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hex to ascii:为中国文化做只啄木鸟

　　柏杨“恨铁不成钢”

　　晚清以降，中国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西方社会，希望从西方的思想文化里找到救治中国的良方。林纾、严复等人翻译了大批的西方著作，将西方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则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来思考国民性问题，特别是鲁迅先生在留学日本时，曾经常跟许寿裳探讨“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国民性存在一些痼疾，如“奴性”、“愚昧”、“麻木”、“懦弱”等。所以，鲁迅先生倡导以文艺来改造人心，救治国民：“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之后，在台湾继承鲁迅衣钵的是柏杨先生。柏杨先生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2008年以来，学界重新整理出版了柏杨先生的文集，最著名的当属《丑陋的中国人》、《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史纲》等。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里，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丑陋面，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柏杨在批判国民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酱缸文化”一说，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水不能流动而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酱缸文化”，而“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应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柏杨先生的这一论断与鲁迅先生的“铁屋子”之类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对中国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并从传统文化角度论证了民族的劣根性。

　　明眼人都知道，鲁迅先生的“刻薄”，柏杨先生的“愤怒”，都是在警示我们的国民：千万别走老路。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毒呢？

　　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毒

　　鲁迅和柏杨两位先生对国民性的探讨，为后人提供了资源。目前，学界有志人士在他们的探讨基础上，对国民性有了新的认识。2007年7月，同心出版社出版了王学泰先生的力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精选）》。王学泰先生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游民现象，这种游民现象也是中国所独有的，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王学泰认为：“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文化形态以小农生产为经济基础，以地域、宗法为联系纽带，用现代的眼光看，其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表现为：愚昧——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的认识能力很低，缺少理性和分析能力；野蛮——因为文化普及程度很低，所以想事情、做事情往往凭动物性本能；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这是由宗法群体的排外性所造成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注重眼前功利——这是由小农生产决定的，眼光只到鼻子尖，不能看得更远。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在思想意识层面的表现，它必然对这种极端愚昧、野蛮、扼制人性健康发展的文化形态起到维护和强化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游民现象体现的也是国民性问题，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游民呢？这种游民现象与传统文化有何关联呢？刘小川今年5月出版的《品中国文人》中列举了中国文人的特有现象：“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要去当官，走仕途。而西方作家不这样，他们要么出身贵族，要么是医生、神甫、律师、商人、教师……的儿子，总之，职业分布相对宽泛，吃官俸者少。中国古代文人与政治有着深广而持久的联系。”我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文人只能走与政治相关的道路呢？

　　诚然，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会产生什么样的国民。中国国民具有“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丑陋一面，具有特殊的“游民现象”和“文人景观”，都是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今年4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建军教授的著作《给中国文化看病：中国的人心与文化》，本书从心理学角度来解读传统文化、以人心利弊来检阅传统文化，认为“心理学家看文化，首先看的是人心”。在朱建军看来，中国文化源流，道为其本，儒法影响最大；法家是支兴奋剂，效果显著，但伤身；儒家败坏后成为精神枷锁，仁爱之树上结着恶果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文化在后期发展中出现了问题，所以也就产生那么多的怪现象。

　　朱建军认为：“中国文化，如同一个老古董店，里面杂物繁多，有真正价值连城的古玉、青铜器、瓷器和书画，也有更多得多的大量的赝品和肮脏的垃圾。”那么，我们的文化里到底有哪些垃圾毒素呢？他指出，首先是被扭曲的儒家思想。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而这源头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儒家思想的发展也是畸形的发展，其目的就在于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在上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儒家思想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所以说，所谓的“儒家思想”因此成了显示个人欲望的思想，在这其中流进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毒素。这种思想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人心也就被败坏了。所以，在古代中国产生吃人现象、腐败现象、游民现象和人文从政，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是狡黠的法家。中国历来就缺乏法的精神，这跟我们的老祖宗有关。在朱建军教授看来，中国古代的法家是“贼化”了的：“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都没有好下场。韩非被毒死在狱中，商鞅也按照他自己定的法律被五马分尸。这似乎是偶然，实际却都是‘贼老师的两难’所带来的后果。后代学聪明的那些人，往往避免说韩非这样的实话，甚至不敢承认自己是法家人物，外表上把自己伪装成仁义道德的儒家。但是，他们毕竟骗不了高手，政治高手依然知道他们的真相，所以他们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下场。”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大都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大提倡法家思想，这也就直接导致中国国民法律意识淡薄。王学泰所谈到的“游民现象”，“这几乎成为中国政治格斗中的一个传统，有政治野心的人们都在使用它。”这正是缺乏法的精神的表现。最后一点便是漠视生命的思想。我们的传统是以维护皇朝统治为基础的，势必会沾染上专制的思想，必然会漠视生命。

　　中国文化该往哪里去

　　常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我们所担心的是，21世纪果真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吗？中国文化在21世纪将往哪里去呢？一个有着毒素、生病了的文化，怎样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呢？

　　朱建军认为：“现在，中国文化病了，民族性病了，病出了阿Q精神等等症状，我们要治疗的第一步，也就是清理我们的家，找到哪些是我们自家的宝物，分辨出哪些是带菌的垃圾，下一步治疗中国文化病和民族劣根性，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清理古董，清理文化中的毒素，这应该是第一步，也是文化复兴的基础。清理毒素，当然要清理掉那些不符合人性、专制、自私的东西。

　　接下来便是治疗的问题，我们应该需要怎样的文化呢？2006年末，刘军宁先生曾大声疾呼：“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他认为，“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这个普世文化，当然是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和发扬，对生命的尊重，对法的精神的倡导，对民主自由精神的追求，具备人文精神的文化。我想，在未来世界里，我们只有追求这样的文化，方能准确地把握我们的文化方向，方能创造出“人”的生存环境。（何贤桂）

　　《酱缸震荡——再论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精选)》，王学泰著，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给中国文化看病：中国的人心与文化》，朱建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

　　《品中国文人》，刘小川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第1版。

　　《中国教育报》2008年7月17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