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妙洗衣液如何辨真假:景凯旋:谁能担当起道德复兴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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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谁能担当起道德复兴的责任?

发布时间:2011-12-10 14:50 作者:景凯旋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986次

  河南一个农民因种的萝卜销路不好,决定将其免费送给市民,结果闻讯而来的市民成群结队,顺带将地里其他蔬菜也摘走了,致使这个农民损失惨重。此事被媒体披露后,人们不禁再一次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


  我并不认为这件事就代表了世风日下。正如有论者所指出,这是一种从众的集体心理,处在群体中的个体往往与其单独时不同,容易丧失理性和道德感。道德感源于人的群体性的要求,而这种缺乏道德的行为恰恰又是群体性所造成,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因此,这种现象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发生,但却不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做下此事的想必都是些普通市民,属于草根阶层。这更坚定了我的一个观念,即同情草根阶层的生活处境,但不完全认同其价值观。人类社会总的趋势是向平等发展的,这种平等是社会各阶层人格的平等,以至于法律的平等。在我看来,此乃不证自明的真理,且是今天我们仍然要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平民草根的价值,并视之为最正确的价值标准,就会导致民粹主义。


  民粹而且主义,自然是指社会精英分子的观念。这种思潮源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知识阶层,他们出于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对金钱物欲的憎恨,认为卑贱者最道德,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其道德就越高尚。这种认识与二十世纪的社会变革有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却满足了一些知识精英的正义激情。民粹主义就是媚俗。民粹主义者大都不是底层的人,也不想过底层的生活。结果,他们追求的社会平等并没有实现,社会不仅更加不平等,底层只知利益的价值观却被放大了。


  人性本无所谓先天的性善性恶,先天的人性只是自利,或曰自我保存的欲望。性善主要是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前提下后天的教养。儒家讲求习礼义,讲求士志于道,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代董仲舒解释道:“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孟子也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可见在儒家看来,社会的道德中坚不在庶民,而在知识精英。


  应当说,孔子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承认庶人求利有着合理的成份,所以《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即对庶人的道德不必求全责备。但同时儒家也认为,利欲不可能成为道德的基础,道德自有其源头。就此而言,西方关于“经济人”导致伦理的观念是不能成立的,至少对中国来说是如此。按照儒家的观点,如果说“利”是先天的人性,而“义”则属于后天的习得。换言之,道德与一个人的经济和教育有关,所以儒家才将仁、义、礼、智、信规定为士人的基本道德修养。


  儒家固然有德治的主张,但这个主张其实是针对社会中坚,古代中国事实上很少有对全社会的道德强求,如果有,往往也都是虚伪的政权斗争标签,如晋朝司马氏的“以孝治天下”,结果是上层腐败至极,皇室兄弟相残。民间社会的道德约束,实际上都是通过地方乡绅的威望和表率,并通过这些士人的示范效应,维持着一种自发的道德秩序。而随着士绅阶层的被诬名化和被消亡,民间社会也失去了一种维持道德的主要力量。


  在从今天的现实看,要想重建社会道德规范,首先是要建立起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权利社会。对于一个普通人,权利与责任是对应的。没有权利,就没有责任感,权利越少,责任感便越小,对此不能责备普通民众缺乏道德自律,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未曾感觉过做人的尊严。因此,保障公民权利,扩展公民社会,乃是今天重建道德的首要前提。


  其次,社会精英应当承担起复兴道德的责任,而不能寄望于底层。问题在于,当今社会缺乏一个具有道德力量的精英阶层,能以其示范效应促成公民社会。当今社会,官员腐败成风,富人唯知炫耀,知识分子则整体犬儒化。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当民众看到这些社会的中上阶层都是如此虚伪堕落,他们又怎会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如此看来,要想复兴道德,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