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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的传奇人生

    编者按：从台湾乡间的懵懂少年，到台大骄子、投笔从戎、泅渡海峡、游学美国，再到中共高层智囊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人生可谓传奇。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军人最大的荣耀是马革裹尸还，学者最大的荣耀就是累死在书桌上。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2007年11月1日，以这样的句子，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结束了他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的长篇演讲。 

　　1946年以来，首次有中国人走上这个以现代西方经济学奠基者的名字命名的国际顶尖讲坛。林毅夫没有意识到，他的这句话，与他今后四年的新角色有着某种奇妙的契合：数日后，刚刚在10月离任的前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法国人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来电询问他，是否愿意成为继任者？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62年以来，他是首位来自欧美国家之外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而在30年前，中国对世行的定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操纵的经济侵略的工具”。 

　　对于林毅夫而言，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对一个漫长旅程的承认——29年前，他还是台湾最有前途的青年军官林正谊。 

　　台湾岁月：从台大骄子到叛逃军官 

　　19岁那年，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的林正谊，考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湾大学，攻读农业工程专业。1年后，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他突然申请转读陆军军官学校。在升学主义至上的台湾，台大是众多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而军校一向是联考落榜生的无奈选择。林正谊这一非同寻常的选择，立即引起轰动，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褒奖：被评为十大杰出青年，甚至被台湾最高领导人蒋经国亲自接见。一时间，他成为青年楷模、军方明星，常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1975年，林正谊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被军方选送到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攻读MBA。1978年硕士毕业后，他返回军中，被派往金门担任“马山连”上尉连长。这个连是台湾距大陆最近的据点，也是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最重要的一个连。 

　　过了几年备受追捧的军旅生活，林正谊的内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当时的台湾，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大陆，但长期的戒严却并未解除。通过报刊、广播，他了解到，大陆刚刚结束了“文革”，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转折点。他意识到：如果继续待在台湾军中，自己可能只会作为一个典型罢了；中国富强的希望在大陆一边，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去大陆。　

　　1979年5月16日傍晚，上尉林正谊游过两千多米的台湾海峡，抵达对岸的厦门。那一夜，金门全岛驻军紧急大搜索，同时为防泄露军机，立即修订作战计划。两天过去，搜索毫无收获，大陆方面也没有任何消息。为了避免这位模范青年军官的神秘失踪在军中引起更大骚动，金门防卫司令部草草完成调查，以“失踪”结案。多年后台湾媒体披露，当时与他一同失踪的物品包括“两个篮球、一面连旗、一件救生衣、一顶指南针”。他的家人事先毫不知情，第二个孩子还在妻子腹中。台湾外岛驻军从此没有篮球可打。23年后，台湾军方才发布了对其“投敌”的通缉令。 

　　回归大陆后，林正谊不愿再次成为宣传样板，只想沉下来好好做事。他推崇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遂改名林毅夫。 

　　时至今日，人们仍难以理解：这个地道的台湾本省人，不需要蹈海以解乡愁之苦；而1979年的大陆，经历了十年动荡，经济凋敝，将走向何处都未确定，亦非乐土。是什么使他抛妻离子，放弃前程，冒着生命危险前往？ 

　　林毅夫在给台湾亲人的家书中阐明了自己当年选择投奔大陆的心声：“基于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认识，我觉得回归祖国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最佳的选择方案。做为一个台湾人，我深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愿意为它的繁荣幸福奉献一生的精力，但是做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台湾除了是台湾人的台湾之外，台湾还应该能对中国的历史发挥更大的贡献。” 

　　负笈苦读：把现代经济学引进中国 

　　林毅夫此后的经历，虽不平常，但已在与中国相关的既定航道内。 

　　为了解中国社会生活，他来到北京大学就读经济学系，只是，当时的国内，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的引进，还要在几年之后，此时的林毅夫，还不知他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席位，世行开始派遣官员到中国，为中国政府培训干部。经过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最初的中外交流颇有些类似巴别塔的故事：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被译成“零碎材料的成本”；而收支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则是“破碎了摸平的一点”。 

　　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又通晓英文的林毅夫赢得了意外的礼物：他为到访北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担任翻译，对他印象深刻的舒尔茨主动邀请他到美国留学。 

　　1982－1986年，在盛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以自由主义和严谨的数理分析著称的芝加哥大学里，林毅夫“几乎四年没出校门”，从这个西方经济学的麦加开始了经济学家生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评价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1987年，放弃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职和世行等多家国际机构的工作机会，林毅夫带着三十多箱英文资料回到中国，成为1978年后首位归国的经济学博士。 

　　许多人为他惋惜——中国没有研究伙伴，没有讨论和交流，甚至资料都难以搜集，如何做研究？“我都知道。可研究是什么？就是要对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中国有的是这样的经济现象，这是最重要的。”林毅夫说，关于回来的决定，他“一点挣扎都没有”。 

　　同样从海外回来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卢锋说，他赞同林毅夫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完全讲牺牲精神。回来是一种选择，是认为从长期而言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经济学的理性要用在经济学家自己身上。”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肖耿至今记得林毅夫当年的忠告，“做研究如同给木板钻孔，从薄处入手更容易有收获。”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勿庸置疑，回到中国是理性选择——这里是“经济现象的金矿”，而198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少有人了解中国。 

　　二十年来，几乎没有休息日，林毅夫不知疲倦地掘金。现实也慷慨回馈：改革开放以来，他最早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量可观。回到本土，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本土问题，并为国际承认。“他是我们的先行者。”肖耿说。 

　　高层智囊：新农村建设的鼓吹者 

　　虽然林毅夫在国际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在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一直排名在前一二名，在国际上的排名也一直很靠前，但是，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典型的学院派学者。1987到1993年，他先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从那时开始，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参与制定政策成为他的工作内容。他逐渐成为同龄的学者中离权力核心最近的几位之一。近年，“新农村建设”的建议者、“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主要咨询专家等角色更使他为中国公众所熟知。 

　　走近政府、成为政府智囊，对林毅夫并不是困难的选择。这与他29年前的选择逻辑一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从小喜欢历史，曾想成为历史学家，喜欢中国文化，也实践着中国文化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定位。 

　　他不介意人们认为他过于靠近政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的评价不重要，把自己摆低一些，推动社会进步更重要。” 

　　当被问及独立的学者和智囊的角色，哪一个他更在意时，“独立的学者”，林毅夫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只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思考问题，才能对政府的决策有所贡献，这样才能称得上是智囊。“固然很幸运，有些建议后来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但是，他说“不曾有在政府作出了决策后改变自己的看法去附和政府的政策”。 

　　他同样珍视另外一个角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 

　　1993年底，一次会议的间歇，他与张维迎、易纲等几位同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聊到了在国内成立一个独立的学术中心的想法，所有的人都感到兴奋。 

　　然后是行动。1994年，CCER在北京大学成立，这是第一个由归国学者成立的独立研究机构。CCER有着国内罕有的管理框架。日常管理事务由主任会决定，教员晋升、招生和研究方向由主任和学术委员会主任联系会决定。而它的教授会扮演着中心最高权力机构的角色，中心的章程、内部规定和战略方向的决定和变革，以及中心新进人员的聘任，由全体教授会决定——每个全职教员，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一人一票”。 

　　如今，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办公场所古雅秀丽，被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经济研究机构”。在这里，如卢锋所说，数十位有着海外学术背景的中国学者致力于“为转型中国贡献认识增加值”。从成立至今，在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和住房问题等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有CCER发出的声音，并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瞩目，成为国家决策的高级智库之一。 

　　CCER的独立性与学术水准同样为人称道。中心从来不乏对政府批评的声音：卢锋对粮食政策、周其仁对电信垄断和土地制度直言不讳的批评……不仅赢得了学术界的尊重，也得到决策部门的关注。从成立之初，创始人员确立了学术独立的原则，此后所有的人“一直像保护眼睛一样珍视这一原则”。而这一独立性，不仅是相对于政府政策，同样也相对于公众一时的舆论。在内部，教授们已经习惯了学术观点的分歧甚至是对立。“现在，学术自由和独立已经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的文化基因。”林毅夫说。“几个天真的学者，有很大的责任感，因缘际会，很幸运地做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谈及CCER，林毅夫的声音罕有地带上了感情色彩，他表示，世行任期结束后，他仍将回到这里，“这是我终老的地方”。 

　　到世行去：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者 

　　2008年1月16日，世行行长佐利克亲自致电林毅夫，告知任命他担任世行常务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决定。 

　　一直以来，世行的经济学家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基于西方经验提出建议，“华盛顿共识”就是这样的标准药方——发展中国家应进行以自由化、私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同时执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但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问题，是在西方经验之外的。比如，市场不完善，许多时候市场和问题一起产生；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制度框架很弱，政府缺乏执行能力，等等。 

　　作为华盛顿共识的批评者，林毅夫说，他不反对华盛顿共识的长期目标——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不赞成激进的改革。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自由化、私有化、紧缩财政”是一个“不可能三角”。 

　　主流西方理论认为：国有企业预算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效率低下，国家财政需要对他们进行大量补贴，导致预算失控，财政困难；有效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私有化，这样国家预算将不需要耗费在补贴上。 

　　林毅夫认为，私有化并不能必然导致效率，只要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不消除，私有企业同样会亏损，同样会要求政府补贴，而且在逐利冲动下，他们对补贴的胃口会更大。这样，控制预算的目标将难以实现，伴随着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结果是预算失控、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失控的通货膨胀。 

　　林毅夫表示，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位置上，他将更广泛地研究和探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限制条件，与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一起探讨符合该国实际的解决方案。 

　　他将与世行的七、八百位经济学家合作，通过了解和沟通，为全球发展问题提供更多新的视角和认识。“过去人们倾向于用标准药方解决问题，现在，我们明白，经济学家们需要用诊断式的方式提供政策建议。各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发展机遇的把握有赖于该国政府和研究机构的智慧。” 

　　整理：王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