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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按：作为文革中一个最疯狂的整人运动，清查“五一六”之所以会打击、伤害那么多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恩来提出的“重罪行”而不重形式（是否填表参加组织）的清查方针。他在这篇讲话中就明确提出：“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这一方针的提出，为清查者滥打无辜大开了方便之门。 周恩来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
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周恩来
1970.11.01
〖周恩来总理11月1日、9日、18日、20日四次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谈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摘要〗
一、对1970年“三二七”通知的阐述
“九大”以后，文艺单位提出清查“五一六”。1月24日我们才讲的，其他单位以前不知道。中央3月27日发了个材料，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余、傅、王、关、戚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后面说清查“五一六”斗争已经展开，其实也没有大展开，没说清楚，有些单位“五一六”很隐蔽，一搞深了，情况就不明。有的单位出现了扩大化，后面几段主导思想是防止扩大化。
文件共四段，前一段不要说没有，后几段思想是防止扩大化，没有讲罪状和揭露后怎么搞法，专案工作组内查外调相结合，当时是需要的，扩大化主要讲文艺单位和学部，一个文件只能讲个主导方面，搞得很全面不可能。
二、关于“五一六”的性质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个集团定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重点是反革命。他们搞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专门搞小道消息，你要他不搞什么，他就非搞。不要他去安营扎寨，不要他去夺权，他非要去。只要文革（注：指中央文革小组）里有一个人出来说，或者是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林杰、林聿时、周景芳一说就相信。我们搞正正当当光明磊落的文化大革命实践，他们去搞阴谋活动，搞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个集团，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名称是“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他们借口“五一六”通知一年以后发表有意义，要挖出赫鲁晓夫式人物，利用这个名称，煽动搞阴谋活动。所以不一定都叫“五一六”的组织。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三，关于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办法还是要发动群众，承认了的所以容易翻，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群众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内部揭发检举和外部调查结合。
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材料要交给群众讨论批判。
四、要重本质，要抓罪行的问题，对一些重大案件要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卫生口突破了“3.10”就解决了大问题，外事口是多几个：火烧英代办处，“8.11”大会，安营扎寨，外交部夺权，封部党委、政治部夺权，这几件事已经够了，几年来走了弯路，我们有责任，以前没有讲透，这次把它讲透，上面有一个阴谋集团指挥，下面不一定叫这个组织。吴传启（注：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杂志代理主编，学部文革负责人），在“五一六”成立时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可以说和“五一六”没有关系，刘雨来（注：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红旗造反团负责人）说他比“五一六”还“五一六”，那好就定嘛。把组织填表看得太重了，有的地方成立组织，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成立，就是为了要得个“五一六”的表格，组织问题就不能定案，这真是可笑的。“五一六”就是利用《5.16通知》作号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在一起开黑会，搞秘密反党活动，就是“五一六”组织活动。如火烧英代办处，冲中（央）机（要局）都有谁，怎么去的，要讲清楚，慢慢地头头就清楚了。他认罪了。你不处理，去追组织，不定案，就是宽大无边，和好人一样看待，就是一风吹。
五、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把材料准备好
总要有些材料才有意思。光有那些抽象的，一般的不行，要有站得住脚的材料，公诸于众，才能发动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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