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周迅黑白写真:钱伯城《梁漱溟为“雅量”而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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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城《梁漱溟为“雅量”而争》
（摘自《万象》杂志2004年第五期 ）
一、 从《毛泽东传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 》说起 梁漱溟面向毛泽东争取“雅量”这起历史事件，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或称公案、风波亦可，至二00三年已满五十周年。时过境迁，当事人皆如烟云消散，一个个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历史老人眼中，历史纪事碑上此事刻痕尚新，是一段忘却不了的历史。 这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连续召开两次高层会议：八日至十一日为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十二日至十八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梁漱溟是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和列席了两次会议。政协委员，相当于历史上客卿地位，处于在朝在野之间，本职限于表态和举手拥护政府交议的政策和路线等大计方针。梁漱溟认真，不愿徒拥虚名，独立思考，要说些参政议政的实话真话。但他不知，最犯忌的恰是这认真与思考，“雅量”事件由此而起。这是新中国立国初期，党外民主人士面对面首次公开向最高领袖争取发言权与申辩权的事件，以前没有，稍后差可比拟亦仅有一事，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即将撤职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当众质问总理周恩来：“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语惊四座，周恩来为之语塞。全场大乱，群起攻之 ( 章立凡《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 ) 。从前知识分子叫作读书人，历史上在朝为官的读书人，服膺儒家教导，事君之道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廷争面折之事便时有发生。虽有不测之祸，但历代传承不绝，知识分子的骨气赖此以传。梁漱溟“雅量”事件，算不算大事，还是无关轻重之事？当代史家因史观史识的不同，或详加评说，或隐约其词，更有略而不提者，但史家衡量是非曲直的尺度长短，亦在其中表现出来。 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 》 ( 以下简称《毛传》 ) ，是以官方正传面貌问世的。出版之前，其中若干章节，已在几家大报用整版转载，连续几天，造成相当声势。此传号称“披露一批新史料”，有很多毛泽东的讲话或批示，本于当年记录，以前未曾发表，或虽曾发表却有删节，这就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此传对于梁漱溟“雅量”事件，采取的则是隐约其词的春秋笔法，此传第八章《过渡时期总路线 ( 下 ) 》叙及上述两次会议讨论总路线所定工农业政策时，是这样写的： 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毛传》，二七四页） 这段文字中的“有的人”，即指梁漱溟，但正文中没有点名，仅用一个脚注指出，见于梁漱溟“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草稿”。这是不是为梁漱溟讳呢？不是。如果是为梁讳，就不会又用脚注加以点明了。可知倒是为“雅量”事件而讳，故而隐约其词。这从接下来的叙述可以清楚看出：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 在这下面引了一段毛泽东“施仁政”的讲话，并用脚注注明见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也没有点出梁漱溟名字。按《毛选》第五卷这段引文见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是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但紧接这篇文章，是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在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全文对梁指名道姓指责，用语严刻尖锐，毫不回避，如说：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你梁漱溟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很嘛！……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 《毛选》第五卷，一○七页至一一三页 ) 这些“批判”，整理成文时据说经过文字加工，语气有所缓解，但其用语之厉，仍可称之为“戟指之骂”，字句之间的愤怒声容如闻如见，这方是对于“工人九天，农民九地”之说的有针对性的回答。《毛传》有意回避这篇文章，不引用这篇讲话的任何一句文字，显然就是为了绕开“雅量”之争这段史实，为尊者讳，使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绕开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仅是小事，就不值得如此着意绕开它了。但也可能产生相反作用，越绕开越绕不开，为尊者讳的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这是历史证明了的。 按《毛选》第五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录文不讳，收录《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即是一例。第五卷中类似的文章，还有多篇，足资当代史家取材。《毛选》五卷中，第五卷保存的文字原貌最为完整，有的句尾语气词如“嘛”等，尚按原始记录稿形式保留下来，上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即有多处用“嘛”作语尾词的文字，如“向大家交代交代嘛”等句子。这在前四卷中是绝对看不到的。这是因为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有两位在前四卷中专司文字修饰之职的“大秀才”田家英、胡乔木未能参加的缘故。田家英文革开始时先死，胡乔木此时尚未恢复工作，少了这方面把守文字关的两员大将，许多未加修饰或修饰不多的文字就漏出来了。但这对读者来说，却是有幸可以看到许多倘照前四卷编例看不到的真实度较高的文章。这样看起来，读新版《毛传》，还必须辅以《毛选》第五卷。 二、“雅量”事件述略 关于雅量，先说一个小故事。《世说新语 雅量门》有四十一个故事，涉及皇帝的故事只有一条，是说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彗星（当时称长星）出现，这是主兵乱之星，不吉利，皇帝心中厌恶，但夜间在御花园饮酒，仍坦然举杯：“长星，劝你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这个皇帝，能够洒脱对待凶星，不以为嫌，所以说他有雅量。但真的碰到一个说丧气话的臣子，对他说你皇位坐不稳了，也能这样吗？这就难说了。可知皇帝即使有雅量也是有限的。 苏联建国初期，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曾经发生过工农关系的争论，可读斯大林的《论反对派》和《联共 ( 布 ) 党史简明教程》两本书便知。《联共 ( 布 ) 党史》写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间，“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征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业为时过早”（《联共 ( 布 ) 党史简明教程》，三二四至三二五页）。说过这些话的人后来全成了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消灭了。可见那边的当政者是不懂什么叫“雅量”的。历史证明，农业问题从此成为苏联立国期间一大灾难。所以，五十年前也就是苏联那边消灭反对派二十多年后，我们这边走着同样模式道路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发生“工人九天，农民九地”的争论，也就一点不见奇怪。奇怪的倒是争论的一方竟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孤军”一人，既不是什么派，也不是什么联盟，争论的时候没有一人赞成附和，为他声辩，而是一片斥责之声。直到二○○○年三月，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呼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道出了中国农民问题真相。二○○二年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真话》的书，把事实与数据公之与众。李昌平应是继梁漱溟之后，第二个敢为农民说话的人。李昌平幸运的是，现在不会有人再用推论法诬他客观上如何、实质上又如何了。 其实，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绝大部份人并不知晓梁漱溟与毛泽东曾有“雅量”之争这件事。即使有些传闻，也只知梁氏可能“挨批”，报纸上不再出现他的名字。一个名人多时不上报，就说明这个人犯了错误出问题了。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现在，有关当事人的文章、回忆、记录和年谱、日记等，许多已陆续发表，这次事件的真相、全貌已可做一番描述。这里也作一次简略的综述，按其架构，依次分为六个层面，并略加按语。 第一个层面：梁漱溟的发言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上卷，三二六页注） 按梁氏第一次发言，全文见于《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三至六页）；摘要见于《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郑大华《梁漱溟传》一书第七章《一桩历史公案》等。但《周恩来年谱》这个注文的节录虽仅短短数句，却已精要全在。《毛传》所谓“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的“这些意见”，主要也就在这几句。 第二个层面：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为《毛传》二七四至二七五页引用的一段话，见于《毛选》第五卷《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但这是经过文字整理加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所记这段话，文字语气方面似更接近原话，如下：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九月十二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这篇讲话重点，在于它的推论方法：要求照顾农民生活，便是反对总路线，便是挑拨工农关系，便是分裂、破坏工农联盟。此推论方法，为与会众人接受。叶圣陶也是听讲话的列席人士，他在事后的日记中转述一些人的意见道：“即使此次梁（指梁漱溟）之发言别无坏意，而客观上确有反对总路线、挑拨离间工农联盟之嫌。”（《叶圣陶集》第二十三卷，三○页）叶是否赞同此种推论法，日记中未表态。但有一点可肯定，唯一不同意此一推论法的仅有梁漱溟。 第三个层面：周恩来的讲话与毛泽东的插话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上作了批驳梁漱溟言论的长篇发言。多年来人们对这一讲话讳莫如深。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未收入这篇讲话。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梁漱溟与毛泽东》，还只说“九月十七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隐去了发言人的名字，但人们已猜到“有位中共领导人”指的是谁。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七卷，首次披露了梁的《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下简称《事情》）一文，十七日条下，记云：“继由周总理在台上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我一贯反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条下记述，针对梁漱溟十一日发言，“追溯梁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情况”，虽然未提“一贯反动”字样，但进一步落实了周恩来曾有这次讲话。 关于毛泽东在这次周恩来讲话中的插话，梁漱溟的回忆是三次，戴晴一文的记叙是四次，《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所载有十三次之多，那是连同第二日（十八日）梁再次发言时的插话，加在了一起。 第四个层面： “雅量”之争 这是这次事件的高潮。什么是“雅量”？就是尊重对方发表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的发言权。梁漱溟这次所争，除了发言权，还有申辩权，即申辩毛泽东用推论法（即无限上纲法）强加给他的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这顶大帽子。 梁漱溟自撰《事情》一文记道： 十八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按这段话，《毛选》第五卷经过文字加工改为“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一三页） 戴晴、郑直淑据梁漱溟自述所记当时向毛泽东索讨“雅量”的发言较长，要点是下面梁漱溟说一段话： 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梁漱溟后来自悔孟浪，当众顶撞了主席，承认错误，表示愿意自我检讨。上面未加催逼，梁也未曾实现检讨（郑大华《梁漱溟传》，四四二页）。但对“雅量”之争，似乎并无悔意。 第五个层面：起哄的人 每次政治事件或政治运动，必有顺风起哄的人，这次事件也不例外。这些人，声势盛，底气足，噪音响，呐喊助威，最见功力。各家记载，多有为之存照者。 叶圣陶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日记云：“下午三时仍至怀仁堂。梁漱溟发言，语气高傲。谈仅十分钟，即有人喝住。多人谓如此反动言论，不宜容彼在此乱说。”此记极简略，但“喝住”二字极传神。 梁漱溟《事情》：“十八日，午后开会。……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敬听几位斥责我的发言。发言者计有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此可见群情激愤之景。此文列发言者六人姓氏，以“斥责”二字概述他们发言内容。按当日发言者应不止此六人，如何香凝亦为发言之一，且数次称梁漱溟为“先生”，他人则已直呼其名。见郑直淑文章。 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九月十八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些呼喊的口号，使用的字眼，很难相信出自平日雍容论政、揖让议事的一些老友之口。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起哄的人的类似市井群众起哄声音，人们就习以为常了。 郑大华《梁漱溟传》：九月十八日，“梁漱溟刚说到这里，会场上就有人起哄，不让他往下讲。……这时，会场大哗。不少与会者被梁的这种无视伟大领袖的权威，公开与毛你一句、我一句顶撞的行为激怒了。他们大声呼喊：‘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会场上再次大哗，不少人即席发言，斥责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要他赶快滚下台来。……于是会场再一次大哗。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发言，对梁的态度表示愤怒！……会场又一次出现高潮，人们要梁马上滚下台来，而梁则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就这样，梁漱溟在一片‘滚下来'怒吼中被轰下了讲台。”按此传所记，系综合各家记载而成。会上这群起哄、怒吼、“滚”字连声的“无名英雄”，将来的史家或有兴趣为他们一一考证出姓名来。 第六个层面：保持沉默的人 在当年会上那股群众性声讨梁漱溟狂妄反动的高潮中，也有保持沉默的人。从《叶圣陶日记》看，叶就是保持沉默的一人，没有跟着起哄。李济深和张澜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地位高，应表态而沉默不语，就更为不易。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历史公案补遗》一文记道：“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前后十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上发言时，虽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这是重要的史料，应该大书特书的，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李张二位老先生中的一人同意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而不是按推论法认为这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第二，他们不同意对梁的批判和斥责，保持沉默就是表示他们的态度。 三、是非评说尚未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梁漱溟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七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上官方撰写的《梁漱溟生平》悼词，其中一字未提一九五三年那次历史公案。现在知道，据当年悼词起草者胡治安（中央统战部巡视员兼干部局副局长）的回忆，悼词原有“一九五三年在讨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他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两句，经请示后，后一句改为“受到批评”。家属表示难以接受，梁的老友孙起孟、叶笃义也认为应恢复原话，双方意见未能统一，最后妥协一致同意干脆删去这两句话（见二00四年一月八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采取模糊不提方法，免去左右为难。 一句之微的差别，“受到批评”与“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为什么双方争执而致相持不下呢？ 如果用了“受到批评”，就说明一九五三年对梁的批判总的是正确的，梁的发言背离了党的总路线，客观上起了挑拨工农关系的作用。 如果用了“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就说明这次批判总的是错的，以推论法代替实事求是的讨论，堵塞了言路，为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一边倒的所谓大辩论开了先例。当然也应看到这次批判也有真的“处理从宽”的一面：没有扩大株连，没有定罪，没有为当事者戴什么政治帽子，没有降职降薪，还准许被批判者“闭门思过”，因此政治上的波动不大。可惜这个先例没有被延续下来。 如果在生平悼词中干脆不提这件事，就说明这一公案是非难定，让它在历史时空中悬凝起来，留待后人评说。 一九九九年三月，作为梁漱溟多年奔走国共和谈助手的叶笃义（梁为民盟秘书长，叶为民盟发言人），在他的晚年出版了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有专章记叙梁漱溟一些往事，关于一九五三年的这桩公案，他写上了《梁漱溟生平》悼词删去的那句话：“一九五三年他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他没有做违心之论的自我检讨。”叶笃义回忆录的最后一章标题是：我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对梁漱溟这一历史公案的认识，是以一位虔诚追求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分和立场做出的结论。不过，能说是定论吗？ （二00四年二月一日 ）
（摘自《万象》杂志2004年第五期 ）
一、 从《毛泽东传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 》说起 梁漱溟面向毛泽东争取“雅量”这起历史事件，发生在一九五三年九月，或称公案、风波亦可，至二00三年已满五十周年。时过境迁，当事人皆如烟云消散，一个个退出历史舞台；但在历史老人眼中，历史纪事碑上此事刻痕尚新，是一段忘却不了的历史。 这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中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连续召开两次高层会议：八日至十一日为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十二日至十八日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梁漱溟是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参加和列席了两次会议。政协委员，相当于历史上客卿地位，处于在朝在野之间，本职限于表态和举手拥护政府交议的政策和路线等大计方针。梁漱溟认真，不愿徒拥虚名，独立思考，要说些参政议政的实话真话。但他不知，最犯忌的恰是这认真与思考，“雅量”事件由此而起。这是新中国立国初期，党外民主人士面对面首次公开向最高领袖争取发言权与申辩权的事件，以前没有，稍后差可比拟亦仅有一事，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即将撤职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当众质问总理周恩来：“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语惊四座，周恩来为之语塞。全场大乱，群起攻之 ( 章立凡《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 ) 。从前知识分子叫作读书人，历史上在朝为官的读书人，服膺儒家教导，事君之道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廷争面折之事便时有发生。虽有不测之祸，但历代传承不绝，知识分子的骨气赖此以传。梁漱溟“雅量”事件，算不算大事，还是无关轻重之事？当代史家因史观史识的不同，或详加评说，或隐约其词，更有略而不提者，但史家衡量是非曲直的尺度长短，亦在其中表现出来。 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 ( 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 ) 》 ( 以下简称《毛传》 ) ，是以官方正传面貌问世的。出版之前，其中若干章节，已在几家大报用整版转载，连续几天，造成相当声势。此传号称“披露一批新史料”，有很多毛泽东的讲话或批示，本于当年记录，以前未曾发表，或虽曾发表却有删节，这就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但此传对于梁漱溟“雅量”事件，采取的则是隐约其词的春秋笔法，此传第八章《过渡时期总路线 ( 下 ) 》叙及上述两次会议讨论总路线所定工农业政策时，是这样写的： 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毛传》，二七四页） 这段文字中的“有的人”，即指梁漱溟，但正文中没有点名，仅用一个脚注指出，见于梁漱溟“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的发言草稿”。这是不是为梁漱溟讳呢？不是。如果是为梁讳，就不会又用脚注加以点明了。可知倒是为“雅量”事件而讳，故而隐约其词。这从接下来的叙述可以清楚看出： 这些意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不赞成工业化，违反过渡时期总路线，必须给以回答。……毛泽东发表讲话，他有针对讲了一段“施仁政”的问题。 在这下面引了一段毛泽东“施仁政”的讲话，并用脚注注明见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但也没有点出梁漱溟名字。按《毛选》第五卷这段引文见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是九月十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但紧接这篇文章，是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是在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主要部分，全文对梁指名道姓指责，用语严刻尖锐，毫不回避，如说： 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你梁漱溟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很嘛！……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 《毛选》第五卷，一○七页至一一三页 ) 这些“批判”，整理成文时据说经过文字加工，语气有所缓解，但其用语之厉，仍可称之为“戟指之骂”，字句之间的愤怒声容如闻如见，这方是对于“工人九天，农民九地”之说的有针对性的回答。《毛传》有意回避这篇文章，不引用这篇讲话的任何一句文字，显然就是为了绕开“雅量”之争这段史实，为尊者讳，使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绕开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仅是小事，就不值得如此着意绕开它了。但也可能产生相反作用，越绕开越绕不开，为尊者讳的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这是历史证明了的。 按《毛选》第五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录文不讳，收录《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即是一例。第五卷中类似的文章，还有多篇，足资当代史家取材。《毛选》五卷中，第五卷保存的文字原貌最为完整，有的句尾语气词如“嘛”等，尚按原始记录稿形式保留下来，上述《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即有多处用“嘛”作语尾词的文字，如“向大家交代交代嘛”等句子。这在前四卷中是绝对看不到的。这是因为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有两位在前四卷中专司文字修饰之职的“大秀才”田家英、胡乔木未能参加的缘故。田家英文革开始时先死，胡乔木此时尚未恢复工作，少了这方面把守文字关的两员大将，许多未加修饰或修饰不多的文字就漏出来了。但这对读者来说，却是有幸可以看到许多倘照前四卷编例看不到的真实度较高的文章。这样看起来，读新版《毛传》，还必须辅以《毛选》第五卷。 二、“雅量”事件述略 关于雅量，先说一个小故事。《世说新语 雅量门》有四十一个故事，涉及皇帝的故事只有一条，是说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彗星（当时称长星）出现，这是主兵乱之星，不吉利，皇帝心中厌恶，但夜间在御花园饮酒，仍坦然举杯：“长星，劝你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这个皇帝，能够洒脱对待凶星，不以为嫌，所以说他有雅量。但真的碰到一个说丧气话的臣子，对他说你皇位坐不稳了，也能这样吗？这就难说了。可知皇帝即使有雅量也是有限的。 苏联建国初期，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也曾经发生过工农关系的争论，可读斯大林的《论反对派》和《联共 ( 布 ) 党史简明教程》两本书便知。《联共 ( 布 ) 党史》写道：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间，“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征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业为时过早”（《联共 ( 布 ) 党史简明教程》，三二四至三二五页）。说过这些话的人后来全成了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消灭了。可见那边的当政者是不懂什么叫“雅量”的。历史证明，农业问题从此成为苏联立国期间一大灾难。所以，五十年前也就是苏联那边消灭反对派二十多年后，我们这边走着同样模式道路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发生“工人九天，农民九地”的争论，也就一点不见奇怪。奇怪的倒是争论的一方竟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孤军”一人，既不是什么派，也不是什么联盟，争论的时候没有一人赞成附和，为他声辩，而是一片斥责之声。直到二○○○年三月，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呼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道出了中国农民问题真相。二○○二年又出版了《我向总理说真话》的书，把事实与数据公之与众。李昌平应是继梁漱溟之后，第二个敢为农民说话的人。李昌平幸运的是，现在不会有人再用推论法诬他客观上如何、实质上又如何了。 其实，在《毛选》第五卷出版之前，绝大部份人并不知晓梁漱溟与毛泽东曾有“雅量”之争这件事。即使有些传闻，也只知梁氏可能“挨批”，报纸上不再出现他的名字。一个名人多时不上报，就说明这个人犯了错误出问题了。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现在，有关当事人的文章、回忆、记录和年谱、日记等，许多已陆续发表，这次事件的真相、全貌已可做一番描述。这里也作一次简略的综述，按其架构，依次分为六个层面，并略加按语。 第一个层面：梁漱溟的发言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九天，农民九地”，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等等。（《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上卷，三二六页注） 按梁氏第一次发言，全文见于《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一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三至六页）；摘要见于《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郑大华《梁漱溟传》一书第七章《一桩历史公案》等。但《周恩来年谱》这个注文的节录虽仅短短数句，却已精要全在。《毛传》所谓“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和不安”的“这些意见”，主要也就在这几句。 第二个层面：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为《毛传》二七四至二七五页引用的一段话，见于《毛选》第五卷《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文，但这是经过文字整理加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一文所记这段话，文字语气方面似更接近原话，如下： 梁漱溟作了这篇发言后的第二天，即九月十二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大多数人，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这篇讲话重点，在于它的推论方法：要求照顾农民生活，便是反对总路线，便是挑拨工农关系，便是分裂、破坏工农联盟。此推论方法，为与会众人接受。叶圣陶也是听讲话的列席人士，他在事后的日记中转述一些人的意见道：“即使此次梁（指梁漱溟）之发言别无坏意，而客观上确有反对总路线、挑拨离间工农联盟之嫌。”（《叶圣陶集》第二十三卷，三○页）叶是否赞同此种推论法，日记中未表态。但有一点可肯定，唯一不同意此一推论法的仅有梁漱溟。 第三个层面：周恩来的讲话与毛泽东的插话 九月十七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委员会上作了批驳梁漱溟言论的长篇发言。多年来人们对这一讲话讳莫如深。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周恩来选集》未收入这篇讲话。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梁漱溟与毛泽东》，还只说“九月十七日的会上有位中共领导人作了长篇发言，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上的一些事实，证明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隐去了发言人的名字，但人们已猜到“有位中共领导人”指的是谁。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梁漱溟全集》第七卷，首次披露了梁的《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下简称《事情》）一文，十七日条下，记云：“继由周总理在台上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我一贯反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七日条下记述，针对梁漱溟十一日发言，“追溯梁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情况”，虽然未提“一贯反动”字样，但进一步落实了周恩来曾有这次讲话。 关于毛泽东在这次周恩来讲话中的插话，梁漱溟的回忆是三次，戴晴一文的记叙是四次，《毛选》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所载有十三次之多，那是连同第二日（十八日）梁再次发言时的插话，加在了一起。 第四个层面： “雅量”之争 这是这次事件的高潮。什么是“雅量”？就是尊重对方发表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的发言权。梁漱溟这次所争，除了发言权，还有申辩权，即申辩毛泽东用推论法（即无限上纲法）强加给他的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这顶大帽子。 梁漱溟自撰《事情》一文记道： 十八日，午后开会，我登台发言，气势甚盛。我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按这段话，《毛选》第五卷经过文字加工改为“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梁漱溟全集》第七卷，一三页） 戴晴、郑直淑据梁漱溟自述所记当时向毛泽东索讨“雅量”的发言较长，要点是下面梁漱溟说一段话： 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尊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梁漱溟后来自悔孟浪，当众顶撞了主席，承认错误，表示愿意自我检讨。上面未加催逼，梁也未曾实现检讨（郑大华《梁漱溟传》，四四二页）。但对“雅量”之争，似乎并无悔意。 第五个层面：起哄的人 每次政治事件或政治运动，必有顺风起哄的人，这次事件也不例外。这些人，声势盛，底气足，噪音响，呐喊助威，最见功力。各家记载，多有为之存照者。 叶圣陶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日记云：“下午三时仍至怀仁堂。梁漱溟发言，语气高傲。谈仅十分钟，即有人喝住。多人谓如此反动言论，不宜容彼在此乱说。”此记极简略，但“喝住”二字极传神。 梁漱溟《事情》：“十八日，午后开会。……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敬听几位斥责我的发言。发言者计有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此可见群情激愤之景。此文列发言者六人姓氏，以“斥责”二字概述他们发言内容。按当日发言者应不止此六人，如何香凝亦为发言之一，且数次称梁漱溟为“先生”，他人则已直呼其名。见郑直淑文章。 戴晴、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九月十八日下午，继续开会。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便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再往下讲。……不少到会者呼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些呼喊的口号，使用的字眼，很难相信出自平日雍容论政、揖让议事的一些老友之口。但经多次政治运动之后，这些起哄的人的类似市井群众起哄声音，人们就习以为常了。 郑大华《梁漱溟传》：九月十八日，“梁漱溟刚说到这里，会场上就有人起哄，不让他往下讲。……这时，会场大哗。不少与会者被梁的这种无视伟大领袖的权威，公开与毛你一句、我一句顶撞的行为激怒了。他们大声呼喊：‘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会场上再次大哗，不少人即席发言，斥责梁狂妄之极，反动成性，要他赶快滚下台来。……于是会场再一次大哗。人们一个接一个的站起来发言，对梁的态度表示愤怒！……会场又一次出现高潮，人们要梁马上滚下台来，而梁则站在台上纹丝不动，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就这样，梁漱溟在一片‘滚下来'怒吼中被轰下了讲台。”按此传所记，系综合各家记载而成。会上这群起哄、怒吼、“滚”字连声的“无名英雄”，将来的史家或有兴趣为他们一一考证出姓名来。 第六个层面：保持沉默的人 在当年会上那股群众性声讨梁漱溟狂妄反动的高潮中，也有保持沉默的人。从《叶圣陶日记》看，叶就是保持沉默的一人，没有跟着起哄。李济深和张澜始终保持沉默，他们地位高，应表态而沉默不语，就更为不易。郑直淑《梁漱溟与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历史公案补遗》一文记道：“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至十八日前后十天的批判梁漱溟的活动中，李济深和张澜两位老先生一直坐在主席台上，始终保持沉默。……张澜先生是从头到尾没有说话，但李济深先生在会议没有转入批梁之前，即九月十一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上发言时，虽简单表示过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实际上已表示了态度。后来会议转入批梁，李不再说话。”这是重要的史料，应该大书特书的，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李张二位老先生中的一人同意梁漱溟提出的农民问题“值得注意”，而不是按推论法认为这就是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第二，他们不同意对梁的批判和斥责，保持沉默就是表示他们的态度。 三、是非评说尚未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梁漱溟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七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在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上官方撰写的《梁漱溟生平》悼词，其中一字未提一九五三年那次历史公案。现在知道，据当年悼词起草者胡治安（中央统战部巡视员兼干部局副局长）的回忆，悼词原有“一九五三年在讨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他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两句，经请示后，后一句改为“受到批评”。家属表示难以接受，梁的老友孙起孟、叶笃义也认为应恢复原话，双方意见未能统一，最后妥协一致同意干脆删去这两句话（见二00四年一月八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采取模糊不提方法，免去左右为难。 一句之微的差别，“受到批评”与“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为什么双方争执而致相持不下呢？ 如果用了“受到批评”，就说明一九五三年对梁的批判总的是正确的，梁的发言背离了党的总路线，客观上起了挑拨工农关系的作用。 如果用了“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就说明这次批判总的是错的，以推论法代替实事求是的讨论，堵塞了言路，为后来多次政治运动一边倒的所谓大辩论开了先例。当然也应看到这次批判也有真的“处理从宽”的一面：没有扩大株连，没有定罪，没有为当事者戴什么政治帽子，没有降职降薪，还准许被批判者“闭门思过”，因此政治上的波动不大。可惜这个先例没有被延续下来。 如果在生平悼词中干脆不提这件事，就说明这一公案是非难定，让它在历史时空中悬凝起来，留待后人评说。 一九九九年三月，作为梁漱溟多年奔走国共和谈助手的叶笃义（梁为民盟秘书长，叶为民盟发言人），在他的晚年出版了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有专章记叙梁漱溟一些往事，关于一九五三年的这桩公案，他写上了《梁漱溟生平》悼词删去的那句话：“一九五三年他遭受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他没有做违心之论的自我检讨。”叶笃义回忆录的最后一章标题是：我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对梁漱溟这一历史公案的认识，是以一位虔诚追求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身分和立场做出的结论。不过，能说是定论吗？ （二00四年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