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工作好找吗:《民国要案寻踪》 上 《民国春秋》编辑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编者的话
　　国史通俗刊物《民国春秋》双月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创办于1987 年1月，至今年底已历10 载，出刊60 期， 600 余万字。虽然本刊在史学期刊中发行量是较高的，但仍有很多读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能订到本刊，或没有能订到前几年的本刊，并以此为憾。而本编辑部又一时出不了《民国春秋》合订本，不能弥补这部分读者的缺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民国春秋杂志荟萃》，以应众多读者阅读之需。
　　本刊创办10 年来，承读者厚爱，专家、学者扶持，始终保持了自己显明的特色，在林林总总的期刊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了相当的优势。先是被评为全国历史专业类核心期刊，继之又荣获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1995 年夏获江苏省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本刊同仁精心组稿，精心编稿，使刊物真实可信，清新生动，贴近社会，贴近读者，始终呈上升趋势，在读者中影响日广。
　　不但新近出版的《民国春秋》以题材新、史料新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且数年前刊于《民国春秋》的文章，重读之下，也别有一番情趣。本刊有保存价值、使用价值、研究价值。海内外数十家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汇报》及台北《传记文学》等，都转载过本刊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过本刊数十篇文章。编写某些民国史书籍，更是须以本刊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如撰写关于审讯汪伪汉奸的书籍，必得要参考本刊，因本刊有的文章纠正了一些图书的谬误，甚至补正了档案史料中的疏失。
　　《民国春秋杂志荟萃》共分四册：《民国要闻探秘》、《民国要人剪影》、《民国要案寻踪》、《民国艺苑风景线》。《民国要闻探秘》，收入角度较小，写法较新、真实再现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民国要人剪影》，收入生动记叙民国军政、外文等名人一生经历重要侧面或片段的文章；《民国要案寻踪》，收入详细描述民国重大的、轰动一时的、至今人们知之尚少的暗杀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文章；《民国艺苑风景线》，收入深刻反映民国电影界、戏剧界和文化各界名人的风貌、情操、遭遇、成就的文章。4 册字数共100 多万字，约占《民国春秋》创刊以来所载文章总字数的大约1/5.《民国春秋》10 年所刊文章，大体集粹于此编。
　　读者对本书有何批评、建议，对《民国春秋》有何批评、建议，望随时指陈，不吝指正。
　　民国要案寻踪
　　“春阿氏案”与清末民初社会
　　清朝末年，北京城内发生了一桩时事公案——“春阿氏案”。“春阿氏一案，为近十年最大疑狱。京人知其事者，或以为贞，或以为淫，或视为不良，或代为不平，聚讼纷坛，莫明其真相也久矣”。时人说，“其事之因因果果，虚虚实实，既足已使人惊愕不已，而其情之哀哀艳艳，沉沉痛痛，尤足以使人悲悼，为之惋惜，终日不能去怀。盖此中情节离离奇奇，远出寻常人意料之外”。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北京一地，而是遍及全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当时中国民众和海外传媒的一大关注热点。
　　其实，说起春阿氏案的来龙去脉，原也普通不过。
　　光绪年间，北京城内住着一户旗人阿洪阿，生有一女叫三蝶儿，长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达理。三蝶儿自幼与表兄弟聂玉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双方家长亦早有“结亲”之议。年岁及长，三蝶儿与聂玉吉更是灵犀一点，心心相印。谁知不久之后，玉吉父母同日暴亡，家境陡然败落。嫌贫爱富的三蝶儿之母德氏，悍然悔婚，将其另嫁家道殷实的小官吏文光之子、戆傻的春英为妻（以夫为姓，是为春阿氏）。昔日的爱情遭到破坏，于是婚后仅仅三个月，就演出了一场悲惨的情杀案件。
　　三蝶儿嫁给春英后，婆婆“平日管束较严，家内早晚两餐，俱由伊做饭。
　　自祖婆母以下衣服，皆由伊浆洗。伊平素做事迟慢，每早梳头稍迟，即被大婆母斥骂，间逢家内诸人脱换衣服浆洗过多，不能早完，亦屡经大婆母斥责，因此常怀愁急”，整日心情忧郁，以泪洗脸。“自思过门不及百日，屡被谴责，嗣后何以过度？不如乘间寻死，免得日后受气”。再加上公公文光娶了一个大号“盖九城”的妓女为妾，三蝶儿的婚后生活就更加不幸了。“盖九城”刁蛮、凶悍，又与常在其家进出的帮闲普二有染，被春阿氏无意中撞见，于是，她把春阿氏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常常借故生事，时时加以欺凌。一直未能忘情于三蝶儿的聂玉吉，听说了她婚后的不幸遭遇，忿忿不平。一次，他看到春阿氏当众受到婆婆责骂，气愤之下，丧失理智，夜间潜入春阿氏家中，杀死了春阿氏的丈夫春英，逃往外地。
　　案发后，春英家人皆视春阿氏为凶手，“盖九城”更是一口咬定春阿氏因奸谋害亲夫，必欲其为春英偿命而后快。春阿氏为了保护聂玉吉，也并不多作申辩，只说持刀自杀，误伤其夫，如今悔不当初，只求速死。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疑点和难以解释之处，处处表明春阿氏决不是杀夫凶手，但是，清廷官员并无能力理清头绪，查明真相，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以后，为了敷衍塞责，只得草草宣布结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大理院的结案奏折中这样写道：“臣等再四斟酌，拟请援强盗伙决无证、一时难于定谳之例，将该犯妇春阿氏改为监禁，仍由臣等随时详细访查。倘日后发露真情，或另出有凭证，仍可据实定断；如始终无从发觉，即将该犯妇永远监禁，遇赦不赦，似于服制人命重案更昭郑重。”圣旨也就居然批示：“依议，钦此”。真是一笔糊涂帐。
　　审判（法庭）不明，执法（监狱）更凶。春阿氏被判“永远监禁，遇赦不赦”，投入监狱以后，“此时正值瘟疫流行，狱内的犯人，不是生疮生疥的，便是疮疔腐烂、臭味难闻的……一间房内多至二十口人犯，对面是两张大床，床上铺着草帘子，每人有一件官被，大家乱挤着睡觉。那一份肮脏气味，不必说日久常住，就是偶然间闻一鼻子，也得受病。你望床上一看，黑洞洞乱摇乱动，如同蚂蚁打仗的一般。近看，乃是虱子、臭虫，成团树垒，摆阵操练……所有狱中人犯，生疮生疥的也有，上吐下泄的也有，疟疾痢疾的也有”，活脱脱一个人间地狱！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春阿氏“浑身是疥，头部浮肿红烧，可怜那一双素手，连烧带疥，肿似琉璃瓶儿一般。揭开脏被服一看，那雪白两段玉臂，俱是疥癣，所枕的半头砖以下，咕咕咙咙，成团论码的，俱是虱子、臭虫”，很快，春阿氏就染上了“头晕眼花，上吐下泄之症，每日昏昏沉沉”，水米不沾，不久就玉殒香消。春阿氏死了，沉冤未能昭雪，造成了清末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冤狱。总的来看，春阿氏案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情杀致死人命案。像春阿氏这样的弱女子蒙冤受屈，死于狱中，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它之所以会惹人注意，引起风潮，是因为它发生于清朝末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是清末民初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
　　春阿氏案能够激荡风潮，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关注，首先是由于新闻媒介的介入。
　　清朝末年，迫于民间的要求，清政府不得不放松了报禁，一时间，民间办报蔚然成风。当时，除了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等著名报纸外，各地都有一些民办的报纸，北京也有一份叫做《京话日报》的小报，专门报道北京消息、坊间新闻，在京城小有名气。春阿氏一案案发和审理期间，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至八月，《京话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春阿氏案情的消息报道、读者来函及质疑文章，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厉害角色。
　　春阿氏案发受审以后，《京话日报》馆立即发表“编者按”：“春阿氏的冤枉，京城已经传遍，事关人命，本馆可不敢硬下断语。究竟有什么凭据，有甚么见证，知道底细的人，请多多来信，以便查考。”随后，《京话日报》逐日收到许多读者来函，议论纷纷，见仁见智，表现了民众对此案的极大关心。此外，《京话日报》又在政府执法机关之外，派出专人对此案详加调查，摆出了一副引导舆论，辨明是非，监督司法公正的架势：“现在中国改定法律，为自强的转机。外人的眼光都注重在我们的刑法上，故此不嫌麻烦，极力调查这回事，并不是为一人一家的曲直。如果春阿氏实在冤枉，提督衙门的黑暗，也未免太无天理了！还求知道底细的人，再与本馆来信。如有真凭实据，本馆敢担争论的责任。”
　　在《京话日报》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替春阿氏声冤的十居八九，替‘盖九城’分辩的，只有一两信”，可见舆论是向着春阿氏的。据有些了解内情的读者来信说，春阿氏承认杀夫有罪，实是法庭上严刑逼供的结果，“熬审阿氏，用的非刑很是残忍，薰硫黄，拧麻辫子，跪锁，死过去三次，并无口供。后来又收拾她母亲，老太太受刑不过，就叫女儿屈招。阿氏说道：“自己的本意，宁可死在当堂，决不死在法场。如今怕连累母亲，不能不尽这点孝心，只好屈认就是了。’”有三封来信揭露，承审官员这样虐待春阿氏，“屈打成招”，是因为他收受了贿赂。“人人传说，承审官使了四百两银子，所以才这样判断”。就连收受贿赂的承审官员，也是有名有姓的，“一个姓朱，一个姓钟，还有科房的刘某，全都使了钱，是一个窦姓给拉的纤”。据说这“承审官朱、钟二人，都是穷极了的人。钟姓有个外号，叫作‘穷钟’。人命重案，竟敢贪图贿赂，真是大胆！”
　　由揭露法庭对春阿氏屈打成招的事实，引起了对清政府司法机关刑讯犯人的控诉。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两天，《京话日报》连载了题为《刑部虐待犯人的实情》的来稿：“过堂的时候，只凭司官一人，便能定各犯的死生。人命关天，本不是儿戏事，滥用非刑（即如跪锁，轧合拉）一概不准。请问现在过堂，哪个不用非刑呀？”连那些皂隶们，如果没有钱贿赂的话，也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比如，过堂的时候，揪头发，拉耳朵，真比阎王殿的小鬼厉害万分；堂上说“打”，这班虎狼恶吏动起刑来，就会尽着力打。相反，如果有银钱到手，堂上说“打”，他们也会拖延着不动手。该文披露，凡是犯罪的人，一交到刑部手里，必须先有该犯的至亲好友托人疏通刑部官吏，贿赂的数额则是双方商定的。从进刑部大门开始讨价还价起，然后二门、栅栏、牢门、所儿里、监里、管铺的、书班皂吏等，都必须一一把价码说定，才敢送人犯到部。只要有一处没有打点周到，就会受到故意刁难，吃尽苦头。
　　例如，监里的牢头如果打点不到，犯人的饮食、大小便一概不得自由，冬天的饭，要先用凉水喷过，结成冰了才准犯人吃；监里管铺的打点不到，他就在一张长一丈、宽六尺的床上给你编上二三十人，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堂上管记录的书班打点不到，“居然就能颠倒黑白，动不动有违例案，真是笔头儿一动，人命相连。俗语说，一字值千金，就是指着书班说的”。若是那些无钱无势的苦主，那就更是苦不堪言，“一到监里，百般凌虐，要把犯人虐死，先报犯人有病，然后报死”。如果讲妥价码了，入狱监禁的时候，“哪一处讲妥，哪一处如同走平道一般”。
　　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外，清朝官员的昏聩无能，简直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京话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三天，连载了一篇署名为“疑心子”的文章，逐条例举，批驳了该案的侦查、审讯官员所作判词的不合情理之处。文中愤慨地说：“这样欠通的问官，岂可问这样的重案，不但不能服春阿氏的心，并且不能服众人的心。……但盼着遇见一位明白问官，把这案问的清清楚楚，不怕春阿氏杀夫是真，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内中也必有个大大的因由。不能因为大夫辱骂她两次，就敢动刀杀夫。不把此案问清，人心可就都不舒服了。”七月十日，《京话日报》再次登载文章，要求司法程序的透明与公开，呼吁《请宣布春阿氏的罪状》：“听说刑部已经定了案，春阿氏定成死罪。如果是实，请刑部把她的罪状早早宣布出来。倘若含含糊糊定了罪，不叫旁人知道，中国的讼狱，可算黑暗到家了。”讼狱的黑暗，官吏的无能，正是清末统治阶级病入膏肓、极度腐朽的又一个侧面。据《清稗类钞》记载：面临内忧外困、岌岌可危的险境，清政府赖以维系政权的各级官员们照样文恬武嬉，醉生梦死，“天乐听完听庆乐（戏园），惠丰吃罢吃同丰（酒楼）；街头尽是郎员主（各级官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这样的官员要为民作主，决无可能；这样的朝廷不尽快灭亡，是无天理！
　　从春阿氏一案的沸沸扬扬，耸动朝野，反映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来、民智渐开的社会现实。此案之审理，旷日持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案发，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糊里糊涂地结案，前后达两年之久。正是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打起了“预备立宪”的旗号，标榜要改革君主政体，实行还政于民，并且连连派遣大员出国考察国外宪政实行情况，摆出一副痛下决心、改弦更张的架式。一时间，惹的一些对清政府心存幻想的人将信将疑，一个个拭目以待，等着看此案的公正审理。结果由此案所暴露出来的政治的腐败黑暗、官员的昏聩无能，以及在清政府的司法制度下人们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这一切，都引起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极度失望和极大愤慨。有一个署名“琴心女士”的读者给《京话日报》来信说：“贵刊请刑部宣布罪状，刑部守定了秘密宗旨，始终不肯宣布。现在预备立宪，立宪国民将来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何况春阿氏一案本是民事，官场要治她的罪，本是给民间办事，既给民间办事，为什么不叫民间知道呀？……果真定成死罪，屈枉一人的性命事小，改变了法律，再出这样没天日的事，中国还能改甚么政治呀！我与春阿氏非亲非故，既是中国人，不能不管中国事。
　　但我是一个女子，又没法子管。闷了好几天，写了这封信，告诉您知道知道就是了。唉，中国的黑暗世界，几时才能放光明呀？”《京话日报》在全文发表时，加上了“总有一天”的编者按语。生动地表明了清政府已经天怨人怒，民心丧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貌似巍然大物的清王朝就即刻土崩瓦解了。
　　有意思的是，春阿氏一案并不像许多哄动一时的事情那样很快成为过去，为人们所遗忘。宣统年间，北方的里巷坊间就开始有《实事小说春阿氏》的钞本流传，很受人们欢迎。到民国2 年（1913），有笔名冷佛者，根据春阿氏案的实情，在清末钞本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小说《春阿氏》。该书民国3 年5 月初版，民国5 年二版，民国12 年三版，直到30 年代，仍不断印行，而且还有标点本出现。前不久，吉林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又一次把《春阿氏》列入其中，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了。这本小说利用文学形式，形象地描述了春阿氏一案自始至终的全部过程。“书中之言，一切讯词口供，虽系实事，而编述小说者不能不略加渲染”，淋漓尽致地展示和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和传统贞节观念给青年男女带来的莫大不幸。从春阿氏一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自刑部堂官，下至狱卒皂隶，无一不是昏聩凶横，贪赃枉法，残忍狡诈。
　　公堂上动辄非刑，昼夜熬审，牢狱里虐待无休，视同狗彘。清王朝的整个司法制度，实与人间地狱无异。正如《春阿氏》印行本《题辞》开宗明义所说：“黑暗难窥一线天，人间地狱倍堪怜；诬将贞妇为淫妇，孽海谁能度大千！”《春阿氏》以清末冤狱为笔下主要批判对象，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等构成了清末小说的一种特殊样式——“冤狱小说”，它和揭露政治腐败、抨击时政弊端、讽刺官僚昏聩的“谴责小说”一道，提供了让人们认识这一黑暗社会、而且是这一社会最黑暗的一个方面的生动教材，具有着无庸置疑的社会意义。
　　对春阿氏案感兴趣的不仅是文学界，春阿氏的故事甚至还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前北平国剧学会见于书目》中，记载有京剧演出本《春阿氏》。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冤怨缘》。民国时期，此剧久演不衰，颇受北平市民的欢迎，春阿氏的事情，当时也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甚至有人说，《春阿氏》一剧，可以名列京剧的“四大悲剧”之一。直到50 年代中期，在北京天桥的剧场戏园里，还在时常上演评剧《春阿氏》。可见人们对这个香消玉殒、沉冤不白的柔弱女子，寄予着无尽的同情；也是对那个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时代，进行着痛切的控诉。
　　阎红生
　　汪精卫参与刺杀清摄政王事件
　　辛亥革命前一年，北京发生了一起震动清廷、轰动社会的刺杀清摄政王载沣未遂的事件。这一事件的始末，各种史书的记载不仅零碎而又简略，而且对参与这一事件的人物以及具体的时间、地点，乃至情节的叙述出入很大，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汪精卫由于也参与了这一事件，并在被捕后写了几首气势轩昂的诗，在当时颇获得了一些壮烈的美名。此后他便以此为阶梯，左右逢源，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令人侧目，蒙骗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人。
　　这一事件的始末究竟怎样呢？现根据所见的各种史料，综合记述如下。
　　辛亥革命前几年，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不少革命党人都很失望，转而把暗杀作为一种革命的重要手段。1905 年在北京前门车站谋炸出洋考察五大臣的吴樾，就留下一篇题为《暗杀时代》的文章，文章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1905 年以后，这种暗杀活动更为扩大了，黄兴在同盟会内特地组织了一个专门暗杀的部门，由女同盟会员方君瑛主持，吴玉章、黄复生、喻云纪、黎仲实、曾醒（女）共同负责。
　　1909 年夏，一些同盟会员暗杀两江总督端方和水师提督李准没有成功，大家决定集中力量刺杀清朝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喻云纪、黄复生根据黄兴的指示，于同年秋到北京谋划，吴玉章在日本负责准备工作。喻云纪、黄复生在北京琉璃厂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然后回日本东京取炸药。这时，汪精卫与陈壁君正在恋爱，后来也到北京参加刺杀摄政王。喻云纪、黄复生在北京找到一个西瓜般大的铁罐，去一家铁工厂造了一个炸弹壳，然后把炸药装进去，造成了一个有特效的大型炸弹。黄兴也赶到北京看了地形，亲自作了部署。
　　摄政王府在什刹海的西北，门外不远处有一条水沟，沟上有一名叫银锭桥的石桥，附近还有一个井形石坑。黄兴叫在桥上埋炸弹，在石坑里躲人，水沟安设拉火的电线，摄政王过桥时，人在石坑里一拉电线，就会立即把他炸死，而拉电线的人还可趁机逃跑。
　　1910 年3 月31 日夜晚，喻云纪、黄复生、汪精卫偷偷来到桥下。他们首先把炸弹安好，然后安设电线，谁知事前目测不准确，临时才发现电线短了几尺。怎么办？不得已只得重来。正在收拾的时候，夜色中发现有人在桥边大便，只好暂时躲开。这时摄政王府门大开，有人打灯笼出来，他们只好再次躲开，炸弹被人取走了。
　　他们估计若是敌人取走了，一定会满城风雨，但一连几天却没有动静，认为是一般老百姓取走了，便决定由喻云纪、陈璧君回日本取炸药重来。黄兴听了汇报，大吃一惊，叫赶忙通知黄复生、汪精卫离开。然而已经晚了，通知刚发出去，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了黄复生、汪精卫被捕的消息。
　　黄复生、汪精卫被捕后，由民政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这个善耆是第十代肃亲王，梦想清朝实行君主立宪后，自己能就任总理大臣。所以想暗中联络革命党人，于是没有办他们的死罪，而判永远监禁。汪精卫被审讯时，曾痛斥清廷侈谈立宪，表示准备为革命殉难。并在狱中写了一首激励自己的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颇为脍炙人口。但善耆对汪精卫大施软化手腕，派人在狱中为他另辟裱糊一新并配有家具的房舍，倍加优待。“复赠以图史百余帙”，并多次找汪密谈，表示倾慕。
　　汪精卫感恩戴德，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表示忏悔。他在狱中写的《有感》一诗吟道：“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瓜蔓已都无可摘，豆箕何苦更相煎。”在另一首题为《述怀》的长诗中则说：“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谴责自己昔日的所作所为，意境情态为之一变。
　　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摇摇欲坠。清廷一面起用袁世凯，以武力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借以麻痹革命人民。汪精卫被关押了一年零七个月后，于同年11 月6 日以一个变节投降的两面派被释出狱。汪精卫出狱后，立即投靠了袁世凯，组织所谓“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
　　王天庆（第11页图为摄政王载沣）
　　民国记者入讼第一案
　　公元1912 年冬天里的一个夜晚，23 岁的被誉为“剧坛奇才”、《图书剧报》社长兼记者郑正秋，一身黑缎面棉袄，都穿圆了，还戴着皮帽子，很怕冷的样子，伏案聚精会神地赶写一篇关于谭鑫培莅沪演出的文章，准备在下一期的《图书剧报》上刊用。
　　这时候，门“吱！”的一声打开，阿婆领着夏月润走进屋来。但是郑正秋没有回过头去看，好像压根儿没有听见似的。
　　“正秋，又入迷啦！”夏月润站在门旁，大声说。
　　听声音，郑正秋知道来人是谁，立刻转过头去。“是戆大新官呀！”
　　夏月润进了屋，往桌旁那张酸枝椅上坐下。
　　“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夏月润无限的感慨，说：“唉！这次谭鑫培碰到了厄运。”
　　郑正秋淡淡地说：“人总是有碰到厄运的时候，不会老是一帆风顺的。
　　就是孔圣人，不是也在陈、蔡之间遇厄绝粮吗？老谭碰到什么厄运？”
　　于是，夏月润把他所知道的关于谭鑫培遇厄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郑正秋听——上海滩那位遐迩闻名的大药商黄楚九，忽然热衷于娱乐事业，花了一笔大钱，在九江路浙江路口开设新新舞台，最近落成。为了亮牌子，造声势，将来好赚大钱，就绞尽脑汁，想了个办法，决定把当时北方京朝派名伶谭鑫培请到上海，在新新舞台挂牌演出。于是，由新新舞台后台经理四盏灯介绍，派筱荣祥专程北上，重金聘请谭鑫培。
　　不久，谭鑫培率领净金秀山、武二花金少山、青衣孙怡云、小生德珺如、老旦文蓉寿、小丑慈瑞金等，带着《空城计》、《琼林宴》、《群英会》、《李陵碑》、《翠屏山》、《乌龙院》等剧目，可谓人强马壮，剧目丰富，兴高彩烈地抵达上海。
　　登岸时，黄楚九和四盏灯都亲自前往码头上恭迎，各伶排队请安。黄楚九还把他们待为上宾，让他们吃好睡好，完全是一派王公大臣的排场。宣传上，更是大张旗鼓，不遗余力。首先，黄楚九想出四个火辣辣的大字：“伶界大王”，冠以谭鑫培。其次，在报上广告：伶界大王谭鑫培莅沪献艺。新新舞台门前和大街上也贴出了海报。气氛浓浓的。
　　然而，世间的事情常常充满意外。就在谭鑫培要开台演出的时候，凑巧，北方名丑杨四立也到沪，正在法租界吉祥街歌舞台演出，非常走红，剧目是《盗魂铃》。黄楚九看见这情形，极为恼火，就让谭鑫培也贴《盗魂铃》，把杨四立比下去。《盗魂铃》是谭鑫培的拿手好戏，演出时，演到翻四只台子那一场，不想这位时年65 岁的老生，腿脚身腰都不那么灵活有劲，不能像杨四立那样轻巧自如地去翻四只台子，他只能改换另一种做法，他爬上去，往下看一看，摇摇头，就缘绳而下。他这种做功，这种身段，表现出别样的魅力。这时候二楼有一位观众，是沪江第一台旅馆茶役李本初，啪啪地鼓了一会儿掌，他看过杨四立的戏，对谭鑫培只缘绳而下，不去翻那四只台子，表示不满李本初的倒彩，惊动了场里一个巡场的，是黄楚九的部下。他认为李本初蓄意捣乱，过去就伸手恶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后来又过来巡场的，一齐打他的耳光。李本初不服气，跟他们吵了起来。这时台下乱了，观众一个个都往二楼张望，不看台上演出。黄楚九见情况不妙，连忙让巡场的把李本初架走，在一间房子里，把他绑扎起来，又是痛打，又是灌人尿，之后又逼他写反省书。李本初佯装不识字，不写，黄楚九便让秘书给他起草，要他照抄，并按上手印。
　　夏月润说完这一切之后，对郑正秋央告道：“你给谭鑫培挽回一下面子吧。你知道，他是我的岳父，头一次栽的！这个李本初……”
　　自谭鑫培来沪演出以来，郑正秋知道，上海一家叫《黄浦潮》的小报，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是以讥讽的口吻，议论谭鑫培的短处，拆他的台的。他自己则是拿出全副的精神和力气，促其成功的。现在月润说的这事，他是初次听到，他为谭鑫培这位自己在《丽丽所伶评》中曾经极赞他腔调“幽雅婉转，娓娓动听，唱‘打棍出箱’，世界殆无其匹”的盖世伶人，现在竟敌不过一个相差千里的丑角杨四立，而深为惋惜，也为黄楚九的聪明误感到可笑。
　　他答应了夏月润的要求。
　　第二天清早，郑正秋来到报社，刚坐下来，把稿子摊开在桌上，准备办公，就进来一个人，是黄楚九的秘书。
　　郑正秋只听说过黄楚九其人，不认识他，更不认识他的秘书，但是以礼相待，很客气地请他坐到靠墙边摆着的酸枝椅上。
　　这秘书口舌伶俐，对郑正秋大加恭维。然后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黄楚九如何赏识郑正秋。最后，说奉黄楚九之命，请郑正秋帮忙，把李本初关于那天在新新舞台看戏滋事的反省书，刊登在《图书剧报》上。说完，就恭恭敬敬地把稿子递给郑正秋。
　　写完为谭鑫培挽回面子的文章，郑正秋凝然不动。一个陌生的形象忽然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位在沪江第一台旅馆里的小人物扰乱了他的计划。这个小人物正在烧水，或者给人端茶，或者顾客来了：“老爷，请这边坐！”“少爷，请往这边走！”顾客走了：“老爷，好走！”这个小人物——千千万万的弱者的代表，是他所需要服务的对象，也是他所需要教化的对象。李本初是一个茶役，他只喝个倒彩，就挨夏月润的责备，受黄楚九部下的殴打和凌辱，太无辜了，太冤枉了！他愤愤不平！茶役，茶役，这是弱者啊！要鸣不平的，是他，而不是谭鑫培，也不是黄楚九！
　　可是，要替李本初鸣不平，就意味着郑正秋要牺牲或者部分地牺牲他同夏月润的友情，更要得罪黄楚九，树立了一个对头。这天晚上，郑正秋一直处于矛盾的、不安的状态中。夜很深了，他还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郑灭秋起身下床。俞丽君问：“干什么？”
　　“我要写篇东西。”
　　“都什么时候了？睡吧！”
　　“真是岂有此理！”郑正秋气冲冲地说。
　　“我让你睡，也有错了？”俞丽君感到十分委屈。
　　“来，大姐，给我磨墨。”郑正秋点燃煤油灯，在桌旁坐下，拿起毛笔来。
　　俞丽君心里不悦，但是服从了丈夫的要求。她起床穿好衣服，又给丈夫披上一件棉袄之后，便开始磨墨了。
　　不久，那篇替李本初打抱不平，揭发黄楚九霸道打人的文章，在《图书剧报》上刊登了出来。见报那天，郑正秋觉得好像做完了一件要紧的事情似的，浑身松快。他心想：“这回我给李本初出了气，他该满意了吧？”他让家里的一位佣人给李本初送去了那天的报纸，还有一张条子。他在那条子上亲笔写道：“李先生，你闯祸了！但是请不要从此离开剧场远远的，剧场需要你这样的观众。”
　　这头痛快，不想有一头却炸开了锅。郑正秋的笔杆打在新新舞台巡场的身上，痛在黄楚九的心里，他大为恼火！这个被时人称为上海滩三大滑头之一的药商，从来没有想到过舆论界会蹦出来一个人，同他唱对台戏。当他最初耳闻这消息的时候，他还不肯相信，说人家跟他开玩笑。后来亲眼看见部属送来的一份《图书剧报》，才相信确有其事。但是，他同郑正秋前世无怨，后世无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不登那个反省书也罢了，为什么要攻击我？他莫名其妙！莫非他跟那个臭茶役有什么关系？莫非是商界哪个王八蛋收买了他，利用李本初事件打击我，拆我的台？……他一切都不明白。他背着手，气恼地在屋里转着圈子。
　　这时候，他手下的人在旁气冲冲地开了腔：——一个说：“老爷！把报馆砸掉！”
　　另一个立刻附和：“我们砸掉他妈的报馆不费吹灰之力。”
　　第三个说：“老爷！你发话吧！”
　　但是，黄楚九毕竟是个大滑头，脑子里多了一份“谨慎”的细胞。他不同意部下的鲁莽的做法。他转身向着部下们，压抑着心头的气恼，说道：“我们不是帮会，是商人，不要武治，要文治。”接着向部下面授机宜。
　　郑正秋在愉快中等待着黄楚九对自己的挑战的反应，但是一天过去了，两天也过去了，一切都很平静。
　　郑正秋以为黄楚九别的不怕，害怕舆论，觉得自己理亏，不敢理会此事，就埋头写剧评文章，这时候来了一个人，是他的朋友，来请他到外面吃饭。
　　这位朋友原来是接受黄楚九的恳求，前来调解此事的，他竭力说服郑正秋不要把事态再扩大。饭后临分手时，又往郑正秋那件朴素的竹布长衫口袋里，偷偷地塞进500 块钱，想进一步疏通。郑正秋回家后发现这钱，立刻明白这是黄楚九对他的贿赂，更加气愤，于是又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图书剧报》上，揭发此事。他毫不留情地指斥黄楚九行为卑鄙，还说那500 块钱是卖假药欺骗百姓得来的，是“造孽钱”，他将把它转送给慈善机关。
　　得罪一人垒堵墙。郑正秋和黄楚九之间，形成敌对的关系了。但是黄楚九依然采取“文治”的办法。一天早上，他派人给郑正秋送来了一封信。
　　郑正秋没有立刻看信，只随手把它往桌旁一扔，继续写他的剧评。这时候俞丽君走进屋来，凑到他跟前，关切地问：“黄楚九送信来干什么？”
　　郑正秋把他的剧评写完，才轻蔑地笑了笑，说：“他这个大滑头，要干什么？我不用问，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你说他要干什么？”
　　郑正秋随即答道：“这个大滑头对付我，无非这么几招：一利诱，二恐吓，三捣乱。”
　　善良的俞丽君，立刻紧张起来：“怎样捣乱？”
　　郑正秋不慌，笑道：“砸我的报馆。”
　　“那怎么办？”俞丽君靠到丈夫的肩膀上，“你赶快给想个办法。”
　　郑正秋微笑着，劝慰妻子：“叫夫人，莫慌张！常言道：“有理服泰山，无理踢倒泰山当路行。’理在我们手里，证据在我们手里，怕他什么！”
　　俞丽君不肯相信：“黄楚九这些人，才不跟你讲理呢！我的上帝！这怎么办好？当初我不让你写那篇东西，你们写，踩屎了吧。”
　　郑正秋看见妻子这副惊惶不安的模样，心有点乱了。他拍了拍她的肩膀，似乎要给她勇气：“别怕，也别急，我自有办法。”说完，伸手从桌旁拿起黄楚九的信，认真地把它拆开读郑正秋按时来到黄楚九约定的那间高级的茶馆里。还在门口，便被黄楚九的秘书迎接住。接着，又被领到一间没有雅席的屋里。
　　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人坐在餐桌旁，身穿一件讲究的奇葩突开的绸袍，脸上堆满笑容，眼里闪射着圆滑的光，郑正秋料定这人准是腰缠万贯的巨商黄楚九。等秘书作了介绍之后，黄楚九笑嘻嘻地开了腔：“郑先生！久仰大名！请坐！请坐！”
　　郑正秋提起竹布长袍，毫不客气地坐下来。
　　“上菜！”黄楚九对秘书吩咐说。
　　茶役很快把饭菜端进来，摆到桌上。丰盛的午餐开始了。
　　还没等黄楚九劝饭劝菜，郑正秋就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黄楚九在旁打量着郑正秋。在这位巨商的心目中，郑正秋一定是个身材魁梧、精力充沛的人，好像江湖侠士一样，完全没有想到，他竟如此身躯瘦小，精神不振，好像用一个指头推一下，就会倒下去似的。嘿！好一介文弱书生！
　　郑正秋吃完饭，放下筷子，朝黄楚九抬起头来，蔑视地笑了笑，说道：“黄老板有什么话，请说吧！”
　　“郑先生真是个豪爽的人。”黄楚九那双圆滑的眼睛，依然盯住郑正秋，“好吧，我就直说。关于李某酒后肇事问题，郑先生似乎很有气，连我的面子都不肯给……”
　　郑正秋想纠正黄楚九颠倒黑白的说法，但是，黄楚九笑笑，掩饰一下，继续说：“郑先生请听我说，李某只是一个茶役，同郑先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郑先生是官商出身，门第高贵，何必去为李某这种人操心呢？况且郑先生肩负办报的重任，日夜操劳，还去为李某花费时间，消耗精力，值得吗？
　　郑先生帮我的忙，才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不仅是个药商，而且是个热衷于戏剧的人。对于戏，你大概还想不到，我简直是入迷啦！社会上有人说我缺德，变着法子赚钱，中饱私囊。其实这是那些反对我的人对我的侮辱！侮辱！
　　总有一天我要控告他们！不错，我口袋里有很多钱，但是我还要积德。现在先搞点艺术，因为上海人爱看戏。往后，再搞点对像李某那样的贫民有益的事情。”说到这里，黄楚九定睛望着郑正秋，仿佛要从对方的神色里，判断此刻对方的心思。
　　郑正秋对黄楚九这番长篇大论的自我表白很不以为然，但是他只顺着他的话意，将他一军：“平素只听说黄老板是商界的闻人，不知道黄老板的心里，还跟艺术有这么好的缘份，对弱者这么慈善。这么说，倒是黄老板应该帮我的忙了。”
　　黄楚九稍一皱眉，接口说：“我们彼此帮忙。我们合作一下，好吗？往后新新舞台演戏，你就写宣传文章，在报上捧场。我知道郑先生一向以义为重，但是我一定要给郑先生报酬的，而且是丰厚的。”
　　郑正秋明白，大滑头又要耍利诱的手段。一摆手，说道：“这个以后再谈。若要合作，那么，第一步应该是解决李本初的问题。请黄老板屈尊一下，一公开登报认错，二负担被害者的全部医药费。”
　　黄楚九一听，脸上立刻收敛了笑容。他瞪大眼睛注视着郑正秋，惊异眼前这位文弱书生，为什么如此固执地护着李本初，而跟他黄楚九过不去。但是他无法找到答案。他愈发觉得郑正秋那微带笑容的脸上，露出一种蔑视和傲气的神情，令人感到他是个难以接近，不识时务的书呆子！
　　郑正秋见黄楚九被触怒了，放缓口气，笑道：“黄老板，答应吧！我这要求是公道的。”
　　黄楚九又装出一副笑脸，说：“郑先生这种侠士之风，我非常钦佩！可是郑先生应该知道，近几天郑先生连续写文章攻击新新舞台，使我在声誉上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多的了！依我看，郑先生还是到此为止，不再管这件闲事为好！我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对郑先生以前的行为，过去就算了，不再作追究。”
　　郑正秋无法容忍黄楚九的末一句话，一拍桌子：“既然黄老板不肯知错，也不肯认错和改错，那么就别怪我不合作了。”说完就站起来。紧接着，转身向门口快步走去。
　　黄楚九向秘书使个眼色。但是他按住身旁那捆精心包扎着的、准备谈判成功后送给郑正秋的“艾罗补脑汁”。他现在不敢送了，他总是善于见机行事的。秘书明白了，立刻追上郑正秋，央他说：“郑先生，我们黄老板心眼不坏，这事就从此了啦！特别是今天我们的谈话，千万不要见报。”
　　但是郑正秋没有言语，也没有看他一眼，径直出门走了。
　　过了两天，《图书剧报》上又刊登了郑正秋的文章，披露了关于这次黄楚九请吃饭，拒不认错的情形。
　　此后一连数天，郑正秋不遗余力，继续执笔作文，登在《图书剧报》上，向不可一世的黄楚九进攻。上次黄楚九同他的谈话，好像得罪了他似的，他的这些文章，措词愈来愈激烈，语气愈来愈强硬了。可以看出，他已经决心要把黄楚九打败，使自己成为一个胜利者，为新闻界争取干预生活、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开辟道路。
　　这样一来，舆论界都知道了新新舞台事件，把它当作重要的谈话资料，并在报上报道，纷纷扬扬。而郑正秋和黄楚九，更是人们所注目的两个人物！
　　无论舆论界，还是伶界，抑或商界，许多人都怀着又欢欣又崇敬的心情，期待着郑正秋用他那支犀利的笔，把黄楚九批个体无完肤，威风扫地！特别是新舞台的人们，幸灾乐祸！因为他们心里清楚，黄楚九创办新新舞台，开始就心地不善，你夏氏兄弟有个新舞台，我黄楚九来个新新舞台，比你多个“新”字，言下之意就是我黄楚九要比你夏氏兄弟更好，在你头上，分明是欺负人！
　　夏月珊憋在肚子里的窝囊气给出了，夸郑正秋是个勇士！
　　但是夏月润反对郑正秋。他同谭鑫培见过一面，听他说了一番话后，反对更烈。他这位岳父，从来就是恃才做物，这回却像个泄气皮球一样，垂头丧气，无限感慨地说：“我老了，大概吃戏饭到头了。”现在，郑正秋在报上对黄楚九大张挞伐，人心是大快，但是他没有想到投鼠忌器，黄楚九栽在他的文章里，他的岳父也栽到他的文章里了。全上海都已经知道：谭鑫培老了，唱不动，也做不动了！这无形中宣告了谭鑫培舞台生涯的结束，为嫉者所快，群起而攻之。这怎能叫月润这做女婿的，忍受得住呢？月润用不容分辩的口吻对郑正秋说：“小弟！你听我说，新新舞台的事就算了吧！我岳父的老脸都不知道往哪搁了，算了吧！”
　　人们每天都盼望《图书剧报》快出版，争读郑正秋的文章，以先睹为快。
　　《图书剧报》在读者的期待心理下，空前的行时了，每次一出来，很快便销售一空。
　　黄楚九比所有的人都更为关心剧报的出版。郑正秋那边出一期，他这边买一期，一期也不漏掉。每当部下把报纸送到他手里，他都不撕掉，而是我到上面的正秋的文章，一句句、一字字地读，看郑正秋是怎样说自己的。他以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郑正秋的文章很短，但是火辣辣的，每个字都好像一颗子弹一样，从他的眼里射入，穿过他的心，剧痛难忍。终于，他决定第二次约郑正秋见面，但是不在茶馆，只在郑正秋家里。那是一天早晨，他的一个部下前来向郑正秋的佣人传达他的口信的。
　　下午，黄楚九带着他的秘书来到郑正秋家所在的巷子里。郑正秋家的一个佣人在门口迎接住他们。接着，把他们领到一间宽敞的厅里。郑正秋和他的弟弟正栋，以及堂兄弟芳松、芳熙等，已经在这里等候着。张太夫人和俞丽君这婆媳俩，在隔壁的屋里坐着，忧心忡忡地竖起耳壳，捕捉厅里的每一个动静。阿婆、听差和厨子等佣人，都拥在狭窄的过道里，探头探脑地往厅里窥视。这座老式住宅头一次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黄老板！请坐！”郑正秋有礼貌地先开了腔。
　　黄楚九坐了下去，但是没有说话，只抬起那双圆滑的眼睛，朝周围的人们打量了打量。最后，他的目光落到郑正秋的脸上，一动不动地盯着，仿佛要从他的脸上读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黄老板屈尊光临寒舍，我感到十二分荣幸！”郑正秋一边在黄楚九对面的酸枝椅上坐下，一边又说。
　　黄楚九终于开言，但是声音不是上次茶馆里那种佯装的亲热，而是粗声粗气的。他说：“正秋小弟！得理也要让人，别得理不让人啊！自从上次谈话以来，你并没有停止对我的攻击，相反越来越猖狂。”停顿片刻，继续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如果还是要让我公开认错，向那个酒后滋事的臭茶役赔医药费，你好抓住这个再大做文章，羞辱我一番，那办不到！如果……
　　如果是想让我在经济上资助你办报的话，那我们可以商量。你说吧！”
　　“多谢黄老板的慷慨。”郑正秋轻蔑地笑了笑，说道，“我高兴地告诉你，我能够维持我的报纸。特别是新新舞台事件发生后，报纸很卖钱。”
　　“我再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打算永远跟我斗下去？”
　　“不，谈不上永远。古人曰：“不平则鸣。’等鸣完了，我心里的气都放了，我的文章也就写不下去了。”
　　“郑正秋！”黄楚九厉声说，你说了我那么多天，还不够啊！你骑到了我头上，拉屎撒尿！我受到了无辜的侮辱，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抗议！”
　　屋里的空气，蓦地紧张起来。家人们的心，都提到喉咙上来。但是郑正秋泰然自若，反驳说：“黄老板！你指使你的部下，侮辱了李本初。他也是无辜的，不能忍受的，又向谁抗议呢？”
　　黄楚九哑了声。过了好半天，才气急败坏地说：“我警告你！我黄楚九不是好惹的。你既然做了初一，我就做十五。下一步怎样走，那就由不得你了。但是我再说一遍，我黄楚九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你要改变主意，还来得及，而且我还可以给你钱。”
　　郑正秋冷冷回答：“黄老板，那就看你的吧！”他第一次说出这么机警而有趣的话。
　　黄楚九道：“我们私了吧，我给你钱。”
　　“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了。”
　　“你同意了？”
　　“我说你可以走开！”
　　黄楚九完全想错了。他霍地站起来，气势汹汹地威胁说：“那我只好不客气了，你等着瞧吧！”
　　一天下午，检察厅给郑正秋送来了一张传票，要他出庭受审。郑正秋一切都明白了，黄楚九已经到检察厅告他的状。他入讼了。
　　按照检察厅指定的时间，郑正秋来到了检察厅。不久，他就被带到公堂上。这之前，他心里一直发慌，但是这时候他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使他迈出了有力的脚步，“嗵嗵”地走到被告席上。他刚站定，就转着脑袋，向周围环视一遍。台上，那是审判人员，他们正襟危坐。另外还有一个人，后来郑正秋才知道那是黄楚九重金聘请的辩护律师。在原告席上，是黄楚九，他油头粉面，穿着讲究的、崭新的团花绸袍。郑正秋没有聘请辩护律师。这之前，家人曾一再主张，要聘请律师，但是郑正秋坚决反对，以为就他一个人，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据理力争，就足够了。
　　审判开始。审判官讲了一番简短的话后，原告黄楚九讲话。他怒不可遏，说他的控词，说郑正秋这篇文章怎样说，那篇文章怎样说，第三篇文章又怎样说，总之，郑正秋是如何如何攻击他。最后指控说：“我要控告郑正秋，他侮辱我！”紧接着，是那个律师的讲话。他明知黄楚九理屈，但是仍然百般地按照黄楚九的控告，有目的地证明郑正秋是犯了侮辱罪。
　　现在轮到被告辩护了。郑正秋直立着，整个脸部表情都是轻蔑的，整个身子都显示出他的不眼气。他把全副精神都集中到脑子里，把全部语言的力量都集中到舌头上来。但是他没有立刻讲话，先讽刺地向审判官鞠了一躬，再向黄楚九的律师鞠了一躬，最后向黄楚九鞠了一躬，好像在台上演戏似的。
　　随后，用洪亮的声音说道：“首先，我对审判长受理此案表示感谢！对律师的高论表示钦佩！对黄楚九的控告表示欢迎！”停了停，又说，“可是，我要说，我认为我跟黄楚九两人的位置，应该对换一下，他搁在这里，我搁在那里，只是阴差阳错，或者……或者他营养丰富，比我跑得快，捷足先登了。”
　　审判长不苟言笑。其他的陪审员，都咬紧嘴唇，免得笑出声来，破坏公堂的庄严。听众们却顾不得庄严不庄严，都不由自主地小声笑了起来了。公堂里一片模糊的嗡嗡声。
　　郑正秋继续辩护。他坚决否定了黄楚九的指控。他用确凿的事实和无可辩驳的道理，对黄楚九的控告，一点一点加以驳斥，越发话多，越发有劲！
　　他整整说了一个钟头，那又雄辩又幽默风趣的语言，好像河水一样，顺畅地从他的喉咙里涌出，又顺畅地顺着舌尖流泻出来，中间没有间断过。他的整个辩词，深深地吸引着听众，也深深地吸引着记者，还深深地吸引着审判人员。他们都听迷了，似乎自己不是在公堂里，听一个被告的辩词，而是在茶园里看一个演员在演一出滑稽的独角戏。他们没有丝毫的疲倦感觉，相反地，十分的愉快。特别是听众们，个个都面带喜色，而当郑正秋说到幽默处，或者用语双关的时候，都忍俊不禁。
　　郑正秋说：“谭鑫培在伶界享有盛名，我曾经为他唱过赞歌。但是，我不同意黄先生因此给他戴上‘伶界大王’的高帽子，把天都戳了个窟窿。如果说谭鑫培是伶界大王，那么，我请问黄先生：第一，你是不是已经呈报内务部立案，定为世袭之荣典？第二，你是不是每年都让谭鑫培享受大王的俸金？第三，你是不是已经通告报界承认知照？第四，你是不是已经征得伶界的赞同？再说，谭鑫培是伶界大王的话，那么德艺兼优的程长庚往哪摆？是否应该叫伶界大大王？最后，我要说，如果按黄先生的做法，推而广之，那么黄先生可以称商界大王，猴子也可以称山中大王了。”
　　笑声四起。听众的情绪达到了高潮，只有黄楚九和他的律师，很是尴尬，头低低地垂到胸脯上。
　　在郑正秋辩护完毕之后，审判长对郑正秋问道：“你能够拿出实证来，证明你的讲话吗？”
　　“能够！”
　　这时听众席上，站起来一个中年男子，他瞧瞧郑正秋，又望望审判长，脸上露出紧张的神色。他是郑正秋请来作证的李本初。
　　“长官大人！我叫李本初……我作证……郑先生完全是好人，我原先不认得他，他仗义直言，替我伸冤，……他无罪啊！”
　　听众席上，还坐着郑正栋和他的堂兄弟们。他们对郑正秋单枪匹马赴公堂很不放心，便背着他商量好，一块儿偷偷跟在他后面，来到这里。他们觉得帮郑正秋一把，为他作证，是时候了。于是，哥几个耳语一下后，由郑正栋起来说话。
　　郑正栋把一份摊开在手里的报纸举到头顶上：“这份《天铎报》可以作证，上面还登了黄楚九的丑行……”说完就把报纸送到审判长的手里。
　　郑正秋把目光投向审判长，等待判决。
　　然而，审判长跟他的助手们耳语了几句之后，宣布今天审判暂时结束，以后再找时间续审，原告人和被告人等候传讯。
　　过了几天，第二次审判开始。但是这时候形势陡变，不少报纸报道了这次郑正秋笔墨惹官司的情形，有的还加以评论，舆论明显地倾向郑正秋，指摘黄楚九。郑正秋深知舆论的重要，把所有谈论这场笔墨官司的报纸，都带到公堂上来，在开审之前就交给了审判长，作为他的辩词的正确性的证据。
　　在他后来的发言中，他又进一步阐明了他在《图书剧报》上所发表的言论是符合事实的，有道理的，不是歪曲和捏造事实，侮辱黄楚九。
　　证据确凿，理由充分，舆论所向，使善于见机行事的黄楚九，开始感觉到形势对自己不妙，不想把事情再弄大，于是决定退出这场官司。他表现出诚恳的态度，不仅不再坚持要求检察厅给郑正秋判罪，而且表示接受郑正秋的要求：公开登报认错，负担李本初全部医药费。
　　审判长顺水推舟，以“纯属舆论监督，不触及法律问题，被告未构成犯法的事实”，“黄楚九撤诉”为理由，宣告本案结案。
　　这场我国报史上首例记者入讼胜诉的笔墨官司，垂下帷幕了。上海乃至全国的伶界、商界和新闻界，许多正义人士都拍手称快，惊叹郑正秋的胆量和口才，称赞他是一位“不畏强御”的剧评家，“伸张正义”的记者。“国人无不知晓”。
　　有个别的人，认为这场官司实在滑稽。他们对郑正秋说：“这是李本初的事情，要打官司，就该李本初去跟黄楚九打，你为什么要把别人的事拉到自己身上，招来这讼案呢？”但是郑正秋回答：“我是为正理而战！一个人是应该为正理而战的！”
　　谭春发（第15页为郑正秋照片）
　　陆军中将谢汝翼遇刺记
　　公元1914 年，云南省会昆明。
　　这一年的春天，政治气氛有些反常。3 月间，大总统袁世凯电召迤西（云南旧分迤东、迤西、迤南三地区，昆明西外地区称迤西）镇守使谢汝翼入觐，还没有动身。4 月28 日，又发来了“云南民政长李鸿祥入京觐见”的“大总统令”。北京突然先后召唤云南两位军政大员北上的事，引起民间种种猜测。
　　或说：“大总统正在‘改革’，急需用人材，李、谢两个将才，可能要重用了！”
　　5 月3 日，谢汝翼搭乘滇越铁路火车南下，按当时的习惯走法，先到越南海防，转乘海轮到香港，然后北上入京。
　　谢汝翼被称为“特使”，昆明全城张灯结彩，悬挂五色旗，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他的留日同学、参谋长姜梅龄，还陪伴着他，要一直送出省境。
　　谢汝翼是云南早期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在振武、士官两军校毕业。清宣统元年（1909 年）回滇，先后任炮兵教练官、管带（营长）。1911 年10 月，他和蔡锷（新军协统，相当于日后的旅长）、李根源（陆军讲武堂总办）等发动武装起义，在攻占清方军械局、五华山（昆明城中制高点）、云贵总督署的苦战中立下功勋。云南光复后不久，奉军都督蔡锷令，担任第一梯团长（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率部援川，迫使四川总督赵尔丰交出政权，成都军政府得以建立。民国元年（1912 年）5 月回滇，历任讲武学校校长、军都督府参谋厅长。次年，继任云南仅有的两个陆军师之一的第二师师长（李鸿祥为第一师师长），晋衔陆军中将。10 月，蔡锷奉召到北京，他代理军都督。
　　12 月，新督唐继尧由贵州回滇履任，他出任迤西镇守使。
　　也正是这一个月，有来历不明的郭嘉宾其人，自称奉孙中山、黄兴密令，到滇西大理，组织“同盟军”，由杨春魁任总司令，宣布大理独立，分兵四出掠地。谢汝翼初则派兵西上，本人在昆明运筹帷幄，月底交卸军都督职务后，即率部进击滇西，很快就击溃了冒牌“同盟军”，收复了大理。
　　1914 年3 月，谢汝翼回到昆明。5 月3 日晨间，首途南下转京。
　　谢汝翼乘坐的是头等车厢。午间，列车经过宜良、阿迷（今开远）两县间的糯租小站时，一个穿便服的青年突然从三等车闯进头等车厢。当时，谢汝翼和姜梅龄正在午盹，车厢内寂无人声。青年从腰间掏出新式七响小手枪，对准谢汝翼的胸部，连发数响，谢氏立即身亡。
　　凶手得逞后，并没有逃走的企图。姜梅龄闻声惊起，会同及时赶到的法籍列车稽查，夺下他手中的枪，拘捕了他。
　　刺杀陆军中将这么大的官，云南前所未闻。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昆明。各种谣言不胫而走，有的说谢汝翼和大总统不合，袁世凯故意召他入京，暗中派刺客到滇，乘便予以暗杀。有的说唐继尧和谢汝翼一贯不和，诚恐谢氏入觐后，会出任云南都督，对自己不利，因而布置专人行刺。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人心惶惶。
　　次日，唐继尧和民政长（相当于日后的省长）李鸿祥，会衔发出了如下四言布告：
　　谢使北上，途遇狙击。行凶正犯，登时拿获。讯明惩办，水落石出。诚恐不肖，妄相揣测，造作谣言，妄图扇惑。谕尔四民，勿听勿慑！
　　凶手当天解回昆明。4、5、6 日三天，连续进行了三次预审。
　　审判结果，颇出一般人意料之外。
　　凶手名何荣昌，27 岁，云南武备学堂毕业生，最后职务是驻守滇南的步兵第三团三营十连连长。据其交代，上年8 月，因议论大队长（营长）沈得全克扣军饷、津贴，被沈寻事革职。何荣昌满怀冤屈，到昆明第二师师部找谢汝翼申诉。谁知谢汝翼不问情由，立即派兵把何荣昌送入监狱，关押起来。
　　何荣昌被关了20 多天，获释后，认为无端坐牢，毁了名誉，因而萌生了向谢汝翼报复之念。他向武备学堂同学、在步兵二团任少校团附的何廷栋借得一支七响枪。由于谢代理都督后，每次外出，前后都有卫队，无法下手。
　　这个时候，何荣昌对刺杀谢汝翼一事，还没有下定决心。由于辛亥革命中他隶属李鸿祥部下，起义中出过力。1914 年4 月底，他便去谒见李鸿祥，陈述自己的冤屈，要求安排他个职务。李氏此时任民政长，不管军事，因而要他去找参谋处长李伯庚设法。
　　何荣昌认为，只要重新任职，名誉便挽回了。第一次去，没有找到李伯庚。5 月2 日下午再去，传达叫他晚间再来。晚上再去时，传达告诉他，民政长第二天一早要到车站欢送谢镇守使，早早睡了。
　　何荣昌无意中得知谢汝翼的行期，思前想后，这才决心刺杀谢氏。他回到家里，写下绝命书揣在衣袋内，第二天一早，购买三等客票，上了火车。
　　谢汝翼的警卫和随从分乘三、四等车厢，头等车就只谢、姜两人。列车行进途中，何荣昌到一等车看过，谢、姜两人都在谈话，不便下手。最后一次去，他们都睡着了。于是，他达到了行刺的目的。
　　案情报到北京，袁世凯十分重视。5 月9 日，发表了“大总统令”：前云南边西镇守使、陆军中将谢汝翼，当改革之际，整饬军纪，剿办殷匪，维持地方秩序，卓著勤劳。上年赴迤西镇守使本任，适值大理兵变，连陷城邑。该中将督兵征剿，未及匝月，次第荡平，厥功尤伟。此次奉令入觐，行至阿迷县境，遽遭戕害，曷胜悼惜。谢汝翼着陆军部照陆军上将例议恤，用慰英魂。凶犯何荣昌业已拿获解讯，着唐继尧饬即讯究明确，立正典刑，以申法纪，此令！
　　5 月11 日，云南都督府以现任陆军第一师师长顾品珍为审判长，组成包括12 名高级将校、检察官在内的军事法庭，对何荣昌进行公审。
　　何荣昌承认自己行凶是实。判决书中，指出他被沈得全挟嫌撤差回到昆明，“时谢使在二师长任上，当赴师禀揭。谢未与传质，旋被发（送）模范监，看管20 余日始释。出狱自思，谢为长官，对于军事诉讼，不查不讯，纯用压力毁我名誉，遂蓄意报复。”因而以“挟忿逞凶，戕杀长官”罪名，拟即枪毙。
　　受审被告中，还有何廷栋。七响枪（子弹7 发）乃上年在毕节土匪傅郭德身上缴获的。他对何荣昌行刺的事虽然毫不知情，但以“隐匿没（收归）公手枪，复敢妄自借给业经撤差人员，致酿重案”，拟处监禁二年，交昆明监狱执行。
　　唐继尧批准了军事法庭的拟议，5 月13 日，何荣昌被绑赴刑场，执行枪毙。
　　万揆一
　　“二王刺郑”始末
　　公元1915 年11 月10 日，上午11 时许。尽管阳光灿烂，天气晴朗，人们还是感受到了深秋的凉意。上海黄浦滩头，不时踱过三三两两的游客。外白渡桥附近，行人熙来攘往。桥头附近，出现了两个精壮的青年，他们不时看看佩戴的怀表，目光向四处搜寻着，透露出几许焦灼。看来，他们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人的到来。突然，远处街口出现一辆黑色轿车，飞快地向桥上驶来，两个青年精神一振，快步迎上前去。黑色轿车开到桥头，也许是上坡的关系，速度降低。人们透过车窗，可以看见车内后排座椅上正端坐着一个身着黑披肩、大礼服的胖子。就在这时，有人大叫一声：“就是那一部车！”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青年跃身上前，冲过去对准轿车扔出一颗炸弹，可惜用力过猛，未能命中。轿车司机感到不对，慌忙猛踩油门，企图加快车速，急驰而逃，但已来不及了。那个青年又追近一步，再次投出炸弹，正中轿车尾部，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汽车后身被炸坏，车内的人被震得失去知觉。另一个青年迅速跳上车缘，左手握车栏，右手持枪从车窗插进去，对准后座上的胖子头部连发十弹，顿时把胖子的脑袋打的稀烂。此刻，远处传来了警笛的尖啸，两位青年本可从容逃脱，却再次验明死者正身，见目的已达，放声大笑，立桥头演讲一分钟多，方被闻讯赶来的租界巡捕逮捕。
　　这两位青年是谁？被他们打死的又是什么人？他们是中华革命党人王明山、王晓峰。死于他们枪下的，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上海镇守使、海军中将郑汝成。尽管郑汝成事前曾经风闻中华革命党将有针对他的暗杀行动，因而极为谨慎小心，“为了避开革命党人盯梢，特别绕道并且乘坐汽艇，然后由汉口路换乘汽车前来”，没想到机关算尽，还是在外白渡桥遭到中华革命党人的狙击，中弹殒命。
　　中华革命党人为何要暗杀郑汝成？这要从两年前的“二次革命”说起。
　　郑汝成，是袁世凯的心腹部将，“二次革命”前晋升为海军中将。他曾奉袁世凯之命，以巨款收买了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争取海军在“二次革命”中唯袁世凯马首是瞻；随后，郑汝成由袁世凯亲自派遣，率部进入上海，驻守江南制造局；又在黄浦江面配置了“海筹”等军舰，对讨袁军事的发展构成很大威胁。结果，上海讨袁军在攻击江南制造局时，遭遇到郑汝成督率海军部队的顽强抵抗，“海筹”等战舰也对讨袁军队猛烈炮击，讨袁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只得败退。事后，参加过“二次革命”上海讨袁之战的蒋介石曾总结说：“在讨袁军说来，最大的失算，是未能估计到海军的动向”，而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郑汝成。这是郑汝成欠下的第一笔帐。
　　“二次革命”失败后，郑汝成因镇压讨袁军，防卫上海有功，被袁世凯任为上海镇守使，坐镇东南。他“权谋诡谲，干练多才”，成为袁世凯派驻淞沪地区的忠实鹰犬。袁世凯帝制自为时，郑汝成极力赞助，声称“以一身独当东南各省反对之冲”。为了消除袁氏称帝的障碍，郑汝成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先后有200 多名革命党人遭到逮捕杀害，仅在1914 年9 月的一个月内，就“杀害党人八十七名之多”。孙中山派往上海组织起义的中华革命党员范鸿仙，就是死在郑汝成派遣的刺客的黑枪下。事实证明，郑汝成已经成为革命党人在东南地区最凶恶的敌人，双手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这是郑汝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正积极准备在上海发动反袁起义。负责主持中华革命党东南地区军事行动的陈其美等人认为，上海为东南第一要区，吴淞要害扼长江之口，制造局为后方重地，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但都掌握在海军手中。他们强调：“控制长江的关键在海军”。要想夺取上海，必先控制海军；要想争取海军，须先诛除郑汝成，“逆酋不杀，则上海与海军二者皆不能急图也”！襄赞陈其美军事工作的蒋介石在《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中说：“当以时间迫促，如海军不为我助，则海上交通不便，陆上声威不振，干事殊难有济；若从事于海军，又非自沪入手不可，盖当时最有力量之第一舰队、练习舰队，皆泊于淞沪一带……故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上海不下，则东南难图”。显而易见，中华革命党人要想在东南地区举兵发难，首先必须设法争取驻扎在上海的海军，“而海军当时正在袁世凯的心腹干部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统率之下，号称有精兵十万”。如果能将郑汝成除掉，则可以一举解决海军和上海两个问题。于是，“诛除郑汝成”，就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第一目标”。
　　暗杀计划，立即着手部署。恰巧，当时正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到来。11月8 日，陈其美获悉日本大正天皇于当月十日举行加冕典礼，驻沪日本总领事署将开会庆祝，官居上海镇守使而又仰日人鼻息的郑汝成，当然非要亲往致贺不可。陈其美等决定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将刺客埋伏在郑汝成的必经之地，进行袭击。9 日，陈其美召集革命党人在法租界萨坡赛路14 号开会，周密安排了狙击郑汝成的具体方案，决定于11 月10 日这一天，在郑汝成有可能通过的沿途布置下敢死之士十多人，安徽同志在十六铺，江浙同志在跑马厅、黄浦滩，广东同志在海军码头，分路把守，伺机伏击。
　　最受到重视的，是位于共同租界的外白渡桥。这里为到达日本领事馆的必经之路，而且马路拐弯，汽车必须减速慢行，最便于乘势狙击，所以外白渡桥被列为执行暗杀计划的重点地区。陈其美考虑再三，挑选了精于射击、枪法极准的王明山、王晓峰二人担此重任，期以必成。由于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刺郑不成，不仅打草惊蛇，郑汝成从此会更加戒备，使在上海起义增添莫大困难；而且定会招致郑汝成的疯狂报复，给革命党人带来极大危险。
　　行动前夕，陈其美特地会见了王明山、王晓峰，问道：“欲在沪发难，必先杀郑汝成，故杀郑既所以倒袁，亦既所以存民国也，二君之意谓何？”大家心中都很清楚，暗杀郑汝成的行动危险万分，即便侥幸成功，行刺者生还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但王明山、王晓峰却慨然应诺。他们郑重表示：“郑（汝成）不除，袁（世凯）不孤”，“必誓死以奉公命”！决心以生命诛除国贼，救国救民。
　　接下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悲壮的暗杀剧。
　　王明山、王晓峰被捕后，在法庭上镇定自若，侃侃而谈：“郑汝成助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咸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当法官再三盘问主使人及同党时，二人“坚不吐实”，只是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慷慨陈辞，以身殉国。这种牺牲精神之难能可贵，这种暗杀行动之英勇悲壮，是不言而喻的。孙中山曾深表敬佩地说：“此等气魄，真是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
　　王翔
　　民国史上一个未解之谜——程璧光被刺
　　公元1918 年2 月26 日。广州海珠。
　　一个针对着护法舰队统领、海军总长程璧光的阴谋计划，已经到了最后实施的时刻。当天晚上8 点多钟，随着两声罪恶的枪响，程璧光倒在了血泊中！
　　程璧光，字恒启，自署玉堂，广东省香山县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海军统帅之一。他16 岁入马江水师学堂，毕业后充任“扬武”舰见习生，因是广东籍人，广东舰队初建时，调程璧光任“广丙”舰管带。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程璧光担任领队，率领“广甲”、“广乙”、“广丙”等舰赴北洋会操，尚未返回广东，中日战事已起。程璧光当即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率舰赴前敌”，得到允许。在威海之战中，程璧光在日舰的炮林弹雨之下，“独立‘广丙’舰首应战，自朝起至日中。腹被弹，血染中衣过半，不知也”。最后终因弹尽援绝，北洋舰队被迫向日本舰队投降，程璧光奉命前去与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联络接洽受降事宜，因此甲午战后被撤职离舰，返乡闲居。在此期间，程璧光结识了誓以反清革命为己任的同乡孙中山。孙中山劝他“同任光复事”，他答应了孙中山的要求，并且加入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不久，孙中山策动的广州起义事泄夭折，程璧光为逃避追捕，“亡命海外”，而他的弟弟程奎光则被捕遇害。流亡海外期间，程璧光与革命党人联系渐疏，两年后，又被清政府起用为“监造军舰专员”，赴英、德等国购回“海天”、“海圻”等舰，致力于中国海军的重建。
　　辛亥革命爆发时，程璧光正受命率“海圻”舰赴英国祝贺女王登基。后又“赴美利坚、墨西哥、古巴慰问侨民。中国军舰至远西自此始”。1912年，程璧光率“海圻”舰自欧美归国，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想拉拢程璧光为己所用，对之优礼有加，而程璧光觉察到袁的帝制自为野心，便效法三国时代刘备的故事，“阳为柔谨，日以粮鸟灌园自晦”。实际上，他是坚决反对袁世凯葬送民国、帝制自为野心的，但又感到孤掌难鸣，无能为力，陷入深深的忧患之中，“与人书，自恨不速死”，宁死也不愿作帝制帮凶。
　　洪宪帝制覆灭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黎元洪与程璧光同在晚清海军中共过事，“程尝为‘广丙’管带，黎公以管轮属君，甚相得也”，私人交谊很好。此刻，黎元洪既想依靠程璧光来整顿和掌握海军，又想以程璧光为臂膀来对抗北洋派军人的势力，“以是委任甚专”；程璧光也不负重托，“既视事，尽罢前总统昏制，正身率物，日召诸将以奢情为戒，故是时诸部皆窳败，而海军事独起”，海军重又成为一支独具威慑力量的武装。在其后的“府院之争”中，程璧光坚定地站在黎元洪一边，反对段祺瑞和北洋派督军的专横跋扈。张勋复辟时，他又和全国人民一道声讨张勋和封建余孽的倒行逆施，“与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宣檄以讨张勋”，受到全国舆论的褒扬。
　　1917 年7 月，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程璧光毅然率领部分海军参加，统领第一舰队“移师粤海”，加入护法阵营。“当是时，刘冠雄及海军上将萨镇冰，数以无线电阻海军南行，凡五、六至，卒不能动”，可见其决心之坚，率领海军参加护法运动，这是程璧光一生事业的顶峰。1918 年2 月26日，就在第一次护法运动面临胜败兴废的关键时刻，程璧光在广州海珠遇刺身亡，年方60 岁。“护法诸省闻之，知与不知，皆失声恸”。程璧光被刺身死后不久，孙中山就被迫辞去了军政府政务总裁一职，第一次护法运动也就于此降下了帷幕。
　　暗杀程璧光的阴谋，事先并非毫无蛛丝马迹。遇刺前三四天，程璧光曾经接连收到匿名信两封，把广东海军水鱼雷局局长周淦被撤换一事，归怨于程璧光。信中要程璧光立即恢复前局长的职务，“限于24 小时之内答复，否则就要采取极端措施相对付”。后来，又接到署名地雷队长岑寿樟和自称陈祖寿者的恐吓信，“措辞亦怪诞”。这些匿名或化名信函，“俱用广东水雷局用笺，造语糊涂，意存谩骂”，均有为水鱼雷局局长被撤一事愤愤不平之意。
　　撤换水鱼雷局局长之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护法舰队由上海移师粤海后，驻泊于广州黄埔，舰队将校听说广东海军水鱼雷局局长周淦正患精神病，不免心中惴惴，恐其一时发病，会与护法舰队发生误会，带来麻烦，感到很不放心；又听说黄埔当地学校发生的反对护法舰队驻泊的风潮，周淦也有挑唆煽动的嫌疑，程璧光便与广东督军莫荣新商量，撤了周淦的职。这事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谁知竟引来了一连串麻烦，程璧光“虽不以为意，然不能无疑”，他接信后，当即致函广东省督军署：“此等无稽之言，本不屑与较，惟该员等身为军人，俱有职守，出言负责，岂宜任意诬人”，要求督军署彻查严究。但是，调查结果，水鱼雷局并无岑寿樟、陈祖寿等人，恐吓信究竟系何人所作？究竟是真为周氏鸣冤叫屈还是借题发挥？查无结果，“莫能辨也”。
　　督军署的查办不力，使得事情越发变本加厉，被刺前两天，程璧光竟又接到一份匿名刊印传单，其中诬称程璧光有十大罪状，“语皆不堪入目”。
　　程璧光当即将匿名传单之事公布于海军将校，对他们说：“我之所以南下护法，是为了尽一个国民保卫国家之义务，给我的一切薪俸，我一概不受；生活上之所需，丝毫不从公家拿，谁知竟然还有造谣生事之人，世间的事情真难测度呀！”很显然，在程璧光被刺之前，有些人已经发动了一个诋毁他的形象，对之实行人身攻击的风潮。这是不是将要对他下毒手，实行人身消灭的前奏呢？有可能。
　　接二连三发生反常的事情，程璧光当然不会不起疑心，但他并未真正引起警惕，也未能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有关史料这样记载他疏于防卫的情况：“公（程璧光）性简易，居恒侍从极稀，每见官僚积习，仪卫森严，驺从煊赫，不谓然也。故入粤以来，虽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仍多徒行，间或乘舆，仅一仆从”。他的亲友和僚属常对他说：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他并不当一回事，反而时常说：“我平生没有与人结过仇怨，即使如段祺瑞、龙济光等人，政治上是对头，军事上是敌手，但他们和我的私人交谊也是很不错的。再说，如今我兴义师，除暴乱，纯粹是出于公义而非私斗，即使把我打死，也是无济于事的。倘若我遭遇不幸，为国捐躯，这正是我的夙愿，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所以，他并没有听从亲友的劝告，深居简出，戒备森严，而是仍像往常一样，外出时徒步简从。“不意竟以此及于祸也”！
　　遇刺的当天，程璧光接连收到邀请他赴宴的请柬三张。一张是汇丰银行经理人陈某寄来；一张是省电报局长阮作桢寄来；还有一张是省议会议员苏某送来。由于苏某在船中设宴，泊近海珠，所以程璧光只答应了他。从苏某处饮宴回来，程璧光已经“两颧微赤，似已被酒”，本不打算再外出，但电报局长陈作桢却连连打来电话，一再敦请程璧光赴宴，盛情难却，程璧光虽与陈某素不相识，也只得前往。
　　程璧光遇刺时的情形，知者寥寥，记载也十分简略，令人难以窥见庐山真面目。现将台湾出版《程璧光殉国记》中的有关记载，摘录如下：程璧光从议员苏某的酒筵上回家后，曾往返于秘书室三次，叮嘱秘书把适才收到的来电诵读一遍，指示了处理意见，然后整衣匆匆外出，仆人吴某跟随其后。不过20 分钟，外面陡然响起枪声和人声，仆人吴某飞奔入内，大声叫道：“总长被刺啦！快来人呀！”大家急忙随之奔出户外，吴姓仆人接着说：“我送总长下艇渡河，看到对岸有人向总长发枪。”说话间，渡艇已掉头回到海珠，程璧光正倒卧在艇中。诸人慌忙下艇，把程璧光抬入卧室。
　　这个仆人吴某，可以说是程璧光遇刺时的隔河目击者。遗憾的是他只看到对岸有人向程璧光放枪，至于凶手的身材、打扮、面容，均未见到。
　　程璧光遇刺的目击者，还有两个为他摇船的“疍妇”（广东沿海的一种船家妇女），她们提供的情况稍微详细一些。据说，她们把船摇到对岸后，程璧光踏上水梯，准备登岸，走到最末两级的时候，突然有凶手窜出向程璧光连发两枪。当即听到程璧光高呼：“抓凶乎！抓凶手！”转身欲回艇，但是已经力不能支，全身倾倒于木梯上。疍妇母女把程璧光扶回小船，此时程已奄奄一息了。人们追问凶手作何打扮，疍妇母女说：当时，天已昏黑，景物已难以辨认。行凶者好像有两个人，都是穿的黑色短衣，一副夜行人打扮，埋伏在木栅栏旁，当小艇靠近时，突然冲出，迎面枪击。附近的行人听到枪声后都狂奔散去，凶手即乘机逃逸，转眼不见踪影。疍妇母女提供的情况，比吴姓仆人为多，她们看到了行凶者的服饰、人数和埋伏地点，但这点线索，对于查找凶手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
　　程璧光被刺一个小时后，法国军医加沙布博士对其作了详细的尸体检查，并写了如下的验尸报告：“程总长被击时，一弹由其左体之第四肋骨空间穿入胸部，复由其第五肋骨空间穿出，其胸前及复胸之衣，均为大动脉之血淹浸。查验时，体尚温暖，未僵硬。综以上之观察，可断定总长被枪击后，当即殒命。其致毙之原因，乃一子弹由右向左斜下，贯其心肺，及心之左下房而出。”从枪伤验证情况来看，不可能是从后面发枪，行刺者必是岸上之人无疑，疍妇母女当可排除在凶手嫌疑之外。
　　程璧光被刺后4 小时，警察在距现场木栅码头数步之遥处，拾得6 响左轮手枪一支，“乃美国警察所常用，而市上所稀见者。枪甚新，似向未经用，中尚留子弹四枚，其为行刺程璧光之凶器无疑”。第二天早晨，清道夫陈某在行刺现场约20 步外，看见有一个形状酷似牛奶罐的铁东西，不知是什么，就捡起来用手敲击，只听轰隆巨响，清道夫被炸身亡，附近数名行人也被殃及。“此可断定该炸弹亦为谋刺程璧光用者，凶手见枪中，故遗炸弹逃去”。
　　由这些情况看来，当夜为程璧光摇船的疍妇母女虽说是隐约看见凶手为二人，但此外可能还有数人，埋伏在稍远处配合，如枪击不中，则再投以炸弹，必欲刺杀程璧光方罢休。由此看来，凶手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布置周详，不像是私人寻仇，显然是极有势力者之所为。
　　凶手到底是谁？首先涉嫌被捕者为水鱼雷局局长周淦。周淦被拘留于督军署数十天，经过数次提审和侦讯。既无周某作案的实据，又找不到他行凶的确证，只好宣布无罪释放。此外又陆续拘捕了其他数名嫌疑犯，然而也是“皆以不得要领置之”。追捕凶手的工作，陷于困境。
　　程璧光遇刺身死，凶手久捕不到，引起护法军政府的极大震惊。孙中山大元帅府发出了《缉凶训令》：海军总长程璧光，突于本月26 日午后8 时半，在海珠码头，被凶徒狙击，洞中胸脏，创剧遮殁。该凶徒残害元勋，实属罪大恶极，法无可贷。而该管地方军警，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未能立获正犯，殊难辞责。为此令行该代理内政总长，仰即令饬广东地方检查厅，通令地方军警，一体严缉，务获惩办，以肃法纪，而慰英灵。
　　广东督军莫荣新，也于案发后发布“悬赏缉凶”布告，文曰：为悬赏饬缉事，照得海军总长程璧光，遇害身故，显为敌人所忌，主使凶犯，暗行刺杀。省垣重地，竟有此不法举动，言此深堪痛恨。现下凶手在逃，除饬行军警严密查缉外，合行悬赏缉拿，仰诸色人等，一体知照。如有侦悉此起凶犯确实踪迹，报信拿获，一经讯有确实供证者，即赏花红银一万元，以示奖励。赏银现封存库，犯到讯实，即行提取，决不食言。
　　数月后，赏格增加到5 万元，本来希望以此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效，但结果却“缉凶案悬数月，未得解决”，行刺凶手依然踪迹渺茫。当然也吸引了不少人踊跃提供线索。据说某军政要员，当晚也应电报局长之邀与程璧光同席，比程璧光约早10 分钟渡河，在经过码头木栅栏时，好像看见有两个人突然站起，“迎面逼视”，该要员不免心中疑惑，向前走了几步又回顾，见那二人“似有回避意”，他也未再深究，就自管自走了。当地警察局中也有人报称，程璧光被刺前几天路过码头时，就已经有人在一旁窥伺了。
　　然而，“凡此皆扑朔迷离之词耳”，即使确有其事，也只能说明暗杀程璧光的阴谋是早已在策划与进行的，对于缉捕凶手的工作却难有多大帮助。时人感慨道：“真凶未获，鸿飞冥冥，滔天巨案，破获何时？伤哉！”
　　70 多年过去了，刺杀程璧光的凶手一直未落法网。他究竟是谁？躲到哪里去了？
　　程璧光被刺的原因，也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有些论者写道：“1918 年1 月，两广和滇、黔等省军阀在广州组成‘西南自主各省护法联合会’，同孙中山主持的护法军政府相对抗。他们枪杀了拥护孙中山的海军部长程璧光，并勾结国民党右派议员操纵非常国会。”西南军阀认为海军是当时孙中山所实际能够依靠的军事力量，而孙中山又主要是通过程璧光这个关键人物来联合海军的，除去了程璧光，就等于对孙中山釜底抽薪。显然，这些论者认定程璧光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拥护孙中山”，从而成为西南军阀破坏护法运动的障碍，遭到西南军阀的忌恨，中了滇桂军人的黑枪。
　　但是，征诸史实，这种说法不一定合乎情理。因为程璧光虽是追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的，但是到了广州以后，由于握有两广财政的桂系军阀以供给海军军饷为笼络，他便已由拥护孙中山转而依附桂系了。时人说，“因大元帅府款项支绌，海军人员遂琵琶别抱，转视线于莫荣新。”护法阵营内部，主要存在着三种力量：一是西南军阀；二是孙中山系；三是海军。海军的向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护法海军虽由孙中山动员南下，但孙在广东并无可靠的财源，而桂系则握有两广财政。为了孤立孙中山，西南军阀允诺每月拨10万洋元为海军饷糈，海军遂因此而转向，“先是依违于桂系和孙中山之间，以后更骎骎倾向桂系”，在一系列问题上站在桂系一边牵制孙中山。程璧光曾提议推荐陆荣廷为西南盟主，“主持大计”；而在“非常国会”已经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后，程璧光竟也迟迟不受孙中山委任的海军总长一职，孙中山亲登“海圻”舰敦请也无济于事。这意味着海军不愿直接受辖于军政府，而要保持独立性。在公开场合，海军也很少表示拥护孙大元帅，而仍是要求黎元洪复位，提议陆荣廷出任护法首领。
　　在护法各派的内部冲突中，程璧光采取偏袒西南军阀的立场。西南军阀的一再刁难和阻挠，使孙中山忍无可忍，1917 年底决定以武力驱逐桂系督军，命令海军炮轰督军署所在地观音山。但是程璧光唯恐开罪桂系，拒绝执行，并把海军舰艇都调至黄埔，严加看管，以防孙中山直接指挥海军。某次，孙中山侄子孙振兴乘船运送新兵从黄埔经过，海军竟突然开枪射击，孙振兴当场饮弹而亡。本来，在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之初，西南军阀还因畏惧海军力量面对国民党人“不敢显有异同”，此时海军的表现使桂系顾虑顿消，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破坏护法，督军莫荣新竟然接连把孙中山派出的招兵人员诬为“土匪”，就地枪决。孙中山忍无可忍，再次于1918 年初炮打督军署。鉴于上次海军拒不执行命令，这次孙中山亲率卫队登上军舰，命令海军开炮。谁知第二天程璧光就以擅自行动为由，把执行孙中山命令的“同安”舰长温树德和“豫章”舰长吴志馨撤职，引起护法人士的强烈不满。孙中山把粤军和部分滇军列为尊重军政府的部队，而把海军剔除在外；随后，他又公开批评海军到粤后不肯急进，过于小心，以致使护法运动“以最好之时机，最易之事业，亦不能稍有起色。”
　　南下海军对护法运动所起的最大不良影响，是积极参与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和改组军政府的活动。1917 年底，海军附和桂系，联名发表“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规定以滇系唐继尧，桂系陆荣廷和海军程璧光为联合军事代表，而孙中山则只居一个政务委员空名。这样，所谓“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实际上成了“拥护实力派以抵触军政府的组织”。护法人士称此为“乞降之兆”，章太炎说：“观其条例行事，干预宪法，则是倪嗣冲第二也；预派议和代表，则是李完用第二也”；主张“早应派遣警兵立时解散”。
　　联合会议搁浅后不久，海军又与滇桂军阀和一些投机政客提出“修正军政府组织案”，要求废除大元帅，设多人总裁，实际上是要剥夺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使实权掌握在西南军阀手中。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愤而离穗赴沪，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以往论者多将护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于西南军阀的破坏，当时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的邵元冲则指出：“桂系即使横暴，若海军能坚持护法南下时之主张，则桂系犹将有所忌惮而不敢恣睢。无如当时之海军惟利是附，一经桂系之利诱，即不能自坚其初心，桂系遂益得而为所欲为矣。”
　　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觉悟到，旧式海军“皆无才而多坏”，理解到革命不能依靠陆上军阀取得成功，同样也不可能依靠海上军阀得到胜利，从而产生出“将全国海军根本改革之决心”。
　　凡此种种，都表明程璧光在政见上与桂系并无分歧，显然，程璧光与西南军阀搭档得很好，与孙中山则离心离德，既然如此，滇桂军阀有什么必要采取极端手段暗杀他呢？
　　另一种意见，认为程璧光之所以被刺，是由于他与桂系军阀的权力之争，被时任广东督军的莫荣新买嘱刺客所暗杀。章太炎撰《赠勋一位海军上将前海军总长程璧光碑》文中说：1918 年2 月，“始议改建军政府，以政务总裁易元帅，孙公尚持重，久亦不能违众议。议未定，广东人欲以君（程璧光）为督，而君由是殇也。”又说：当传闻将由程璧光取代莫荣新为广东督军时，程璧光收到了许多善意的警告书和恶意的恐吓信，但他均付之一笑，不以为然，没有加强戒备，终至遇刺身亡。
　　这种看法，同样有懈可击。要程璧光担任广东督军的议论，这并非第一次，在此之前就曾经有过一次。1917 年8 月，广东督军陈炳焜秉承陆荣廷的旨意，逼走了亲近孙中山的广东省长朱庆澜，并处处阻挠军政府的行动，结果护法人士和广东民众强烈要求撤换陈炳焜，陆荣廷迫于众怒，遂建议程璧光继任广东督军，但程璧光却声称无意督军之任，一再推辞不就。据台湾出版《程璧光殉国记》载：陆荣廷曾对程璧光说：“治粤仍以粤人为宜，广东督军的职位，非你程璧光莫属”。陈炳焜和广西督军谭浩明，也都在一旁反复劝说和敦促，但程璧光仍“力谢不敏”，表白道：“我此番率海军南下，是为护法救亡而来，事情如果涉及到个人权位，就不是我所乐意听的了。”
　　一天晚上，程璧光已入睡，谭浩明突然来访，“复以督军事相怂恿”，自称他系诚心推戴，别无他意，希望程璧光千万不要怀疑，但程“仍坚拒，不为所动”。所以才由莫荣新继陈炳焜任广东督军，连孙中山对程璧光的“小心谨慎”也大为不满。既然上次由桂系军阀首脑陆荣廷提议程璧光接任粤督，程都始终不为所动，又怎么能断定他这次就一定会破例呢？史料记载：当传闻程璧光将取莫荣新而代之的时候，实际上是“粤人推戴公之意虽殷，惟公始终不允担任”，并一再支持莫荣新留任粤督。考虑程璧光的用心，“一则欲表示自己绝无权利争竞之意，以为同人倡；一则欲以其全力经营西南大局之发展，不欲以粤事分其精神，此其所以对于粤督一席，屡让不逞也。”这里的分析也许有溢美之嫌，但起码当时程璧光已经看出广东督军一职是一颗烫手的栗子，他不敢也不愿去捅桂系这个马蜂窝。对于程璧光的态度，莫荣新当然是清楚的，也就犯不着担心他来抢自己的位置：况且，在桂系和孙中山系相持并峙的局面下，程璧光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两方面都要争取他，恐怕谁都不至于愚蠢到刺杀他而冒与海军为敌的危险吧？
　　其实，剖析程璧光被刺一案，不能只注意西南军阀的言行，而把北洋军阀完全排除在外。汪精卫在为《程璧光殉国记》作序时说：程璧光率海军舰队南下护法后，北洋政府曾派遣使者来向他“游说万端”，他却坚持说：“如果想要我罢兵息争，并不困难，只要恢复约法、恢复国会就行。”由此可见，程璧光之“与非法者争，为国是而争也。争之不已，而至于与非法者以兵革相见，为国是而兵革相见也。乃至以兵革相见之故，为奸人忌，以至于死，为国是而死也”。程璧光在世，受威胁最大的是北洋系军阀。首先，程璧光与黎元洪关系非同一般。上引《程璧光墓志铭》说：“黎公既践位，锐意完葺海军，知非君无可恃者，又时袁氏余挤犹在，举事数不如意，亦欲倚君为心膂，用以自强，以是委任甚专。君既视事，尽罢前总统昏制”。可见黎元洪起用程璧光，主要目的就是要程掌握海军，结为强援，以与北洋军人相对抗。在黎元洪与北洋军阀的一系列冲突中，程璧光都是旗帜鲜明地率领海军站在黎大总统一边，表现出鲜明的反段（祺瑞）立场。1916 年夏，段祺瑞上台伊始，废弃民元《临时约法》，数日后，海军各舰队暨各舰长即联合通电宣告独立，表示“非俟恪遵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之命令，概不承受”。1917 年5 月，段祺瑞故伎重演，指使暴徒包围国会，殴辱议员，时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立即和其他内阁成员共同提出辞职，使段祺瑞成为一个空头总理。同月，总统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总理一职，北洋督军蠢蠢欲动，企图举兵谋叛。海军闻讯，当即派遣战舰前往安庆江面，镇慑首先倡乱的安徽督军倪嗣冲。这些都表明，程璧光与北洋军阀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海军掌握在他的手里，北洋军阀就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
　　其次，程璧光率舰队参加护法后，对当时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东南沿海省区威胁极大，连北洋巢穴京津也处于海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孙中山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此次率海军主力舰队南来，已操制海权矣”。他自信有了海军的援助，再出动1 万陆军，那么只要10 天就可以打到武昌，把握中原要冲，从而迫使北洋军“非降即逃而已”。
　　海军的南下，加强了护法阵营的武力，曾经支援护法军队攻占长沙，又曾配合护法军征讨福建，并且平定了两广地区与北洋军阀相勾结的叛乱。事实表明，程璧光可能会与西南军阀拉拉扯扯，但他与北洋军阀则是势不两立的。
　　由于程璧光率领海军主力舰队参加护法，增强了护法阵营的军事实力，使得北洋军不敢放胆进攻南方，对他，北洋军阀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当时，北洋军阀派遣许多密探在西南地区活动，他们的间谍报告中对程璧光和海军的动向十分重视，这很可能就是在捕捉对程下毒手的时机。刺杀了程璧光，既可以彻底剥夺黎元洪的武力基础；也可以拆孙中山护法军队的台；还可以在护法阵营内部制造矛盾，挑起争端，以坐收渔人之利；又可以利用刘冠雄等人把程璧光带走的海军重新拉回来为己所用。真可谓是一石数鸟之计！程璧光刚刚被刺，段祺瑞的主要助手徐树铮就立即致电新任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的刘冠雄，认为南下海军失主，势必群龙元首，可能北归，要刘冠雄“务乘此机切实注意，早日下手”。由此可见，刺杀程璧光，正是北洋军阀所迫不及待要做的事。
　　上述推测，不可谓没有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确切的证据，而仅凭推理是不能成为历史的。所以，程璧光究竟为什么被刺，可以说还是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王翔
　　徐树铮谋杀陆建章另有重要原因
　　公元1918 年7 月，北洋炳威将军陆建章被皖系徐树铮谋杀于天津。徐树铮为何敢于“藐视王章，擅杀大吏”？论者多认为，这是因为陆建章“在直系中策划主和”，“反对段祺瑞对南方用兵”。但问题是：当时主和者以及反对段祺瑞对南方护法各省用兵者，不乏其人，而徐树铮却为何单单对陆下此毒手？因此，问题倒应该再深入一层考虑：徐杀陆是不是还另有更重要的直接原因？
　　翻阅史料，《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吴廷燮著）有这样的叙述：（1918 年6 月）15 日，令陆建章既经奉军副司令徐树铮拿获枪决，著褫夺军官军职勋位勋章。（附令文）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山东、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陆军刑事条例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著褫夺军官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据此看来，徐杀陆其因有二：一条是“煽惑军队，希图倡乱”；一条是“在沪勾结乱党”。第一条显然是指陆为冯国璋总统府高等顾问时出谋划策，搞“和平统一”，鼓动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等发表主和通电，使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严重受挫；还有策动冯玉祥部在武穴停兵，通电主和。
　　这段历史论述者颇多，不必多说。关键是第二条，即所谓“在沪勾结乱党”，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勋失败后，倪嗣冲转舵快，投靠段祺瑞，得以复任安徽省督军兼长江巡阅使。他把张勋的定武军一口吞并，改番号为“新安武军”，一时军力大增，更加飞扬跋扈。尤为猖狂的是，他以缉捕乱党为名，在安徽各地，纵兵大肆屠杀原淮上革命军官兵及其亲属，扬言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
　　那时，有不少淮上军的中高级军官被迫亡命上海，他们时有联络，对倪嗣冲祸皖罪行深恶痛绝，表示不能再安居上海一隅，决心返归江淮复兴革命，驱逐倪贼。但苦于茫茫无主，恰巧这时柏文蔚（原革命军第一军长、安徽都督）为奔父丧路过上海，大家就公推他出来主持反倪军事。柏义不容辞，遂派潘赞化赴湖南，与湘粤联帅谭浩明、湘军总司令程潜接洽。谭、程表示支持，决定将粤军张韬部及湘军叶开鑫一部共4000 余人，拨归柏文蔚指挥。柏文蔚很是兴奋，准备亲自去湖南带兵。这时，他突然得知冯玉祥的部队在武穴停兵、通电主和的消息，经与上海诸同志相商，决定派代表与冯玉祥联络。
　　此事，在他的《五十年大事记》第26 节中有所透露：闻冯玉祥之一旅，由滁州移驻武穴，就近派代表一观究竟。据回报，冯为有心人，但深沉不外露，倘我军达到汉口时，彼必表同情而响应，以目下情形揆之，不可操之太急……
　　就在柏的代表与冯会谈后不久，1918 年3 月间，陆建章突然由京秘密抵沪，同时来的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人，即刚获特赦的孙毓筠（孙是安徽寿县人，为第一任皖督）。他们抵达上海后，就秘密地与革命党人柏文蔚、王庆云（原淮上军总司令）、袁家声（原淮上军副总司令）、岳相如（原淮上军军统、淮河水上警察厅厅长）、管鹏（柏文蔚任皖督时的内务司长）等多次见面，商讨对付倪嗣冲的办法。经过协商，决定组建“安徽讨倪军”，推举陆建章为总司令，袁家声为中路司令，岳相如为西路司令，王建芳为东路司令，薛宜民、毕靖波、程华亭、廖传铭、李厚生、姚铁铭、陈亚东为团长。
　　后来向全国发出了通电，联名签字的共34 人，他们是：陆建章、柏文蔚、孙毓筠、王庆云、常恒芳、管鹏、陈紫枫、王建芳、李雨村、徐书田、崔子修、孔玉堂、韩建堂、张瑞生、张绍武、韩持泉、李悦亭、李卓才、傅让泉、岳相如、袁家声、吴明寿、薛宜民、廖传铭、毕靖波、李厚生、姚铁明、陈亚东、唐麻根、程华亭、常保盈、廖梓英、李小南、张仲掖。
　　这个消息，1918 年3 月22 日的《申报》是这样记载的：讨倪军现已组织完备，已推定炳威将军陆建章为讨倪军总司令，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为副司令，其联合兵力约二万人以上。
　　毫无疑问，讨倪军的出现有力地打击了倪嗣冲的嚣张气焰。那时，安徽各地的讨倪军（有的地方称“护法讨倪军”）忽然揭竿而起，与倪军展开激战。除紫枫、李雨村率领的讨倪军联合含山县团防共约3000 人，一举攻占县城，释放囚犯，宣布独立。邻近的和县、合肥、来安、天长等数县城，纷纷告急。据史料记载，倪嗣冲在3、4 月间，多次赴京、津面见段祺瑞、徐树铮，请示皖事之处置，开始对讨倪军大举围剿。由于冯玉祥旅未能赴皖参战，讨倪军势单力薄，终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倪嗣冲把讨倪军镇压下去后，余恨未消，决意非铲除讨倪军总司令陆建章不可。程华亭先生的《倪嗣冲攫权祸皖片断》（载《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陆建章在天津被害，就是倪嗣冲找徐树铮下毒手的。”
　　夏侯叙五（第56 页图为柏文蔚照片，第57 页图为倪嗣冲照片）
　　刺宋（教仁）案犯洪述祖的结局
　　洪述祖是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的内务部秘书，1913 年暗杀宋教仁案的指挥者与部署人。
　　说起此人，原非无名之辈。他原籍江苏常州，是前清乾嘉时代大名士洪亮吉的后人。洪亮吉曾直言上书批评时政，轰动朝野，至今仍传为美谈。可洪述祖却是个不肖子孙。他生于1859 年，清朝末年做过直隶候补道，跟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拉上了关系。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出山担任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洪述祖默察时变，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曾通过唐绍仪给袁上了一道秘密条陈，建议在清政府与革命军之间玩弄手法，居于调人地位，从中渔利。此说正合当时袁的心意，袁对此条陈虽不便直接表示，却全数采纳了。从此以后，洪述祖就成了袁的谋臣策士。后来袁世凯政权建立，任命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于是洪成为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心腹死党。
　　1913 年初，袁世凯的独裁野心日益膨胀，为了清除革命党人，于3 月20 日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暗杀宋教仁案。执行袁世凯此次暗杀任务的挂帅人物是内阁总理赵秉钧，而担任部署、组织与直接指挥工作的就是洪述祖。
　　“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上海报刊很快就揭露了全案的事实真相，其中包括洪述祖秉承袁世凯、赵秉钧旨意，向上海应桂馨等凶手下达的指示与命令。至此洪述祖及其主子的阴险凶残面目暴露无遗。为了逃避罪责，遮人耳目，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洪述祖从容不迫地逃离北京，来到青岛德国占领区，以避风头。1913 年5 月3 日，他还公然发出通电，吹嘘他在辛亥年“协助唐绍仪建立共和有功”，诬蔑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并无耻地为他们的暗杀活动辩护说：“毁宋仅欲毁其名，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袁世凯独裁政权垮台后，洪述祖在青岛托庇帝国主义蛰伏了几年后，终于静极思动，于1917 年化名张皎安潜赴上海活动。哪知他的行踪早被革命党人侦知，一天在马路上被宋教仁的儿子、年仅十五岁的宋振吕和宋教仁的原秘书刘白抓住。宋、刘将洪扭往上海法院，提起公诉。后来按照法律程序，转往北京地方法院审判。
　　在铁的证据面前，在全国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地方法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进行审判，最后只是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述祖认为判刑太重，提起上诉。北京高等法庭于1918 年12 月12 日宣布维持原判。刀笔吏出身的洪述祖却百般狡辩，以为在北洋政府中有亲朋为之说项，因而有恃无恐。他再次向北洋政府的最高法院——大理寺提起上诉。然而狡诈一生的洪述祖这次看错了形势，当时已是1919 年初，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空前高涨。报刊舆论对北洋政府庇护“宋案”杀人犯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此时，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也再次向北京高等检察厅提出控告。
　　因此，北洋政府大理寺被迫以终审判决判处洪述祖死刑，于1919 年4 月5日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分监执行。
　　北洋政府判洪述祖死刑后，为了让他能保持完整的尸体，决定施用绞刑。
　　行刑的绞机系由法国购进的洋式刑器，监狱当局用狗先作了试验，后又绞决了两名犯人，“均甚得法”。于是在4 月5 日上午10 时45 分将洪述祖押上绞机。洪述祖刚套上绞索，绞机的立脚之板即被抽去，因洪的身体过于肥胖，脖颈支持不住他的全身重量，很快颈断头落，身躯坠地，鲜血直喷。执行官吏与监督人员惊呆了，立即请示司法部。司法总长与典狱长亲到刑场考查洪身首分离之原因，最后只好请来北京医学堂的三名学生，将洪的首级缝合到颈脖上，再贴上硼砂膏，第二天让其家属领回收殓了事。
　　这就是洪述祖的最后下场，这年洪恰好是60 岁。
　　经盛鸿（第61页为宋教仁照片）
　　“沈祖宪案”内情
　　陶菊隐先生所著《袁世凯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书中撰述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有史实依据。此书第37 回写道：“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八日，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派人逮捕了内侍勾克明，同时被捕的尚有内史沈祖宪等十余人。”袁世凯为何逮捕沈祖宪，书中语焉不详，只作简要注释：“沈祖宪随袁二十余年，此次无端被捕，释放时坚决不肯出狱，袁世凯派人慰问并伴送回宅”。唐人著《北洋军阀演义》在第17 回里，虽用了一定篇幅叙述此案，但细读之，令人生疑。为了弥补信史之阙，笔者于1992 年走访了沈祖宪之子沈伯乐。
　　伯乐生于1907 年，曾任《中国围棋》月刊主编。接受采访时，已86 岁，思维敏捷，京话流利，谈锋甚健。他坦然地告诉笔者，《袁世凯演义》中提及的“沈案”的“主犯”即是他先父沈祖宪。案发时，他虽年幼，却也亲身经历，尔后又从其父以及族兄的谈述中得知经过。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细节渐渐地淡忘了，现在能够记起的只是一些片片断断，或可为研史之助。以下是他提供的史实。
　　沈祖宪（1852—1932）字吕生，祖籍浙江绍兴，同治年间优贡出身。在袁世凯奉命于天津小站练兵时，沈即在袁所成立的武卫右军总部下的编制中任文案（等于秘书），同僚有阮忠枢（后任秘书长），言敦源（后任内务次长）等。袁世凯任大总统前，沈始终尾随，充当首席秘书。长期住在府内，办理机要事务。《演义》中称沈为内史，是指袁称帝，将秘书厅改称内史监，秘书也就随之改称内史。
　　1908 年，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于洹上村养寿园，沈亦随同前往，经常与袁以诗唱和，后印有《圭塘唱和诗集》问世。沈还跟吴闿生一起撰写《容庵弟子记》，容庵乃袁的别号。由此可见，沈祖宪和袁世凯的关系非同寻常，但由于袁世凯为人疑忌成性，遂酿成“沈案”的发生。
　　1916 年1 月18 日，沈祖宪突然被捕，随之其家被查抄。沈家住在羊圈胡同8 号，那天，沈伯乐随乳母王氏到前门外买灯，回来走到西华门老爷庙后，一位好心的邻居悄悄地跑过来叫他们暂时不要回去，家中出了事。刚进胡同，就有便衣问他们是哪家的，王氏随机应变地口说是7 号贺家的，于是便瞒过了便衣，来到了贺家。贺家主人叫贺子才，他是沈祖宪提拔起来的公府办事员。贺子才告诉他们：不知为了什么事，今天一早来了一批军警，把沈家男口30 余人全部逮捕。第二天，贺子才又外出打探消息，据说是为了泄密“二十一条”的事。这时，京师步军统领江朝宗所部的军警，已驻防在沈家门外，监视着家人活动。事发三日后，沈家的仆妇经过允许，可以上街购买食物和生活用品，她们乘机到贺家告诉沈伯乐说：家中客厅、花园以及室内地下墙壁都被挖掘。又过了几天，沈伯乐的族侄沈进美第一个释放回家照料家务。此时，京城新闻媒介谣言纷传，说什么“被捕沈家多人越狱”。
　　这期间还因此而发生军政执法处长雷震春（袁世凯的儿女亲家）打江朝宗耳光一事，朝野上下传闻甚广。事情是这样的：沈租宪被捕不久，雷曾问江为什么无真凭实据擅捕高级官员？江吱吱唔唔，不予正面回答，双方发生争执，雷出自一时气愤，打了江的一记耳光。这是当时社会上一种流行的说法。另外一种议论是：有关“谋逆案件”的处置，应由军政执法处管，而江的所为显有越俎之嫌，雷打江是发泄不满情绪，平白为“沈案”添了一段笑话。
　　同年二月初三，驻在沈家的军警开始撤离，第二天上午，沈祖宪由袁的特派人员伴送回府，接着，随之被株连的族人也都被释放。一桩轰动京城朝野的“沈案”不了了之。
　　对此，当时《亚细亚报》的报道可作佐证：“沈句系有人诬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传询，并非被捕，现已讯无他，故即于昨日释出”。
　　沈祖宪回府后非常生气地向家人叙述：1 月18 日上午9 时许，他正在家中，家人崔喜禀告，江朝宗派人来请，他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因平常总是江来见他，这次请他前去必有事故，所以他走出院门又回来加穿一件狐皮袍子，由来人伴随坐上了汽车。车驶进步军统领衙门，被让进一间小屋，江朝宗始终未露面，事实上他被幽禁起来。第二天有人来，他问为什么把自己弄到这里来，来人说沈泄露“二十一条”，私通孙中山。他内心惊诧之余，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一概不知。
　　沈伯乐族兄沈叔甄释放归来向家人叙述他们被捕入狱。曾提堂审问多次，反复追问结社谋反之事，他们同样是无从回答。
　　所谓沈祖宪盗卖“二十一条”给外国使馆，纯属袁氏猜忌。与日方商订条约的会谈记录，确由沈保存，但沈根本没向外界透露实情，更没盗卖。沈祖宪私通孙中山阴谋杀袁，也纯属子虚乌有。据雷震春和傅增湘谈及，沈素喜每周与同僚在沈家小花园举行“蝴蝶会”，每人在会期携带七样食品，置于七格盒内，状如蝶，故名。于是以讹传讹，竟将“蝴蝶会”变成了“无敌会”，为革命党的一个秘密组织。沈祖宪被捕前，尚不知有此事，何乃瓜葛之有！袁氏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广遭民众反对，草木皆兵，故加强特务统治；而步军统领江朝宗，邀功心切，秉承主子意旨，强化京师治安，一时捕风捉影，毫无实据，遽而发难，遂出现“沈案”事件。
　　沈祖宪回府次日，接到袁克文（袁的第二个儿子）的一封慰问信，此信沈伯乐保存多年，40 年代末于镇海失落。信中大致说：“先生（沈祖宪）在我家幕中多年，手无缚鸡之力，岂能拔手枪而掷烈弹乎？言之不答，几误高贤……”。信中还赋诗道：“……岂将薏苡误明珠，……周侯肖相冤终洗，……”
　　此信曾于1935 年登载在上海的《社会日报》上。
　　不久，袁世凯大封官爵，准备登基。下敕封沈祖宪为“上大夫少卿衙奏事处总管大臣”。沈的朝服都做好了，只差帽子未制成功。旋即袁氏倒台，沈祖宪也宦海沉船，闲居家园。
　　桑盛庭（第65页图为穿着祭天礼服的江朝宗）
　　一双碧玉镯累及一位实业家——蒋范卿之死
　　公元1920 年前后，云南省会昆明，枪决了一个从香港引渡回滇的犯人。罪名为“投匪入伙，为害闾里”。
　　枪响人倒，曾在云南近代史上创造过几个“第一”、对省内电影、戏曲以至水上航运等事业起过一定促进作用的这位前实业家，由于一念之差，过早地结束了他曲折而富有传奇意味的一生。遗憾的是，由于文献资料仅片断存留，当事人确切的生卒年月和犯罪详细内情，都已经无法查清了。
　　死者蒋范卿，名楦，生于清光绪初年，是滇南建水县曲江驿的富室子弟。
　　他的死，与一双价值连城的碧玉手镯有一定关系。
　　在叙述这段旧事之前，有必要略提一下蒋范卿在民国建立前的经历。
　　新兴事业的开创人蒋范卿自幼喜爱美术。照相机刚传到云南，他就学会了摄影和冲晒技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 年）以前，他从家乡来到省城，在风光旖旎的“海心亭”（翠湖公园旧称），买下一块地皮，建盖楼房，开起了“水月轩”——云南第一家照相馆，兼带替顾客画炭精像。他头脑灵活，信息感强，留声机（唱机）外传入滇后，水月轩中就增加了发售唱机、唱片的业务；清廷改良学制，废书院设学堂、增加新学科，他又采购一些教学学习用品，兼带售卖。于是，水月轩成为云南第一家文化用品综合商店。
　　在远赴沪、港办货之际，蒋范卿看过作为新兴事物的电影，认为和摄影相关，因而购买了一部放映机和10 几卷拷贝。
　　最初，他和弟弟蒋朴，晚间放电影欣赏。不久就对外营业，把供照相顾客休息的大厅作为放映场。观众付钱后进场看电影。后来，又购来包括1904—1905 年日俄战争纪录片在内的几十部拷贝，在正对水月轩的湖滨，创办了云南第一家凭票入场的正规电影院。
　　且看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1907年1月16日）蒋范卿在《滇南钞报》刊登的广告（连续刊登了半个月）：滇南水月轩启事本轩在滇照相多年，屡蒙官商赏识，无待喋喋。近又在上海购到各种照相大小机器、药料、嘹亮留音机、镀金“山埃”镪水、学校用品、测量绘图仪器等物发售。诸尊光临，请到海心亭对门本轩面议，价值格外从廉。
　　又：本轩现放之“奇巧活动电影”，今又由西洋添办更奇数十场。其中火车、轮船、人物、鸟兽，生动活泼。又有日俄战景，枪炮轰击、烟雾腾天，恍如身入战场，令人惊心动魄。本轩不惜重价，购运来滇。拟待明年新春（按指春节，1907 年2 月13 日为正月初一），在本轩对门起盖场院开演，每位收银三角。凡欲赏识， 请先期购票入场， 幸勿自误， 特此预白。
　　主人谨启。
　　宣统二年（1910）6 月，云南劝业道道员刘孝祚发起，由招商委员胡绍章出面，在省城筹办戏院（最初称茶园）。蒋范卿首创放映电影获得成功，因而被邀参加筹办。戏院定名云华茶园，是为云南第一座戏园。茶园采股份有限公司制。总理一职，股东一致拥戴胡绍章兼任。蒋范卿则被推举担任具体主持业务的协理。他决定，戏院演出，以省内犹未公演过的京戏为主，附设茶室，则用鼓书、杂耍来助兴。且亲自到上海、天津等地邀角。
　　次年4 月，云华茶园开业。初十日（1911 年5 月8 日），首批到滇的京角登台献艺，大鼓、杂耍也分别表演。揭开了“京剧入滇”、“鼓书入滇”历史的首页。
　　蒋范卿精力充沛，在主持戏院的同时，又开始筹办滇池航运事业。这个时候，距云南武装起义——“重九光复”，只有4 个多月了。
　　民国初官办工厂的总理清末，云南劝业道为发展地方实业，投资买来一批机器、车床，开办了云南劝工局，尝试着进行五金、化学等各类生产。
　　劝工局总理王昌不善经营，办厂毫无成绩。民国建立后，共和政府接收该局，仅有搬不定的机器、车床，和大量堆放在仓库中的滞销产品，流动资金一文莫名。实业司长吴琨，急于物色人才，来主持全局工作。民国元年（1912）4 月，他想到了已经成为实业界名人的蒋范卿。
　　蒋范卿到劝工商看了几次，答应为共和政府效力，建议由政府拨给龙圆1 万元，到上海添购机器，聘请各科技师来滇，另外令行省内各县，派人前来学习，学成后返回原籍，开办实业。一面设法推销存货，收回积压资金。
　　此时，蒋范卿已从越南买来小火轮一艘，积极创办水上客货运输。既然要到劝工局工作，就不能分身再搞航运。因此要求政府投资，兴办官商合股的轮船公司。经吴琨同意，拨给2000 元。于是，民国纪年后云南第一家官商合办的滇济轮船公司成立，昆明到昆阳（今晋宁）的水上航线开拓出来了。
　　不过，蒋范卿不再具体负责经营，而是出省替劝工局采办机器、原料去了。
　　1913 年8 月，劝工局改名云南模范工艺厂，蒋范卿成为该厂的总理。在他领导下，业务蒸蒸日上。厂内设金工、化工、电镀、陶瓷、织染、缝纫、竹木、藤器八科，分科生产，模范工艺厂成为云南第一家规模最大的官办综合工厂。
　　蒋范卿把接收下来的积压产品，写明用途、价格，编成目录，分送各处，借以推销存货。还在社会上公开发售彩票（奖券），定期抽签开彩，用降低价格的滞销货，来充抵彩金，结果真的收回了一部分积压资金。云南政府部门第一次发售彩票，又是他的首创！
　　当上工艺厂总理后，水月轩的照相、画像（还从上海请来了牙科医生，代客镶牙）业务，蒋范卿交给蒋朴经管，对影剧也不再插手。1914 年初，他由滇赴沪不久，忽然急电蒋朴，要求把抽得出的资金，全部迅速汇往上海，他有急用。
　　原来，蒋范卿在黄浦江畔，又开创了一项新事业。1914 年4 月11 日，昆明《共和滇报》刊出了《滇南水月轩主人在沪上创设座庄商号启事》。《启事》说：他在上海四马路书锦里口，拥有“阅报室、会客室、寝室数十间”，办起了个小停云馆。欢迎家乡父老经商或游历途中经过时，下榻馆内。他代报关、上税、运存货物、代购车船票。
　　蒋范卿此时，已经萌生了在上海谋求发展的心意。同年初夏，小停云馆开业不久，他让聘请的帐房先生照料店务，带着为工艺厂采购的一批原料，返回昆明。
　　在昆明，蒋范卿碰到一桩意外的事，完全改变了他此后的生活道路！
　　碧玉镯招来的后患1914 年6 月，巴拿马出品协会云南分会，和云南省第一次物产品评会，在昆明南城外公园联合举办展览。其中的古玩馆，专向省会绅商，征借珠宝玉器、字画古币，作为非卖品同时展出。云南实业司为主办单位之一。作为司属工艺厂总理，蒋范卿奉命选送厂制精品，实业司也要求他把家藏古玩，酌送一两件到会，参加展览。
　　蒋范卿义不容辞，立即吩咐工艺厂选送产品，还把家中的一双碧玉手镯，借给展览会陈列。
　　这副镯头，通体碧绿，滑润欲滴。内行一致赞为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
　　它乃清宫之物，原由慈禧太后赏给大学士李鸿章，后来归李氏侄儿李经羲所有。宣统三年九月初九日夜间，革命军炮轰云贵总督署。时任总督的李经羲，携眷仓惶出走，忙乱中失落了碧玉镯和一副翡翠帐钩。镯子不久被蒋范卿重金买下，收藏起来。
　　展览会上，碧玉镯引起了广泛注意。云南督军唐继尧有个族人，当时担任司令要职，闻讯后亲临古玩馆，一看之后，爱不释手。当即派出副官，前往工艺厂找蒋范卿，表示愿出1 万银元，购买他的镯子。
　　蒋范卿得知唐司令要买碧玉镯，大吃一惊，深悔不该把镯子借去展览，惹来麻烦。他为人正派，不会趋炎附势，更不想飞黄腾达，于是婉言回绝。
　　谁知此后10 来天中，司令部天天来人，要求蒋总理务必割爱“价让”，但连续碰鼻而去。
　　展览会刚一结束，蒋范卿就索回玉镯，借口赴港购料，动身离滇。起程前，还向实业司递上了辞呈，请求辞去工艺厂总理，并委托厂庶务员办理交代。他决心回到上海，全力经营他的小停云馆。认为一了百了，不干公家的事，人又远在沪滨，唐司令纵有权势，毕竟鞭长莫及，其奈我何！
　　然而，蒋范卿想错了。
　　祸从天降回到上海还不到一个月，蒋范卿收到蒋朴一封快信。弟弟告诉他，辞职已经获准。可是，继任者却指控他亏欠了6000 多元的公款，必须追赔。蒋朴要求哥哥，短时期内别回云南。
　　事隔不久，蒋朴又托一位赴沪游览的同乡，到书锦里找到蒋范卿。告诉他：唐司令派人来过水月轩，说是只要交出那双碧玉镯，亏欠公款的事就一笔勾销。还可以等待机会，将来保他当上实业司长。蒋朴问哥哥，交不交出镯子？
　　这一来，蒋范卿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时就告诉来人，玉镯让他妻子收好，决不交出。等冷静下来后，立即给蒋朴写信，指出云南旧势力很强，唐某得不到镯子，恐怕不会甘休！要防止对方仗势压人，借故前来抄家。他建议弟弟，分一部分资金出去，另起炉灶，免受牵累。蒋朴依言，很快就另购房屋，开起二我轩照相馆，表示和哥哥分家了。
　　事态继续扩大。云南审计分处、财政厅、高等审判厅，都认定亏欠公款是真事。蒋范卿在上海多次函呈云南巡按使公署（按为省长公署的前称），力辩并无其事，但毫无作用。他一气之下，病倒了。
　　1915 年8 月17 日，《共和滇报》发表了题为《又亏八千余元》的消息：“模范工艺厂前总理蒋范卿，月前具禀巡署：该总理‘赴港、沪采办机器，甚为清白。所有帐目，均具报有案。请委员彻算’等语。经巡署饬前财政厅长委员核算。嗣闻前财政厅长详复巡署称：“前审计分处指驳有案之六千余元，应由该总理赔缴。’当经巡署饬高等审判厅传票追缴。兹又闻，清查该厂帐目委员王懋昭君详报巡署称：该总理任内亏折银，约在八千余元云。”
　　高审厅处理过程中，传讯蒋范卿到案。他请求由弟弟蒋朴出庭申述，没有获准。高审厅接着把全案发交地方审判厅执行。结果，水月轩房屋设备实行假扣押，同时函请建水县公署，查封蒋家财产，“准备折抵”！
　　水月轩被“假扣押”后不久，1915 年12 月25 日，云南首义护国讨袁。
　　不久，昆明地审厅撤销，积案移交昆明县公署处理。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了。
　　1916 年4 月，云南司法厅查出蒋范卿的旧案，指令昆明县追缴欠款，“按律详办”。结果，水月轩正式没收充公。其时，人事沧桑，唐司令已调职另有高就。传说执行“假扣押”进行搜检，从蒋范卿妻子身上搜到了碧玉镯，此镯最后还是归于觊觎者手中。没有了“幕后原告”，本案也就收场了。
　　1917 年初夏，一直病在上海的蒋范卿，结束了小停云馆业务，重返昆明。
　　当他不只一次路过水月轩，看到旧日的发迹地，已经成为“云南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办事处”的时候，心头产生了异样的感觉。他憎恨诬陷他、使他倾家荡产的人，他要报复！
　　投入绿林
　　蒋范卿在昆深居简出，性格变得沉郁起来。旧友们得知，他并未住在弟弟家中。他的行踪，连蒋朴都不清楚。1918 年初，省会警察厅破获了一件伪钞案。传说在逃主犯，就是当年放电影和开戏院的蒋老板。旧友们虽然知道蒋范卿研究过印刷，可却不敢相信他会那么干。
　　云南当局不断滥发钞票，地方纸币信誉一落千丈。官方诚恐发布破获伪钞一案的详情，会使一般百姓更不信任钞票，因而讳莫如深。
　　1919 年1 月19 日，昆明《滇声报》，登出了一则夸大了的消息，使得人们大吃一惊：
　　……水月轩主蒋范卿，在模范工艺厂总理任内，挪亏公款甚巨。后经官府追缴，家事逐渐零落。去年，伪造纸币之案事发，逃回曲江，勾结匪类，自为首领，由通海、河西一带，分途劫掠，党已千人，附近各县受扰。日前，由省派军队一连，前往剿办。
　　蒋范卿为匪的实情，后来是在他被枪决后，由全省警务处的“内部人士”透露外传的。原来，他从昆明去到曲江北方近百里的通海县，投奔在该县县郊安营扎寨的大土匪吴学显。吴学显和他有同乡之谊，也知道这是个有用的人，欢迎他入伙，把他当成个“谋士”对待。
　　过了短时期打家劫舍的绿林生涯，吴学显筹集了一笔资金，请蒋范卿到香港制造伪钞。他说，把伪钞运到滇南，购买大烟，贩往沪、港，售卖后蜇回越南，向法国购买军火来充实军力，这样，就可以加速搞垮唐继尧。
　　蒋范卿听说能加速搞垮唐家，欣然应命，离滇经越转港。
　　富滇银行年头发行了新的五元大钞，不到半年，市面上就流通着新的五元伪钞。而吴学显匪部，枪多弹足，西犯河西、南掠石屏。滇南许多县、镇，被他扰得鸡犬不宁。
　　不断发现伪钞的事，使唐继尧感到十分恼火，责成省会警察厅，火速缉拿伪钞制造犯。
　　警厅和银行会同对伪钞进行了研究，那精美乱真的印刷技术，决非云南本地能有。他们肯定，印制地点不在上海，就在香港！
　　引渡归案省警务处决定，先就近去香港探查。警方派专员余冠群，带着年轻侦探柳遇春，会同银行行员刘青藜，一道动身赴港。
　　滇越铁路沿线，蒋范卿帮同吴学显制造伪钞的风声早已外露。柳遇春在边境河口，还从一个回家的曲江老乡处，探得蒋范卿在香港的住址。但等他们在香港住定、按址往寻时，却没有这个人。
　　半个多月间，余冠群等三人天天四出，找云南同乡打听。终于获知，蒋范卿在香港，没有忘记水月轩，因而改名为江月轩。这一来，果然把蒋范卿找到了。
　　余冠群办事老练，先化装拜访“江先生”，和他交上朋友。很快就弄到几张五元伪钞。经刘青藜仔细鉴定，确和昆明所发现者一模一样。在这段时间内，柳遇春也探悉了印伪钞的秘密地点。
　　唐继尧得到报告，亲自过问此案。指示银行，让刘青藜留港工作，继续监视蒋范卿；余冠群和柳遇春即刻回昆，面呈侦察详情。另由“特派交涉员”
　　徐之琛和英国领事接头，要求不日协助缉拿蒋范卿并引渡归案。
　　在英方协助下，蒋范卿就逮，连同大批伪钞成品或半成品，引渡回滇，没有多久便定谳了。
　　云南当局出于前述原因，惧怕全案真相公布后，会动摇人心。因此，仅以“投匪入伙，为害闾里”的罪名，处以极刑。
　　云南自来水公司正式成立后，迁出水月轩。这个地方，接着成为军人俱乐部性质的陆军偕行社社址。蒋范卿伏法后不久，他有位身在军界的旧友，一次登上水月轩二楼。面对湖光山色、景物依旧、人事全非的自然环境，联系蒋范卿的遭遇，感慨万端，从而写出一首古体诗。但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又改为一首看来像是单纯咏景的七律，署笔名发表于1920 年4 月20 日的《滇声报》，题为《庚申春日水月轩楼上闲咏》。诗曰：三棵五棵倚墙柳，一技两枝隔院花。北山南向当轩立，东水西流绕屋斜。时见翠湖飞白鹭，偶看绿树宿乌鸦。赏心只到无心处，风在林梢月在沙。
　　万揆一
　　六十年前刺杀邓铿的凶手是谁
　　广州血案公元1922 年3 月21 日傍晚7 时许，一列从九龙开广州的火车缓缓驰进广州车站，一位身穿戎装，年纪30 开外的军官，昂首阔步和旅客一起步出车站大门。正准备登上前来迎接他的一辆黑色轿车时，突然从旁边闪出一个帽檐遮脸的大汉，向他举起手枪连发两枪后，迅速混入混乱的人群中逃跑了。他立即倒在血泊中，车站内外顷刻大乱。这位被刺的军官是谁？他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
　　邓铿没有死，他挣扎着爬了起来，走到汽车房，命令司机迅速送他到粤军总司令部去。车到总司令部里，一时大乱，人人惊愕万分。邓铿尚且清醒，但已预料到难以救治，对他的夫人李慎逸说：我虽然学识和才能不如朱执信，但是我和他是同样坚信革命；朱执信先我被人暗杀，我现在也遭人暗杀，真是天不能容好人啊！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立即出来，表示大惊失色，命人用汽车送往法国人开的韬美医院抢救。经检查，邓铿身中两弹，一颗子弹中下腹部，未及要害，一颗子弹中上腹，射穿胃部，腹内大量淤血，并已感染。
　　经抢救无效，于23 日清晨5 时不幸身亡，年仅38 岁。
　　当时凶手并未抓获，而且并无蛛丝马迹可寻，一时新闻界发出一连串可疑的消息，并进行种种的猜测和传闻，终无一个可靠的头绪。那么这次刺杀邓铿的凶手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刺杀邓铿？
　　邓铿为何被刺邓铿曾是陈炯明部下。辛亥武昌起义后，邓曾在广州的副都督陈炯明手下任陆军司长，负责收编各地分散的军队。邓把军队扩充到三个师，建立了粤军。陈炯明怕邓铿权力过大，不久将他调到海南岛去任琼崖镇守使。后来桂系陆荣廷的势力伸到广东，邓因不满桂系军阀在广东的胡作非为，被迫出走上海，以后又到过日本。
　　邓铿于1913 年讨伐袁世凯的斗争中认识了孙中山并追随他革命。1918年孙中山到广州成立护法政府，被推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福建。邓铿率粤军主力第一师首先攻取了福建漳州，并成为粤军的根据地。不久，由于桂系和滇系军阀的捣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1920 年孙中山再次联合陈炯明，以驻闽粤军为主力，对付桂系军阀陆荣廷，桂军组织三路军队企图先发制人，向福建进攻，均被粤军击败。粤军反攻入粤，很快攻占了广州。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后，组织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邓铿为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1921 年孙中山亲自指挥粤军西征，彻底打垮旧桂系陆荣廷势力，邓铿把自己第一师的一个团交给孙中山作为卫队，让第一师中最可靠的团长陈可珏当孙中山的卫队长。这时陈炯明曾随军到广西，邓铿留守广州，广州的一切军事大权曾由邓铿负责，孙中山在广西十分放心。西征军的一切粮饷、弹药供给，也靠邓铿支持。他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追随者、拥护者和支持者。邓铿被刺的时候，孙中山正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并准备出兵湖南。消息传来，孙中山万分惊愕，不胜哀悼，立即发唁电到广州曰：“仲元遽以创死，伤哉！平时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前途之望，正复无量！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
　　孙中山感到邓铿遇刺，影响到当时的北伐大计和整个的革命事业，于是决定停止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回师广州，以扭转危局。
　　邓铿披刺后，广州曾有谣言说是“孙中山派人来干的”，目的是“为搞垮粤军”。邓铿是孙中山先生的积极支持者，孙中山为何要刺杀他，“自毁长城”呢！实际上刺邓的人恰恰就是放出谣言的陈炯明及其一伙。
　　陈炯明是打着孙中山革命的旗号起家的，他又依靠了邓铿的参赞襄助，才得青云直上。陈是个野心家和军阀。当孙中山讨伐旧桂系取得胜利后，两广的军政大权落到了陈炯明的手中，于是他不但不支持孙中山北伐，而且还处处阻挠、事事作梗，暗中与北洋吴佩孚联络，和湖南的赵恒惕共同鼓吹“联省自治”，从而孙陈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早在粤军刚驱除桂系出广州时，陈炯明就有过“自立”的打算。当时邓铿劝陈炯明迎接孙中山来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却有人对陈说：依照广东形势，没有请孙先生回来的必要。如果真的要请他老人家回来，就等于请个爸爸回来。试问老总能受得了吗？陈炯明听后不语，心中若有所思，因而迟迟不作行动。后经邓铿多次催促，陈炯明才派人去上海迎孙中山到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陈怨言百出，与孙中山经常发生矛盾，邓铿自认为他是孙陈磨盘中的谷子，他的使命便是阻止孙陈之间的彻底破裂。而因邓是一直追随孙中山、协助孙中山的，故自然为陈炯明所不容。邓铿为人勤勉，经常不回家，在司令部的会客室后面小屋里搁一小铺，借以午睡或晚间休息。在休息时常听到陈炯明和人说一些不满孙中山的话，认为陈“越来越和革命相去甚远”。胡汉民曾劝他不要在这间小屋里休息，以免遭人暗算。但邓却置之一笑说：“怕死则不作革命事业，大丈夫宁玉碎，何虑也！”
　　陈炯明是广东海丰县人，他提拔用人总要选海丰人。陈炯明任广东都督后，很多海丰人跑到广州来要官当，凡是要求者，陈都一一答应，于是广州都督府几乎成了海丰人的天下。1920 年后陈炯明当了广东省省长，他在省政府里安插的亲信更多，比较有名的有马育杭、钟寿南、陈炯光、陈觉民、陈修爵、陈达生等。钟寿南当了广东省财政厅长后，又把许多海丰人安插在财政厅和税收机关内。邓铿为人正直清廉，对这班不会办好事，专意贪污勒索的人，十分鄙视。尤其是对他们常插手一些军政要事，十分反感，曾多次向陈炯明陈述那些不良现象，要求加以约束。陈炯明不但不听，相反进一步纵容他的亲信。邓的进言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引起陈的心腹对邓的不满。1919年，在漳州时，陈的族人曾买通为邓铿做饭的仆人放毒药在饭菜内，企图毒死邓铿，因这个仆人见邓铿为人正直清廉，不忍加害而罢。陈炯明当广东都督时曾发行过一批兑换券，广东人称它为“陈炯明票”。老百姓对此种兑换券很不放心，不愿使用，兑换券很快就大幅度贬值。陈炯明的侄儿陈达生和陈觉民利用时机操纵票价，大发横财。邓铿对此非常恼火，把他们叫到面前加以训斥，因此陈炯明的那些亲属爪牙对邓铿更为不满，多次阴谋暗杀邓铿。
　　由于邓铿地位较高，他们一时难以下手。孙中山率粤军平定了桂系陆荣廷，陈炯明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他们谋害邓铿的阴谋活动也步步加强。这年初，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粤军总司令的职务，陈炯明即把邓铿看作是孙中山埋在他身边的一颗钉子，认为要公开武力反对孙中山，必先除掉邓铿。于是纵容他的那些亲信爪牙去除邓。
　　凶手是谁刺杀邓铿得到陈炯明的默许已是事实，那么这次刺邓的直接凶手究竟是谁呢？由于当时行凶暴徒没有抓到，没有真凭实据，故邓案始终是个疑案。但是广东军政府对这次刺杀案是十分重视的，作了大量的调查和侦缉工作，认为这次案件是有内线联络和指使的。
　　那天邓铿去香港，是为见一位从北京来的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只有粤军司令部里少数几个人知道，其他人是不知道的。因为当时北京政府中发生了直皖两派军阀间的矛盾，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被直系军阀打败，解除了职务，段祺瑞极全力组织力量反扑，到处派人游说拉拢人支持他，也派了一些人到广州活动。段祺瑞知道邓铿在广州握有兵权，周培善是邓铿的同学，于是派周去香港约邓游说。邓铿接到周培善约他香港见面的电报后，决定去香港一次，并把情况告诉了陈炯明。他于20 日上午和谢持两人一起搭广九火车去香港，临行时陈炯明还特意送他到楼梯口。但陈炯明对邓铿此行很不高兴，因为陈这时正同北洋的吴佩孚等暗中联络，怕邓铿和周培善说得投机，使孙中山和段祺瑞联合起来，打乱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因而把邓铿去香港的行踪告诉了陈达生。
　　陈达生是最痛恨邓铿的。除为操纵兑换券的事被邓铿训斥外，还因为曾要求担任广东盐运使、主持广三铁路和主持省立银行遭邓铿拒绝，故对邓仇恨根深。1921 年，总司令部侦探黄福芝依靠陈达生和第一师的团长陈修爵的势力，从事武装贩运鸦片走私活动，在伶仃洋海面被盐务缉私舰截获，走私鸦片价值达100 万元，案情重大。事发后，陈达生和陈修爵求之于陈炯明，陈因兼任禁烟局长，不便说话，推给邓铿去处理。邓铿接案后，坚持严办，没收全部走私财物。陈达生见无可挽回，纵黄福芝逃往香港潜居。这次陈达生得知邓铿单人出行香港，认为刺杀邓铿时机已到，立即秘密与在香港的黄福芝联系。黄福芝即在香港出巨额钞票买通一个黑社会歹徒，守候在广州的广九火车站伺机刺杀。邓铿到了香港后，和周培善只以同学之情交往了一天，即于次日一个人先返回广州。从车站出来时，天已将黑，人潮流涌，未及防范。当他步出大门临近汽车的一刹那，被歹徒迎面拦住击倒在地。由于身边并无警卫，无人追捕凶手，使凶手逃之夭夭。事后报纸上传出新闻，说歹徒是陈达生出钱所买，陈达生也感到害怕而逃到香港匿居。当时广东革命政府政务厅厅长古应芬认为，歹徒仍匿居香港，如果不早翦除，必有大患，曾派夏仲民带一班人马去香港暗中察访，探得这次暗杀确系陈达生和黄福芝两人买通黑社会歹徒所为，要求港英当局协同将凶犯逮捕归案，引渡广州处置。
　　但港英当局慑于陈炯明的势力而不予答应，终使凶手逍遥法外。后来，陈达生一次在戏院看完戏出来，密探将其击毙于戏院门口，为邓铿报了仇。
　　邓铿遗体遵照他生前遗愿，原葬于广州戆园，与朱执信墓相邻，后来迁入黄花岗。廖仲恺先生曾有悼词曰：“仲元遽遭惨害，吾党继者，又弱一个。吾侪与仲元相处逾十年，道义之交，海内有几，诉及良友，辄多潸然出泪！”
　　陆仰渊（第82页图为陈炯明照片）
　　施从滨是被枪杀的吗？
　　在1925 年爆发的浙（孙传芳）奉战争中，山东军务帮办、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在皖北固镇一线迎击孙传芳的直军，结果兵败被俘，遭到杀害。对于他是怎样被杀的这一情节，许多史料都语焉不详，只提“被枪杀”；中华书局《民国人物传·孙传芳》文中，则说是“把施处决”。一些电影电视片在反映这一历史事件时，也都依此，说是把施从滨“枪毙”了。
　　实际上，施从滨是在蚌埠被斩首的。关于这件事，久居蚌埠的老人多是知道的。蚌埠市第十一中学退休教师仲灵生先生曾亲眼目睹施被杀的过程，他说：“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在火车站南边的乱茔地玩，突然看见从东边开过来一辆铁甲车，我们赶忙趴下来，躲在坟头后边偷看。铁甲车‘咣’一声停下来，只见铁甲车屁股后面的铁门打开，跳下几个当兵的，有端着枪的，有拿大刀片的，凶恶的站在铁道两旁。跟着，走下来一个胖子，光头，身穿一件黄布衬衫，脚上穿一双马靴，身上被五花大绑着。他仰起脸，看看天空，这时，一个军官走近他身旁叽咕了几句话，被绑着的人跨过铁轨向西边一条水沟走去。当他走到沟坎上时，背后一个拿大刀的士兵猛然一脚，把他踢倒跪在地上，那士兵抡起大刀片砍下去，我们吓得赶忙捂起脸……“过了几天，就听大人们传说，张宗昌的一个师长在老坟地被砍了，收尸的人只收到尸身而头已不见了。“又过了多少年，有人到西边沟里挖土（水已枯），忽然挖出来一个死人头骷髅，嘴里还有两颗金牙。老人们说，这可能就是那个姓施的师长的头。”
　　据此，施从滨是在蚌埠被斩首无疑了，所谓“枪杀”一说不应该再相沿讹传下去。
　　侯鸿绪（第87页为施从滨照片）
　　蒋介石广州遇刺
　　公元1925 年8 月20 日，广州发生了国民党右派刺死廖仲恺的重大案件，全国为之震惊。在这之前一段时间，广州还曾连续发生过两起国民党右派刺杀蒋介石的行动，对这两桩未遂刺杀案，知者恐还不多。
　　原来在这一年3 月12 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斗争日益明显与激烈。右派仇视与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廖仲恺、汪精卫与蒋介石。廖仲恺是旗帜鲜明的左派；而汪精卫与蒋介石当时本质尚未暴露，时时高唱联俄容共的高调，处处表现左倾，且又大权在握，自然引起右派头目们的不满。
　　特别是蒋介石，在广州国民党阵营中，原仅是粤军许崇智部参谋长，地位不高，权势不大，又是个所谓“革命晚辈”，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1924 年他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后，势力大增，建立与控制了以黄埔军校师生为核心的新型军事集团，地位日形重要，构成了对国民党右派及以许崇智为首的粤军将领的重大威胁。1925 年7 月国民政府建立，蒋介石又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与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军军长。这时，许崇智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与财政监督。蒋介石为着彻底夺取许崇智的军权与财权，扫除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与汪精卫结成联盟，并以军委委员的身份向军委会提出六大建议，要求统一军事，统一财政，将矛头指向许崇智与粤军将领。这些事不能不引起粤军将领的反感与疑惧。于是，一个暗杀蒋介石的阴谋在秘密酝酿之中。
　　第一次是东坡楼事件。约是在1925 年7 月中的一天，蒋介石像平日一样，准备乘小汽车从广州城外北校场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部回到城内军校办事处。当时蒋乘的专车，车头上插有一面青天白日旗，作为他官阶的标志；另有一辆卫士们乘坐的小汽车，车头上没有青天白日旗。这天，蒋的专车发动时，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司机便下车进行修理。蒋介石不耐久等，改乘卫士们乘坐的那辆车先行出发，而令卫士们修理好他的专车后乘专车进城。蒋乘的车顺利地开到了目的地；而卫士们乘坐的蒋介石专车驶经东坡楼附近时，却突然遭到当地驻军的一阵猛烈射击，汽车打翻，油箱破裂，车上的卫士们死的死，伤的伤。一位侥幸死里逃生的卫士排长回去报告，蒋介石闻之，先大惊失色，后遂大发雷霆，立即调派亲信部队前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拘捕了当地驻防粤军的两名连长。经审问，那两名连长说，是他们的旅长命令他们，在这天如发现插有青天白日旗的汽车，即集中火力把它打翻，把里面所有的人都打死，他们是按这命令行事的。蒋介石立即命令扣押该旅旅长，调走当地驻防粤军。蒋介石这次因汽车故障侥幸逃得一命。从此，他更加强了自己的防卫，处处小心谨慎。
　　东坡楼事件后没有几天，又发生了第二起刺杀蒋介石的城门口事件。那时，蒋介石由于其如夫人陈洁如来到广州，两人一同住在广州东城门外的东山别墅里，每天进城办公，必经东城门。这一带距离闹市区比较远，很清静，来往人等容易注意。自从东坡楼事件发生以后，蒋介石的卫士们都很警惕。
　　一天，卫士队长宓熙接到便衣卫士的侦察报告：最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不像商人，也不像工人，鬼头鬼脑，在蒋介石住地东山别墅附近转来转去，东张西望，窥视蒋住地的动静。卫士队长立即与当地警察派出所取得联系，派出所说他们也发现了这两个人。于是卫士队长加强了警戒。
　　一天，蒋介石乘汽车从城内回东山别墅，其卫士队长宓熙与一个卫士坐在汽车前排司机旁，担任护卫。另有一辆卫士车随后。当蒋的乘车快近东城门口时，卫士长突然发现那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在前面路边向汽车注视。卫士长立即转脸轻声地向蒋介石报告说：“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我已作警戒准备。”同时，他迅速地把汽车门上层的玻璃板摇下来，把20 发的快慢机盒子枪作好射击准备。当汽车开进城门洞约30 步的时候，卫士长看见那个穿长衫的人对着汽车举起手来，就迅速而敏捷地先发制人，将盒子枪伸出玻璃门外，对准那穿长衫的连续发射，将其打倒地下；同时，他令汽车加快速度冲出城门，风驰电掣地开回东山别墅。后面车上的卫士们听到枪声，马上停车，蜂拥而上捉拿刺客。那穿短衣的刺客正举枪欲射，被一个卫士踢翻在地，另两个卫士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将其抓获，速同那个负伤的长衫刺客，一同拖上汽车，送回东山。据初步审讯，此二人是原广州商团陈廉伯等人派来行刺的。蒋介石命令将此二人押交军法处查究。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嘉奖卫士们卫护有功，发给卫士们数百银元。
　　后来调查表明，当时在右派与反动势力策划的暗杀名单上，排在最前边的就是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由于汪、蒋戒备森严，刺客们无从下手。
　　而廖仲恺却在1925 年8 月20 日遇刺身死。那天蒋介石正在广州城中军校办事处，准备到中央党校开会，因迟行一步，再次脱险。他在电话中得知廖仲恺遇刺，摔下电话机，面色苍白，急急乘上汽车赶往出事地点。事后，蒋介石利用“廖案”，拘捕、赶走一些右派头目，后来又向左派开刀，进一步掌握了国民政府军政大权。
　　经盛鸿（第89页图为蒋介石与陈洁如1924年在广州所摄）
　　孙殿英敲诈高世读一幕
　　这件案子发生在徐州。
　　1927 年初，北伐军节节逼近安徽皖南境内，时任安徽省长的高世读惶惶不安，遂派副官护送妻妾及子女10 多人从安庆乘轮船到浦口，然后转乘火车去天津定居。过后，他便亲自到蚌埠面见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表示自己无力维持安徽的行政事务，恳请辞职。孙与高早年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所以并没有过多的为难，便允辞放高世读走了。
　　1927 年2 月的一天，高世读从蚌埠火车站上车去天津。深夜，车抵达徐州站，突然一队手持短枪的士兵冲上高乘坐的那节包厢内，为首的一个军官走到高的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大人是不是安徽的高省长？”
　　高世读蓦然一惊，反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那个军官回答：“直鲁联军第十四军。我们军长请高省长去见见面。”
　　高世读双眉一皱，他知道直鲁联军第十四军的军长是孙殿英，便说：“请转知孙军长，我不便下车，以后有机会一定登门拜访。”
　　那个军官一变脸，说：“还是请高省长下车吧，否则我们弟兄们不好去交差。”
　　高世读不高兴地说：“我不去！”
　　那个军官发出威胁的口气：“高省长，请，免得弟兄们重手重脚伤了省长。”
　　高世读知道事不可违，横下一条心，决定当面去见见孙殿英也好，看他能奈何于我！？
　　孙殿英为何要扣押高世读？他又是怎么知道高所乘火车的时刻和具体车厢的？
　　事情要从1925 年的冬天说起。这一年冬天，孙殿英与暗中勾结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安徽第五旅旅长华毓庵相约，在毫州会商，然后一同转移山东。孙如期抵达，可是华旅却久等不见；孙十分生气，以为华在玩弄他，一时性起，便在毫州城内大肆劫掠，作恶9 天。当时任皖北镇守使的高世读闻讯率部前去围剿，华毓庵旅也奉命参战，他们的部队将毫州城团团围住。孙殿英气急败坏，命人将高的大女儿高承玲抓来（高世读是毫州人），叫她站在东门楼上喊话：“赶快退兵，不然他们就要杀了我！”于是高迟迟没有攻城。当天夜里，孙殿英买通守卫西门的华毓庵，“突围”而去。
　　高世读率部开进城后，只见片片瓦砾，死尸盈野，惨不忍睹。后来经过查访，获知孙匪兵从西门的所谓“突围”，实为买通了华毓庵，遂即密报在蚌埠的安徽联军总司令陈调元，陈复电立即处死。高接密电后，即以皖北镇守使的名义，在姜家祠堂召开军事会议，将华毓庵捕杀。接着，又把勾结孙匪的流氓头子白芳泰、汤云龙抓获处死。孙殿英闻讯，暴跳如雷，从此便与高世读结下了仇恨。
　　高世读从安庆到蚌埠向孙传芳辞职一事，很快传播出来，引起隐居蚌埠的华毓庵亲属的注意，当他们得知高要乘火车去天津，便暗地里探访高的行车时间和车厢位置，向驻防徐州的孙殿英密报。
　　孙殿英抓到仇人高世读，本想一杀为快。但他顾虑到高的部属门生遍及华北各地，今后仇仇相报对己也极其不利，加之这时又有许多商绅名人为高求情，便网开一面，将高送到泰安，以贵宾招待，但提出以40 万元为交换条件，妄图敲诈一笔。
　　高世读叹了一口气，说：“我虽居官多年，拙于理财，哪来这笔巨款呢？”
　　于是，高被软禁起来。
　　孙殿英的参谋长赵某，也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出身，高求救于他，赵表示慢慢地来吧。
　　一天，赵参谋长向孙报告军务以后，随便提起毫州杀华毓庵的事，说：“军长追念华旅长之牺牲，‘我虽未杀伯仁，伯仁实为我而死’，这样的义气高风，令人敬佩不已！不过……”他停顿了一下，看看孙的脸色，说：“关于高的事情，还是结束为好。”
　　孙殿英一副流氓相：“好说，借给我40 万，一了百了！”
　　赵说：“高跟我说，他在天津正金银行有一笔存款，但非他本人面提不可，只要回天津，一定凑足款子奉献，并要我在军长面前担保。”
　　孙殿英沉思良久，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然后答应了高的请求，派一名副官“护送”高去天津了。
　　高世读的寓所在天津日租界永和里20 号。他一到天津，便把那个副官安排到一家旅馆里去住，从此，闭门谢客，绝不露面；同时，叫人写文章投寄报馆，披露脱险真相。一时间，天津报刊争出号外，备加渲染，高世读成为新闻人物了。
　　那个“护送”高到天津的副官，顾虑高身居租界内，初不敢对高动手，后来干脆就再也见不着高的影子了。经报纸一宣扬，他害怕自己日后会陷在天津，就急忙溜回徐州报告去了。
　　孙殿英受了骗，便拿“担保人”赵参谋长出气，说：“高世读不愧是个阴谋家，到底比我们高明。参谋长也可算是古道热肠了！”说得赵参谋长自惭不安。一天深夜，赵参谋长陪孙殿英打完牌回家，行至中途突被一群暴徒拦截，被乱刀戳死。
　　赵死后孙下令盛殓，并带领全军文武前往吊唁致祭；对赵的家眷备加安慰，并把赵的长子、次子安置在军部当参谋。其实，这不过是孙殿英欺世盗名的卑劣手段而已。
　　夏侯绪五
　　对宋子文的几次未遂暗杀
　　上海北站刺宋案的发生及侦破——宋子文为何“命途多难”，迭遇险情——他如何躲避杀手公元1927 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以后，他的专制统治和消灭异已的政策激起了众怒，国民党内的各反蒋派系抱着不同的目的，纷纷起来反对他。并且一些反蒋派系开始酝酿如何干掉蒋。其中尤以广州反蒋派主张最烈。广州反蒋派与分布在南京、上海一带暗杀集团的头目王亚樵取得联系，为他提供了20 万元经费，让他组织暗杀蒋介石的行动。广州反蒋派在与王亚樵商议刺蒋的过程中，同时考虑了第二个方案，即万一刺蒋不中，就采取断绝蒋介石财源的办法，把“筹款有方”的宋子文干掉。于是在一次刺蒋未遂的情况下，开始谋划行刺宋子文。
　　王亚樵等人利用宋子文经常往来于宁、沪之间的机会，埋伏于上海北火车站，待宋子文一下火车，就开枪向他射击。王亚樵暗杀团体中的一个行动小组事先潜伏在南京，了解宋子文的行踪，然后用暗语及时电告上海。王亚樵接到电报，连夜布置行动。由孙凤鸣、萧佩伟、许志远、张玉华等组成第一战斗组，在月台上行动；龚春蒲、刘刚、龙林、唐明等为第二组，在候车室行动；谢文达等五人在火车站外马路接应。7 月23 日晨，三个战斗组各就各位。王亚樵在天目路沿街的一家旅馆租借了一间房子，坐观战斗情况。早晨7 点，宋子文乘坐的专车抵达北火车站，站台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前来欢迎宋子文的上海各界要人拥向车厢门口。宋子文由秘书唐腴胪陪同缓步下车，然后由众人簇拥走出站台。第一战斗组原打算待宋子文下车后开枪，见此情景，无法下手，便急向第二战斗组发出暗号。这一天，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都穿一身白哗叽西服，戴白色拿破仑式帽子。
　　只是宋空手而唐拿着公文包。当他们走出车站门口时，刺客刘刚突然向唐开枪，他误认此人就是宋子文，其他人也集中向唐射击。宋子文的卫士立即进行反击，并掩护宋子文躲在一根柱子后边。一时间，站台上警笛鸣叫，军警们向候车室冲击。龚春蒲以为大功告成，便投了两颗烟幕弹，趁乱逃走。
　　当晚，王亚樵从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歹徒今晨在北站行刺宋财长未遂，秘书唐腴胪当场毙命。”
　　7 月24 日的《上海报》上登载消息说，宋子文乘车抵达上海北火车站后，“突有暴徒数人，意欲行刺，抛掷炸弹开放手枪，约数分钟，一时炸弹手枪之声不绝于耳。车站乘客仓惶逃奔。炸死客人数名及随宋氏卫士二名，而暴徒亦伤二人。幸宋部长先下车至站长室，未遭毒手，可谓吉人自有天相。所有站房玻璃，均已炸碎，死伤三人，血流满地，惨不忍睹。车站两侧，原有第三师某营驻扎兵上，闻声赶至，时凶徒业已逃逸，即将受伤暴徒抬回营部，再转道警备司令部严讯。……”
　　宋子文在上海遇刺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又惊又怕，他训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失职，要戴笠不惜一切代价抓获刺宋凶手。于是戴笠亲自指挥特别行动组到上海捕捉凶手。与此同时，上海各报登出“悬赏缉拿凶犯”的通告。最初赏格是1000 元，并说“如有人知凶犯而藏匿不报，一经查出，与该犯一律严惩治罪之。”在这以后，各大报纸都先后刊出捉拿凶犯的赏格，且一次比一次高，有2000、5000、1 万、2 万等等。上海的三大亨之一杜月笙积极配合戴笠的行动，把各路“弟兄”和打手聚集一道，扬言非把“刺宋”一案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杜月笙的帮徒们与上海治安局和军统特务们三管齐下，逮捕了许多嫌疑犯。其中有参与刺宋的刘刚、龙林、萧佩伟，还有王亚樵的弟弟、上海小有名气的律师王述樵，以及与王亚樵暗杀集团沾边或不沾边的人若干，这一行人统统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逐个加以逼审。
　　刺宋案的发生，也使南京政府的其他官员们惊恐万状，特别是那些高级官员们在这一段日子里，不敢轻易露面。宋子文险些被刺，唐腴胪当了替死鬼，谁知此类事何时也会降临他们头上呢！为了搜捕案犯和防止刺杀事件的再次发生，南京、上海火车站一连数日对每个旅客进行搜查，连旅客所带的爪子和罐头食品也不放过，唯恐里面藏有炸弹什么的。然而事隔三年，又接连发生了刺蒋案，也该着汪精卫“倒霉”，子弹偏偏打在了汪精卫身上，虽然未致命，也够他受的，若干年后，他还是死在这伤口上。
　　1937 年4 月12 日，南京法院公审刺宋、刺汪案。在审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刺宋是王亚樵主使，而行刺者旨在杀宋而误杀了宋的秘书，属于打击错误，应负杀人未遂及过失致人死之责任。又说犯罪日期是民国21年（1932 年）3 月5 日以前（国民党政府曾颁布了一个所谓特赦令，民国21年3 月5 日以前的一些犯人部分特赦——笔者注），刺宋又出于预谋，因此不能因大赦减免其刑。还有人说既然是过失致人死，最重刑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南京政府和法院最高负责人认为：此种为犯人开脱“罪责”之行为是置“党国利益”于不顾，王亚樵等人多次企图“谋杀党国要人”，且已造成严重后果，非处极刑不可。结果，余立奎、张玉华、贺坡光等人经南京法院公审后，处以死刑。在上海刺宋的刘刚、龙林、萧佩伟、唐明等人已先于他们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
　　宋子文大难不死多亏了他的秘书唐腴胪。宋子文的家人为宋子文庆幸，说是不幸中之万幸。宋子文自己也说由于他的身量高过唐秘书，竟能幸免。
　　对于唐的死，宋子文自然是深感“悲痛”和“内疚”，他亲自过问唐的丧事，对唐的家属进行慰问和表示“歉疚”，并且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塞给了唐家属。
　　自宋子文遇刺未遂后，他有如惊弓之鸟，不敢出头露面。恰在这时，宋子文的母亲倪太夫人去世了。宋子文一向讲孝道，可是母亲死的不是时候，要大事操办吧，怕有危险；办的一般吧，又太说不过去。宋子文是个很要面子的人，考虑结果还是要大办。南京政府颁给宋母“教忠报国”四字匾额。
　　为了安全起见，从为宋母守灵到宋母出殡，宋子文周围都是严严实实的保安措施。1931 年8 月18 日宋母出殡，送葬的党国要人车水马龙。宋子文为自身安全起见，演了场“空城计”，先以三辆空车为幌子，引走了记者，然后再登车急驰而去，待记者再回过头来找宋子文时，他早已不见了。
　　办完宋母的丧事，宋子文仍是惊魂不定。实际上宋子文的危险也确实没有过去。1932 年11 月28 日，宋子文在南京的公馆突然起火。这座公馆靠近南京的北极阁附近。当时的报纸上说，宋子文为给自己豪华的公馆添上一点儿野趣，硬是在房顶的瓦楞上铺些个茅草。火势冲天，房顶上的茅草一烧连成一片。后因扑救及时，损失不大，只烧了两间房子。这事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即12 月12 日上午，位于南京铁汤池的财政部又起火，不到一小时就焚烧楼房五幢，损失达一万余元。当时宋子文正在上海养病。南京政府对上述两起火灾原因一直没有公布。有人说纵火者的目标就是冲着宋子文的，却让他躲过去了。在这以后，宋子文仍不断接到警告信和恐吓信。1932 年1 月2日，宋子文在上海法租界的住宅里又发现了炸弹，因发现早，未造成任何伤亡。1933 年8 月，宋子文乘船由美返华途经日本横滨，一法西斯党徒曾企图利用宋子文登岸时刺杀他，结果未能得手。
　　在宋子文的一生中，除上述五次遇险外，还有一次，即是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自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部武汉后，武汉外国租界居住的外国人极度恐慌。一部分白俄充当英、法租界的巡捕或探子，专门搜集苏联在华人员的活动情况，与国民政府作对。1927 年3 月，一名白俄分子怀揣武器窜进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被卫兵抓获，问其用意，他说要杀宋子文。宋子文一生之中所遇到的险情也许不止上述几次。
　　上海北站遇刺是对宋子文震动最大的一次危险。人们对这次事件也众说纷纭。除了广东反蒋派要断蒋介石的财源、干掉宋子文这种说法外，还有如下几种说法：一、粤系反蒋派认为江浙人排挤广东人，故广东人要联合一致对付江浙人，凡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广东人都要拉过来。宋子文是广东海南人，应该算粤系，因此要把宋拉到粤系方面来。第一步是以理劝告；第二步是警告；第三步是惩戒。例如马超俊本是徘徊不决者，接连对其劝告和警告，迫使他不得不离开江浙派。刘芦隐与胡汉民是深交，刘以维护大局为由，在南京政府谋职。粤系对刘屡加劝告和警告，终迫使他解职。粤系对宋子文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先是劝告，宋子文不听；接着是警告信，宋子文不理；尔后是最后通牒，声言宋子文蔑视同乡意见，“孤行己志，助纣为虐，限其立即停止公债票发出，并于最短期间离开职守。”宋子文对最后通牒仍未理睬，于是粤系采取了刺宋行动。二、粤系对宋子文采取行动并不是要真的杀死他，而是吓唬吓唬他，所以才故意杀了他的秘书，以敦促宋子文站到粤系方面来。
　　三、上海北站刺宋案乃上海帮会头目之一杜月笙所为。上海是毒品集散中心，贩毒买卖是杜月笙等上海流氓的重要收入之一。当时宋子文力主禁烟。为了给宋子文点颜色看看，杜月笙派人在北火车站打死宋的秘书，以教训宋子文。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给宋子文看看颜色，叫伊认得阿拉。”至于后来在捉拿刺宋凶犯的过程中，杜月笙积极配合戴笠破案，是要掩盖他刺宋的事实，故意作出一副姿态，以表白自己“清白无辜”。四、刺杀宋子文乃日本人的预谋。日本对宋子文亲英美，一直嫉恨在心，因此指使上海“青红帮”组织除掉宋子文。以上诸说，何者为是，有待进一步探究。
　　连若雪（第97页图为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
　　清东陵古剑被盗记
　　古剑被盗
　　公元1928 年6 月的一天深夜，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了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的清皇陵——东陵。随着一声巨响，东陵地下宫殿的石门被炸开了，一群士兵举着火把涌进了阴森森的地下宫殿，将一柄古剑连同无数国宝洗劫一空。
　　此剑非同寻常，它乃弘历——乾隆皇帝的宠物，为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 年）春新疆爱乌罕、巴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所进贡品。此剑剑柄特长，上雕九条紫金龙，蟠身翘首，栩栩如生，象征“九九归一”，表示“真龙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剑身用镔铁打成，不锈不污，锋利无比，吹毛可过，削铁如泥。剑鞘用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华光灿然。当时，弘历皇帝佩带此剑登上“龙位”时，金銮生辉，犹如坐在万朵彩云之间，于是，他“龙颜”大悦、特以“龙泉”赐名。从此，弘历皇帝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1799 年这皇帝“晏驾”于养心殿，下葬时特将他生前最宠爱的龙泉剑陪葬，本意要他水享“九九之尊”，殊不知仅在一百年后便遭到了劫盗。
　　指使盗陵的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军长、流氓军阀孙殿英。他将所盗来的古剑及一些价值连城的珍宝独吞，并严密封锁消息。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终于败露，引起舆论大哗。总司令蒋介石扬言要“抓人法办”。
　　孙殿英做贼心虚，先是将一批赃品托人疏通上去，还把慈禧凤冠上的大颗珍珠镶在高跟鞋上送给了宋美龄。但这并没能平息舆论，孙殿英便厚着麻皮脸去托私交较深的戴笠“通天”，想以龙泉剑“孝敬”蒋介石，求得开脱。想不到，紧接着中原大战不久便是“九·一八”事变，时光茬苒，风云变幻，此事也就搁了下来。
　　古剑“失踪”
　　“七·七”事变后，孙殿英率部西进，停驻于山西五台山。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去该部“校阅”，并打算趁此机会讨取孙殿英早已答应了的古剑。
　　戴笠在五台山上“校阅”既毕，孙殿英便大摆宴席招待。酒足饭饱之后，戴笠露出话来，重提东陵盗宝事，孙殿英心领神会，一面忙不迭地请罪，一面立即交出龙泉剑，叩托戴笠代为疏通。
　　戴笠得剑，喜笑颜开，连拍孙殿英肩头说：“孙老弟，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他视古剑如性命，生怕带它去巡视部队会有闪失，便电召军统局陕坝工作组（专门负责对内蒙一带的特务活动）组长马汉三，托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由他转献于蒋介石。而他本人，则去河南，再转重庆。
　　戴笠回到重庆后，迟迟未见马汉三派人将古剑送来，发电催问，马汉三回答说，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孙军长处，容日后再做计议。戴笠再去电问孙殿英，则杳无音信。此剑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
　　蓝旗计划1940 年初，在华北开设走私公司的日军特务田中隆吉在张家口结识了一个自称是商人的“龙文先生”，田中隆吉决定同他做一笔走私生意，事前他对“龙文先生”做了一番侦查，不禁使他大吃一惊。原来这个龙文并不是商人，而是军统局的马汉三。田中隆吉立即会同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秘密逮捕了这个“龙文”，并且进行了突击审讯。“龙文”被捕后，吓得魂飞魄散，没等用刑便招了供：原来日本关东军蒙疆兵团入侵内蒙后，在成立傀儡政权问题上，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与日军意见有出入，再加上与云王（云端汪楚克）有矛盾，就计划离开日方，便秘密与军统局发生了联系，双方拟定了一个“蓝旗计划”。按这个计划，由军统局派人帮助德王自内蒙出逃，取道包头，过黄河，然后由国民政府派部队接应去重庆，参加抗战阵营。为保证出逃顺利，他们还商定了秘密电台的呼号，规定了通讯时间和密码，以及秘密联系、会见的地点。军统局方面的代表为马汉三，他每次来到张家口，都化名“龙文”，以“看病”为名在华北医院与巴彦喀拉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梁芝祥等人联系，然后与德王秘密会见。
　　马汉三不仅供出了“蓝旗计划”，出卖了有关人员，而且，为了讨得活命，他还献出了自己截留下来的那柄五尺龙泉剑。原来，马汉三自知在军统局混不长，想将此剑带往国外，换得荣华富贵，于是他将古剑私吞又向戴笠报了谎。
　　田中隆吉见剑大喜，自然答允“龙文”的请求，便将他释放，而把“蓝旗计划”的有关人员杀的杀，关的关。马汉三呢，被释放后装出“逃”出了“虎口”，来到北平，向军统局电告了自己“九死一生”的脱险经过，骗得了信任，翌年，调任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
　　古剑换主1940 年12 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调回国。日本陆军当局已经对他不怀好感，这点他很清楚，所以在回国之前路过北京时将这柄龙泉古剑交给金壁辉（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止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和红眼伙伴的追查。他当然设想有朝一日重来北平取回宝剑，殊不知这一去便没有再回来，直到日本投降。
　　1945 年10 月11 日夜，一队便衣特务包围了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金壁辉的住宅，特务们破门而入，将金壁辉捆起来，并用黑布袋套住了金壁辉的头。为首的便是那个曾经化名“龙文”的马汉三。这时候，他公开身份是国民政府平津肃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后改为行辕）军警督察处的处长；秘密身份则是军统局平津办事处的主任，已经是身兼三职的华北要员了。他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专横跋扈，一手遮天，外号人称“华北王”、“马王爷”。他经过多方调查，得知那柄龙泉剑藏在金壁辉处，便亲率特务以逮捕汉奸为名，对金宅进行“大搜查”，足足用了两个小时，在金宅地窖中搜到了这柄举世无双的古剑。于是，宝剑又换了主人。
　　古剑的归宿1946 年春节前，军统局长戴笠携人事处长龚仙舫去北平搜罗汉奸，组织内蒙反共特务队。行前，蒋介石授意他们借用日本人的力量，特别关照可以起用金壁辉。戴笠、龚仙舫衔命飞北平，在弓弦胡同14 号戴笠住处秘密“提审”了金壁辉，并且如实地向她交了底。金壁辉摸到戴笠此行的底细之后，即向他告密，径自道出了马汉三一心想置她于死地的内蕴。他说马汉三亲自带人从她家中搜去了那柄古龙泉宝剑，自然会知道她已掌握了他投敌的内幕，因此，想杀死她以灭口。
　　金壁辉的话，引起了戴笠的特别注意，当说到马汉三曾经搜去那柄古龙泉宝剑时，便问得非常详细，从剑体的长度到剑柄、剑鞘的金龙和宝石都没有放过，当他确认这剑就是当初孙殿英从东陵盗去的乾隆御剑时，便显得非常激动：多年的悬案终于有了下文，心中无比愤恨，决定选择恰当时机剪除这个“异类”。当时的北平还是李宗仁桂系的天下，为防止马汉三倒戈，老谋深算的戴笠决计不去打草惊蛇，只要龚仙舫透过话去，索要“从金壁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他一律压下不提。
　　再说，马汉三得知戴笠亲自提审金壁辉后，知道自己投敌的内情败露，便和自己最贴心的秘书刘玉珠商量对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掉戴笠。所以，当龚仙舫提出古剑一事时，马汉三表现得极其“识相”，不仅立即献出剑来，并作了许多掩饰，说他如何“脱险”，又是如何“保护”了古剑，同时还另外馈赠了许多搜刮来的财宝，足足十大箱，亲自押往弓弦胡同。
　　戴笠财迷心窍，对于马汉三贡献上来的财宝照收不误。3 月16 日，戴笠心满意足地带着古剑和10 大箱珍宝乘专机从北平经青岛飞往上海。殊不知马汉三已派刘玉珠巧妙地在木箱中安放了定时炸弹。飞机到了上海上空，正值降雨，机场拒绝着陆，只好改飞南京，及至江宁县上空，木箱中定时炸弹爆炸起火，飞机便一头栽在并不高的戴山上。
　　戴笠座机“撞山”后，大火三日，将10 箱国宝级书画烧得干干净净，独留一只宋雕羊脂白玉九龙杯，再就是那柄弘历——乾隆皇帝的五尺龙泉剑。
　　那剑虽遭大火饶烤，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后来据说，它被葬入戴笠棺内，再次陪同“帝王”殉入地下了。
　　张士杰
　　樊耀南勇刺新疆土皇帝杨增新
　　这是1928 年7 月的一个深夜，新疆外交公署后花园中寂无人声，风静静地吹拂着草木，月色朦胧，一切都沉浸在酣梦之中。万籁俱寂，唯有西厢房窗户上的灯光仍然亮着，灯下，新疆交涉署署长兼军务厅长樊耀南正与北梁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张纯熙等研究着一项计划，每人都处在激动、兴奋的情绪中。当最后拟定省政府委员及厅长名单时，樊轻轻嘘出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此时，新疆正处在非常时刻，一场刺杀省主席杨增新的政变就要开幕了。
　　7 月7 日是极不平凡的一天，这天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清晨，当东方吐白、旭日初升的时候，迪化（今乌鲁木齐）城中大街小巷已经活跃起来了，只见车马穿梭，川流不息，省主席杨增新、各厅道文武官员纷纷赴校庆贺，全城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正午时分，毕业典礼圆满结束，军务厅长樊耀南以学堂监督的资格大宴来宾。酒席一共3 桌，设在后堂，杨增新以省主席身份居中坐下；樊耀南陪伴苏联驻迪化领事乌尔夫夫妇坐在西边的桌子上。杨增新心情特别愉快，不断回头催着侍者，让他们赶快上菜。
　　头道菜鱼翅刚刚上过，教务主任张纯熙欠起身准备敬酒，他微笑着抓起一只酒瓶，不知是高兴过度，还是粗心失手，只听“砰”的一声，酒瓶落在桌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樊耀南回头瞄了一眼，随口问道：“酒菜都齐备了么？”张纯熙点点头：“备齐了。”樊耀南欣然起身与苏联领事碰杯。此时，一个身穿蓝色长衫的侍者手端酒菜匆匆而入，他径自朝杨增新走去，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枪响，震撼大厅，杨增新胸部顿时涌出一股血柱，他大吃一惊，抚胸问道：“干什么？”“砰砰砰……”又是7 枪，昔日荣耀全疆的独裁者应声倒在血泊之中。
　　霎时，大厅一片混乱，赴宴者没命地向外逃，蓝衫侍者一拥而进，杨增新的卫士正在吃抓饭，听见枪声，也向里间猛扑，双方打作一团。几分钟后，蓝衫侍者控制了局面，他们纷纷团聚在樊耀南周围，听候他的指示。樊看了看地上的杨增新，咬牙朝尸体又开两枪，接着，挥手率众朝督军公署直扑而去。
　　督军公署是前清新疆巡抚的衙门，平日里，杨增新在三堂上房办公，堂前加了一道3 尺多高的木栅门，栅门闭关加锁，白天也有士兵守卫。樊耀南率队冲入督署时，卫士见军务厅长大驾光临，不敢怠慢，急忙开栅让进。此时政务厅长金树仁正在二堂西厅办公，他见樊耀南与士兵匆匆进入，十分吃惊。正在狐疑间，军界首脑杜发荣的儿子杜国治闯了进来，杜匆匆告知事变真相，于是，金、杜联兵将督军公署围得水泄不通。
　　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樊耀南寡不敌众力竭被捕。晚上，金树仁开堂审讯，他以叛乱罪残酷宰杀了政变者，一场风波悄然平息。
　　樊耀南刺杀杨增新构成了新疆历史上著名的“七·七”政变，它来得快，走得也快，原因则必追寻到樊、扬长达10 年之久的权利、政见纠纷之上。
　　樊耀南，字早襄，湖北公安人，是游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清朝末年，新疆追随内地厉行新政的时候，樊耀南来到边陲担任了地方检察厅厅长兼政务学堂教员的职务。辛亥革命后，他回到内地，进入北洋政府国务院，当了秘书。1917 年，新疆阿克苏道出缺，因内务部长张国淦推荐，二次赴新，受任阿克苏道尹。樊耀南属于思想新颖、不同凡俗的人物。
　　1918 年，他到达迪化，当时，新疆正处在省主席杨增新的摆布之下。杨增新是云南蒙自人，伊犁革命后当上新疆都督。他统治新疆多年，有一套不同常人的控制办法。在政治理想上，杨增新追求“小国寡民”、“鸡犬相闻”的儒道哲学；政治态度上，对中央“认庙不认人”，不管谁做总统，一概通电承认。他憎恶一切新思想，对内地来新谋生的知识分子一概抵制，拒之门外。
　　至于对北京派来的新派人物，更是心存猜忌，极不欢迎。樊耀南到达新疆以后，杨增新不让他到鞭长莫及的阿克苏去，不仅如此，还把他软禁起来。一个月后，樊耀南资遣随从，杨增新这才呈请北京，就近给了他迪化道尹的职务。
　　樊耀南在杨增新的夹缝中生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受着牢笼：优越的地位，丰厚的薪金，不时而来的奖励，只是不能自己行事，更不能发表新思想、新见解。他感到苦恼，因为自己不是除了升官发财，别无所思的人，他还有政治抱负。他认为新疆太黑暗了，贪官污吏遍布，同时文化教育落后，民族关系复杂。但他无处用武。1924 年，杨增新在中学毕业生基础上办了一个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樊耀南以学校为突破口，暗自将湖北籍的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张纯熙调进新疆，当了教务主任。这样，轻而易举，夺得了杨增新培养人才的基地。樊耀南持有中央特派员这张王牌，本人精明强干，久而久之周围竟也聚起了一批两湖同乡，一些攀龙附凤、趋炎附势的人也自动投上门来。
　　1928 年，关内风雷激荡，国民革命将北洋政府冲得四分五裂。6 月12日，奉军退出北京，中国成了国民党的天下。北伐袭来之时，杨增新惯伎重演，对中央认庙不认人。他看到张作霖被炸死，中央搬到南京去了，急忙通电承认国民党政府。他重新拟定了一份政府委员名单。这份名单继续保持个人专制的局面，各厅道委员除樊耀南外一律照旧录用。樊耀南感到，一旦新政府组成，杨增新必然拿自己祭旗，而北伐革命正是铲除祸害、施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十年仇恨一旦爆发，刺杀杨增新的计划终于制订出来。
　　樊耀南在刺杀杨增新后被杀身亡。在紧接而来的金树仁统治时期，新疆依然如故。
　　张凝（第110 页图为杨增新照片，第111 页图为金树仁照片）
　　银行家朱成璋命殒杨树浦
　　民国初年，上海静安寺路一带还属郊外，但到了20 年代末期，一幢幢高楼兴起，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居民日渐密集，南京路的黄金地段迅速由东向西延伸了。可是静安寺附近还有一片附属于寺院的空地尚未开发。这片空地被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看中。朱成璋是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银行家，他料想在此买地造屋，将来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于是携同国货银行的庶务、亲信周子斌与寺院的方丈洽谈承租事宜，顺利地签订了协议书。这片空地约有10 多亩（即现在的大发南货店周围），朱成璋计划建造多幢楼房，然后出租。据朱估计，可获巨额利润。
　　正当朱成璋筹备大兴土木之时，不料祸从天降。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也看上了这片空地，张派遣其儿女亲家、同乡、亲信俞叶封到静安寺我方丈谈判购买这片空地的事宜。方丈回答俞叶封说，寺院土地不可出卖，俞提出要租几十年。方丈告诉俞说已租给了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并拿出和朱办理的租地契约给俞看。俞略看了一下，愤然离去。
　　两天后，张啸林带着随从，耀武扬威地来到愚园路的朱成璋公馆。进入客厅一坐下就大大咧咧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朝来谈一桩事体，静安寺的那块地皮，你租下来派不了多大用场，要够朋友的话，把它让给我，我有用场！”朱成璋回答说：“我已经和老方丈签了约，我租下这块地已经安排了开发、使用计划。”为了避免与张啸林正面冲突，朱成璋竭力缓和谈话气氛，接着说：“张先生，目前这一带地区还另有空地，我可以帮助您另外找一块，……”张啸林不等朱成璋把话说完即打断了朱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不必！不必！我就喜欢静安寺地段！”朱成璋为了打破僵局，认为只有作出些利益上的让步，才能息事宁人，于是提出：“我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租的一块地尚未动工，这里离静安寺不远，看在张先生面子上，我愿意把爱文义路那块地让给张先生！”朱成璋以为通过这一交换条件，可求得破财免灾。不料，盛气凌人的张啸林不给朱成璋任何余地，他听了朱的话很不耐烦，把衔着的大半支香烟，噗地一声吐出去，落在厅内二米开外的地板上，按照流氓的习惯动作，把衣袖一卷，胸前纽扣解开，高声骂了句：“娘的个×！谁要你爱文义路的鸟地！老子就是看上了静安寺的这块！”
　　金融、工商界人士一贯把高额利润看得很重，这是朱成璋不肯将已租到手的未来黄金地段的地皮转让给张啸林的基本原因。但除此之外，朱认为，不应当屈服于张的横行霸道，于是，他用半抗拒半求情的语气说：“张先生，请原谅，这也是实在难以从命的事，请原谅！”张啸林把桌子一拍，忽地站起身，恶狠狠地说：“不要敬酒不吃！”迈大步“噔、噔、噔”走出去，临上车时，又歪着头斜视了朱成璋一眼，说了声：“那就走着瞧吧！”
　　朱成璋送走张啸林后，朱太太和朱的亲信周子斌都感到张啸林最后的话中含有杀机，劝告朱成璋在各种场合都要小心。
　　自从朱府中张朱“谈判”破裂后，朱成璋起初处处提防，警惕张啸林的“暗箭”，但过了个把月，未见动静，朱成璋的警惕性渐渐松懈，认为流氓的手法之一正是恐吓，张啸林不过是耍耍恐吓的手段而已。朱很少夜间出门，即使夜间出门也有保镖，而白天外出活动却不再顾忌，认为光天化日之下，张啸林能如之奈何。
　　一个风和日朗的早晨，朱成璋带着爱女和护士邓小姐，乘坐自备汽车准备赴龙华游览。汽车刚开出弄堂口左转进入愚园路，突然从马路旁窜出四个绑匪，向朱成璋的汽车猛开数枪。朱成璋小腹中弹，血流如注，邓小姐手掌被射穿，血流不止，又哭又叫。朱小姐吓得昏倒在车上。汽车被迫停下来。
　　两个蒙面绑匪打开车门，把朱成璋拖入绑匪的汽车，向东急驶而去。朱成璋的汽车司机，连忙驱车回到朱府向朱太太报告。朱太太又惊又急，不知所措，连忙找到周子斌等亲信人员商议办法，经分析，认为肯定是张啸林所为，张跟法院、警方有勾结，包揽诉讼，因而通过官方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能通过“黑道”疏通。于是大家商定由周子斌带上厚礼前去拜见上海青帮三大亨，请求指点赎票办法。
　　周子斌先到八仙桥钩培里黄公馆求黄金荣帮助，黄拒绝调解这一案件。
　　周子斌又到华格桌路（今宁海路）杜公馆拜见杜月笙，杜月笙虽然热情接待，表示关切，但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上海青帮三大亨这时已产生一定的矛盾，各成派系，自己的活动不愿让别人插手，见面时彼此心照不宣。周子斌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杜公馆隔壁的张公馆，张啸林傲气凌人，闭门拒客。
　　朱太太从自家汽车上和马路上留下的血迹分析，朱成璋的伤势相当严重，她派人到上海各医院查询，都没有朱成璋就医的线索。时间耽误久了，朱太太心急如焚，唯恐朱成璋的伤势恶化，得不到及时救护。朱太太在万分焦的中与好友亲朋共同商议出又一方案，即请中国与交通两大银行的常务董事钱新之帮助，因为钱也是帮会界上层人物，与政界、金融界都有来往，称得上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并且钱新之与朱成璋也较熟悉。果然，钱新之为朱太太指点出了一条门路，即请青帮“大”字辈的张仁奎帮助，此案也只有请张仁奎出面为官。
　　张仁奎字镜湖，山东滕县人。清末投身军旅，加入同盟会，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驻守南通，后升为北洋军杰威将军，1927 年兵败去职。
　　张早年参加青帮，追随过帮会武人徐宝山（徐老虎），去职后寓居上海，以青帮“大”字辈身份，广招门徒，在上海青帮界有“祖师爷”身份。以至连蒋介石接见他时也称之为“张老太爷”。
　　原来朱成璋早年曾帮助过张仁奎。张早年在南通时是靠了朱成璋的引荐才成了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弟子，从此为其步入上流社会奠定了基础。
　　张仁奎不忘朱成璋当年的恩情，一听说朱成璋有难，一口答应负责营救。
　　不久张仁奎即以电话通知朱太太，朱成璋已有下落。那边传话来说，同意赎票。并将赎票金额和办法告诉了朱太太。并约定，见到朱成璋时，将一麻袋钱扔在朱身边的地上，然后直接把朱成璋送到海格路红十字医院（今华山路华山医院），朱太太可在红十字医院等候。
　　朱太太马上取出准备好的大堆钞票装进麻袋，又亲自将麻袋用火漆封好，然后托周子斌火速乘汽车赴杨树浦办理赎票。
　　从朱公馆到杨树浦路途遥远，周子斌到达杨树浦约定地点时，已是黄昏时分。当时杨树浦一带还是荒野一片，水塘、河汉、芦荡纵横，农田中夹杂着一片片荒坟野家，人迹罕见。周子斌走出汽车，扛着沉重的一麻袋钞票，在暮色苍茫中沿着坎坷的田埂，一步步摇摇晃晃地向前探索，四周寂静的有几分恐怖气氛。周子斌一面艰难地往前走，一面不断地压低嗓音呼唤着：“朱先生，朱先生……”突然，他听到前面似有一点微弱的呻吟声，走上前去凝神一看，只见田垅靠墓地边沿上躺着一人，仔细一看正是朱成璋。只见朱成璋浑身血迹，已是气息奄奄。周子斌连忙放下麻袋，抱起朱成璋往回走，上了汽车，直驶海格路红十字医院。
　　朱太太早已心如火燎般地守候在红十字医院门前了，见到浑身血迹的朱成璋，泣不成声地喊了几声，朱成璋勉强睁开双眼向朱太太望了望，随即闭上了双眼。因流血过多，未得及时救护，一句话未说即溘然长逝了。
　　朱成璋惨案惊动了上海银行界、工商界、新闻界，然而新闻界当时未敢揭露张啸林罪恶，只简略报道了被绑架的朱成璋已有下落，其他话一概未说。
　　朱的家属也未敢向法院诉讼。
　　郭绪印（第117页图为张啸林照片）
　　张绍曾被刺内幕
　　公元1929 年3 月21 日晚8 时许，坐落在天津日租界地旭街利津里的彩凤班楼上客厅里，突然传出了“嘭！嘭嘭！”三声沉闷的枪声。紧接着，一个仆役打扮的彪形大汉，提着带有硝烟味的手枪从容下楼，出大门向南拐，钻进一辆早已停候在那里的汽车里，扬长而去。
　　这时，彩凤班里乱作一团。那些被枪声惊扰了歌迷酒梦的妓女和嫖客们，三五成群地聚拢在楼上楼下，互相询问、窃窃议论着。在二楼客厅中央，一个年约50 岁左右，身穿古铜色缎皮袍的人，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之中。屋里的人个个丧魂失魄。只有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忙得团团转。他一面虚张声势地叫喊捉拿凶手，一面声嘶力竭地给各处打电话；时而通知医院来人抢救，时而报告检察厅派员检验，直到一辆汽车把受伤者拉走，一场惊乱才告平息。
　　第二天，天津《大公报》二版以醒目标题登载了“张绍曾昨夜遇刺殒命”的新闻。详细报道了现场情况，而对于行刺原因却讳莫如深。一时间，各种猜测纷坛，有的说是仇杀，有的认为张绍曾既然死于青楼，多半是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稍明底里的人则认定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
　　张绍曾被害究属何因，谁人指使？这要从头说起。
　　1923 年6 月，张绍曾从国务总理任上被逐下台后，虽息影津门，仍关心着国家的和平统一。由于他对北方军阀已经失去信心，便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1926 年9 月，冯玉样誓师五原、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后，于1927年率部进入河南，配合北伐军与直系军阀作战，势力逐渐扩大。冯玉祥后来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北伐，直指山东、河北，对张作霖奉军形成严重威胁。在此期间，张绍曾与冯始终保持信使往来，他利用其特殊地位与身份，在天津组织薛笃弼、丁春膏、刘之龙、刘治洲等人，积极收集奉军的军事动态和部署。为了及时把得到的情报提供给冯玉祥，张绍曾不惜重金买了一部电台由丁春膏负责，每天与冯部联系。有时一日数电。他自己也常写信给冯玉祥，询问战况，为冯出谋划策。张绍曾知道，他的这一行动一旦暴露，必然会引起张作霖的忌恨。所以与冯的联系非常秘密，自己的社交言谈也格外谨慎。尽管如此，还是也一件事上被张作霖看出了破绽。
　　1927 年，他的胞弟张绍程（字敬纯），从法国留学回来，想在政界或军界谋个差事，要求哥哥为之引荐。张绍曾认为，当时北方军政界被军阀政客所把持，整个北洋政权在摇摇欲坠。在他们手下没有前程可言。于是，便劝弟弟暂时在家中复习学业，以后有机会再谋职业。张绍程知道哥哥与冯玉祥友谊素深，便要求介绍他去河南投奔冯的北伐军。绍曾不便明言，劝阻说：“你要替为兄着想，暂时不可去冯部。”绍程见哥哥这也不允，那也不同意，产生了误解，顶撞说：“你已功成名遂就不管弟弟了。好吧，我去闯自己的路，请哥哥不要妨碍我。”张绍曾见弟弟不理解自己的苦衷。只好嘱咐：“凡事谨慎，千万别让人抓住把柄。”于是，张绍程去河南，冯玉祥为他在军中安排了个职务。此事被张作霖探知，对张绍曾与冯玉祥的关系引起了注意。
　　这时，原属直系的军阀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投靠了张作霖。孙在1925年任浙江督军时，经张绍曾派人从中联络，曾与冯玉祥约定共同起兵攻打奉张。但浙奉战争在南方打响后，冯在北方却按兵不动。为此，孙传芳以为是张绍曾与冯玉样合谋欺骗他，想坐观成败，借刀杀人，因而对张、冯深为不满。他投靠张作霖后，经常在张面前挑唆，说张绍曾代冯玉祥运筹筛幄，而且和冯系一班人秘密往来，策划反奉。这就使张作霖对张绍曾更加怀疑起来。
　　张作霖为了试探张绍曾，派邢士廉到天津，假意请张绍曾出面调停他与冯玉祥的关系，以息争修好。邢见到张绍曾说明来意后，张听了气愤地说：“你告诉大帅，叫他先把军队都带出关外，再来和我商量。”邢士廉碰了钉子，回北京如实汇报。张作霖对张绍曾更加怀恨，遂生杀心。张绍曾也知道张作霖必不肯善罢干休。一些朋友劝他离津南下暂避，张绍曾却认为：冯玉祥所率北伐军已打到山东，很快将进入河北境内，急需自己提供奉军方面的情报，在此时刻自己不能抽身他去；况且假若奉张有杀人之心，必然早有部署，走出津门必不容易；加之家人也阻拦他离津，所以未能成行。不过，为了防止意外，他格外加强了戒备。他在英租界44 号路公馆里，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不再参加应酬活动。
　　随着北伐战事的顺利进展，京津形势日趋紧张。张作霖在部署军事总撤退的同时，也加紧了阴谋杀害张绍曾的策划。张作霖经与直隶督办褚玉璞密谋后，于1928 年3 月派亲信王琦到天津，由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出面，在3 月21 日在天和玉饭庄宴请住津朝野名流。他们怕张绍曾不来参加，事先安排谢玉田、刘茂正两人找到张绍曾的门婿吴道时（吴佩孚继子），由他带领前往张公馆送请柬。届时，赵景云又让绍曾的同乡族叔张觉五（字会卿）
　　亲到公馆邀张一同赴宴，并答应事成之后保荐他为道尹。张觉五曾任江北道尹，赋闲已久，多次投奔赵景云想谋差事。这次见赵当面许愿，自然竭力效命，21 日下午5 点便到张公馆，催促绍曾同往。绍曾当时因身体欠爽本不想参加，但碍于族叔情面，只好吩咐备车。不料汽车刚开出车库，前轮胎坏了一个，张就嘱咐差役打电话辞谢，表示不能赴宴。张觉五着急他说：“瑶蕴（赵景云字）叫我代他诚意奉请，你不去，我怎对得起瑶蕴！”绍曾无奈，只得命司机王以达换上备胎，与觉五同车前往，另有卫兵苏以行、刘富友二人随车护卫。宴后，赵景云又约靳云鹏、张绍曾、张文生、李厚基等十几人，到彩凤班名妓花玉宝（湘阁老六）处喝茶小坐。随从卫士们都被引开去。
　　这时，有个仆役打扮的人手持信件直径上楼，说有要函面交张总理，急候回信。张绍曾闻报从屋内来到客厅，一面问哪里的信，一面伸手去接。那人迎面就是一枪，张绍曾用左手一挡，子弹穿透手掌。接着又是两枪，一枪由左耳穿入头颅，一枪打进肺部。张绍曾当即昏倒在地，在送回家中后第二天凌晨死去，时年49 岁。
　　张绍曾被杀后，官府大肆张扬，要缉拿凶手。事发第二天，天津县知事兼督署军法官王士申下令把彩凤班的老鸨、妓女、杂役人员一齐逮捕，逐个审问，关押多日。直隶督办公署也通牒日租界警察署协助缉捕凶犯。但这套欲盖弥彰的把戏是无法欺惑世人的。日租界警察署侦探长刘寿岩一句话揭穿了他们贼喊捉贼的真相。他说：“他们杀人却叫我们缉凶，假戏做得跟真的一样，亏他们装得像。凶手下落我们倒知道，是从北京来的，叫他们到大帅府里缉拿去吧。”张绍曾家人也知道是张作霖派人所为，因惧怕祸及余亲，不敢认真追究。
　　顾恒敬
　　上海阔佬魏廷荣被绑案
　　上海青帮“大亨”势力遮天，以至操纵司法诉讼。这类事件比较著名的有：30 年代《锡报》记者宋痴萍在《杂谈》一文中，涉及到杜月笙的私生活，该报主要负责人吴观蠡被杜抓去毒打，经人调解，罚吴请了20 桌酒筵，宋痴萍被杜指使手下流氓打得遍体鳞伤，此后卧床不起，不久丧命，年仅30 多岁。
　　吴与宋的家属、亲友都知道杜操纵司法诉讼，无处申诉。20 年代未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被青帮大流氓张啸林绑票时受枪伤，因未得到及时抢救而丧生。朱氏家属明知是张啸林所为，但始终未敢起诉。上海布业巨头曹启明于30 年代为了供老父颐养天年，在漕河泾附近建造一座曹家花园（今漕溪公园），只因该园在布局雅致和气派宏伟等方面都超过了黄金荣的黄家花园，引起黄金荣的忌妒。黄指使门徒王文奎将曹绑票，虽侥幸逃出魔窟，却仍被黄的门徒勒索了20 根金条。事后曹迫于黄的黑社会势力，不敢向司法当局起诉。由于上海帮会流氓“大亨”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司法诉讼，所以不管是工商巨富，还是银行巨头，一旦遭到帮会势力欺压，大都忍气吞声，即使财破人亡，也不敢诉诸法庭。
　　一、魏廷荣遭绑票巧脱险魏廷荣在上海法租界的权势和财力非同一般，他是唯一能与青帮“大亨”杜月笙抗衡的人物。魏是位天主教徒，精通法语，曾留学法国，与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早年经营地产，在徐家汇一带拥有大量地产，上海人传说徐家汇2/3 的土地属于魏廷荣所有。他的岳父朱葆三，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法租界第一条以中国人命名的马路就是朱葆三路。魏廷荣靠着精通法语，到过法国，又靠着岳父的牌头，成为特别受宠于法租界当局的人物。黄金荣曾和魏廷荣争夺美女吕美玉，结果迫于魏的权势，向魏让步。魏廷荣不仅担任中法银公司经理，兼营地产、古董业，还担任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又称法租界义勇队总司令），并与驻沪法国领事及其所属各机构上层人物关系密切，是个“兜得转”的头面人物。
　　1929 年7 月24 日上午10 时50 分左右，魏廷荣携同三个幼年子女乘自备汽车从设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口的中法银公司向西行驶。突然遭遇到持枪绑匪拦截。绑匪将司机和两个孩子赶下车去，然后跳进车内，把车向南开去。车到民国路（今人民路）口时，绑匪又将第三个孩子赶下车，只押着魏廷荣急驰而去。
　　途中，绑匪用浸了蒙汗药的手帕蒙倒了魏廷荣，剥去魏的衣裤。车到南码头，绑匪们将魏抬上小船。经二、三小时行程，126 来到南汇县六灶村樊庭玉家中。六灶村位于浦东远郊，河流纵横形成水网，除小船之外，无任何交通工具与外界相通。樊庭玉是地保，没有人敢来寻他的麻烦。魏廷荣在樊家被藏匿50 天，居然没有一点风声透到上海。偶尔有邻人到樊家串门看到魏时，樊庭玉说是自家亲戚在此养病，邻居们也就信以为真。
　　樊庭玉是位农民，秉性善良，对魏廷荣十分友好。
　　魏廷荣被绑架的消息使全上海受到震动，法、英两租界巡捕房及华界的警察局十分紧张地部署侦破任务。各车站、码头、关口、要隘都被封锁，严密检查，同时又利用流氓帮会从黑社会内部突破。但都未获结果。
　　魏廷荣被绑3 天后，魏的原配夫人即朱葆三的长女朱二小姐收到绑匪一信，约定她夜间去杭州碰头并警告其不许向警方报案”。绑匪向其面交了魏廷荣亲笔写的纸条，说明魏活着，要家中人准备赎票款项，并出示了魏随身佩带的金壳怀表作为信物。还向朱敲诈了“见面礼”1000 元，却未宣告勒赎金额。
　　魏廷荣被绑票后，新闻界大肆渲染，更加引起各方注意。朱二小姐和魏的爱妾吕美玉不断收到各种来信和报告，巡捕房疲于奔命，但毫无进展。8月24 日，一封署名“大侦探密告”的信邮寄到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花园魏宅，信中说：“廷荣被绑去至今无信，侦探捉强盗只捉外人，所以自己人做绑匪，侦探天大本领也捉不住。何况这个人是拜山人作者头子，而又是商团教操官，是自己人，只是手里没有钱，所以他就横了良心做绑匪，绑自己连襟。”
　　吕美玉接信后，大为吃惊，连忙找朱二小姐商量，决定将此信交给巡捕房。
　　“大侦探密告”中所说的那位魏廷荣的连襟是赵慰先。赵早年留学法国，经赵的母舅朱竹坪介绍认识了魏廷荣，魏将其安排在中法银公司当职员，以后又请他在法租界义勇团当教操官。因住在魏家，认识了朱葆三的小女儿“朱九小姐”，最终和朱九小姐恋爱、成婚。
　　赵慰先住在魏家时，伪装得非常老实、正派，不仅穿着打扮很朴素，而且说自己不会抽烟、喝酒、赌博。可是当他和朱九小姐结婚后，真面目便暴露出来了，不仅吸烟、喝酒，而且经常到杜月笙在甡吉里所开设的赌场里赌博。不到二、三年，就把朱九小姐陪奁的数万元家产输得精光，于是就在魏廷荣头上打主意了。
　　9 月15 日上午，康脑脱路（今康定路）304 号发生凶杀案，巡捕们在现场捉到凶犯一名。该犯恰巧也是魏廷荣被绑案中的一名绑匪，他交代出魏被藏在六灶村樊庭玉家中。公共租界捕房急忙把这一信息报告法租界捕房。法捕房当即派出西捕头目鲍尔第和华捕探长金九龄等人赶往六灶村。
　　当中西探警突然闯入樊庭玉家中时，樊家却空无一人。巡捕们唤醒村民询问，将魏廷荣的照片拿给村民辨认，村民说曾在樊家看到过此人，但谁也说不出现在到哪里去了。
　　原来，9 月15 日傍晚，樊庭玉的叔父、绑匪樊仁根突然来到樊庭玉家，说是康脑脱路有人被捕，巡捕房已经得知魏廷荣藏在这里，最迟明天就会赶来，樊仁根对樊庭玉说准备“撕票”灭迹。但秉性善良的樊庭玉执意不肯“撕票”，两人争吵得几乎打起来。魏廷荣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樊庭玉救他一命。
　　樊说，如他救了魏，同伙们不会放过他。魏廷荣恳切保证，如能得到搭救，将负责养活樊庭玉终生。樊庭玉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决定救魏廷荣出险。两人商定，先一起赴苏州，到魏廷荣娘舅家避避风头，后来魏经其母舅王晋康联系，在上海法租界义勇团的保护下，回到上海家中住了3 天，又启程赴北京避风头。魏实践诺言，报答了樊庭玉的救命之恩。
　　二、诉讼案曲折变幻黑手慕后隐藏黑手
　　有关魏廷荣遭绑架案的侦缉事宜，上海法租界捕房先后查获有关人犯朱竟成、陈仲衡、唐士良三人。1929年10 月4 日，法捕房将朱、陈、唐三犯解往会审公廨受审，审讯结果，宣布该三犯各押西牢五年，期满后驱逐出境送内地官厅按律究办，另赔偿被害人纹银一两，由三犯共同负担（属于规定的象征性赔偿）。在案件审理的第一阶段中，除了魏家接到的具名“大侦探密告”的信件外，未发现赵慰先与魏案有关系的证据。赵仍逍遥法外。
　　1931 年6 月，公共租界在处理别的案件中，案犯蔡维才供出曾参与绑架魏廷荣。法捕房闻讯，于6 月6 日要求公共租界法院把蔡移提到法租界，就魏案重行侦讯。蔡供认魏案的教唆者是徐忠清、吕若望、樊仁根及一刘姓等人，真正教唆者是赵慰先。会审公廨对赵慰先、吕若望等发出缉捕文票。吕若望被押沪后于7 月2 日受审，据供，赵慰先要绑架魏是由在逃的邹惧恩透露给他的，绑魏案是邹托徐忠清帮忙邀人进行的。
　　这期间，会审公廨正在撤销，直到8 月7 日吕若望、蔡维才被解到新成立的法院开审。蔡维才却翻了口供，说在捕房的口供被外国翻译译错了。这显然在幕后另有原因。同时，由魏廷荣委托为代理人的徐延年律师向法庭请求对被指为主谋犯的赵慰先拘案法办。但是赵在1931 年以前已离开上海，就任财政部税警独立第六营营长，驻在苏州。法捕房请魏廷荣状请法院补办到内地捕人的手续，并要魏派其长子魏元生伴同捕房探目，携公文赴苏州。于8 月21 日投请吴县公安局侦缉队协助，在赵慰先乘坐自用包车驶过三多桥附近时，由魏元生拦车指认，逮捕了赵慰先，次日押赴上海，于24 日解到法庭归案审讯。当天，由捕头鲍尔弟及译员王均把吕若望及已判刑的陈仲衡押到法庭与赵对质。吕若望、陈仲衡均供认此人为赵慰先，并说听到赵慰先谈过魏廷荣为富不仁故要将其绑架。但是赵慰先坚不承认指怔他的人与他相识。
　　法院又两次开庭，提讯陈、吕，口供都没有变化。可是同案犯朱竟成，不仅没有说赵参与此案，反而说魏廷荣曾指使180 号巡捕和魏自己先后到押所三次，唆使他要报出赵慰先来，被他拒绝。魏和主持追诉的法捕房都驳斥了朱的供述是反诬。
　　赵慰先通过他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公文，辩称不论赵是否犯了罪，因为他有现任军官身份，都不应受通常法院审判。1931 年11月28 日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宣告判决，对吕、蔡两犯以共同掳人勒赎罪，分别判无期徒刑及20 年有期徒刑。而对赵慰先彼诉却宣告不予受理，认定赵被捕时系军人身份。1933 年5 月30 日，设在法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把一直在押的赵慰先提庭，宣布移送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法审判。
　　不料，这时法捕房却突然撤回了对赵的控诉。这一幕后的背景也十分复杂。
　　赵慰先被捕后，朱藻三家的兄弟都气愤万分，主张严办，唯有朱九小姐、赵班斧（赵慰先之胞弟）等不断地向魏廷荣求情，朱九小姐多次跪在魏妻朱二小姐面前哀求，当时任上海社会局长的赵班斧更是“断指写血书”，促使魏廷荣“做了感情的俘虏”，“请求捕房把对赵的控诉撤回”。法捕房宣告撤回控诉后却仍把赵移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赵慰先很顺利地通过了军法会审，于1933 年6 月15 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军法处当局判决宣布赵慰先无罪，显然赵慰先背后有得力靠山帮助他打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部门的关节。
　　赵慰先获释后，不顾赵班斧在法捕房所具的书面声明中提出的“保证慰先决不对于魏君有所误会”的诺言，在上海各报上以大字标题，登载启事，
　　说他被逮捕幽禁是由于魏廷荣唆使已判刑的罪犯诬扳他赵慰先“及上海名人某公”所致。这里的名人某公，系指上海青帮首领，被称为“海上闻人”的社月笙。其实在上述案件过程中谁也没有提到过杜月笙，赵却主动把后台人物暴露出来了。
　　之后，赵慰先向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反诉魏廷荣教唆诬告，请治以应得之罪。魏廷荣不是军人，赵慰先不应向军法部门反诉魏，而军法部门也不应当受理赵的控告，奇怪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却徇从赵的要求，连续两次签发传票，甚至直接派出便衣士兵进入法租界魏的寓所传唤魏。不料法捕房自魏遭绑架后，常派探捕在魏宅周围警卫。军法处第二次派人到魏宅传131唤魏时，被巡逻的探捕扭进了捕房。军法处随即以魏“托庇租界妨碍公务”
　　的口实，对魏下达了通缉令。但华界军方不得进入租界捕人，赵只得请警备司令部把他提出的反诉移送到法租界的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核办。同时，他又向该法院提了自诉状，控告魏和魏子元生分别犯有诬告等罪行，要求法院从严惩处。但法租界当局派出顾问律师到法庭上要求参加诉讼，其出发点在于保护魏氏父子。
　　当时有位上海帮会界首领徐朗西，出面劝魏廷荣“烧点锡箔灰退鬼了祸”，劝魏拿出3 万元交给赵慰先去安排警备司令部里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请朱竹坪去劝赵慰先。在双方同意后，徐朗西出面请客，魏廷荣、王晋康、朱竹坪、赵慰先一齐到场。魏当场打开一只装着3 万元现钞的箱子，由王晋康点交朱竹坪，朱竹坪转交赵慰先。从此，泄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就不再对魏通缉了。赵慰先也避不到案，至此这一案件永远“延期审理”了事。赵慰先终于从魏廷荣手中获取了一定的赌博本钱。
　　这一案件经过曲折变幻的过程，最后不了了之。在案件变幻过程中，很显然有人幕后操纵。从被绑架者魏廷荣提供的材料和其他多方面的迹象来看，幕后的操纵者是杜月签。杜在青帮辈分虽不高，但和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和魏廷荣在法租界的势力不相上下，但他所掌握的帮会势力却远超过魏的义勇团的势力，他在租界之外和国民党当局军警各界都有关系，金融、工商界也有他的势力。魏廷荣的经济力量虽然不在杜以下，而其政治势力，尤其是社会势力远不如杜。
　　绑匪朱竟成在法庭上受审时，曾供述绑架魏廷荣的动机：这次绑魏“并非完全为金钱问题，实缘原告魏廷荣，身为教友，卫腮不应娶伶人吕美玉为妾，又将吕之照相刊印于美丽牌香烟上卖钱，又将义勇团名义在法国公园内捐募所得之款，匿不报销，又开中法银公司及交易所，紊乱金融等种种不良行为，故此起意绑架，惟民人等实际上确有强暴行为，违反法权，而对于主义上，并不为罪，实寓有警惕原告之意思。”朱竟成的这番话，暴露出绑魏主要为了两点：一是魏娶吕美玉为妾；二是魏在法租界金融等方面势力大而狂妄。绑魏不仅是为了勒索赎金，也是为了打击魏的势力。说明绑魏案不是一般绑匪为金钱目的策划的，而是有与魏争雄的“大亨”在幕后操纵。被绑者魏廷荣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幕后人物非同一般。他在事后写的材料中称：“我和杜月笙之间向有矛盾，古话说‘两雄不并立’，那时在法租界我和杜月笙各有一部分势力，而法国领事比较信任我，在杜月笙看来，我不能成为他的心腹，就必然会成为他的敌人。事实上我是不肯和他同流合污的，在某些方面还和他对立。”杜月笙在经营烟土方面、赌场方面，组织“自卫团”武装方面，都遭到过魂的反对，双方矛盾很尖锐。“四·一二”事变前，杜等组织“中华共进会”拉魏入伙，遭拒绝。杜对黄金荣、张啸林说魏“自以为是上等人”，看不起他们帮会界。杜曾向魏表示要换帖，结为异姓兄弟，受到魏的冷落。当杜氏家祠落成典礼时，英、法租界当局、国民党一些党国要人都前去祝贺，蒋介石送了亲手题写的匾额和亲笔道贺信，而魏廷荣却仅随份送礼，没有前去道贺。这些情况，正如魏廷荣所说：杜月笙“势必要拿点颜色给我看看”，“适逢赵慰先有绑架我的企图，经过一些绑匪的串连，于是杜月笙就成为这一案件的幕后人物了”。
　　魏廷荣对于自己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有着较切实的估量，在他亲自写的“杜月笙与绑案的关系”的材料中指出：“凭着我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一般的匪徒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人撑腰，怎敢动我的手。”“赵慰先和杜月笙原非素识，但是赵从淞沪警备司令部释放出来后，就和他的妻子朱九小姐经常在杜家出入，杜还介绍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副官长。”“赵慰先被释后，登报指责我要绑匪朱竟成诬扳赵慰先和‘名人某公’。朱竟成在法庭上只说我要他扳举赵慰先，并没有说我要他扳举‘名人某公’。在声明中，赵慰先却把杜月笙扯上，若果没有杜的授意，赵敢这样做吗？”
　　显然，赵慰先在报纸上的声明有杜的授意，在案件变幻过程中赵班斧断指写血书使魏撤回起诉、然后赵再来个反诉，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随便插手军法之外的诉讼而又明显地偏向赵。这一系列问题，都暴露了杜在幕后的操纵。早在魏廷荣脱险后，赵慰先被捕之前，杜月笙曾登报声明他与此绑案无关，这是由于杜对魏脱险的背景，特别是魏与警方对这一绑案的内幕所掌握的情况心中还没有底。这确实是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
　　赵慰先及其胞弟赵班斧都是杜的门徒，赵被捕后为其辩护的是秦联奎和章士钊两位大律师。这是当时已赌得倾家荡产的赵慰先请也请不动的，而这两位大律师都与杜有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杜月笙为赵请出来的”。
　　其实，魏廷荣被绑案幕后不仅有杜月笙的背景，还有黄金荣的背景。自从魏廷荣从黄金荣手中夺去美女伶人吕美玉之后，黄金荣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黄金荣曾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策划过绑架魏廷荣，杜月笙也曾布置过对魏的绑架行动，但由于魏周围有义勇团保嫖，又受到法租界巡捕房保护，绑票未成。1929 年赵慰先对魏绑票是前一次未遂行动的继续。杜月笙利用魏的连襟赵慰先绑架魏，实现了他打击魏的威风、削弱以至打垮魏的势力的目的；又通过在诉讼方面的幕后活动，不仅使魏对赵慰先的诉讼夭折，反而通过赵对魏的反诉迫使魏拿出3 万元。
　　通过这一曲折的案件，魏廷荣从此屈服于杜月笙的势力，“才39 岁就辞去一切职务，蛰伏在家里，深居简出，偶然出门，总是提心吊胆，瞻前顾后”。
　　郭绪印（第127页图为杜月笙照片）
　　马鸿逵泰安盗宝
　　马鸿逵，甘肃临夏人，自幼随其父马福祥在军旅中生活，13 岁时就捐了一个“兰领知县”的虚缺，甘肃陆军学堂毕业后，当过黎元洪的侍从武官。
　　1924 年投靠冯玉祥，1929 年与韩复榘、石友三一起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驻守在山东泰安。马鸿逵虽得高官，但并非蒋的嫡系，仍属杂牌军之列，军饷往往要就地自筹。当时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筹饷极为困难。于是马鸿逵就想效法孙殿英，盗墓寻宝。
　　马鸿逵的总指挥部设在铁路宾馆，对面就是嵩里山，此山虽然不高，但气势雄伟，他打听到这一地区地下确实埋有宝物，于是派兵封锁了路口，命传令班长马子周带人去挖，因没有明确地点，胡乱挖了三天，除了层层黄土，结果毫无所见。
　　马鸿逵仍不死心，命令副官处长马如龙继续寻挖，他对马如龙说：“根据可靠消息，山下肯定有宝，你务必完成任务。”马如龙认为人少不好办，最少需要一个团。马鸿逵作贼心虚，唯恐人多目标大，容易走露风声，万一传扬出去，名声不好。马如龙献计说：“这件事干的越快越好，结束的越早越好。至于说目标大，这不要紧，我们干脆故意放出风声，假借为十五路军阵亡将士修建纪念碑的名义，堂堂正正地开工，看谁敢说个不字。”马鸿逵点头称妙，并叮嘱他千万不可走露半点风声。
　　马如龙带着一团人，日以继夜地连挖了8 天，几乎把嵩里山挖平，果然发现了碾盘那么大的一块石板，上面还钉有10 几个铁把子。马鸿逵亲自来到现场，揭开石板后，露出一个石槽，槽内刻有一行篆字，石槽下面埋有一黑色小木匣，长约一尺有余，宽有数寸。马鸿逵仔细看了看，故作姿态地说：“我以为什么宝贝东西，原来是个木匣匣，我不看了，马如龙你拿去吧！”
　　匣子是用紫檀木做的，盖子上刻有朱红篆字，匣子用3 缕金丝捆紧，四周还有24 颗金钉。
　　匣子打开后，内装8 根长1 尺，宽1 寸的绿色翡翠，上面也刻有朱红篆字。为了弄清宝物来历，他们私访了当地一位老学究，请他鉴定。老先生认出匣盖上的篆文是“天子臣李隆基诚惶诚恐顿首”。证明这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玉牒，翡翠上刻的是祭天文告，《唐书》上有记载。两个月后，马鸿逵又从北平请来两个古董商人，对宝物进行了鉴定和估价。
　　马鸿逵盗宝的消息，被《大公报》一位记者听到，动员他将此宝献给国家。马鸿逵谎称绝无此事，纯属谣传。后宝物被马鸿逵私吞了。
　　王光远（第137页图为马鸿逵照片）
　　六国饭店特别行动
　　公元1933 年5 月7 日清晨，古老的北平城渐渐地从夜暗与晨雾中苏醒过来了，路灯还没有熄灭，大街小巷里有了早起的人影。地处城中心东交民巷里的著名的六国饭店在喧闹了一夜以后。这时才显得沉寂起来。目下虽时局紧张，日本侵略军正从东北向华北紧逼，在长城沿线燃起了战火，中国军队正进行紧张的长城抗战，但北平城里依然游人如织。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与富商人贾们游兴不减，要来领略故都暮春时节的迷人景色。中外游客们住满了这六国饭店大大小小的房间。
　　六国饭店坐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从东交民巷西口进去，过御河桥，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就可见到六国饭店宏大华美的楼宇，其规模仅次于北京饭店。该饭店不仅设施讲究，服务139 周到，而且由外国人开办经营，又坐落在中国军队不能进入的使馆区，因此备受中国显要人物的青睐。在北洋军阀时代，北京政局一有风吹草动，总有一批达官贵人将此作为逃避灾祸的世外桃园。即使在这里楼梯边摆把椅子坐一夜，也要交多少元现大洋。到了30 年代，这里依然繁华热闹不减当年。
　　这天清晨，饭店里住宿的中外游客们在灯红酒绿中度过了一夜难忘的夜生活以后，此时都进入了梦乡。
　　就在这豪华奢靡的六国饭店的楼字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响。整个六国饭店立即被枪声惊醒了。惊叫声、呼救声、脚步声响成一片。人们看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持枪夺门冲出六国饭店的大门，跳上一辆小汽车，飞一般地驶去。待持枪人与小汽车消失后很久，附近的警察才闻讯赶来查勘。惊奇的人们从警察与饭店茶房嘴里获得了一个更加惊奇的消息：在六国饭店被枪击倒在血泊中的一个中年壮汉，不是别人，而是闻名一时的前北洋军阀的大将、曾任过湖南督军的张敬尧。
　　人们奇怪：张敬尧怎么会悄悄地住进了六国饭店？怎么会突然遇刺身亡？刺客是谁？刺客们又怎么能潜入这门卫森严的六国饭店？
　　张敬尧，字勋臣，安徽霍丘人，生于1880 年9 月21 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十七日），自祖辈起迁居颖上县南照集。父张文奎，号益轩，是县里包揽诉讼的刀笔吏。张敬尧少时“事游荡，嗜烟赌”，是个浪荡子。当过粮店学徒，因偷盗被乡人驱逐出境，流落到山东为盗。又因杀人逃到京津地区。1896年投入小站北洋新军，后被袁世凯选入随营学堂受训。不久又入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后，先后充任北洋军团长、旅长、师长，成为袁世凯的忠实爪牙。
　　曾参与镇压辛亥武昌起义、江西“二次革命”，以及民初白朗起义。袁世凯死后，张敬尧成为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中的大将。1918 年率军攻占长沙，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治湘两年多，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湖南人民称之为“张毒”。1920 年6 月张敬尧兵败被逐出湖南，惶惶如丧家之犬，先后投奔直系与奉系军阀。1932 年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出笼，张敬尧又投靠伪满政权，充当暗探。1933 年日寇从东北向华北进逼，在攻占热河后，向长城各口进攻，威胁平津。一时间长城沿线战火纷飞。在这时，日寇找来张敬尧，委任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借给他700 万元活动经费，要他秘密潜入北平城内，收集旧部，勾结流氓，策动驻军，重新拉起队伍，在日军进攻平津时作内应，张敬尧受命后，即带着大量金钱与几个亲信，悄悄来到北平城中，住进了这外国人开设的豪华而又安全的六国饭店。开了三个大的房间，每天加紧活动，四出联络各色人等。
　　张敬尧在北平的猖狂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目。但碍于当时的形势，对张敬尧又不便公开缉拿。于是在1933 年4 月间，蒋介石下达指示给戴笠，要求戴笠迅速暗杀张敬尧。
　　当时国民党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戴笠当时的任职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对内则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特区区长郑介民，常驻北平。戴笠接到蒋介石命令后，立即电令郑介民赶回南京总部共同研究暗杀张敬尧的方法。经过几天策划，最后决定由郑介民化装为南洋华侨巨商，回国做人参生意，也住进北平六国饭店，先侦悉张敬尧行止，再伺机下手。因为郑介民是广东海南岛人，早期曾在马来亚吉隆坡做过生意，讲得一口广东官话，也能说几句英语与马来亚土话，化装南洋华侨巨商非常适合，不会被人怀疑。
　　于是，在1933 年4 月底或5 月初的一天，郑介民打扮得西装笔挺，满身洋气，随身携带十多只沉甸甸的皮箱，气宇轩昂地住进了北平六国饭店。六国饭店的侍役茶房们帮着将那十多只皮箱抬进郑介民包下的豪华房间时，还以为那里面装的都是金币与银元呢！其实，里面装的都是石头砖块。郑介民住进饭店后，神态随和，出手大方，经常借机与茶房聊天，很快就了解到张敬尧住的房间号数与位置。郑又常常以散步与工作为由，到张住处周围进行秘密侦查，弄清张敬尧与其亲信住在三个大房间里，每日活动频繁，来往的客人很多。而且张行踪诡秘，夜间睡觉经常变换房间。郑介民想，暗杀如果定在白天，人多难以下手，而且刺客不易走脱。若在夜间进行暗杀，又不知张敬尧当夜睡在哪个房间。而且张敬尧是行伍出身，枪法极准，武功又很厉害，弄不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郑介民左右为难，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原来郑介民侦察到张敬尧每天起身很早，洗脸，修容花的时间很长。这时一来人少，二来张定疏于防备，故正是下手的极好时机。
　　郑介民指定年轻力壮的白式维为执行人，并研究了刺客动手后的逃走路线。
　　另外派人在楼梯口、饭店门口守候，以掩护刺客撤退。还预先弄来三辆小包车停在饭店附近。
　　1933 年5 月7 日清晨，张敬尧象往常一样早早起身。正当他洗脸修面梳妆打扮时，白式维在同伴的掩护下，突然飞速地冲进房间，手提枪响，子弹准确地射进了张敬尧的头部，张立即倒地毙命。当六国饭店的茶房与房客们被枪声惊醒时，白式维等人早飞奔下楼，跳上小包车，飞驰而去。郑介民也丢下“皮箱”不知去向。
　　事后，国民党北平机关报报道说：张敬尧是汉奸，潜入北平阴谋策动叛乱，被“锄奸救国团”击毙。
　　经盛鸿
　　日人藏本失踪案始末
　　藏本失踪
　　平地惊雷公元1933 年6 月9 日清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正式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于8 日晚往下关车站送有吉之后失踪，请帮助查访下落。藏本的失踪，给当时紧张的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不安的迷雾，一时间成了舆论的中心。
　　警宪齐出悬赏查找南京政府得到消息，立即下令警察宪兵一齐出动，尽力查找。警察厅长陈焯赶紧派督察长陈独真往日本领事馆访问，并多方调查，了解藏本平时的个性、嗜好、身材、服饰等问题，同时向日本领事馆索取藏本照片，翻印多张，分别向藏本平日来往各处及城关站埠四出查访，又将从日本领事馆至阴阳营藏本寓所及自领事馆至下关一带沿路岗警，逐一查问，没有找到线索。
　　同日，陈悼召集各局、队、所负责人，研究扩大调查办法，明确各部责任。
　　11 日，警察厅又在督察处召集各主管人员报告连日查访经过，研究继续侦查办法，命令各警，不分昼夜，努力查找，以便尽快找出线索，寻得藏本下落。
　　同日，警察厅与警备司令部在南京各报登出广告：无论何人，如能将藏本直接找到，赏钱1 万元，能知道藏本的下落，报告警察厅或警备司令部，因而找到者，赏钱5000 元。
　　晚上，警察厅与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议决几项紧急方案：南京四郊的搜查，由宪兵警察联合编成九组，共同搜寻；实行户口总检查；派便衣队携带照片四出查访；请江宁县政府协助查找；派人分别向苏州、无锡、镇江等处搜寻。
　　12 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对藏本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下令督促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厅严密搜查。在江西前线指挥剿共的蒋介石也致电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详细询问了藏本案的情况，并下令军警严查。外交部、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厅三机关为了便于查找，决定各派一人组成联络组，交换情报并决定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真相未明日方进逼南京政府连日努力，竟然找不到一丝线索，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日方妄加揣测，步步进迫，通过各种手段，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11 日早晨，日本外相广田认为南京政府对于藏本事件的调查缺乏诚意，致电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训示与南京政府交涉的三条原则：①在中国首都发生的外国使馆人员失踪事件，在经过数小时后，仍然未能判明事件的真相与责任之所在，这是近代国家从来没有过的事件；②南京政府如果确实没有调查事件真相的能力，那么日本政府就很难相信它的警察力，而不得不为保护公使馆员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加以“重大考虑”；③向南京政府要求迅速解决此案，如果有故意拖延放松调查的情况，日本政府将提出“重大抗议”。
　　同日，日舰“苇”号驶向南京。12 日晨，日本又增派“对马”号军舰驶向南京，进行威胁。日使馆参赞有野及日第三舰队参谋长高须冈野也从上海来到南京。
　　下午3 点，须磨、有野与汪精卫会谈，会谈后须磨声称：要求迅速查明藏本行止，藏本行止不明及因此发生的一切后果，当然由中方担负；这一要求只是第一步方案，倘若中方仍然没有诚意，那么将实施第二、第三步方案。
　　同日，日本外相广田与外务省高级官员协议，决定命令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汪精卫通告：日本政府要求国民政府竭诚调查事件真相，速谋解决方法；国民政府如果对此事件处理失当，因而发生不测事件，责任必须由中方负担；日本政府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后，要求国民政府道歉、处罚责任者、赔偿损失等权利。
　　当天，日本舆论界也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势。
　　东京新联社通电说，日本政府认为藏本失踪案是义和拳运动中杉山书记官被杀以来的又一个重大事件，对南京政府应绝对采取强硬态度。
　　《朝日新闻》社论说，藏本失踪事件的原因是有人企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好转，因此采取了这一行动；南京政府对此难辞其责任，南京报纸所作的自杀等类的推测，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
　　日日新闻社社论认为，藏本失踪不可能是遭受匪贼，例如实际上成为国家机关的某社，也似乎与这一案件不无关系。
　　南京电通社电：对于藏本案，中方只以否认这一事件为目的，仅仅作表面上的调查，因此，用外交手段没法解决这一事件，应该采取实际有效的手段。
　　此外，驻留南京的日本人也集会，扬言如果这一事件不能迅速解决，那么全体日本人将退出南京。
　　日方的威逼恐吓，使南京政府压力倍增，南京政府一面要求日方保持镇静，一面下令严密查访，“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藏本寻获真相大白正当南京政府被藏本案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3 日上午9 点，警察厅接到陵园负责人张燕亮的电话。据张燕亮讲，早晨有一个人来喝水，年纪约四十几岁，中等身材，留小胡子，穿半新半旧的西装，喝完水后就一个人慢慢上山去了。警察按照这一线索，向山中寻找，11 点左右，终于在紫金山下明孝陵后面，找到了藏本。起初藏本不肯下山，经过再三劝说，才乘车回城，到城里时已是下午2 点多了。
　　在警察厅里，藏本讲了这几天的情况，本来他想去送有吉的，因为人多汽车坐不下，所以没有送，而是一个人坐黄包车出中山门，在中山陵附近上山，意欲自杀。起初想喂狼而死，后想绝食而亡，继而想掘坑自埋，但终于没有死成；至于自杀的原因，则不愿告诉别人。
　　总计从8 日晚11 时失踪到13 日中午11 时寻获，共108 小时。
　　藏本找到后，日方气焰顿消。14 日下午，须磨拜访汪精卫，代表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道谢；藏本本人也于20 日从上海乘船回国，藏本事件就此结束。
　　就这样，一度被认为是“中村事件第二”或“杉山事件第二”的严重事件，因藏本自杀未遂而真相大白于世，使这一事件的结果染上了喜剧色彩，避免了中日之间的一场不必要的冲突，时人戏称为“朱太祖”和“孙总理”在天之灵的保佑。
　　然而，藏本案虽然结束了，藏本自杀的原因却终成难解之谜，据日方声称，这是由于藏本精神衰弱症的重犯，毫无其他原因，显然，这一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樊伯欢
　　神秘女郎行动——张苇村被刺案
　　公元1935 年春节，“山东王”韩复榘声称要“与民同乐”和大家一起欢度春节，便下令济南市地方上组织各种民间文艺活动，放假三天，组织提灯会。一时，高跷、龙灯、狮舞、旱船等各种民间歌舞及杂耍沿着繁华的街道上一路耍来，街两旁都挤满了观看的人群，各种小贩也到处叫卖，好不热闹。
　　这天是年初二的晚上，韩复榘正在小纬二路的一幢小楼里和几个省府委员和高级参谋在叉麻将。他正和了一副筒子“清一色”，拍着一张刚刚摸进的嵌八筒在哈哈大笑。突然，门帘一掀，闯进一个人来。此人瘦长个子，穿着一件灰布长袍，上身罩了件青布坎肩，一顶黑色西瓜小帽顶在头上，打扮是个二爷。他神色慌张，快步走到韩复榘身边，结结巴巴地报告道：“主席，不好了！”
　　韩复榘定睛一看，是自己的亲随张富贵，将手里八筒一甩，忙问：“什么不好了！”
　　“张委员，他，他被人杀了！”张富贵道。
　　“哪个张委员？”韩复榘将面前的牌一推，“嚯”地站了起来问。
　　原来，当时山东省政府里，有两个姓张的委员，一个是省党部书记长张苇村，一个是张鸿烈。
　　“是张书记长！”张富贵道。
　　韩复榘双眉一竖，继续问道：“在哪里？”
　　“在进德会。”张富贵道。
　　进德会是当时济南最大的一个游乐场所，又是高官们进行政治活动的地方。
　　韩复榘两眼一瞪：“凶手抓住了吗？”
　　“没，没有，”张富贵说，“不过，有人看见是两个穿灰布衫的人！”
　　韩复榘左手托着尖下巴，在房内踱了几步，猛然在桌上击了一拳，命令道：“立即把进德会大门关闭，所有人不得再出入；马上派省府卫队去进行严密搜查；同时把当时的情况弄清楚，及时向我报告！”说完穿上大衣，带了随从副官和卫士们回省府去了。
　　自然，一场牌战也只好停下，那些委员、高参怀着种种疑虑各自回府。
　　再说进德会，这里有电影院、京剧院、地方剧院、杂耍场、花园、茶室，游人如云，热闹非凡。韩复榘一声令下，身背大刀，手持快枪的省府卫队如虎似狼地冲了进来把守了各道关口，整个欢腾的进德会，顿时成了鬼哭狼嚎的活狱。各个戏院停演，杂技焰火收场，几万游人拥在大门口听从卫队的搜查。
　　先是把一些妇女小孩放出去；再是把穿制服有徽章的公务员放行；再放一般的居民和商人。扰攘到了下半夜，抓了几个穿灰布大褂的倒霉蛋，才算结束了这场搜索。可第二天一审问，这几个人都是有名有姓，有确切职业的店铺伙计，那几家店东也都纷纷来保，又无任何凭据，也只得取保释放。
　　韩复榘见抓不到凶手，大发雷霆。一个堂堂的省党部书记长，在省府所在地被杀，怎么向南京交待？更何况，他还有自己说不出来的隐痛。
　　第二天下午，张苇村被杀经过的调查报告送上来了，材料主要是同时被伤但未丧命的张苇村的卫兵提供的。韩复榘看着看着脸上有了笑容，一个破案的方案在他腹中形成了。
　　原来，这一天，省府公务员的提灯会轮到张苇村带队。集合地点在城内皇亭。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有些应酬，公务员们吃过晚饭，提着灯赶到皇亭比较晚了。张苇村去得较早，见队伍总集合不起来，很是恼火，当场对迟到的人大发脾气，指责他们不守纪律。兴匆匆赶来提灯的人被骂得个个垂头丧气。7 点钟提灯会出发，沿着西大街、普利门大街、筐市大街、二大马路、纬二路走了一圈。因为开始触了霉头，大家情绪不高，走得很快，都想尽早结束这场无趣的把戏，所以8 点钟就到了进德会。提灯会的队伍在电影院门口就解散了。大家各自去看电影、看戏、看杂耍去了。
　　张苇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想回家去叉麻将。这时，他突然眼睛一亮，只见一位身穿豹皮大衣，烫了长波浪秀发，足登高跟皮鞋的妙龄女郎从他身边闪过，还向他回眸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和一副洁白的皓齿，使他浑身都酥了。张苇村是个有名的贪财好色之徒，遇此良机如何肯轻易放过？豹皮女郎向他一笑之后，就径自向东南方向走去。张苇村就紧紧地跟在她151后面，他的卫兵只好自认倒霉跟在他的后面。
　　那豹皮女郎象条鱼似地在人群中游来游去，张苇村也紧跟不放，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女郎慢慢地离开了人多喧闹的地方，进入了柏墙甬道，由北而南，往东南角的古玩店走去。跟在后面的张苇村这时四顾无人，只有自己的卫兵跟在后面，就没有顾忌了，加快了步伐，想上去和那女郎攀谈。他刚刚靠近女郎身旁，在柏墙东面突然跳出来两个身穿灰布大褂的人，都拿着左轮枪向他逼来。跟在后面的卫兵刚想拔枪，“砰！”一个高个子的长衫客举手一枪就将卫兵打倒了。另一个稍矮一点的人举枪就向张苇村射击。张苇村见势不妙，纵身想跨过柏树墙向西边人多的地方逃命。但是，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早已命中，张苇村倒在孔雀亭的西南附近的墙脚下。那两人还赶过来又补了一枪，走到他身旁验明张苇村确已死去，然后才从容地向进德会大门方向扬长而去。那位身穿豹皮大衣的女郎也神秘地不知去向了。
　　当时，鞭炮放得震天呐，三声枪声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张的卫兵并未被打死，他目睹了这幕活剧，咬咬牙，在上衣上撕下了一块布，包扎了自己的伤口，在地上爬了半个多小时，才爬到了进德会军警分驻所，报告了这场事故的经过。
　　那么，刺张的凶手究竟是谁呢？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但韩复榘心里有一本帐，他决定亲自来抓这个案件的审理。
　　他先找了那卫兵详细地审问了一次。又秘密地找省党部行动队副队长和几个队员询问了几次。在张被刺的第3 天，突然下令，逮捕国民党山东省党部行动队队长谌俊臣。前去逮捕的省府执法队，几乎没有遭到反抗，就把这个中统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当晚，韩复案就坐堂审问。12 个彪形大汉站立两旁，各种刑具都摆在大堂上。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谌俊臣如今蜷缩地跪在地上。
　　“你们是怎么杀张书记长的？谁主使你干的？”韩复榘瞪大了虎目，威严地问道。
　　“冤枉呀！主席！”谌俊臣哭丧着脸，大声叫屈，“他是党部书记长，我们怎么会杀他呢！”
　　“你们为什么杀他，你自己心里明白！”韩复榘冷冷一笑，“我只问你怎样杀的，主使人是谁？”
　　谌俊臣还是大叫冤枉。
　　韩复榘用眼向张富贵一瞟，张富贵拿出一个包裹来，扔下堂去。韩复榘大喝一声：“你自己看！”
　　谌俊臣抖抖索索地去解开那包裹，只见里面是一件豹皮大衣。他一见这大衣眼直愣愣地瞪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件豹皮大衣，怎么会到了韩复榘的手里呢？
　　原来第2 天对进德会进行了一次全面搜查。在柏墙的西南角发现了这件大衣。可见是引诱张苇村的那个女郎已“金蝉脱壳”弃衣脱身了。传说中，往往把韩复榘说得是个鲁莽的草包，其实，他是很有心计的。他立即派人在全济南的皮货店作了调查，查到了这件豹皮大衣是“乾泰恒”卖出来的。他立即密审了“乾泰恒”的老板，那老板起初还不敢说实话。后来，韩复榘恩威并施，桌上放了100 块大洋和1 支枪，说道：“你说实话，拿了100 大洋走路，我一定替你保密；你要不说实话，就一枪崩了你！”那老板只得据实报告，那件豹皮大衣是省党部行动队一个兄弟来买的。……
　　“你还有什么说的！”韩复榘一拍桌子，怒火冲天地问道。
　　谌俊臣起初是吓呆了，但他毕竟是阅历根深的，心想那个去买豹皮大衣的队员，在当天，就命他到南京去了。更何况天下豹皮大衣何止一件，他就一口咬定“不知道！”
　　“上刑！”韩复榘怒不可遏地喊。
　　上老虎凳，灌辣子水，插竹签……谌俊臣实在有点受不住。他想招，但一个严厉的声音在耳边吼叫着：“你若说了出来，也是没命！”他又咬住了牙关，幻想着：他的上级知道了一定会来救他的。
　　3 个月过去了，刺张一案还未了结。
　　确实的，中央党部曾过问过此事，要保谌俊臣出来。但是，韩复榘就是不放，而且他的理由十分堂皇：堂堂一个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被刺身亡怎么可以马虎了事；嫌疑犯如何可轻易放出。何况，人在韩的执法队手里，谁敢怎么样？！
　　有一天，又开审了，照例又是僵局。
　　韩复榘实在气得忍无可忍了。“唰”的一下，他从腰间拔出手枪来，将子弹推上了膛，走下公案，将枪口对准谌俊臣胸口吼叫道：“你到底说不说！？”谌俊臣眼里闪过了一丝恐惧的目光，头微微地低了下去。但他很快地清醒过来，如果说了，也难免被“组织”制裁，倒不如硬到底，也许还有一丝希望。他又把头一摇：“不知道！”
　　韩复榘象头暴怒的狮子似的，对着站在两旁的执法队大吼一声：“拉下去打！打死他！”
　　谌俊臣就在执法队的军棍下，被活活地打死了。
　　不久，刺张内幕披露：张苇村确实是被谌俊臣策划组织人暗杀的。
　　一个国民党省党部的行动队长， 为什么要去暗杀一个国154民党省党部的书记长呢？
　　原先张苇村是CC 系统的一员干将。1933 年，CC 系为了将势力扩充到山东，陈果夫就将张苇村推荐给韩复榘，当上了省党部执行委员。这时韩表面上虽服从中央，但骨子里却事事闹独立，尤其怕中央势力渗入山东。这次张苇村到山东，临行前陈果夫曾找他密谈：要他此行表面上是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监视韩复榘，并要将韩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而韩复榘对CC 头子的用心并不是一无所知。他事先已对张的为人作了一番调查，知道张只是个爱财喜色之徒，并不难对付。
　　于是，张苇村一到济南，韩复榘就盛宴款待，而且还委任为省府委员的重任。以后，他又按月送上巨额津贴，一味在“财”与“色”上，逞其所欲。
　　从此，张苇村就投入了韩复榘的怀抱。他非但不将韩复榘的真实情况向CC汇报，反而把CC 及蒋介石对韩的种种意图，统统告诉韩。张为韩用，他不但不再是“中央”派往山东的耳目，反而成了山东韩复榘在“中央”的耳目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果夫已得密报，张苇村确已投韩。他把张苇村召回南京，大加痛斥，但又为了韩的面子，不至使山东分裂出去，仍叫张苇村返回山东。但在临行时，他把张叫到小书房，阴沉地对张说：“你的事，是叛党行为，中央本来有权随时处置你的！这次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回山东后，好自为之吧！”
　　张苇村战战兢兢地擦着汗，退出了小书房。
　　不久，另一个人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小书房，他就是山东省党部行动队队长谌俊臣。他是受了陈果夫密电召来的。
　　“今后，你要注意张书记长的行动！”陈果夫吩咐道。
　　“是！”谌俊臣头点得象鸡啄米。他俩之间本来就有矛盾，如今见主子这样吩咐，心里有着一种莫名的快意。
　　“要将他的一举一动用密电报来！”陈果夫将象牙烟嘴上的三炮台香烟烟灰弹了一弹。
　　“是！”谌俊臣又忙点头道。
　　陈果夫抹了一下眼镜镜框，从牙缝里又挤出了一句话：“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对他严加处置！到时，你会有好处的！”
　　“谢谢部长的栽培！”谌俊臣感恩戴德地道。
　　张苇村一回济南，立即将这次南京之行的情况向韩复榘作了汇报。韩复榘听了，发出了会心的笑，他拍拍张苇村的肩膀，大大咧咧地道：“我为你作主，你不要怕他们！”
　　“谢谢主席！”张苇村恭敬地鞠了个躬。
　　而这一切，马上被谌俊臣知道了。立即用密电向陈果夫报告。陈指示他“密切观察，及时报告”。
　　张苇村回济南得到了韩复榘的保证后，更加死心塌地的投靠韩了。对于“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对韩复榘的指示，奉若圣明。谌俊臣一次又一次地密报。他极希望早日除掉这个死对头，以便自己好取而代之。
　　不久，陈果夫的密电来了，命令谌俊臣除掉张苇村。但电文中又命令：要暗除，不能使韩知道，如果事泄也不能暴露，否则将以“组织制裁”！
　　谌俊臣通过了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一个谋杀张苇村的行动计划策划好了。他抓住了春节提灯会这个良好时机，又选在一个万人游览的进德会。他又从广东重金聘来了两个枪法高明的刺客，再由南京选派了一位美貌女郎来作诱饵。定名为：“神秘女郎的行动”。果然，张苇村这个色鬼入港成了黄泉之鬼；而制定这计划的谌俊臣非但没有得利，而且也成了棍下之鬼。
　　李炎锠
　　三十年代上海发生的一桩外国艺人强奸案
　　公元1935 年4 月底，上海发生了一桩轰动一时的英国伊索古马戏班团员诱拐强奸一名13 岁中国幼女的恶性暴力事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案发后，社会各界纷纷出面，谴责肇事者，积极声援、救济受害者及其家属。此案前后持续近一月之久，最后不了了之。
　　伊索古马戏班是由英国商人开办的艺术团体，当时颇负盛名，经常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1935 年4 月首次来华，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大世界对面的大华公司附近空地上设场表演，前往观看之人络绎不绝，生意空前兴隆。
　　4 月30 日晚，在上海天蟾舞台从事编剧兼演员工作的扬州人尹声涛，让13 岁的养女尹阿佩出去买日用杂物。当阿佩路过伊索古马戏班剧场时，场内一个中年外国人以带她入场观看马戏为由，将其诱骗至团内，非法羁留。到5 月2 日，在该团所雇华人苦力王根本的帮助下，该外国人将阿佩强行奸污。
　　尹声涛自女儿失踪后，心急如焚，苦干无处寻找，报告法租界巡捕房求助。而阿佩在被污后，当日就由王根本带到圣母路大千世界游乐场内游玩，企图在人丛中甩掉了事，不料被在该游乐场工作的阿佩的舅父章皓月的一位同事撞见，章得知后立刻赶至寻找。王根本发现事已败露，情急之下，匆匆带阿佩逃离大千世界。章皓月紧追不舍，终于在福熙路九星大戏院门前将二人截住，报警后由巡捕带到芦家湾法捕房审问。尹声涛闻讯赶往，向女儿讯问了被污经过，捕房当即派探员与被害人一起来到马戏场内，找到了作案者及作案现场，搜出了污纸等物证，被告荷兰籍团员（捕房一直未予公布姓名）
　　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被带到捕房拘留。捕房风化科主任通知尹声涛3 日上午再来捕房，分别向荷兰领事馆及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办理起诉手续。
　　5 月3 日，尹声涛如约前往，法捕房却忽然改变态度，以证据不足为理由而不予受理，并将在押的要犯王根本当场释放。尹声涛万分愤慨，分别致函扬州旅沪同乡会和伶界联合会，请求援助，以伸雪耻辱。
　　5 月6 日晚，伶界联合会召集会议，一致表决予以援助，并分别上书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市党部等机关，请求据理交涉。
　　旅沪扬州同乡会也于当晚在可可食品公司召集紧急会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推派二人根据尹声涛来函所述进行进一步调查。（2）将被害人送医院进行检查。（3）以同乡会名义致函法捕房，交出案犯。（4）致函荷领事馆。
　　经过细致调查核实后，同乡会于9 日致函法租界芦家湾巡捕房，要求将罪犯的姓名抄示，以便依法进行究办，同时致159 函上海第二特区市民联合会、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等各公团，请予一致援助，并推定鄂森、宋士骧二人为义务律师，依法提起诉讼。
　　5 月15 日，鄂、宋两位律师赴法捕房交涉，要求对罪犯依法根究，捕房方面声称此案已由法领事馆移送荷兰领事馆核办而不予帮助。
　　案情传出后，群情激愤，各界人士对法捕房玩忽职守，肆意庇护，私放该案要犯，无视华人人身安全等表示强烈抗议，纷纷谴责洋人之不法行为。
　　受此恶性事件影响，伊索古马戏班的生意也随之一落千丈。11 日晚，场内连续发生两起火警，观众四散奔逃，生意难以为继。
　　5 月16 日，尹声涛以法定监护人的身份偕其女延请鄂森律师代理，具状第二特区法院刑事法庭，对帮助洋人作案的王根本提起刑事、妨害风化的自诉，请求法庭严办。特二法院根据起诉，派孙彭衔推事承办此案。孙当即签发传票，于17 日派人传送双方当事人，并通知代理律师，于20 日下午1 时在第二法庭审理。其时被告人王根本自经法捕房释放后早日潜逃，根本无法到案。但奇怪的是，20 日下午的庭审中，自诉人父女与代理律师也均未到庭，法官只得宣布改日再审。旁听者莫不感到万分惊讶。后有传闻说，该案件已经有人出面向双方调解，被害人已有息事宁人之意，故未出庭。对此，此案代理人鄂森律师声明：“自承办此案后，一再向法捕房交涉，经法总监允许，转荷兰领事馆究办。20 日庭讯，只是因为与其他案件审理时间相冲突，故没有出庭。至于和解之说，本人并未参与，当事人亦未声明。”
　　5 月26 日，第二特区法院裁定，此案已经和解，不再予以受理。个中原委，当然无人得知。此案轰动一时，但就此不了了之，成为30 年代上海滩的一桩疑案。
　　王存奎
　　佛堂喋血记
　　惊人号外公元1935 年11 月13 日下午2 时30 分，天津市南马路佛教居士林（佛家称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为居士，居士林是男女居士听经学道的场所）的大殿里，接连三声枪响，正在跪地诵经的智圆居士应声立仆于佛案之旁，鲜血溅满了经卷。
　　这血淋淋的消息随着可怕的枪声，随着被枪声惊散了的人群，猛烈扩散开来。街头巷尾，商店剧院，到处都有人沸沸扬扬地议论：“真作孽呀，一个听经念佛的人跟谁结下了冤仇，落得个脑袋开花！”
　　“听说凶手是个飞檐走壁的女侠呢，她在大殿前的院子里朝佛堂上开枪，子弹从人缝里穿过去，一打一个准，啧啧，神枪手！”
　　“依我看，女人当凶手，八成是情杀。去年不就发生过刘景桂刺杀亲夫的情杀案？”
　　“那智圆求福得祸，居士林倒成了凶杀之地，这年头，连佛法也失灵了。”
　　人们一方面不厌其烦地传播着这些愈传愈奇的马路新闻，一面又焦灼地期待着确实消息。
　　下午6 时许，天津的大街小巷突然传来一阵接一阵的呼喊声：“号外，号外，请看惊人的消息！”《新天津报》的号外标题赫然是：“孙传芳被刺死，施小姐报父仇”
　　次日，《天津益世报》的大字标题更令人怵目惊心：“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惨案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
　　于是，弱女子手刃太军阀的新闻很快传遍全城，传遍全国。此案与轰动一时的孙美瑶临城劫车案、孙殿英东陵盗宝案，以及集毒、杀、烧一身的永和金号惨案，被后人并称为“民国四大奇案”。
　　息影津门若非发生这件奇案，孙传芳已经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天津的老百姓大约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位当年的“联帅”是何时潜入这座城市的。
　　那是1931 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他是举家从沈阳经大连迁来的，不，是逃来的……
　　没有欢迎的人群夹道于前，没有荷枪的卫队警戒于后，孤身影影，冷雨凄凄。斯情斯景，使刚刚踏上天津这块土地的孙传芳，不禁涌起一种凄枪悲凉之感。想当年，他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成回国，仗着吴佩孚的赏拔，定福建，下浙江，纵横苏皖，于1925 年在南京建立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五省将帅，悉秉号令，声威远播，那是何等得意呵。不期次年与北伐军战于九江，溃不成军。此后又失守于南京，复败于龙潭，只得领些残兵败将，退缩到冀东滦州一带，由阎锡山派人收编，孙只身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去了。
　　谁知张学良不但不听他的劝告投靠日本，反而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并密杀与孙勾结一气的奉系将领杨宇霆于老虎厅内。孙闻讯大惊失色，仓皇携家南逃，息影津门，以避其祸。终日与下野军阀、政客为伍，饮酒作乐，日子倒也容易打发，不觉大半年过去，孙传芳那颗惴惴不安的心才稍安下来。
　　一日午后，孙传芳正斜倚在沙发上闭目小憩，忽听副官进来轻声说道：“大帅，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张宗昌被暗杀了。”
　　“怎么回事？”孙传芳霍地挺直了身子，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于是，副官一五一十讲出了事情的原委：革命军北伐时，身为直鲁联军总司令的奉系将领张宗昌，杀害了西北军将领郑金声，其侄郑继成为了报杀叔之仇，便在济南车站将已经下野的张宗昌击毙。
　　孙传芳长叹一声，半晌说不出话来。当初他当五省“联帅”的当儿，与张宗昌一会儿好了，一会儿恼了，才结金兰之好，转眼又兵戎相见。原是军阀之间出于各自的利害考虑，本无交情可言。所以，张宗昌的死，对于孙传芳来说并不是什么噩耗。令他心惊胆战的是：张宗昌的被刺，乃是由于郑继成的复仇。他孙传芳戎马半生，杀人如麻，结冤可谓多矣。如果有人效法郑继成，他就是第二个张宗昌了！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从此，孙传芳又多了一块心病。睡梦里，醒来时，他头脑里总是浮现出当年一幕幕杀人的场面：由闽入浙，纵师奸淫劫掠；龙潭败绩，溃兵沿途烧杀……尤其清晰的是这样一幅血淋淋的画面：1925 年10 月初，野心勃勃的孙传芳企图扩大地盘，率兵北犯，与山东督办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施从滨部大战于皖北一带。施从滨由于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在皖北固镇为孙部包围俘虏，解往蚌埠孙传芳联军的总司令部。时值深夜，孙传芳正斜卧在烟榻上，俘虏进来的时候，向他行了个军礼，他身子动都没动一下，只是从青烟缭绕中往下瞥了一眼：那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着上将军服，挺胸直立着。直待身边的大烟泡全变成烟雾，孙传芳才伸了伸懒腰，慢腾腾地转过身来。
　　“施老，施老，我几次三番致电与你，并派人与你联络，要你同我合作，你为何理也不理？莫不是想当安徽督办吧？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好吧，你这就上任去吧。”
　　孙传芳说完，当即决定将施从滨斩决。倒是在他身边出谋划策的杨文悄劝了他一句：“我们打内战，对待俘虏不宜杀戮，不如押送南京监禁。”孙不听，还是命李宝璋在蚌埠车站南边的旷野将施斩决，且割头示众，暴尸多日……
　　按理说，往事如烟，当年得势时如儿戏一般的不经意之事，在孙传芳的记忆中似乎早已消逝了。如今，张宗昌被刺的消息，却把记忆的堆积层一下子掀翻开来，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印象活化了，如此鲜明生动，却又变幻无常：呵，那无头死尸从地上跳起来了，一步步逼近烟榻，对他狞笑，向他索命。
　　蓦地，又化作举着手枪的青年男子，那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高喊“为父报仇”……孙传芳差点叫出声来，他竭力睁开眼睛，方知刚才的一切全是幻觉，那黑洞洞的枪口，不过是烟榻上大烟枪的枪嘴。
　　孙传芳心中的余悸未消，额上的冷汗犹在，猛然间又想起一件往事，他早就听说，施从滨被他斩首之后，施的遗孀便将全家迁居天津，就是说，此刻正跟他同住在这个海滨城市呢。那么，施家的子女中会不会出一个郑继成？
　　这可怕的念头苦苦纠缠着他，搅得他的灵魂不得片刻的安宁。
　　虔诚教徒得意时愈是姿意妄为，失意时愈是心虚胆怯。孙传芳在精神折磨中打发着时光。
　　“馨远兄，看你神情恍惚，气色不佳，想是贵体欠安，或是心绪不宁吧？”
　　孙传芳与段祺瑞政府时的内阁总理靳云鹏邂逅相逢，靳云鹏问道。
　　孙传芳见说着他的心病，不禁长叹一声。靳云鹏见此模样，已猜着八九，接着劝道：“我们下野之人，只图个精神快乐，心境平和，别的还求什么？
　　你也跟我一样，皈依佛门，专心仟悔吧。”
　　孙传芳这才注意到，眼前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内阁总理，如今竟身着青色道袍，一副出家人模样，便忙问道：“念经诵佛，有灵验不？”
　　“看你要什么灵验。佛门之人，与世相忘。非分之福难求，无形之祸可避，贵在心诚而已。”
　　仿佛是得到仙人指点迷途，仿佛是求得医治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孙传芳决意从此一心向佛了。1934 年4 月1 日，他与靳云鹏合力出资，在天津市南马路草厂庵办了一座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理事长，法号智圆。
　　每星期三、六都请和尚聚众讲经，孙届期必至，并且常常带着家眷前来。听经的时候，他在太师椅上闭目晃头，那模样十分虔诚。此外，他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3 次拜佛，每次必行大拜24 拜。可谓手不释经卷，口不离诵佛。
　　孙传芳本来就机敏过人，几个月的木鱼敲下来，那金刚经、大悲咒什么的，也就能记住十之五六，还好几次到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在无线电里讲经呢。
　　寒来暑往，秋去冬来，日历翻到公元1935 年11 月13 日这一天。午后，孙传芳刚过了烟瘾，又点起了茄南香。只见那香烟缭绕，绕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儿，慢慢大，慢慢往上绕，一直绕到屋顶上去。孙传芳目送着烟圈儿升腾，心头忽然涌起了一种近几年来少有的宁静之感。
　　电话铃响了。原来是居士林的富明和尚提醒他，今天是星期三，为居士林诵经之期，询问他能否按时前往。
　　妻子张氏望着外面凄风冷雨，劝他道：“今天你就别去了。只要心诚，在哪里诵佛都一样。”
　　“下点小雨就不去，怎见得你的心诚？佛祖是要怪罪的。”
　　于是，孙传芳迅捷地换上了去佛堂诵经的装柬：外着黑海青道袍一件，腰束白布带，脚穿白洋袜、青缎鞋，钻进那辆深豆寇色的挂着蓝色车篷的汽车，向居上林驶去。
　　他看了看表：午后两点整。
　　复仇女神天津先后有两个佛教居士林，一个是洋行买办陈锡舟所创办，地点在英租界广东路，1932 年陈病故后停办；另一个即靳云鹏与孙传芳所创办，地点在东南城角草厂庵。
　　孙传芳的汽车驶进城东南一个幽静去处，在一座粉墙包裹的院落前停住。院墙中间向阳两扇八字墙门，上面高挂一金字匾额，写着“草厂庵”3个字。孙传芳下了汽车，整顿衣冠，由院门进去。转西一条鹅卵石小径，两边竹林影映，甚觉清幽。行不多步，又进一重墙门，就是3 间大殿，乃为居士林讲经的佛堂了。
　　大殿的佛龛前放了一张大供桌。讲经的和尚居中而坐，身后的几排条凳是女居士的座席，面对的台下则为男居士座席。供桌东西两侧各摆一把太师椅，一把是靳云鹏的座位，一把是孙传芳的座位。是日，孙传芳步入佛堂的时候，因为下雨的缘故，只有男女居士20 余人，稀稀落落地坐在各自的条凳上。孙传芳象往常一样，不急不忙在自己座位上坐定。
　　孙传芳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身后的男女居士中，竟有施从滨的长女施谷兰。
　　施从滨共有子女5 人。本来长女施谷兰随夫住在太原；幼女施纫兰远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读书；长子施中凡在南京军队里做事；还有两个儿子在日本读书。住在天津的，只有施从滨的寡妻，孤老太婆一人而已。哪知施谷兰最近悄悄来到天津，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
　　10 年前，当父亲被孙传芳杀害的噩耗传来时，年仅20 岁的施谷兰悲痛欲绝，便决心报杀父之仇，还学着越王勾践的样子，每天临睡前，都要大声质问自己：
　　“施谷兰，你知道不共戴天的仇人是谁吗？
　　“施谷兰，杀父之仇你忘了吗？”
　　然而，她毕竟是一女子，弟妹们又年幼，只好把复仇希望寄托在叔兄施中诚身上。中诚早年丧父，由谷兰父母所教养，已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曾在施从滨遗像前宣誓，坚决为伯父报仇。3 年后他荣升烟台警备司令，重权在握，施谷兰满以为报仇之期已到，岂料她这位堂兄抵不住旧军队的腐蚀，一心沉湎于吃喝玩乐，早把复仇之事置诸脑后。对于堂妹的催促，他只是用这样一些话来搪塞，什么“大丈夫立世，当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报仇时机未到，怎可轻抛生命”呀，什么“孙逆传芳，涂炭生灵，鱼肉百姓，恶贯满盈，定不得善终”呀。施谷兰从这些信中看到的，是通篇的虚伪和狡辩，她痛苦地发现，堂兄一直在欺骗自己，蒙混自己。悔恨之余，她写了一封长信责骂他“升官忘义，自食其言”。并表示：“父亲的血海深仇，没有你，他的女儿也照样能报，你等着看吧！”从此，23 岁的施谷兰就与堂兄断绝了兄妹关系。
　　1928 年旧历9 月17 日，是施从滨遇难三周年的忌日。面对父亲的灵牌，施谷兰只觉得无边的哀思撞击着她那就要破碎的心，不禁在后花园失声痛哭起来。哭着哭着，忽听有人在她身边呼唤“大小姐”。原来是一位身着戎装的青年军官施靖公。他是施中诚保定军校的同学，在阎锡山处当中校参谋，由山西赴济南工作，路过施家借住。见施谷兰哭得悲伤，便低声劝解道：“大小姐，对你和你的家庭的不幸，我十分同情，更愿意为大小姐尽一点心力。我是个军人，也读过圣贤诗书，所以对大小姐的为人和抱负，真是万分敬佩。我有决心扶助大小姐，给施老伯洗雪冤仇。大小姐若是信得着我，靖公可指天发誓……”谷兰听了他一番豪言壮语之后，又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断然决定同他结婚。
　　新婚之夜，小两口有这样一段对话：“靖公，你说有决心为父报仇，可是君子之言？”
　　“当然！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凭着对你的爱，刀山火海我也要闯过去。”
　　婚后，谷兰带着幸福与希望，随丈夫来到太原。谁知由于时局的变化，施靖公升迁无望，情绪一落千丈，心灰意懒，抽烟，喝酒，赌钱，吃喝玩乐，夜半不归，复仇之事绝口不提，甚至不让谷兰提起。结婚与报仇，这两股扭结在一起的绳子，渐渐地松开了，两人各拉一股，距离越拉越大，不可避免的绝裂终于到来了。
　　一天，谷兰于苦闷之中，打开了平日最爱看的一本书《聊斋志异》，书中《商三官》的故事强烈地吸引了她。商三官是个16 岁的少女，父亲被富豪打死，三官为报父仇，潜逃出家，女扮男装，混入戏班子，乘富豪生辰之日唱戏的机会，杀死了仇人，随即自缢身死。商三官也是一弱女之身，她能做到的事，我施谷兰为什么不能做到！婚后的7 年，是被骗的7 年，这种生活一天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她思潮澎湃，奋笔疾书四行诗以明其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
　　在依赖别人报仇经历两度失败之后，施谷兰决定“自出头”了。她典当了陪嫁的金镯，买了回津的车票，带着两个孩子，决然离去。
　　冤家路窄当一个女人，为某种崇高的，或自以为崇高的目的所驱使的时候，其勇毅，其智慧，其果敢，其不达目的决不止息的执着，其牺牲精神，虽血性男儿，亦难以与其比拟。
　　1935 年6 月，施谷兰回到天津时，第一步任务就是要弄清孙传芳的下落。
　　她曾听说过，孙传芳下野后隐居天津。但是否确实？住在哪里？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于是，她开始大海捞针了。
　　她找来了近一年的报纸，一张一张仔细地读着，在报纸的每个角落里寻找她要找的名字。但报纸翻了一遍又一遍，丝毫不见孙传芳的踪影。
　　她跑遍天津市内的书店，常常买回一大包一大包过时的照片，但却一无所获。
　　有一次，在一个算卦的小摊上，她看到一张桌子的破玻璃板下压着10几张小照片，立刻发生强烈的兴趣。她请算命先生挪开玻璃板，把那些发黄的小照片拿了出来，翻看背面，都写着名字：吴佩孚、倪嗣冲、张勋……忽然，三个模模糊糊的字映入眼帘：孙传芳。谷兰连忙翻到正面，只见照片上是一个40 来岁的军人，瘦长脸，高颧骨，细长眼，大嘴……这就是她踏破铁鞋要找的仇人！谷兰花高价把这张照片买下了。但是，仅凭这张数年前的照片，怎么能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把他辨认出来呢？施谷兰又茫然了。
　　她暮地想起，天津有名望的大人物大部住在租界区，他们的孩子都集中在几个学校里读书。她的大儿子大利曾上过租界的培才幼稚园，孙传芳会不会也有孩子在那里上学？她马上从儿子嘴里打听到，跟大利同班的，确有一个姓孙的女孩儿，叫孙家敏，并且老坐一辆小汽车来来去去的。这孙家敏会不会是孙传芳的女儿？施谷兰怀着一线希望来到培才幼稚园。
　　“老师，我是施大利的母亲。前年大利在这儿上学，结识了一个小朋友叫孙家敏。这次我们全家回天津，大利想去看看孙家敏，跟您打听打听，孙家敏家住在哪里？家长是谁？”
　　“您还不知道，孙家敏的父亲就是孙传芳呀！”值班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又查出了地址，告诉谷兰：法租界32 号路西头。
　　施谷兰迫不及待地赶到孙传芳的住处，一看，门前冷冷清清，大门上挂着“招租”的牌子。既是“招租”，房主人肯定迁往新居。糟糕，眼看抓到手的线索又要中断了！施谷兰灵机一动，便装做要租房子的样子，敲门进去，不到半小时，就从看房子的赵副官那里把情况打听清楚：原来，“孙大帅”
　　在英租界20 号路还有一处宅子，装修得相当高级，孙传芳现在就住在那边。
　　一不做，二不休，施谷兰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英租界20 号路孙传芳的寓所。那是一座壁垒森严的高层大院。灰色的围墙上，布满了铁蒺藜拉成的电网。大铁门两旁直挺挺地立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凡有客人和汽车进去，卫兵都要先查验证件，才开门放行。其戒备之森严，直如铜墙铁壁一般。
　　施谷兰不看犹可，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她原先曾打算混到孙家当佣人，或是家庭教师；或者在他门口缝缝破烂，摆个小摊之类，以图慢慢接近，这些打算全落空了。后来又打听到8 月17 日是孙的岳母80 寿辰，想送点礼物混进去，又考虑到人多混杂，不易下手。
　　怎么办？怎么办？施谷兰在弄清了孙传芳的踪迹之后，又陷入了极度的焦急和苦闷之中。这时，她一边让她的弟弟则凡把母亲接到南京去住，一边寻求接近孙传芳的机会。
　　1935 年阴历9 月17 日，是谷兰父亲遇难十周年的祭日。这天上午，谷兰备了些纸钱，独自去日租界观音寺为父亲烧纸念经。望着那跳跃不定的火苗，飘飘扬扬的纸灰，谷兰不由得想起10 年前父亲被肢解的身体，想起仇人近在咫尺自己却无能为力。想起一则传闻说，孙传芳正在加紧活动，妄图做日本人卵翼下的“华北王”，家仇国恨，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悲从中来，放声痛哭。主事的和尚怕这位妇人过于伤心，便走过来劝慰她。谷兰叹息道：“烧纸念经不过尽子女的一点孝心罢了，其实不都是迷信吗？”
　　和尚不以为然地说：“善女有所不知，佛学如果是迷信，也不会延传一千多年呀。你再看，当今靳云鹏、孙传芳这些有名的人物，别看他们年轻时盛极一时，到了老年，不是也放下屠刀，皈依佛法了吗？”
　　听得“孙传芳”3 个字，施谷兰即时止住了泪，同老和尚攀谈起来，把孙传芳如何崇佛、如何讲经之事，了解个详详细细。连当天晚上，孙传芳要在电台讲经的消息她也预先知道了。当晚，她特地到法租界仁昌广播电台去等候，果然在那里看到了那辆深豆蔻色的汽车和由卫士陪同的孙传芳，她清清楚楚地和仇人打了个照面。
　　第二天下午，施谷兰就赶到了居士林。接待她的是一位姓张的女士，听说施谷兰愿意听经诵佛，离苦得乐，张居士高兴地说：“来此入林的居士，已有3 千多人。男子入林，需有人介绍，女子入林，登记填表就行。”说着，拿出一张登记表来。谷兰提起笔，填上“董慧”2 字，递到张居士手中，还领到一枚林友的证章。
　　入夜，万籁俱寂，施谷兰凭窗而立，听着小儿子甜美的鼾声，仰望太空银盘似的明月，一联五言对偶句跃现脑际：“翘首望明月，拔剑向青天！”
　　“从今而后，谷兰易名为剑翘了，让我手把利剑杀向仇人吧！”
　　血溅佛堂1935 年11 月13 日晨，施剑翘打开窗户，一阵秋风卷着秋雨扑面而来。
　　这样的天气，孙传芳会到居士林来吗？
　　10 年磨一剑，霜刃今日试呵！今天，是她几天前在南京与则凡弟商定行事的日子。几天来，她全力以赴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刻印传单，准备在刺杀现场散发；写下遗书，以备万一在现场被打死对后事有所安排；按时去居士林听经，以选择开枪的最佳角度；昨天，她还抽空到照像馆留了个影，准备给家人留下最后的纪念……诸事齐备，不期碰着雨天，万一孙传芳不来怎么办？施剑翘的心绪比那纷乱的雨丝更加纷乱。
　　然而，施剑翘早非那种不谙世事的女子了。她懂得，在这样的时刻该怎样使自己的心情镇定下来。她寻思一切，看看有什么准备不周的地方，眼光又不由地落在书桌上的那把勃朗宁手枪上。
　　施剑翘虽军门之女，但至今从未开过一枪。只是父亲在日，曾将手枪的各种零件及性能告诉过她。后来她立志报仇，曾经为得不到一支手枪而苦恼过。事有凑巧，则凡的同学朱其平去年路过天津时，将他在南京军政部买的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和两盒子弹寄放在施家。剑翘得此如获至宝，即用它来作为刺杀仇人的利器。然而，她毕竟是一颗子弹没打过呵，对此，她的弟弟十分担心。
　　“大姐，平时一定要关上保险，才能保证安全。但使用时，您千万不要忘记打开保险再扣扳机。不然的话，枪可就不响了。”弟弟再三叮嘱。
　　“你放心，枪要是不响，我就用这枪把子砸烂孙传芳的脑袋！”
　　多少次呵，每当室内无人的时候，她关起门来摆弄那支手枪：在弹夹里压上6 粒子弹，把子弹推上膛，关上保险，做了个瞄准射击的动作，然后退出子弹，卸下弹夹。这套程序她已训练得相当熟练了。
　　但是，她没有条件哪怕作一次实弹射击的训练，此举能否成功，她实在没有绝对把握。想到这里，她拿起那把手枪，准备作最后一次训练：举起，瞄准，放下……
　　午后，雨仍然滴滴嗒嗒下个不停。不管怎么说，还是得先去看看情况。
　　她把手枪在家里藏好，打了一把伞，向居士林走去。进了殿门，一眼望见孙传芳的位子果然空着，心中暗暗叫苦，只得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听经。
　　约摸过了10 分钟，大殿的门悄悄打开了。一个工友匆匆忙忙进来在孙传芳的座椅上放了一本经书。紧跟着，一件黑海青道袍出现在施剑翘的面前。
　　不错，是他，他来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是，天哪，手枪没带。改天再说？不行。今天下雨人少，不至误伤别人。再说与弟弟约好今日动手，怎可惜过眼前良机？
　　想到这里，施剑翘当机立断，悄悄溜出了大殿，招呼了一辆出租汽车，旋风般地回到家里。她箭步冲出卧室，披上大衣，藏好手枪和传单，返身就往外跑。其时，6 岁的大利正在吃面包，保姆正在喂不到两岁的小儿子吃饭。
　　孩子们见娘刚回来就走，赶忙从后面追上来喊：“娘——娘——”
　　她狠了狠心，强咽下涌进眼眶的泪水，头也不回，上车就回到居士林，一眼又捉住了那件黑海青。她的手猛地插进藏有手枪的暗兜里，心“怦怦”
　　直跳，两腿直哆嗦，脸也变了颜色。霎那间，她猛然醒悟到，这样的精神状态对于她是多么危险！她捏紧拳头，咬紧牙关，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缓步走到先前的座位上，冷静地环顾四周，觉得现在的位子离孙传芳还稍远些，但在那安静的场合，突然地站起走动又会惹人注目，便灵机一动，故意提高声音对身边的张居士说：“后面的炉火太旺，烤得我难受。”
　　张居士随口答道：“你不会坐到前一排去吗？”
　　施剑翘答应一声“好”，上前一步，就到了孙传芳的右后方。
　　正在摇头晃脑地听经的孙传芳尚未察觉情况异常，枪声就响了。
　　孙传芳应声仆倒在太师椅的右扶手上。
　　“砰，砰”，又是两枪。
　　孙脑浆迸裂，血染经卷。
　　施剑翘乘势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传单，哗啦一下抛到半空，又纷纷飘落在被枪声惊得呆若木鸡的人群中。
　　突然，不知是谁尖叫一声，提醒了尚未反应过来的人群。刹那间，呼喊声，哭叫声乱成一团，人们拚命地互相推着、挤着，夺路而去。
　　“大家不要害怕，我是施剑翘，为父报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自首！”剑翘大声呼喊着。
　　骚乱的人群，哪里听得见她的话，片刻间，大殿里和庭院内就走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她和那个仆倒在太师椅上的仇人。
　　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只有那点点滴滴的细雨，洒落在殿前空地的传单上，发出如泣如诉的低声絮语，仿佛是上天代一个女子渲泄她的心声。
　　“凶手”遇赦
　　孙传芳佛堂毙命的次日，天津《大公报》以特大字体在醒目地位，刊出孙传芳的“讣闻”：“……孙公馨远于国历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四时在天津英租界二十号路寓邸病故。择于十四日午后四时大殓……”明明是被刺身死，却说是“寓邸病故”，一时传为笑柄。治丧期间，何应钦、曹汝霖一班新旧权贵或则踵门叩灵，或则电函吊唁，还举行了颇具规模的记者招待会，可谓“身后哀荣”了。然而热闹几天之后，便永远为世人所忘却。
　　倒是“凶手”施剑翘的命运，却长久地牵动着千万人的心。
　　当天事成之后，施剑翘坦然自首。她对前来的两个警察说，孙传芳是她打死的。并掏出手枪和剩余的3 颗子弹交给警察。两名警察押着她来到警察局，第3 天转到法院。天津地方法院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 年。施提出上诉。
　　河北省高等法院于同年12 月28 日复审，重要证人王化南等因初审时讲了关于施剑翘主动自首的实话，复审时都不让出庭。施剑翘在法庭上把法官痛斥了一顿。有家报纸次日报道说：“施（剑翘）对此颇多牢骚，谓凡有力的证人俱离津不知下落，孙家有钱有势，其情可疑。”河北省高等法院于1936年2 月6 日再次开庭，不得不把证人之一的王化南传到。21 日，河北高等法院宣布撤销原判决，处施剑翘有期徒刑7 年。施剑翘对二审判决不服，向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而孙传芳之子孙家震则对二审减刑表示不满，要求检察官提出上诉。最高法庭驳回施剑翘上诉，维持河北高等法院原判。
　　法院判决一公布，全国舆论界顿时大哗。各界人士声援施剑翘、抨击法院的文章陆续见报，造成强大声势。与此同时，各地报纸连续登载了声讨孙传芳的文章：《孙传芳生前无恶不作》、《孙传芳死有应得》……
　　强大的舆论潮流，惊动了当时正住在南京中山陵的冯玉祥老将军。他从报上读到孙传芳被刺的消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后来陆续从报上了解到，剑翘竟是那样一位非凡的女子，而且又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判决，不禁拍案而起：此女不赦，公理何存！便联络了李烈钧、张继等几位国民党元老公开上书请求特赦。并亲笔致函河北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请他设法营救。
　　1936 年10 月15 日清晨，法院的一位芮科长匆匆走进牢房，满面春风地告诉剑翘：“恭喜你，你已经得到国家的特赦啦！法院方面已接到南京的命令。”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施剑翘泪如泉涌。为期344 天的牢狱生活结束了。
　　她一步跨出牢门，奔向那自由的天地。
　　附记后施剑翘在徐特立、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的指引下，奔向了革命的前程。全国解放后，她被选为苏州市妇联副主席、市人民代表。1952 年，施剑翘因病移居北京。1957 年，她被补选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
　　吴雨（第163 页图为施剑翘照片，第164 页图为孙传芳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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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