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 滨湖新天地 茶舍:谁比谁聪明多少——“智本社会”对中国的启示

谁比谁聪明多少——“智本社会”对中国的启示(2009-03-18 07:34:36) 标签：智商 钟型曲线 智本社会 薛涌 教育  分类：教/育





《一岁就上常青藤》书评之一

    专栏作家薛涌长期关注着中美两国的教育问题。最近，他结合自己的育儿经验现身说法，推出《一岁就上常青藤》一书（下文简称《常青藤》）。从播放古典音乐哄孩子入睡，到防止互联网让青少年变傻，薛涌的笔锋触及当前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就思想价值而言，薛涌此书的最大贡献，却是评介了一本15年前出版的英文著作《钟型曲线》（Bell Curve）。

智商分布与智本社会的来临

   《钟型曲线》由心理学家Richard J. Herrnstein和政策研究专家Charles Murray在九十年代初联手推出。前者在该书出版不久即告仙逝，后者是一位极具争议的学者，我们不妨给他起个中国化的名字，就叫“查墨瑞”吧。
  “钟型典线”是统计学里“正态分布”的形象说法。拿身高打比方，中国男性的平均身高约为170厘米，大部分成年男子的身高都离平均值不远，只有少数人具有姚明或潘长江那样的个头。如果我们以身高为横轴，人口为纵轴，中国男性的身高分布图就呈现为一条中间高窄，两端低粗的钟型曲线。
   同身高类似，人类的智力水平也按正态曲线分布。不过“智力”看不见摸不着，我们需要先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查墨瑞认为，智力仅指数学、空间和语文三种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唱歌跳舞，跑步打球，交朋识友之类的本事都不应该包括在内。如果智力被定义得过于宽泛，不如干脆叫能力算了。这一点薛涌在书中没有强调，他甚至还提出一个“常规智商”的大杂烩概念。
    在我们这个时代，智力——准确地说是认知能力——越来越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因素，这就是《钟型典线》的核心论点。该书两位作者引用大量经验证据表明，在美国社会，一个人的智商越高，他的收入和地位就越高，智力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出身、性别、族群和信仰等传统的阶层分界线。这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技术工作越来越多，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聪明人吸收知识的能力强，从事技术工作也更出色，所以他们会在教育和工作体系中脱颖而出，形成统治整个社会的高智商阶层，也就是薛涌所称的“智本社会”。如题图所示，这些聪明的幸运一族集中在智商分布图的最右端，他们同时也在占据了阶级金字塔的最上端。
    从柏拉图提出“哲人王”开始，让智者统治世界就是许多古代思想家的梦想。在这一梦想已经部分实现之时，我们倒应该反思一下“贤人统治”（meritocracy）是否合理。一个人十分聪明，并不见得他就富有善心，愿意守护民众的福祉。美国保守派思想家巴克利（William Buckley）生前有一次打趣说，宁可让波士顿公用电话薄上的头两千人掌权，也不该让哈佛大学那帮教授管理我们。去年笔者到美国国会旁听一场听证会，发现有些众议员提问的水平不过尔尔，可民主社会的老百姓就是把票喜欢他们。此外，和上层相比较，社会中下层要想找到心理平衡，论出身的时代可能比唯才是举的时代还好过些。小布什在台上那会儿，没当总统的人还可以哄哄自己，说布什有他老爸撑腰；奥巴马就职后，他们就得怪自个不争气了。
    对于不那么聪明，出身也不好的底层民众而言，智商造就的不平等似乎不比出身造就的不平等好多少——反正台上站的都不是我。查墨瑞在近著《真实的教育》（Real Education）中强调，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都得接受聪明人的统治。读者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我们每天阅读的新闻是这群高智商者撰写的，观看的电视节目是他们导演的，打游戏用的电脑软件是他们发明的，欣赏音乐用的MP3也是他们设计的。上法庭，奔医院，去审计所，帮你看病查账打官司的还是这帮人。也就政治领域保留了一些靠选举产生的公职，为首的那个黑人总统还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总之，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钟型曲线右尾处的那一小撮人。他们也许不满社会按智力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可同时也享受了高智商群体提供的发明创造和优质服务。人为地将智力精英打压到中下层，是一个社会不能承受的代价，这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最清楚。

中美两国的脑力储备

    笔者想谨慎乐观地指出，比起以往按其他标准选拔精英的社会，智本社会是最不坏的一个。这倒不是因为我也算高智商群体中的一员，要为自己的阶层充当代言人，而是因为人才选拔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各个领域的国家竞争力。根据查墨瑞和另一位智商专家林恩（Richard Lynn）提供的数据，东亚民族的平均智商至少不低于美国人，甚至还高出一两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如果我们的钟型曲线与美国人的相似（也就是高智商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同），中国拥有的聪明人就是美国的四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智能储备库。
    可惜，由于经济条件和政策失误，中国巨大的脑力资源长期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直至八十年代末，社会上还存在着脑体倒挂的问题，所谓“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所幸最近三十年平稳运行的高考制度和九十年代初开始的市场改革，已经让中国初步拥有了一套相对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政治、经济和科教领域的人才结构也得到了调整和改善。智本社会的雏形已经初现中国。反观美国，由于上世纪六七年代高等教育部门的持续扩招，受过本科教育的美国人在同龄人中的比例到八十年代就基本不再增长了。查墨瑞甚至在新书中抱怨，能跟上大学课程（尤其是理工科课程）的合格学生为数有限，可大批智商不高的美国人都读完了四年本科，这对个人、家庭和国家都是一种投资损失。
    既然脑力储备面临枯竭，美国的策士们就思忖着“拿来主义”。我的一位美国教授希尔（Christopher T. Hill）专治科技政策，他在一篇题为《后科学时代》（Post-scientific Society）的文章中指出，聪明人是一国的自然资源，现在许多国家都有条件进行科学研究，让这些聪明人发挥潜力，而成本也比美国人低得多。如此一来，科技人才就不再是美国的比较优势，美国应当到其他国家了解别人的创新和发明，拿回来加工改良，为我所用。当然，目前山姆大叔的科技实力称冠全球，这一观点有待商榷。不过此文却暗示了一种前景，即中国有可能从出口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经济转型到出口高价值脑力的创造型经济。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出口脑力，比如大批薛涌这样的高学历移民。只不过他们连人带产品一道远销美国，没能计入中国的GDP统计数字。

促进智商研究，应用教育领域

    上述趋势提醒我们，中国的科教机构应当大力开展智商研究，为未来的经济转型提供政策依据。薛涌先生读毕《钟型曲线》，也针对国情作了一些分析，却让笔者皱起了眉头。他在书中提到，今天中国的大学录取率，已经达到56%左右，结果智商平均线附近的孩子也能进入大学。薛涌在此处引用的大学录取率，只是高中生考入大学的比例，并非所有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即所谓的“毛入学率”。事实上，中国严格的中考制度已经淘汰掉了一半成绩不佳的考生，高考又淘汰了四分之一，最后就剩下20%左右的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这里的“高等教育”使用宽口径定义，包括各种成人、电大和自学考试的专科教育。如果只算本科教育，中国的毛入学率远低于美国，仍属于精英教育。智商一般的学生即使存在于大学校园内，也不会太多。
    薛涌错误估计了在校大学生的智商下限，也就难怪他在《上大学需要多高的智商》一文中如此批评中国的扩招政策：“高等教育盲目在四年制的高端扩张，最后造成许多低智商的学生进入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据笔者观察，中国大学不是没有低智商学生，但主要是通过文体特招或其他腐败渠道混进校园的。只要我们严格执行按分数录取的高考政策，减少地区录取线差异，五分之一的毛入学率就不可能给平均智商的学生留下入学机会，更别提低智商群体了。在我看来，大学生失业主要是由于扩招幅度快于就业机会增长造成的。近些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猛增，可相应的白领职位只有少许增加，因此引起了高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调。与薛涌所言相反，扩招政策实际上有助于缓解失业压力，因为一部分高中学历的待业青年现在转入大学就读。假使高教部门没有扩招，中国很可能拥有更大规模的待业青年，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高中毕业生。
    最近发表在《东方早报》的一篇评论中，薛涌将他的推理变得复杂了一点。他也意识到中国的毛入学率在2008年才达到23%，“如果这23%是在整个适龄人口中选拔，那么大学生就差不多是顶尖的23%的聪明人。”不过，薛涌注意到，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5%以上，农村背景的大学生比例却下降到了17.7%。他由此推论：“如果这23%仅仅是在45%的城市人口中选拔，那么几乎所有智商在平均水平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可以进大学。……这其中有很多人根本不是上大学的料。”
    笔者并不否认很多高智商的农村青年遭到埋没，也不否认不少在校大学生才智平庸。可是我们略想一下就会发现，薛涌的论点建立在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上——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拥有相同的智商分布。很遗憾，像各地居民的身高一样，智商在一国范围内分布并不均匀。有位叫Satoshi Kanazawa学者曾经根据SAT标准化考试成绩（类似我国的高考分数）估测了美国各州人口的平均智商，结果发现薛涌所在的马萨诸塞州高达110分，而密苏里州还不到80分。我手头虽然没有中国各地的数据，但是前面提到的林恩曾在《智商与国民财富》（IQ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提供过多个社会的平均智商，中国大陆恰好100，台湾104，而香港高至107。基于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吸纳了全国范围的优秀人才，我们有理由猜测，城市人口的平均智商应当明显高于农村人口，因为城市就比例而言集中了更多的高智商人口。再则，高智商群体具有强烈的“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倾向，他们比智商一般的人更有可能从落后地区迁徒到发达地区。今天占人口45%的中国城市居民，很多就是以前的农村精英，或是他们的子女。况且，除了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中国高考制度在其他省区一视同仁地录取城乡考生，并没有特别照顾省级城市。尽管直辖市不公平地占据了大量升学指标，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主要不是录取政策所致。
    薛文指出“大部分农村人口被排斥在大学的升学竞争之外”，也就是说很多农村孩子还没上到高中就辍学了，根本没有机会参加高考。可这并不意味着参加高考的农村学生智商一定就高。如果我们按薛涌的主张，硬性划拔给农村考生一定录取配额（比如30%），这实际上照顾了那些富裕的农村家庭，因为只有他们才有钱供孩子上高中。美国自由派当年主张配给黑人学生一定比例的大学录取名额，结果黑人中产阶级的孩子成了最大获益者，那些聪明的黑人穷孩子还是没学上。因此，中国政府应当对症下药，为农村中学投入更多资金和师资，为有潜力的农村学生提供助学金，让他们有机会参加高考，而不该硬性分配给农村高中生更多入学机会。

    智商研究目前在中国既不发达，也不受重视。笔者认识一位北京学者，多年前他曾建议某出版社编辑译介《钟型曲线》，结果那位编辑一口回绝：“这书在美国都引起那么大争议，在中国不得惹更大麻烦？”笔者高兴地看到，薛涌先生已经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此书，希望能够激起读者对智商研究的兴趣。虽然他在政策分析上有所疏漏，但《常青藤》讨论的教育思想值得关心中国未来的有识之士认真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