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移民局官网:中篇：5

在欧洲对外籍人的攻击在60年代达到了高潮，这些攻击当然是罪恶的。排外的歇斯底里是非理性的。但在社会的最不体面的分子犯下的这些暴行之外，有一些真正的问题是不能靠反种族主义的口号、立法和灌输解决的。认为被极右派利用的排外情绪仅仅是一种由经济的衰退和高失业率引起的过渡性现象，在适当的时候必定消失，这是善意的“反种族主义者”的一种错误判断。众所周知，高失业率是结构性的，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消失的。

　　移民问题是否在未来就像目前在欧洲政治中那样起核心作用呢？欧洲任何政党都不主张无限地移民，几乎所有政党都采纳或支持严格的控制：极右派在这一领域没有专利权。尽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坚持政治的和文化的种族隔离，保护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但至少欧洲移民年轻一代的一部分将在文化上被吸收进现代的世俗的欧洲文明的主流中去。

　　但经验表明，这种一体化―在语言、方式和习惯上表现出来―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带来更大的种族和谐。恰恰相反，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比起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来经常更多地面临一种身份危机。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没有了根子，但又觉得在他们出生的国家里仿佛没有受到平等对待。因此，他们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就造成了更严重的种族冲突。

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促成了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潜在性增长。如果在最好的情况下，移民受到了限制或阻止，如果是建立在善意和互相宽容的基础上的，某种类似于多元文化社会的东西就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就从这个新社会出生的一帮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尽管某种多元文化主义长远看来会盛行，但在漫长的过渡时期它仍然会引起紧张关系。此外，由于亚洲和非洲，特别是北非和中东的高出生率（相对）,繁荣的欧洲将受到强烈的人口统计上的压力。伊斯兰激进主义加剧着这种压力，因为被他们掌握的社会中的那部分现代的人遭到大批屠杀，那些受影响的人会逃跑。如果原教旨主义者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类似的出逃似乎在阿尔及利亚、埃及甚至土耳其也是可能的。但潜在的更多的是非现代的人在出逃―因为有失业，伊斯兰主义者未能建立一种可靠的经济。最糟糕的场景是形成一种欧洲堡垒的气候，新法西斯主义和类似的运动蔓延起来。欧洲的极右派目前的最好的也许是惟一的―真正希望是种族冲突，而不是经济危机。反犹主义和否认大屠杀反犹主义是纳粹主义的一个关键成分，也是中欧和东欧的某些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关键成分。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那里，它是不太重要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犹太人不多。尽管对犹太人的仇视在法国根深蒂固，但它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法西斯主义那里也不是突出的因素。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这些情感也许在法国就像在德国一样普遍。根据反犹主义学说，犹太人是全球密谋的先驱，策划这种密谋的还有共济会成员和其他破坏因素，如自由主义者、金融资本家和革命社会主义者。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甚至在东欧和俄罗斯，反犹主义都失去了它作为一种政治因素的恰当性。法西斯主义需要一种敌人的形象，但犹太人的数量已经由于大屠杀而减少了。据说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也有反犹主义。但在政治实践中，因为需要最低限度的关键性群众，实际上不可能用戏法变出一种十分有力的敌人的形象，为了反对他们而使所有真正的爱国者团结起来。

然而，甚至在1945年后，反犹主义仍然存在。据报道，在许多国家都有敌视犹太人社会的活动。同样，对反犹太人的派别来说，犹太人问题仍然是突出的问题。但即使基本态度没有重大变化，极右派（偏执者除外）出于战略的以及策略的考虑，都会减弱了他们的节奏。当然，原因之一是纳粹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杀害了儿百万犹太人。反犹主义者要么否认大屠杀，要么极力“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它”，也就是说，把它仅仅解释成20世纪历史的一个脚注，勒蓬就是这样做的。尽管他们在内心欢迎对犹太人的清除，但他们不公开这么说，因为这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渴望得到尊敬，证明大屠杀合理不会改善他们的形象。犹太人的数量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大大减少了，其他外籍人已经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来自土耳其和北非的客籍工人，来自第三世界各国的寻求避难者和吉卜赛人等。

因此，犹太人现在仅仅是几种替罪羊中的一种，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如德国和别的地方的舆论测验所表明的，不再是最重要的替罪羊。只有大约30％的人承认有强烈的或相当强烈的反犹偏见，但他们对其他外籍人的情绪甚至更是攻击性的。

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公开化之下出现的俄罗斯极右派的态度是这方面的典型。那些主张把清除犹太人当作主要的和最迫切的事情的人，起初在公众的眼里是非常杰出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极右派最有远见的领导人认识到，即使反犹主义是他们的意识形态遗产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如若使它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却会把他们定在一种最不重要的角色上。犹太人很少出现在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抱怨的黑手党队伍里，或股票市场的投机者中间。他们不属于那些在高加索或中亚抢劫或枪击俄罗斯人的人，或在乌克兰辱骂俄罗斯人的人。前苏联的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在1988年到1992年间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让那些留下来的人为俄罗斯人民蒙受的所有不幸承担责任是缺乏说服力的；甚至俄罗斯人中最不复杂的人也知道，人们应该到其他地方寻找真正的罪犯。极端的反犹主义者还包括处在各种矛盾中的俄罗斯新法西斯主义者：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专门的反犹主义者曾指责“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最积极的反苏因素。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新法西斯主义者不假思索地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犹太人是最热烈的布尔什维克，是1917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和后来维持政权的上具。正如他们现在声称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很大程度上曾是一个犹太人的党。然而，在1991年后出现了另一种变化，俄罗斯极右派和新法西斯主义者认识到；（新）共产党是他们的天然盟友。他们都讨厌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极右派的这些人不得不对他们的同伴做出政治上的和学说上的让步。按照新的说法，共产党不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影响只是到了现在才能被纯洁化。因此，出现的“红-褐联盟”非常不喜欢犹太人，但又不能使反犹主义成为它的纲领的核心要点。欧洲和美国的传统的死硬的新法西斯主义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企图驳斥“奥斯威辛的谎言”，即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事实。简要地说，他们的论点是：没有发现任何书面的证据证明纳粹发出过屠杀几百万人的命令，也没有物质的证据证明有过毒气室。犹太人被运送到东方，是因为认为他们有安全上的危险。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缺乏食物以及瘟疫的传播，其中一些人的确死掉了，也许多达10万人甚至30万人，也许他们受到了严厉的对待，但后来西方盟国也犯了战争罪，所以单挑出希特勒是不公平的。

有一些稍有不同的说法，例如：俄罗斯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更坦率地承认有过大屠杀，因为几百万俄罗斯人也被杀害了。但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过错。他们曾制造过大屠杀，所以他们能在战后有了自己的国家，这是通向统治世界的道路的第一步，所以他们也能勒索德国和其他国家给他们赔偿。一些德国人认为，也许采取了一些“严厉的措施”来对付战时的犹太人，但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犹太民族已经向德国宣战了。也就是说，他们是“国家的敌人”．不得不受到相应的对待。

一个加拿大工程师在一份长达132页的报告中断言，像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样的情况，一天焚烧几千具尸体，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然而，1993年人们发现这个工程师并不是工程师，并且在莫斯科最新得到的档案中，找到了由托普夫公司提供的技术草图和说明书，证明奥斯威辛的火炉一天能够处理4700具尸体。这些否认大屠杀的人故意把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同东欧的死亡集中营混同起来。德国的集中营，如达豪、布痕瓦尔德、茅特豪森、诺因加默和贝尔根一贝尔森，即使进去的人大部分都出不来，也主要不是死亡营：在茅特豪森集中营，19.7万人中死掉10.2万人；在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12.5万人死掉5万人；在诺因加默集中营，10.6万人死掉5.5万人。东欧的集中营没有别的职能，就是以最少的时间处理最多的人。1943年至1944年在东欧，专门的党卫军用一年多的时间来清理屠杀的痕迹。的确，不曾找到希特勒签署过的有关毁灭欧洲犹太人的总命令，但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并不特别奇怪。他们知道，在整个历史上罪行越大，越不大可能找到书面证据。然而，还是有来自1945年后的各种战犯审判的足够的证据。德国的“奥斯威辛审判”开始于1960年，结束于1981年。那些指挥和管理死亡集中营的人做出了供词，幸存者也提供了证据。不管是阿道夫·埃希曼还是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都对大屠杀的基本事实供认不讳，但这对大屠杀的否认者却没有什么印象。他们认为，集中营的指挥官做出了这些虚假的供词，因为他们受到了严刑拷打，目击者发生了错觉或者是在撒谎。至于书面证据例如，关于在俄罗斯的突击部队的报告，提出了被杀害者数日也是伪造的。在这些否认者看来，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都表明大屠杀不曾发生过。其实，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都没有说过此类事情，甚至与此断言稍微相似的事情。但是，同这些否认者争论是无用的，因为只要一种辩解被否决，他们又会进行另一种辩解。如果不是用红十字会，也许就会用其他某种国际组织。他们会说：即使希特勒在1939年的帝国议会讲演中声称，如果世界犹太人成功地发动了另一场战争，欧洲犹太人就要被毁灭，这也没有什么实际意思。进一步说，如果有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话，肯定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就会把它公布于众。既然他们急于从事反德国的宣传，如果他们听说了大屠杀，他们就会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照此看来，这一事实―只是在战争已经结束后关于大屠杀的消息才传播开来证明，大屠杀从末发生过。然而，犹太人组织还要继续面对这些否认者。可以假定，即使这些否认者只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他们的作品也能够对许多并不非常了解事情真相的人有某种影响。

精神分析学家知道，人们倾向于认为，真理是在两个“极端”的中间的地方，无风不起浪。因此，有这样的危险，这些否认者的论点不管多么不合逻辑，都会钻进敞开的耳朵里。同这些否认者的这些交战，不应同1986年后的“修正主义的争论”混同起来，这场争论既涉及到德国的历史学家，也涉及到美国、法国和英国的历史学家。争论的各方关心的不是事实：几百万犹太人和其他人遭到灭绝。毋宁说，这场论战的要害问题是：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是从一开始就是故意的并且持续下去，还是机会主义的？意思是说，它想清除犹太人，但考虑可以用各种方式，流血的或不流血的，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进行大屠杀的决定是1940年或1941年初做出的，还是在后来的6到9个月内做出的？是希特勒亲自做出这个决定，还是他的下属（或官僚）对他来了个先斩后奏？不管修正主义者的论点有什么样的长处，他们都不否认大屠杀，而仅仅是想降低它的严重性。修正主义者哀叹：“不厌其烦地重复”对犹太人的屠杀，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罪恶的说法。他们认为，德国是外国人和决心使德国的罪责永久化的左翼知识分子发动的全面运动的牺牲品。他们论证，这场大屠杀决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同波斯尼亚那样的内战相类似的。在他们看来，“奥斯威辛”是被用来阻止在这件事情上自由表达意见。

　　很难辨别“奥斯威辛的相对主义者”是否真的相信这场大屠杀是和历史上政府和个人经常犯下的罪恶相似的又一次罪恶，或者他们是否承认这场大屠杀的独特性，但又认为宽慰德国人悔恨的惟一方式是降低这一问题的历史重要性。谁是大屠杀的否认者呢？其中大多数是老纳粹分子或新法西斯主义者。较为成功的极右派政党即使偶尔利用了这些否认者的论点，他们也不想与之太密切地统一起来。他们知道大屠杀发生过，他们想得到尊敬―同时他们又想成为公众关心的最热点问题的主角。因此，对新法西斯主义者来说，大屠杀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德国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是个例外，因为在德国有一种特别的渴望，想改写历史记录，或至少表明这场大屠杀决不是独一无二的，而仅仅是战争中犯下的许多罪行中的一种。德国极右派的这些人坚定地相信，一劳永逸地焚毁这具骼麟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些建议颇为流行。一些大屠杀的否认者是专门老唱反调的人，这种人在每一个集团里都能找到，哪怕是面对着无可辩驳、证据确凿的事实，他们也会说不。他们的信仰是不会被动摇的。法律能否治愈这种邪恶的愚蠢，是值得怀疑的。总的说来，这些信仰仅限于宗派主义者；他们的论点太稀奇古怪，以致他们难以被王常的人所接受。但总是有这样一种危险：在一场大的危机中，边缘性集团的观点也许会超越他们正常的栖息地而传播开来。

《天堂长老们的礼仪》今天仍在新纳粹运动的边缘出版，关于国际的犹太人的一共济会的一共产党的一大金融家的密谋的信念迟迟不消失。对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来说，从神学的观点来看，犹太人问题是根本的问题。犹太人是他们宣传和恐怖主义行动的主要靶子。极右派的宗派主义继续信仰老式的反犹主义，博勒斯拉夫，泰杰克夫斯基的（波兰的）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波兰的天主教会（他声称）已经“犹太化了”，团结工会被说成是“犹太人的团结工会”红衣主教格莱姆普和马查斯基据说是犹太人或犹太人的仆从，像李奇·瓦勒萨、塔丢兹·马佐维基占样，实际上波兰的每一位总理或内阁部长、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这些集团的宣传沿循着波兰以及别的地方的战前极端主义者的传统。但这些是个人的观点。极右派的更明智的代言人批评它们奴隶般地听从于一种过了时的战前的政党路线。他们认识到，某种反犹主义也许是基本的，但固执地专注于它就是走上了通向政治野蛮的道路。较成功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政策己经受到了更多的约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和对法律后果的畏惧。意大利后法西斯主义者的领袖费尼，已经忍住不做反犹太人的评论。尽管勒蓬从不声称是犹太人的朋友，但他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早就认识到在犹太人问题上费劲没有多大的政治好处。德国的共和党人只有在他们衰退时，在他们似乎已经一无所有之时，才是公开的反犹分子。海德尔的奥地利的自由党，小心地不把犹太人列为应对奥地利的不幸承担主要责任的集团。反犹主义在日里诺夫斯基的宣传中起了相对不起眼的作用。在出现大的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动荡的情况下，反犹主义有可能重新成为一个核心问题，但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尽管政治的反犹主义决没有消失，但它的重要性已经减弱了，也许那些把反犹主义作为自己宗教信条的人是个例外。

国际法西斯主义

在30年代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各国之间的合作是常见的，但从未建立起法西斯主义国际。德国和意大利给较弱的法西斯主义组织，特别是巴尔于国家的法西斯主义组织，提供金钱、后勤上的支持，偶尔也提供武器。但不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不对这些恐怖主义的或非恐怖主义的集团抱很大的指望。法西斯主义是国际主义运动的反面，没有任何理由说，例如，匈牙利的和罗马尼亚的法西斯主义者会把其他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者当作亲密同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粹分子和法西斯主义分子进行了合作，帮助战犯逃到拉丁美洲和中东。甚至后来，他们也交流信息和宣传材料，帮助在瑞典的马尔默和比利时的迪克斯缪登召开小型国际集会。1962年英国老牌法西斯主义领袖瓦尔德，莫斯利会见了他的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极右派的同党，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威尼斯宣言），向全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党发出号召，但这是没有结果的。后来70年代和80年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集团之间没有进行交流，也没有举行其他国际会议。美国的新纳粹分子认为，德国是他们的更有前景的宣传基地，并经常访问欧洲。法国和比利时的新右派给俄罗斯的新法西斯主义集团提供资料，显然也提供一些金钱。德·本诺伊斯特、罗伯特·斯陶克等人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极右派的主要思想家阿历克山德·普罗克汉诺夫和阿历克山德·杜金使他们的看法流行开来。俄罗斯的名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期刊得以创办，模仿新右派的机关报《要素》，这不是偶然的（还有一份佛兰芒文的《要素》）。法国极右派的意识形态期刊之一叫做《一致》（奥地利也有一个《一致》）。日里诺夫斯基同勒蓬建立了联系，也同德国共和党、慕尼黑的弗莱的党和奥地利的极端右翼分子建立了联系。但他还极力想进人世界自由党联盟。弗莱也曾访问莫斯科，向日里诺夫斯基的党致意。

在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会议上，可以找到来自国外的客人，他们代表着各种“民族主义政党”。这些尊贵的客人侃侃而谈，既是激进的，又是特别冗长的。人们经常弄不清楚这些宗派是不是只代表他们自身，他们是病态的疯狂还是些当局的内奸。还存在着一种阿拉伯一中东的联系。莫斯科一家日报叫做《耶路撤冷》，成了俄罗斯极右派的一份报纸，它的资助者是一个居住在俄罗斯首都的“阿拉伯”商人。俄罗斯和德国的右翼分子高唱歌颂某位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的赞歌、也许不是没有某种相互吹捧的意思。

在德国非常积极的林顿·拉罗切的组织，是极右派的一个最稀奇古怪的派别。它起初有托洛茨基的精神，在莫斯科建立了分支，同苏丹和其他阿拉伯北非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并且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集团哈马斯的代言人。然而，诸如此类的活动几乎没有什么结果。更重要的是欧洲议会中的技术派，它形成于1989年，由勒蓬党的10名议员、6名德国共和党人和一名来自佛兰芒集团的比利时人构成。这个技术派由法国控制，因为在它形成时法国代表是最强大的集团。它采纳国民阵线的纲领作为所有极端右翼集团的共同政纲。同时技术派又是建立欧洲民族青年联盟的工具。这个青年集团主要以勒蓬的国民阵线和意大利的MSI为基础，在西班牙的“夏季大学”集会，在温西德尔游行纪念鲁道夫，赫斯逝世（他葬于此地），在奥地利的乌尔里希伯格开会纪念佛朗哥逝世―在会议上奥地利第二大党的领袖尤尔根?海德尔向奥地利的党卫军老兵及其拥护者致词。但这个技术派仍然没有达到行动的统一。在布鲁塞尔，4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愤然离会，因为他们认为南蒂罗尔是意大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德国共和党人则要求给予它自治的权利。甚至德国共和党也在宣传前纳粹思想的问题上发生分裂。其领袖弗兰兹·舍恩胡伯声明激进派的纲领是“反人类的、新纳粹的、种族主义的和极端主义的”。因此，舍恩胡伯1994年9月被他的党开除出去。

新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合作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俄罗斯大多数右翼极端分子都拒绝埃奥拉和法国新右派的尼采式的精英主义学说，认为这些学说在俄罗斯的上地上是不合适的，甚至是有害的。此外，它们的异教主义也大大冒犯了俄罗斯的东正教，而右翼极端分子却想和东正教保持良好关系。莫斯科的爱国者不是没有道理地主张，俄罗斯人有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西方的形而上学家最新流行的学说同他们的国家是根本不相于的。在英国（历来在意识形态上是薄弱的）和德国一段时间也表现出了对法国新右派思想的兴趣。在80年代，英国和德国极右振的杂志定期发表法国作家的文章，并报导巴黎的新思潮。但这种同情只持续了几年，后来就逐渐萎缩了。只有一些知识分子对这些论题感兴趣。过一段时间，这一主题枯竭了，每一个人也就转回到他们传统的偏爱—(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保守的革命”和反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

如果新法西斯主义者之间有国际合作的话，那也将属于非法的恐怖主义。如同卡洛斯、巴德一梅因霍夫和70年代的左派恐怖主义者的合作只能靠一种国际的同情者（和思想机构）的网络一样，极右派的恐怖主义者可以利用他们的国际联系。主要在欧洲积极活动的一个美国小集团NSDAP/AO（国外组织），自1993年以来出版了一个个人电脑杂志（封面地址在内布拉斯加），为国内生产可塑炸药、凝固汽油物质和雷管提供指导。既然这些集团并不打算把他们的活动用于采矿、建筑或石油勘探，这些指导的目的也就一清二楚了。即使极右派的恐怖将不会比它的前辈更有效，过去的失败的教训也吓不住它。如果外部战争是过去时代的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本质部分的话，那么使用大规模破坏武器的恐怖主义就能够在未来扮演一个核心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