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历史观是导致苏共自我葬送的思想祸根

2007-12-29 11:07　来源: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10期《党建研究》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1  张树华　     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如何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对待历史问题，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尊重历史事实。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亲自推动下，作为公开性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些人在苏联掀起了一股“反思历史热潮”。一些作家、记者和编辑热衷翻历史旧账，寻找污点，肆意放大。先是诅咒斯大林，随后又否定列宁、怀疑十月革命，直至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股热潮来势汹汹，触目惊心，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一、这场反思历史热潮是由苏共最高领导人亲自组织和实施的    当今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评价戈尔巴乔夫时期掀起的“反思历史热潮”时写道，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号召填补“空白点”、改写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件和思想倾向性，并非是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而主要是为推动他们的改革制造舆论，实现其政治目的。    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要求重新编写教科书。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强调，说“历史问题上不应遮遮掩掩”。1987年，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由雅科夫列夫等精心策划和起草了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这份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声称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上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进而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    自1987年开始，他们先是揭批斯大林，进而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场少数人制造的超恐怖的革命”，搞早了，搞错了。列宁也成为被讥讽和批评的对象。在这些文章和书籍里，不谈苏联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成就，却强调苏联时期是俄罗斯历史的“黑洞”和历史的曲折。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苏联实现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被描写成“大恐怖、大黑暗的30年代”。苏联国家的崛起被称为是邪恶的“专政与暴力”的胜利。苏联人民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历史被歪曲、被践踏。    应当指出，当时苏共党内和领导层中对待这场“历史热”的态度并不一致。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片面地丑化苏联历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了“反思历史热潮”，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指出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隐藏着世界主义的倾向。文章发表后，一些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些党组织开始讨论。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是苏联社会的保守势力的声音，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开始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判马列主义是空想和教条。从此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参与下，苏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过去的历史道路上走得更远。 二、借“反思热”大搞政治清算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曾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这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 三、新闻媒体等充当了“历史翻案”的急先锋    如今，俄罗斯历史学家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纵“反思历史热潮”时期），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过去苏联历史评价的重新审视。一般说来，它们都“带有极端片面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提出来的许多解释和评价是在当时新闻记者对事件带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面对历史领域的混乱状况，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历史学家座谈会，会议由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主持。参加此次会议的苏联历史学界的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斯米尔诺夫、尤•库库什金、德•科瓦里钦科等纷纷发言，对当时社会的历史热潮表示忧虑。格•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他不赞成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尤•库库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尤•库库什金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学术秘书德•科瓦里钦科院士要求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面对院士们的发问，身为中央书记的梅德韦杰夫却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语焉不详。之后，此次苏共中央的座谈会便没有了下文。 四、错误的历史观是导致苏共败亡的思想祸根    其实，自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就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思潮。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推动下，很快成蔓延之势。当事者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历史文献档案，借一些所谓历史冤假错案为全盘否定苏联做准备。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中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逐渐由斯大林主义指向 20世纪 20至50年代的社会制度。批判者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代表的苏联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1989年以后，揭批斯大林的材料开始减少，矛头逐渐转向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    1988至198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维护马克思主义源头的掩盖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章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作者提出，1917年到1988年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现在看来，此文逻辑混乱、叙述繁琐。但由于年轻的哲学博士齐普科是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特殊的身份使得此文当时在思想界影响巨大。    随着“反思历史热潮”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遭到质疑。人们开始失去方向、丧失信仰，各种思潮泛滥，使人元所适从。    自揭批斯大林开始，进而否定十月革命，怀疑十月革命后的制度，最后导致俄罗斯理论界肆意“揭批俄罗斯的历史缺陷、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低毁国家”。有关俄罗斯文明较之西方存在着“历史性缺陷”的说法，构成了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基础和历史哲学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    在当时学术界的一些讨论会中，甚至可以听到遗憾的叹息：“唉！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德国人占领？”有一家名为《自鸣钟》的报纸曾刊载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真诚地期待这样的结局，而且，殖民地状态有什么不好？”于是，该文接下来就讨论怎样才能成为殖民地，并建议向西方商人求助。    正是在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推动下，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打开了历史之门。20世纪80年代末期，某些涉及历史问题的书籍、文章和言论公开讽刺和挖苦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把苏共视为“官僚障碍机制的物质载体”和“沉湎于谎言和自我欺骗之中的固步自封的组织机构”，大加挞伐，实际上是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贬低领袖，意味着丢掉了旗帜，背弃了理想，背离了信念和信仰。此后不久，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脱党以示“洗心革面”。两三年后，苏联大厦崩塌、亡党亡国。而那些靠反共上台的“民主新贵”一朝大权在握，更加肆意妄为、贪婪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