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凝胶排出白色的东西:因为不确定，我们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

刘瑜、刘军宁与许知远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单向街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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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确定，我们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

凤凰网读书：同学们肯定有很多问题。

读者：刘老师你相信你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民心力量吗？

刘瑜：那我要问你们--相信自己吗？

读者：刘老师，我想问您，民主是所有人都发出对峙的声音，而在中国，在一些中部地区或者局部地区，他们没有平台发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你觉得网络是一个合适的平台吗？他们没有发出请求，你怎么知道你认同的那种民主在中国只是一种非军用化，而且令它也具有价值？第二个问题，你在民主这本书里提到了美国的经济跟选民的热情中选举的嘉奖，您给的解释是说民众信任这个民主制度。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观念，种种讨论很多事情的能力下降了，他对政治的热情和怀疑态度导致了这个现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瑜：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网络能不能成为人们表达诉求的一个好的渠道？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没有选择。比如说最近宜黄地区出的自焚案，钟如九是自焚那个人的家属，他通过微博不断地去说，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最后把他母亲和姐姐都转移到比较好的医院去。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表达意见的时候没有太多的选择，法院经常受当地政府的指使。虽然我也的确认为就网络的表达有时候有非理性的成分，但在现实的条件下还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力量。关于美国的投票率，实际上你说的也是有道理的。有一个问题是越底层的人一般来说投票率越低；越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人的投票率比较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看有一个学者叫布莱恩·卡普兰，写了一本书叫《理性选民的幻象》。说当民众的政治知识没有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低投票率是一件好事，投票率本身成为一个过滤一些不合格选民的方式。所以除非你能够配套地让民众的政治知识达到一定的高度，否则盲目的推高投票率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比较同意。

读者：刘老师，你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有没有些时候感到非常无力，因为我们中国当今的社会变革形势，作者和他的实践并不是一致的，作为一个思想家，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像龙应台能够让民众振奋传导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

刘瑜：我先说一下，然后看一下刘军宁老师和许知远有没有补充的，作为一个坐在家里思想的人，我的确有时候会感到很无力。比如说我尽是往敏感区的那个方向去想。比如我看到像陈光诚的例子时，就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甚至对自己会有一点愤怒。这样一个好人，帮助那些当地的农民，那些被强制去堕胎的人。他是一个盲人，被抓到监狱里去判刑，你看了以后，心里的确会非常非常无力，对这个结果，包括对你自己都会感觉有一点愤怒。但另一方面我刚才说，如果你放长观察历史的视角，放大你的视角，你会有一个意识是你对你个人，甚至一代人所能改变的历史到了一个非常低的预期。如果你的这种预期比较低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悲观。

刘军宁：这位同学提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我也希望刘瑜老师尽量把容易的问题交给我。实际上几十年以来，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充满无力感，而且很多人由于无力感的重压变得冷漠了，变得不去多想了。但我个人更倾向于把这个无力感看成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在这样的一种无力感之下，你还能想什么，还能做什么，你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你可能的行动是不是能够有新的认识，或者去有心能够去解决。

刘瑜：我想补充一句话，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聚会，好像是秦晖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是在网上看到的，我希望这句话对大家都有一个鼓舞的意义，他说“正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

许知远：可以补充一点东西，叶圣陶在1920年写了一本书小说《倪焕之》，大革命之后一代知识青年们，新文化运动鼓舞不起他们的热情，“五四”给他们了一个巨大的力量感，最后某种幻灭。五卅运动突然来，他们和贫民工人结合在一起，刚刚起来的启蒙到大革命到1927年又开始幻灭了，他们在纠缠，内心的纠结要比我们这代要厉害得多，严重得多。

读者：你好，你刚才举的例子说，我们讨论中学生该不该做头发，该不该管理这个事情，然后忽略了重大的事情。然而有些人知道其实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发生大部分人拿这件事开会，所以现在整个国民的层次可能真的应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可能去国外很多地方见过，也看到过，所以你回来以后比我们感觉更加愤慨，很多人觉得中学生的那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我们尽快着眼于现实，一步一步解决问题的话，这样弥补历史的传播可能会更有意义。

刘瑜：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我的意思不是说这种问题不可以讨论，我的意思是我们的问题意识一定要和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成正比，这样才是一个合理的世界。

读者：刘老师，我是马上要出国的人，大家出国的原因实际上大同小异，要么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要么你不喜欢一些东西，所以想要出去看一下。但是回来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想问一个稍微比较私人一点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回来。如果你觉得很私人的话，你可以回答的广泛一点、宽泛一点。

刘瑜：我回来的确有一些私人的原因，确实不太好讲的，但这个也很简单，尤其是去年许知远同学在剑桥待了一年，他刚去的时候非常雀跃地跟我说，要在剑桥读博士，过了半年以后，再也不提这一茬了。其实我到那边去是过着一种类似于修道院的生活，在我自己看来有点太孤单了，没有很多可以交流的人。比如说身边的老外，他们不太关心中国问题，这也可以理解，大部分在国外的中国人是没有太多的公共问题的意识。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自己特别孤单。我不是一个对社会交往很强烈，有很多需求的人，本质上一个宅女，但我还是希望生活中有三五知己可以交流。长期生活在比较孤单的环境里面，不单单是精神上觉得不愉快，而且思想本身也会萎缩，因为人的思想是需要一定的碰撞和交流才会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