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市德信轮胎:中国历史上的上山下乡运动 DM

1968年的北大荒知青彩照

翁乃强，1964—1990年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先后任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图片部主任、编委、主任记者、总编助理等。——题记

 □图片作者/翁乃强  □搜图/白梅月下客

（割草盖房）

（“晚汇报”）

（谈心接受再教育）

[1967年春，翁乃强（左）采访解甲归田的红军老将军甘祖昌时，两人的合影]

2004年夏初，一列从浙江开往黑龙江集贤县的“知青”专列向前行驶着。车厢里，有一群操着南方口音的中年男女，他们说着，笑着，兴奋着，激动着。他们是宁波知识青年回访团的成员，他们要回到35年前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去看望这里的乡亲，看望这片养育过他们、给了他们太多太多记忆的黑土地。他们回来了，带着日日相思夜夜梦想，带着拳拳报效之心；他们回来了，回来找寻青春的印记和生命华彩，回来品味当年的苦乐酸甜……

上个世纪的1968年，也是这样的知青专列，也是这样热血沸腾的场面，只是车厢里是一群群中断了学业、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孩子们，他们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来自北京、有的来自浙江、有的来自天津，他们唱着“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歌曲，带着理想和青春冲动，带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一腔热血，来到了遥远、神奇、陌生的北大荒。

上海一位电车老工人，把同胎的三个女儿咸慕真、咸慕和、咸慕群一起送上了去北大荒的列车。北京丰台区铁路工人，老伴有病，家里无人照料，他也坚决把小儿子送到黑龙江。上海女知青孙瑛，当时在第一师范读书，没有下乡任务，她联合十几个同学给上海是革委会写信，要求来北大荒，信上插了一根鸡毛，表示情况紧急，市革委当即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哈尔滨女知青艾华，作为学校红代会代表，去送参加兵团建设的同学。当她来到一师独立营，就决定不走了。他写信让父母把行李捎来，自己则和同学挤在一个被窝里度过最初的几个难眠之夜。有的学校整个班级全体报名，有的联名写血书，有的背着父母，偷出了户口。

在那几年当中，全国大约有54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席卷着，澎湃着，来到了祖国东北角的浩瀚荒原，在人类历史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迁徙。

北大荒成了知青的天下，五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可以看到身穿绿色兵团战士服装的年轻人。每个连队都有知青，小连队一百多人，大连队二百多人。新连队除了配备几名转业军人和山东支边青年当干部和包车组长外，几乎清一色的知青。他们过着兵团半军事化的生活。在各级现役军人的指挥下，在老转业官兵的带领下，凌晨操练，劳动时打着红旗，唱着语录歌，列队进入地号。往往是“早期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一顿饭，外加大批判。”

北大荒的天冷起来，用滴水成冰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鹅毛大雪说下就下，“大烟儿炮”刮起来，根本就睁不开眼睛。在外面干活不到一小时，就冻得手脚麻木，眼泪成了冰溜儿。夏天蚊子出奇的大，蹲下大便起来就能咬一屁股包儿。一日三餐除了大白菜，偶尔有点土豆之外，几乎一年也吃不到肉，逢年过节才能吃一顿大米饭或者饺子，饺子也多半是喝片汤。提起当年的这一切，宁波知青付梅凤说她至今还历历在目。

1969年8月末， 2师14团5连，开始了麦收大会战。那天早晨，开来了一百多辆大卡车，车箱里站满了前来支援麦收的兄弟团的知青和职工，大约有1000多人。天津知青郭庆晨他们排的任务就由割地变成了送水。开水由水车拉到靠近地头的路边，再装入水桶挑到地里。因为前几天下了大雨，地里又泞又陷，为了不至让负重的身体陷得太深，送水的人每人脚下都绑了一块被称为“防陷板”的长木板，每走一步，异常艰难。晚上，二十几个送水的人卸掉“防陷板”，发现在水里泡了一天的脚，都被绳子勒出了沟痕，皮肉翻绽。

哈尔滨知青曲雅娟一来到兵团，就以毛主席关于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严格要求自己，连队分配她到又臭又脏的沤麻坑捞麻，她刚一犹豫，就想起了毛主席语录:“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她跳了下去，起劲干起来，尽管臭泥溅了一身，她感到自己向工农兵靠近了一步。1969年3月18日，珍宝岛事件发生的第四天，曲雅娟和战友们一起铡草，她虔诚地觉得往铡草机里续草，就向往炮膛里送炮弹，铡出的草就是射向“苏修”的子弹。突然，铡草机不转了，她下意识伸手去掏，刹那间，铡草讥锋利的刀刃，将她的整个右手齐腕切断，骨肉飞溅。但仅仅一个月后，曲雅娟就拖着一只空袖筒出现在连队。

孙瑛，那个当年给上海市革委会写信才来兵团的女知青，是至今留在北大荒极少数知青中的一个。在她担任六师副政委期间，正处在知青返城高峰时，她同情他们，只要符合“病退”“困退”条件，她就一一放行。她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为知青伙伴们返回城市感到高兴，又为六师突然走了这么多人感到担忧:拖拉机没人开了，学生没人教了，机关也走空了。当年一位熟悉孙英的女知青说:“孙英是我们知青中伟大的殉道者，她把我们一个个送走了，自己却一直留在了三江。”

留在这片黑土地上的，还有无数的知青烈士。现在，黑龙江农场总局的档案室里，有关知青烈士的各种请示报告和有关批件，有厚厚的两大摞。这些英烈当中，有的为扑灭烈火而牺牲，有的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献身。他们的墓碑，与复转官兵、老拓荒者的墓碑并肩而立，迎风呼啸，显示着震天撼地的悲壮。

知青时代远去了，但这激情燃烧的岁月，总是让人心驰神往；这或甜蜜或悲伤的回忆，总是让人热血升腾；这精彩纷呈的人生段落，总是让人热泪盈眶。今天，绝大多数知青已成为共和国各条战线上的中坚力量。从北大荒的土地上走出了聂卫平、姜昆、赵炎、濮存昕、梁晓声、张抗抗、陆星儿、肖复兴、李晓华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艺术家、作家、企业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为自已的知青生活无怨无悔。因为在这里，他们铸造了刚毅，培养了刻苦，练就了自强不息。他们身上独有的北大荒人气质，给了他们今天，给了他们现在。

当年的风和雨、悲与壮、泪和血、思与情都将是一代知青说不完、道不尽的跨世纪话题。至今坚守在北大荒开发建设岗位上的两万多知识青年，仍在默默延伸着奉献的道路，因为有了他们，还因为有了那些已返回城市的几十万知青，北大荒才有了今天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黑大荒的伟大就是知识青年的伟大，北大荒的辉煌就是知识青年的辉煌。北大荒期待着远方的游子为第二故乡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哈尔滨知青、作家梁晓声说:“我们是时代的活化石，我们是独特的一代。无论评价我们好或不好，独特本身，就是历史对我们的荣耀。” 50万城市知青，在北大荒经受了各种磨练，各种人生体验，他们在这里留下了成长的痕迹、青春的呐喊，留下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诗篇。

上山下乡运动40年祭

 引言  

    建国以来，到底有多少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场农村，搜寻了许多资料，至今也找不到一个权威准确的答案。有说1600多万的，有说1800万的，还有说2000万的，这恐怕要成为一个千古之谜。现有据可查的是，从1968年至1978年，“文革”期间，中国有1,647万知青上山下乡。但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应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所以，如果再加上“文革”前以种种名义动员下放的各届知青，总数应达2000万人左右。这些人连同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合并计算，全国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关联的人数约为一亿五千万人。

 也就是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55年至1985年，在曾经的30年间都是一个牵动国家和民族千家万户的名词，也是一个溶在国家和民族磨灭不了的记忆。在这场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人口大迁徙运动的幕前，是无数家庭的骨肉分离，泪飞如雨；而在幕后，则是不知有多少明白世故的家长，紧攥着被注销了儿女名字的户口本在心疼地发抖。。。

 如果要强行返回城市生活，就必须要忍受随时被驱赶的种种“黑人黑户”的歧视，而这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的严密人口管制制度下，是很难生存下去的，稍有运动或过失，就会被拘押遣返。由此，想方设法重新获得或恢复被注销的城镇户口，便成了每个知青后来争取回城的头等大事和真正意义所在。

 尽管在这一漫长岁月中，高层领导采取了炽热的思想教育，如扎根边疆、扎根农村等，以及许多诱导措施，如先进典型、安家补贴等，千方百计想使这一庞大群体在农场农村安家落户，以达到缩小城乡“三大差别”、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等目的。但是，与历史上被迁徙的人群不同，知识青年不是有罪名流放的犯人或剥夺故土的子民，他们的下放是头顶着炫目的光环和荣誉，在其他人群的鲜花与掌声欢送中完成的，而且下去的理由也只是接受“再教育”或“支边支农”。

 于是，在这2000万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农场之后，特别是1968年毛泽东的12。22指示发表后，“一拥而下”的上千万知识青年先是日常诸多涉及生活的问题冒了出来。而后便是理想与现实巨大的反差使这个群体陷入了苦闷困惑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当初写血书积极要求下乡的知青，还是因家庭出身不好无奈被动而来的知青，在经历多年的农场农村生活之后，他们都开始冷静地意识到农村农场生活是多么艰苦，而生产力又是多么的低下。甚至哪怕是天天劳动，也只是维持自己简单的生存，更难以如农民农工一样地养活家庭。。。

 曾是贵州知青的作家叶辛自述道：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之所以被称作“邮票队”，是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票值都是八分钱。所以有人说，你抓革命促生产，做得很好，但你还只是“邮票队”。尽管所谓“知识”青年，没有多大知识，但是他们至少会算，这样低的收入只够买米。但人的基本生活不是仅仅有米就够了，还有油盐将醋，洗脸要毛巾；刷牙要牙膏；衣服破了要买衣服。。。

 更为荒唐可笑的是，这个群体除了66至68届中的部分老三届大哥大姐外，相当多的人由于文革中断学业，实际上只具有高小或初一初二级的文化水平。如果是在今天大中专教育相对普及的状况下，更可以说是“欠知识青年”。虽然高层将这些只具有基本生活技能的人群冠以知识青年的美名，并赋予他们改变农村农场落后面貌的“神圣使命”，但他们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以及后天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本无法带领当地农工和农民寻找脱贫致富之路，充其量农村农场只是增加了一些简单的生产劳动力。

 因此，许多地方农民也难以将他们当人才待之，有的干脆就称这一群体为“城镇下放青年”。由于他们所具有的知识还不足，再加上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定义，这些到农村农场知青主体地位，比原来“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层次上又下了一个台阶，他们根本无法在农村和农场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地位决定身分，甚至决定一切。这些知青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忍受艰难困苦之外，还得时时夹起尾巴做人，收敛自己的青春个性和城镇生活习惯，以适应当地农村农场落后的传统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虚心接受文化知识比他们还少得多，整体素质比他们还差得多的农民农工的管理和教育，若是稍有张扬顶撞，便会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尊重贫下中农等帽子扣在头上。。。

 另外，在有的农村本来就人多地少，知青的到来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有争夺口粮之嫌，再加上文化生活单调，地理环境封闭，许多知青日常生活陷入了相当苦恼的压抑之中。还有少数农村农场的领导和歹徒利用管教上的便利，对一些知青进行欺凌和污辱，更加重了知青心理上的恐慌。

 所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尽管一些知青口头上喊着扎根的口号，但是在内心上始终找不到归属感，更别说有改造自然社会、大有作为的成就感。而当地农民农工对他们也很难有认同感。这种内心的压抑和外部的排斥下，使许多知青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

  20多年中，这些知青可谓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他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的事情。当时惟一沟通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无论谁家来信都能激起知青的兴趣。只要信里提及关于城市的消息，如夏天多热，冬天如何的冷，甚至流氓闹事，飞短流长，他们都会设身处地的议论一番。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身心仍然和城市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当时国家规定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一辈子只能探亲两次，而农场的知青也要几年一次。但只要回到都市，他们心情就会豁然开朗，甚至感到都市的马路特别洁净，都市的阳光特别灿烂，都市的一切生活都特别温馨欢愉。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农场生活十分封闭枯燥之时，这份思念就愈加强烈，最后以至于变成一种必须改变现状回到城镇去的欲望行动。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高层领导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到只有回去，依靠父母亲友的帮助，才能对付他们生活的困难，生活得好一些。。。

 他们就象无法移植的树木，无论经过多少漫长岁月的培育，也不能象土生土长的农民或原本就是农民、后来移民到农场的农工军工一般，适应农场农村的水土。最后还是要“拔根”回到自己熟悉的城镇。其实，他们的行为并不难理解。中国有句俗语，叫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用这种将城镇青年下放农场农村，人为地缩小城乡差别的办法，本身就违反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农村人的生活欲望，也是向往过上现代化的城镇生活，况且要让本来就已经领悟和熟悉了城镇生活的优越的知青，去倒退适应农场农村的封闭落后生活，显然是一种筑堵“堰塞湖”的荒唐举动。

 于是，几乎就是在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如洪水般地不断波澜壮阔、向前延伸推进之时，知青争取回城的逆流，先是在这股洪流的两侧或低层迂回，形成了与之相伴，时起时伏，时明时暗的悲壮交响曲。而这一交响随着“文革”进程的复杂性，逐渐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强烈，以至于知青问题的堆积，最终酿成了犹如钱塘潮水般的惊天动地回城浪潮！终于迫使高层在1980年，作出重大决定：从当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而对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允许以各种政策照顾回城。从此，历时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宣告结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