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容整形进修八大处:唐士其暑假阅读

年 龄  ４０
现 职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想、比较政治学理论

《理想国》（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理想国》是完整地流传至今的古希腊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其所以伟大，在于它提出了西方政治传统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政治与理性的关系。
    《理想国》的作者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是古代希腊城邦（特别是他自己的故乡雅典）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虽然雅典的民主令无数后人心醉神迷，但对像柏拉图那样的思想者以及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政治是什么？是追求个人或者派别利益的舞台，还是一种通往幸福、和平的生活的途径？
    柏拉图的思考使他自己坚信，如同人世间所有事业一样，政治同样需要专业的知识与技能。他曾经在另一部著作《政治家篇》中写道：“有一种艺术主宰着其他所有的艺术，它涉及的是法律以及共同体生活的一切方面。它以完美的技术把一切编织进一张大网。它是一种包含一切的艺术，所以我们用一个能够包含一切的名字来称呼它，这个名字就是‘政治’。”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美德。”柏拉图对政治的理解，可以说正是他的老师的美德观在政治中的运用。
    然而柏拉图发现，知识在人们之间的分布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能够拥有真正的政治知识的人永远只是少数。因此，如何保证这些人的统治地位，就成为良好政治的前提，同时也是政治的根本任务。柏拉图在给他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反复思之，惟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
    《理想国》构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度，在其中，人们根据不同的知识水平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哲学家出任统治者，勇武之人担当战士，其余的人从事生产，大家“各安其位、各尽其职”。至于那些使现实生活中的希腊人为之争斗不休的因素，如家庭、财产乃至个人的名誉等等都被废止（实际上是不允许统治者和战士这两个等级拥有家庭和财产）。在这里，每个人的人生价值就体现于他对国家所作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在事实上被组织成大学校，从出生之日起到公民的培养尤其是对统治者—哲学家的培养与选拔，构成了国家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罗素曾经表示，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虽然几近完美，但生活于其中的人难免会感到单调与无聊，因为柏拉图几乎已经剥夺了他们的一切个人乐趣与创造的可能性。不过，柏拉图的整个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能够在国家中选拔出真正出类拔萃的统治者，同时为他们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政治艺术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空间。至于那些统治者—哲学家如何在这一空间中纵横捭阖，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

《政治学》 （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
    《政治学》的作者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聪明人马上就会意识到，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不是准备与他的老师辩论，就是在反驳老师的观点之后为自己进行辩护，事实也是如此。前面提到过，柏拉图正是因为痛感利益、欲望乃至情感等因素充斥于政治生活之中，并且导致了无休止的政治矛盾与冲突，才转而竭力提倡一种理性的政治。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却有所不同。他认为，一方面，完全排除了利益、欲望与情感的政治根本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可取）；另一方面，人类的理性也未必如柏拉图相信的那么可靠。亚里士多德试图表明，即便存在某种完美的理性，它也不会体现于任何现实的个人甚至人群身上，也就是说，任何个人或者群体，在运用其理性的时候都可能会犯错误。因此，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有所保留。
    在理性的运用上有所保留，就意味着在政治上经验和传统始终保有一席之地。《政治学》通篇都能够看到柏拉图的影子，但总是作为亚里士多德反驳的对象出现的。与前者的理性主义态度相比，后者实际上并不认为可以提出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的政治模式，因而他更注重所谓的“实践的智慧”，即在政治中理性、经验与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结合。换言之，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原则固然重要，但在实践中对政治原则的灵活运用更重要。
    因此，如果说柏拉图提出的是一种单一原则的政治的话，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则是一种平衡的政治。理性与经验的平衡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各种利益与要求的平衡则是其中的另一方面。可能对后世来说，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中有两个因素具有彻底的影响。第一，他意识到，民主时期希腊政治的动荡源自法治的缺乏，而他所指的法治并非如柏拉图那样的贤人制定的法律之统治，而是在政治生活中对传统与习俗尽可能的尊重。其次，亚里士多德承认人作为人彼此平等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之间相互差异的一面。因此，人们既追求平等，也希望与众不同，而这两种要求都需要在政治上通过相应的制度与政策得到体现。能够同时兼顾这两者的体制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混合政体”（实际上柏拉图晚年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混合政体的思想对后来的美国立宪者影响至深，成为美国宪法最终的理论依据。
    《理想国》和《政治家》开启了西方政治思想中两种相互对立的传统：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传统代代相传、相互激荡，又在争论中不断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

《利维坦》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利维坦》被视为近代政治科学的奠基之作，其根本原因在于该书所体现出来的彻底的逻辑性与经验性的统一。与古希腊人把政治当作现实某种人类最高目标的手段相反，《利维坦》的作者霍布斯把国家理解为人类自然欲望的结果。简单地说，霍布斯相信，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欲望，由于这种欲望的满足需要某些外部条件，而自然资源又远非无限丰富，所以人们会为了争取这些条件而相互争斗。具有悲剧色彩的是，人们拥有越多，就会感到自己受到的威胁越大，因此人生变成一种“至死方休”的对权力与资源的争夺，不安与恐惧成为每一个人的终生伴侣。
    霍布斯相信，把人们从这种无休无止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是他们的理性。当人们最终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自我保全的时候，他们会在彼此之间签订某种契约而向一个公共机构让出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自我保全的权利，并且结束他们之间的“自然状态”。由此产生的公共机构就是国家，万能的“利维坦”。由于霍布斯担心对国家权威的任何损害都将使人们退回万劫不复的“自然状态”，所以他为国家赋予了几乎是专制的权力。但更重要的是，在霍布斯的观念中，国家无论掌握多大的权力，它都只不过是保护个人权利的一种工具，正是这一点使被人们称为专制主义者的霍布斯与他之后的自由主义者洛克紧密相联起来。

《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
    洛克在英国两次资产阶级革命（１６４１年与１６８８年）之间写成的这本小册子，因为发表于１６８９年而被视为对光荣革命的辩护，其实这部著作的真正意义在于，他为革命之后英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最早的系统表述。
    《政府论》下篇继承了霍布斯的思想，即认为政府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不同之处在于洛克并不像霍布斯那样，担心国家的权威一旦受到挑战，人们就只能退回“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的自然状态。在洛克看来，由于人们在自然状态即没有国家的状态下仍然受到自然法（比如基督教的“十诫”）的约束，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和平与和睦的状态。政府之所以被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创造出来，只不过是为了使生活变得更加方便。既然没有政府的状态远没有霍布斯想象的那么可怕，因此在洛克看来，如果政府不能为人们提供良好的服务，人们完全可以将其推翻并且重新进行选择。
    在洛克的思想中，最可担忧的不是自然状态下人们的“短寿”，而是政府对人们的自由的压制。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洛克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屏障，包括民主、法治、分权等等。其中，分权理论是洛克的一大贡献。他认为，由于权力的集中往往导致其被滥用，因此，必须把制定法律与执行法律的权力分散在不同的人手里，即让立法权与行政权在机构、人事与程序上都区分开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对外权）。洛克的分权理论虽然在逻辑上有缺陷，但为更完善的分权理论即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著有《论法的精神》）的三权分立理论提供了基础。经后者的完善，分权理论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基本的宪法原则，并在其政治制度中得到了普遍的体现。

《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联邦党人文集》由一系列对美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乃至具体条文进行解说的文章构成，最初由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为了推动各州民众批准美国宪法而以普布利乌斯的笔名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这部著作的价值，在于它是迄今美国政治智慧最集中的体现，当然，也是了解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
    前面提到过，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必须在各种不同的要求与利益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并使之得到制度化的体现，这一思想正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原则。美国宪法的设计者们充分考虑了各种具有政治影响的因素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并且使它们通过得到制度化的表达从而相互平衡、彼此牵制。这种牵制与平衡体现在美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除众所周知的三权分立之外，地域与人口、精英与民众、法律与政治等等，都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一系列平衡的达成和维持，是美国政治稳定与发展之谜的最终答案。甚至可以这么说，《联邦党人文集》所体现出的政治智慧，既超过了作者们的前人，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后人。

《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２００３）
    《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作者施特劳斯可能因为当前美国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而为世人所知，但他却是一位非常独特的政治思想家。他自称为自由主义的朋友，但又对自由主义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批判。《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就是通过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核心概念即自然权利（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其实应该视其所处的时代分别译为自然正当与自然权利）在历史上的嬗变，表明近代开始的西方政治理论乃是对政治本身的背叛，同时也是政治思想本身的一种堕落。
    施特劳斯认为，古典政治哲学都以某种善的生活（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超越与对卓越性的追求）作为基本目标，而且相信这一追求具有自然的依据，因而可以成为人类理性加以研究和把握的对象。但是，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却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其具体体现就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不断承认，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体现。这种政治理论“以自然之名，不仅质疑了哲学，而且质疑了城邦与美德”，其结果就是政治上的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当然，这种理论最终也将彻底取消政治哲学，因为它相信，任何对个人欲望的约束都构成了对自由的压制。
    当然，施特劳斯虽然相信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制度已经导致了２０世纪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巨大灾难，而且还有可能孕育着更大的危机，但他并没有提出某种系统的替代性理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他的政治主张，那就是“政治哲学依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