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宰加工车间管理制度:毛泽东拿陈伯达开刀,林彪一伙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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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拿陈伯达开刀,林彪一伙从此一蹶不振

2011年12月16日11:1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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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曾求见毛泽东,他想毛泽东或许能解救他。他曾做过毛泽东的秘书,也知道毛泽东一句话的威力。陈伯达求见后,毛主席那里便回了电话,让他去。这是他最后一次面见毛主席。毛泽东一见陈伯达,握手后便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看我了。”毛主席说这句话,让他一阵辛酸。

毛泽东与林彪(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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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6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接上一篇:  
陈伯达“一仆二主”:中国的天下将落入林彪之手!


  毛泽东拿陈伯达开刀。林彪一伙从此一蹶不振,陈伯达更是一个跟头从庐山顶栽到了山脚下


  有高峰就有低谷。狐狸的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真正看到了陈伯达的“尾巴”,并牢牢抓住不放。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宪法》,就是是否要设立国家主席。《宪法》起草小组的陈伯达,又一次和林彪合作干大事了。他积极支持林彪设立国家主席和“天才论”观点,这套“天才”理论又是陈伯达的杰作,从而彻底暴露了他和林彪的不正当关系。此时,毛泽东异常的清醒!毛泽东说:“陈伯达带的头,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这时已认识到,陈伯达是个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是混入党内的反党分子。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从陈伯达30多年在重大问题上不合作说起,揭穿陈伯达搞的“天才论”的语录几乎没有几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话起了关键作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受到应有的严厉批判。

  会议结束后,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的审查。1971年,中央提出了陈伯达问题的实质,认为,“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吴、叶、李、邱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联,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中央只针对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追随林彪、叶群抛出“天才论”,为设国家主席之争所犯的错误,而没有对陈伯达违反国家法律的罪行进行起诉。他暂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陈伯达最后求见毛泽东。叶群、江青同声大呼:“我们上了老夫子的当”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那种少数人无法无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要恢复法律的尊严。古人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把陈伯达只列入党内审查,很多高级干部不同意,许多群众也不能答应。

  1980年冬季,一个姗姗来迟的被告走上法庭,他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中最后一个出场的。出场的前一天,他问监管员:“明天是不是该审我了?”“你怎么知道的?”监管员知道通知他的时候还未到,有些惊异地望着他。“是我计算的,前面四个我估计已审完了,该轮到我了。”这一天是1980年11月27日。问话的是头脑仍然很清醒的陈伯达。

  众所周知,起诉书中没有按1971年12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等材料去认定陈伯达的罪行,包括1971年批发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是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和“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在组织进行“两案”审判准备工作的一条根本原则,属于党内路线错误的问题,列入党内审查的范畴,不作犯罪事实起诉。

  在起草起诉书中,经中共中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两案”领导小组决定,对陈伯达在庐山的一系列活动不提出起诉,实事求是地遵照法律原则,只追究陈伯达触及法律的事实。

  经侦查,认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主犯。

  起诉书送到后,陈伯达监号里传出哭泣声。

  冬日里的寒风卷着一个老头儿的哭声在狱中空旷的空间里翻滚,很可悲。

  11月1日,陈伯达找工作人员谈话,说:

  “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他陈述了对起诉书中一系列细节上的辩解,然后说:

  “我的问题是党内问题,运动开始哪有不犯错误的?党内处理可以体谅,现在罪大恶极,怎么处理都行,但不是救人的办法。”

  最后,他又目光飘忽地说:

  “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最后这句话道出了陈伯达的心迹。 

 陈伯达曾求见毛泽东,他想毛泽东或许能解救他。他曾做过毛泽东的秘书,也知道毛泽东一句话的威力。陈伯达求见后,毛主席那里便回了电话,让他去。这是他最后一次面见毛主席。

  毛泽东一见陈伯达,握手后便说:

  “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看我了。”毛主席说这句话,让他一阵辛酸。

  解放初,陈伯达因协助毛主席做一些文字事务,从党校搬到中南海住。但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同江青有矛盾,江青说他干涉过毛泽东的事。恰巧这时他后院“起火”,他第三次娶的夫人刘叔晏在钓鱼台住处做了一件不适合她身份的事,被江青下了逐客令。

  陈伯达对搬出中南海曾犹豫过一阵,一来在这里找人做事很方便,二来他的书太多。据说,他一生写过不少作品,包括《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中国四大家族》等长篇历史巨着,后来陈伯达连工资带稿费只剩下3万元,其他全买了书和字画。

  过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藏书居首。陈伯达虽然书多,但毕竟顶不住江青,最后他搬到北京新建胡同,搬出去见毛主席自然就成了一件难事。

  毛主席见面就说陈伯达不见他了,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去写……

  毛泽东对他庐山问题的谈话是:

  “可以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最后一句是:“团结起来。”

  陈伯达在庐山作了较长时间的检讨,中央宣布对他进行审查。

  但据他后来知道,就是这天晚上,叶群带黄、吴、李、邱同江青讲和了。叶群称“上了陈伯达的当……”江青也说“老夫子与张春桥、姚文元有矛盾,文人相轻,我们不能上他的当”。

  这样,双方都把坏事推到陈伯达头上。据吴法宪交代:

  “错误是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这话是林彪讲的。”

  中央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定论后,陈伯达还是盼望毛主席能发一句话。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打倒,中央决定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陈伯达还在等待新任领导人发一句话。他像一个田野的守望者,等待着那个金色的季节来临。他自知自己罪大恶极,但等待是他的权利和希冀。

  当冬天的寒风卷起片片落叶在狱中翻滚的时候,陈伯达才知道他梦中的金色日子越来越模糊了。

  此时,不知他明白没有,中国已逾过了一个朝代,一个在逐渐削弱个人说话有如此权力的时代。一个法制的时代已经到来。

  但陈伯达似乎没有全明白,至少他对那个金色的日子还抱有幻想。由等待到幻想,这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自我安慰。

  “……以后再不胡闹了,希望给我一条出路,把我放出去。”在铁证面前,陈伯达不得不低头认罪

  同监管人员谈话后,陈伯达面壁思考了半天,然后说:“我一急就说不出话来,要个律师吧。”

  陈伯达要律师有两个原因,一来他怕急了说不出话;二来他一生中感到汗颜的事是他不会讲普通话,属于讲中国话还要翻译的人,这不禁使林彪、江青都有些瞧不起他。

  就连聂荣臻元帅也回忆说:陈伯达在攻击老帅们“二月逆流”时,他那福建话别人都听不懂,咕咕哝哝,我根本没理他。

  陈伯达怕再遇到这种情况,他要请律师,并写一张条子,“我要律师,为我辩护。陈伯达,1980年11月1日。”

  他向中纪委请求派人同他谈话,派谁?当然他希望派陈云,因为从报纸上他早已知道陈云担任中纪委负责人。

  这大概是他升起的新希望。在他被判刑之后,他还委托有关人员转达如下的话:

  我希望陈云、邓小平、彭真考虑给我一条出路。对我的案子,大的方面讲是宽,可实际上就是关死。我活不到85岁了。我承认我有罪,但也要考虑当时前前后后的情况。搞了一辈子革命,落了三条罪,现在打倒了,报上什么罪名都给我加,有些我实在不知道……以后再不胡闹了,希望给我一条出路,把我放出来,研究点经济史、历史,在死之前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无害的工作,搞出一点小名堂。

  11月17日晚,法警向陈伯达送来了特别法庭开庭的传票,陈伯达拿在手上如同拿着烫红薯。
陈伯达看完传票后对法警说:

  “现在我脑子很乱,眼睛也不好,材料写不完,延长点时间吧。”

  法警宣布自己是执行法庭的命令,陈伯达火了:“为什么闹得这么紧张呢?要杀就杀,要毙就毙。”

  他唠叨是唠叨,但写辩护材料的事却抓得很紧,当晚就赶紧起草。但他写了几笔就嫌灯不亮,就10平方米的监号,已有两个50W的灯,地下掉根针也能看见,可他硬说看不见。

  监管员又给他添了一枝蜡烛。不一会儿,陈伯达又叫不行,还是看不见,又加了一根蜡烛。

  几分钟后,陈伯达问:“有煤油灯没有?”

  这天夜里,陈伯达服用了三次安眠药还是没睡着……

  开庭前的两日,律师应陈伯达的要求,再次同陈伯达谈话。

  陈伯达主要对起诉书中所列“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

  “这事这会忘记了。如果我真正参与这个决定是不会忘记的。我想是江青、戚本禹他们策划煽动起来的……”

  律师记录了他的谈话,同时安慰他应当相信法庭是实事求是的、公正的,必定会区别对待的,不要胡思乱想。生活上按照看守人员的要求办,注意休息。这些话使陈伯达安静了许多,他开始用平稳的声音说话:“谢谢你们!”

  11月28日,陈伯达首次接受法庭调查。法庭出示、宣读1967年7月15日关于批斗刘少奇的报告。陈伯达同康生、江青一起签名同意,他还亲笔将报告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刘字后面加上“邓陶夫妇”四个字。陈伯达承认了这一事实。

  陈伯达在证据面前,还承认他同吴法宪、谢富治利用侦破的“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案追查后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法庭还出示了1968年5月,陈伯达批准的逮捕陆定一的报告。

  陈伯达看完后,说:“这件事呀,老实说,我这个人的记忆太糟了,我实在不记得,但事实俱在。”

  他供认将陆定一交红卫兵审判,还说出了他当时对陆定一专案的“三条指示”。

  法庭继而投影了这三条指示。原文: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一律撤掉;要他(和她)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

  陈伯达补充说明了交红卫兵审判的原因。但他没有交代为何这样对待陆定一。

  下庭后,陈伯达似乎很难平静。他说:“陆定一的案子我现在才知道了全部情况,感到很痛心……”经医生检查,他血压由出庭前160/90上升为200/110。

  法庭继续调查。陈伯达对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出笼和审定予以承认,并解释原题目叫《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审定时改过来的。

  1981年1月25日上午,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的10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又全部被押在一起,听取对他们的判决。陈伯达嘴巴直哆嗦,他大概同多数老年人一样,越老越想活,总以为过去白活了,很多事没有干,现在老了,应该好好弥补。

  一个庄严的声音在法庭回荡。陈伯达犯有刑法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刑法第98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刑法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法第138条,诬告陷害罪。判处被告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陈伯达浑身哆嗦不止……

  1988年10月17日,服刑18年的陈伯达刑满出狱,获释仪式在医院里举行。

  1989年9月17日,85岁的陈伯达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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