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峰事件:环球时报年会议题一：2012 世界变局 中国战略

　　2011年国际风云变幻，年初中东北非多国发生社会动荡，五月初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被击毙，反恐战争告一段落，夏季伦敦骚乱，欧债危机爆发，秋季"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西方。整个世界处于高度的不确定中，中国该如何面对？为此，12月17日环球时报举行主题为"2012：世界变局·中国战略"的年会。

　　年会邀请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等50多位全国顶尖战略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及300多位社会精英共聚北京嘉里中心大酒店，一同探讨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的中国发展之路。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进行开幕致辞。郑必坚发表关于"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若干思考的主题演讲。年会一共分为七大部分，分别就"国际格局2012：再思韬光养晦"、"全球经济2012：预测不确定性"、"军事风险2012：管理潜在冲突"、"政治思潮2012:理解模式之争"、"文化强国2012：诠释中国话语"、"大国兴衰与崛起前景"与"安全困境与周边战略"做了深入探讨。

　　《环球时报》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份国际新闻报纸，创刊于1993年1月3日，如今在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驻有350多位特派、特约记者,单期发行量超过200万份。刊发的文章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经常被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编发通稿，并多次被世界知名报纸转载。

　　主持人杨锐：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是中央台英文国际主持人杨锐，非常荣幸受《环球时报》领导邀请来做今天的司仪主持，今天的开幕式，“2012世界变局·中国战略”。相信2011年中国人心中的疑惑和信心绝不小于20年前小平南巡时，当时前苏联刚刚解体不久，冷战结束，中国现代化建设何去何从，南海争端等问题严重考量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政和外交。金融业和社交媒体里面虚拟自由，和泡沫空前挑战所有的实体，政治，经济和社会。还有入世10年来沉重外汇负担，逼着我们调结构，保增长，降通胀，还有郭美美红会危机和小悦悦事件，明年换届民主能解决所有问题吗？资本主义危机四伏，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什么？今天《环球时报》利用大家周末休息时间请各位专家，学者参加年终恳谈，为我们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出谋划策，头脑风暴。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有请《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致开幕辞。

　　胡锡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并感谢大家在这个冬日来参加《环球时报》举办的这次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把世界和中国连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一直喜欢这么做，但是今天我们谈中国和世界时却有些别样的感觉。中国变强大了，中国崛起在获得收获，我们今天的位置是几十年前，甚至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然后来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们才发现中国的政治一点也不因此而轻松，无论是中国国际政治，国内政治都很像是最近10，20年最紧迫的时候。

　　很多困惑，很多中国不得不做的选择一股脑迎面而来，世界是否在经历像冷战结束一样深刻变化，美国和西方衰弱是真的，中国和平崛起能够做到可持续吗？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摩擦会导致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后果。此外，互联网带给中国变化在国家政治上意味着什么？中国社会还是更具有活力和弹性的表现。再接着问一步中国模式在越来越定型还是越来越没有章法呢？这些问题很有意思，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我们平常的日子。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出租司机有些就像政治局委员一样谈国家的大事，其实谈中国国家大事比谈论女明星的隐私更让大家兴奋，今天请大家过来就是谈一整天这样的刺激话题。

　　我们要谈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时间并不长，希望大家都抓紧时间。今天来到这里很多是过去一年以及过去几年中一直为我们《环球时报》提供大力帮助了学者和专家，还有支持我们的领导。在此，我代表《环球时报》向大家表示感谢，在中国各种媒体平台，大家关注《环球时报》评论版在今年也释放我们没有想到巨大影响，在中国舆论业开辟一个很好的位置。我们尽可能谈论大事，当然求真和求实是我们的态度，我们未必能真正做到，增加社会在舆论方面的政治承受力尽了微薄之力。很多专家学者，今天到场专家学者都是我们的同盟军，你们给我们每一社论都提供了无私见解，没有你们《环球时报》不可能走到今天，也不会有收获，丰厚的2011年。

　　《环球时报》现在已经有了中文版，英文版，环球网，环球疫情调查中心，但我们真正财富是中国社会对我们的支持，看中，以及理解和宽容。《环球时报》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巨大需求，强烈愿望在助推着我们前进，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有相当一部分开始落到《环球时报》的上面。这也成了我们成长更快的阳光。我们要说你们也是《环球时报》力量之一，我们也很希望今天我们举办这么一个研讨会，是为中国社会理清思路提供一个平台，为中国与世界更准确的读懂对方提供一个机会，这是我们对社会的一个回报。

　　预祝今天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

     郑必坚：“关于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若干思考

　　主持人杨锐：非常感谢胡总监高屋建瓴的总结，让我们一道分享胡主编他这份报纸如此成功自豪和全球影响力。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上台演讲，他演讲的内容是“关于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若干思考，有请。

　　郑必坚：尊敬的各位朋友，很高兴与大家在这里相聚，就世界变局中国战略这一重要议题交换意见。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关于中国战略和“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问题的几点思考，一共讲五点。第一点作为一个观察者，研究者，我在本世纪初提出中国和平崛起，即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那时我说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中国和平崛起给世界持续带来是机遇和市场，是互利共赢。从2004年起连续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我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在努力搞好自身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全方位的从周边国家和地区，从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逐步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2005年6月我还说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一定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从相关各方形成轻易拆借不开多方面。到了21世纪，也就是在今年1月到现在，我又在多个国际和国内场合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散发。

　　第二点，今天条件下我对我国对外关系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思考，首先是基于我国本身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迈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这里有经济增长受到资源和环境约束的挑战，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包括投资与消费引进来，走出去，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等等方面不平衡的挑战，有产业结构转型艰难，和科技研发能力不足的挑战，有人力资源和社会经营结构不相衔接的挑战，有收入分配不够均衡和利益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挑战，有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而社会治理相对滞后的挑战，还有可以预料难以预料的种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挑战等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21世纪第2个10年努力集中一点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的核心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由此而来就是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外需拉动，转入以内需拉动为主的阶段，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转向进口和出口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消费结构升级。同样由此而来是中国更加致力于国内发展，更加致力于提高全民素质和精神追求，从而使中国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平安定，使中华民族既实现和平崛起，又大致文明复兴。毫无疑问这样的中国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更广阔的市场发展机遇。

　　第三点，中国和平崛起也就是和平发展的未来愿景，同时也是基于世界大形势。这里我愿从八个方面，第2个10年世界大形势基本统计。第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第二，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相互竞争和合作更加明显。在和平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求优势，控制竞争，发展合作成为必然要求。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整体和平崛起的势头日益明显，今后10年是他们发展和崛起关键时期。

　　第四，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了世界范围社会生产力的结构大变动，一个以绿色、低碳、可持续为重要特征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日益显露其锋芒，在后金融危机之后气侯、能源、资源、粮食等更加突出，提到议事日程上。

　　第五，各大国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重大变化。第六，各种形势剧烈振荡和地缘政治冲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以及传统思维热战明显存在，我们对此既不必惊慌无措，也不能掉以轻心。第七，无论世界变局怎样发展，人类仍将在一个很强时间内属于主权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的历史阶段。第八，中国天下大事，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仍是机遇和挑战相交织，而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走向。我们对未来中国和平发展仍然充满信心，绝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事件和突发事件轻易动摇。

　　第四点，正是基于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目标以及世界的大形势，我院再次强调构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如果说，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坚持走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形成共同利益扎实基础。那么，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崛起，即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发展更加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也将形成更加系统，更加持续的发展共同利益。

　　这里需要说明中国扩大和深化从相关各方“利益汇合点”，建立“利益共同体”乃是一个全方位战略共享。包括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盟，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中国与非洲，中国与拉美等等，而绝不是排他性的。总而言之，就是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的扩大，从各方利益汇合点，各国，各地区建立发展不同利于，不同内涵利益共同体，并宠儿提出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们进步的丰硕成果。

　　我还要着重强调一点这就是关于构建“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的理念，已经确定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重大战略方针。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在国际场合郑重强调了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还有今年9月6号发布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也都明确宣告了这一点。我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这将是中国把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道路进一步具体化的重要趋向，我期望，并且坚信这样趋向一定能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范围取得共识。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说是岁尾年头我们站在2010之尾，展望2012年，又是站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尾展望第二个10年，特别是明年将召开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十八大能够开出新水平重要表征之一，就是面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新变动，我们党要在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做出新的深刻观察。理论和战略深刻观察，包括国际关系和周边关系问题的理论和战略的深刻观察。这当然是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从我们今天在座各位的研究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2012年乃是一个“战略年”，战略规划年，或者叫做战略设计年。看当今世界各大国之间不也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战略走向议论纷纷，谋篇布局，这也是一个特定条件下世界范围诸子百家。

　　因此，我认为又可以说2012年也是一个战略年，战略规划年，要求大家共同拿出我们长期积累，后积薄发的研究成果，共享党的十八大准备工作。我还要说，战略规划年，战略设计年的课题无疑是很重要，而中西课题就是一个，怎么样看待我国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新的战略机遇期，这当然又是一个全局重大问题，为了这个问题我院实现三中全会以来，30年中我们怎么把握机遇。是否可以这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年大体每一个10年都是一个大段落，而这三大段落有一个共同特点，开头都碰到巨大麻烦，挑战和微机，请看第一个10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国内文革灾难使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人们温饱都成问题，政治动荡，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走出来了。而且，进一步开辟了战略机遇期的起点。

　　第二个10年开始89年政治风波，随后是苏联倒台，东欧剧变，我们外部受到西方制裁，内部也出现改革开放的剧变。我们党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不断扭转危局，而且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把整个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提到一个新的议事日程上去。因此，1992年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基之年。

　　第三个时间世纪之交，风云变幻，诈款，面临加入世贸组织重要抉择等问题，三个10年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的道路，从根本上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实际，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具体政策，策略和度的把握上又一一合一，因而又能够在每次克服重大困难之后，都迎来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现在我们正进入第四个10年，面对2008-2009年实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大变局，复杂深刻程度超过实际，而重大特点之一就是变动的两重性。

　　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加深了，而另一方面矛盾和困难冲突更多了。一方面西方大国陷入空前困境，而另一方面却对我们施加更大压力。一方面周边国家高度依赖中国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又对我们更深影响。一方面我们国力空前增长，而另一方面如何在国际范围更好的运用我们的国力，却显得并不完全得心应手如此等等。究竟应当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困难和冲突呢？从国际动向来看，归根到底无非三种作为？一种作为是继续冷战思维，第二种作为是发动局部热战，第三种是谋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共建“利益汇合点”和“利益共同体”。对于前两位我们一反对二不怕，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时代条件下，那一套，那两套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主张，我们坚持的是第三，就我们自己而言就是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崛起的发展之路，全方位从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观点愿意提供各位考虑，这就是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之下，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国力又有更大增强的新条件下，关于我国发展的新的战略机遇期诸多因素中，我们自身的发展将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带决定性的因素。这也说明中国大发展，中国继续发展，这本身也是我们能够赢得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基础，国力加路线。我们要充分重视这一条，并且以此为根本立脚点，而绝不能看轻，更不能淡忘这一条，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集中精力办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句话的深刻战略意义所在。

　　中国有一句老话“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我本人很喜欢这句话，谢谢各位。

     议题一：国际格局2012：重思韬光养晦

　　主持人杨锐：非常感谢郑老，以其80多岁高龄如此忧国忧民，一再发出呼吁，向中央建言献策，2012年是战略年，是战略设计年，居安思危，不必慌张，也不能掉以轻心。咬着青山不放松，任而东南西北风，我喜欢。接下来是我们2012世界变局·中国战略第一论坛，题目是再思韬光养晦，接下来我们有请以下嘉宾上台，与大家进行分享，进入我们讨论环节。有请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先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崔立如先生、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欧洲所所长周弘女士、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将军、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吕岩松、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先生上台。

　　做好自己的事情，稳住阵脚，韬光养晦这是小平同志留下政治遗嘱。14年后中国政府一举一动都牵扯着世界的神经，我们捱骂，“傲慢论”等等，小兄弟对美国老大哥找上门来寻找对峙，南海等等问题，我们左右为难，似乎进退失据，中国外交如何了，如何破解中国新世纪安全困境，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各位高手，专家学者，大家建言献策。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之后，请在座每一位嘉宾花一分钟的时间点评你自己的发言主题，然后我们进入讨论环境。

　　我认为所有地区和全球重大问题解决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中国人口规模，经济和需求总量，以及建设的速度，我们民主主义和全球意识的觉醒都说明“韬光养晦”就是一个伪命题。接下来，我们有请李慎明先生，一分钟破题演讲。

　　李慎明：“韬光养晦”我认为不是一个伪命题，从什么条件下，什么办法上来讲，任何条件都是有，任何真理都是有条件的，离开了条件几乎所有和没有。我今天想谈就是从“韬光养晦”自己，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现在是金融和军事霸权一体时代。第二从一定意义上来讲，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合作，竞争，博弈，较量都是为了地球上正在减少的有限资源。第三，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文化格局都处在激烈变更的前景下，第四点当前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制度问题，世界大众收入分配，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第五当前深化国际金融危机很有可能要延续数十年。第六美国全球战略重心正在发生变化，第七西方强国主要采用软实力，但也会附之于硬实力，第八点国际丝毫的应对，第九点，我们专家学者，尤其从事国际研究的专家学者有历史责任感，有民族使命感。我们所言所行所做都必然接受将来历史实践人们的检验。

　　主持人杨锐：一定要经受历史时间人们的考验。

　　崔立如：“韬光养晦”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提出的战略方针，今天还适用，拿到这个场合进行讨论，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世界一个什么时代，和平，发展，近些年又加了一个合作，我觉得还要加一个词那就是博弈。实际上这个博弈的含义以前有我们讲竞争，中国比较强时间强调以前的三个词。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3，5年我们明显看到大国之间的竞争，由于世界形式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崛起，博弈这一面明显增强。从中关系来说，中美关系当中的博弈现在已经变的非常突出了，而我们对这种博弈无论是从意识上，知识上，经验上，谋略，战略和政治层面上显然准备的是不充分的，是因为形势发展太快，但是从意识不充分，我们应该赶紧树立起意识。这种博弈的形式，用原来“韬光养晦”的说法就不太适用，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新的形势。包括我们整个在对外战略当中，包括我们讲的要建立话语权，我们自己所说民族崛起，民族振兴对我们，对外面都不是用“韬光养晦”可以全面概括的。

　　周弘：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整体，当提出来的时候不能只讲“韬光养晦”，而不讲有所作为。形势变化了也不能一直讲有所作为，而忽视“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既是外交战略，也是一种外交精神，是我们一个民族的外交精神。我们这个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能自大，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要有所作为。所以，我赞成这个观点就是要因地制宜，要灵活应变。如果说他是一个外交谋略也是一个外交艺术，在当前如果待会有时间，我想讲首先要审度世界大事，经常讲世界力量，我想提供一个另外角度，从市场力量，从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在重新透视一下。

　　罗援：这是策，是谋略，我在和一些西方学者座谈的时候经常给我问一个问题，你们中国“韬光养晦”以后，你们想干什么？这是小平同志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了应对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在我们内部跟我们讲的，而且当时讲的是四句话，第一句话“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养晦”，第四句话是有所作为，后人概括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个必须要结合在一块，“韬光养晦”是一个策略，和把他和有所作为结合在一块才能叫做战略，比如我们军事积极防御战略，你不能把积极和防御两个字分开。所以，“韬光养晦”必须放和有所作为必须放在一块才叫做一个战略，而且“韬光养晦”有“有所作为”是为我们维护国家和核心战略利益服务的，“韬光养晦”绝不等于我们要忘本。

　　沈丁立：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历史，这样一个诉求这就是一个三权世界，再回到“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中国是领导，而不是被领导，或者既不是领导，也不是被领导。当我们放弃领导是不负责任，当我们要达到被领导也需要有一个策略，当然“韬光养晦”是一个策略。由于中国在100年贫困之后，需要经过4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来达到领袖智慧，这么一个相当长时间贯彻。所以，我们弄的不好就是把它当做一种战略，因为这个策略贯彻需要30年时间，长时间坚持这个策略，可能我们不以为这是战略，忘掉战略是有所作为。甚至在我们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韬光养晦”不要了，当做伪命题，这是不正确的，这是长时间的策略问题，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可以逐步当做战略。

　　吕岩松：最后一个回答问题可能稍微有点重复，我觉得首先想借用两句话，确实“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两句话是放在一起讲，这是一句话。还有对“韬光养晦”各种各样的理解，我看到几个版本理解，其中一个版本给我很深的印象，“韬光养晦”就是拉上窗帘，不让别人看到房间里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说法刚才也有一个说法，“韬光养晦”之后中国到底想做点什么，应该是比较吻合的。至于“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如何摆脱二者之间的关系，我想既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被推到讨论和解决全球问题的舞台中央，更多的参与，毫无疑问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也是即将做的事情。

　　11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1年，人民时报发表一篇评论，在第一篇评论里头我试图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的确现在世界观，还有中国的经济观也还是比较复杂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等等。但是，从总体上讲我想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一个严肃的媒体不会有勇气站出来希望中国经济出问题，利益的捆绑已经很深入了，而在安全领域，在这个政治零距可能这个情况又不完全一样。所以，我想更多的参与，在这个参与过程中深度合作，当然合作过程中会有磨合，我期待着有一天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其他，包括安全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发自内心的认可一种事实，中国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话无论是“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我们都需要对世界有一个真是的把握。与此同时，还需要我们主动的发出一些声音，提出我们的倡议，主动的设置一批，前几天也许是在座很多朋友的熟人，也是《环球时报》的老作者，人民时报亚太中心首席记者丁刚同志从泰国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很有感触的说，读了西方一家大报的社论，主题是“不要让刚果金再一次发生人道灾难”，他感慨这家报纸主动设置议题的能力，以及塑造美国道义形象这种意图。

　　我想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方面，我们和《环球时报》一样，各家媒体都有义务，应该更多的思考如何主动的发出声音，发出我们的倡议。当然，媒体是国家整体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肯定要跟国家一道进步，但是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这个问题。我跟《环球时报》的老总…

　　主持人杨锐：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接下来我们把其他问题留给讨论的环节。过去500年前9个大国崛起似乎没有一个和平崛起，我跟胡锡进总编一样都是微博控，昨天在我跟贴当中，我针对《环球时报》社评里很羡慕当年美国静悄悄的崛起，我说美国没有静悄悄的崛起的历史依据，1898年美国为了争夺中美战略资源和菲律宾去闹，战争之后称霸整个西太平洋，同年发生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战败，1905年在我国的旅顺发生一个战争俄罗斯被击败，三场战争改变亚太格局，美国和日本从此崛起，珍珠港事件又再次重新书写历史，都不是以和平方式，都是战争。接下来，我想请罗援先生解释一下，中国的和平崛起可能吗？

　　罗援：中国和平崛起应该说是我们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前人从来没有开创性建设，我觉得和平崛起是可能的。但是，和平崛起必须是和刚才讲的“有所作为”是要联系在一块。和平崛起不能损害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在这方面我们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建设一个和平是可以的。我最近反思中东北非几场战争，我有这么几点思考，中东和北非战争现在像卡札菲这样的枭雄已经命丧黄泉了，留给我们什么呢？更深层次的思考，马列主义战争观现在是不是过时了。第一战争还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为什么有些国家想打谁就打谁，有道理要打，没有道理编个道理也要打，打多大规模，怎么打，国际上对他没有制裁，像这种非正义战争是不是要得到谴责。

　　再一个我们的正义战争，有些国家自己从90年开始4年打一仗，几乎天天都处在战争状态，但是要求中国在台湾，在南海问题上要不许使用武装，这不是完全是霸权状态吗？毛泽东讲过一句话，我不说这句话了。他说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液，也将洗清自己的污浊，可以改变很多事物，我们是不要战争，治国通过战争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但是必须拿起枪杆子等。这非常有启迪意义，第二点思考帝国主义发起战争的本质是否发生了变化，列宁说帝国主义战争是为掠夺，奴隶和侵略发起的战争，资本家发战争财，加强反动势力。我们看看北非这几场战争是不是就是这种帝国主义发布战争，现在联合国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决策只能变成单方面，武器禁运变成单方面另一方面输出，这种严重损害联合国限纲东西有没有解决，只有把这些东西都解决了，我们才能来谈和平崛起的问题。

　　主持人杨锐：说句话联合国像风尘女子招之则来，挥之则去。我们是不是过于拘泥小平80年代后半期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因为20年过去了，我们国内外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次一时彼一时，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如果说北约在90年代初小布什提出北约全球化计划，与日本也建立一个价值东盟，美国又重新启动5个东盟股，又在经贸上进一步对中国形成围堵，我想请阎学通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战略边缘和十字路口，我们真的能和平崛起吗？

　　阎学通：谢谢主持人的问题，我自己的感觉我们很难说2011年的形势发生了一个国际关系，根本性的质变化。我们听到最常说的说法，每年我们都说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到了关键年头，好象从49年到现在每年都是关键，没有一年不关键的。今年，是不是比其他年头更关键，明年会不会比今年更关键，现在看不出来。第二，确实我们看到变化，2011年变化比较大，不仅仅是国家行为发生变化，国际规范发生一些变化。举个例子，拉美加勒比共同体33个国家通过最新执行章程，里面明确一条一定要干涉，是所有国家要对有军事正殿的国家进行干涉和干预。阿盟在利比亚要求建立军事区，要求制裁利比亚，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50多个国家，发展中国家自己主动实现干涉内政。现在，我想国际形式是在变化的，国际规范也在变化，那么就存在一个我们一个崛起过程，到底是跟着变而变，还是所谓在我们国内，我感觉最流行的一个理论，还是老子的思想“无为而治”，就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东亚国家比较存在文化现象，祖宗之法不能改，祖宗很成功，但是他们的策略符合他们当时的年代，拿到今天并不一定也能成功。

　　所以，我们得汲取清末时期祖宗之法不能改的教训，原因就是越成功越不愿意改革，美国今天也是，因为太成功而不愿意改革，失败的国家很容易成功，国际地位上升第二哪有不对的地方，越成功就越能改。

　　主持人杨锐：您这翻话让我想起康有为戊戌变法最后以出国而结束，当然4万亿刺激计划也是一个新政，却引起大量的反思和争议，特别是地方债务，和大量流动性，这个问题不去展开了。接下来我想请崔立如先生，从您的角度来回答一下，在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博弈当中我们首先要回答一个，和平问题由不得你，我们还没有到自己设立议程的阶段，我们不管怎么做都一定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一定要主动的去迎战，而不是被动接受？

　　崔立如：谢谢，我先想谈谈关于和平崛起的含义。因为我们讨论一个问题，首先含义要有一个通约，否则讨论不出结果。中国人说话有时候比较多意，这是我们的一个语言特色，刚才阎教授讲每年都是关键，我们讲关键很大程度上就是重要，关键已经基本上代替重要了。所以，如果把这个含义弄清楚了，关键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和平崛起我们讲两个含义，一个是崛起，一个是和平，中央用和平发展和崛起都可以。实际上这个词有共同的地方，但也有不一样，发展和崛起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理解首先在崛起上，崛起有强烈的主观上的意识，就是在群体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展主要讲的是自身发展。用我们另一句话讲中华民族复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崛起的含义。

　　第二是和平崛起，关键是和平，当时罗援将军谈到一个如何定义和平，和平定义，可以定义为不是通过侵略战争来崛起，这个肯定中国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英文里面的和平可能还有更多的含义，我们含义和平也有更多含义。比如把它理解成一种不对抗，凡事我们都忍让，可能这就不是我们本意上的和平崛起的意思了。如果从这个上理解，我们所讲的和平崛起是不是包含了博弈的含义，这个是可以弄清楚的。如果包含了博弈的含义，这个问题也就不大。

　　刚才在讲到你的问题从中国五化现在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个典型的化，中国已经完完全全处在一个树大招风阶段。这棵树大了，想不招风也得招风，现在大家都知道国际问题研究的整个形势很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刚才我讲到博弈，我们光是按照以往的方针我们采取缓和，忍让的，不对抗的方式，还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实世界国家学国际政治都知道，现在是一个强权政府的状态，怎么把和平崛起的理念和强权政府国际现实衔接起来，这是我们战略所要涉及的东西。

　　主持人杨锐：下面我有请周弘所长回答这么一个问题，看了一个新保守主义大师写的一本书，最后的人毕竟是一个终结。当时冷战结束，分别提出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在他这本书提到冷战后世界存在国家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代表，他认为以往国际政治理论民主国家不会直接发动战争，战争只能发生在失败的国家之中，这当然也是转型外交里面提到的。接下来，在一个经济上日益互补，相互依赖全球化的状态当中，有人讲经济上的紧密合作是可以防止战争，但是卡根在他书里面写到，如果比作德国和英国，当时他们贸易经济非常紧密，最终不能防止第三帝国崛起发生战争，他拿这么一个历史教训来解读今天中国的崛起，是不是在“一损俱损，一荣皆荣”？

　　周弘：西方这种理论是普遍的，但这是一种传统观念和看法，他是把国家力量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和不可变化的一个实体。我对他几个解读，我刚才也讲了我们看到国际关系格局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此消彼涨的国际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在深层进行分析的话，基本上有三大力量，一个是资本和市场力量，一种是国家和政府力量，另外一种是社会和观念，或者社会和民众的力量。这几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能够能够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简单讲二战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国家力量，政府的力量用于支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因为市场力量是竞争性的，社会力量受到遏制，甚至于白热化就导致战争。二战以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体制，不仅是东西对峙恐怖和平，同时还有一个双层体制是我们国际关系里不经常注意的，这就是重振主权国家联合国系统。

　　但是，在这个背后有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是霸权力量。在这三种力量当中最活跃是市场与资本力量，如果没有这个力量，你这个世界难以前进，但是这个力量规范和格局是这样布局。我们看到后来发生的在欧洲国家层面上，国家力量向社会力量进行全面妥协，制约在民族国家范围内一些市场，形成了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批评民族福利国家，牺牲了效率去维持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我们也看到了欧洲不是一个战争策源地，这是当时，在当时成为第二世界。但是在全球层面我们同时看到两霸相争西方成为主导是美国霸权和美国掌握了最活跃的力量和最活跃力量的规则制定，就是市场规则制定。我们从现在看到无论是国际评级机构，还是奥巴马对于萨科奇和默克尔提出金融监管的反对来讲，都是利用市场力量在支持金融反对力量。走到极致，如果政府支持经济全球竞争就会造成战争。从现在来看现在市场力量在全面冲破各种各样的主权壁垒，中国在30年前“韬光养晦”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想方设法去利用市场力量，但是在利用市场力量的时候我们时刻不能忘记对市场力量规范，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迷失了方向。

　　最后我想说现在一个状况我们要从这方面来看，在美国市场绑架了政府，在欧洲欧债危机体现一个市场力量，资本和市场大博弈，谁输谁赢我们还得后看。另外中国如果有所作为的话，千万不能忽略社会力量，因为社会力量是一个重要约束因素，我们对外因素不能他要八方来，我要一方去，这样是没有办法掌控，我对《环球时报》表示一点希望，法国人给我讲是中国最好报纸，你们读者，受众，范围面波及到不仅在中国有很大读者群，在国外也有很大的读者区。但是，如果我们进行社会外交的话我们需要一方面要有群众，一方面充实我们知识，你们富有重要的使命，谢谢。

　　主持人杨锐：谢谢周弘所长，在我这篇微博里写到中国软肋，当时周所长也沿着他的思路讲，在控制好市场力量的同时一定非常谨慎对待社会力量，今天的表达，表述社会力量就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中国软肋是维稳，美国软肋是力不从心，接下来有请罗援将军介绍一下？

　　罗援：我觉得我们和平崛起是一种理想状态下一种合理发展道理，对于我们抢占舆论制高点是非常有必要。我们党现在提出要树立我们的软实力，这是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起”，特别侵犯了我们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进行必要的战争是不是就不是和平崛起了？我觉得和平崛起与西方国家提的掠夺崛起，战争崛起一个最大区别，我们不去侵占别的国家一寸土地，不去侵占别的国家核心利益。但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核心利益。所以，我们要进行正义的自律自卫战争，不会影响我们和平崛起，他也是和平崛起一个体内之意。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有一种和平意愿，和我们有敢于用非和平手段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意志结合起来，只有把意愿，意志结合在一块我们才能最后胜利达到和平崛起。

　　主持人杨锐：注意到你在《环球时报》多篇文章都提到以战止战才能达到和平，接下来有请李慎明先生谈一下“韬光养晦”这句话，对于中国某些坚持的原则来讲，其实是不能够“韬光养晦”的，对不对？我觉得你有这样一些考虑，请您阐述一下。

　　李慎明：我认为“韬光养晦”是策略层面，是历史时期的积淀。“韬光养晦”任何时候，我们内部都是有关的，但是有些原则我们从来不用，也不会“韬光养晦”。比如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最高纲领，最低纲领等，是不应该，也绝不能“韬光养晦”的。我们共产党人非常秉承这个原则，如果隐瞒自己政治观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在外交领域层面，大的层面，国际关系问题层面我认为有几个以下原则不能“韬光养晦”，第一就是和平共处原则，绝不干涉他国内政，如果干涉就不是“韬光养晦”。

　　第二是讲国际上，在国内我们就要处理好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路线，现在人们经常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坏也坏不到哪，我认为这是有条件的。如果说我们中国国内稳定发展，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坏不到哪，如果国内问题各种矛盾出来了，各种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停滞发展，那么国际一些问题都会跟着来，内忧外患都会跟着来。所以，我们在国内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绝不能动摇，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认为是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有人说已经是第一世界，有人认为是第二世界，实际上美国把中国由潜在的对手变成现实对手，他要搞霸权主义第一世界，中国，俄罗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在第一时间和第三时间之间的，包括欧盟，日本，这些是第二世界。如果我们坚持这三个直接划分理论，我觉得国际外交上就有一个新的篇章，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

　　第四点真正依靠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的框架体系里面，其他的大国集团无权决定全球的大使，当然要谨防美国超过联合国。第五点，我认为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强大国防，要坚定不移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第六点，坚持一定的好方法，现在国际上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也就是5个，这5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这个界定的方法也很重要。

　　主持人杨锐：现在国际上称呼是新兴市场，而不再是发展中国家。

　　曲星：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韬光养晦”是不是战略策略，第二“韬光养晦”具体含义是什么，第三个“韬光养晦”应该坚持还是应该改变。关于战略策略，什么叫战略，根据事情发展的趋势，规模总结进行自己的力量配置，为了自己的根本目标来进行服务。“韬光养晦”邓小平当时讲了冷静观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20个字，这是一个大的基本措施。怎么配置，我们不能在意识形态下硬碰，所以要韬光，在他们乱的时候我们来进行很好的建设，当然不能说邓小平说的话对或不对，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战略。

　　所以，现在我们不再是一个建设，更多是改革，这两个区别非常重要。所以，要变，中央已经做了一些，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其实就是“有所作为”上进行变化。由于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不想在漩涡中心，你就在漩涡中心，你不想成为矛盾焦点就是矛盾焦点。比如朝核问题，气侯变化问题，说到底“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不能阐述我们的主张，和平崛起也绝不意味着我们在受到侵略不反击，这完全是两个问题。我们的和平崛起，完全不排除别人的，如果谁要用对我们动武我们进行自卫反击，这也是联合国富裕的权力，和平崛起我们不依靠战争作为我们崛起的动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和平崛起完全是有可能的，不排除用武力来反击别人对我们侵略。

　　主持人杨锐：谈到中国战略各位专家学者高瞻远瞩，但是对中国外交，每天碰到的是硬梆梆的案例，但是最近发现关于中国模式问题，“韬光养晦”很重要一点是不去干预。但是，这个似乎由于班加西崛起，利比亚原政府倒台，20年中国政府第一次会见了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是不是这一切就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在静悄悄的发生转移，在静悄悄发生变化，我想请沈丁立先生解读一下？

　　沈丁立：认为中国一贯坚持不干预政策，这是一个美丽的布局，只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受共产主义影响，我们必然干涉不合理的内政，党的最高目标要实现全世界共同平等制度，美国还有4千万，5千万人没有达到，我们就干涉。美国人民很感谢，美国统治者内心也觉得中国是一个倒退国家，他们也进行改善人权的政策，没有中国的推进会改善吗，这就是干涉。曼德拉坐牢，中国两岸同胞一起干涉，大陆政府干涉绝不同南非建交，进行制裁，因为我们制裁就不主动去要吗？他也愿意跟中国做生意，我们跟日本没有建交的时候，还有非政府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因为我们制裁太多，我们道德上就不可以，中国自己做出一种自我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南非当局自愿做内部不公道的政策，美国人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等等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我们现在不干涉是一种简单化的理想，我们从来做不到，我们只能有选择上的在道德上违反天意，违反王道，违反公平，违反人权的我们会干涉，而且我们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新中国政权在40年前又取得代表全中国，联合国宪章里面就写的很清楚可以干涉，但是什么时候可以打仗？合法的就是军事行动，一个是反侵略战争不需要授权，第二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任何一个军事行动都是合法的。

　　这当然有争议，他批准在朝鲜战场上行动，我们有点不同看法，但是我们加入了联合国，接受了宪章，我们始终没有说过对哪一条特别反对，我们是无条件接受宪章，宪章这里面就有一个，安理会里面通过很多对他国内部干涉，我们有抵制，不仅仅是遵从，我们做的绝大多数干涉是正确的。所以，简单化的主权高于人权是不正确的，主权唯一目的就是保护人权。当希特勒用主权保护他，使得一部分德国人欺负另外一部分德国人就应该干涉，而且今天联合国宪章是给了我们制度设计的机会去进行干涉，我们为什么放弃。共产主义国家更不应该放弃，是我们弱，我们害怕别人滥用干涉权来干涉一个不该干涉的案例，我们强用国际法给我们干涉的权力去保护这些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认为的辩证法，我们越强，我们内部做的越好我们越不怕干涉，我们越有能力来保护他国人民，被他国的反对者欺负，所以我们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不被领导，或者就应该被领导，我们不应该被领导，但是我们在争取的领导的时候，把人民内部矛盾控制好，把扩大我们统一战线，这样以来我们不必害怕，而害怕的恰恰是希望干涉我们某些对立者，不应该是我们害怕，是应该我们的对手害怕。

　　主持人杨锐：其实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里面，包括互不干涉内政是有国际法的法理依据，19世纪公约里也规定民族国家一直就成为像郑必坚先生提出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主权依然是影响国际政治一个非常核心的理念。所以，我们互不干涉内政是有法理依据的，其实欧盟，欧债危机已经对这一概念提出非常大的质疑。因此，今天谈到欧盟峰会加强预算干预，或者剥夺你的行政权，行政权是基于主权之上的。接下来我想请吕岩松先生谈一下，你怎么理解这种互不干涉内政的传统外交战略？

　　吕岩松：对应的回答这个问题，刚才大家谈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时候一直反反复复出现战争这个词。我想对我来说2011年世界一大悲哀不止是发生了美国在利比亚发生了一场战争，某种意义上更大悲哀，这场战争引发的反战声音很弱，我们没有看到更多全球范围内反战游行，和伊拉克战争相比明显弱的多。戈尔巴乔夫是用核武装反对了战争是继续延续，这么一个公式，认为大国之间没有战争了。我们在思考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想不止是技术的手段来思考战争，一种和平意思，不能说我经历了战争，遭遇了战争被袭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很抱歉我此时此刻更想表达战争与和平。

　　主持人杨锐：这个问题最好交给列夫托尔斯泰去表述更好，其实部分回答如果不是在冷战高潮时候他在柏林夜总会制造针对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爆炸案等，1973年联合国决议如此走样，到最后明目张胆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干涉，一直到推翻这个政权。接下来，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机会留给在座各位来宾，你们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向台上各位老师提出来？

　　提问：我想问一下罗援将军，针对美国如此嚣张，菲律宾那么张狂，中国应该如何韬光，如何养晦，更应该如何与时俱进？

　　罗援：我觉得一切在我，关键把我们自己的国防建设好，军队建设好，党建设好，我们将稳坐钓鱼船。

　　提问：我们能不能有这样一个认同，我们今天的战略格局已经陷入一定的困境，就像当年在70年代为了解读困境，毛泽东选择了与西方渐渐购和的战略，今天和俄罗斯明目张胆的结盟是一种破局之策？

　　罗援：关于建立军事同盟，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曾经建立过军事同盟，效果并不好，我们吃了亏，现在接受这种教训，这种同盟我们不一定是明目张胆叫同盟，但是可以叫做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不同层次的，比如和俄罗斯我们就在军事上比较核心敏感问题上搞一些合作，在一些国际重大问题上我们搞一些联系，这本身也是同盟，并不是我遭到侵略他就援助，或者他遭到侵略我就援助，建立这种更有实质性的伙伴关系更好于同盟关系，因为我们在同盟上吃过亏。

　　沈丁立：我赞成同盟上我们吃过亏，我们也有得益的地方，没有同盟就没有苏联大规模对中国国防支持，对我们核武器支持，这是我们后来不管意识形态分开了，打起来了，现在不太同意同盟也不能忘记，要永远感恩曾经跟我们结盟过的一个好的盟友。

　　主持人杨锐：根据主办方意见是11点结束，有10分钟茶歇，有请下一位提问。

　　提问：刚才我听了曲星教授还有我们沈教授两个人讲的意见有点不太一样，我想听你们多讲几句，曲教授讲我们现在“韬光养晦”，我们韬的什么光，我们韬的意识形态光，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尤其现在你讲了西方，要把价值观的问题，朴实价值观重新抬出来。沈教授说我们不干涉，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就有他的价值观，立场，如果不讲一个价值，我们的理想，我们的价值共同体，我听到郑老先生讲到利益共同体，如果没有一个朴实价值观的问题，你怎么样来说服世界，我特别想听你们两位教授发挥一下？

　　曲星：中国最根本的价值观是什么，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最根本的价值观就是和谐。我们从中可以找到很多，我们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政治上是多极的，文化上是多元的，环境是可续的等等，我刚才讲“韬光养晦”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主张公开，明确的袒露出来，这是第一个我所讲的。关于在目前这么多国家，我们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还怎么韬光，还怎么养晦。我第一个观点，当年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思想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嚣张程度远远高于现在，中国所处的困难程度远远大于现在，中国所承受的压力远远强于现在。所以，在当时我们都能够做到，而且事实证明我们已经获得非常大的成果，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不能够做到的。并不是因为谁说了我就不能变，也不是从事物发展的原理什么东西都可以一成不变的，关键的判断点，这个战略对我们目前的发展所能够提供的好处是不是已经完结了，如果完结当然需要变化，如果还没有完结的话，那么他当然我们要继续享受我们坚持这样的战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主持人杨锐：曲星老师我提一个观点，您刚才讲的80年代初我们那年困难大于现在，压力大于现在，你忽略一点今天我们压力要远远大于80年代末期，就在于互联网崛起，我们进入舆情阶段，民主主义作为任何一个国家，特别转型国家制定重大对外政策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我想请在座老师哪一位能回应一下？

　　曲星：今天国际社会发展，或者任何一个政府搞外交和过去特别大的区别，确实很难把内政和外交截然分开，现在这个区别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怎么样更好的处理刚才你讲的媒体功能，怎么样更好的去处理国内随着经济发展日益高涨的民族自豪感情绪，和现实国际社会宪政之间的矛盾。我们外交，或者我们国力给我们提供有限的手段，和民族高涨情绪之间的矛盾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外交上有些话公开确实不能讲。比如领土争端，你公开一定要讲这就是我的，毫无质疑除非非常能证明，你不能说有很多值得认真研究的地方，当你这样讲对方一定抓住，你这么讲普通公众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不能质疑，毋庸置疑的，那为什么还被别人占着。我们向外交从事的一些人员也提出了很严重的挑战，还有一些研究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也提出挑战

　　沈丁立：和是很好的思想，也是文化的灵魂，基于利益的和最多只能达到和平，基于价值观的和才有可能达到核心。中国认为美国对中国有批评，他觉得你内部不公平，跟和的基础是公平，公正，他觉得内部不公平，你不是好的国家。他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基督教徒组成的部分，有一个基督教理念，你不是好国家我就传教给你，他有一种疯狂宗教理念，一定要让你变，没有武力让你变，心里还是让你变，宗教理念觉得你不好，这就是价值观不同，他跟我们不和谐，我们并不是不想和谐，我们可以和平但是不和谐。第一我并不是你所描述的那个不堪，第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内部也很不堪，你那么多穷人算什么超级大国，内部这么不公平，怎么会有1%，99%，总统都会说我是99%，金融危机怎么弄的，还不是这些人贪婪吗？你国际上怎么做，为什么跑到伊拉克，几万人伤亡，要造成11万伊拉克军人死亡，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反人类罪，萨达姆整死几百人要处死刑，整死11万人什么样结果，美国有没有把他发动战争主犯，一个从犯起诉，没有，美国人没有这个觉悟，而且他不会允许外国人起诉，而且大家都“韬光养晦”也没有起诉他，他卖武装给台湾，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到联合国起诉他，他当年弄一些化学武器在朝鲜现场我们起诉他了吗，这么强大反而不讲正义，反而在纵容他。

　　所以，从这些问题上中国也不能接受他宗教观念，我有问题，你有权力来管我的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两条。一个批评是自我批评，首先是自我批评，先不要说人家不好，先说我还有哪些地方不足，尽管我取得很大成功。但相信我只要做明天会取得更大进步，然后再说你也有很多不足，但我愿意跟你合作，帮助你共同进步，过去我就帮助你共同进步取得成效。

　　第二条国内提高改善自己的治理，确实提高公平公正高度发展，把我们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民。同时，我们要有能力来塑造和平，他霸道，在国际上不公平，不公正，中国你干什么去了？他打伊拉克你在哪里，打利比亚你在哪里，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勇气为保卫伊拉克和利比亚人民做出应有贡献，我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做出重大危险，所以我们愧对伊拉克，利比亚人民，打狗看主人，他要看你在这边多少利益，他还敢不敢轰炸你的大使馆。所以我们自己发展不足，不要怪别人，还要自己“韬光养晦”继续发展，在一边被他欺负的同时还要咬紧牙关跟他合作，同时还要帮助他，帮助自己少犯错误，这是我的观点。

　　主持人杨锐：谢谢沈教授，某种意义上中美关系未来应该取决于国内和良政的实施。美国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这就决定了他并不公平。接下来我想请崔立如先生发表他的观点？

　　崔立如：就刚才这个问题我综合三点，一个讲到美国嚣张，也讲到压力，还有价值观的问题。压力的问题，我想还是那句话，如果跟80年代相比的话就是现在树大，受力面就大，但是讲单位压力的时候也不现在一定大，但是现在受力面大，靠你根深树干强壮就可以不倒，这是一个基本道理。第二讲到美国嚣张，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在国际政治当中主要是权衡利害，利害不光光是经济的，还有其他的。国家领导人他不是一个个人行为，他要把利害放到整个民族国家的层次当中去，那么在国际当中现在世界上可以打一个比喻，就像我们讲的江湖，江湖是险恶的，江湖也有道义，怎么把利和道江湖结合起来，不能说他嚣张我们一定怎么样，这里面要审时度势。关于价值问题，我想从人类来讲，应该是有组织价值，共同价值，不同在于体现价值的方式不同，民族自由作为价值，我想中外都一样。只是，我们讲如何来体现，我们以往讲的是我们强调实质西方可能强调的是程序，强调的是形势，这是有区别的。但是，他还是有相通的地方，我们讲建立和谐世界整个是能找到相通的地方。

　　主持人杨锐：世界变局与中国战略，最终大家其实问的还是两三个问题，第一我是谁？第二我们向何处去？第三怎么走？回答这三个问题好与坏，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今天面临的《环球时报》年会提出的主题，世界变局与中国战略，谢谢各位时间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