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最厉害的律师:黄万里临终治理长江遗嘱：可少死几万人

黄万里临终写下治理长江遗嘱：“可少死几万人”
2011年06月13日 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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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沈英：这就是他的遗嘱，写给我爱人跟我的，说就是，敏儿、沈英，父爱妻姝，治河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椿，背水面宜砌石，以策万全，盼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也许是害怕学生们并不注重自己的治江愿望，黄万里在遗嘱的最下面又补充了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
凤凰卫视2011年6月11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黄万里，中国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的儿子，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黄万里的一生都和万里江河连在了一起。他和他那一代中国所有的知识菁英一样，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学到了科学、理性的精神，他们懂得，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因此他们决不会为权势或偏见而放弃科学的真理，这就是黄万里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他活得太艰难了，可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声有色。
解说：黄万里，新中国第一代水利专家，他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是反对三门峡的建设，二是反对三峡的建设，然而，他的谏言都没有得到采纳。
黄观鸿（黄万里儿子）：他听说长江三峡上要修一个大坝，他就吓坏了。
任裕民（黄万里学生）：三峡的问题，不能修坝，修坝真的想修坝，你只能修低坝，你不能修高坝。
解说：他三番五次上书中央，力陈三峡不能修坝的原由。
黄观鸿：这是国计民生大事，他一定要坚决反对，就上书。
杨美卿（黄万里学生）：要对世世代代的老百姓负责，那是千秋万代的事情，其实做一个工程，影响不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上千年的事。
解说：如今，三峡问题频出，当年的智者已经远去。
黄且圆（黄万里女儿）：他就是考虑那个河流，是从那个河流的那个自然的本性，这些方面来考虑应该怎么样去兴修水利。
解说：1911年8月20日，辛亥革命的前夜，黄万里出生在上海川沙县，父亲黄炎培时年34岁，在当时是追求中国现代化道路教育家和社会革命家，黄万里在黄家男姓中排行第三，儿时十分淘气，但父亲却十分喜欢。1924年，黄万里小学毕业，进入了无锡实业学校，1927年毕业时，门门功课均列榜首。受到父亲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1927年黄万里考入了唐山交大，学习铁路建设桥梁工程专业，在学满五年之后，不到22的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在杭州铁路担任助理工程师。
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湖北省云梦县一夜间淹没县城，淹死七万人；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此时年轻的黄万里受到了震撼。
赵诚（作家）：一两年之间黄河长江都泛滥了，泛滥以后，长江泛滥死人很多，汉口淹死很多人，大概人数都是都是上万的，这个时候呢，他就萌发了希望能够学水利，能够用解决中国的水患的问题。
杨美卿：后来老是在想这个事，就是说劳动人民拿米两养活了我们这批人，才能读书才能上大学，所以一定要报答劳动人民，所以他那个思想我觉得对他来讲，是比较根深蒂固的。
解说：由于当时全国的水利工程师都局限在土木工程设计与施工，在水文学上还是一片空白，而不通水文学，仅仅是明白设计施工，就相当于根本不了解水利。黄万里决定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向，转向水文学的研究，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经父亲介绍，他拜见了当时中国水利界的重要人物，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
赵诚：他就放弃了，放弃了以后准备学水利，许心武跟他说呢，我们国家现在最缺乏的是水文人才，不懂水文，搞水利不懂水文，你只会一个工程，我们现在学工程的有，我们可以随便比方说造一个坝，但是这个坝应该造在什么地方，根据什么，这个水文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什么原理，我们没有懂这个的人，所以说他就这样的，他就决定要出国去学这个水文学。
解说：1934年，黄万里参加了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此后三年间，黄万里先后获得了康乃尔大学硕士、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还同时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期间黄万里驱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工程，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坝上实习了四个月，在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之后，黄万里坐船考察了整条河流直至出海口。这些经历使黄万里眼界大开，他开始对治河有了一些认识，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线程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在学科领先地位。
赵诚：他的毕业论文呢，也是讲这个暴雨在瞬间这个下来以后，它的这个流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就是对水文、地质，当时的这个比较前沿的学科，这些他都进行了研究。
解说：1937年春天黄万里学成回国，也就是在回国的轮船停经日本横滨港的时候，他遇到了在日本留学医护专业的丁玉隽，丁玉隽是辛亥革命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两人同船返回国内，此时黄万里对丁玉隽一见钟情，而这位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博士也给丁玉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丁玉隽（黄万里妻子）：帅也说不上什么帅了，就是这个人比较天真、比较滑稽、喜欢开玩笑，就是这个特点，没有什么帅什么，谈不上，因为他那个体型很大的。
解说：就在黄万里回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有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等几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亲自登门并宴请，邀他去浙大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万里志在治河，他希望先当一个水利工程师，做些实际的工作，于是他婉拒了竺校长和其他几所大学的盛邀，选择了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开始从事水利工作。
丁玉隽：他的抱负就是回来要工作，他现在回来唯一的就是要工作，赶快工作，他对工作就是，所以他回来第一个就是要求一个机关接受他，再给他一个工作机会。
解说：也就是在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担任水利技正期间，黄万里造访了丁玉隽家，丁玉隽的父亲丁惟汾跟随孙中山走南闯北时，对上海人印象并不好，当得知女儿在归途中结识的男友是上海人时，向黄万里下了逐客令。
丁玉隽：我们是山东人，我父亲有一个什么，最不喜欢的是上海人，说上海人是油头滑脑的，他不喜欢上海人，别的没有什么要求，对他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也没有特别提出，就是说我不喜欢上海人。
解说：此时，父亲黄炎培听说儿子上门遭到拒绝后，请来了丁惟汾的贴身秘书陈希豪，陈希豪随即把黄万里带到了丁惟汾面前，在与黄万里交谈后，丁惟汾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不仅人很老实，而且有着远大的抱负，于是默认了女儿的选择。七七事变后，时局动荡，1937年11月27日，黄万里与丁玉隽在逃难中于庐山喜结连理，随后两人辗转奔向了四川。
解说：初到四川，黄万里先后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而这些勘察，为他以后关于中国水文地貌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尽管当时地貌学尚未形成，但是通过实地考察，他已在自己的头脑里开始建立起水文地貌的观点，对于治河问题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赵诚：他搞了很多测量，就是说这个测量呢，测量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都是开先河的，以前没有搞过实地的这条河流水文的情况，水深多深、流速多少、河面多宽，整个这些水文情况，底下是什么样的泥沙，还是卵石，是什么样的情况、怎么流动，以前没有人实地勘测过，这都是黄万里他自己做过这个工作。
黄且圆：他每一到一个地方，都首先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大的书桌，我记得在我最小时候，就是我能够记忆的时候是在成都吧，他那就有一个很大的书桌，他就老在那趴在那写东西或者看书。
解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战场，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的河道上测量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更是暗藏杀机。
黄观鸿：他们有些个工作人员站在河里面就有被淹死的，水并不很深，并没有到了膝盖以上多少，但站在底下河床就流动，石头就流动，后来我父亲他们还总结，这石头不是一层在流动，上面在流动，下面也在流动，所以这人就倒了，多了以后大石头来碰着出血了，或者是怎么就懵过去了，就淹死了。
赵诚：他们在这个嘉陵江的时候也出过事，船翻了，有一条船翻了，翻了以后那个也淹死两个人。
丁玉隽：他的工作性质是这样的，没有觉得好像是一种，觉得这个工作太辛苦了，好像不应该做这样辛苦的工作，不应该挑选这种工作，没有这种想法。
解说：在当时的水文勘测中，黄万里不仅要在陌生的水域冒着生命的代价进行勘测，由于时局不稳，更是要提防沿江土匪的袭击，也就是在一次沿江考察中，黄万里第一次遇到了土匪的冷枪。
黄且圆：他遇到土匪了。
丁玉隽：打过来一个子弹，穿过他们的那个驾驶室。
黄观鸿：那个司机座上就是破了，玻璃破了。
丁玉隽：半边脸玻璃渣子都打碎了，特别的吓人。
黄观鸿：他那时候胡子也特别长，那天回来胡子长极了，很长的胡子，这脸上都破了，就不是破了，反正就是疙疙瘩瘩的，就是碎玻璃。
黄且圆：我就看见他脸上就是一个一个的红点，满脸都是红点。
丁玉隽：后来那个玻璃渣又经过半年的时间，慢慢地还往外冒，冒出来，他身体力壮，他不在乎这些。
解说：1940年初，黄万里用四个月的时间在青神县岷江上唐朝延续至今的鸿化堰水利灌溉工程，仅花了5万元，节约预算20万元，灌溉农田1.5万亩，也正是为了纪念这座鸿化堰，黄万里将自己在这一年出生的儿子取名为黄观鸿。
黄观鸿：他老是跟我说，我出国留洋花了也不是两万两，还是多少万两的银子、白银，那意思我回国以后，在四川修水利给他们省了多少多少万，这一个工程就把我花的钱就挣出来了，所以他很为此骄傲。
解说：抗战期间，黄万里在嘉陵江支流涪江上的三台县柳林滩主持修建了川中丘陵的曲流河上第一座截弯取直的人工河道及船闸工厂，以避开险滩，改善大后方战略运输航道，这项工程成为当时的十大工程之一，并被刊登在了中央日报上。这张照片正是在三台工程完工典礼上的黄万里，从他意气风发的表情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工程在当时的份量。1949年解放后，黄万里担任东北水利局总顾问，由于顾问的工作无法在水利规划和具体实施上有所作为，同时他的建议得不到采纳，1950年6月，黄万里毅然辞去了官职回到了母校唐山交大教书。
赵诚：他可以说天分也好高，那么学历也很好，他给学生讲课的时候，这些问题都讲的非常，都能深入浅出的跟学生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黄且圆：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是本身他就是每天，他一直是那个留着一个小胡子的，在我母亲那有一张照片，一直是留着一个小胡子。
解说：1952年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学制和学校课程设置都在不断进行调整，唐山交大此时改为唐山铁道学院，与铁道无关的专业都被调整出去了，于是1953年初，黄万里调到了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也正是从这个年代开始，黄万里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曾子墨：1952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黄河规划》完成了，对黄河干流的梯级开发计划选定在陕县三门峡修建一座最大、最重要和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在随后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与会专家并没有太多异议，现场只有黄万里否定了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他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然而他的声音并没有引起重视。1955年7月，《黄河规划》在全国人大决议通过，而黄万里没有气馁，而是多次的上书，力陈不能盲目相信苏联专家意见的理由。
解说：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线性规划方法的意见》，他在意见中针对防洪方法及下游的防洪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三门峡建坝不可行，此时的黄万里在各种关于黄河的重要争论中都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反对在三门峡修建水坝。而他在学术上不加掩饰的话语风格和传统与现代文化教育冲击而形成的执著性格，也开始越发与当时高涨的政治氛围格格不入。
杨美卿：那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是不太敢讲话了，起码不太敢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的东西对立起来看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附和，或者是最多不说话的这种人肯定是占大多数，当时真正有点专业水平的人，知道这是有问题的。
赵诚：他说我知道，我不去讲，我就是失职，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公民意识，他认为这个公共的事情我懂，我应该说，我对我自己的国家负责任，他说我要不说我就是不爱国。
丁玉隽：他就是直接说出来，没有什么遮掩，遮遮掩掩，或者说叫人家去猜你这个人想怎么样，想怎么样，没有这种，所以人家一看就把他看穿了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他也没有什么避讳，喜欢的人照常喜欢他，讨厌的人照常讨厌他。
解说：1957年6月10日至2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而在这次会议上，黄万里仍坚持他之前的观点，全面的否定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反对拦沙放清、反对把下游水灾移到上游。
黄且圆：当时就是说去开了会，他回来也在家里说过，就是三门峡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修，他也跟我们讲过，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上大学了，但是他也没有就是，当时他也没有就是看得那么严重，他还是在想，就是尽量怎么样说服那个当时的领导或者什么不要修这个水库，他一直是这样子，他就是努力地去，他认为这个水库不能修，所以他就努力，只要能够让他说话，他就努力地去向各方面说这些事情。
丁玉隽：他已经明确表示他的态度了，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他的态度，对三门峡的态度，他不赞成这个事，一贯的，大家都知道的。
赵诚：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水利专家不是不知道，私下里他说跟他讲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上会都是都不说话，或者是说的都是假话。
解说：在黄万里看来，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携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强制上马，必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杨美卿：他认为自然界的力量肯定比你的水库力量大，自然总是向下，既然它能够造就广大的平原的话，就是把整个西北的黄土高原全都冲刷下来的，所以你拦不住的。
赵诚：如果说你要建了一个大坝，一下这个水流量，就是说黄河在这儿水流变缓，那么渭河的水呢，就一下就冲不出去了，而水面也相对抬高，渭河的水冲不出去，渭河就会加速淤积。
解说：渭河的淤积不仅对上游容易造成巨大的水灾，更是会将两岸农田破坏，在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中，除了一位刚刚进入水利专业的技术员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水库和滞洪排沙的方案外，大部分人不说话，而其余的人则异口同声的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而70人的会议上，只有黄万里孤身反对建坝。
赵诚：当时的争论就是说黄万里，只有黄万里一个人是反对建坝的。
丁玉隽：支持他的人当时没有，我想没有支持他的人，至少没有公开支持他的人，没有，而且不会有的。
杨美卿：其实看到这个现象的不只他一个人，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大多数人没有他这种勇气来坚持认为这个是对的。
解说：眼见三门峡工程上马已成定局，此时的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便最后提出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最后这一条与会者全都同意了，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黄观鸿：我父亲是主张不要上三门峡，可是他们木已成舟，他们已经都报上去了，好像都决定要修了，所以你们反对也没用了，好象是怎么一个具体细节了，我父亲就说那这样，底下有那个修建的时候，有几个排空洞，修坝之前，它就要留几个洞。
赵诚：修坝的时候有12个导流底孔，就是说当时要把那个水呢要从底孔上走，他们要在这儿修坝，那么呢，当时就是说黄万里说，最低限度你们要留6个导流底孔，将来把沙子往出排。
解说：也就是在会议激烈争辩的时候，《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在毛泽东亲自题写的“什么话”的栏目下，发表了黄万里的短篇小说《花丛小雨》，随后，《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批判黄万里的文章，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知名的右派。
曾子墨：3000余字的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是1957年春天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分两次发表的，批评北京的市政建设，也批评了在三门峡方案中跟着高唱“黄河清”的现象，还批评了当时盲目学习苏联的高效教育模式。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一次，遇见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毛泽东很不高兴的对他说，《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随后在社会各界的批判声中，黄万里被召回了清华大学，至此14天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黄万里只参加了7天。
解说：1958年，黄万里被定为右派后，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大部分时间在家中闲赋，他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而子女的升学也受到影响。一年后他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在水库工地上，黄万里表面上力争保持着平静，但他的内心去是痛苦的，他写给家里的信中说，我真需要我哪个儿子能在身边，我可以扶着他走回去。
黄观鸿：这是我母亲的，给我母亲的信上提到这个，我当时也没看到这封信，他意思就是很累，希望最好我那么累，有一个儿子，我扶着肩膀，能够从工地走会那个工棚多好。
黄且圆：我母亲还带着我妹妹去看过一次，她就说就住在那种，大概半截在那个土底下的那种房子里住着，但是他呢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丁玉隽：他不是随便觉得自己垂头丧气了，他就骂那些右派的教授，他说真是没有出息，你右派就右派吧，你干吗好像是见不得人呐，这个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犯了错误就犯了错误，大家都知道的我犯的是什么错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所以我就叫他一个快乐的右派。
解说：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黄万里当年的谏言一一变为事实。
黄观鸿：果不其然，这个是堵得非常厉害，大概三年以后吧，发电量已经淤了二分之一是三分之一了，潼关以上已经告急了。
赵诚：陕西省就是说后来就是出现了问题，要淹到西安了，危急到了西安了，最后陕西省的领袖通过特殊渠道找见毛主席，跟毛主席说这个渭河三门峡水库修了以后，渭河倒灌了，我们这个西安就快要淹我们西安了。
解说：眼见情况紧急，需要打开排沙洞，然而当年黄万里提议大会一直通过的在大坝下保留排沙洞的决议在施工过程中却被工程人员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全部堵死了，无奈之下，三门峡大坝不得不在1956年和1969年两次改建，并一再改变运行方式，效益与原设计相差悬殊，而此时的黄万里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平反。
黄观鸿：其中我看到一个漫画呢，就画着我父亲，戴着个方眼镜，在那抱着肚子哈哈大笑，仰着天，那么有一个水坝就冲毁了，说黄万里看着水库水坝冲毁了，他还哈哈大笑，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他此前预言过，说你们修这个水库水坝不行，是强度不够是怎么不行，他们不听，非要修，最后垮了，垮了我父亲一听哈哈大笑，他们就说黄万里好像那意思，这个什么当然他也会很心疼了。
杨铁笙（黄万里学生）：三门峡的问题是不幸被他言中了，他实际你如果去看他，后来三门峡问题发现以后，国家要请一些专家来会诊，解决三门峡问题的时候，他曾经为这个写过东西，那会儿已经是右派了，他写过东西，写的东西你看他写的东西，写完这个东西以后，他还写了几篇长诗，他实际上是在哭，哭泣，哭泣什么呢？哭泣就是我们国家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最后呢不幸被我言中了。
赵诚：那么他很痛苦，痛苦以后呢听说三门峡淤积了，他给水利部写信，提出来改建方案，千方百计的使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对国家有利一点，最后水利部也没接受他的方案。
解说：1964年，黄万里在得知三门峡淤积后，在劳改过程中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完了三门峡改建方案，其方法为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然而方案最终未能被采用，也就是在这一年春节的座谈会上，毛泽东向黄炎培提到黄万里的词写得很好，此时如果黄万里写个检查，就可以顺势摘掉右派的帽子。
赵诚：毛泽东在那个，给他们传达的时候说是跟他父亲讲，就是你儿子诗词写得很好，我还是很爱读的，但是呢这本来是一个摘帽子的机会，但是他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表示一个忏悔，那么而是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黄观鸿：我父亲就说了，我写了一句话给领导，就说国家养仕多年，这么一个水利学上的问题，居然在1957年70人的会上，只有我黄万里一个人站出来提不同的意见，那国家养士多年，这些人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这些人那意思都说假话呢？
曾子墨：1980年，黄万里被重新派上讲台，给水利系的青年教师补习课程，他已是近七旬的老人了，不仅给教师们讲课，还批改作业，不过他再也没有带过本科生了。当时的水利系领导和学校都认为他有资格做博导，做博导需要写申请，但是黄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就是能带博士的人，还要写申请吗？不够资格的才写申请，我够资格为什么写申请？
解说：因为不是博士生导师，黄万里到了年龄，从教学岗位上退了下来，虽然不教课，但是黄万里仍和系里的老师们保持了融洽的关系，闲暇的时候，黄万里总喜欢叫上几个学生到自己家中，和自己聊上几句。
杨铁笙：几次流泪，我对不起国家，我拿了钱。
任裕民：当时他的工资好像是开始是1800多块钱，因为工资都是我给他，原来领都是我给他领的，1800块后来涨到2000多，再后来涨到他退休的时候好像到3000，好像3000，他讲我拿了国家的这个钱，我没有给国家干事，他讲他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解说：一心希望报效国家的黄万里，晚年遇到了三峡建设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长江三峡将要修建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立即表示反对。在给中央的信中，黄万里开篇写到，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信中，他还详细解释了三峡大坝不可修的“卵石理论”。
黄观鸿：四川这个所有的石头，都缓缓地流到了重庆，或者说大水把它很急地冲到了重庆，一进水库以后，你将来修个坝，高峡一出平湖，你三斗坪那一截，到重庆那石头呼噜一下就下来了，它本来流的挺顺畅的对不对，你到了水库末尾，那速度几乎是零，它就坐在那，那么就可能形成一个水下的暗坝，一点10年不遇、20年不遇、30年不遇的大水来到的时候，水下的暗坝就起作用了，那么四川平原重庆以上，很多地方，江津呐、合川这些地方都要被淹掉。
杨美卿：他讲的东西不是没有道理，绝对是有道理的，从整个大自然的地貌来说的话，因为石头下来了以后总要流出去，你流不出去就塞到水库里头，库里头出现淤积就在库尾，所以最先出现问题的是重庆港区，这个概念是对的，将来如果再发洪水，那重庆或者四川盆地就淹了受影响。
解说：黄万里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三峡大坝正式动工，但黄万里依然没有停止上书，学生从三峡大坝项目组归来，他急切询问大坝修建情况，并再次上书，表示三峡大坝实在要修也可以，但只能修低坝，不能修高坝。
任裕民：我在三峡带了半年多时间，我回来的时候他都问，现在三峡到底怎么样了，他非常的关心，你知道吗？你听他说这个坝现在不能修高坝，现在既然已经修了，他那时候又写了个东西，三峡大巴修修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修高坝，他就又叙述了很多原因，一个就递上去给系里，给系里的头头，一个给钱正英写的信好像比较多，一个给水利部，给水利部又写了信，都讲自己好多的看法。
解说：尽管有了三门峡大坝的先例，三峡工程前后，黄万里并没有参加任何讨论，期间，黄万里一次次的上书都没有回复，这让黄万里颇感无奈。
任裕民：因此黄先生说了，纵使我的意见能发表出来了，现在人没有人给你扣帽子了，但是你说归说我反正不听你的，对不对，我又不答复你，我又不说你行，我有不说你不行，对不对，因此叫他非常无奈，在这方面非常之无奈。
杨美卿：他比较伤心的就是什么，很多人不听他的意见，或者他送来他的意见了以后，没有人跟他讨论，不理他，他就觉得感觉很悲哀，所以说实在的，他后一阶段他感到难受的是这个东西。
解说：1998年长江洪水后，黄万里感到以前在水利授课上有所不足，于是向系里呈上书面申请，列出讲义，要求根据长江洪水的经验和分析为学校上一堂课。
杨美卿：他说1998年的事，他说应该首先怪应该怪我们，怪我自己，他说他，他说我们这代没教学生认识到，就是说治河的原理，他说所以说现在的决策的人都不懂，他总认为这些人是不懂，特觉得自己很内疚，所以他在提出来要上一门治水的原理，他从头到底治河原理要重新讲，他这个事给我印象很深刻。
解说：很快系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他安排了一堂给研究生班和教师的课，黄万里很高兴，那一年他88岁，身患癌症，上课那天，他特地穿了一身白色西服，打上领带，坚持站着讲课，并亲自写板书，而这是他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堂课，这段影响也是黄万里生前唯一留下的一段活动记录。
杨铁笙：穿了一身雪白的西服，头发也梳得很亮，黄先生这个人是很注意自己的形象，我想他那会儿实际上是癌症已经折磨得他够呛，但是他始终要给人一个非常有坚强意志、严谨、乐观，给人家的形象，这不光是给人一个形象，实际上他就这么一个人。
黄观鸿：那个时候他身体已经很差了，我看他也就是挣扎着上去说一说，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很多东西要讲，他很可怜，他去上去讲课，穿着个西装，打着个黑领结，我知道，他那时候小便尿尿不出来，可是老失禁，所以他戴着一个大尿片，美国人叫diaper，一个大的diaper，戴着那么一个尿不湿上去的，他还讲了那么撑了那么一段时间。
解说：与黄万里携手60余载的丁玉隽如今已经90高龄，由于黄万里在去世前答应过自己要从医院回到家里住一夜，但是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职能在医院度过，然而在丁玉隽的记忆中，至今都幻想着丈夫去世前曾经回到过家中情景。
丁玉隽：他要回来家里睡一觉，睡一次，医院里就同意了，说就让他回到家里去住一夜吧，他就一声不响地就回来以后，就睡在自己的那个床位上，安静极了，一句话都没有，好像到第二天早上一清早，他说哎呀，已经天亮了，我应该回去了，回到医院去了，要不然再一次医院里不会再让我回来了。
解说：当黄万里的学生沈英、赖敏儿夫妇前去探望他时再次谈起治江之事，说着说这黄万里竟然流出眼泪，哭了出来。
沈英（黄万里的学生）：8月8号我们去看他，20号是他的生日，就是学校系里跟他的学生都准备庆祝他的生日，我们还问到黄先生身体能够参加吧，黄先生说我很想参加，在会上还可以谈谈我的治河的一些想法，可是不知道我的身体还允许不允许我参加，黄先生说完了还落下了伤心的眼泪，我们心里也很难过，我们感觉黄先生还是不舍得离开他所心爱的治理江河的事业，也不想离开他热爱的教学事业，这是我们一生中跟他接触中，第一次感受到他难过的状态。
解说：随后黄万里觉得话没有说完，又回到屋内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在这份潦草的遗书中，黄万里并没有对妻子孩子有任何的嘱咐，也没有财产的分割，而是将治江的愿望转达给了沈英夫妇。
沈英：这就是他的遗嘱，写给我爱人跟我的，说就是，敏儿、沈英，父爱妻姝，治河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椿，背水面宜砌石，以策万全，盼注意，万里遗嘱，2001年8月8日。
解说：也许是害怕学生们并不注重自己的治江愿望，黄万里在遗嘱的最下面又补充了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
黄观鸿：孔子说我为一件大事而来，释伽牟尼说，我为一件大事而来，他就是来修水利的，所以我总想我爸大概是死了以后恐怕变成那个土地公了，去镇守黄河或者长江去了，大概是变成镇守长江黄河的水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