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库上海店电话:让回忆同时成为思考

让回忆同时成为思考

——重读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

□ 陈家琪

　　我已经读过两次伊利亚·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了，也写过两篇相关的文章，如《爱伦堡眼中的一段历史》（《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22日），讨论过《用什么担保回忆的真实》（《文论报》1999年3月4日）的问题，因为这是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我还记得晓芒在读完这篇文章后的兴奋；我之所以记得他的兴奋，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迫，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这就是爱伦堡在他这本书一开始所写下的文字，我认为也是任何一个不仅是想，而且想要把这种回忆诉诸文字的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更何况我们忽然就到了一个想回忆过去的年龄，进入了一个可能、必须、而且也乐于回忆的年代。于是比我们这代人更老或更小的人也就都纷纷开始了回忆：一个年仅20来岁的“成都小女子”桑格格所写的《小时候》更是几乎让所有的人都心里发痒。
　　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回忆的“资格”与“必要”——会有人看吗？这种回忆有没有价值、自己有能力把它变成文字吗？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如何使回忆同时成为思考的问题。
　　我们毕竟不是爱伦堡那样可以活到76岁高龄的作家，更没有如他那样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见过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爱因斯坦、毕加索、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海明威等等的著名人物；但，回忆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回忆，而且想要把这些纯属个人的回忆告诉更多的人？爱伦堡回忆录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引用的一句俄罗斯谚语：“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我们为什么要自寻沉重，而且想把自己的沉重转移或传染给更多的人——换一种问法：记得一切为什么就只能是沉重而不会是欢乐？前几天在上海大学看一个与“文革”有关的纪录片，一位坐在我旁边的学生就问：为什么要回忆这些事情？人为什么不想活得轻松而想让自己沉重？
　　是的，现在的电视上，大都是一些让我们轻松快乐的节目，就是那些很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讲坛”，也只想停留在传授知识与让人满足的层次上；可为什么总要有人回忆，而且想让人感到沉重呢？
　　爱伦堡说，他之所以要写下他的一生，就是为了思考：让苦难，让几乎看不到出路的生活告诉人们应对此负责的不是坏蛋，而是环境，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心灵的丑恶，而是社会制度的丑恶（《人·岁月·生活》，插图合订本·上卷，海南出版社2008年2月版，第85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作者谈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我是很晚才把他与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区分开来的）时说，不要看这个人整天嘻嘻哈哈，编造各种可笑的故事，但在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苦闷的、悲观失望的人，而且始终在与自己的天性所厌恶的“被迫寻找出路的孤独感”进行着斗争；谈到叶赛宁，他说，“这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人”；当他40岁时总结自己的人生时，说，“我在40岁以前就没能发现自己——我一直在兜着圈子跑来跑去”，而当赫尔岑40岁写自己的《往事与随想》时，已经意识到他并不是观众，而是“他那个时代所上演的所有悲剧中的一名演员”。他说，革命消灭了剥削者，但却没有消灭傻瓜，所以当斯大林出现时，人们才那样拼命地鼓掌、欢呼，使用了诸如“最英明的导师”、“各民族天才的领袖”、“敬爱的父亲”、“伟大的舵手”、“世界的改造者”、“幸福的缔造者”、“不落的天阳”等等这些我们也都十分熟悉的词语；然后，他写了那么多艺术家的自杀，有马雅可夫斯基、有帕斯金（死于他的绘画作品展览会的开幕当天，而且如马雅可夫斯基一样都是上吊，用血写上“永别了！”几个大字），还有后来的法捷耶夫、海明威等等；至于在30年代自杀的企业家就更多了，“仿佛他们不是白发苍苍的老练的事业家，而是年轻的恋人或诗人”，他们中有“火柴大王”、“剃刀大王”、“肉类罐头大王”、“皮鞋大王”等亿万富翁（上卷，第450页）。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描绘出一幅时代的画卷，告诉你“我这一代人一生里遇到的比较平静的年代是屈指可数的”。
　　他之所以在战争年代就开始编辑《黑书》，就是因为“我们应该记得过去发生的事，这是使人们不许历史重演的保证之一。”里面有这样一个震撼人心的真实事件：在索罗钦齐镇，有一位名叫柳博夫·米哈伊洛夫娜·朗格曼的妇科医生，犹太人；她深受村民爱戴，为了躲避德军，村民们就把她藏了起来，她的11岁的女儿与她藏在一起。一天，村长的老婆难产，村民们来找她，她去了，救了产妇和婴儿，村长谢了她，然后就把她交给了德国人。当德国人枪毙她时，她抱紧自己的女儿说：“开枪吧！我不愿让她与你们一起生活……”。爱伦堡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更为让我震惊——是医生的行为还是村长的行为”。
　　《黑书》办了一年，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被查封，这本书也就被查禁了（下卷，第345页）。
　　没有特殊的敏感是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而这里所谓“特殊的敏感”，或如他所说，就指的是对那种能杀死人也能唤醒人的“诗句”的敏感——注意：是“诗句”而不是一般的话语，就是说是倾注了全部感情的、从而使写作成为一种“有害健康”的生产的诗句。
　　人的思考是有感情的，哪怕你没有意识到，能倾注了全部感情的文字也一定是思考的结晶。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或者说怎样才能使回忆同时成为思考呢？
　　先说一下作者所理解的“人、岁月、生活”。
　　在这本120万字的回忆录中，作者至少三次直接谈到了他对“人、岁月、生活”这几个字的理解；一次是在上卷的第198页，当作者想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地方就用围墙和壕沟把“负有特殊使命的犹太人”固定在一个地方时，就想到了“人、岁月、生活”这几个字，它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命运”，所以你不要期待宽恕，不要妄图开恩。作者作为一个犹太人，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生命的历程自然也就涂抹上了一层在与命运抗争中的悲剧色彩。读到这些地方时，我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自己是什么时候才在意识中把“家庭成分”与“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并努力回忆自己在那个时候的生活态度。所以没有思考，也就不会有对过去的回忆。第二次是下卷的第299页，那里写道“读者也许感到奇怪，甚至感到气愤，为什么我对世界史上和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几年写得这么简短。但我曾预先声明，我无意侵夺编年史家的劳动。我对本书的名称是这样理解的：人和岁月——这就是生活，我的生活，许许多多生活之一。……毫无办法，我被记忆所缚，而记忆有自己的规律，人是不知道他何以记住了这一件事而忘却了另一件事的。”这里依旧有命运的意思：记忆的命运，这是你挣脱不了的。
　　所以“人、岁月、生活”就是命运的意思，种族、性别、阶级、国度、时代（总之是你所无法选择的）的命运以及记忆的命运；人只能在命运中抗争——不是和种族、性别、国度、时代抗争，而是和自己抗争，同时在抗争中思考命运，于是就有了关于“人、岁月、生活”的第三段话，在下卷的第72页上：当你进行这样的思考时，你尽管摆脱不了命运（“我认为，一个人什么也摆脱不开，他朝宽里长，像树一样，一个年轮挨着一个年轮”），但“当你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盏灯或一份并不是你正在阅读的报纸上的字母的时候，这种斗争便在寂静中进行。
　　当我撩起忏悔室的帷幔的时候，我将说《人、岁月、生活》一书的诞生，仅仅是由于我能够在晚年实现我很久以前的诺言——战胜生活对我的干预，即使不能获得新生，我也将找到足够的力量跟青春一齐前进。”
　　问题是：如何让回忆同时成为思考？
　　首先就是观察，仔细地观察，同时加上体察或者理解为感受，这应该说是一种属于作家的特殊本领。
　　我每次看到作者描写他第一次到巴黎时对这个“世界之都”的观察与感受，都禁不住拍案叫绝：
　　“巴黎在当时有‘世界之都’之称，它的确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国家的代表人物。戴缠头的印度人揭露英国的自由主义者的虚伪。马其顿人经常举行喧闹的群众大会。中国的大学生庆祝民国成立。出版的报纸有波兰文的和葡萄牙文的，有芬兰文的和阿拉伯文的，有犹太文和捷克文的。……你爱怎么打扮就可以怎么打扮，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艺术学院的学生每年春天举行舞会：裸体的大学生和女模特儿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游行；最害羞的人穿着小裤衩。有一天，一个西班牙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旁边脱得一丝不挂；一名警察懒洋洋地问他：‘老头儿，你不冷吗？……’在栗子树或法国梧桐树下，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情侣，全神贯注地在接吻；没有任何人打搅他们。有一次，奥库洛夫在十二杯白兰地下肚后，爬到一辆轿式马车顶上，开始向行人解释说，所有的政府部长很快就要被吊死在路灯上；有些人在听他讲，当然谁也不会相信……”（上卷，第72页）。
　　如果以为巴黎就只是这样或作者只观察到了这些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他说，在巴黎，当你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整天之后，“你所感受到的不是疲倦，而是一种平静的、淡淡的哀愁。你能感觉到，这里的人都已理解了死亡，并喜爱一种忧郁的生活之美。”（上卷，第100页）这就已经是思考了，把眼光从外在的看转为内在的体味；到第477页，当作者在二战中写作《巴黎的陷落》时，已经对这个城市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觉得这个城市在经历了四次革命和四百次恋爱之后，已经具有了免疫力……“我爱巴黎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可以成为一个天才——谁也不帮忙，谁也不愤怒，谁也不过分惊讶。这里允许一切，从扔烟头、在你所想到的任何地方接吻到咒骂共和国总统。一出人类的喜剧已在这里演出了那么多场，依然场场满座。这座城市里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唯有微笑除外……仅仅是为了这种微笑我也要爱巴黎，……虚构在这里是可以理解并被认为是有理由的。”
　　于是，这里就自然而然地牵扯出“民族性格”这一必须加以思考的主题：“对一个民族的性格的认识，总是根据一些偶然的、浮光掠影的观察形成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使是那些博学多识的法国人对俄国人又有什么了解呢？他们看见了一些富翁，这些富翁挥金如土，在蒙马特的销金窟里鬼混，一夜之间就在蒙特卡罗把面积与法国一个省相当的地产全部输掉。在法语里出现了‘大贵族’这个名词，这就是对富有的俄国人的称呼。知识渊博的法国人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们从中得知，俄国人喜欢一掷千金、鄙视债务、迷信上帝和鬼魂、对他所信奉的事物以及他自己都横加侮辱、在公共场所吻着土地忏悔自己的罪孽。报刊上报道着俄国的秩序混乱、恐怖行动、革命者的英勇。法国人把俄国的革命者称为‘虚无主义者’……”（上卷，第89页）
　　这种思考，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叫“雕塑家式的思考”，如阿·尼·托尔斯泰，“他能通过形象、叙述、画面非常精确地把他所想表现的思想表现出来”。至于海明威，“他从不叙述自己的主人公——他是在表现他们。”（下卷，第122页）通过画面来表现或展示思想，这是一种特殊的本领，而且是我所理解的使回忆同时成为思考的第一种、也是最上乘的路径。
　　这种思考总免不了与“想象”纠缠在一起；而“想象”并不是使“观察”变得不真实，而是使之更丰富。作者在回忆录的一开始就说了：“记忆力像是汽车的前灯，在黑夜里，它们忽而照亮一棵树，忽而照亮一个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个人。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里结束，虚构的小说又从哪里开始。”
　　关于黑暗中的“汽车前灯”的比喻很精彩，它实际上说的是人的记忆、回忆都具有一种无意识地选择性：既然是选择，就已经隐含着思考；既然是“汽车前灯”现在所照亮的东西，那就说明回忆中的“过去”其实也就是“当下的过去”。
　　作者在自己的叙述中显然加上了许多“臆度揣测”，但更多是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比如1941年7月3日，当德军越过边界，大肆进攻当时的苏联时，斯大林在当晚发表的演说中“把我们称作‘兄弟姐妹们’”；而当1945年5月8日，当广播中终于传来德国在柏林签字投降的消息后，斯大林也发表了演讲，但把我们改称作“男女同胞们”，而且整个演说既不亲切，也没有任何激动，“这使我不快，但并不使我惊奇。”（下卷，第375页）为什么？一个已经成为了神，成为了上帝的人难道会为这种胜利而欢饮鼓舞吗？但这两种称呼的区别及其意味，就需要我们用各自的想象去加以补充了。这样的地方比比皆是：战后，当作者再来到巴黎时，“巴黎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也许是我变了”；“在滨河街上，仍像半世纪前那样，在舒适的小椅子上坐着一些老态龙钟的旧书商。只是伏尔泰却不见了：德国人着了迷——不是对伏尔泰的笑容，而是对青铜着了迷。”德国人真如此不堪吗？
　　但至少，作者的观察之细微足以让我们也为之着迷；尽管当我看到这一描述时，宁肯作出另一种解释：看来德国人也与法国人一样喜爱伏尔泰。
　　其次，就是让大量的观察在回忆中凝练为各种各样的警句式的思考。
　　我只要把这样一些话列举出来就已足够：
　　——人在一生中有扔石头的时候，也有堆石头的时候，当作者15岁入地下的布尔什维克活动时，正是一个“扔石头”的年龄；那时的他，“只有一副面孔，而不是两副，他不会建设，他宁愿扔石头”；“‘全或无’——这是易卜生的剧本中一个人物说的话，我把它当作座右铭记在自己的札记本上”。我以为，有了这一段话，青少年时的伊利亚·爱伦堡及当时的信念就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让我们回想起那个年龄时的自己。（上卷，第25页）
　　——我一出狱门，立刻愣住了。一切都能遗忘，这一刹那却永在心上！一个在平静的时代、平静的国度里生长、学习、结婚、工作、患病、衰老的人，他可以度完自己的一生，却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自由；大概，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自由的，这就是一个拥有中等想象力的规矩的公民所应有的那种自由。作者由此想到了普希金的几行诗：“人世间没有幸福，只有平静和自由……”，什么意思？“幸福”是一个比“平静”与“自由”更高的概念吗？到底什么是普希金心目中的幸福？作者说他后来在一个纪念普希金的大会上问了马尔夏克，但他一言不发。他记得的，就是出狱那天专程去向普希金的铜像致了意。（上卷，第40页）
　　——“缺陷和优越感常常是并存的，不相信自己的人往往目空一切”，我们不应该因自己的缺陷在外国人面前感到惭愧，而应该在自己人面前感到惭愧。这是作者在自己国家的“民族旅馆”喝不上茶水（只收外汇），吃不上干净的饭（把干净的座位留给外国人）后所想到的一个问题（下卷、第24页）。蓝英年先生在为这本书新写的序言中说，“爱伦堡写出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作者说，当他在“民族旅馆”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后，就想去找旅馆经理，“楼梯上摆着一盆盆鲜花，服务员都穿着翠绿色的衬衫，女服务员身上是簌簌作响的束胸，戴着华丽的头饰，他们排成横队站着，听着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然后再鞠躬，就像排练旧商人生活的影片。”到底什么叫礼貌、自尊、微笑、周到？或者怎样才能体现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读到这里，难道我们不会或不应该去思考这些问题吗？
　　——希特勒是怎么使千百万德国人轻视另一个民族，使士兵们在行凶时完全没有了道德上的障碍，不仅让军队这样，而且使整个国家都这样，不仅毁灭和残害人的身体，还扭曲了人们的心灵，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进一步的追问是：为什么在1943年，当德军还盘踞在苏联领土上时，作者的《书信一百封》就遭到查禁，因为“现在已经不是1941年那么艰苦了”；而且不断传出某某被捕的消息，爱森斯坦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拍摄了一部关于伊凡雷帝的电影，斯大林看后就下令“冲洗掉”；而且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个新政策，比如十年制的中学一律实行男女分校，男孩子学习兵法，女孩子学习女红；给外交官、法官、铁路人员设计专门的制服，等等；作者说，那时，他相信“胜利后一切都会改观。胜利将会带来正义，人的尊严将会战胜，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对‘最英明的统帅’所唱的赞歌，也不是勋章，而是对那些没有归来的人们的怀念和永不枯竭的眼泪——这是人民的良心的活水；但，如今当我回顾以往时，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幼稚、盲目；看来一个人总是要把自己的愿望当作现实，而且常常像梦游患者那样向空的地方迈步，结果总是粉身碎骨或醒来时摔断了骨头。”（下卷，第313页）
　　——现在再回到“命运”这一话题：人真的什么也摆脱不开吗？谚语说“苹果落地，离树不会太远”，但为什么当一个人回首过去时，又会发现“苹果滚得离苹果树竟那么远”，比如他与他的父母，比如与他在一起长大、而且彼此的家庭都相差不多的那些孩子？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从来就是忽视逻辑的，当然也忽视人的良心；“当我如今思考我的朋友和熟人的时候，我看不出任何逻辑。为什么斯大林不曾触动我行我素的帕斯捷尔纳克，却除掉了极其认真地执行一切命令的柯尔卓夫？为什么杀害了瓦维罗夫却饶恕了彼·列·卡皮察？为什么在几乎杀了李维诺夫的所有助手之后却没有枪毙他？所有这一切对于我依然是不解之谜。李维诺夫本人也等待过另一种结局。从1937年直到最后一次生病，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声，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下卷，第577页），为什么？这里面真有一种“命运”吗？在那些年里，作者也一直听着深夜的铃声，听着前来抓他的人的脚步声。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甚至，当他给斯大林写信，申诉自己不能在一封涉及犹太人声誉与生命的“签名信”上签名，并因此而等着自己去死时，斯大林却早他一步死掉了。这是命运吗？作者在这本书的最后说，尽管改变政治、经济要比改变人们的思想容易得多，而且过去的岁月已经给人们心中留下了抹不掉的拘谨、恐惧，但是，毕竟既不知道“暴风雨般的掌声，继而转为欢呼声”，也不知道我们如何在深夜倾听楼梯上的脚步声的一代人正在成长起来，那么，“文化的命运”又会怎样呢？作者说，他终于明白了，“无论是我对艺术的热爱，还是我对社会主义的忠诚，都同一个东西有关——文化的命运”；而当他在收到的大量信件中，看到了那些以前会被称为“极可恶的”问题也正式提了出来时，“这些信就教育和鼓舞了我”。当然这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爱伦堡说，当电影、电视站稳了自己的地位，而且每天都在为人们提供艺术的代用品时，现代人的理解力到底是更迟钝了，还是更敏感了？这就是爱伦堡在这本书的最后所向人们提出的一个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思考的理论形态是如何渗透在回忆与叙事之中的。
　　一般而言，我们所理解的思考，都指的是对理论问题的思考，即把经验观察中所感受到的问题变成为一个理论问题。理论思考的所长，是使得问题具有了普遍性，所以它能超越时空的限制，把个人的变成为人类的，把过去所发生的变成为当下所关注的，让间或闪现着的回忆成为一种连贯的、具有着某种逻辑性的论述或论证；它的所短，自然是其形式上必不可免的空洞、抽象与教条。
　　其实，理论思考的这种外在形式上的所短是完全可以为其所达到的深度所克服的；而且，如果爱伦堡的这本《人、岁月、生活》没有理论思考，它就远不能如今天这样吸引人，他的“解冻”也不会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当一个人已经开始思考命运，思考苦难与死亡时，就已经开始了对所谓的“实在”、“真理”这些最为抽象的哲学概念的探寻；而且当这种探寻不得不顾及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人、朋友的后果时，“实存”、“真理”这些概念就变得十分具体了，而且一定会与政治、伦理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
　　要想让一个人的回忆不涉及这些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应该承认，与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比较起来，爱伦堡的回忆录在涉及到这些问题时是有些薄弱的，甚至也可以说由于在对大量问题的叙述中不得不以沉默的或含混其词的方式搪塞过去，也无形中减弱了他思考的力度。但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宗教、爱情这两个领域的薄弱使他这本回忆录的理论思考的分量大大减弱。
　　爱伦堡的理论思考还不仅仅表现为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一系列哲学家的名字，如笛卡尔、帕斯卡、萨特等，更重要的是他所关注的始终就是一些哲学问题。，比如痛苦、勇气、爱情、忠诚、信仰在人生中的地位，比如语言符号的各种表达形式（诗歌、散文、摄影、绘画、电影等等）之间的关系，比如精神与法律的关系、“谁是犹太人”以及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还有历史、逻辑、命运、偶然、西西弗斯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概括起来，如他所说，就是一个“人是什么”的问题：“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人是什么，他能做什么？他什么都能做，能做一切的一切，能够像弗拉索夫那样堕落到名誉扫地，也能够上升到难以形容的高度”，因为“人只是一根芦苇，是所有生命中最脆弱的，但这是会思想的芦苇。一滴水可致他死命。但是即使整个宇宙都来反对他，他仍将高于自己的凶手，因为他能够认识死亡，而盲目的力量是没有意识的。所以，我们的全部长处就在于我们能够思想……”（上卷，第398页）
　　在某种时代的背景下，有着“和人一样愁眉不展的艺术”，而当这个时代视书籍、艺术为炸弹时，这一定是一个可怕的时代。
　　可惜爱伦堡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时代”之中。
　　1951年，爱伦堡60岁了，作家协会为他出了五卷文集以示纪念，但人们却在这五卷文集的每一页上寻找着“违禁之处”，让他改内容、改书名、改主人公的姓名，如此等等，让他“饱尝了痛苦”，让他觉得1952年如此漫长，如此毫无生气——这就是斯大林逝世前的苏联。
　　斯大林死了，生活还在继续，但人们却如此快地忘记了昨天的一切。
　　也许不努力思考问题的人在斯大林时代也过得很好，而且说不定感到更好，因为更平静、更自由——因为所谓的平静与自由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一个拥有中等想象力的规矩的公民所应有的那种平静与自由）；但对那些在回忆中不得不思考生活中的实存与真理，思考自尊，思考伦理与政治的正当性、合法性的人来说，他们就不得不在深夜仔细辨听楼梯上的脚步声了。也许更为年轻的人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感受，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必须把这样的“事实”与“思考”告诉他们。
　　他已经从他个人的经历中知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突然爆发的，当时他正坐火车从比利时到法国，忽然火车不开了，他们只好下来步行前往法国，“我们在金黄色的沉甸甸的麦穗间走着，后来进入一片绿色的草原；云雀在歌唱。我的旅伴们都沉默不语。在空荡荡的道路上走过了牛群，乳牛颈上系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最后，远处出现了一个人——这是一名法国士兵；他不知何故向空中开了一枪，在乡间清晨的宁静中响起的这一枪把我吓了一大跳：我恍然大悟，我的一生已裂为了两半。”（上卷，第124页）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裂为两半的那一时刻；问题是必须去思考它，哪怕没有答案。这就是我读完这本书后的一种感觉；而牢牢记住的，反倒是诗人斯卢茨基向他朗诵的一首描写被水雷炸沉的运输舰上的马匹的诗句：
　　“马儿嘶叫着沉往海底，
　　在沉到海底之前全部嘶叫不已。
　　这就是一切。可我还是可怜它们——
　　这些没看见陆地的枣红马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