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己以利人：毛泽东如何评价母亲文素勤

　　从一份档案追问毛泽东母亲的真实名字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当作者耘山第一次看到毛泽民代毛泽东填写的《个人履历表》中，称母亲叫“文素勤”，感到非常惊奇。

　　在以往的党史资料和文学作品中，人们只看到毛泽东的母亲叫“文七妹”。在《毛泽东自述》中，美国记者斯诺注释了毛泽东本人的口述：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这个“文其美”其实正是“文七妹”的谐音。“文素勤”这个名字从来没有人提过。为此，耘山曾向父亲曹全夫、舅舅毛远新、姨妈李讷，以及姨妈李敏的儿子孔继宁等询问，并与有关党史专家进行过探讨。大家除了惊奇，也只有推测：

　　毛泽东的母亲出生在一个以务农为业的小康之家，因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故称文七妹。但她的三哥文玉钦稍通文墨，在家开设蒙馆，课读乡间子弟。他给姐妹们起个文雅、悦耳的名字，也并非没有可能。

　　旧时，由于封建传统的影响，女子嫁到男方后，一般只称其姓氏，久而久之，真正的名字反而很少被人提及。对于子女，特别是年幼的或不常在家的孩子，不知道自己母亲的真实名字，在当时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当年，毛泽东在韶山冲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童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土乇)外婆家度过的，直到8岁时，父母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读书。17岁时，他又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不知道母亲的“大名”，也不足为怪。

　　毛泽民则不同。他自幼生活在父母身边，一直在家乡务农，照料父母，直到25岁才走出韶山冲。毛泽民又与唐家(土乇)的七舅、八舅来往甚密。特别是母亲生病的那几年，他陪母亲到长沙去看医生，经常为母亲求方抓药。相对于毛泽东而言，他对这个家庭以及父母的情况，有更多时间、更多机会了解清楚。自然，他也最有可能得知母亲的真实名字。

　　韶山文氏研究专家解读“文素勤”

　　为了对“文素勤”这个名字一探究竟，2007年春，本书的两位作者一起到韶山采风时，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夏佑新馆长为我们推荐了刘胜生研究员。

　　时年68岁的刘胜生是湘乡文氏家族的研究专家。当得知，耘山从莫斯科找回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毛泽民称母亲的名字叫“文素勤”时，刘胜生不假思索地认同道：“如果这个名字是毛泽民自己填写的，应该没有错，应该是准确的，应该相信他。”

　　真没想到，像刘胜生这样一位长期潜心研究毛泽东外家历史的学者，竟一连说了三个“应该”，这样痛快地认可了“文素勤”这个名字。

　　耘山连忙打开笔记本电脑，将毛泽民亲笔填写的《履历表》给他看。毛泽民的手迹一下子吸引住刘胜生，他从头到尾仔细地浏览着，还习惯地念出声来：

　　“毛顺生……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

　　“文素勤……湖南省湘潭县四都太平垇……”

　　“对的，对的，这两个地址都是对的！”刘胜生解释说：“现在，许多地名都变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湘乡县唐家(土乇)，当年就是湘潭县四都太平垇。这两个地址，毛泽民填的一点都没有错。”

　　当我们向他探讨“文素勤”的名字时，刘胜生赞许道：“‘素勤’这个名字很好，体现了文家的家风，也体现了文家的家庭文化。”

　　刘胜生若有所思地在手心中写了一个“素”字，接着又写了一个“勤”字，兴致勃勃地说开了：“素代表朴素；勤代表勤劳。在旧时的农村，长辈给女孩子起名字，一般都用：秀呀、花呀、春呀、兰呀的，用草字头芹或琴棋书画的琴也很普遍，很少有人用勤劳的勤。这个勤一般都用在男人的名字中。”

　　我们又向刘胜生请教说：“为什么毛泽东不知道自己母亲的名字，而毛泽民则如此郑重地填写在共产国际印制的履历表上呢？”

　　刘胜生笑了。他说：“毛泽东没有说，但不一定不知道。因为提起文七妹，大家都知道，在家乡都是这样称呼的。而文素勤这个正名却比较绕口。在旧社会，女人不出门，不外出做事，也不做生意，即使有正式的大名也没有什么用，甚至不被人知晓。”

　　他举例说：“在湖南农村，女孩子一般被称为妹或是嫚，像文六妹，文七妹；到了中年，则被称为妈或嫂，像你(耘山)的外婆王淑兰，她明明是毛泽东的弟媳，毛泽东却称她为四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妇女到了老年，又被称为。毛泽东的母亲生在清朝末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开化，那时，有文化的农村人家，已经开始给女孩子起名字了。甚至，女人出嫁后，有文化的丈夫给新过门的妻子起名字的情况也不少见。”

　　听了刘胜生入情入理的分析，我们感到他的解释的确很有说服力。

　　第二天，刘胜生又将他长期搜集和研究的有关毛泽东外家的资料复印给我们看。仔细阅读这些珍贵资料，我们的思路渐渐开阔起来。

　　从兄弟两人外婆家文氏“三芝堂”说开去

　　提起毛泽东的外家，就不能不说到毛泽东的曾外祖母贺氏。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贺氏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比毛泽东的外曾祖父文德明年长3岁。他们结婚时，文德明家赤贫，可说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更不幸的是，文德明年仅27岁就撒手人寰，还留下芝兰、芝仪(毛泽东的外祖父)、芝祥三个幼小的儿子和一个女儿。

　　德明公去世时，贺氏只有30岁。她虽不识字，却治家有道，教子有方。她立志扶孤守节，以克勤克俭的治家准则来维持门户，求振家声。贺氏靠纺织、养猪来维持一家五口最低的生活。当儿子们年届学龄时，她便送他们入私塾启蒙两年，随后回家劳作，由牧童到月工，到长工，以此维持生计。

　　贺氏持家，粒米寸薪无不细心筹划。她将家里的历年所得，以薄利借贷于人，以此常年积累。贺氏用这些积蓄备置了耕牛和农具，还佃耕了新庄湾数十亩水田，并广开门路，发展家庭副业。没有多少年，文家逐渐兴旺起来，三个儿子先后娶了媳妇。

　　随着家境日宽，人口日增，贺氏的手头也愈加宽裕，但她治家更为严谨。一家不分男女老少，鸡鸣而起，斗转而息。每当夜幕降临时，贺老太太又带着三个媳妇点灯纺织，还限额完成任务，否则，不得上床。三个儿子则在旁边借着油灯的余光，编织草鞋或搓绳打索。

　　十多年过去了，克勤克俭的生活带来家境的显著变化。贺老太太将所积余资，又先后在唐家(土乇)、邓家冲、暮冲等处置业。到19世纪中叶，文家已有水田140多亩，每年收成稻谷有数百石。贺老太太将唐家(土乇)的茅草屋，改建为颇具气派的“棠佳阁”。堂屋正中悬挂的匾额，即以她的三个儿子的名字——芝兰、芝仪、芝祥中的“芝”字冠名，取名“三芝堂”，并正式以“三芝堂”的堂名对外交往，家道日渐昌盛。贺老太太于光绪八年七月初六无疾而终，享高龄八十有八。

　　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生于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殁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毛泽东未能亲聆他的教诲。但毛泽东一出生便打上了外家“三芝堂”的印记，先是取名“咏芝”，后才改为“润之”。

　　毛泽东在8岁以前，基本上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人丁兴旺，孙儿众多，十分热闹。外婆又对毛泽东倍加疼爱。这种温馨宽松的环境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中萌生了热爱真、善、美的种子，后来毛泽东在性格上表现出来的不好束缚，以及疾恶如仇，追求理想社会的品格，也都与外婆家的熏陶有着某种潜在的联系。

　　俗话说：“娘亲舅大”，毛泽东与两位舅父关系颇为密切。七舅文正兴曾充房长，监修房谱。他既是毛泽东的舅父，又是毛泽东的干爹。八舅文正莹则是毛泽东真正的启蒙老师。年幼的毛泽东时常跟随八舅在蒙馆旁听，由此认识了不少字。

　　文家都是些知书达理之人，见毛泽东幼年悟性非凡，无不希望他多读书，早成才。所以，当毛泽东想去湘乡东山学校求学时，两位舅舅都表示赞成，而父亲毛顺生却想把他送到湘潭的一家米店当学徒。于是，两位舅舅亲自到韶山冲说服毛顺生，从而促成了少年毛泽东走出乡关的宏愿。

　　和毛泽东相比，毛泽民受母亲影响更多

　　与毛泽东不同，毛泽民生在韶山冲，从小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种田、持家和理财的本领。但从性格和为人来看，母亲文素勤对他的影响最大。

　　毛泽民称母亲是“极勤劳的乡村劳动妇女”。母亲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富有同情心，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上屋场，母亲又是最忙碌的人，上要侍候公婆，下要抚育孩子，洗衣做饭，养鸡喂猪，锄园种菜，屋里屋外的事儿让她安排得井然有序。母亲的性格宽厚温柔，对丈夫的粗暴专横，她能忍让，遇到丈夫发火打孩子，她总是委婉地从中调停；对儿子们的顽皮倔犟，亦能宽容，教育孩子也是耐心说服，循循善诱。

　　毛泽民开始懂事时，家里的日子还不宽裕。每逢青黄不接的时节，只要穷苦的乡亲来上屋场讨米，母亲常常拿给他们。父亲不赞成施舍。为此，他们多次争吵。每当这时，小孩子家只能躲在一旁，不敢上前相劝。但时间长了，谁个在理，谁个理亏，孩子们也能听出其中一二分。

　　毛泽民从14岁开始种田理家。别看他小小的年纪，却是一个好管家，对家里方方面面的事情心里特别有数。

　　一次，细心的毛泽民发现自家的鱼塘边散落了几片鱼鳞，知道有人偷了他家的鱼。天黑后，他就约上小伙伴儿，不出声响地蹲在鱼塘边，等着抓偷鱼的人。不一会儿，只见对面人家轻手轻脚地走出一个人影，走近他家的鱼塘。那人先在他家鱼塘里捞起一条大青鱼送回家，渔网却留在鱼塘边。毛泽民没有作声，继续守着。没过一会儿，那人果然又来了，又捞走一条大鱼。这下毛泽民憋不住了，大步追了上去。偷鱼人自知理亏，只好让毛泽民把两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取回。

　　回到屋里，毛泽民把刚才发生的事说给母亲听。不想，母亲的脸却阴沉下来。她批评儿子说：“以后，你不要管这些事！捞鱼的那家人生活有困难。你这样一闹，怕是他家一夜都不能睡觉了。”毛泽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按照母亲的吩咐，毛泽民把一条大青鱼劈成两半，一半送给邻居家奶奶腌食。邻居奶奶连忙摆手说：“我家没有那么多盐，没法腌啊！”毛泽民不声不响地把大青鱼拿回家，用自己家的大盐把鱼腌好后，又送到她家。

　　还有一次，毛泽民见到有人在他家田里折谷穗。一气之下，他将人家的箩筐和折下的谷子全都没收了。一进家门，他就火冒三丈地告诉母亲。母亲听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那家人没有饭吃才来折咱家的谷子，你应该把人家的箩筐和谷子一起送回去。”毛泽民虽然很不服气，还是按照母亲说的做了。

　　母亲的言传身教，让少年毛泽民逐渐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为人处世也变得沉着老练起来。

　　有一次，毛泽民请一位帮工来家里打米，这位帮工趁他不在跟前，偷偷用围裙包了一些米藏在鸡窝里。这没有躲过毛泽民的眼睛，他不动声色地把那包米拿了回来。

　　傍晚收工后，帮工悄悄走向鸡窝，在里边一个劲儿地摸着。正当纳闷时，毛泽民已经站在他的身后。帮工无地自容，心想，自己“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一天的工钱肯定全“泡汤”了！面对羞惭气馁的帮工，毛泽民没说一句话，不仅付给他当天的工钱，还把那包米送给了他。

　　毛泽民不仅继承了母亲的美德，也继承了文家的家风，一生清正廉洁。自从参加革命，毛泽民一直为党开创经济和金融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他担任国家银行行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是国民经济部部长。他守着钱袋子，常年经手成千上万的资金，却从不乱花一分钱，更不为个人谋私利。

　　在旧中国，尽管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连名字都难得有人记得，但母亲的形象在毛泽东三兄弟的心目中却十分高大。

　　母亲去世后，毛泽东含泪写下一篇情义深长的《祭母文》追念母亲：“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毛泽东曾给同学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而他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母亲对他们兄弟的影响，在他们一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而毛泽民和毛泽覃兄弟，则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披肝沥胆，奋勇献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编辑：点儿)

文章摘自 《革命与爱》 作者：耘山 周燕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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