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广告海报:资中筠披露曲折的心路历程

著名学者资中筠接受记者采访首次披露自己曲折的心路历程

                   马国川   2010-10-21 

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以及中国人是否仍需要“启蒙”的问题是一个知识界关心的话题。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访资深学者资中筠。她先从自己曲折的新路历程讲起。

一

1935年，年仅五岁的资中筠随父母来到了天津。开始了她的求学生涯。

七十多年过去了，资中筠对当年的小学教育记忆犹深。在她看来，“那个时候的教育已经相当现代化，比现在更符合全面育人的宗旨”。“小学是有公民教育课的，从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起，就是基本的社会公德。高年级还有小学生的自治组织‘童子军’”，轮流值班做服务性工作，还有“日行一善”，等等。

但是资中筠没有来的及参加童子军，因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领了天津。父亲资耀华奉总经理陈光甫之命留守天津，借租界的庇护保护上海银行的财产。当时资所在的耀华学校（名字纯属巧合，与资耀华无关）在英租界，日本人的势力暂时进不来。但是正在上学的资中筠已经感受到了民族屈辱。

“我从小学开始就知道我们国家是受屈辱的，”资中筠回忆说，“历史、地理都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内容。老师画地图告诉我们原来中国是桑叶形的，后来就变成了公鸡形的，外蒙古没有了，台湾也没了。”

给资中筠留下最深记忆的，是校长赵天麟之死。这位哈佛大学法律博士，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主动辞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的职务，出任天津耀华中学（包括小学）校长。由于学校在英租界，日本占领者暂时进不来，他在七七事变后校庆时悬挂中国国旗，率领师生高唱中国国歌，而且拒绝日本人改变课本的要求。他还顶住日本人的压力，收留失去校舍的南开中学的学生。1938年的一天早晨，赵天麟在步行去学校途中被日本特务枪杀。学生们聚集在学校里哀悼他们敬爱的校长，悲壮的气氛充溢在每个学生的心头。

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与英美等国宣战，租界区不再是“孤岛”，日本势力终于进来了。，日语取代了英语，由一名日本老太太教，音乐课都由日本人教。“但是，实际上日本人的势力没有能够大规模的进入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的继任校长软磨硬抗”，资中筠清楚地记得，同学们对学日语不约而同地消极抵制。如果别的课成绩好是荣耀，而如果日文念的好就被人看不起，所以大家都不好好学，结果，学习了四年日语，资中筠只会字母。

学校的课程也有修改，不过并没有特别露骨的亲日内容，数理化还仍旧，而取消了公民课，改成了“修身”，又回到“忠孝节义”上去了。伪教育局发的国文课本里少了鲁迅、胡适等人的现代文学，而增加了古文的分量。耀华学校本来一直注重文言文，因为老师认为，文言文做好了，白话文自然就会写了。奇怪的是，日本占领后在国文课之外还加了“经训”课，就是读四书五经。至今资中筠疑惑，“国民政府的教育是禁止读经进入学校的，到了日本人的时候又专设读经课了。日本人不希望你抗日，让你钻进古文，并读经。很有意思的是，现在人们的想法是相反的，似乎‘读经热’、弘扬传统文化以抵制“西化”被认为是爱国的，可是当年日本人却用这个手段阻断我们现代化的道路，让我们念古书，回归传统，以便于统治。”“这个问题没有想清楚，但至少读古书并没有让学生们消沉下去，忘记抗日。在沦陷区的人，除了少数地下党我们不知道外，都是认同重庆中央政府的。许多人偷听重庆的广播。要知道在沦陷区偷听重庆的广播是有罪的，日本人还曾专门到各家搜查。” 资中筠的父亲就有一台短波收音机，经常用来偷偷重庆广播。在搜查前，忍痛把它给砸了。

高一暑假的时候，资中筠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抗战胜利的时候，在所有的地方都播放了蒋介石对沦陷区同胞的一个讲话，第一句话就是‘我亲爱的同胞们’，大家都感动落泪，觉得未来一片光明。”这种感觉与1949年在广播中听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完全一样的。

二

抗战胜利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个人的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可是人们很快就失望了。接收大员变成“劫收”大员，物价不断上涨，内战的威胁也在逼近，山雨欲来，人心惶惶。

资中筠虽然不懂政治，但是她也注意到，家里的大人、亲戚朋友之间对内战的担忧。当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谈判的消息传来时，“都说这下好了，和谈了，不用打内战了”。也不管是哪边的，都希望最好不要打内战。

资中筠课余学了六年钢琴，1947年高中毕业之时在钢琴老师力主下，举行了个人钢琴演奏会，邀请亲朋好友约数百名来助兴，也相当正式。资中筠是老师的三大弟子之一，两个学姐都考取了音乐系，后来成为钢琴教授。但是资中筠的第一喜好并不是音乐，而是数学和文学。但是第一年考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失利，而是被燕京大学录取。

考清华发挥得很不好，特别是长处国文，清华大学的作文是白话“我的中学生活”，很难“出彩”，而燕京大学的作文是一篇文言文，题目是“立国必先树人，树人必先立德说”。从小学起就写文言文的资中筠自然是得心应手，顺利进入燕京大学数学系，而且免修大一国文，直接读大二国文。（那时的学生不论什么系，都必修两年国文）。

燕京大学的校园是美丽的，但是资中筠在这里并不开心。秉承美国教会大学的传统，燕京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学生“团契”，不过那时除了少部分传统的、被认为是“右派团契”外，绝大部分团契都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平台，举行传播左派思想的“读书会”，争取中间同学，以及其他配合党的任务的活动。

资中筠回忆说，“我对这两头都格格不入，都不愿意参加，所以比较孤立。”十七岁的资中筠不大善于跟人来往，她经常和一位中学同学在一起。上了一个月数学系的课之后，资中筠发现，数学系里人才济济，自己并非数学天才。反对她学数学的母亲也鼓励她转系，就转了外文系。一年级结业的时候，她毅然地退了学，决心再考清华大学，因为要考转学必须先退学，不能留后路。

这一年的暑假，资中筠没有回家，而是每日清晨走进北海边的“北平图书馆”读书学习。对资中筠来说，这个暑假非常惬意，“上午复习功课以备考试，下午就随便看各种各样的书。那个时候图书馆借书非常容易，管理员态度也非常好，环境安静。我就永远占一个靠窗口的位子，一看就是一天。”

此时内战的硝烟已经开始弥漫，国共在东北战场即将进入决战。可是在古香古色的北平图书馆里，资中筠依然守着一张安静的书桌，饿了就出去买一个烧饼，累了就在长椅上躺一会儿。

那个时代的大学都是独立招生，资中筠在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考试之后，为保险起见，还南下上海，参加了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的考试。巧合的是，作为教会大学的圣约翰大学的作文题目也是文言文。

三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来了，资中筠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清华大学，成为清华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此时，清华大学已经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中心，但是远离政治的资中筠对政治依旧懵懵懂懂，与许多同学一样，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感到外面社会很黑暗，但是对政治采取逃避的态度，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宿舍——教室——图书馆——音乐室之间。

1948年12月中旬资中筠进城到父亲朋友家中度周末，第二天清华大学迎来了解放军，北平开始围城，既不能够回清华，又不能回天津。直到一个半月后，她终于回到了天津。此时天津已经解放，她发现客厅里住了解放军（不久就搬走），父母都很拥护新社会。父亲前不久，正被银行派往美国考察，不顾友人的挽留，执意回到已经隐隐听得见炮声的天津，这在天津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因为当时很多人仓皇外逃。天津解放后，资耀华衷心拥护新政权，热情满怀，并积极建言。

三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清华重新开学，资中筠回校继续读书。此时时代的大背景已经转换，校园里时时回荡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学生们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清华园里已经没有了安静的书桌。

开始思想有所触动是1949年的冬天，清华学生被组织到海淀农村参加土改复查，有几个星期和农民同吃同住。从来没有见过农村真实生活状态的资中筠震惊了，她发现被认为是富农的人家都那么穷，破破烂烂的，根本不能和自己的生活比，“所以我开始感觉到很惭愧。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把他们拉出来斗，但是他们毕竟是被审查的对象，而我们就是因为有机会读了书，就好像是站在正确的立场。”这样，她开始为自己原来享有的优越生活感到内疚。一首土改歌曲《谁养活谁》更触动了资中筠的灵魂。在学校听政治学习报告，其中说，大概400个农民一年的生产才能养活一个大学生。所以，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欠了农民的。

资中筠剖析当时的思想，“我对国民党并无任何好感，对旧社会也没有留恋，在国民党时期我们都认为社会黑暗的不得了，所以我想的只是逃避。我在中学的时候受像陶渊明等魏晋文人的影响很大，总想出世，远离政治。但是后来一想，我自以为是远离政治的，但是我要不要吃饭呢？我既然要吃饭，是谁养活我？这就产生问题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权利自以为是地离开所有的政治。”

她开始转变了。以前对政治学习总想逃避，现在不反感了，能够听得进了。

最大的转变是抗美援朝。根据当时的宣传，南朝鲜在美帝支持下挑起了战争，而且放映了朝鲜人民受到侵略者残酷杀害的电影。资中筠接受了这样的论断：世界上分成两大阵营，不站队是不行的，不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于是，她和许多同学一起，积极报名参军。她的行动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回想当年，资中筠说：“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彻底转变。我确实是比较单纯，一旦认定了这个理，就按这个理走，义无反顾。”

尽管清华的学生90%都报名参军，最终批准的极少，外文系和工科的高年级都留下来，因为建设国家需要。留下的也都很自豪，自以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从此以后，资中筠对所有官方宣传都深信不疑，“觉得祖国前途光辉灿烂。”

就这样，一个青年完全“转变”过来了，但是她还要经受“考验”。

1951年，大学毕业的资中筠和她的同学冯钟璞（即后来的作家宗璞）一起分配到“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工作。可是不到半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直被认为是进步人士的资耀华一夜之间成为“奸商”，《天津日报》大标题说“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

资中筠成为被“帮助”的对象，单位党组织动员她划清界限。“当时我的心情是这样，第一，党永远是对的。这个大前提我不动摇，但是我想不出来我父亲怎么会成为奸商？他工作的事我是完全不知道的，他也从来不在家里头说什么，可是他的为人无论如何与“奸”字连不起来。后来我就表态说，我服从组织的任何结论。可是他们说我态度消极。”

资中筠把所有的家信都交了出来，实际上父亲极少写信，都是母亲的信，除了询寒问暖就是鼓励好好工作之类。这过不了关。一个中学同学登报声明与资本家父亲脱离关系，使她受到启发，她也要求登报脱离关系。可是“组织上”说，这违反政策，并不希望她这样做。

这场煎熬历时半年。忽然又说资耀华没问题了，结论说他是“完全守法”，不久，资耀华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从此这位正值盛年的银行家埋头整理近代货币金融史料工作。

整的时候大张旗鼓，等到落实政策的时候却静悄悄的，所以资中筠并不知道父亲何时“落实政策”，何时来北京，因为她几乎和家里完全脱离了联系，凡是给家里写信，就得给单位审查，于是不再通信。后来还是从妹妹那里得知父母居住在北京，她才回家看望。

虽然父母对她一如既往，但是“从此我跟他们的关系就疏远了，亲情无法再同以前一样。父亲在家中更沉默了。”

四

1952年，资中筠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这是和工会、青年团、妇联并列的所谓“群众团体”，当时并称“工青妇和”。这几个组织都有国际部，负责国际交往，而“和大”本身则主要就是从事国际工作的。资中筠在国际联络部，主要从事翻译和文书的工作。她曾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常驻维也纳三年。

资中筠感到非常幸运，特殊的工作让她逃脱了“反右运动”。“我出国之前，已经在开始学习‘娜斯佳精神’，娜斯佳是苏联的共青团员，特别敢提意见。学习娜斯佳精神就是号召大家敢提意见。“和大”的青年团组织专门开会讨论给领导提什么意见这就是‘鸣放’的开始，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被派出去了。”否则以她的性格一定会积极、直率地提意见。

1957年暂时回国休假，“反右”开始了。资中筠发现，有好多原来的同事年轻人正在被批判（后来有些人戴“右派帽子”，命运很惨）。幸运的是，资中筠只参加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其间还匆匆与陈乐民结了婚，又被一起派出国去了。资中筠反思说：“如果我先在国内，一定参加‘鸣放’，我很可能变成右派，因为我对党是无所保留的。假如没参加‘鸣放’，‘反右’运动中留在国内，我又很有可能变成积极分子，批判别人。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没脑子，只知道紧跟。所以我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既没有变成右派，也没有做现在想起来对不起人的事。”

 1958年在国外的资中筠听说国内“大跃进”，异常兴奋，想象着国内的大好形势，而自己不能躬逢其盛，太遗憾了。1959年又听说国内遭遇“自然灾害”了，物质匮乏，开始实行粮食定量。“我们在国外养尊处优，很惭愧，于是乎就申请回国，要求跟国内的人们一起同甘共苦。”

资中筠和丈夫陈乐民一起奉调回国时，遍地的小高炉早已熄了火。陈乐民主动要求下放农村锻炼，“因为当时在国外工作的人，虽然是组织上派出去的，可是都认为没有跟劳动人民在一起，缺了这一课，老被认为没改造好。”

资中筠正巧怀孕就没有下去。在河北农村工作的陈乐民亲身体验了大饥荒中农村的困难生活——，每天只有不到四两的带糠的口粮，人人都营养不良。陈乐民有一次饿晕了，滚到沟里去，幸亏被老乡给救起来，送到县城医院打营养针。资中筠慨叹道：“他是中央下放的干部，不能让他饿死，可是老乡就不知道饿死多少。”

当时在北京城的资中筠也浮肿了，早上一起来眼睛就睁不开，一摁一个坑。可是她没有抱怨，“上面说是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更没有怀疑过政策上有什么错误，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因工作需要，资中筠仍然不断出国，只要出国一个礼拜，浮肿就消。但是在国内外生活的对比中，资中筠也没有丝毫怀疑，因为“预防针”打得足足的，“虽然住高级旅馆，吃奶油面包，但是‘信念”和‘立场’没有丝毫动摇”。当时因大家食不果腹，上面有减少工作时间的指示，但是资中筠所从事的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仍然十分繁重，整晚整晚的开夜车，使她因营养不良且劳累过度而终于躺倒，到1964年不得不完全中止工作，治疗、休养。

休养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五

和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文革”中的资中筠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河南周口地区的农村，完全不用脑而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反而治愈了她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更大的收获是，她开始了怀疑。一是农村生产力之落后、农民生活之苦、青壮年文盲比例之高，完全与她所相信的宣传差距太大（她所在的农村并非偏僻穷山沟，而是一片平原，土质很好）。真正对最高指示怀疑的引发点的出现非常偶然。在“林彪事件”之前，传达了毛主席在姚文元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姚说他读了《天演论》、《史记》、《孙中山集》、《五灯会元》等五本书。毛主席批示说，很好，继续努力，必有成效（大意）。听到这样的传达，资中筠忽然觉得，“读这些书有什么了不起，我大部分都看过。8亿人只有一个人替大家读书，读这么点书还要最高领袖赞扬。我突然觉得这事有点荒唐，这么一转念呢，我好像已经开始怀疑了。”她称之为开始“腹诽”。虽然此前隐隐约约想到可能有什么不对，可是不敢想，现在怀疑就像一株嫩草，终于从石头缝里钻出来。

接着，就是陈伯达出事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被毛泽东斥为“野心家”，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被发动起来。“昨天那么革命，今天为什么忽然又不行了？”资中筠开始有点保留，虽然她跟谁也不会讲，“等到林彪出事以后，更觉得不对头了，明明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了，怎么忽然就这样了？然后又传达了一个毛主席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说他老早就看出林彪有问题了，逻辑上更说不过去了，到‘批林批孔’时就越来越荒唐，实在没法跟了。”

本来，资中筠已经做好了长期做农民的打算，所以认真学习农活，怕一旦完全靠劳动吃饭，自己养不活自己。想不到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上调，资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陆续访华的美国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

封闭的国家开始慢慢地与世界接触，1975年邓小平的复出更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因为他讲了很多符合常识的话，正是当时大家所想的。她记得他在军委说，什么政治挂帅，思想万能，一个螺丝钉拧不好，飞机就要掉下来。这都是大实话。那时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中国不能那么胡闹下去了。

到了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时，对“批邓”紧跟的人少多了，“上面压下来必须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抄报纸上现成的批判稿，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应付了事，领导也不那么认真的来压”，在资中筠看来，“批邓”是一个转折点，“大家开始怀疑毛，但是对体制还不敢怀疑，而是认为如果那些老干部出来工作，大概就会好了。”

“四五运动”来了，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垮台了……发生在1976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昭示着，新的转机出现了。

六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和人们习惯的说法“改革开放”不同，资中筠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在1979年，资中筠第一次走马观花地访问了美国。1980年，她决心退出送往迎来的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在她要求下，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开始专业从事美国研究。

一次偶然的机会，资中筠在飞机上遇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一番倾谈之后，正在筹建美国所的李慎之向资中筠发出邀请。1985年，资中筠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三年之后担任了所长。

“我真正解放思想是到社科院来以后，那几年我心情特别舒畅，”资中筠至今认为，八十年代是社科院的“黄金时期”，是思想解放的前沿。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也逐步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走上正轨。

资中筠似乎又回到了北平图书馆时期，她在当时最开放的学术殿堂，潜心学术研究。当然，她也时时感受到改革时代的热潮。许多知识分子心情舒畅，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又一次升起希望，虽然知道有阻力，但是他们还是对当时的领导和改革方向寄予厚望。但是八十年代很快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许多知识分子再次陷入新的困惑。资中筠坦陈，到80年代末，她的思想又得到了一次解放，这次比七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更彻底，她珍视“独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所以我就坚决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政策。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耳顺之年”之后的资中筠得到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退休之后，她的学术精进，《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等著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专业研究之余，她的思想日见开阔，信手写来的随笔文章题材广泛而又有一以贯之之道，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吾土吾民的挚爱、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文明和正义的呼唤，彰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胸怀。因此，知识界尊称她为“资先生”。

“我自己觉得越想越明白”，今年八十岁的资中筠坦诚的说，“慢慢看透了体制，也明白了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幼年得到的爱国教育没有因为个人经受的苦难而消磨，同时由于思想的开阔获得了新的视角，“过去国际关系整天考虑的是国家利益，现在我觉得，还需要从人类共同的角度去考虑，从人民的幸福的角度来看。过去中国人老说，我们要在世界上要占什么样的地位，以后美国衰落下去了，中国就是第一了。其实，大多数人到底幸福不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有很多小国的人民很幸福，它们干吗非得做大国呢？有人说，英国没落了，很多殖民地都独立了，但是英国普通人的幸福没有因此减少，还是原来的体制，人民享受自由和福利，各方面不是都挺好吗？干吗非得做一等大国不可？”

让资中筠感到忧虑的是，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因此，她呼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