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袄女装长款全集:范曾《我的自述》（3）

　　在艺术上发现自己并不容易。我在三十岁左右，对自己未来的画风究竟应该如何，并不清楚，“风格”也是不能预先意料或故意设计的。我只迷迷糊糊地觉得当时的画总是不遂心意。“文化大革命”中和当时尚未与我结婚的边宝华合作一套《库尔班热爱毛主席》，画完之后拿给美术出版社编辑部张汝济看，他是一个幽默的人，他指着我画的新疆皮鞋，说像他们在干校水田劳动时穿的水袜子。我画工笔画虽有充足的功力，但我的性格不宜作精雕细刻的描画，心中一烦，就会乱来，不像边宝华那样平心静气。

　　那时我创作一无所成，也颇闷闷。好友姚钟华安慰我，陪我左思右想，如何使自己的作品一鸣惊人，但计无所出。今天回忆起来，总是十分亲切。其实那时我的艺术，还是处于孕育阶段，怀胎不足，是不会有惊人的九斤娃娃出世的。

　　我作诗、著文、讲演喜欢即兴神驰，随感而发。才思敏捷，情绪风动，这是我的所长；艺术上如何扬长避短，如何打开这一成功的不二法门，便是我当时的一个追求方向。

　　那时，我偶尔也有神来之笔，就像我做学生的时候画一罗汉头像，李燕认为极妙，珍藏至今。但是这种灵感的显现如兔起鹘落，稍纵即逝，把握不住。

　　是啊，发现自己是件何等艰难而痛苦的历程！我曾在这苦海中沉浮过多少年月，多少个日日夜夜。但，天道酬勤，我坚信光明在前，继续奋斗！有一次我去荣宝斋，挚友米景扬铺出一张四尺净皮单宣，叫我放笔大胆地画一张。也许我当时竞技状态良好，提起笔来画了一个飘然美髯公，脚边有一只小猴正对他顾盼有情。画出之后，满座唏嘘赞叹这张画，今天存在友人曲格平先生处；画毕之后，我也似有一吐骨鲠的快感。想不到米景扬在我个人的艺术史上这推波助澜之举，打开了我探索的新天地，从此以后豁然开朗，我自以为找到了最能表达自己情感的手段。

　　其实，这不是机会主义的偶得，这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是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积年累月的辛劳的报偿。

　　我又一次重温我的艺术，理出一条纵的线索，从顾恺之--吴道子--李公麟--赵孟■--陈洪绶--任熊、任熏--任伯年，这一千多年的纵线发展史，我不是曾经痛下过苦功吗？从五代的石恪到南宋的梁楷到明末清初的八大、石涛到乾隆年间的“扬州八怪”，他们言简意赅的艺术语言，我不也曾心慕手追过多少年吗？是的，我有力量将线描勾勒和大泼墨结合起来，创造崭新的、属于范曾的世界。

　　我笔下的人物如庄子、老子、屈原、曹操、李白、杜甫、苏东坡、柳宗元、蒲松龄、曹雪芹，神话人物钟馗、女娲等等，都是我有感而发，借故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我绝不无病呻吟。我喜为诗文，很多题跋都是我一鼓作气，像流水般毫无挂碍地倾泻而出的，所以，首先是感动了我的东西，我才能将它们感动；有时，我的画也不一定有明确的主题，那是以画面所透露出来的健康的情操和明净的笔墨去打动读者的，宛如无标题音乐，给人以心灵的慰藉。我的最得意的人物画是庚申年（1980）所画的一张《灵运歌啸图》和同年画的《载酒行》。这是人生难再的作品。我曾多次想重画一张这样的画，但心中有了刻意追求，笔下反而失去了天籁，那种悠然忘我的神态和凭虚御风的线条就不可复得了。这两张画现在都藏在日本“范曾美术馆”中。标志着我的艺术已臻成熟之境的画，我想其一是庚申年（1980）所画的巨幅《广陵散》，描写嵇康奏琴，刘伶倾听的情景。这张画悲怆雄壮，有着内在的力量。其二是癸亥年（1982）所画的巨幅《竹林七贤》，我表现了一群愤世嫉俗的高士隐遁山林而于世事不能忘情的痛苦和忧思。这虽没有现实意义，但是人物的情操和格调，无疑有动人之处，否则当年鲁迅也不会费那么多笔墨去描述和歌颂他们。这两幅巨作，如今也藏在日本“范曾美术馆”中。美国的伯明翰博物馆藏有我的《东坡赤壁吟啸图》和《秋声赋》，国内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藏有我画的《韩非子》和《荀子》，天津博物馆藏有我的《八仙图》、《宋人踏歌图》，黑龙江博物馆藏有我的《华佗望断图》、《怀素狂草图》，安徽博物馆藏有我的《竹林七贤》（与藏于日本的不同，是变体画）和《霸王乌江自刎图》。

　　在国内长期陈列的我的大型作品，有江苏南通市紫琅山“法乳堂”中的中国历代十八高僧像的瓷砖壁画。这大型的群像，描写了中国佛门中对祖国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物，如南朝的法显、唐代的玄奘、近代的弘一和寄禅；描画了对国际文化交流有杰出建树的人物，如南朝来中国的印度僧人达摩，唐代去日本传经播道的鉴真等。这十八个僧人形貌不同凡俗，不仅看出他们坚守信条、严行教律的品格，也表现了他们执著的追求和坚毅的信心。著名文学家文怀沙的《修法乳堂记》，我以为是一篇千古妙文；赵朴老欣然为法乳堂篆额，并题“一堂都圣哲，万法尽朝宗”联，以为该堂的纲领；博学的巨赞大师也为该堂题联，不久他飘然仙逝，这联语成了他的绝笔。我藏之名山的作品还有甲子年（1984）初冬在四川奉节县白帝城落成的杜甫西阁，创作的一幅大型瓷砖壁画《杜甫吟啸图》，描写了思尽波涛、悲满潭壑的杜公在秋气萧萧之中，对着夔门吟诵他那悲天悯人的不朽诗篇。我自以为几根衣纹足以睥睨南宋，与梁楷伯仲。

　　1979年之后，我曾若干次赴港、出国访问展览和讲学。1979年10月，我作为荣宝斋代表团的特邀成员，赴日本参加荣宝斋展览的开幕式，我的二十幅作品被日本各界人士抢购一空，这是我在国外首战告捷。1980年4月张仃先生与我的联合书画展在香港举行，可谓盛况空前，在开幕之后的一个半小时内，作品被世界各国收藏家订购完毕，在香港文坛上传为佳话。香港各大报纸几乎每天详细评论展览的作品，认为是一次“轰动香港的画展”，说“中国文化不会失落”。同年10月我应加拿大ＵＢＣ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之邀赴温哥华讲学，我仅带了一张画《广陵散》到北美去。主要接待我的是著名的古典文学评论家、诗人叶嘉莹。在那儿我作过几次影响颇大的报告：《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中国书法》、《中国古典诗歌》和《我的艺术》。ＵＢＣ大学建立亚洲中心，请我为屏风题词，我大书杜甫的《望岳》一诗，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气派和使命感。1981年我的个人画展在日本横滨举行，日本各报都有报道。ＮＨＫ广播电视中心特邀平山郁夫先生向全日本介绍我的作品，他认为我的画充满活力，是现代中国画的优秀代表。1982年我的另一次个人画展在日本东京举行，这次的影响更大。《朝日新闻》、《东京新闻》以整版介绍我的画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1983年日本冈山县日中友好协会和两备柽园财团联合倡议在冈山县建立永久性的“范曾美术馆”，由久负盛名的日中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先生任名誉馆长。这个倡议得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国内文化部的支持，1984年4月1日正式开幕。这是中国画家以个人名义在国外建立的第一座美术馆，它规模壮丽，设备精良。日本人仅为世界上两位画家作过这样的努力（另一位是法国近代画家）。无论国内有这样那样的议论，但是，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在海外受到这样的推崇，总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开幕之日，中国大使馆的文迟大使和其他重要官员出席了大会，热烈庆祝美术馆的落成并赞扬日本友好人士所作的努力。日本的电视向全国播放了美术馆的陈列；日本的卫星广播在“每周世界一名人”的节目中，向全世界用三种语言播放了这一轰动日本的消息。范曾美术馆里陈列着我的大小作品八十多幅，其中代表作有《广陵散》、《竹林七贤》、《达摩》、《钟馗》、《采薇图》、《前后赤壁赋》、《灵运歌啸图》和《载酒行》等等。美术馆成了冈山一景，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鉴赏家和游览者。美术馆没有任何商业性，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基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