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品牌服装排行榜:"五阶段论"与中国之中国

"五阶段论"与中国之中国

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大时代（上）

作者喻希来，1951年生，自由撰稿人，著名社会政治问题学者

一．"五阶段论"的不足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2000年正是20世界末的一年。但当把源于西方的"世纪末"作为形容词来用时，则相当于汉语中的"礼崩乐坏"。确实，20世纪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礼崩乐坏的世纪，20世纪末又是新的传统礼崩乐坏的时候。

人作为一种有思想、有精神生活的高等生物，不能没有一种追求，一种方向感。彼岸、天堂、涅磐、转世、成仙。得道，为某一崇高目标奋斗、献身，都能够给人提供一种精神支撑。在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中，宗教意识比较淡漠，与其他文化中神的意志相对应的是一种比较暧昧的天命观。在20世纪的新传统中，天命现在意识形态体系的轴心位置被历史决定论所取代。这种历史决定论的通俗表述方式便是斯大林制定的社会发展形态"五阶段论 "。

1938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给出了其公式，"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并确认并不存在"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类的其他生产方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延安整风的核心教材，"五阶段论"的观念通过这本书的流行，成为中共上上下下的一种思想定势。取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 "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此后，"五阶段论"便成为一种金科玉律，充斥于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在给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洗脑"方面取得了"历史上没有过"的成功。

尽管思想灌输可能收效于一时，但毛泽东本人也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虽然在90年代还有人坚持"从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社会形态发展史证实五种社会形态运行规律是常规的"，"世界一切民族国家都曾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些已进人社会主义社会"；但多数中国历史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抛弃了斯大林的"五阶段论"教条。

"五阶段论"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把这种历史描述作为历史规律来看待，是每一个社会发展都要必经的儿个历史阶段。在此前一年写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属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中，马克思列举了三种所有制形式："亚细亚的"、"古代的"（古希腊罗马的）和"日耳曼的"，这些所有制形式不仅都是以地域来命名的，而且分别被标以"第一种"、"第二种"和"第三种"的字样，因此许多研究者认为它们是并列的。何顺果指出：之所以说它们是并列的，更重要的理由在于，按马克思当时及后来的提示，它们的原生形态都是"天然形成的共同体"，而这三种所有制形式又都是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的形式，即（农业）"公社的各种形式"。它们之间固然有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的区别，但并不一定构成递升的阶梯或序列。

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日耳曼的"改成"封建的"之后，"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似乎可以构成一个发展的序列，但"亚细亚的"与它们之间究竟是"并列的"还是"序列的"关系，仍然是不清楚的。

普列汉诺夫分析说：

"据马克思的见解，东方的、古典的、封建的与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就一般的轮廓来说，可以看作以此递进的（'累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诸时代。但我们应该知道，当马克思后来读到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即《古代社会》）一书时，他就改变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式同东方生产方式的观点。"

他进而指出：

"中国和古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导致古代生产方式的出现"。

世界经济发展可分西方和东方两大情况或两大类型，"前一种情况是指两个发展阶段而言，其中一个接着另一个，而为另一个所产生。后一种情况，我们认为毋宁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的类型。"

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除了有关亚细亚形态的"伟大思想秘密"（魏特夫语），马克思本人的言论对于"五阶段论"公式的后半部分也形成强有力的冲击。

马克思晚年在与俄国思想家讨论俄国的社会发展时，曾考虑过是否可能从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提出了"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著名假设。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部落社会不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径直进人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农业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跳跃到"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研究证明，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完整地依次经历过"五种生产方式"。欧洲的日耳曼和斯拉夫两大族系都没经过奴隶社会，更不要说亚洲各民族。封建社会亦不是从奴隶社会延续来的，古罗马之后的封建是重起炉灶，西周的封建也不是从奴隶制演变而成的。

朱凤瀚说：

"如果仍保留'封建社会'的提法，则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社会'应是西周。""有意思的是，史学界以往采用的是一种将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开端定在春秋、战国之际的说法，这恰恰是把真正的封建社会的瓦解当成了'封建社会的开始。"

斯大林的政治偶像倒塌后，"五阶段论"的教条在各方面专家学者的交叉火力下，已经很难再在学术界维持其至尊地位，但它仍然维持其在学校教科书系统的影响力。"五阶段论"依据的是一种单因素分析，它把经济因素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因，而把其他因素都视为经济变量的一种函数、一种"上层建筑"，是一种单线进化论。

而且，"五阶段论"是一种浸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史观。马克思研究古希腊和罗马城邦国家，使用了奴隶社会的概念；研究蛮族人侵晚期罗马帝国后产生的一种生产关系，称之为封建社会，即"拉丁一日耳曼封建制"。把这些概念用来分析整个欧洲的情况（例如斯拉夫人的社会）已经捉襟见肘，何况用它来套改、斧削中国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人类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自古以来有自己的礼制和社会制度的用语，有什么必要生搬硬套诸如"奴隶制"这样从小地区、短时段总结出来的西方概念呢？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意识形态发生了一系列转型，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正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的概念，不是一个前定的模型。这样一来，"五阶段论"既失去了对历史的解释能力，也失去了对未来的前瞻和预见性，可以说已无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我们提供有效的帮助了。现在，在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中当红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二者均不能令中国人感到满意。中国人需要有自己的关于历史大时代的学说。

二．一个可供选择的历史分期方案

   否定"五阶段论"之类的历史单线进化论，并不是要整个推翻历史进步、发展和进化的概念，后者的根基远为深厚。经过维柯、伏尔泰、康德、黑格尔、孔德等思想家的阐释，历史进步观和发展观已经深人人心。1862年，斯宾塞在其《综合哲学体系》第一卷中最早给出了进化的明确定义："进化是通过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从不确定、不连贯、同质向确定、连贯、异质的变化。"1874年，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中论述了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即

（1）分散的个体形成群体；

（2）个体分化、特化和专门化；

（3）特化的个体与整个群体的平衡。

他认为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受地理环境和相邻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受既定群体中的个体成员的体质、智力特质的影响，而后者是受遗传决定的。分化是从同一向趋异发展，"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则与之形成张力，最终达成一种平衡。显然，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中包含着多线进化的萌芽，因为作为其原型的生物进化的基本模式是分支树，而不是单线演进序列。

    其实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概括无遗的。以不同因素为分析主轴，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要，人们能够得到许多幅各具一格而又相互补充的历史图景。

"战国策"派历史学家雷海宗从兵的角度把中国文化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兵的文化"与"无兵的文化"。从文化创造主体的角度，他又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论："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

第一周，是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

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在较远的将来，我们是否还有一个第三周的希望？"这里不准备评论雷海宗的具体观点，只想要说明，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中国历史分期方案，完全没有必要"独尊"某某和"定于一"。

    如果人们想要追求简明的效果，那么与其以经济为主轴，不如以地理环境为主轴。赛义德在《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里强调地理比什么都重要。他说，目前正出现一种新的范式变换；……一种人类历史研究的新构思方法：一方面从地理角度来构思，另一方面不光是着眼于地理，而且着眼于地理斗争。霍奇金在《重新思考世界历史》中说：

世界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历史阶段和地理区域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必须摆脱形形色色、先人为主的西方主义成见。下面，推荐一种基于地理的中国历史大时代的划分方案。

    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写道："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

"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朝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朝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他后来进而解释说：在"世界之中国"时代，中国要建设一个"世界的国家"或"世界主义的国家"。

    与此前后脚，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还勾勒了一种历史大时代的模式："河流文明时代第一纪"；"内海文明时代第二纪"；第三纪"大洋文明时代始萌檗"，上述两种时代划分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不过一是基于中国的角度，一是基于全球的眼光。

第一上世史，中国之中国，相对于河流文明时代第一纪；第二中世史，亚洲之中国，相对于内海文明时代第二纪；第三近世史，世界之中国，相对于大洋文明时代第三纪。

在梁启超论述的基础上略作调整，便得到一种中国历史大时代的三阶段划分方案。

    第一纪：与两河、尼罗河、印 群又钗拿 大约同时，华夏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等大河流域，逐步扩展至四海，形成"中国之中国"。第一纪的下限恐怕应从秦始皇推迟到汉武帝，也有人认为应定于两汉之交或魏晋之际。秦二世而亡，汉武帝后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才稳定下来。

    第二纪：与地中海（含黑海）、北海（含波罗的海）、阿拉伯海（含波斯湾、红海）、孟加拉湾诸文化圈形成同时，中国文明通过黄海、东海和南海辐射至周边地区，在东亚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并与印度文明角逐东南亚，与伊斯兰文明角逐中亚。中国的疆域从本部扩张至满洲、蒙古、西域、藏区和苗疆（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并建立起以朝贡体制为特征的国际关系体系或日世界秩序，是之谓"亚洲之中国"。梁启超把第二纪的下限定在乾隆末年。

    第三纪：现代文明首先在大西洋两岸崛起，继而传播、扩散至太平洋、印度洋，乃至全球所有的地方，它的触角现在已伸到地球之外的其他星球。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愈竞愈剧愈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明从原生型文明转变为继发型文明，从东亚范围内的主体文明转变为世界范围内的亚文明，中国人则从赤县神州走向五大洲四大洋，定居在世界各地并与那里的人们在文化上、血统上逐渐融合，是之谓"世界之中国"。

梁启超说，"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一个世纪，但仍然处在一个通向将来史的过渡阶段，距离"五洲同一堂"的目标还相当遥远。

    中国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前一个中国是地理的概念，后一个中国是国家与文明的概念。但是从一开始，这两个概念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天圆地方，国在中央"，地理上的中心位置（"天下之中"）给予生成中的文明国家以一种合法的根据。

    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称："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日，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尚书·摔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 式 土，于先王肆。"于省吾说：虽然何尊为成王时器，但由于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国；《梓材》虽然也为成王时所作，但由于追述皇天付与武王人民和疆土而言及中国。以金文和典籍相互验证，则中国这一名称起于武王时期，是可以肯定的。疆土、国民和政权对民众的治理，构成国家的三要素。这表明，最晚到周武王时期，"中国"已经具有了政治学上国家的涵义和文化学上文明的涵义。

    其实，在"中国"二字中可以揭示出充分的文化信息，说明中国文明是如何形成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中"字，均像有旒之旗。商王有事，时常立"中"以召集十众。有甲骨文称："王作三师左中右。"把商王的旗帜放在中师（周代改称中军），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以"中"为中间之中的由来。显然，最初的"中"是军事领导权的标志。

    军旅的"中"固定地插在居住地，便成了图腾柱。如此看来，从"中"又产生出神权的涵义。

    在商代甲骨文中言四土和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在西周典籍中则以"土中"或"地中"与四外方国对称。《尚书·召洁》："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逸周书·作雄》："周公敬念于后日，予畏周室不延，件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测地中之法来源于测日中，"中"的概念由相互位置之中到时间概念之中（一日之中、一年之中）再到地理空间之中。

《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地深（训为纵），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圭等，谓之地中，今颖川阳城地为然。"按《水经注》："颖水经其县（阳城）故城南。……亦周公以土圭测日景处。"地中、土中及中土的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从前邦向王国的演进中，显然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有王权神授等观念上的理由，一方面有政治运作上的原因：镇守中央，便于威慑和讨伐四方，也便于向属国征税征兵。

    "中"将军权、神权和王权全都拴在了一起，继之而起的便是"国"的概念。国的本义便是邑或者大邑，是四周筑有城墙的都城；要到很久以后的春秋战国时期，邑、或。国的字义才有了区分，才把邑和邑外（野）之域（或）统称为国。考古学家现在普遍认为，城市的兴起即所谓"城市革命"，是国家和文明诞生的主要标志。立国都于地中，谓之"中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臻于成熟的标志。由于"中"在中国文明的形成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执中"。"中和"成为其精神的特征，"中央集权"成为其制度的特征，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

    "中国"的涵义，从京师"逐渐转化为"诸夏之领域"。王尔敏的《"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一文，将先秦曲籍所见"中国"总计178次汇录成表，并引用其他诸多考证资料，说明"中国"一词，自商代起至秦汉统一以前，诸夏民族已普遍习用，研探其所含意旨，约有五类：

一、京师，凡9次；

二、国境之内，凡17次；

三、诸夏之领域，凡149次；

四、中等之国，凡6次；

五、中央之国，凡1次。

该文据此指出：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显。那就是主要在指诸夏之列邦，井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诸夏列邦之冠以"中国"的统称，主要在表明同一族类之性质与同一文化之教养之两大特色。因为实际上自远古以来并无政治同一之事实，而族类之混同，则已构成一相同血缘之庞大族群，在当时则称为诸夏。同时文化之融合与同化，也已构成一致之观念意识。生活习惯、语言文字与社会结构，在当时形容为中国。

     赵国公子成云："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战国策·赵二》）

最初载于文献之中国，均漫指黄河及淮河流域之大部分；而沿边裔之秦、楚。吴、越则不包括在内。以后凡以"中国"自居者，逐渐都被视为诸夏之邦。"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史记·天官书》），形成政治大一统局面，使"中国"称谓之实义又有新确立，不但三十六郡俱被确定为中国领域，且东南至于海，北至于塞，西接流沙，则仅为秦汉时代所共喻之中国领域。在中国国家和文明形成之后，地理上的中国一直随国家和文明之扩张或退缩而不断变化，这一过程至今尚未最终完结。

    华夏文明在大河流域诞生后，历经夏、商。周三代及早期秦汉帝国大约两千年的"中国之中国"时代，历史进化之最显著成绩有三：一是以周公、孔子、老子等圣贤和哲人为代表，实现了雅斯贝尔斯所谓的"哲学的突破"，开始具有了超越和反思意识，使中国文明跻身"轴心文明"之列；一是在诸夏之领域即中国建立了政治上统一的国家--秦汉帝国；一是诸夏之族群最终形成了血统上、文化上完全融合的民族共同体--汉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