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涨停原因:张瑞图、王铎草书艺术比较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0 14:22:54

张瑞图、王铎草书艺术比较谈

  

张瑞图(1570-1641)

草书杜甫诗轴 夜宴左氏莊

释文:枫(风)林纤月落,衣露净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果亭山人瑞图

 也许,历史就是一个爱玩幽默的戏剧家。当整个明末社会处于动荡不安,朝纲走向崩溃的危难时期,文艺领域却奇花屡开,散发出诱人的清香,这主要表现在一般浪漫主义思潮的萌芽与滋长上。作为主阳明哲学的杰出继承人李贽,宣讲童心,大倡异端,揭发道学,“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这样,“以'童心’——'真心’作为创作基础和方法,也就为本来建筑在现实世俗生活写实基础上的市民文艺,转化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文艺铺平了道路。”李贽以“童心”为奠基石,反汉寸一切传统的束缚,甚至把矛头指向至圣至尊的孔夫子,“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得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这种承认人的独立价值,反对道德虚伪,倡导心灵自由的个性解放思想,折射到文艺领域,便诞生了一大批艺术瑰宝:“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这便是兰袁兄弟文学创作的心声;吴承恩《西游记》、汤显祖《牡丹亭》就是文学创作领域里的稀世浪漫珍品;在书画艺术领域中,则更是气势非凡,张瑞图、徐渭首倡其端,王铎、八大、石涛等则为攀天之柱,足令后人敬仰不止。这种要求自由地表达个人愿望,抒发个人情感,表现个性的浪漫主义思潮,直接催生了一大批具有近代解放气息的文艺珍品。

  如果把讨论视野缩小到书法领域,那么仅仅着眼于浪漫思潮这一时代主流,似乎还嫌不够,我们还得回归到书法本体的时代变迁这一基点上。明清之际,朝野祟尚赵、董,但已失却了赵、董清隽流美的真髓,逐渐走上了事物的负面——靡弱柔媚,把以二王为宗的帖学系列推到了悬崖边缘。在朝野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之外,一批其有浪澳主义精神的艺术家,以其坎坷的身世、强烈的艺术使命感、高度的颖悟力,在这鸦片味浓厚的氛围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在书学史上加上了惊心动魄的一笔,他们的丰功伟绩主要表现在草书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上。明清之际,张瑞图首开风气,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继其后,而王铎则独标书坛,代表了这一洪流的最强者。

  清人梁巘曾说:“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张二家力矫积习,独标风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评议说:“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废,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张瑞图、王铎,皆为明朝台阁重臣,却因或入阉党,或入《贰臣传》而遭世人长期唾骂;两者皆师法钟、王,用功又深,却能另辟蹊径,领一代风气;共处浪漫主义思潮之下,其草书却又能纵而敛,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这两大书法天才,虽然有着许多惊人之处,然在书法实践、审美趣味等关键间题上却有着历史性的差异。也详,他们在书法史上的意义也在于此。于是,比较一下、王两人的草书艺术就成了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

  书法实践:首倡方折与肆意连绵

  我在前面已说过,张瑞图的意义在于“首开风气”,而王铎的贡献在于力扛大旗.在书法实践上,他们两人又有血缘的求续关系,但“张二水书,圆处悉作方势,有折无转,于古法为之'变’”。而王铎书笔势稳健,能放能收,着意连绵,气势连贯。甲个尚方折,一个重圆转;一个多断续,一个尚连绵……

  张瑞图书法渊源于钟繇,因其隶味,取其古拙之意,得天然超脱之趣;学李杜海、苏东坡、米南宫,得腾挪跌宕之势。体现在用字上,张瑞图草书给人的视觉效果是体奇而势正。在草书代表作《后赤壁赋》里,许多字呈瘦长形,且常化左右之形的上下之势,“声”、“中”、“丰”等等有竖笔之字,则最后一笔被大大强化。在大致偏皮长的基础上,又为创作时的性情所制约,或长可逾制,或扁如卧兔,或上盛下展,或左高右低,如此等等皆能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既吸收钟探结字特点又真现代气息,自然给你一种左右错落,抵梧揖让的姿态美,而这往往是高雅的芭曹舞所具有的魅力。

  这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结字,归根结底取决于他那于人不同的用笔特点。世人认为张学钟书,得其扁平结体,然在我看来,钟哥给予他最大的启示莫过于那种保留有两汉韵味的隶书笔法,不过到了张瑞图手中之后.“古法为之一变”,“一波三折”,“蚕头雁尾”等套路都被打破了。张瑞图草书不仅平入直出,且似乎无视几百年的戒律,大胆地运用偏侧锋,不仅体现在起笔与收笔之时,且大盘地出现于运笔的全过程里:在一种忘我心境的驾御下,张瑞图以轻捷的露锋落笔,随即迅速铺毫,在转折处不是暗藏带过,而是翻折笔锋,形成一定的锐角,造成一种险势。所以,他的笔画几乎是无横不折,无拂不曲.这种以折代转、以方代圆的笔法,使得书的左右张力陡然增强,上下之间猛然有了诸多起伏之势,一种节奏韵律感自然溢于其书而喷发出夺目的光彩。

  如果我们再浏览一下张瑞图草书创作的历史全过程,还能深刻地感受到张瑞图对张旭、怀素草书中“势”的成功把握。只要我们体会一下张瑞图《草书杜甫秋兴六首》,这种感觉会特别强烈。大盘吸收篆法,线条劲细,使转婉转畅达,“字字飞动,画转之妙,宛若有神”。同时作者还常把一字的左右部分或上下部分的距离着意拉开,并处理成不向的密度,使得作品的气象开阔,空间与时间的节奏层次也更为丰言。这种连绵不断、画转娴熟的笔法,这种率意而为、不事雕琢的用笔与张瑞图奔放的激情取得了高度的一致,从而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神采照人的自由王国。也正是在这种得心应手、随遇而安的忘我心境的驱使下,张瑞图草书字距紧凑而密不透风,行距疏朗而宽可走马,这样的章法布局立刻使人生起一种千百缕添布远挂前川的遇想。究其缘由,则是因为张瑞图利用字与字之间的牵丝映带,利用线条的时隐时现,产生了强烈的时间序列感,在这富有生命序列的节奏里,我们可以朦胧地感受到作者那生命力盘的谊泄。

  承接张瑞图,力矫时习,被林散之称为“草书贡献为怀素后第一人”的王锋,实在可称得上在巨人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宗师。他提出了“敏而好古”的主张,认为“书不参通古碑,书法终不古,为俗笔也”,并进而具体地向世人普告:“书不入晋,终成野道”这是他一生艺术实践的原则.他学米芾有乱真之誉。实为明代学古的头号人物。“千有余岁,独此尧起而振兴之,遥遥华宵,千载若接,是此道东坠于地,皆此老之力矣。”(段胜川跋语)

  正因“敏而好古”,王铎草书用字充满着浓厚的古味。他学“二王”,保留了“江左流美”的特点,又在此基础上大加夸张,强化了王字之动感。用篆隶结构的字法,易给人一种古典美的享受,体现了王铎祟古与唯美思想。“前者显示了王铎创作思想的传统性,后者则使我们看出,王铎认为,古典美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峋王铎同时还大量吸收甚至移用米芾的用字法,王铎临米书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实在是一种奇迹,在自己的创作中受到米书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在情理之中。王铎深谙米字之敬侧之势,对之大胆消化与尽情发挥,一字之中都有意地夸张一处,在左右结构的字中,这种变形更为突出。正是这种别具一格的处理,致使许多字呈三角形之势,或正、或倒、或侧,生出了多种美好的姿态。

  最能体现主铎草书特色的当属他那谊泄式的运笔法,这可以从他的后期草书中看出:先蘸一次墨,在一种内在情感的驱使下,纵笔放取,出至枯竭之时,有时尚能擒笔挥洒,多至五六字而后上,这种特殊的笔法也被称之为“一笔书”。然“一笔书”之说法由来已久,“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操微能为一笔画,无适一篇之文、州吻之像而能一笔而就也。乃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硒然王铎“育出于蓝”而能“胜于蓝”,他的草书不仅“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更为重要的是在昌色的变化上,中轴线摆动幅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提高。王铎草书不仅在奔放的驰聘中,能够或驰或缩,或收或放,十分注意提按使转,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线条也完全是个性化的。与张瑞图相比,虽然少了分秀逸之气,却多了些豪迈雄伟的气魄;徐渭虽然是个地道的狂人,草书驰纵跳踌,呈现出了强劲粗犷的阳刚之美,然那粗放的线条在王绎面前却露出了村夫态;与之同时的祝允明,虽然道劲生辣,堪称一代大家,可是王铎与之相比,不仅同时具备遒劲生辣味,还多了些滋润的色彩;至于文征明、董其昌则更不在话下了。

  也许从此我们会认为王铎是一位狂人,其连绵不断、势不可遏的草书当然是狂书了,其实却又不然。“他在结构处理上的构成意味也是前所未有的。空间的切割完全具有次序观念,具有强有力的理性处理效果”。“如果说从张芝、张旭、怀素、黄山谷直到徐渭,草书的发展是以用笔的丰富顿捶为准规,而在结构处理上则一放再放、渲泄无遗的话,那么王铎则成功地阻遏住了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洪流,他用冷静的理性把这匹脱缰的野马笼住。心也就是说,他的草书力拔“粉粹一切空间”的洪流,从而使空间结构与时间节奏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并使之走上了顶峰。在如此放纵雄健的草书中锤炼出如此冷静、有条不紊的理性效果,实在是世所少见,也难怪陈振谏先生称之“理性的草书大师”。

  审美趣味:悠然俊逸与伟岸习出博

  “动者是生命之表示,精神的作用;描写动者,即是表规生命,描写精神。自然万象无不在'活动’中,即是无不在'精神’中,无不在'生命’中。盘龙舞鸿般的线条展示了一种强烈的内在激情,同时却又掩盖不住其中深藏于张王二人内心深处的孤独、寂寞、伤感和悲衰,从而使得张王草书笼罩上一层惊人的悲凉感。如果我们透过这表现“精神”、表现“生命”的线条,再作进一步的比较,就能发现:王铎,因生活的艰辛、身世的坎坷使得他爆发出火山般的内在伟力,幻化成瑰寄的色彩,代表了积极人世的人格模式;而张瑞图显然潇洒得多,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却能从沉沦中超脱出来,俊俊爽爽分明有一股超逸之气,给人以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

  张瑞图万历年间中进士。殿试第三,授编修,累官至礼部尚书参与枢要,可谓春风得意。魏忠贤案发,审时度势,张瑞图于祟祯元年致仕还乡,然而因手书魏忠贤生祠碑文,终逃不出“坐赎徙为民”的命运。不管是由于为官圆滑善于投机取巧,而甘于附阉党助封为虐也罢御或是畏惧权贵以求苟延也罢,反正都是有违圣贤之教的,在。因人论世”的时风里,自然累及他的书法屡被贬斥,以为是奸佞手迹,不值一提。

  “坐赎徙为民”之后,张瑞图从惊心动魄的宦海生涯中平静下来,“学禅定以求安心之道,寄兴诗文优游余生心”。这种思想上的大转变折射到书法艺术中,使我们处处感受到无限的秀逸之气,这是“禅意”使然,在草书代表作《后赤壁斌》里,张二水似乎在一种万分闲适的心境里,以轻捷的璐锋迅速人笔,凝炼洒脱的线条犹如在茫茫大海里随意游弋的蛟龙,在一片湛蓝的海水中,时隐时现,时潜时跃,潇洒闲适又不失雄健之气魄;那舒朗的行距,随意而成又不事雕琢,轻灵自在,胸中逸气勃勃使然也。朱光潜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操生命的本原。”“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由于心境的超然,对书法艺术的执著,政治_仁的悲剧居然促成了艺术上的伟大成功,形成了吞吐八荒的“奇”“逸”书风。

  有人把书法的特质界定为“线条艺术”,又因线条是抽象的,书法于是成了写意的象征。我却认为书法也有写意写实之张张瑞图式的奇逸书法即属写意类;而王铎书法,因其雄强豪迈,自然给人写实之感。纵观洋洋洒洒的诸多张瑞图墨迹,那类“人生感喟,希望超脱”的诗文可谓占尽风流。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中那种人生伤感和强作慰藉以求超脱,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表示了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和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苏轼在其中流露的那种“道士顾笑,予亦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飘渺禅意,恰是还乡之后的张瑞图极力追求的,故而张瑞图充分运用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表现手法。经年累月地挥洒,以求获取其中真正的超然意趣,而书法与诗文却又在意趣上达到了高度的默契。

  正是这种追求超然意趣的内在动力,致使张瑞图举手投足之间肺一股道家仙气在行书《西园雅集》中,张瑞图以道士之笔状写了苏东坡、米元章、王晋卿等十人之态,竭力抒发了无限的感哨情感:“十人并坐于断之上,下有激湍流。于火溪之中,水石潺潺,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遇于此。”而后大发议论子曦乎土汹涌于名利之场,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这是写苏东坡吗?公分明是写他自己的书法,写他自己的人生,是他人格力量的外在独白,信乎?

  张瑞图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幻想羽化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而与之相反,王铎却积极入世。明末是个极度动荡的时代;面对满清旗人的入侵,黄道周以礼部尚书之名力拒清军,最后兵败被俘,死于狱中。而王铎作为黄道周好友却没有郁么硬的骨头,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先是入清为官,又不幸入了《贰臣传》,于是王铎便背上了几百年的黑锅。世人的谴责与晚年官运的不佳,使得他郁闷寡欢。在晚期的草书作品中,他把几十年来的人生感叹付诸笔墨,一泄无遗,产生了惊人的表现能力。张瑞图表现的是一种以求隐逸的情趣,而王铎却凭借狼藉的点面,敬侧的变幻,展示一种傲岸不驯、极度夸张的形象,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金戈铁马,气春万里如虎”式的气概。然而要求济世安邦的善良用心却事与愿违,这实在是一幕时代与个人的大悲剧。

  与张瑞图相比,王铎少了点秀逸灵性,却多了几分“不平则鸣”的愤慨,愤慨他那生活的窘困、骨肉的夭折和宦海的挫折。《琅华馆行书文卷》中有一《绝粮帖》,述及“弟即窘困,尚未饥死,不谓当厄之日,炎凉世能法此一时也。”也在这艰逆失意时期,王铎完成了“五十自化"(黄道周语)的重要变革,造成了他那突崛而成熟的个人风格。五十六岁时,他的物质生活已大为改善,可是政治上遭受异族统治者的冷落,个人灵魂的颓苦使他借助内凝自由的线条,抒发了极度痛楚的灵魂与异常矛盾的思想,从内心深处喷发出了瑰丽的悲壮美,那惊心动魄的草书艺术俨如低声怒吼的滔滔江水,在两岸绝壁的夹持下,在布满暗礁的河床里,浩浩荡荡,奔腾不休,腾挪跌宕中时而派起飞花碎玉,恍然间又潜入地下溶洞,只听得一片谊泄声,酷似一个英雄在声嘶力竭般的苦苦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