贱，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歧视，就被捉将起来，管制劳动两年。法官确认他的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则把他从政治部秘书的岗位上开除了，让他像所有那些他为之鸣冤叫屈的农民一样，没了工作。
京城里面，国务院的想法也是一样。两年以前，官员们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颁行下来，还做了一个决定，尽速将游荡在城里的农民工遣返故里。在很多人看来，城里的环境和秩序就是让这些农民给搞乱了，他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到处游荡，随地大小便，还偷东西。市民说他们扰乱了都市的宁静，计划生育的官员抱怨他们乱生孩子。公安局说城市里面的刑事案件有一大半是他们干的。所以只要把他们遣送回家，就万事大吉了。其实，用不着政府决定什么，农民也不得不回家去了。遇到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这样的经济萧条，建筑工地一个个都停下来，把临时工辞退了，家家都在节衣缩食，不用保姆了。全国二千一百八十一个县政府中，有一千零九十一个财政入不敷出，将近二百万县政府干部的工资都成了问题，农民不回家又能上哪里去挣钱呢！
1991年年初的时候，《人民日报》兴高采烈地出来宣布，全国物价上升幅度回落了十五个百分点。李鹏总理也说，治理整顿“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的确，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也不再争兑储蓄、抢购酱油食盐大米白面卫生纸了，添置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欲望被抑制住了，可是商品市场上的东西也卖不出去了。这个春天和这个夏天，工厂里每生产一百件东西，就有五十五件是不合格的，有十五件是卖不出去的。仓库里的积压货值两千五百亿元，包括两千万辆自行车、一亿两千万只手表、十亿件衬衣、八百万吨钢铁、二十万台机械设备，还有价值二十亿美元的进口设备。
有些搞企业的人在80年代横空出世，声名赫赫，现在全都傻眼了，因为解决不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浙江省海盐县的步鑫生——人称“衬衫大王”的，被免去厂长职务，只好跑到辽宁盘锦去卧薪尝胆。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马胜利——人称国有企业“改革之星”的，再也没有办法对付亏损局面，倒是没有人来罢免他的职务，是他自己把工厂门口悬挂的“厂长马胜利”的金字招牌摘下来的。当初席卷全国的“南步北马”，就这么销声匿迹了。还有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人称“傻子瓜子”的，已被判刑三年，正在监狱里面呆着呢；还有十个最著名的乡镇企业家——人称“全国十佳”的，现在有九个无声无息，不是一蹶不振，就是卧薪尝胆，当时只剩下一个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也在唉声叹气地说“日子紧巴巴的”，觉得再也不能叱咤风云了。
企业家的撒谎骗人有如新闻人员的作假弄虚，全都历史悠久，颇有一些“骗客传奇”的故事可以叙述，个个情节起伏跌宕，既光彩又丑陋。一个面颊消瘦身材高挑的青年，编了几个故事，说是可以发大财，逗得全国如痴如狂，有些一向严肃的报纸竟当他是“点子大王”，叫他来给编辑讲课，还请他吃饭。还有个人也在心里偷着乐。此人名叫牟其中，天庭饱满，大脸盘，高鼻梁，头发向后背着，故意打扮得像个领袖，说话中气十足，一副大将风度。他的脑子里充满无数奇妙的幻想，大笔一挥，和满洲里市市长签个协议，说是要在这个中俄蒙三国交界处的边境小城再造一个“北方香港”；然后再一挥，宣布要和俄罗斯共同发射卫星；然后又一挥，说在三年内收购一千家国有企业。那时候好多企业都说这人了不起，都在想方设法把自己卖给他，可是他的大笔又挥到别处去了。这次是计划在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缺口，让印度洋的暖风从这通道里涌到中国这边，把青藏高原变成万里良田。大家都在等着他去埋炸药的时候，他却请了一帮子专家，开始研究“通天河计划”，说是要将青藏高原上的六大江河——雅河、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筑堤成湖，凿渠成河，形成
牟其中卖了八百节车厢的积压货，可这同仓库里面的堆积如山的东西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中央政府号召大家买东西，就是没人理睬。学者们用了一个新词来说明这种情形，叫做“疲软”。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跟着“疲软”起来，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在我们国家，除了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好像就没有过这种“下降”的时候。到了这年夏天，就连《人民日报》也不再隐瞒经济萧条的事实。它的一篇社论说：“所有国有企业，三分之一严重亏损，三分之一亏赢相当，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企业盈利。”另外一些报纸也承认：中国的工业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已成事实。到了这年年底，国家统计局也出来说话了：全国企业实现利润下降百分之六十七，亏损总额已高达三百一十亿元。这后一个数字，比1988年还多三点九倍。这还不算完，根据美国《商业日报》的分析，这一年中国的国营企业还“拖欠税款二百二十亿美元”，可惜财政部的官员都不说话，所以谁也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属实。
税务官员不说话，老百姓的话却越来越多。这一年城市职工拿到的工资，公报上说是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其实按照统计局官员的说法，如果把通货膨胀和形形色色的水分都挤出去，只剩下百分之二了，相当于政府当初计划中承诺的一半。
从整个国家的情势上看，普通人的收入下降应在情理之中。道理再简单不过：做出来的东西没有人买，就不能再做；不能再生产就发不出工资来。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停产的工厂每天都在增加，每一百家中就有两家停产了。还有一些没有彻底关门的厂，也是时开时关的。“开关厂”就是在那时成了描述工业现状的一个流行语。失业者也就大大增加，不过，没有人承认“失业”，公开的舆论是把这些人叫做“下岗”。北京每天有四十个人“下岗”。湖南每天有一百一十人“下岗”。在我们国家重工业的大本营哈尔滨市，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工厂停工，另一个重工业基地，沈阳市，一百万工人中，已有三十万人无事可做。那时候“就业”问题远不像现在这样敏感，不是政府官员考量政绩的一个指标，也不是学者乐道的话题，只有一个人为此大呼小叫。此人叫厉以宁，是北京大学一个教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那个春天，
可是，至少有一个人，是真的对治理整顿不积极，也真的对改革积极。这就是邓小平。
1991年邓小平已不问政事，可在脑子里面总还装着整个国家经济“翻两番”的宏伟战略，那是他在十年以前说定的，总也挥之不去，现在看看眼前局面，不免担心。他警告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员：“这叫滑坡了。”还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这最后几个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属于平常，但在当时那种情形，所有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除了邓小平，那时几乎没有人对国务院提倡的“紧日子”表示怀疑。“治理整顿”长了，国家反而会出问题，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可没有人胆敢公开说出。老百姓也特别老实，政府说什么就信什么。报纸上不遗余力地批评“高消费”，大家就把钱都存在银行里，什么也不买了，还后悔为什么三年以前要抢购东西。建筑工地上冷冷清清，饭店里吃客少了，垃圾堆里可拣的东西也少了，就连那些最脏最累的活儿也越来越少，最低工资也很难拿到了。到了1991年，流窜在城里的农民再也呆不下去了。报纸上说，那一年有几百万“回流农民”。说起来谁都知道，这新名词是特指被赶回家乡的农民的。这些人两手空空，回归故里，而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正在家里等着他们的钱呢。也有些人，主要是闽南那些更富有冒险精神的人，长乐的、亭江的、连江的，还有福清的，索性跑到更远的地方去。一条偷渡者的路线就是在这年夏天开辟出来的，起点正是四百八十六年前郑成功出海的所在地泉州，然后经过台湾海峡、曼谷，从印度洋漂过去，经过东非，绕过好望角、西非海岸，穿越大西洋，最后到达美国。首航那条船的名字凝聚了三百多个偷渡者的憧憬：“金色探险号”。此后这名字一直没改过。
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乡野。这一年，雨季来得特别早，岂止江淮平原，就连一向干旱少雨的华北也被笼罩在烟雨中。京城西北群山之中，一场泥石流跟着洪水轰然而下，规模并不大，才走几公里就停住了，离城还远着呢，不过，还是把城里人吓了一跳。
城里人的多愁善感和斤斤计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空间过于狭小，人口过于拥挤，而且多少年来一成不变。有个美国人在1991年到了东京，又从东京来到上海，说了一句话：“看上去日本结束二战已经五十年了，可是上海好像是昨天才结束战争。”《财富》杂志副总编辑科克伦那一年也来到这里，觉得这根本不像一个城市，“只有一家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只有大约一百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若说高楼大厦，没有哪个城市能与北京相比。上海现在那两千多栋大厦，那时候一栋也没建起来呢。北京的人口数量不及上海多，面积却大一倍。但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中南海，那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中心，或者叫权力中心。过去几十年里，国内大多数重大问题都是在这里做出决定的(只有极少例外，比如1971年毛泽东的南巡)。每当中央政府要做什么的时候，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高级领导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跑过来，其中有吉林的王忠禹、山东的姜春云、江西的吴官正、广东的谢非、天津的李瑞环、西藏的胡锦涛，还有上海的曾庆红、吴邦国、朱鎔基和江泽民。这些人都是1989年以后才陆续进入党的权力中枢的。
到了1991年的夏天，江泽民进入中南海已经两年。这片建于辽宋、成于晚清的皇家禁苑，还保持多少年前的那副样子。从长安大街上的新华门走进去，经过门口的四个卫兵，和那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巨大影壁，就置身在这个亿万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了。绿草如茵，曲径通幽，数不清的雕栏画柱庭院楼阁环绕在湖畔，式样古典华贵。就在这个绛红色高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里，汇聚着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一些人，这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现在经过邓小平时代，又到了江泽民时代，权力的平面图还是一样。党中央占据南海周围，国务院则分布在中海和北海之间的一大片区域。新华社的一位工作人员，李健，在自己编写的一本书里，一开头就说它“比白宫更高深莫测，比克里姆林宫更难以捉摸”。这是说60年代和70年代的情形。此前的50年代，毛泽东还常常把院子外面的人请到里面去做客。此后的80年代，这院子的两个角落也开放过几年。曾有数以百万的北京人，从东边对着南长街的一个小门走进去，参观毛泽东曾经居住的“菊香书屋”——这里以满屋子的线装古书而闻名；又从西边对着六部口大街的一个大门走进去，参观周恩来居住过的西花厅——这里以满院子茂密的海棠树而闻名；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向参观者重复着一句话：“所有的布置都和过去一样，一点也没有变。”
谁都看得出来，新任总书记既朴素又真诚。他通常的午饭是面条，只肯坐一辆黑色的“奥迪100”，这是德国大众公司和长春一汽联合生产的，款式陈旧，但却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轿车了。他要所有高级官员把原来乘坐的进口豪华轿车都收起来，改乘这种“国产轿车”，甚至还为此发布一个公告，让全国老百姓都知道。江泽民的优势在于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聪明敏感，知道世界的潮流正在流向何方，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有如他后来所说“与时俱进”。这“时”字含义无穷，至少包括“时代”和“时机”。他总是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梳子，整理自己的头发，如此注重外表的习惯给公众留下很深印象。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锋芒内敛，韬光养晦，不到火候不揭锅，到了火候也是一点点把盖子打开，决不鲁莽行事。这一点，即使是最敏锐的看客，也是在好多年以后才弄明白的。
在王府井大街和故宫东墙之间的一条大街上，人们有时候会指点着一辆疾驰而过的黑色“奥迪”轿车说：“那就是朱鎔基。”北京人对于高级官员的住宅是心知肚明的，当然也知道朱基就住在附近那个灰墙围着的院子里，和故宫的角楼遥遥相望。朱已扬名全国，因为就是在这一年春天，他卸下上海市委书记之职来到北京，成为一个副总理。
朱鎔基在50年代初期以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背景，开始了他在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仕途。那时候，江泽民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副厂长，李鹏在苏联学成回国成为丰满水电站的工程师，这使得他们拥有大致相同的背景。但是这三个人的共性仅仅限于一段很短的时间。此前和此后都大不一样。江泽民和李鹏都是烈士子弟，仕途一帆风顺，虽然是一步一个脚印兢兢业业地走过来的，但没人听说他们受过什么政治冤屈、经过什么宦海沉浮。朱鎔基出生在湖南乡下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之家，他是个遗腹子。当他十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家境贫寒，这有点像他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李瑞环。所不同的是，朱的童年时代有一个爱他的大伯，这让他后来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在50年代成了“右派”，从此失去党的温暖，也不再被社会接受。这一点江泽民和李鹏无从体会，也是李瑞环未能经历的。李瑞环出生于天津乡下的农民之家，少时学了一手木匠功夫，然后背着一袋子木匠工具孤身闯进北京城，十八岁那年才终于成了第三建筑公司的工人。他在1958年是人民大会堂建筑工地上的突击队队长。这座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建筑(建筑面积
朱鎔基真正成为中央政府的领导者，还是七年以后的事。1991年春天他刚刚进入国务院的时候，情况并不怎么妙。国务院成立了一个生产办公室，让新任副总理去当主任，具体的工作之一，就是去清理企业互相拖欠的巨额债务。任何一个稍微懂一点企业运作内情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除非这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
从1989年夏天算起，第三代领导人主持中南海的大政已经两年，可直到这时候，老百姓对周围的变化还没有多少感觉。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好像是在1991年以后才陡然加快了变化的节奏。天安门广场上从
那一年人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十九条”。后者是本小册子，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用来统一思想的。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封面上注明了：“发到县团级”，还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这个部门在80年代经济改革的高潮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有人甚至说它没有用处，建议把它取消，可现在就数它的作用大。这里有个背景，不能不说：“1989年风波”的时候，它所领导的那些报纸，几乎没有不犯错误的，只有它最正确。现在风平浪静了，可是潜流依旧涌动，当然还需它来掌握舆论之舵。
那时候，中国人景仰的英雄不是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张健，而是三十七岁的炮兵团参谋长苏宁；不是杨晨李铁郝海东，而是赤脚医生王振国；不是中国富豪刘永好，而是航天专家任新民；不是“F4”，而是为歌剧《屈原》谱曲的施光南。好莱坞的大片还没有涌进中国。银幕上最引人入胜的形象不是“007”，不是哈利·波特，不是宰相刘罗锅，当然也不是铁嘴铜牙的纪晓岚或者“还珠格格”，而是刘慧芳、周恩来和焦裕禄。风靡全国的电影演员不是赵薇，不是周星驰，而是王铁成和李雪健。
现在发出光彩的那些明星，在1991年还什么都不是呢。那一年，谢铁骊在挂历上第一次看到了十五岁的周迅；无锡姑娘陶红在北京体育馆的游泳池里练习花样游泳，她拍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在五年以后；王菲在美国留学；高晓松在厦门追女孩子，不惜从清华大学退学；喜剧演员赵本山正在闹离婚；傅彪那副肥硕的身材倒是和现在差不多，不过他还不是演员，整天在家里带孩子，又过了一年才有机会去演唐僧的师傅三慧。另外两个人，杨澜刚刚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主持她的成名作《综艺大观》，见了那些年龄稍大的记者编辑播音员就喊“老师”；吴小莉还是台湾中华电视公司的一脸稚气的记者，直到四年后建立台湾卫视中文台的时候才长出第一根白发。电视那时候还不是主持人的天下，而是记者的舞台。不过，80年代记者中的那些“大腕”，这时候都不写什么了，有两个人——新华社的范丽青和中国新闻社的郭伟锋，去了一趟台湾，就成了当年最有名的记者。比这两个人更出名的记者倒是还有一个，刘震云，是《农民日报》的，不过，街上流行的不是他写的那些新闻，而是他写的小说《一地鸡毛》和《单位》。
那时候企业界的风云人物，现在差不多全都销声匿迹了。像年广久、步鑫生、马胜利、周冠五、赵章光、王永民这些人，不仅在今天的《财富》上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就是在整天追逐企业家的那些记者中，也没有多少人还提起了。牟其中倒是还能在报纸上找到踪迹，他被抓起来，在监狱里面服刑呢。还有禹作敏，如今已在无期徒刑的煎熬中病故了，可在那时候是多了不起的一个人啊，真是人人景仰。史玉柱那一年也是被记者追捧的“巨人”，可他还不知道，一个人一旦被别人捧成“巨人”，也就离倒霉不远了。他开始设计他的“巨人大厦”。这大厦在六年以后建成之日，也就是他的失败之时。
而今天风光无限被人看做财富象征的那些人，那时候还什么都不是。杨元庆那一年已经进了联想集团，不过只是一个部门的经理。俞敏洪还只是在别人旗下做一个教书匠，一边体会那些学校对学生的傲慢和懈怠，一边构思他的英语世界，他的“新东方”，那时候还只是山沟里的一块梯田。《财富》杂志上“2000年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那些名字，要是在十年前说出来，十之八九没人听说过。刘永行兄弟是“排名第二”的，1991年他们刚刚把成都希望集团组建起来，一想到社会上对私营企业有很多议论，就“感到压力很大”，所以向县委官员提出把“我们这个企业送给国家”。吴一坚，排名第五。这个西安人在那一年拿着他在海南挣来的第一笔钱，回到家乡开创新业。排在“第九位”的张思民，那一年做出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冒险，在深圳南山区买下一块地准备建造“海王大厦”。还有排名稍微靠后的几个人，“第十豪富”宋朝弟，那一年创办了北京科利华电脑有限公司；“第四十二豪富”王志东，那一年在方正做“视窗”汉化；“第二十豪富”丁磊，那一年还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的“触网”是在四年以后。还有另一个网上英雄，“第三十七豪富”张朝阳，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这毛头小伙子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干什么。
“和十年前比起来，现在的一切是多么不同啊，”一个作家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感叹道：“你可千万别小看了你身边任何一个人。”变化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不是变好，就是变糟。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那一年，美国的《新闻周刊》把鲁冠球的照片登在封面上。这是继邓小平之后第二个上了这家杂志封面的中国人。杂志的编辑评价说，鲁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现在回想起来，说他是“中国农民的一线希望”，这似乎有点夸张，但在十多年前所有那些名人中，他似乎是惟一没有被列在“大亨沉浮名录”里的大亨了。
从1979年到2002年这二十四年间，1991年正好在中间点上。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年的中国更像1978年，而不像今天。中国城市的建设热潮还没有兴起来，现在人们津津乐道的城市里的建筑物，那时候还没有。上海远没有今天这般华丽，没有那两千多栋高楼大厦。《财富》杂志副总编辑小理查德·科克伦这一年第一次来到这里，感到“整个城市只有大约一百辆汽车，而且没有一栋摩天大楼。”这话并不算太夸张。那时候这座城市还没有内环线高架路，没有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没有世纪大道，没有小陆家嘴，没有东方明珠，没有上海博物馆和金茂大厦。浦东开发刚刚开始，那里还是一片水稻田和乱七八糟的农舍，夜晚漆黑一片。浦西也不是那么灯火辉煌。人民广场上还没有那白色的市政府大楼，市委的官员们大都在康平路办公。环绕着城乡结合部的“汤臣花园”、“康桥半岛”和“锦秋花园”……那时候一个都没有。那些地方都是树木茂盛，杂草丛生。大多数上海人都是老少三代同堂，不仅没有制定买房子的计划，而且根本无法想象今生可以拥有自己的住宅。北京也和现在不同，亚运村已经有了，但那个著名的汽车交易市场还没有，私家车还很少，有点钱的人不是寻找轿车广告，而是坐出租车。“打的”这个词，就是那时候让北京人叫起来、又流传全国的。那一年北京满街跑的都是黄颜色的面包车，像蝗虫一样飞来飞去，北京人把它叫“面的”，意思是“像面包一样的Taxi”，花十块钱就能坐
国务院的各个部委——外交部、国防部、经贸部、商业部、农业部、纺织工业部、民政部、水利部、煤炭部、电子工业部……差不多都在50年代留下的老房子里面办公。沿长安大街修建一条“雄伟建筑带”，还只在城市建设设计规划中。中国妇女大厦、中国人民银行大厦、西单路口的花园广场、军事博物馆西侧的世纪坛……都还没有动工呢。东单十字街头的西北角，还只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小商店和四合院，一家陈旧的儿童医院仍在营业，在它的周围，一些房屋已被拆毁，露出斑驳的土地，全都归了香港富豪李嘉诚，他正在京城中心营造他的东方广场。
在决定建筑的大楼中，位于城南白广路上的那栋大楼，也即现在的国家防汛总指挥部，外表不算辉煌，但却是最有意思的。在这片土地上，1991年还只是一栋40年代留下来的破旧的灰砖楼房，里面有水利部和电力部的全班人马。国家防汛总指挥部也设在这栋楼房的第三层。不久以后，一个矮小个子、充满活力、胆大妄为的蒙古族人，钮茂生，当了水利部长，决心建筑一个崭新的大楼。他到处凑钱，后来房子盖成了，他却开始伤脑筋。他的上级责备他不该挪用资金。有人说，这些年灾难不断，不是大水就是大旱，像1991年这场水，本来不算大，至少不能和1954年的大水相比，可是居然造就了最高水位，而且经久不退，积涝成灾，以至损失惨重。
像我们在前边说过的，1991年夏天洪水淹没江淮，酿成灾难。要说这是水利部的渎职所致，纯属无中生有，但若说大水来得突然，让那些防汛官员措手不及，倒是有事实根据的。
这一年，全国防汛总指挥部还在水利部大院北侧那座低矮破旧的深灰色楼房中。春天没有结束，这里的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了。消息不断，预测不断，其中有些说到“气象异常”，可是没有引起注意，就连气象局里的大多数专家也没当回事儿。4月的第一周，一个专门研究夏季气象的会议在北京召开。这种会议每年都有，属于例行公事，所以还是没有什么人产生特别的警觉，大部分气象专家那时候甚至倾向于相反的结论。长江水利委员会的水文预测说：“今年长江流域汛期发生持续性大面积洪涝的可能性比较小。”淮河水利委员会的说法也是一样：“今年淮河流域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少。”两个月后，正是这两个地方洪水滔滔，天地一色。但在那个春天，不仅没有一点洪涝迹象，而且满目都是旱情。
只有一个半人显示出先见之明。江苏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在前期气候的诸多因子中看出征兆：未来几个月，西太平洋副高压带将比以往偏南，恰好笼罩在江淮平原上空。此人见识高级别低，他没有机会参加“北京会议”，于是发来电报说：“今夏从长江中下游到整个淮河将出现大范围的雨涝。”另外那“半个人”，是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院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她的级别让她有机会在会上直陈己见：“长江中下游、江淮地区以及江南大部地区夏季雨水偏多，梅雨明显，部分地区有洪涝。”这些话说得挺英明，可是当水利部一位总工程师问她“会不会是特大洪涝”时，她又犹豫了，回答说：“我排除发生1954年大水的可能性，今年是一般洪涝年。”本来挺英明的见解，就这么一犹豫，立时打了折扣。所谓“一般洪涝”，十年中至少有九回，当然不算什么。所以专家们达成一致意见。后来风云突变的日子里，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陈联寿又想起了这个“意见”，说是个“失误”，因为其中主导的判断是，“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水量偏少”，也提到“明显多雨，有可能发生洪涝”，不过那只作为“另一种意见”列在后面，所以没有人会当真。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专家的意见常常铸成大错，1991年只不过是其中一次。北京的气象预报会就这样散了，大家各自回家。以后的几个星期，旱象高照。到了春夏之交的那两周，华南、中南、华东、华中、华北，都是晴空万里，烈日当头，一丝风也没有。报纸上的新闻说，厦门的游客翘首盼雨，还说很多省的官员都在号召抗旱，包括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江苏省长陈焕友、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这些人的命令经由各级官员层层下达，很快就到了百姓中间。
抗旱队伍甫出，气象专家们就发现情况有变：浩浩大洋中，一股暖流缓缓南移，东太平洋的冷水域不再那么冷了，西太平洋上空的副热带高气压也在向北跳跃，看上去比往年偏向北边
然而还有更加危险的征兆：西北气流开始涌动，整个欧洲的坏天气大举东进，及至欧亚大陆的分水岭乌拉尔山上空，又止步不前，会聚而成强悍汹涌的阻塞高压，经久不退，只是频繁地把小股冷空气送到西伯利亚，由西北而东南，入侵我们的国家。另外一股入侵势力，由西南孟加拉湾出发，沿经线向北推移，源源不断地漫过青藏高原，突然掉头向东。至少有三颗卫星——中国的“风云一号”、美国的“诺阿”和日本的“GMS”，在证明着这一切。不间断的卫星图像，看上去就像是好莱坞的一场情节紧凑的电影：这一边太平洋南来北往，东拉西扯，那一边又有欧亚气象呼应，两股气流里应外合，在江南北部上空交汇，冷暖相持，两军鏖战，阴云翻卷升腾，淹没了大半个中国，连江河入海口和弯曲的海岸线也看不见了。灾难就在头顶上，不容置疑。
导致灾难的降雨有三次，时在
对于那些死里逃生的人来说，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吃的、喝的、穿的、住的，还有药品。6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淮河大堤上搭起连绵不断的帐篷，长江两岸大堤上的帐篷也连接起来，绵延无尽头，都是难民的临时住所。男女老少蜷缩在一起，气氛悲壮，天地阴沉，大雨似乎没有一点停止的迹象，把那些临高而建的帐篷拍打得摇摇晃晃。人们向菩萨祈祷，但是不灵，雨一次比一次来得更加凶猛。到了
当然江泽民关心的不仅仅是这些书斋里的问题，还有灾情和灾民。又过了几天，他就到安徽来了，然后又去江苏、上海和浙江。那是第三轮大雨到来之前的短暂间隙，也是当地官员和百姓最艰难的时候。四面八方都在告急，消息不断传到总书记的行营。他在灾民中间转了两天，走进临时的帐篷问寒问暖，他走到苏州，留下来吃饭，忽有消息从南京传来，说苏北有个村子被洪水包围。陈焕友恰在当场，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他们全都紧张起来，连饭也不吃了。江泽民当即吩咐陈去找南京军区司令员，出动军队，“把受围困的群众救出来”。
军队在三个星期以前就出动了。首批出征的军人其实只是一群学生——位于江浦的海军电子工程学院的现役学员。那是在
在以后的六个星期之中，有二十三万陆海空将士、八千辆军车、七百二十三艘船、一百二十八架飞机，开赴洪水淹没的地方。他们在常州闹市区一个灌满水的地下室里抢运出四百桶电石，在蒙洼把四万八千六百一十五人和五千多头牲畜转移出来。
但死在水里的人也不少，当时报纸上的说法是“死亡一千多人”，事实上要多得多。这么大范围的灾难，一时半会儿统计不清，大家都说可以理解，十年后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事件，也是把死者数字变来变去，直到六个月后才有了一个准确的数字。可是1991年的这场灾难，谁都说是历史罕见，关心国事的人难免要在报纸上寻找，想知道有多少人遭遇不幸。但是官员刚刚从大水里面走出来，就恢复了以往那种官场做派。从那时以来，90年代过去了，新的世纪也开始了。人们还是搞不清楚有多少人死于那场灾难。有一本书说“死亡一千七百二十九人”，还有一本书说“死亡二千二百九十五人”，另一本说是“死亡五千一百一十三人”。全都言之凿凿的，却相差这么多，也没有听说有哪位政府官员出来给个解释。
可是中南海那边却一点也不肯缓气。清晨6点，防汛指挥部这边的“红色电话机”响了。那时候中国的电话不像现在这么多，可也不算稀奇了。要是这电话机被政府里大小官员叫做“红机子”，那就非同小可，无人不知此物直通党中央，它一响，那就是中南海在召唤。
值班员刘宝军急忙拿起电话，听到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在对面问长问短。然后到了9点40分，“红机子”又响了。水利部长杨振怀跑过去听了一下，又满脸凝重地跑回来，把正在进行的汛情例会给中断了，却不让几个副部长离开。大家更忙了，搬走堆在地上的文件箱，挂上几张大幅防洪图，七手八脚，跑进跑出，就像平时他们属下那些秘书一样，而秘书却都站在一旁纳闷：怎么那边汛情缓和，这边反倒紧张起来了？陈德坤悄声说，是中央首长要来啦。果然他说对了。四十分钟后，副总理田纪云走进来。不过，大家很快就知道，他们等待的中央首长不是副总理，而是总理；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是政治局常委。又过了二十分钟，李鹏就进来了。有个记者后来写道：“总理一直在国外访问，上午才回来，没有休息，就来了解全国的汛情了。”
又过了五天。李鹏总理就到灾区去了。直升机降落在淮河南岸寿县县城中心的体育场。有人马上把这消息告诉灾民。当时洪水虽然还围着这座城，但已不再肆虐。烈日高照，气温三十九度，酷暑难耐，到处泥泞，很脏，对总理来说，这是相当艰苦的一天。
一个人说：“总理，我们粮不多了。”
另一个人说：“总理，我家的房子被冲垮了。”
第三个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从人群中挤出来说：“我家的东西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