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焦作张栋律师:JBC4.4 罗塞塔石碑：解开埃及古文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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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作者：修木读史 提交日期：2011-4-29 20:28:00 | 分类:犹太人 | 访问量：2593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第四章 古埃及
4.4 罗塞塔石碑：解开埃及古文的钥匙
被英军没收的古文物中，有一块著名的罗塞塔石碑[1]。法军来到埃及的第二年，一队士兵在离亚历山大不远的小村子罗塞塔，将一段破旧的古墙拆掉，收集旧石头拿来修新堡垒。就在这一堆残墙断壁之中，他们偶然发现一块长114公分，宽72公分，厚28公分的石板，上边刻着三段字体不同的文字。负责修工事的工程师虽然读不懂这些文字，却意识到内容的重要，派人将石板运送到开罗，交给法国专家们研究。三段文字中，第一段是古埃及文字的圣书体，第二段是世俗体，这两段都没有人读得懂。最下边一段写的是希腊文，在熟悉经典的专家们读来不是问题。碑文标明这是在公元前196年，希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石碑，上边写着新继位的国王托勒密五世给寺庙免税与捐助，祭司们感激不尽，立碑为证，将定期举行仪式为国王祈福等等。这种官样文章在现代人看来并不是很有趣，但是对当时的寺庙却很重要，因此同样的内容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刻在石碑上。三者之间的对比，有可能提供解开古埃及文字秘密的金钥匙。这可是让人激动不已的大发现，连当时正在暗地里为回法国做准备的拿破仑都在临行前抽空来观摩了一番。
法军投降时，法国人还想将石碑当私人物品留下，英国人却说什么都不答应。交出石碑的时候，负责的法国军官对英国人说，你们既然已经拿到手了，就赶紧把它运走吧，免得夜长梦多，其他法军士兵们知道了咽不下这口气，又想将它抢回去，又要动刀动枪的。于是，英国人赶紧让货船出海，将石碑运回伦敦，后来摆在大英博物馆展出，据说至今仍然是馆中最多次为人观看的展品。刻在石碑上的字迹，用纸或是用蜡复印下来不是一件难事。法国人在交出石碑之前，已经复印了好些份。石碑运到英国后，英国人也复制了好些份。这些复印本，在欧洲各地流传，成了学者们研究、破译的材料。
早一步回到法国的拿破仑，不久之后就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了法国的实际统治者，到1806年还要加冕成为法国皇帝。关于他的埃及远征，从战果上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吹嘘的。倒是专家们对埃及的研究与著作，在欧洲引起轰动。很会操纵舆论的拿破仑顺水推舟，将这次失败的远征描绘成“文化发现之旅”，在法国公众之中也因此形成一股“埃及热”。虽然热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冷却，但是法国人的心目中却从此有了一份对埃及特殊的关注。
在这种气氛下，罗塞塔石碑的破译成为万众瞩目的智力挑战，跃跃欲试者为数众多，既有语言学专家，也有业余爱好者。大家都知道，最先破译埃及古文字的人，必定是名利双收。大家的注意力，却多半集中在中间那一段世俗体文字上。从书写方式来看，圣书体像绘画，世俗体却是连体草书的样子，像一种字母文字，可能比较容易破译。
最初的线索来自人名，国王的名字“托勒密”是希腊人名，翻到埃及语中只是注音。1802年，法国一位研究康普特语的学者Sylvestre de Sacy，在世俗体那段中寻找与希腊名字相对应的地方。因为国王托勒密的名字在文中出现了不下十次，de Sacy在世俗体文字之中得以大致找到相应的几组符号，却无法辩论出其中的字母。最后只得一声叹息，这文字太复杂，恐怕是一个无法求解的科学问题。他把研究资料交给自己的学生，一位原本派驻在奥托曼的瑞典前外交官Johan Akerblad，当时正在巴黎跟他学康普特语。结果没想到，学生的眼睛要比老师的好使，Akerblad在世俗体文字中将所有的希腊名字都找了出来，还找出相应的29个世俗体字母。但是其后，他也没有更多进展。到后来世俗体最终被完全破译时，人们才发现Akerblad的字母只对了约一半。
他们师生俩却都没有触及圣书体，因为圣书体符号如同画像，大家多半都觉得那是与我们的中文类似的象形字，每个符号都有其特殊的意义，不是用来标音的字母。接下来要等十七年，到1819年，才在英国学者杨恩(Thomas Young)手中有了新进展。杨恩是一位绅士型科学家。所谓“绅士”讲的不是他的风度，而是他的家产。杨恩的正式职业是医生，长辈还给他留了一分相当丰厚的遗产。那时的科学研究大多只是个人兴趣，而不是职业。绅士型科学家通常是衣食无忧，可以掏自己腰包在家里建个实验室玩一玩。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仪器设备还相当原始，花费并不是很大，关键是研究者要有兴趣，也要有闲功夫。没有家产的人，则需要找到某位王公贵族的赞助，在业余做一些研究。就连学校里的教授，也是以教书为主业，研究只是业余爱好，不像现代的研究型大学，教授们的主要精力都在科研之上。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绅士型科学家是达尔文。杨恩在名气上不能与达尔文相比，却是一位多面手：材料力学中的杨氏模量就是他的发现；通过光的干涉与衍射实验，他提出光是波，而不是牛顿所说的粒子；在生理学上，他解释了眼睛的聚焦、分光功能。到中年时，他又开始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发生兴趣。自幼就是一位语言天才的杨恩，学过多种欧洲语言，也学过闪语系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等等，还学过波斯语。
此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圣书体文字中一个有趣的现象，与我们的中文有些关系。中文古书之中，人名有标记，或是边上有一竖，或是有一个方框。刻在各式石碑上的圣书体文字中也经常出现椭圆方框，有人猜测这其中写的有可能是国王的名字。更有人进一步大胆推论，古代中国有可能是埃及人远征东亚之后建立的殖民地。这当然符合当时把圣书体当作神秘符号的流行看法，因为中文字也是象形字。这些研究者们因此认为古埃及文字与中文方块字原本是一样的，后来在希腊统治时期发生变异，解读圣书体的关键在于理解中文。这一理论时兴一时，把许多研究者们引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去了[2]。
杨恩在罗塞塔石碑上，也注意到类似的椭圆方框。他在研究中却采用了一个新角度，把当时被人认为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字的圣书体与世俗体拿来对比，发现在国王名字的书写上，世俗体文字中有特别的符号与圣书体中的椭圆方框相对应，二者之间存在某些关联。杨恩的分析撞对了基本的大方向，圣书体与世俗体的确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世俗体是圣书体的一种简化。这些符号的存在，说明世俗体并不完全是一种拼音文字，其中包含某些限定词句的符号。同理反推，圣书体也不该是象形文字，其中有些符号应该是用来标定发音的字母。也就是说，二者都是混合体。有了这一认知，杨恩开始研究石碑圣书体文字中的国王名字，指证了十三个字母（后来证明，只有六个是对的）。1819年，他将这些结果整理成文，发表在他帮忙编辑的《大英百科全书》的增补本上。之后没有别的进展，他的兴趣又转移到其它问题上去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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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罗塞塔石碑上最常出现的，是当时国王的名字，“托勒密”，通常拼为“Ptolemaios”。国王的名字都圈在一个椭圆形的方框内。杨恩以这些图形标定字母，对了大约一半。古埃及文中的字母，与后来的腓尼基、希伯来、阿拉伯字母相似，时常省略元音。但是托勒密是从希腊语音译的外来词，内中有一个“o”被清楚标定。至于“y”则是可以当辅音用的半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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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将圣书体破解出来的，是法国人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公元1790-1832年）。他也是现代埃及学研究中传奇式的英雄。商博良出生时，法国革命刚刚闹了一年多。那场折腾了十年，造成许多流血牺牲的革命，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即使进入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局势还是一波三折，战争、革命、复辟，不断地折腾。有过二十世纪经历的中国人，不难想象其中的曲折。商博良的一生，也多次受到政治因素的冲击。
他出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小书商家庭，家中七个孩子，存活下来五个。商博良排行最小，上边有三个姐姐，还有一个比他大十二岁，影响与支持他一生的哥哥，商杰奎（Jacques Joseph Champollion, 公元1778-1867）。与杨恩相似，商博良从小就显现很高的语言天分，对图像有着特别的记忆能力。但是与杨恩不同的是，商家只能算是小商贩，虽然家中的书不少，却远没有培养绅士型科学家的财力。哥俩后来能进入学界，首先是因为大哥的志向与兴趣。商杰奎十六岁离家，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边的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在亲戚家中帮忙打理生意。虽然因为革命的冲击，家境的贫困，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商杰奎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还从当时许多为躲避革命而匆忙出逃的贵族家中，廉价收购了不少书籍，研究语言、历史，还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成为当地学界的一位人物。
商杰奎很早就意识到弟弟的天分，对他的教育很是关注，后来更是把年仅十岁的弟弟接到自己家里。当时当地的行政区长官[4]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法国专家们在开罗的埃及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傅里叶。从埃及回来之后，远征的经历成为美好的记忆，许多专家们都自称为“埃及人”。有一次，小商博良随哥哥一起到傅里叶家中做客。主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在埃及的所见所闻，还拿出他所收集的物品给大家观赏，特别指出那上边写的圣书体文字，还没人可以破译。据说在一旁听得出神的小商博良就是从那时起，立志要读懂圣书体。
商博良对圣书体的兴趣，却不是听一次故事那么简单，而是还有其它方面更为深远的因素。商杰奎本人就对埃及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一直在懊悔没能与远征军一起去埃及，商博良不免会受到哥哥的影响。另一方面，商博良也对人类的起源感兴趣。十九世纪初，西方已经意识到《圣经》不是最古老的文献，但是还不知道进化论，以为人类只有约六千年的历史。在现代，人类起源属于考古、生物进化方面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人类的起源属于历史问题。上帝创造人类之后，最先留下的文字是古埃及人的记录，那里边可能藏有上帝与人类最先的交往，能读懂圣书体，理解古埃及，该是多么重要！因此，商博良在这一点上也与杨恩有所不同，杨恩把古埃及文字只当成一个有趣的谜团，商博良却是对古埃及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与关注，总是梦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去尼罗河边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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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一节主要参考Lesley and Roy Adkins, “The Keys of Egypt. The Race to Read the Hieroglyph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0)
[2] 参见Lesley and Roy Adkins, ibid, p.61
[3] 参见Rosalie David, “Discovering Ancient Egypt”，p.24-25 (Michael O’Mara Books, 1993)
[4] 法国革命之后，将全国分成八十个行政区（Department），相当于我们一个县的大小。行政区的长官（Prefect）相当于我们的县长。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 第四章 古埃及
4.4 罗塞塔石碑：解开埃及古文的钥匙
被英军没收的古文物中，有一块著名的罗塞塔石碑[1]。法军来到埃及的第二年，一队士兵在离亚历山大不远的小村子罗塞塔，将一段破旧的古墙拆掉，收集旧石头拿来修新堡垒。就在这一堆残墙断壁之中，他们偶然发现一块长114公分，宽72公分，厚28公分的石板，上边刻着三段字体不同的文字。负责修工事的工程师虽然读不懂这些文字，却意识到内容的重要，派人将石板运送到开罗，交给法国专家们研究。三段文字中，第一段是古埃及文字的圣书体，第二段是世俗体，这两段都没有人读得懂。最下边一段写的是希腊文，在熟悉经典的专家们读来不是问题。碑文标明这是在公元前196年，希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石碑，上边写着新继位的国王托勒密五世给寺庙免税与捐助，祭司们感激不尽，立碑为证，将定期举行仪式为国王祈福等等。这种官样文章在现代人看来并不是很有趣，但是对当时的寺庙却很重要，因此同样的内容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刻在石碑上。三者之间的对比，有可能提供解开古埃及文字秘密的金钥匙。这可是让人激动不已的大发现，连当时正在暗地里为回法国做准备的拿破仑都在临行前抽空来观摩了一番。
法军投降时，法国人还想将石碑当私人物品留下，英国人却说什么都不答应。交出石碑的时候，负责的法国军官对英国人说，你们既然已经拿到手了，就赶紧把它运走吧，免得夜长梦多，其他法军士兵们知道了咽不下这口气，又想将它抢回去，又要动刀动枪的。于是，英国人赶紧让货船出海，将石碑运回伦敦，后来摆在大英博物馆展出，据说至今仍然是馆中最多次为人观看的展品。刻在石碑上的字迹，用纸或是用蜡复印下来不是一件难事。法国人在交出石碑之前，已经复印了好些份。石碑运到英国后，英国人也复制了好些份。这些复印本，在欧洲各地流传，成了学者们研究、破译的材料。
早一步回到法国的拿破仑，不久之后就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了法国的实际统治者，到1806年还要加冕成为法国皇帝。关于他的埃及远征，从战果上来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吹嘘的。倒是专家们对埃及的研究与著作，在欧洲引起轰动。很会操纵舆论的拿破仑顺水推舟，将这次失败的远征描绘成“文化发现之旅”，在法国公众之中也因此形成一股“埃及热”。虽然热潮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冷却，但是法国人的心目中却从此有了一份对埃及特殊的关注。
在这种气氛下，罗塞塔石碑的破译成为万众瞩目的智力挑战，跃跃欲试者为数众多，既有语言学专家，也有业余爱好者。大家都知道，最先破译埃及古文字的人，必定是名利双收。大家的注意力，却多半集中在中间那一段世俗体文字上。从书写方式来看，圣书体像绘画，世俗体却是连体草书的样子，像一种字母文字，可能比较容易破译。
最初的线索来自人名，国王的名字“托勒密”是希腊人名，翻到埃及语中只是注音。1802年，法国一位研究康普特语的学者Sylvestre de Sacy，在世俗体那段中寻找与希腊名字相对应的地方。因为国王托勒密的名字在文中出现了不下十次，de Sacy在世俗体文字之中得以大致找到相应的几组符号，却无法辩论出其中的字母。最后只得一声叹息，这文字太复杂，恐怕是一个无法求解的科学问题。他把研究资料交给自己的学生，一位原本派驻在奥托曼的瑞典前外交官Johan Akerblad，当时正在巴黎跟他学康普特语。结果没想到，学生的眼睛要比老师的好使，Akerblad在世俗体文字中将所有的希腊名字都找了出来，还找出相应的29个世俗体字母。但是其后，他也没有更多进展。到后来世俗体最终被完全破译时，人们才发现Akerblad的字母只对了约一半。
他们师生俩却都没有触及圣书体，因为圣书体符号如同画像，大家多半都觉得那是与我们的中文类似的象形字，每个符号都有其特殊的意义，不是用来标音的字母。接下来要等十七年，到1819年，才在英国学者杨恩(Thomas Young)手中有了新进展。杨恩是一位绅士型科学家。所谓“绅士”讲的不是他的风度，而是他的家产。杨恩的正式职业是医生，长辈还给他留了一分相当丰厚的遗产。那时的科学研究大多只是个人兴趣，而不是职业。绅士型科学家通常是衣食无忧，可以掏自己腰包在家里建个实验室玩一玩。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仪器设备还相当原始，花费并不是很大，关键是研究者要有兴趣，也要有闲功夫。没有家产的人，则需要找到某位王公贵族的赞助，在业余做一些研究。就连学校里的教授，也是以教书为主业，研究只是业余爱好，不像现代的研究型大学，教授们的主要精力都在科研之上。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绅士型科学家是达尔文。杨恩在名气上不能与达尔文相比，却是一位多面手：材料力学中的杨氏模量就是他的发现；通过光的干涉与衍射实验，他提出光是波，而不是牛顿所说的粒子；在生理学上，他解释了眼睛的聚焦、分光功能。到中年时，他又开始对古埃及文字的破译发生兴趣。自幼就是一位语言天才的杨恩，学过多种欧洲语言，也学过闪语系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等等，还学过波斯语。
此前人们已经注意到圣书体文字中一个有趣的现象，与我们的中文有些关系。中文古书之中，人名有标记，或是边上有一竖，或是有一个方框。刻在各式石碑上的圣书体文字中也经常出现椭圆方框，有人猜测这其中写的有可能是国王的名字。更有人进一步大胆推论，古代中国有可能是埃及人远征东亚之后建立的殖民地。这当然符合当时把圣书体当作神秘符号的流行看法，因为中文字也是象形字。这些研究者们因此认为古埃及文字与中文方块字原本是一样的，后来在希腊统治时期发生变异，解读圣书体的关键在于理解中文。这一理论时兴一时，把许多研究者们引到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去了[2]。
杨恩在罗塞塔石碑上，也注意到类似的椭圆方框。他在研究中却采用了一个新角度，把当时被人认为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字的圣书体与世俗体拿来对比，发现在国王名字的书写上，世俗体文字中有特别的符号与圣书体中的椭圆方框相对应，二者之间存在某些关联。杨恩的分析撞对了基本的大方向，圣书体与世俗体的确是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的书写方式，世俗体是圣书体的一种简化。这些符号的存在，说明世俗体并不完全是一种拼音文字，其中包含某些限定词句的符号。同理反推，圣书体也不该是象形文字，其中有些符号应该是用来标定发音的字母。也就是说，二者都是混合体。有了这一认知，杨恩开始研究石碑圣书体文字中的国王名字，指证了十三个字母（后来证明，只有六个是对的）。1819年，他将这些结果整理成文，发表在他帮忙编辑的《大英百科全书》的增补本上。之后没有别的进展，他的兴趣又转移到其它问题上去了[3]。
============
图二十一：罗塞塔石碑上最常出现的，是当时国王的名字，“托勒密”，通常拼为“Ptolemaios”。国王的名字都圈在一个椭圆形的方框内。杨恩以这些图形标定字母，对了大约一半。古埃及文中的字母，与后来的腓尼基、希伯来、阿拉伯字母相似，时常省略元音。但是托勒密是从希腊语音译的外来词，内中有一个“o”被清楚标定。至于“y”则是可以当辅音用的半元音。
============
最终将圣书体破解出来的，是法国人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公元1790-1832年）。他也是现代埃及学研究中传奇式的英雄。商博良出生时，法国革命刚刚闹了一年多。那场折腾了十年，造成许多流血牺牲的革命，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即使进入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局势还是一波三折，战争、革命、复辟，不断地折腾。有过二十世纪经历的中国人，不难想象其中的曲折。商博良的一生，也多次受到政治因素的冲击。
他出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小书商家庭，家中七个孩子，存活下来五个。商博良排行最小，上边有三个姐姐，还有一个比他大十二岁，影响与支持他一生的哥哥，商杰奎（Jacques Joseph Champollion, 公元1778-1867）。与杨恩相似，商博良从小就显现很高的语言天分，对图像有着特别的记忆能力。但是与杨恩不同的是，商家只能算是小商贩，虽然家中的书不少，却远没有培养绅士型科学家的财力。哥俩后来能进入学界，首先是因为大哥的志向与兴趣。商杰奎十六岁离家，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边的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在亲戚家中帮忙打理生意。虽然因为革命的冲击，家境的贫困，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商杰奎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还从当时许多为躲避革命而匆忙出逃的贵族家中，廉价收购了不少书籍，研究语言、历史，还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成为当地学界的一位人物。
商杰奎很早就意识到弟弟的天分，对他的教育很是关注，后来更是把年仅十岁的弟弟接到自己家里。当时当地的行政区长官[4]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法国专家们在开罗的埃及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傅里叶。从埃及回来之后，远征的经历成为美好的记忆，许多专家们都自称为“埃及人”。有一次，小商博良随哥哥一起到傅里叶家中做客。主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在埃及的所见所闻，还拿出他所收集的物品给大家观赏，特别指出那上边写的圣书体文字，还没人可以破译。据说在一旁听得出神的小商博良就是从那时起，立志要读懂圣书体。
商博良对圣书体的兴趣，却不是听一次故事那么简单，而是还有其它方面更为深远的因素。商杰奎本人就对埃及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一直在懊悔没能与远征军一起去埃及，商博良不免会受到哥哥的影响。另一方面，商博良也对人类的起源感兴趣。十九世纪初，西方已经意识到《圣经》不是最古老的文献，但是还不知道进化论，以为人类只有约六千年的历史。在现代，人类起源属于考古、生物进化方面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人类的起源属于历史问题。上帝创造人类之后，最先留下的文字是古埃及人的记录，那里边可能藏有上帝与人类最先的交往，能读懂圣书体，理解古埃及，该是多么重要！因此，商博良在这一点上也与杨恩有所不同，杨恩把古埃及文字只当成一个有趣的谜团，商博良却是对古埃及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与关注，总是梦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去尼罗河边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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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一节主要参考Lesley and Roy Adkins, “The Keys of Egypt. The Race to Read the Hieroglyph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0)
[2] 参见Lesley and Roy Adkins, ibid, p.61
[3] 参见Rosalie David, “Discovering Ancient Egypt”，p.24-25 (Michael O’Mara Books, 1993)
[4] 法国革命之后，将全国分成八十个行政区（Department），相当于我们一个县的大小。行政区的长官（Prefect）相当于我们的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