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杠铃弯举练哪里:铁血除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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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及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定”。
六 林柏生血洒街头
回头看看蒋介石。《艳电》的发表及高宗武向日本军方提出4点要求的披露，重重地激怒了蒋介石。1939年元旦，蒋介石暗地里命令戴笠严密监视汪精卫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他还要求戴笠，既要达到监视和警告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目的，又不能让汪精卫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与老蒋决裂，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此时,蒋介石同样不放弃劝解的办法，企图软化汪精卫，不要投降日本。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他带着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调兵遣将。这毛万里是毛人凤的二弟，后来军统中的'三毛一戴’中的二毛，就是这对兄弟，其余两人则是毛森和大老板戴笠。1949年，毛万里父子都在福建的建阳被解放军包围，毛万里居然冒充资本家，误被释放，后经温州逃台。这里是把后话提前说了。
戴笠派遣刚刚调回重庆的原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自己的随身警卫王鲁翘先行，经香港办好手续去河内，设立秘密联络点。临灃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参与现场策划和指挥。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
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
当月中旬，戴笠经化名何永年取得护照。从香港乘飞机到了河内行动组所在的秘密联络点，召集陈恭澍﹑余乐醒﹑王鲁翘等行动组人员开了会。
为打开局面，戴笠单身一人去拜会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戴笠向许念曾说明了此次来的意图后，许念曾同意总领事馆作为刺杀汪精卫的临时指挥部和联络点。随后，行动组的人员带着电台驻进了领事馆。当天晚上，戴笠又秘密会见了一位姓徐的直属联络员。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好，而且在当地华侨社会中也颇孚众望。
过去，戴笠交给徐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关系，以为后用，平时只由戴笠单线联系。此时正是用人之时，戴笠要他全力配合行动组工作。为确保刺杀汪精卫行动的成功，戴笠指令特务处美国站购买了两支新制的左轮手枪。这种手枪的特点是射程远和杀伤力大，很适合在狙击行动时使用。这两支枪，由曾为法国空军做出过贡献的法国援华志愿大队联络官曹师昂，通过其法国的妻子带到了河内。法国越南当局严禁本地人和华人携带武器枪械，但对他们自己的'法国女同胞’就不在禁止之列。
4天后，戴笠又回到了香港。
戴笠离开河内时，还是再三提醒行动组的人员既要做好必要的准备，但又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陈恭澍一行，来到国民政府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正式设在驻河内总领事馆内。接着，戴笠又电令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分批办好手续前往河内。陈恭澍任总指挥，余乐醒参与指挥策划，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负责指示目标，因为其中只有他认识汪精卫。这陈恭澍﹑余乐醒﹑唐英杰﹑王鲁翘等18条汉子都是戴笠手下的精兵强将。他们个个都堪称是老蒋的御猫义鼠。王鲁翘原本是戴笠的持枪警卫﹑神枪手，在戴笠眼中可算是白眉大侠徐良，那独当一面的前线指挥陈恭澍就是展昭，老资格且诡计多端的余乐醒就相当是翻江鼠蒋平，唐英杰是飞墙走壁的黑妖狐智化。这样形容戴笠的行动小组或许有点滑稽。但戴笠的班子是强调仁义礼智信那一套的。他们是以自己当老蒋的'御猫义鼠’为荣的。
安排部署完毕。看来该准备的，都备齐了。此时就只等一声令下，手到擒来。谁也不曾料到，如此周密的准备，最终会落个兵败河内的惨痛结局。
戴笠在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所有情报进行分析后，决定在严密监视汪精卫等人的同时，来个声东击西和杀一儆百的行动。确定的目标是在香港的梅思平﹑林柏生和肖同兹。
戴笠在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所有情报进行分析后，决定在严密监视汪精卫等人的同时，在香港来个声东击西的行动以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确定的目标是在香港的梅思平﹑林柏生和肖同兹。
汪精卫的“艳电”是在汪的亲信林伯生主办的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的。林伯生做这事完全不管顾孟余的极力反对，顾孟余因此断绝与汪的来往，保住了自己的清名。戴笠对林伯生发出警告，亲自出马打电话给《华南日报》负责人林柏生，以及拥护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指责他们发表《艳电》和支持汪精卫的文章，是与重庆政府公开唱对台戏。与此同时，戴笠还派人上门扬言要烧毁《华南日报》社。但戴笠没有吓住林柏生。林柏生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攻击重庆政府。被激怒的戴笠指示军统香港区对林柏生采取行动。军统香港区区长是王新衡，他指派郭寿华和刘方雄组织相关人员实施。原本打算把林柏生等'做掉’。但是，当时港英当局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是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杀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
在香港《珠江日报》当编辑的刘大炎是军统情报员，特工郭寿华要求刘利用记者身份与林柏生接近，另由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随刘大炎跟踪侦查林柏生的日常出人途径，伺机行动。1939年1 月１7日，在林柏生从家到报社的路上，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上前用斧头对准林柏生的头部猛砍过去，看林柏生倒在地上，血流满面，便扬长而去。
前文说过，这刘方雄原本是军统上海区情报组长。因刺杀唐绍仪案发生后，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后由军统局托人出面花钱行贿巡捕房当局，保释后易地安排到香港。
林柏生大难不死，全赖此时是冬天，林柏生头上戴着软质薄绒帽，因此伤口不深，不久治愈。还有就是港英当局关注了他，那天有个便衣警察正化装成水手离他林柏生不远，及时吆喝，使得执斧人扔掉器具，而没有补上第二斧。这两块伤疤。那是永远忠于汪主席，为汪主席正确的《和平运动》路线而出生入死的象征。最后到了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对卖国的大汉奸宣判时，林柏生吃的那一颗子弹，也是他为了汪主席而心甘情愿的，汪主席提前死了，就该由林柏生替汪主席受过。
大胖子林柏生当日挨打横卧街头，正巧被上海来的汪曼云看到。
后来林柏生在汪伪的'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
汪曼云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杜月笙的'学生’，813后,作为C.C.派的代表,在上海出任'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少将参议。上海沦陷后，原本要他转入租界坚持抗日，结果他还是主动去上海大西路67号，与叛变当日本牒报员的李士群暗中联络勾结。
汪精卫发表《艳电》声明以后，汪曼云蠢蠢欲动，准备追随汪精卫。汪曼云对他加入国民党十多年来，一直不被蒋介石重用，十分不满。他想，汪精卫发表《艳电》，声明反对抗战，要与日本实现“和平”，当然希望吸引一批人马为之摇旗呐喊。自己既然不能得到蒋的青睐，为何不能投奔汪？此刻汪精卫正是急需招罗喽啰之际，他紧密追随，想必是有被重用的机会。
但也有问题：以往他够不着汪主席，没有交情。
汪曼云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此时他已不惜身份，连卖身日本的小间谍李士群都不惜背后勾勾搭搭，他怎么不盼望能攀上威名远扬的汪主席？
汪曼云要去香港巴结汪精卫的干将陈公博。想通过陈公博进入汪精卫的圈子。但平白无故，怎能联系上？他想到褚民谊。褚民谊是同盟会元老，是民国官僚，当过江苏省长，褚民谊还是陈璧君的妹夫，当年汪精卫主持行政院时，褚民谊是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与汪精卫陈璧君是一家亲。汪曼云想利用褚民谊的关系攀上汪精卫的大腿。可是此时褚民谊联络不到汪精卫。
为什么呢？
那只因为褚民谊门槛太精，太小心谨慎了。
汪精卫发表《艳电》以后，褚民谊担心被人“误会”，怕被看成与汪同流合污而遭到不测。因此，连忙在上海各报遍登启事，声明汪精卫的一切，他并不知情。
...林柏生大难不死，全赖此时是冬天，林柏生头上戴着软质薄绒帽，因此伤口不深，不久治愈。还有就是港英当局关注了他，那天有个便衣警察正化装成水手离他林柏生不远，及时吆喝，使得执斧人扔掉器具，而没有补上第二斧。后来林柏生在汪伪的'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疤。那是永远忠于汪主席，为汪主席正确的《和平运动》路线而出生入死的象征。最后到了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对卖国的大汉奸宣判时，林柏生吃的那一颗子弹，也是他为了汪主席而心甘情愿的，汪主席提前死了，就该由林柏生替汪主席受过。
大胖子林柏生当日挨打横卧街头，正巧被上海来的汪曼云看到。
汪曼云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杜月笙的'学生’，1937年813抗战时,他作为C.C.派的代表,在上海出任'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少将参议。上海沦陷后，原本要他转入租界坚持抗日，结果他还是主动去上海大西路67号，与叛变当日本牒报员的李士群暗中联络勾结。
在汪精卫最需要人响应时，褚民谊则发启事表白自己。这在汪精卫看来，无异于被褚民谊踢了一脚。
为了这则启事，汪精卫对褚深怀不满，不给褚民谊留下任何联络方式。
另一方面，褚民谊绝非光明正大之辈。他利欲熏心，极力想从事政治投机。于是在汪曼云的恳求之下，写了两封信，一封致香港《南华日报》的林柏生，另一封致陈公博。一并交给汪曼云带到香港作为引见的借口。汪曼云与陈公博虽然相识，但不知其地址；虽有林的地址，可并不相识。汪曼云此行的目的是找陈公博。估计陈公博在香港的地址，林柏生必然知道。所以褚民谊介绍汪曼云去看林柏生，旨在询问陈公博的住处。
汪曼云到了香港落下脚，就到皇后道上逛一会儿马路以打发时光。他走到中环，看见许多人围着在看热闹，汪也凑了上去。只见一个身材矮胖穿西装的中年人，被人用铁器砍伤，倒在地上，血流满面。凶手早已逃走了。当地差馆（巡捕房）的巡捕就把受伤者用车送往医院，一伙看热闹的人也就散开了。此时因离报馆上班的时间还早，汪曼云又踱到“高罗士打”吃了一些西点。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才到《南华日报》馆去看林柏生。到了报馆，这才知道刚才被人打伤的那个矮胖子正是林柏生，现在已住在山上的玛琍医院里了。汪曼云表示要到医院去看林柏生，但报馆里的人劝汪不要去。因为医院里面已驻有“差馆人员”（即警察），去了也见不到，反添麻烦。由于见不到林柏生，汪曼云也就找不到陈公博了。只好挟着两封信，怅怅地回到上海交还给褚民谊。
汪曼云在褚民谊那里，虽走了一条死胡同，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通过别的牵线，接上了周佛海的关系。自此，汪曼云也就有了“靠山”。
没几天, 汪曼云又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遣去重庆参加第二期党政训练班受训，而去重庆只能再次途经香港。汪曼云这次到香港,拜会了恩师杜月笙。杜月笙很高兴，因为汪曼云既然是经香港去重庆，而不是留南京，这表明汪曼云当了南京伪维新政府副部长的传闻是假，汪曼云没当汉奸。杜月笙不知道，此时的汪曼云不但已投靠了周佛海，而且与丁默邨﹑李士群暗中勾结上了。就在上船来香港之前，汪曼云拿了丁默邨1000元的钞票，同时填了表格参加丁默邨﹑李士群的“和平运动”。那1000元的钞票是“意思”钱？是“好处”费？是“礼金” ？还是奖金？汪曼云没问就收下来了。但这暧暧昧昧的钱，更象是卖身钱。正是此时开始，汪曼云已卖身给日本的间谍机构，已经不是杜公馆的门下，更不是党国的信徒。但与所有敌特间谍一样，他的真实身份没人知道。党国继续载培他，杜公馆继续信任他。
汪曼云到重庆，参加了第二期党政训练班。蒋委员长参加了他们的结业典礼，参加他们的聚餐会。
林柏生挨斧砍之后，１月１８日，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的被人开枪打死。
以上坏消息不断传来，身在河内的汪精卫也感到了自己处境危险。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三桃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
当天，汪精卫急忙迁居到人口稠密的河内中心高朗街二十七号。
高朗街二十七号是一栋法式小花园洋房，原朱培德公馆。虽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汪精卫害怕遭到中国义民的袭击，就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法国当局于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站岗。
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在越南境内，普通人带枪是违法的。外国入境人士更是如此，汪的侍卫在过境时也是不能带枪的。所以法国越南当局认为越南没有发生过枪击的治安事件，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余乐醒、陈恭澍和王鲁翘等人亲自侦察，并对之实施全面监控。陈恭澍也对高朗街二十七号考察了一番。认为其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监视汪精卫的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陈恭澍、余乐醒和王鲁翘等截获了一封汪精卫企图策反龙云密函。函件敦促龙云表态拥护汪精卫，并在西南成立伪政权。
这只因为“艳电”发表后，云南、四川、广东毫无动静。汪精卫耐不住，冒险给龙云写此密函。密函中写道：
弟蛰居河内，非有所谓，然寄人篱下，言论行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3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如先生予以肯定，则弟决然前来；如先生予以否定，则弟亦不能不谋他去。盖日本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
密函中，汪精卫投敌叛国及谋划分裂中国之心昭然若揭，成了他当汉奸的铁证。
戴笠得此密函后，急将此密函亲呈给了蒋介石。
七 最后的挽救
掌握了证据，蒋介石命令秘密监控汪防止其投敌，但依然又派人去河内进行游说。派去劝说的，有汪的朋友陈布雷和谷正鼎，还有此时出任外交部长的同盟会元老王宠惠。这谷正鼎和谷正纲是一对亲兄弟。这时的蒋介石倒没有乘人落井而投石的想法,利用汪精卫的原来亲信,容易让汪精卫改变注意。就这事，蒋介石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不料精卫之糊涂乃至于此，党国不幸，有此寡廉鲜耻之徒。
其实，他犹存惋惜之心。
当时中国沿海港口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中国正为了生存与日本展开生死搏斗。中国唯一能通向国外的就只有广西河内之间的通道。此时，外交部长王宠惠正为了补充国内战场的消耗而到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王宠惠与汪精卫可以说是广东同乡，又都是老同盟会的盟友，王宠惠﹑汪精卫也先后在日本留学。加上王宠惠不参与结帮拉派，在党争问题往往采取超然态度。蒋介石想利用他的这种身份，做做汪精卫的工作。
于是，王宠惠接受蒋介石的指示，顺道出面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
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回答说:
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王宠惠无奈。
早在2月中旬，谷正鼎已第一次受命到过河内，他劝汪精卫仍回重庆原岗位。但汪不听。
这次已是3月份，谷正鼎再次到河内，携带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和一笔资金。见了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
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公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一听，大骂蒋介石，拒绝谷正鼎表达的好意。谷正鼎无望而归。此时汪精卫先生已经对公款出国旅游之类丝毫不感兴趣了。
蒋委员长的特使谷正鼎此时任天水行营第２厅厅长。蒋之所以三番两次选他担当此任务，唯一的原因是他与胞兄谷正伦，原本都属于汪系的改组派。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近卫三原则"的"艳电"，受同为改组派的顾孟余、陈公博的反对。谷正鼎也同样持反对态度。所以派谷正鼎去河内，除了传达蒋委员长的劝告以外，还可以"自己人"的身分，传达改组派团体的一致规劝，可是，汪精卫要一意孤行了。
其实此时 带着4点要求去日本的高崇武也得到的结论:他们(日本人)说的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高回香港后给汪报告，讲日本人没有诚意，不可一厢情愿。但汪却不回心转意。
看来，蒋先生可以自认为做到仁至义尽了。仁至义尽后面该闻闻火药味和血腥气了。在谷正鼎游说失败后，蒋介石终于下定了要除去汪精卫的决心。
八 剪不断，理还乱—王天木与赵理君
1939年春节，戴笠继续坐镇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监控汪精卫的调度指挥中心。他顺便让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来港述职。汪精卫叛逃的事，使他感到压力很大。可上海方面上海区正﹑副区长王天木与赵理君彼此不和的事，也令他心烦。
王天木算是军统队伍里的老前辈了，年龄上比戴笠还长6岁。民国初年，王天木曾当过浙江省监察厅厅长，后来转到'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此时的军统。戴笠独生儿子叫戴藏宜。 而王天木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抗子，一个叫王因子。据说戴藏宜与王抗子交过朋友。为此戴笠还主动提起过儿女之间的事，如果不是随后王天木发生重大变化，戴笠与王天木还真的要成为儿女亲家。当然这种事，戴笠原本是出于政治考虑。儿女婚姻可以用来笼络、控制自己的同僚和部下。
王天木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时，曾和一批爱国学生结拜为十兄弟，并成立抗日锄奸团，专门对付日军和汉奸。毙杀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等众汉奸，战果累累。1933年，原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受日本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的指使潜入北平，妄图策动驻军叛变，制造暴乱。王天木到北平，同北平站站长陈恭澍以及北平站的白世维合作，联手将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铲除汉奸张敬尧过程中王天木有勇有谋。在军统中，他堪称军统一号杀手。可是后来偏因一件糊涂案，王天木手下胡作非为闯了大祸，杀人碎尸，造成轰动一时的'箱尸’案。老蒋震怒，御笔亲批逮捕王天木，点名严惩，王天木差点送掉小命。还多亏戴笠力保而减为无期徒刑。又因抗日战争爆发，以需要人才为由，经戴笠力保，被关押两年的王天木提前释放，当了军统华北地区区长。后来上海因唐绍仪案发，军统上海区得罪法租界当局，遭巡捕房报复。军统上海区被破获，大小头目被捕。戴笠关键时刻点将，让王天木当军统上海区区长，以图恢复局面。可谁也没料到，王天木在上海却与副区长赵理君耗上了。在这关键时期，你王天木不图多立点功劳，却与赵理君闹得不可开交，频频贻误战机，怎不恼人？眼下这个春节，戴笠没让王天木回上海。
赵理君也不含糊啊！深入福开森路18号杀唐绍仪的'古董商’杀手就是他。赵理君与戴笠都是黄埔军校六期出来的。后来江湖上威名远扬的“追命太岁”就是他赵理君。他算得上是戴笠的贴身心腹。此前赵理君正一度代理军统上海区区长。他绝非靠人情关系，他是有功劳的。军统上海区大部人马是他心腹。赵理君服从最高命令，对唐绍仪采取果断措施，就搞得干脆利落。这事还有谁能不信服？好不容易等到老资格的周伟龙调走，赵理君十年媳妇熬成婆，代理了军统上海区区长。可这交椅没坐热，偏来了个王天木，硬生生挡了自己的道。这能不恼？
如今王﹑赵的矛盾，使戴笠后悔，不该把王天木与赵理君摆在一起。一山不容二虎啊。
王天木到香港述职期间，令王天木没有想到的是，赵理君在他前面已经到了香港。王天木总认为是赵理君是恶人先告状,在背后打小报告，说他的坏话。可戴笠说：
作为老大哥的你，怎能跟这个小兄弟赵理君一般见识啊？你两个这样闹别扭、吵啊.让别人听到,就不太好。再说你是正职，搞不好关系当然是你王天木该多担待才对。
戴笠也不容王天木辩解,一通话直说得这个王天木一肚子气。王天木认为自己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加上赵理君做小动作，工作自然难以开展。如今见戴笠不但不体谅自己的苦衷,反而一见面就责备他, 认为戴笠偏向赵理君。心里不是滋味。于是睹气说，不调走赵理君，他就自己走。 戴笠也不含糊,直接告诉他，想走也只能回天津。而且想走也得拿投名状来，组织部下杀几个汉奸再走。戴笠还问，当年大智大勇的王天木如今在哪儿？
不想，春节一过，香港报刊以《铁血军破门而入，伪外长即登鬼门》的标题，转载来自上海的特号新闻：
大年初一，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在上海家里被刺身亡。
这事震惊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为安抚汉奸走狗，日伪机构忙于新年办丧事，为陈箓举行葬礼。还一本正经地在沪、宁两地下半旗，并发给陈箓家属10万元抚恤金。
从军统内部来的消息证实，是王天木属下刘戈青小组出色完成的一起除奸大案，再次毙杀伪梁鸿志伪维新政府在部长级的大汉奸。目前小组成员全部安全转移。戴笠看了心情大好。属下杀了汉奸，当然应该高兴。多少算自己领导有方啊。再说，完成除奸的刘戈青正是临澧特训班的的学员，原本就是自己得意的门生。起初，自己就要留他在军统本部重用，只因刘戈青报仇心切，立功愿望强烈，执意要下基层，要手刃杀日本汉奸，为被日本人用刺刀砍杀六刀的父亲复仇。刘戈青果然有勇有谋，是英才！于是戴笠下令刘戈青及参加这次暗杀行动的全班人马撤离上海,赴香港受奖。并让刘把自己的一家老小全部由上海迁到香港,以免遭到敌人的报复。这临澧特训班，就是1938年3月在湖南临澧县举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共有学员约1000人。是军统在抗战时期开展特工训练的一次示范。学生后来大都成为军统骨干，形成军统内的一个重要派别。这此参与河内策划指挥的余乐醒就是去年醒灃特训班的副主任。
刘戈青的功劳，并没有根本改变王天木的处境。只是此时戴笠心情好，考虑王天木在天津熟人太多，目标太大，让王天木仍回上海。不过，王天木的身份是直属通讯员，主要联络天津站的。上海区长继续由刘理君代理。刘戈青留香港训练栽培。王天木可以继续与刘戈青保持联系。
而陈箓这一死,大大地震惊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对于中国特工的除奸行动，日本占领军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来又向何去。他于是又想到'以华制华’的招数，要找中国汉奸来当他们的鹰犬。他找到正在上海滩向日本人卖身当间谍的李士群和丁默邨。
为了不打断叙述对汪精卫跟踪监控过程的连贯性。我们把此时发生在上海毙杀汉奸陈箓的过程放到汪精卫去上海彻底投靠日本人时一并介绍。
九 夜半惊魂
稍后，戴笠又化名何永年，亲自飞河内检查刺汪的各项准备工作。
陈恭澍﹑余乐醒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
注意，这里讲的是推断。推断，或许能出真理，但只有事实才可靠。因为任何一件事实，都可能对真理体系构成颠复性的后果。当然，在无法进一步核对事实的情况下，推断是必要的，推断即使不是十分精确，但也可以避免盲动。
等待，是一个紧张而又难耐的过程。余乐醒等人在这过程考虑过要对汪采取 “软性行动”。就是想用毒药在不知不觉中把汪精卫毒死。行动组的人发现高朗街上的一家面包店，几乎每天早上都派人给汪精卫家送面包，而且汪精卫每天早上也必用面包。他们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没想到当毒液注入面包后很快就结成了黄豆般的小块。这天汪精卫见此面包异样而退回不吃。“软性行动”计划宣告失败。
陈恭澍和余乐醒等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的一位侍从在检查浴室时发现了毒气瓶。当汪精卫得知此事后，认定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为此增加了防范的措施。行动组又告失败。
几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
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通知高宗武，日本支持汪精卫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的细作得知这一情报, 汇报给了蒋介石。戴笠町得到采取行动的指示。
3月19日，根据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不得延误。
行动组收到密电后，当对原先制定的行刺方案确认无误后，决定在第二天的夜里武装袭击汪精卫住宅，处死汪精卫。
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一早，负责监视汪精卫住宅的行动人员报告说，汪精卫正在打理行装有全家逃离河内的迹象。过了约两个小时后，又报告说汪精卫一行坐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陈恭澍﹑余乐醒即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得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不敢冒然开枪。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辆黑色轿车迅速启动并朝原来来的方向疾驶而去。等陈恭澍调转车头再追时，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没有踪影了。显然汪精卫已经对戴笠手下要采取的行动已有察觉，要不然不会出现刚停车又急促离去的情况。好在这时，监视汪精卫住宅的报来说两辆黑色轿车已回，并发现汪精卫夫妇俩正在住宅外的草地上争吵着什么。
可是当陈恭澍带人赶到时，汪精卫夫妇已回到了屋里。此后的整个白天，行动人员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汪精卫的住宅。但没捕捉到下手的机会。
推断，或许能出真理，但只有事实才可靠，因为任何一件事实，都可能对真理体系构成颠复性的后果。
1939年3月20日夜11时40分，按照预先的方案，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到达高朗街27号后门。分工后，陈恭澍留守车上策应，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这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
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
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厉声警告。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携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负责直接刺杀汪精卫的王鲁翘唐英杰两人奔到三楼，对着以为是汪精卫居室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此时,楼下又有动静了。原来陈璧君的侄儿陈国琦正睡在楼下,也许是砸门的声音惊动他，喊着想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郑邦国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王鲁翘听楼下一阵喊声后连着响枪，发急了，他用手电从砍破的门洞往房内一照，见有个男人。王鲁翘以为他就是汪精卫，便对其腰和背就是3枪，当场倒地。当他刚想收手时，发现床下还有个女人，以为是汪精卫的妻子陈壁君，便甩手又是3枪。当王鲁翘正想验证时，先前的枪声已经惊动了周围的警察，远处已有了警车的呼叫声。王鲁翘等行动人员只得匆忙撤离。而此时，汪精卫﹑陈璧君惊恐万状，正哆嗦在隔壁房间的墙角里等死。但始终没刺客进门而毫发未损。
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以为那里恰好是个死角，会平安无事的。其实她不用躲,也不会有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原来这朱执信死后，他女儿就是跟汪夫妇一起过日子，这次自然是被连哄带骗地弄出来了。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救援其余战友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回到驻地后，王鲁翘对陈恭澍说，凭他的枪法汪精卫夫妇必死无疑。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张逢义、余鉴声、郑邦国等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负责接应的陈恭澍,显然他自己离尽职差远了。他带去6人，只接回王鲁翘一人，丢下5人,结果3人被捕。甚至于4个月后，王鲁翘在上海的法租界被捕，又被法国殖民当局查出是河内刺杀案的重要'嫌疑犯’而被引渡到安南，判处八年徒刑，直到1945年国军在越南接收日本投降时，王鲁翘才恢复自由。
十 卿本佳人，奈何做蠈！？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原来当晚的情形是这样的，高朗街２７号洋楼的三楼有四间卧室，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而曾仲鸣夫妇临时留住大客厅。因为曾仲鸣妻子方君璧刚从香港来，本住在河内市的宾馆,因传说白天受刺客汽车骚扰，曾仲鸣夫妇特来问候，从而留住２７号，结果替汪夫妇挨子弹。
曾仲鸣也并未当场死亡。在急救医院醒来时，还能清晰与汪对话。而曾仲鸣妻子方君璧中了三枪但非致命。刺客王鲁翘砸门肯定惊醒许多人，包括曾仲鸣夫妇。刚好起床察看，结果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中两弹，当场倒下。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看曾仲鸣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
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
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
好糊涂的人，好糊涂的死。
一个根红苗正的人，一个顶聪明的人，却活得糊里糊涂，死得不明不白。
曾仲鸣是来自革命家庭，16岁留学法国，是里昂大学文学博士。曾仲鸣国学基础很好,这与他在法国期间得过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教诲不无关系，他夫妻也积极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时的他还够不上汉奸的称号，他却当了汉奸的替死鬼。
汪精卫﹑陈璧君与曾仲鸣夫妇的密切关系,来自曾经共同留学法国。辛亥革命南北会谈中，汪精卫劝说南方革命党拥立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为此十分感激。在汪精卫﹑陈璧君新婚之际，袁世凯送五万银元供他们在法国渡蜜月。汪精卫就此留学法国，认识留法学生曾仲鸣和方君璧。汪夫妇与曾仲鸣和方君璧友善，或许还与方君瑛有关。方君瑛在1923年就英年早逝早逝，汪精卫﹑陈璧君﹑方君瑛之间关系一言难尽。
方君璧是方君瑛妹妹，曾仲鸣是方君瑛的妹夫，夫妻俩来自十分亲密的两个家庭：福州市的方家和曾家。两家儿女搭对配婚。算是亲上加亲。曾仲鸣的姐姐曾醒就是方君璧和方君瑛的亲嫂。
方君璧一家堪称'满门英烈’。
方家兄弟姐妹十一人，都渡海留学。方声洞﹑方声涛和方君笄三兄妹是1903年拒俄义勇队成员，兄弟姐妹中六人是1905年首批同盟会会员。方君璧的二姐方君瑛﹑七哥方声洞都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方声洞战死，是著名黄花岗72烈士之一。方君瑛25岁那年，被孙中山选任同盟会暗杀部部长，是清末革命党的著名的女暗杀团成员。1911年春，方君瑛替代林觉民夫人（因林夫人怀孕八月）从福建运送炸药到广州参与黄花岗起义。后来方君瑛纠合黄复生﹑汪精卫一起策划刺杀慑政王载沣。方君璧六哥方声涛是辛亥革命军的一个师长，广州七十二烈士墓及纪功坊、墓亭等就是方声涛所建（事前是潘达微先收72烈士遗体入土）。方君璧四嫂曾醒也是首批同盟会会员，曾醒就是曾仲鸣的亲姐。
老同盟会员的曾醒没从她亲弟弟曾仲鸣之死吸取教训，后来随汪当了汉奸。算是方﹑曾两家的耻辱。方声洞一家满门英烈，却因汪精卫而蒙羞。
但方君璧或许还应该感谢刺客的子弹。曾仲鸣一了百了，止步于通往汉奸的罪恶之道。方君璧也因曾仲鸣之死，与汉奸一族绝了缘分。或许正是河内的那几枪，使方君璧摆脱政治羁绊而继续潜心于她的艺术生涯。她早在1924年就被巴黎各大报誉为“东方杰出的女画家”，当时的代表作品有《拈花凝思》等名画。后来她成了国际级著名女画家。
抗战胜利后,受民国大佬吴稚晖李石曾支持回国举办画展.
1972年她再回中国访问时，周恩来﹑邓颖超与她作了长谈。当年君璧全力支持过他们这批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只是周恩来﹑邓颖超等是属于胸怀大志的革命家，而方君璧是属于学有所成的艺术大师。1978年中国国家美术馆为她举办了大型的画展。1984年巴黎博物馆为她举办了“方君璧从画六十年回顾展”。两年后的1986年， 89岁高龄的方君璧居然'因登山作画，跌断腿骨，送医三日，病情恶化’而离开人间 。
金子和污泥原本也可能混在一起，但金子永远是金子，而污泥总归是污泥。历史长河涤荡着，最终把污泥卷得一干二净而留下金子。
本该死去的汪精卫﹑陈璧君却在庆幸自己好运，庆幸自己不死。其实他俩都错了。倘若他两死了，第二天，重庆的蒋介石先生就会为汪精卫先生的'意外死亡’而发表谈话，声讨敌国的暴行，就会让戴笠﹑陈恭澍组成调查小组去查明真相。还马上宣布全国下半旗为汪精卫先生哀悼，并组织全国治丧委员会，安排国葬。全世界都会高度评价汪精卫﹑陈碧君夫妇。就不至于因当汉奸而遗臭万年:一个死后被刨尸，一个终身陪伴提篮桥监狱的铁栏杆。
相反，等到多少年后真相大白时，蒋介石会被一些人怀疑是小鸡肚肠，说他不能容忍不同政见者。他洗刷不掉暗杀同僚的恶名。因为到此为止，没有掌握可以把汪精卫﹑陈璧君定罪为汉奸的证据,最多只是'反党集团’，是'反对抗日’。'反党集团’和'反对抗日’不能列入刑事犯罪，而只是不同政见。
就是啊，汪精卫这难得一遇的机会失去了。能好死，却不得好死。这就是汉奸自以为是的好命运。
剧照,林觉民与妻书中的方君瑛(高一童饰)
汪精卫这难得一遇的机会失去了。能好死，却不得好死。这就是汉奸自以为是的好命运。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极度悲愤而又无奈。日本欺骗他，让他走上这条绝路。可恶的是，大倭国继任的平沼首相差点把汪看成一只无主的弃犬。汪精卫这条弃犬还有使用价值吗？大倭们狐疑不定。是的，背叛民族和国家的人，总是另类。在这点上，全世界人的眼光基本一致。
汪精卫不敢把满腔的忿懑之气喷向未来的大倭东家，于是只好利用林柏生的《南华日报》发《曾仲鸣先生行状》和《举一个例》的那类文章，暴点料或揭点内幕之类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报复。可是，那没有丝毫翻身的效果。相反，那招致蒋介石的回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 陈璧君等首要分子。这之前，蒋介石没有公开指责过汪精卫。
令汪精卫沮丧的是，历史上曾与他私交甚笃的民国大佬吴稚晖在报纸上刻薄地讽刺他：
卿本佳人，奈何做蠈！？
暗杀事件之后，河内一时哗然。河内当局立即调派大批警察日夜保护汪精卫的寓所。陈恭澍等已知道再也没有机会行刺汪精卫了，只好向戴笠发电告知，并派王鲁翘急赴香港当面向戴笠汇报行动全部过程。戴笠了解了全部细节后，也感到再也不可能有天赐良机了，只好下令撤回河内行动组，香港指挥中心也撤回国内。
河内刺汪失败了，陈恭澍和余乐醒等人离开河内转道香港回到重庆。他们也开会认真地总结，坦诚地承认，失败的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年轻时就是暗杀团成员，从事暗杀活动。他从事暗杀虽说是失败的，但在那过程他养成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的性格。他从而也善于从杀手的心理逆向考虑问题。搬到高朗街27号前，他住在三桃山，就因疑似杀手的惊吓而马上搬家。所以一进寓所，他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室内也设有床舖.但他夫妻两夜晚却是到隔壁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就误作判断。后来汪精卫女儿汪文婴回忆了当夜的情况，还画了楼层内部平面图，表明陈恭澍他们的情报不准确是要害。
戴笠听了全面汇报后，就到蒋介石面前自请处分。蒋介石听了之后，脸上好象是半天没有表情。许久，他说：
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你们是尽了力的。汪精卫这次不该死，将来还是要上断头台的。
应该说，这次河内的刺汪行动调动了军统们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连戴笠本人也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的指挥中心里。甚至当年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此次行动的失败，对戴笠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
陈恭澍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那不是因为个人恩怨，而是双方避免触景生情。
要把失败的阴影从一个人的心头抹去，太难了。
十一 上了贼船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他不得不另谋途径。
他明白，河内非久留之地。但离开河内能往哪儿去?
当然是尚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云南、四川最好。原本他就打算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政府，可是，自艳电后，全国一片讨汪之声，西南各省军政各界，也纷纷发表声明，以撇清与汪的关系。舆论界讨汪之声调一点也不比其它地方低。虽说龙云本人讲义气，汪精卫河内遇刺脱险后，龙云本人到河内慰问汪精卫。但他也只限于静悄悄的私下活动，而且没有同意让汪精卫利用云南为据点。龙云同样向蒋介石示忠。而且此时，李宗仁﹑唐生智都在云南，或是养病﹑或是规劝。谁能担保，一旦重庆方面发出逮捕汪精卫的命令，云、贵、川、桂、粤的各层的军头警棍们或仁人志士真的会拒绝执行？他们之中真有人不肯拿汪某人的性命去向重庆当局邀功请赏？
西南的路被堵死了。
去香港也不是一条平坦的出路。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目前连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等人的活动都很困难。广东更不能去，广东沿海也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倘若去广东，就会使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的。
与之相比，上海虽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日本军队有强大的力量，从表面上看来，上海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领的，英、美、法等国在租界的力量还很大，租界各方面还归外国人掌管，司法权部分归外国人，而法院裁判权操在中国人手中。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自由行动的余地。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日本方面，河内发生汪精卫暗杀事件后，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就刺汪一案向日本政府作了详细报告。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响应大倭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本政府内原来极力主张招降汪精卫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四处游说，向当局施压。日本当局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犬养健不是别人，前面就说到他曾参加与高崇武﹑梅思平的谈判。而且他是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毅死于法西斯分子的内讧。
正当汪精卫、陈璧君在做离开河内的准备时，奉日本'五相会议’之命来救汪等脱离险境的影佐、犬养等人，乘 “北光丸”轮船于1938年4月16日抵达河内，并与汪精卫秘密会见。汪精卫提出打算建立'能安定民心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这自然是要借助日本的力量。
汪精卫还想离开河内去上海。汪精卫对日方说：
住在河内危险而又无意义，所以，希望今后以上海为根据地发展运动。
影佐又提出要汪精卫、陈璧君等人乘他们的“北光丸”赴上海，但汪精卫认为直接使用日本船，会使“和平运动”受到误解，坚持租用一艘法国人管理的760吨的小船—— “冯·福林哈芬”号，等离开海防后，再在海上与“北光丸”会合，由其护送他们到上海。
陈璧君怕乘小海轮太苦。她一方面担心船太小，不安全。但又觉得汪说得有理，也不好坚持要搭日本船。1939年4月25日深夜，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在细风迷雾中逃出河内在海防附近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冯·福林哈芬”号出海。
“冯·福林哈芬”是艘小船。坐小船过南海，苦啊！摇晃颠簸，差点把肺都呕出来了。接着，又是大风大浪，还得透夜航行，白天呕得天翻地覆，夜里又不能睡，又跟不上日本船“北光丸”。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他们迷航了。
“北光丸”哪儿去了？难道丢下自己跑了？汪陈夫妻俩终于体会到丧家犬的滋味。绝对不能没有主子啊。
吃不了苦，又怕失去靠山的汪精卫再也顾不得面子，急电向日本“北光丸”号呼援。日本“北光丸”号的船主是什麽人？。
(本段借题发挥,用犬养毅的大名,说了汪精卫先生几句.希望日本朋友不要有意见.当然,大倭国犬养毅先生的行为,也是为绝大多数日本朋友所不耻的.中国人有许多机会依法惩罚他,但并没有惩罚他,希望日本朋友能看到这点.骂他几句,应该吧?当然,我们主要批评自己不争气的汉奸分子)
“北光丸”哪儿去了？难道丢下自己跑了？汪陈夫妻俩终于体会到丧家犬的滋味。绝对不能没有主子啊。
吃不了苦，又怕失去靠山的汪精卫再也顾不得面子，急电向日本“北光丸”号呼援。日本“北光丸”号的船主是什麽人？。
日本“北光丸”号的临时船主是影佐祯昭。影佐祯昭是日本军部间谍，间谍就是偷骗抢杀﹑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从事偷骗抢杀﹑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影佐祯昭当然是贼，而且是大贼。另一个船主是犬养健。犬养是间谍，更是贼。和他的尊名大姓一样，犬养是下贱的蠈。
那“北光丸”号是什么船呢？
“北光丸”号此时一不载货贸易，二不拉网捕鱼，三不救援打捞。而是载着两个巨贼鬼鬼祟祟地在海上游荡。那“北光丸”号正就是贼船了。汪副总裁精卫此时在迫切地呼唤贼船，急切希望登上大倭国的蠈船。
4月30日在汕头海面，汪精卫、陈璧君一行爬上日本特务头子影佐、犬养的“北光丸”船。上了大日本帝国的贼船。
丧家犬上了犬养的贼船，丧家犬有了东家。
汪精卫、陈璧君经历大风大浪的考验之后。实现了与大倭国 “同舟共济”了。在“北光丸”上，影佐、今井武夫和汪精卫屡次会谈。汪向日本人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宏伟蓝图:
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一般国民证实抗战是没有意义的。
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
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汪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
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5月2日，当“北光丸”抵台湾基隆港时， 汪精卫看到龙云发表的复函中指出:
蒙手赐复书3月30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例云云。展诵回环，弥得诧骇，举一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赐书，则欲之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等何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
龙云义正辞严。汪精卫挨了当头一棒。
1939年5月6日，“北光丸”驶抵上海虬江码头，8日，汪精卫离“北光丸”上岸，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重光堂”。
第四章 “铁血军”破门除奸
一 王天木探望刘戈青
1938年底，原军统华北区长王天木出任上海区长。而代理了个把月上海区代理区长的赵理君为副区长。赵理君原本就只作一种准备：总局座戴老板及早把自己转正，把'代理’两字去掉。在他看来,这军统上海区区长这宝座本就非他赵理君莫属。
不料，这半路还果然杀出个程咬金，新来个'赤佬’叫王天木，抢去了区长这宝座，让赵理君屈身为副区长兼行动组组长。王天木是个狠角色，这点赵理君早有所闻，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王天木横刀夺爱，搅了自己的好梦。到嘴的肥肉岂能白白落到别人的口里!
当然王天木到上海，却非取决于王天木自己的意愿，而是戴笠的决定。军统上海区是军统重镇，当然需要老辣的王天木来掌管，而赵理君则不是上海这种地方纵管全局的理想人物。
王天木初来乍到，自然放下架子，主动与副区长勾通。其实，这凶残老辣的谍报头目也有随和的一面，就是这双重的性格，王天木还挺善于调动手下替自己卖命。他以往的成功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可赵理君却死活不卖账。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王天木遇赵理君，是生铁碰石头，硬碰硬，脆对脆。一碰就崩。
赵理君不甘心也不服气。他要摆BOSS做给旁人看，气气王天木：他公开叫来几个心腹，矶矶咕咕地议论一番。到后哈哈大笑:
我要是当了区长，绝不会亏待你们的。
转眼王天木上任两月有余，他觉得处处都不顺心。
新官上任三把火，王天木原本打算一到上海就干成几件大事，树立自己的权威，也报答戴笠对自己的关照。不想几次行动都无功而果，不是消息不准，就是走漏了风声。凭直觉，他知道是赵理君在暗中搞鬼。但自己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不敢冒然与赵理君这个地头蛇拉开面子。这如何是好?
法租界内某处,王天木正在办公室冥思苦想之际，军统上海区人事组长陈明楚敲门来了。
人事组长也算是关键人物，刚到上海的王天木当然不会不加以别笼络，也曾打算提拔重用，本来就提议让陈明楚当上海区的书记长。但因赵理君不赞成而搁置。这风声，不免也流到陈明楚的耳边。本来嘛，人事主管对人事变动的风声总归是首先知道的。
王天木客气地招呼请进。
王天木虽心狠手辣，但对部下或对普通人说话口气还是相当和善的。特别他初来乍到，缺乏人脉﹑根基不稳，所以特别小心，对下属也比较客气。这点他与赵理君的居功自傲、蛮横霸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闲着无事，想和您聊聊。当然，您如果忙的话，我就不打搅了。
陈明楚站在门口，做出随时退出的架势。
王天木忙招呼陈明楚进门坐下。
能多了解一些情况，当然是好事，王天木还真的没有任何架子，亲手给陈明楚泡茶。
陈明楚坐下，彼此说了几句闲话。
以下他们彼此之间究竟说点什么，外人很难知道。
似乎是陈明楚表示关心领导，而王区长却不断叹气。
后来他们停了讲话，而是陈明楚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字。
二人看了相互点点头。
有人说，陈明楚用手指蘸水，在桌面上写的是'赵’字。凭这，后来人认为他俩谈到了赵理君。
在他们继续议论一阵后，一同起身外出。陈明楚在前头带路，王天木在后面跟着。
他们走进上海旧式里弄。那地方又偏僻又狭窄。陈明楚和王天木七弯八拐，好不容易才到一家门前。陈明楚先是敲门，里面没有响应。又敲了几声，还是没有动静。于是他轻轻推了推门，门居然就开了。怎么连门都不锁呀? 陈明楚和王天木带着疑问推门进了房间。
陈明楚先是敲门，里面没有响应。又敲了几声，还是没有动静。于是他轻轻推了推门，门居然就开了。怎么连门都不锁呀? 陈明楚和王天木带着疑问推门进了房间。
刚刚踏进房门立定未稳，王天木忽然觉得身后一阵微风，仿佛又人影一晃。凭着多年特工的经验，王天木知道此人身手不凡，赶忙伸手掏枪，侧身回头。只见一个赤着上身的年轻人悄无声息地站在身后。
陈明楚见是刘戈青，就责怪:
小兄弟，别这么神经好不好，人吓人要吓死人的。
王天木上下打量了那人几眼。只见他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中等个，身体偏瘦，胸前隆起一块块肌肉，说明他体质好。再往脸上瞧，见他生得浓眉大眼，二目有神，显得精明强干，不觉好感顿生。
陈明楚忙介绍：
刘老弟，王区长是特意看你来了。
这个被陈明楚称为刘老弟的人名叫刘戈青。是军统上海区的一名年青特务。刚从戴笠在湖南办的临澧训练班出来而安排到军统上海区。猜得出来，刚才陈明楚与王天木在办公室议论的人和事，一定与刘戈青有关，所以陈明楚带王天木上门访问了。
刘戈青在会议见过王区长，但没有打过交道，今天区长亲自登门探望自己，他颇感意外。前任区长是周伟龙, 周伟龙根本不把他们这些刚从特训班毕业的学生放在眼里，总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没想到，这位新区长竟然亲自登门来看望自己。
他忽然感到自己失礼了,一边拿过衣服往身上套.一边忙不迭地招呼区长请坐。
此时已经入冬,上海虽说冬天里也偶有几天不太冷。但不致于可以热得'打赤膊’。
看着有点慌乱的刘戈青，王天木为了缓和气氛，拉近与刘戈青的距离，就咧开嘴笑了笑,开起了玩笑:
刘老弟啊，这么冷的天还赤膊光着膀子，莫非是金屋藏娇，让我们搅了好事不成?
刘戈青红着脸，一个劲儿地摆手解释，说是刚才练了几趟拳脚出了一身汗，热的。
看到刘戈青的冏态，王天木不禁乐了，拍着刘戈青的肩膀笑着:
哈哈，刘老弟，你别紧张呀，刚才是开玩笑，别介意。
这一说一笑，刘戈青自然起来。发觉这王区长平易近人，毫无官长的架子。跟前面的周伟龙、赵理君可谓天壤之别。
这王天木为何如此重视刘戈青？原来因自己身边无人可支配。正因为这点，他有如虎落平原被犬欺。他这几个月受赵理君的气真受够了。还巧，这人事组长陈明楚还挺理解领导的心情，出面向区长大人推荐刘戈青。本来一听，刘戈青是行动组的，行动组还不全是赵理君的人马？王天木心就凉了一截。但细听陈明楚的一番介绍，王天木不觉眼睛一亮。他急于想见到这个刘戈青。王天木深知,搞特务，搞除奸，不在于人多，而只求兵精。只要有合适人选，凭自己的老谋深算和诡计多端，加上血气方刚却有有勇有谋的刘戈青，必能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干出一番大事来。
当下，王天木急着要拜访刘戈青。
陈明楚忙表示不必劳区长大驾，自己去唤他来就是。
王天木执意要亲访。于是陈明楚前头领路。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王天木觉得不宜深谈，闲聊了一会儿无关紧要的话题就走了。
过了几天，由陈明楚出面，王天木在饭店宴请刘戈青。
从此，王天木、陈明楚和刘戈青逐步加深来往。究竟，这王天木是老江湖，阅人无数，待人不少。江湖义气一类自然十分讲究。这陈明楚长久经营人事关系，最善于见风使舵，讨人所好。而刘戈青年纪轻轻，涉世不深，头脑相对单纯简单。加上长久被周伟龙和赵理君长期冷落，如今能遇到王天木、陈明楚这样的长官对自己以兄弟相称，实乃难得。于是他们关系愈加密切，几成同党。
二 刘戈青投身军统
刘戈青出生在福建厦门，原本不是军统的特务。至于他如何变成军统特务，这还得从头说起。
1935年，刘戈青在上海从国立暨南大学大学毕业。当时，他漳州老家的一块耕地发现了锰矿，于是刘戈青出面请原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出面，集合了十几个同学，在爱多亚路中汇大楼四楼开办“国兴矿业公司”筹备处。这爱多亚路就是延安路，这中汇大楼如今还是中汇大楼大楼，原是上海大亨杜月笙杜大官人的产业。取名'国兴矿业公司’，因为刘戈青本名刘国兴（在南方的许多方言中，“国兴”与“戈青”发音十分接近）。想起军统的另一个人来，那人叫陈恭澍，他与刘戈青老家同在漳州，可算是个同乡。
一天晚上，刘戈青父亲的另外一个朋友孙祥夫约他在杨虎公馆见面，商谈开矿事宜。当时杨虎不在家，孙祥夫也未到，刘戈青只好在客厅等候。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也是来找杨虎办事的。那人仔细打量了刘戈青，继而和刘戈青攀谈起来。刘戈青礼貌对答，内心却觉得此人非常讨厌，第一次见面，就刨根问底步步紧逼，还歪着个头，啰里啰嗦地问个不停。正好孙祥夫电话来，说自己喝醉了，谈事情改在明天。刘戈青借机告辞。这杨虎和孙祥夫显然是'设局欺骗’刘戈青。只是这刘戈青一无所知。
第二天，刘戈青又去杨虎家，杨虎告诉他昨天那个中年男人是戴雨农。刚出校门的刘戈青对此人一无所知。杨虎告诉他，戴雨农戴笠是蒋委员长的亲信、得力干部。原来，戴笠看上了刘戈青，所以才不厌其烦地仔细盘问。杨虎劝刘戈青为戴笠工作，刘戈青本不愿意，因为他的开矿事业才刚刚开始。杨虎夫妻又说了一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毕竟杨虎是自己的父辈，刘戈青答应了。其实，由于日本不断加剧侵华战争，此时酝酿在福建开矿是不现实的，杨虎和孙祥夫显然对开矿不感兴。而此时动员刘戈青参与抗战，也符合当时的形势。
刘戈青就这样由杨虎推荐加入了军统。
刘戈青的父亲刘建寅，不是寻常人。老刘家世代居住台湾省云林县。台湾被割让时，老刘聚众起义反抗侵略，与日本军警战斗中，被日军刺六刀，还能毙伤敌人逃出。他大难不死，渡海逃到厦门。因为痛恨满清政府割让台湾，他们占山对抗朝廷，暗中联络革命党人反清。从大清闽浙总督到道台﹑知县无不对此十分头痛，耍了镇压和招抚两手。刘建寅山寨中就有两个兄弟被招安'做了宋江﹑卢俊义’。而刘建寅拒不投降，并改名为刘汉臣。改名'汉臣’，表明自己是'汉鞑不两立’。大清朝廷并力追剿，刘汉臣被迫到处躲藏。后来厦门的安溪茶商李福连帮助刘汉臣藏匿，还把女儿许配给他。辛亥革命，刘汉臣参与漳州光复。民国成立，刘汉臣做了中华民国民军第七混成旅旅长。是年，小刘出生。刘汉臣给他取名刘国兴。
老刘念念不忘国仇家恨，从小就教刘戈青学文习武，强身健体，立志报效祖国。并讲述自身经历，讲述台湾沦陷，人民当亡国奴的痛苦。可以说，刘戈青从小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自然,这杨虎和孙祥夫就是父亲老刘的朋友。
刘戈青后来考进暨南大学。说起来，这暨南大学就是如今广东省的那个暨南大学。原本是在南京开办，但绝大多数时间，暨南大学设在上海。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学习苏联老大哥，大学搞院系调整，暨南大学才搬迁广东省的。
刘戈青加入军统后。1938年到军统在湖南省办的'临澧训练班’。刘戈青是'临澧训练班’的技术尖子。
上海沦陷后，戴笠撤到武汉，要把刘戈青带到军统总部。但刘戈青坚决要求留在最前线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上海也的确需要一批精明强干之士，便依从了他。
但不想刘戈青以为自己在上海所遇非人。顶头上司赵理君骄横跋扈，刘戈青又不愿趋炎附势，一直不被重用。刘戈青处于苦恼之中。
当然，这刘戈青是官二代，也是富二代。周伟龙和赵理君表面冷落他，是因为刘戈青身后杨森.孙祥夫和戴笠的这种背景。怕他出了'万一’。更想因'冷落’而迫使刘戈青改变主意，趁早回总部去。这点苦心，思想单纯的刘戈青是无法理解的。
三 醉激戈青
原本，王天木还想等待一些时机，再向刘戈青交底，把打算和盘托出。那知，春节前夕，发生变化。一封电报打乱了王天木的计划，戴笠电令，让他马上去香港述职。
因汪精卫叛逃河内并发艳电以公开宣告叛国投敌，诱发了重大国内危机，戴笠被迫集中精力应对，亲自在香港设立机构专心应对。没想戴笠居然分心来过问上海的事。
是啊，王天木到上海已有好几个月了，没干成一件像样的事。王自己也感觉不是味道了。这次述职肯定没好事。弄得不好，这个区长的位子就要易人了。
王天木想到这，不由得恼起赵理君来。赵理君真不是东西，许多事就坏在他手里，还要倒过来向香港的戴老板打'小报告’！
怎么才能躲过这一遭呢? 王天木想到刘戈青。
当天晚上，王天木请刘戈青和陈明楚下馆子，说是话别。
酒至半酣，王天木借酒诉苦。说自己到上海后，一事无成。惟独有幸结识刘戈青，算是他平生最大的安慰。讲到马上要去香港述职，他神情不无沮丧。
老弟，明天我就要去香港述职了。说句心里话，哥哥我真不想去，这一去，你我兄弟恐怕就再难相见了。
刘戈青不以为然:
大哥，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不就是述职嘛，例行公事啊。
王天木摇头叹气。
旁边的陈明楚开始'拷边’。他说刘戈青太年轻单纯，看不出里面的门道。
陈明楚说是赵理君一直想当区长。以为是王天木大哥来，抢了他的位子。于是赵理君把王天木大大哥看作眼中钉，处处作对，下绊子暗算人，搞得王天木寸功未立。
陈明楚还说：
你想想，戴先生派大哥来上海，是来享福的吗?不，是为了抗日大业。如果不除掉几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大哥怎么向戴先生交代，戴先生又怎么会放过大哥呢?
这番话说得刘戈青不由得心中发急，一下不知说什么才好。大家沉默了一阵。
看着王天木在喝闷酒，刘戈青起身宽慰:
不如这样吧，我替你干一两件漂亮的工作，给你壮壮行色，见了戴先生，也好有所交代。即使不被表扬呢，去了也不至于挨训。
王天木就等刘戈青开这口。
刘戈青坚持留在上海，本来就立志要锄奸救国，以往是空有一片爱国激情而被官僚主义的周伟龙和赵理君埋没。区长能同意自己出手杀几个汉奸，是给自己立功报国的机会。再说，自己一旦立了功，也能减轻王大哥的压力，何乐不为？想到这，他慷慨举杯:
士为知己者死，有所不辞！
一饮而尽。
王天木放下了心。
可是又面临一个问题。上海的汉奸成百上千，该拿哪个动手?弄小的，引不起轰动，老板也看不上，于己无益。而挑太大的，又过于冒险，万一失手造成损失，对自己则更为不利。
刘戈青仿佛看透了王天木的心思:
不干则已，干就干个大的，就拿陈箓下手。
陈箓原籍福建闽侯。1891年进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赴法国的大学留学法律。因翻译《法国民法》成名。开头算是个有点新思想的人物。归国后步步高升，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代总长等。陈箓还曾在驻法公使任上和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陈毅，李立三等打过交道。多年后陈毅等人还记得他这个"顽固反动的封建官僚"。
陈曾经对日交涉过中国海军进驻黑龙江问题。当时的中国海军特遣舰队由陈世英舰长带四艘军舰驻黑龙江口庙街（庙街即俄称为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港口城市，北洋海军的特派舰队司令林建章驻海参崴）。日本方面指责庙街的中国的舰长把舰炮送给当地红军，造成日军被打败，还指控中国的舰长虐待日本士兵，把日本士兵塞军舰的冷冻室冻死。交涉中，陈箓态度妥协退让，同意把中国的舰长调回国处理。当时国人普遍赞扬这些北洋海军，而对陈箓表示不满。
抗战爆发时陈箓已经退休，但他不甘寂寞。1938年，梁鸿志在南京组织伪政权维新政府时，陈箓落水当汉奸，出任其外交部长，汉奸排序仅次于梁鸿志。同时还与北平的王克敏敌伪组织关系密切，故被任命为南北两府的外交总长，是联络南北敌伪组织的重要人物，算得上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大汉奸。
王天木略犹豫一下：能除掉这种大汉奸，当然是最好不过。只是难度大了些。
大哥放心，我一定会为你争脸的。只是枪支太少，我埋在地下的那三支枪恐怕早已锈得不能用了。
刘戈青认真地说。
枪支不成问题，我让林之江给你准备。如果能干掉陈箓，必定大振民心士气，增强全民抗日的信心。来，兄弟，大哥先敬你一杯。
王天木举杯敬酒。
刘戈青双手捧杯，信誓旦旦地说:
大哥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完成任务，铲除陈箓这个大汉奸。
两人碰杯后，一饮而尽。
当天晚上，王天木特意向管理枪械的林之江交待，让他给刘戈青准备几支好枪，以备其执行特殊任务时用，林之江满口答应下来。第二天，王天木乘船离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赴香港述职去了。
让林之江提供枪，本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一件事。周伟龙接替戴笠出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时，林之江也兼任过忠义救国军的支队长，杜月笙管家认得他，还因此喊他为'司令’。叫他弄些枪，根本没问题。去年3月，林之江毙杀周凤歧，就动用十多条枪。事后不损一人一枪。同时，林之江与赵理君虽同是黄埔同学，但似乎并非情投意合。赵理君贪权而林之江谋财。一年之前，赵理君与林之江也是'脚碰脚’的行动组长，要说功劳，两人也彼此彼此。如今赵理君那末狠，林之江也不十分信服。所以，对王天木，林之江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敌意。反正，在王天木看来，林之江好象比较配合。
四 说一不二
刘戈青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找来几个临澧特训班的老同学，共同密谋策划。先是调查陈箓的动向。
大家觉着在外面除掉陈箓的可能性太小，因为在陈箓多在南京办事，在上海的时间很少。到上海过年，也是居家多外出少。即使外出，陈箓平时出行经常几人穿一样的服装，以迷惑对手，十分难以区分。
所以刘戈青小组成员提议不如直接潜入到陈宅，来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主意拿定，问题又来了，他们谁也没去过陈宅，不熟悉里面的地形，贸然闯入，恐怕行不通。
刘戈青有位朋友叫刘海山，当过公共租界的巡捕，原先是张学良的卫队长，对日本人极仇恨。由于陈箓与张作霖是亲家, 陈箓儿子陈友涛时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他就是张学良的妹夫，所以陈友涛家雇用的保镖都是原张学良警卫,因而刘海山与陈家保镖熟悉，还都是东北老乡。
这东北保镖中有一位在一次保护陈箓儿子陈友涛的枪战中腿部受伤致残，陈家只支付了一点点抚恤金就将他撇在边上，从此停了薪金。此人对陈家的刻薄寡恩深感痛恨，手绘了一张陈宅的平面图，并详细讲解了陈家的基本情况。他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陈箓大年三十晚上一定在家吃团圆饭。还有每年大年初一，他都要领着全家祭祖拜年。刘戈青意识到，这正是自己要寻找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真的要下手的话，那还是危险重重。
上海沦陷后，连连发生除奸活动，许多作恶多端的汉奸死于非命。陈箓自知罪孽深重，平时行动十分小心。
陈公馆在愚园新村25号，据说就离愚园路镇宁路交差口不远,属静安寺闹市区,该地域原本戒备森严:其东北紧靠公共租界意大利警备地区，南边是公共租界英军警备区，同时靠近沪西警察署，距日本土肥原机关的打手李士群﹑丁默邨的特务据点也很近（注意，此时丁﹑李还是直接隶属于日特头目土肥原）。一但响枪，就会引来各处巡捕警察。实施刺杀行动十分不容易。
但刘戈青不动摇。
这次应邀参与行动的几名特工虽然年轻，但都很出色。
刘海山并非军统成员,原本没有把他列入行动小组。刘海山有上海公共租界的经历，租界里消息灵通，又与陈箓家的保镖熟悉，对这次活动肯定十分有帮助。他又是刘戈青的朋友，刘戈青一向对他以大哥相称。开始时，刘戈青只是向他了解一些情况，通过他搞到了陈箓家的房屋布置图。后来因刘海山表示自己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 愿意参与行动,刘戈青才吸收他参加。
参与行动的还有朱山猿﹑平福昌﹑徐国琦﹑谭宝义﹑徐志浩﹑尤品山等,他们都是原临澧特训班的同学，与刘戈青是铁哥们。虽说这些远非老牌特工，但都年轻﹑爱国﹑有血性﹑敢冒险﹑有献身精神。
1939年2月1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
这天上午，陈箓从南京打电话到上海家中，告诉提前回沪的儿子陈友涛，说自己将于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要儿子安排接站。这个消息很快从内线透出来了。刘戈青立即得到消息。据确切的观察报告，陈箓一行人都穿戴同样的驼毛大衣和毡帽到上海火车站，其儿子陈友涛带一群保镖簇拥着他钻进两辆小轿车，快速离去。
陈箓安全回家后，松了一口气，随即招呼家人放鞭炮，吃年夜饭，一番热闹快活。自不在话下。
而这边。经过周密策划，刘戈青等人准备大年初一晚上动手。通知朱山猿﹑刘海山﹑平福昌﹑徐国琦等人，于大年初一下午4点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
1939年2月19日是大年初一。这天下午，刘戈青在沧州饭店提前约刘海山。核对情况。
根据当事人回忆，刘戈青先问：
海山大哥，陈箓家里的情况，不会有变吧？
刘海山说：
昨天，陈箓下午回家，过年祭祖，晚七点吃年饭，忙得很。
两人小声交谈，刘戈青再次仔细询问陈箓家的地形、房间等情形。计划先解决门卫，进大门；然后进厨房；从厨房通客厅的门进客厅。时间以傍晚六七点钟为宜，此时为晚饭之前，仆役们准备晚餐，进进出出，便于行动。
至此，除了刘戈青和刘海山，其他人还不知道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否正是陈箓。
与刘海山交谈后，刘海山去约陈箓家保彪何鹏和赵玉定，让他们从大门到客厅的一路通道的柱子上用白灰划上'X’的符号。
刘戈青让其他人在沧州饭店集中等待，自己和同学朱山猿先到掌管枪械的林之江家去取枪支。当他们风风火火地赶到时，林之江竟然不在家……
五 林之江去哪了
林之江去哪了?
林之江肯定是故意躲开了。王天木指示要他提供枪的事，他本是一口答应。刘戈青马上要枪的事也是定好的。偏偏此时不在，当然有原因。
这原因有两种说法。
一是林之江向赵理君汇报了刘戈青要枪的事。但刘戈青的行动，赵理君一无所知。因赵理君的阻碍，林之江不好向刘戈青交代而躲开。
二是多数后人的看法，林之江已暗中投降日本人，只是此时还没有暴露。他不知道刘戈青要枪干什么，躲起来不给枪最好。既不至于将来被日本人知道后难以交代，也不因直接与刘戈青对抗而暴露自己。都说林之江这人贪财,贪财的人，是很容易因小恩小惠而失足。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军统上海区最先投身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人就是林之江﹑万里浪﹑张劲庐与陈明楚。而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成立就在陈箓被杀之后,林之江﹑万里浪﹑张劲庐就首先出现在76号骨干分子的名单上,但他们具体投76号的日期与投76号的动机，始终是个迷。
刘戈青没见到林之江，便着急地追问他老婆。
他老婆一推三不知。
刘戈青又问:
那林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呢?
她倒过来诉苦，说林之江是三天两头都不着家。
这么重要的事，他竟然不交待一声就走了，分明是故意躲着自己。情急之下，刘戈青掏出仅有的一把手枪，顶在林之江老婆的脑门上，威逼道:
说实话，林之江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林之江的老婆果真吓得脸都黄了，哆哆嗦嗦地说她不知道，而且说林之江一大早就出去了，连午饭都没回来吃。
眼看天色不早，再纠缠下去计划就落空了。刘戈青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开门见山地问枪的下落。
林之江老婆连连摇头，突然又蹦出一句:
我想起来了……
刘戈青心头一喜马上追问，在哪?
林之江老婆改口说是在家里藏了一些子弹。
林之江老婆一阵翻箱倒柜，找出14颗子弹。
刘戈青带着子弹返回家中，又把自己收藏的三支生了锈的手枪取出来，凑合着揣在身上，和朱山猿匆忙赶到沧州饭店，正好是下午4:00整。
这里提到的滄州飯店，清末民初是一家'涉外飯店’。辛亥革命时南北和谈的朝廷代表团就住在那里。它原本建在靜安区中心的南京西路和陕西路交叉路口一带，早已拆除。原址大体就在锦滄文华大酒店一带。单从锦滄文华的名字上看，也打有'滄州’的印迹。
刘戈青带着子弹返回家中，又把自己收藏的三支生了锈的手枪取出来，凑合着揣在身上，和朱山猿匆忙赶到沧州饭店，正好是下午4:00整。
六 伪外长纳命
4:00正，徐国琦，谭宝义两人来到沧州饭店，刘戈青等6人在此等候。8个人围在一个小桌子旁边坐定后，刘戈青分发武器，交代此次行动的任务。
夜幕降临，天上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一阵潮湿和寒冷袭来，颇感凄凉，只有此起彼伏的爆竹声还在提醒着人们，过年了。今天是大年初一，人们都在家过大年，街道上冷清清的，见不到几个行人，巡捕和宪兵也都缩进了岗楼或住房里。过年时候警宪的懈怠,正是刘戈青期盼的良机。
晚7点，雨下得更大了。刘戈青站起来，穿上雨衣。七个人跟在身后，穿过愚园路，快捷地闪进愚园路新村弄堂口，分两边向愚园新村25号大门扑过去。一辆接应的汽车也悄然停在弄堂口外。
此时陈公馆的大门口，一个名叫宋海林的保镖和其他两个保镖聚在岗亭里抽烟避雨取暖。忽然发现两边来人面相不善，心慌意乱。随同行动的刘海山是个行家，立刻从刘戈青手里夺过枪，一个箭步跳到岗亭前，用枪指住三个保镖，不许动。刘戈青跟上前去，下了保镖们的手枪，这时他们才有了四枝可用的手枪。刘海山站在门口扮成警卫。徐志浩、平福昌、朱山猿用布将保镖的口堵上，押进庭院，一边观察，一边监视。刘戈青带领徐国琦、谭宝义、尤品山顺着标志进入厨房。厨房里面正忙得热火朝天，有个保镖在里面和女佣鬼混调情，直到刘戈青的枪指着胸口，才反应过来，乖乖地交枪。其余个个目瞪口呆。刘戈青示意谭宝义，尤品山留下，两人一个挥枪示意众男女靠边让路，不准出声，一个举枪对准监视。刘戈青带领徐国琦迅速从厨房冲进客厅。
此时，客厅里灯光明亮，丰盛的晚餐摆放在大桌上。陈箓夫妇正和来访的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夫妇聊天。徐国琦拔枪照陈箓脸上就打。陈箓见势不妙已先弯腰，正巧闪过了这一枪，滚翻到桌子底下试图逃命。刘戈青靠近射击，打中陈箓，随后又补几枪，由于目标在桌下无法转动，这几枪弹弹见血。陈箓胸部、头部、颈部、腿部多处中弹。事后陈箓还有一息尚存，被匆忙送往医院，未上手术台就气绝毙命。这罗文干也是原北洋政府名人，此时没任敌伪要职，刘戈青对他手下留情了。
刘戈青对伏在地上战战兢兢的人说：
没有你们的事，我们只杀汉奸！
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标语，扔在陈箓身上。上书：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及两句涉及某人万岁的口号。放在了陈箓身上。
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
陈箓儿子陈友涛在楼上，闻枪声出来。陈友涛与张学良交往过，平时骑马打枪，颇有功底。他看到情况不妙，连忙锁住楼梯口的门，防止刺客向楼上冲击，并和保镖一起向楼下连连射击。刘戈青虚张声势还击了三枪，一边和徐国琦，连同陈家两个做"卧底"的保镖何鹏、赵玉定一起贴着墙跟火速撤退。
事后报纸把这情节报道为刺客裹挟保镖逃跑。
眼看杀手出门去，陈友涛连同两个保镖就在楼上窗口朝弄堂出口射击，想封锁刘戈青他们的逃路，还想引来近邻军警和日本特务来救援。
有趣的是由于陈家此前大放鞭炮，尽管此时双方枪声大作，但邻居以为陈家官大气派大，鞭炮放个不停。而警察们更远，当然是都把枪声当作鞭炮声未加注意。
等警察接到陈家报案电话赶到时，连刺客的人影都没有见到。
其实这时，门外的刘海山、徐志浩、平福昌、朱山猿等放开门卫，与刘戈青汇合冲出弄堂。在弄堂口外，停着一辆预约等待的汽车，司机先是听见打枪，就心慌了，接着看见冲出来几个年轻人，非常害怕。想把汽车开走。但见副驾驶位上雇车的人把手放在衣服下，似乎握着手枪，对着他。司机不敢造次。等刘戈青他们上了车，被吓破了胆的司机开着车像喝醉了酒，歪歪斜斜地行驶着。幸好此时路上车少人稀，开出一公里外就到如今的东湖路富民路口，大家下车分散，同时把好坏枪支一律丢弃。把作案的傢伙尽快抛弃于意料不到之处，这是杀手的操作程序，目的是避免被巡捕来个'人证俱获’。反正这些枪本就是陈箓家的。
刘戈青回家，换了一套新年的衣服，直接去了舞厅，挑个不抢眼的台子前坐下，要杯茶，慢慢定下心来。大年初一来跳舞的人还不少。刘戈青本就是是这里的常客，坐着喝一会儿茶，再招呼茶房过来，塞点小费。这茶房见是常客，又常有小费入帐，自然十分周到。就顺便问是否看上适合的舞伴，刘戈青便大声说自己从5点钟等到现在，一个中意陪舞小姐也没有找到，意思是让茶房帮张罗一下。真实目的无非想让别人误以为他一直在舞厅，提供一个自己不在谋杀现场的假象。
当晚，刘戈青尽兴跳了一个通宵的舞。
刘戈青走出舞厅的时候，已是年初二早上。满街叫卖的报纸的声音不绝，竞相刊载陈箓毙命的特大新闻。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标题是：
铁血军破门而入，伪外长即登鬼门
汉奸陈箓夜登鬼录，飞将军从天而降
陈箓死后，日本记者曾迅速赶去，但由于案情影响太大，巡捕封锁现场，记者不允许进入宅第，所以流传下来只有现场外观拍摄的陈箓住宅照片，照片上看到门上划有白色X标志，认定的这些就是指引军统特工潜入的标志。
自从这报道之后，上海有钱的人家，特别留心自己家门口有否特别记号，总担心暗中被别人'鉚牢’，也总对门口偶尔出现的异常记号而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不过，据说自此以后，也的确有地下势力在“目标”活动处留下别人看不懂的符号。所以太平年代，要教育孩子们不要在别人的家门周围乱涂乱画，以免惊扰胆小的人家。
一早醒来，看了上海各报的新闻报道，上海市民无不拍手称快，而大大小小的汉奸个个胆颤心惊。
南京伪维新政府为陈箓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发给陈箓家属10万元抚恤金，沪、宁两地均下半旗。大年初一汉奸政府的葬礼，标志着汉奸们的政治命运不祥的结局。
日本没查到案发时枪手留下的任何真实证据，也没有任何破案线索。仅凭留下的传单上落款“中国青年铁血军”而到处盲目搜捕。中国青年铁血军是陈戈青拍脑袋而随手写上。
不过，上海也真有个叫中国铁血青年团的爱国帮会机构，被日本人发觉而遭逮捕。但的确与陈箓被刺案毫无关系。
陈箓死数月后，刘戈青八人小组中的谭宝义和平福昌又参与了策划刺杀汪精卫，不幸事泄，1939年 6月29日被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逮捕。经过5个月的审讯，由于日本宪兵的介入严刑拷打，平、谭两人于1939年11月8日终于承认刺杀陈箓的情形，当天即被引渡给日本宪兵队，最后遇害。各报于11月9日再次竞相刊登新闻，陈箓被刺案的详情才大白于天下。这时后面会补充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负责枪械的军统变节特务林之江躲避不肯给枪。刘戈青行动时，突然发现无枪可用。仅凭一支手枪及14发子弹，另外挖出三支长期埋藏在地下多年的锈枪，还不知能否使用。这种情况依然出色完成了刺杀任务，堪称经典。
今日内容较少。就讲到这。
因刺杀陈籙，激起土肥原建立汉奸特务机构来对付中国地下特工的念头，明日开始逐渐牵涉到有关76号的内容。
第五章 极司菲尔路76号
一 司令级的军统杀手
1939年2月下旬,陈戈青和他的小组到香港受奖,而王天木正离开香港回上海。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会面。王天木到上海时身份已变成军统直属通讯员，而上海区长仍归赵理君代理。王天木除了直属副官马河图等人外，没有其他可直接指挥的人马。唯有陈明楚还不时来与王天木私下叽咕点赵理君和上海区的事。
此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继续留在上海。他知道，因为在策反唐绍仪和吴佩孚的失败，他在中国拼凑统一的傀儡伪政府以取代重庆蒋政府进而实现以华制华的计划已告失败。他该离开上海了。不过，在离开上海之前，他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特务机构，镇压中国人的反抗，扼杀中国地下机构针对日伪头目的清除活动。正是这种称为'铁血除奸’的地下反抗运动，数以百计的汉奸特务送了命。使得日伪人员个个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由于唐绍仪被刺，正是直接造成他土肥原计划失败的重要因素。而大年初一大汉奸陈箓之死，更是触目惊心。针对中国军民的除奸活动，日本侵略军，宪兵警察毫无作用，日本在沪的特务机构，也是两眼一抹空，不知如何应付。土肥原贤二觉得这正是自己必须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
上海地下有组织的除奸异常活跃。其主力究竟来自何方？
总的说来，不外乎党政军民这四种。具体地说来，就是党部﹑中统﹑军统和民间的帮会。党部﹑中统是一家,由于内部腐败及官僚习气严重，党部和中统的作用远不及军统﹑帮会及他们的混合机构。早期的'除奸’活动，大都是军统，及其军统与帮会的混合机构，还有一些爱国青年学生采取的。
实际上联合开展“铁血锄奸”活动的主力是由军统头子戴笠与杜月笙合作组成的。早在1937年813抗战时，杜月笙与军统戴笠本就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 任书记长。'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中还有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方代表张治中及前面提到的杨虎等人，连后来76号特务的汪曼云当时也是该会少将参议。'苏浙行动委员会’下由戴笠任第一任总指挥，而杜月笙会众为主力的'忠义救国军’。提到忠义救国军，我们先提一个名叫阮清源的人，他是1937年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后面马上要提到他的故事。在上海沦陷后，'忠义救国军’继续活动在各沦陷区，周伟龙和阮清源先后当过总指挥。
'苏浙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抗战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也遭受严重伤亡，但还继续混杂在民间起作用。在1938年的77事边周年和813抗战周年,上海发生两次全面'大暴动’,那两天，上海各个街区同时发生拦截伏击日军和汉奸,冲击日本机构和日资企业,向日本兵营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攻击日军用船只等等,引起全世界关注。此后，毙杀汉奸的枪声此起彼落。这就是以党政军民这四种为基干力量的暴动。前面提到的赵理君，两次都是第一突击队的队长。
军统在上海的机构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就是周伟龙，周伟龙又称周道三。为协调对日斗争，杜月笙与戴笠两家联手成立 “上海行动小组”。杜月笙向戴笠推荐自己得意门生陈默为负责人。陈默在军校高校班受过训，抗战之前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杨虎手下当稽察处经济组长。他精明强干，是杜月笙的左膀右臂。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后，带领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骨干分子协作，开展制裁敌伪的工作。
一起未遂的刺杀伪江苏省长陈则民案，正体现了军统戴笠与帮会杜月笙的在'除奸’上的合作。
一起未遂的刺杀伪江苏省长陈则民案，正体现了军统戴笠与帮会杜月笙的在'除奸’上的合作。
陈则民日本留学回上海以律师为业。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曾经与陈则民是同学。因这层关系，经松井石根引诱拉拢，陈则民终于丧失人格决成了汉奸。他先做了苏州维持会的会长，随后又在梁鸿志的伪“维新政府”里做了江苏省伪省长。因梁鸿志伪维新政府在首都南京，江苏省省会设在苏州。
1938年1月，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阮清源，探得知消息：
陈则民来上海准备与日本驻上海宪兵司令部进行交易。却因怕被熟人发觉，不敢明目张胆住在自己家里，而在沧州饭店开了房间。这沧州饭店，我们在刘戈青刺杀陈箓时提到过。
阮清源于是决定亲手对陈则民来个'定点清除’，于是带着助手刘某来到沧州饭店，挑选与陈则民相邻的房间开房，伺机行动。
但是动手前一天晚上，阮的助手刘某却向巡捕房告密，出卖了阮清源。
1938年1月21日，阮清源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这是上海沦陷后，军统人员第一次被捕。从这里开始，我们会看到一个情况：不少司令级或将军级的军统头目，往往是亲自握枪去执行刺杀任务的。这点，我们以后不必惊奇。这就象军长师长级飞行员驾机参与空中决斗一样，该是一件平常事。由于这阮清源是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属于高级特工，所以军统上海区认为，阮清源被捕，可能牵连面很大。一时间，军统上海区人人自危，风声鹤唳。阮清源被关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除了接受上海特区法院的审讯外，大多数华人巡捕都尊敬他是抗日志士，比较优待。我们注意：这上海特区法院就是1927年1月上海爱国的商界领袖人物赵晋卿等出面回收原租界的'会审公廨’后，中国当局设在租界行使中国法律的法院。
一天夜里，一位华捕探长靠近阮清源，低声说明自己是杜先生的人，问他认不认识王兆槐？这王兆槐是原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长，是军统重要头目，还是杜月笙的门徒，当然是阮清源的熟人。但此时阮清源真实身份并未暴露，而且交谈对方是探长，在这种场合，阮清源故意摇头不语。探长又问他需要帮什么忙？阮清源于是要了一张纸，写下：
粉身碎骨，决不牵连组织。
托探长带出去，交给刘方雄。前面说过，刘方雄那时是军统上海区书记，当然这'书记’是相当于如今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是刘伟龙的属下而不是与刘伟龙脚碰脚的'一字并肩王’。那年代的书记不象如今书记那么威武。
刘方雄收到纸条，军统上海区的众特工才安下心来。
戴笠知道阮清源被捕，指示军统上海区全力营救。
因为阮清源是个司令级的人物，又是上海沦陷后，第一个因刺杀汉奸被捕的军统特工 ，所以也惊动了蒋介石。以至老蒋也密令司法部，由司法部命令江苏高等法院责成上海特区法院（设在租界），早日替阮清源开脱。
谁知道，阮清源在被捕时使用的是假名“方新”。特区法院调遍档案，也无法找到阮清源这个人，更不知道这“方新”就是阮清源，于是只好作罢。
巡捕房起了阮清源三个罪名：私藏军械，杀人未遂和危害公共安全。
阮清源自己毕业于警官学校，又干过警察局长，因此对法律很熟悉。于是，阮清源要求法院拒绝受理 '杀人未遂’这项起诉。
阮清源宣称自己与陈则民互不认识，更无私仇，无杀人动机，更没有杀人行为。阮清源提出，'杀人未遂’的指控，起码要'被杀’方陈则民亲自来法廷，与自己当面辨认真假后，法院才能受理。
这要求十分合情合理，总不能原被告之间既不认识，又不知彼此之间有何瓜葛的情况下，就提出对被告的诉讼。
在苏州忙着做伪省长的陈则民自然不会到庭。陈则民明白，一个汉奸进出由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法院该冒多大的风险。他也的确不知道被告“方新”到底是何方神圣（别提其他人，阮清源自己也没预设好 “方新”该是什么身份）。于是上海特区法院最后驳回'杀人未遂’这项起诉，仅以'私藏军械’和'危害公共’安全两项，按最低量刑判阮清源两个月徒刑。
由于从被捕到最后审决已经是历时两个月，阮清源与无罪释放并没有两样。
阮清源本身就是军统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双重身份的人物，租界巡捕房中杜月笙门下的巡捕就积极参与掩护和营救。加上上海特区法院的审判权掌握在抗日政府手中，法官也由重庆方面委派。所以阮清源安然脱险。
阮清源回游击队。一度出任过国民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后来出任苏浙行动总队长及淞沪区总指挥等职，坚持了八年游击战。
1945年阮清源、毛森、刘方雄等带队进入上海，接收日伪特务机构。
而陈则民在1946年没有逃脱阮清源等人的逮捕，他以汉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51年病死于苏州监狱。
后面这几句话,被众人反复引用,可能读者见了又见,但全文又少不了...硬着头皮归纳整理一下贴出来吧.
二 陈默与上海行动小组
上海行动小组的除奸活动是从制止日本人拼凑汉奸组织“上海市民协会”开始的，第一个因上海市民协会而被军统制裁的就是上海闻人陆伯鸿。陆伯鸿生于1875年，上海南市人，是上海实业家和慈善家。上海沦陷之后，日本人的烧杀抢掠制造了严重的难民问题。按日内瓦公约规定，日本占领军有全部义务解决留在被占领区的难民问题。可是，陆伯鸿为解决日本占领军侵略上海而造成的难民问题，利用中国人的捐款来替消弥日本人的罪过。他主动和日军接触，同意就任伪上海市民协会会长，代替日本人维持南市地方秩序，成了实际上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南市的傀儡。经爱国人士多方劝说无效后，为警告商界成员不要参与伪上海市民协会，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法租界吕班路家门口，被装拌成水果小贩的军统特工枪杀。吕班路就是现卢弯区的重庆路。
第二个被上海行动小组枪杀的是拟任伪上海两特区法院的汉奸院长的职务的范罡。
范罡是著名的“强盗律师”，他当律师十多年来，是专门为强盗作无罪辩护的，为此捞得许多钱财。但这不是他致死的原因。死因则是他要当日军控制下的伪上海特区法院的汉奸院长。
1938年1月14日，范罡走出威海卫路155弄20号他家门口，他猝不及防，迎面就飞来一颗枪弹，当即倒地毙命。次日各报登载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这是为陈默接手后策划的第一件得意之作。杜府大管家万墨林重赏枪手数千块大洋。
为彻底摧毁伪“上海市民协会”机构，陈默的行动小组没有放过对市民协会其他成员的狙击，1938年6月10日早上8时，行动小组的第一组，凭两把手枪，按照片和汽车牌照号码，伏击伪市民协会委员尤菊荪,开枪打死了尤菊荪的俄国保镖，打伤了尤菊荪.但是行动的两个成员，一人被捕，一人牺牲。伪上海市民协会另外一名委员杨福源也毙命。几天后的6月25日，预备接任市民协会会长的粮商顾磬一在天主教路永大粮行门口被杀身亡。由于惊吓，那些当市民协会委员的荣宗敬和姚慕莲分别去了香港和大连，其他人则登报声明与上海伪市民协会脱离关系，上海伪市民协会实际解体。
可叹的是这个顾馨一，辛亥革命那年，他与李平书﹑穆湘瑶﹑李显漠一起组织上海商团起义，推翻满清政权，还当了上海第一届市民政府的副市长。那尤菊荪也就是著名的安利洋行买办尤葛民的儿子，受过很好的教育，历任瑞生,安利洋行的华方经理。尤菊荪受伏击后依然与汉奸分子来往，他成立“东南贸易公司”自当总经理，在日本特务中岛的监督下，与“国统区”交换物资牟利。
1938年10月17日，文化汉奸余大雄，被人用斧头砍死在新亚饭店的浴缸里。他因躲在新亚酒店内当日本翻译。
日伪要人被刺与陈默的行动小组有关的还有：
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和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检查处处长范耆生。
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日本人中本达雄。
随后，郑月波与“黄道会”会长周树人又陆续被刺。
被执行死刑的"黄道会"头目胡立夫
补发
随后，郑月波与“黄道会”会长周树人又陆续被刺。
“黄道会” 是由日军特务部一手策划建立的的汉奸恐怖组织，专门从事屠杀无辜平民和抗日志士，以其手段极端残忍而臭名昭著。它可算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日伪特工机构76号的前一个孽胎兄长。对于这个机构，我们有必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1938年2月，日军特务部联络员许斐、日本浪人高桥井上出面组织黄道会，以常玉清为会长，总部设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
常玉清原系青帮通字辈人物，号称“江北杜月笙”。他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前科累累。曾因私贩军火鸦片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判刑。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在日军的授意下，常玉清伙同汉奸胡立夫成立傀儡组织“上海北区市民维持会”。立即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逃亡日本，同伙胡立夫被政府逮捕枪决。
黄道会成立后，常玉清在上海新雅饭店6楼设有办公场所，这实际上就是杀人机关。黄道会员有许多是川岛芳子骗来的苏北地区的小青年。他们按“杀人业绩”来分等。普通成员分成三等：三等会员，每月支薪三十元，其后奉令杀一人成功，立即提升二等会员，每月多拿钱。同样以杀人成功为多拿钱和升到一级的条件。
被害人被黄道会捉拿后，可以不加 '审问’而杀掉。如果要加 '审问’的话，也不论'审问’结果如何，审完立即用白布蒙头盖脸，拖至浴室，杀于浴盆之中，再以自来水冲去血渍，手段至为残忍。被害者的尸体被肢解后，在半夜时分运到野外扔掉。
驻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日本黑龙会上海分会会长楠本实隆给予黄道会大量经济、装备方面的援助。在日军的支持下，黄道会成员在租界进行了一系列暗杀、绑架、投弹等恐怖活动。租界巡捕房当局也对黄道会进行调查取证，然后予以打击。据租界巡捕房调查，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至少有17件恐怖活动可以肯定为黄道会所为。
据租界巡捕房的调查记录，黄道会进行恐怖活动中，属于投弹破坏的有：
1938年2月10日下午和3月下旬，黄道会两次投弹炸《文汇报》；此外边还有中国旅行社大楼投弹案；震旦大学投弹案；沪东无线电台投弹案；爱文义路呼号为X.M.H.C的无线电台投弹案；晨导报社投弹案；向中央储蓄会投弹案；浙江路和九江路口人群投弹案；南京路国货公司投弹案；阴谋向上海中学投弹案；大陆无线电台投弹案；谋划向迪化路中国小学投弹等。
属于绑架勒索赎金的是：绑架米行老板韦伯成。
属于暗杀的是：1938年2月16日暗杀《社会日报》主笔蔡钓徒。
黄道会党徒把蔡钓徒的人头挂在了薛华立路12号的电线杆上，留下标语，说是抗日者的下场，制造残忍和恐怖气氛；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暗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谋杀戴泳；其中谋杀邓本瀛将军和上海中学校长苏颖杰未遂。
港版《申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报道一起恐怖案的肇事者就怀疑是黄道会所为。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沪难民被敌诱杀制造恐怖空气法租界人头案己得线索（标题）
（汉口一日电）沪讯：沪法租界最近发生人头案七起，兹经某难民收容所主任认明，其中两颗系该所难民之头颅，闻此辈被杀之难民，系由恐怖党人骗往南市，伪可介绍工作，迫抵目的地，即被处死，然后将首级砍下，抛弃法租界内，并将手臂手指等分送新闻界中之抗日分子，以造成恐怖空气云。
黄道会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的事，更是令人发指，引起全上海的公怒。从被捕凶犯的供词，公共租界巡捕房确认，暴徒是黄道会的。
这事，我们还可以引《申报》（汉口版）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８日报道为证：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被刺拒绝附逆竟遭毒手伤重逝世明日大殓（按：标题）
（香港七日电）沪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七日上午在静安寺路小沙渡路转角处公共汽车站时，突有人向其开枪，弹中刘氏头部，伤势颇重，当即送往医院救治，凶手呜枪后逃逸，岗捕立即开枪追捕，亦有二人受伤，一轻一重。
查在三周前，曾有人向刘送水果一筐，并附一函，署名者系刘之友人，但已死二年矣。刘氏收之，遂将水果送付化验，内果含有毒质。
该报还继续引来自路透社和合众社的电讯来证实这事件：
（上海七日中央社路透电）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今晨被人开枪狙击，送医院后，即因伤逝世。
（上海七日中央社合众电）刘湛恩遇刺案，凶手共有三人，其一已力巡捕击毙，其一被捕，另一则逃逸无踪，当时受伤者，有行路者二人，英捕维德亦受轻伤。刘之尸体将于九日大殓，沪江大学自今日起，停课三日致哀。
据目睹者谈，当刘偕其幼子在公共汽车站候车时，凶手持枪立于刘后，枪口距刘之脑部仅三寸左右，故第一枪即击中，刘倒地后，凶手伏视，又开一枪，其后即将枪放入袋中，从容走入一弄内，同时有另一凶手前行开道，巡捕追入弄内时，双方即开枪射击，结果一人被击毙，一人被捕。闻数日前伪组织聘刘为伪教育部长被拒绝，故下此毒手。
刘湛恩大义凛然，不愧是中国知识界的骄傲。1938年4月7日晨8时30分，刘湛恩牺牲，时年43岁。
他说：
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
他用自己的血肉身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如今,刘湛恩墓碑立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每年接受上海市民的自觉祭扫。
在中国公众的压力下，租界当局巡捕房通缉常玉清，逮捕了一批黄道会成员，并向怂恿黄道会制造恐怖局面的日本占领军提出抗议。最后，常玉清在上海无法立足，由日军包庇下逃往南京。同时，抗日地下力量也加大对黄道会首恶分子的镇压。
自从这次军统把黄道会后任会长周树人毙杀后，黄道会终于被消灭了。
自从这次军统把黄道会后任会长周树人毙杀后，黄道会终于被消灭了。
一般来说，陈默领导的行动小组把力量集中在对日本占领军及附属汉奸机构进行袭击﹑搔扰，灵活机动地找机会，看准了就主动袭击，随时打击日伪势力。而军统上海区则集中力量打击由最上层批准和决定的关键的目标。1938年到1939年夏天，上海地下机构对日伪的打击是十分有效的。
上海的地下除奸的活动，使日伪胆战心惊，被迫实行'戒严’。一份来自伪警察局申报戒严的文件,可看出当时日伪内心的恐惧（下文中的日本人药袋是浦东区警察分局的太上皇）。
伪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呈文（１９３８年８月８日）如下：
呈为呈报事
案据浦东区分局呈称：呈为呈报事。窃于本月三日，准药袋指导员通知：自本日起夜间实施戒严，规定每日下午八时至翌晨五时为戒严时间，请督属切实施行，并即刻布告居民，在戒严时间内禁止外出等由。准此。自应照办，惟事关重要，应随时呈报，只以时间迫促，不遑事先请示，即由职分局缮具布告多张，分贴属境各要道，俾众周知。一面督饬所属官警，并分令各分驻所一体遵照规定时间实施戒严。所有办理情形，理合备文呈报，仰祈钩长鉴核备案。等情。
据此。除指令外，理合据情备文呈报，仰祈鉴核备查。
谨呈督办苏
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局长卢英（卢英印）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八日（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印）
在讲地下抗日武装对敌伪的打击中，我们要提到一位曾是中共党员的袁殊。他历史上也被捕叛变过，后来又主动与地下党接上关系。此时他留在上海，以军统的身份，参与成立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据说，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功。
据统计从１９３7年12月到１９３９年底，陈默领导的行动小组一共制裁了６２名日本人、大汉奸。
在军统上海区的配合指挥下，他们还策划过炸仓库，烧机房等等２２次造成日本人重大损失的事件。甚至袭击和烧坏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号等许多日军作战船只。
讲地下小组抗击日伪的事迹, 我们还可以在上海市长宁区地方志上引出如下一段简短的记载来证实：
民国28年(1939年)
4月16日 游击队在虞姬墩附近吴淞江上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1艘,日军20余人全部丧命。
这吴淞江就是苏州河。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的地点沪西'虞姬墩’ 牵涉到一个上海的老地名，这地名钩出了一个人名，这人名伴随着一段凄美的故事。
虞姬墩的名字使人想起2200年前的绝代佳人虞姬。楚霸王兵败垓下，虞姬在帐前举剑自刎向霸王告别。临死留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千古绝唱。
楚霸王因愧对江东父老，也自刎乌江而没能把自己及虞姬的遗体带回故里，而留在安徽灵壁南的垓下。
苏州河穿过上海市区，舒舒缓缓地向东流淌着。它不仅流淌着上海的变迁，也流淌着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多少年以前，就在苏州河经过的上海县华清乡附近的河面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土墩，当地人称其为虞姬墩。据说，虞姬死后，楚霸王手下的江东子弟，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了虞姬的两个妹妹，姐妹俩听后决心为姐姐报仇，遂举旗起义与刘邦的汉军决战。然而，因势单力薄终于战死在疆场，埋在这个土墩上。
后来，当地人为了纪念两姐妹，也为了纪念虞姬，称其为虞姬墩。虞姬虽没有葬在这里，却在故乡留下以她命名的虞姬墩。虞姬故乡该是原上海县的苏州河边，如今这上海县部分归长宁区，而部分归闵行区。
据史籍载：项羽在公元前的209年，随从叔父项梁起义于吴郡。
吴郡就是江苏的苏州 ，项羽就在此时与虞姬成婚。历史上提到项羽项梁是从会稽到吴郡起兵的，其实不必想象成是从绍兴到苏州，因为那时的上海县地面就属会稽郡。全程穿越上海的苏州河，其这段流域地面就是虞姬和她的两姐妹故土，也就是虞姬的故乡。刘邦统一中国后，因上海的苏州河日日月月潮起潮落，汹涌澎湃，常淹没两岸地面，俗称霸王潮。取名霸王潮的原因一是因为来势凶猛，二是因为项梁和项羽叔侄起兵前曾活动于这一带，故怀疑是楚霸王的亡灵重回故地图复仇而兴风作浪。于是沿苏州河各村镇以战胜过项羽的汉将命名，以镇住霸王潮。至今苏州河边还遗留有彭越浦﹑纪王镇等地名。彭越浦和纪王镇就以汉将彭越和纪信命名的。如今苏州河上段变窄变小，是明清疏浚黄浦江后的事。疏浚后的黄浦江经冲刷变大变宽，苏州河变小，黄浦江最后抢了苏州河的入海水道，取代了苏州河的地位。
岔开主题，说这点闲话，意思是作为霸王遗留的江东子弟的后人，面对如此大好河山落入倭寇之手，实在不服啊。该让更多的日本侵略军死在英雄姐妹的古坟堆前。
(续)
作为霸王遗留的江东子弟的后人，面对如此大好河山落入倭寇之手，实在不服啊。该让更多的日本侵略军死在英雄姐妹的古坟堆前。
讲苏州河击沉日军巡逻艇的事，黄浦江上更有击沉日军炮艇的事。
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驻扎金山。1938年秋，姚杏林部在保卫金山县韩家坞战斗中，与进攻的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激战一昼夜，击毙日寇多人。1939年春，日寇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驻扎该处的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寇死伤数十人。日寇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寇30余人。
日本侵略军和特务在遭受打击之后，往往是盲目应付，毫无明确目标。为了报复上海军民的攻击，日本人就在上海滥杀无辜。上海军民每次行动过后，日军立刻处决一大批无辜的当地中国人。日军的残暴，散播了恐怖气氛，但并不能有效地还击中国人的挑战。
日本人乱捕乱杀的报复，从市区扩展到郊县。日本人因怀疑地下除奸的志士会躲存在郊县，就多次进行搜查而进行烧杀掳掠的报复。据档案馆的资料记载，从1938年起，日军在崇明的沈家镇、庙港、南星镇、新安镇、永安镇、猛将镇、三光庙等地皆有规模不小的扫荡。在上海虹桥机场以西的青浦县东部，沪西苏州河沿岸就屡遭日军疯狂的报复。
民国28年，忆定盘路(今江苏路)、诸安浜、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汪家弄一带经常有爱国志士袭击日本宪兵。同年冬,日军借口该地区出现“恐怖分子”,放火焚烧诸安浜、汪家弄、曹家堰、法华镇一带数百间棚户简屋。公共租界消防队闻讯赶到，被日本宪兵队拦阻，不准救火，棚户简屋尽被熊熊烈火烧毁，2000余难民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老幼妇孺冻饿而死者无数。
但日军残暴的结果与目的相反，疯狂的报复没有征服中国人心，不但招致舆论传媒的猛烈反击，遭致中国人进一步的愤怒和反抗，更使军统的除奸行动更得到平民的支持。
1939年春节汉奸陈箓毙命，日本特务更是恼羞成怒，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任意捕人，随便用刑，使得许多中国人遭灾。
大战犯土肥原早已看出日本的报复招数无法应付上海军民的除奸运动。
他知道，因为在策反唐绍仪和吴佩孚的失败，他在中国拼凑统一的傀儡伪政府以取代重庆蒋政府进而实现以华制华的计划已告失败。而唐绍仪被刺，正是直接造成他土肥原计划失败的重要因素。而大年初一大汉奸陈箓之死，更是触目惊心。针对中国军民的除奸活动，日本侵略军，宪兵警察毫无作用，日本在沪的特务机构，也是两眼一抹空，不知如何应付。他明知道自己该被炒鱿鱼，在上海混不了几天了。但他仍旧忠实地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为大倭帝国站完最后一班岗。他想在离开上海之前，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特务机构，镇压中国人的反抗，扼杀中国地下机构针对日伪头目的清除活动。
土肥原贤二觉得这正是自己必须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
他仍旧搬出“以华制华”的办法，那就是日本人出枪，扶植和收买汉奸当特务。建立以日本人为后台以汉奸为主体的特务机构，利用汉奸特务充当打手和刽子手，对付抗日志士，以达到镇压抗日军民的目的。
1939年2月，土肥原着手规划建立这种汉奸的特务机构。那时，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在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给土肥原带来了两个人，那就是李士群和丁默邨。
三 “李士群工作室”
李士群工作室在上海大西路67号。这大西路67号就是如今的延安西路665号。
本段标题一定会引起读者的不满：为何要杜撰个“李士群工作室”来？
的确，当年大西路67号没挂出“李士群工作室”的牌子。当时的电话黄页也没有标明李士群办公电话和“李士群工作室”的小广告。还不知那时李士群是否也名片不离身，即使是真的从李士群身上搜出名片来，那上面也不一定会印上标明身份的“李士群工作室主任”的字样。“李士群工作室”的名称的确是拍脑袋说的,用作李士群那时复杂身份和诡秘机构的简称。但不能否认，1938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大西路67号是李士群的窝点。李士群在在那里忙，在那里“创业”。把那称为李士群工作室未尝不可。而且这称呼很中性，适合日本人的叫法。与之相近的倭国机构名称就有 '岩井工作室’或'三木WORK’等等，联系起来看就很相配。须知，李士群在大西路67号开展业务，背后投资人就是日本人。是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李士群拉来了’赞助费’。当然,这所谓 ’赞助费’是来自上海海关关税的积存，那原本就是属于中国的钱。那钱之所以落入日本人的手，就只因为上海海关的巨资被日本侵略军霸占了。日本人就是这样地搞”以战养战”，用抢夺来的中国钱继续危害中国，要用抢夺来的中国的资金灭亡中国。
1938年,在生活极度艰难的上海，李士群拉出这门面，干起这事业，着实让不少人'弹眼落睛’。
李士群不愧是创业能手。此时虽说他才31岁，但他已经在许许多多的老板手下干过事。他换过一个又一个老板，但似乎每个原来的老板都对他好感。那怕是老板被他炒了鱿鱼，也依然以为李士群还继续在为自己办事。
把大西路67号称为“李士群工作室”的确太没创意。其实，李士群在大西路67号这家'公司’进行的是信息交易。也可以说是服务于大倭国的'对倭战略信息出口公司’，是当时的高新产业。本可以称为“日华信息交流中心”或者'大东亚共荣圈信息中心’之类。但李士群没有这样做。他认为那要一步步来才行，眼下上海人觉悟还没到那一步。前一阵子，上海枪声不绝，许多人饮弹身亡，还不只因为上海人觉悟太低，仅为了个机构名称不顺耳的问题就说人家是汉奸，就开枪夺命。比如那个“上海市民协会”就一连杀了不少大人物。直杀得死的死逃的逃，最后“上海市民协会”关门了事。
李士群不希望自己也会那样。李士群工作室远不能同上海市民协会比，李士群工作室目前的全部编制'罕里漫当’不过一兵一帅。主帅李某人外，就是看门的张鲁。别看张鲁是看门的,其实也是李老板的同门师弟, 李士群和张鲁都拜上海大亨季云卿为老头子。不用过几个月，张鲁也成了 '牛头马面’，是 76号阎王店里的“牛”字号的人物，是总队长级别的狠角色。
目前李士群的老板是日本特务清水董三，而李士群的前老板也是特务机关，不过是中国的中统局。新开张的“李士群工作室”就利用前老板手下的中统同事当'第二职业’。干'第二职业’十分便当，只要在下馆子﹑上澡堂或在“长三堂子”消魂时，答复几句关键话，或提供书面文字就成了。李掌柜会按件或按月发银两犒赏。
李士群在1932年和1933年间在C.C.骨干分子丁默村主持的《社会新闻》当编辑，此时的 “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翦建午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人也是《社会新闻》的同事。李士群就是利用这老关系，用钱和吃喝玩乐引诱他们下水，通过他们，既拉起了一支情报队伍。
同时李士群还同国民党某些要员比如汪曼云﹑马啸天等发展联系，这是互利的。一旦汪曼云等遭遇皇军而“有事”时，由李士群出面通融化解。而国民党地下除奸威胁到李士群时，汪曼云等出面解释。这样一来可以互相提供安全保护，对李士群本人和李士群工作室的事业都是“大大地有利”。
当然，李士群也并不总是向前老板手下的情报员索取信息，有时会根据需要向前老板跟前高级成员提供信息。这很重要。这叫作双重间谍。双重间谍有时会使得你死我活的双方都舍不得杀掉自己。
此时中统特务章正范、唐惠民、刘坦公等等脚踩两只船, 不时给李士群提供情报。而李士群也捏着他们领钱的收条以作不时之用。当然，汪曼云在中统有一定地位，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还是上海市党部委员兼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参议。李士群就不会简单地向汪曼云索取情报，而是倒过来坦率地交底，把为自己服务的中统名单如实相告。李士群为了巴结杜月笙，不惜把日本人收集的杜月笙材料抖出来，托汪曼云转给杜月笙看，牺牲情报的提供人。这说明，受日本人保护的李士群不仅还要利用汪曼云来掩护自己，还想让杜月笙当自己的保护人。其实在青帮中，李士群早就有老板，那人是季云卿。1928年，李士群进入苏联老大哥第三国际的东方大学培训，他在东大的一个同学就是苏成德，后面会谈到，这苏成德与李士群夫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很有交情。李回国后，在上海租界从事地下活动时，意外被巡捕房拘押。李士群就拜季云卿为老头子，靠季老板的威名和当高级探长的季家老板娘的帮助，李士群平安释放。李士群在租界多次受惊巡捕房，不过总因季云卿的名号而化解。
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才是李士群第一宣誓效忠的组织。所以李士群的老板重重，他从来没有说过要对任何一个老板不忠。说双重间谍，他不只是双重，而是多重又多重。
不消说,李士群﹑叶吉卿夫妻早年都是中共党员。李士群被捕时，夫妇就有了孩子。那时，正值叶吉卿临产。李士群被捕对于叶吉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叶吉卿无奈，把李士群被捕的消息告诉了自己复旦大学的同学胡绣枫夫妇，他们也是中共党员。胡绣枫义无反顾地分担了叶吉卿的困难，全身心地照料叶吉卿分娩生育全过程。并从经济上给予全力支持。
李士群受训的东方大学，不知是否象许多文件讲的那样就是莫斯科的东方大学？但从他受训的内容是特工、保密一类'契卡’的内容来看，更可能只是挂在东方大学名下的特训班。那样，就不必是在莫斯科，甚至那怕只是苏俄远东城市海参崴附近的某个镇就行。所以著名的'左派’先驱汪精卫主席在李士群死后题写的墓志铭中指出,李士群是苏俄海参崴的'东方大学’学安全﹑保卫的,这样说一般是可采信的。1927年汪精卫就是从法国到苏联逗留后回上海的，那时李士群也正在苏联。1927年4月汪精卫在上海之所以不肯留下领导KMT中央，而转道去武汉去配合鲍罗廷与罗易所在的左派政府，出任武汉的政府主席，那还不是表明汪精卫主席也接受大林同志的指示？
那李士群是从何时开始把中统这个原老板换为目前的这个'大倭国’老板呢？那还得回头讲起。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长马绍武秘密逮捕，具结悔过后就成了组织部调查科的情报员，就在马绍武的手下当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后来'中统’的源头，为叙述方便，以后叙述中也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中统’来称呼。
李士群这中统情报员的表面身份是《社会新闻》的记者。
这里顺便提一件同时发生的相似事件。提那事件是因为事件主人公与李士群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而且后来又是同一战壕的汉奸。那人是胡均鹤。就在同年年底，上海报纸便刊出消息，说是逮捕了共党魁首胡大海、陈炳文。这也是中统特务上海区区长马绍武干的一起罪恶。他通过租界巡捕房，破获了共青团中央，逮捕了中共中央委员胡大海和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陈炳文就是胡均鹤的化名。胡均鹤开头挺硬的，但后来还是被马绍武和顾顺章突破防线，终于也成了中统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股长。
不久后发生了马绍武被中共特科毙杀事件。李士群受怀疑而被中统头子徐恩曾弄到南京审查，最终审查无果。李士群留中统南京区侦查股长马啸天那里当了一名侦查员。此时, 马啸天是李士群的顶头上司,但后来是反过来, 马啸天投到李士群门下了。
就这样，李士群与老婆叶吉卿在南京安下家。他们家聘用了一个名叫关碧玉的美貌女人来'家政服务’，那时称'女傭’。当然此时李的同学﹑朋友和苏俄东方大学的领导和同志们并不知道李的被捕经历，更不知道他的中统身份。可偏是这美貌'女傭’关碧玉早就认准了李士群和老婆叶吉卿的老底。
南京沦陷后，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高等中统特务人员，本来奉命“潜伏工作”。但李士群和叶吉卿却借机溜之大吉而窜到汉口。1938年夏秋之交，设在武昌的原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上尉主任甘青山调任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的肥缺由李士群充任。李士群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领到一笔川资与特务费用后，他给了老婆叶吉卿一部分钱，要她火速回遂昌老家。自己则席卷余资，从广西、云南经越南的河内、海防逃到香港。这样，漂亮的'女傭’关碧玉亮出日本特务的身份，'帮助’李士群搭上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地生疏，起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李士群到上海，清水就叫李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活动，李满口答允。于是，由清水提供资金，李士群在大西路67号开办了上述的'李士群工作室’。正式成了'大倭国’这家小分店的老板。
包括原76号特务在内的许多人在回忆材料中说李士群是与川岛芳子勾搭成奸，从而李士群被川岛芳子拉进汉奸卖国的泥塘，估计那是误听误传的结果。或许是把'女谍’关碧玉错认为是川岛芳子。那时真实的川岛芳子早已在北方做卖国的大生意，虽说那卖国生意做得一阵升天又一阵落地，但她大部分时间总在日本或中国北方游荡，当然也来往上海，不过她没有多少时间来与李士群缠绵，也不至于情愿当李士群的床垫。有人估计，故意传出李士群与川岛芳子风流的人正是李士群自己，出于无聊的无聊的YY，也或许是故意把吹嘘当作唬人的资本。如果真有人相信李士群与川岛芳子真有勾搭也无妨，我们暂且把后来76号特务们流传的川岛芳子与李士群之间的风流佚事当作一起寻常的明星蜚闻吧，管它是真还是假。
李士群为什么要充当这倭国特务这角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为了捞大鱼。他说：
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只有依靠日本人了。
所以他不是因日本特务的引诱威吓才被动投靠日本人的，而是要主动充当日本的走狗。
四 汪曼云出卖于松乔
而李士群'利用汪曼云来掩护’这一着，还真的见了效：汪曼云果然掩护了他。
夏历1938年底(1939年元旦)，军统上海行动组的一名股长于松乔来到了东湖路11号汪曼云的家。于松乔与汪曼云本都是杜月笙的学生，他此来目的是向汪曼云讨李士群的照片。说是李士群已被列为汉奸，要自己执行枪杀,只是自己不认识李士群，所以求汪曼云帮助弄一张李的照片。
汪曼云拒绝了于松乔。
汪曼云向于松乔证明李士群对杜月笙表过忠心,还表明自己也是李士群的朋友,同时还声称自己不会'出卖朋友’。于是，于松乔忻忻离开了汪家。而汪曼云却马上通过章正范用电话通知李士群。汪曼云口口声声不会出卖朋友，却毫不迟疑地向李士群出卖自己的同门师兄弟于松乔。
据说，第二天给李士群看家的张鲁，果然在大西路67号对面云飞汽车行墙角前的行人道上，看到一个'测字’摊。
一回想，这个情况已有两三天了。张鲁不敢怠慢，马上报告李士群。原本，李士群听章正范提到这个令人头疼的'于松乔’三字，已是打了个冷颤，但此时不硬着头皮顶上去,看来也是不行的了。无奈，只好强起了头颈，冒充硬汉，叫张鲁过去对那个'测字先生’说：
这里风大，你要做'工作’，不妨请到对过里面去。
那个'测字先生’听了张鲁的话，对张鲁看了一看，不置一词，便双手托了测字摊，踉跄而去。
听到'测字先生’的汇报，于松乔可能是体味到李士群的这一手是在告诉他：
汪曼云已把你出卖了。
秘密既已泄露，料想李士群已有了准备，军统策划的这桩暗杀，也只得就此收场。
看来，这空城计也不见得是诸葛孔明的专利。诸葛亮摆得，李士群一样摆得。只取决于谁具备那份胆量。
要冲进李士群的大西路67号除奸，的确有点难度。大西路67号，就是如今延安西路665号。紧挨它西面是谢筱初的家（如今这江苏路延安西路街角一带已辟成绿化地，谢筱初的洋房不知是否已被铲平），谢筱初是有权有势的亲日经济汉奸，李士群自然不用担心。而东面的如今延安中学一带，那时是美国在上海驻军的兵营。谁敢在洋人兵营边上开枪？而对马路的云飞汽车行，毫无避眼之处。特务无奈之下找个人设’测字摊’想观察动静，结果没侦察到目标，反而被目标先察觉了。
这于松乔最近真有点背手。
此时的李士群不过是只孤魂野鬼,一只形影相吊的丧家犬，于松乔居然做不掉。
而前不久于松乔也参加过一次伏杀，不但没杀成，反而被对方认出来。要他伏杀的目标居然是张啸林。从而成了张啸林的眼中钉。
(续主帖)
而前不久于松乔也参加过一次伏杀，不但没杀成，反而被对方认出来。要他伏杀的目标居然是张啸林。从而于松乔成了张啸林的眼中钉。
于松乔自己说过那次失败的过程：
……指定的时间与地点，听某人的指挥。地址是在福熙路附近，守候了一阵子，见前面来了一辆汽车，指挥的人就叫我准备，当他把手一挥的时候，我就走上去对汽车后面坐着的人，隔着玻璃开枪射击。当我开枪的时候，一看原来是张啸林，等到看清，子弹也已出了枪口，可能在看到时，思想上一震，手也慌了一些，同时，也因张坐的是保险车子，不但车身护有钢板，汽车玻璃也是子弹打不破的。这时我虽没有打中他，他在车子里却看清了我，结了个冤家。
于松乔话中提到的福熙路就是延安中路。
据台湾一位作者介绍这次伏杀情节来看，于松乔这里讲的'听某人的指挥’中的某人就是令汉奸丧胆的陈默。这就是第一刺杀张啸林的情节。由于刺杀的是帮会头子张啸林，不管没有成功与否，按他们的行事规范，于松乔不会把参与行动的其他人随便写出来。而将全部责任由自己揽下。
由于张啸林认出于松乔，而这名人于松乔正是'三弟’杜月笙的弟子，于是一肚子气无处可发，一回家，就对着隔壁的杜月笙公馆大骂。当然，此时杜公馆只留下家属子女和管家万墨林手下一帮下人，杜月笙早就去了香港许多时日了。
张啸林此次不死的原因除了自己的防弹车十分牢固及于松乔的思想一阵走神外,他的司机阿四的果断灵活也是重要因素。阿四也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物，临危不慌。此时一听枪响，管它前面是红灯不红灯，逃命要紧！当下果断地将要踩刹车的右脚猛地改踩油门，汽车不是减速刹车，而是猛地一声怒嚎，飞也似闯过了路口。闯红灯只会死别人而不会死自己，流氓张大帅就这样从鬼门关闯了出来。
其实于松乔决不是'窝囊废’一个。于松乔一度是上海人知户晓的名人。他是邮务工会的成员,也就是陆京士和朱学范那工会的骨干。他还是杜月笙的学生，也是军统的特务。当年是上海滩出了名的铁汉子。
原来，918事变后，上海民众组织“上海市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活动。为禁止日货，上海各地建立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东洋货。
工会和许多抗日团体派出志愿者充当检查所工人员。检查所可以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即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邮务工会的于松乔也是抗日救国会会员。他负责一个街区的查禁工作。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青年，没收了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陈松源的两箱日本丝绸。陈松源带两保彪携枪欲夺回赃物，遭于松乔驳斥。争斗中，于松乔在两保镳的枪口下强行把陈松源拖进禁避室关押。陈松源的保镳则鸣枪威吓，但毫无作用。相反，枪声又招来群众围观。陈松源的保镖只好回陈家去报告。陈家立刻央人四出营救，纱布大亨陈松源被抗日救国会的人捉牢关起，消息随即传遍了上海滩。人人吃惊，个个失色。马上，于松乔检查所前车水马龙，特来看热闹者无数。显然，于松乔先胜了这阵。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吴开先和抗日救国会秘书长陶百川闻讯赶来，高调嘉许了于松乔一阵后就婉转地求释陈松源。但是，于松乔依然坐在地上，挡住了羁押陈松源的那扇房门。他声色不动，心平气和地说：
陶先生，你地位高，口才好，学问一等。我于松乔无论讲地位、讲口才、讲学问，统统服贴你。不过今天的这件事情，不管我错我对，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天王老子的话我也不听。陈松源带了保镖，带手枪来抢所里的东西，我非关他不可。假使有人想来拖开我……
于松乔伸手指一指左侧的网筋水泥墙壁继续说,
我立刻就撞墙头自杀！
陶百川和吴开先一再的善言譬解，给于松乔讲道理，于松乔就是不听。这堂堂的上海吴书记和陶秘书长无计可施。
门外汽车不停地从远处开来，来的是虞洽卿、王晓籁……有人疾言厉色，有人娓妮动听，什么好话歹话都说尽，要于松乔释放陈松源，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啥人敢来拖我，我立刻撞墙自杀！
以至上海商会扬言闹罢市来抗议于松乔。
当然,那只是虚张声势的闹剧。于松乔的检查所,涌来了大批人马。人多，口杂，推推挤挤，吵吵嚷嚷，于是有人趁乱想把于松乔抱住拖起来，企图破了他这一铁门卫，开门释出陈松源。
当他们冒险地一动手，于松乔说话算话，他突如其来地奋身猛冲，向左首墙壁狠狠地撞去，砉然一响，众人惊呼，于松乔已撞破了头，皮开肉绽血流如注。但是他又飞快地退回小房门口，照样守住不动。最后来了陆京士，请杜月笙出面派自己的车子来，接于到枫林桥骨科医院治伤。上海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才 “刑”满开释。
于松乔的行动虽然超越法律许可范围，但是他满腔忠义、慷慨壮烈的精神，却赢得上海各界人等的一致赞佩。于松乔扣留陈松源的故事传诵遐迩，他成为了抗日救国会的英雄硬汉。
后来,珍珠港事件发生，杜月笙从香港到重庆与军统一起策划全国帮会团体组成抗日的“人民行动委员会”，于松乔充当杜月笙与该会的联络员。
看来杀手这活,的确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干。连于松乔这种上海滩出名的铁汉也干不好。也许，还是那句迷信的话：
李士群,张啸林等两汉奸此时是'气数未尽’。
李士群的这家'对倭战略信息出口公司’获利颇丰。但此时日本方面不满足了，认为李士群尚有潜力可挖。日本东家提出新要求，即不但要继续搞情报还要兼做'行动’。这'行动’自然是指招兵买马扩大山头,拿起刀枪与抗日除奸队对抗的意思。而要扩大山头,则唯一的人力来源就要从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圈子里动脑筋。
对此，李士群感到有些问题：一是李士群自知在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圈子里，声望与地位均不足与以号召，可利用的资源有限。要从蒋介石的特务圈子里拉拢汉奸，得到更重要的情报，就需要更有影响力的人物。二是李士群隐隐感到当这个头面人物有风险。带头当汉奸就可能带头被'除奸’。在没有强有力的武装保卫的情况下，李士群觉得还是退居二线好，退居二线管钱管权而不出头露面，那才最理想。于是，他想到一个人，那人就是丁默邨。
于是，他想到一个人，那人就是丁默邨。
五 前台老板丁默邨
丁默邨与李士群相似，20年代，他们都是追求进步的好青年，都'入党提干’。这丁默邨从事革命更早，1921年他就在上海由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的施存统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丁默邨回湖南后，1922年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常德市委书记。1924年国共合作时丁默邨参加国民党。丁默邨成了中统上海区的情报组织负责人，面上的工作是在上海办《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后台就是陈立夫。《社会新闻》办在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光书局。1932年李士群投身中统后就在《社会新闻》当差。这里说的白克路就是如今凤阳路。
丁默邨与李士群就从这时候开始搭上了关系。
李士群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掩瞒自己被捕叛变的事实。他装着忠诚，向上海地下党解释他到C.C.派控制的《社会新闻》刊物去的原因，是一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革命才深入虎穴的，将来可以为革命多作贡献。
据说,接着发生了随后的一起“李代桃僵”的事件。
1933年6月，地下党告诉李士群：
丁默邨因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使革命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所以丁默邨是叛徒,必须严厉制裁。
党组织要求李士群协助制裁丁默邨。具体地说，就是由李士群出面把丁默邨诱出，并向不认识丁默邨的地下党特科红队成员指示刺杀目标。在李士群看来，这是地下党出于对自己的考验。
李士群当时和丁默邨朝夕相处，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于是李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在与丁默邨反复考虑之后，他们想出主意：
首先当然是不让中统其它人知道地下党的计划及李士群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李士群可以继续同党联系，可以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党。
其次为了对党有所交代。他们策划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把李士群和丁默邨的共同上司马绍武推出来取代丁默邨。因为安排的刺杀活动中，执行刺杀的红队人员是不认识目标丁默邨的，李士群指谁则打谁。所以才有实施这'李代桃僵’的可能。他们认为，即使后来发现 '杀错人’，党要追究这一错误的责任时，李也可把它推到执行人员的身上，推诿自己的责任。
再说，马绍武是国民党中统上海区区长，是更高级的特务。杀马绍武的功劳当然更大。杀马绍武而不暴露党组织，李士群自然不至于被党组织怀疑。
执行的那天晚上，马绍武正与公共租界捕房的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妓院）里四个人凑成一桌打麻将。当打完麻将吃完花酒后，马绍武醉眼朦胧地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事先约定好的李士群正好与红队队长邝惠安等六人在外面守候。双方对面，邝惠安等人按李士群指点随即开枪，马绍武中枪倒地，而丁默邨亦应声而倒，好象也被击中。中统特务头目特务马绍武，就这样死了。可他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是在自伙特务的阴谋下，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这次马绍武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谭绍良与军统的刘槐搞'公关’，目的就是要那两人給他提供方便，以对付共产党。也因这'公关’，提供了特科红队刺杀他的机会。
但，以上这些说法是来自76号特务们后来的供述。说法的源头就可能是李士群在76号内部的自我吹嘘，以说明自己对丁默邨如何'上路’，讲义气。其实，地下党如何向李士群交代这事，丁默邨是不知道的，别的特务更不可能知道。话要怎么说，还不随李士群那两片嘴唇皮怎么翻？
要指出的是：这马绍武的真实名字是史济美，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也是顾顺章叛变后,在中统培养的第一批学生。
要指出的是：这马绍武的真实名字是史济美，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也是顾顺章叛变后,在中统培养的第一批学生。
从1933年3月党中央的临时负责人博古亲自签发了一个《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的文件来看，中共特科除奸对象是点了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李竹声等大叛徒的名字，其中也有胡均鹤。但没有发现有丁默邨的名字。
有人提到：
史济美（马绍武）突遭暗杀，一时叛徒特务闻风丧胆，谁也不敢轻易到上海滩来，胡均鹤也吓得将他的特务活动中心转移到北方。
由此可判断，刺杀马绍武，是中共'特科’本次行动的主要目的。对地下党来说，马绍武血债淋淋，罪恶累累，是中共大敌，是必除的目标。而丁默邨的巨罪主要是1939年当汉奸之后发生的。当然，他参与策划张国焘叛党也是大罪，但那是发生1938年4月,而不是这次谋杀之前的事。至于他在1924年国共合作时参与国民党，那谈不上叛党犯罪和出卖同志的问题。1924年那时国共合作，参加国民党也是符合党当时的主张。那时国民党也是在野的反对党，国共两党同是北洋军阀镇压的对象，不存在向国民党'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
从诸多流传的中共特科的故事中，也都说到中共特科是有计划地伏击史济美（马绍武）的。
1931年，原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出卖了大量机密情报，并替国民党当时负责反共的中统徐恩曾培养出许多熟悉中共地下活动规律的高级特务。史济美就是其一。1930年6月史济美进入国民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起作为第一期的四个人之一，接受顾顺章培训三个月，系统地接受了顾氏的反共技巧。这顾顺章也是，明明是为培养他，送他到苏联学习对敌斗争的理论和经验，他却反过来教会特务来镇压共产党。
史济美主持上海地区的特务活动时，就因受过顾顺章培训而成果“辉煌”。在上海主持特务工作期间，他逮捕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牛兰夫妇、党主席向忠发、重要干部陈赓、廖承志和中委胡大海及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等人。
史济美化名马绍武，是他刚到上海时的事。他考虑到中统特工总部尚系秘密机构，为遮人耳目，先是以马绍武的化名取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的公开身份。以党部的名义掩盖特务的面目，容易改善同上海各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他改善了同上海警察局的关系。如刘槐是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兼特务股股长，本身是属戴笠那条线的。史济美为了笼络他，经请示徐恩曾同意，按月发给刘槐大笔津贴，作为他协助中统上海区工作的补助。有了刘槐的帮助，此后，中统上海区特务逮捕到共产党人便不用送往警察局了，而是直接押往小东门东方旅社秘密囚禁。愿意自首的，马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作为内线；否则，才送到警察局处理。
其次，史济美跟租界捕房搞好了关系。史济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公开同捕房西探长和翻译官接触，并代他们向中央申领礼金，以示亲善。至于一般巡捕，则经常同他们吃喝玩乐。因此，史济美在租界办理案件时，捕房总是协助行动；史济美手下特务在马路上公开抓人，翻译官也在巡捕房面前善言加以掩饰。有时，巡捕房捕捉到一些嫌疑人,却无证据定案，这时候只要中统上海区特务们认为'有价值’就会弄去伪证，巡捕房也就会顺水推舟，立即定案，引渡给上海的中统特务。
接着，史济美又以吕克勤的化名在上海警察局取得了督察员一职，用以掩护秘密身份。
李士群大约在这个时期被史济美逮捕，吃不了苦头而投降。李士群吃过史济美的苦头估计不轻，并因此和马绍武也结了怨。以至于后来积极配合红队搞掉马绍武。除去马绍武，李士群在党内算是立了大功，同时也少一个知道他变节投敌的人，而且还出了一口当初受刑遭虐待的恶气。
徐恩曾回忆录中提到史济美之死。可间接说明马绍武原本就是地下党刺杀目标。
徐恩曾提到：
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迳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徐恩曾这样写，回避了马绍武有无上“长三堂子”的事。
这徐恩曾本是交通大学学电机出身的，原也是本着实业救国的愿望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中国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不想却半路出家转行当特务头子。徐恩曾当特务头子，使得他的同班同学邹韬奋大跌眼镜，也令章乃器等一帮知识人士疑惑不解。徐恩曾从事这种行当，即使是到了被老蒋宣布为 '永不叙用’的十多年后，依然天天受内心折磨。当然，他也庆幸自己，不但没有落到戴笠那样的结局，反而后来几十年弃政从商而发了财，长寿终身。
提起李士群自我散布的'李代桃僵’的事，只是想说明，李士群与丁默邨早就勾结一起。同时也为李士群的善编善变而使人’汗毛凛立’。
马绍武被杀，中统头子徐恩曾甚为震惊。他严饬中统“上海区”限期破案。
丁默邨和李士群不知内情，继续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仍旧寻觅适合的中统特务，如法炮制，让特科红队进行清除。
丁默邨和李士群不知内情，继续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寻觅适合的中统特务，如法炮制，进行清除。
一个月后，丁默邨和李士群’顶风作案’，又把中统特务股长陈静灌醉后带出指引枪击。陈静重伤垂亡，但因抢救及时捡得一命，醒过来讲到事前与李士群一起喝酒的事。
随后，特科红队邝惠安等六人被中统特务苏成德逮捕并审决枪毙。这中共叛徒苏成德,从苏联东方大学学来的一点本事也全用来对付自己的宣誓效忠的党组织了。
中统终于认定，两案都与李士群、丁默邨有关，于是一并扣留侦讯。由于有后台CC派高干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保护，丁默邨很快获保释。而李士群没有后台，就被押解南京，关进了瞻园路的的“特工总部”内，由中统南京区侦查股长马啸天看管，而由情报科长徐兆麟和机要科长顾建中进行审问，一直延续关押了半年。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李士群也一一受用。
前面说过,苏成德原是李士群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此时是中统南京区负责侦查、逮捕、审讯的行动队长，他也接触到李士群的案子。可能他想救老同学一命，也觉得有点救出来的希望，他瞒着别人给叶吉卿打了个电报：
群兄病重，速来救治。
李士群老婆叶吉卿闻讯后，才知道'失踪’许久的李士群原来是被自己人'隔离审查’了。于是请求中统上海区的同僚派人送她到南京看望李士群。叶吉卿到了南京，就带着孩子住到了同学胡绣枫﹑李剑华夫妻家里，求胡绣枫夫妻帮忙。
前面已提到胡绣枫是叶吉卿的复旦大学同学。李剑华是复旦大学教授，也是社会活动家，曾与蒋光鼐﹑蔡廷锴有过政治合作，一度也被捕过，李士群也曾忙着托关系通路子帮忙，李剑华最终获释。此次李士群遇难，叶吉卿反过来求援也是当然的。
估计事件相关的重要证人谭绍良、刘槐在马绍武遇袭时，已分道回家，不可能指证李士群有'犯罪’嫌疑。再说他们本身更不愿意牵涉其间。去风花雪月的'长三堂子’喝花酒﹑风流鬼混，绝非光明正大之事，卷进这些事断然难洗贪腐的嫌疑。所以谭绍良、刘槐是决不肯出面作证的。而丁默邨更决不会说看到李士群在场'作案’而把自己卷进去。李士群明知一旦承认则必死无疑，所以，经严刑逼供信，也紧咬牙根，不吐露真情。而中统苏成德是负责侦破 '红队’杀马绍武案的关键人物，加上邝惠安六人已被枪杀，邝惠安的行动虽与李士群配合，但本就不容许彼此知道对方真实姓名，即使有邝惠安等六人有口供，口供中也不可能指名道姓提到李士群。由于这些因素，李士群被逐渐降低嫌疑成份。这样一来，只要打消一号特务头子徐恩曾及周围几个人对李士群的怀疑，肯拍板放掉李士群，李士群就有救了。
李剑华要回报李士群也在情理中。整个事件中，李剑华托托苏成德、马啸天、顾建中、徐兆麟等等的人情是可能的。苏成德、马啸天、顾建中、徐兆麟等人从中活动，打通关节，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李士群处理意见改成'辫子捏在领导手中，带着问题留用’，也就成了可能。
由于后来李士群成了76号大奸，为天下人不齿。李剑华﹑胡绣枫即使当初是参与救助李士群，抗战后也会三缄其口的。
李士群就这样被放出来了。
怎么出来，该有一个说法。对此，我们不妨采用汪曼云等人后来提供的文字。不管怎么说，汪曼云与当事人李士群、叶吉卿、苏成德、马啸天都关系密切，而对该事件,不论过程如何,对他本身又没有名誉与利益的亏损,所以他没有故意回避事实的理由。我们姑且再相信他一回吧。
汪曼云等人是这样说的：：
叶吉卿倾其所有，把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队长苏成德，情报科长徐兆麟和机要科长顾建中等人，让他们对李士群多多照顾。马啸天与苏成德得了叶的贿赂后，对李士群另眼相看。而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便干脆陪同叶吉卿，去面见了中统头子徐恩曾。
徐是有名的色鬼，叶吉卿虽非生得千娇百媚，可怎么说也曾是某大学的校花，颇有几分姿色。叶吉卿与徐恩曾，一方施展着全身解数，尽其所能；另一方顺手牵羊，尽得所需。
于是云雨过后晴天来。李士群与马绍武之间有何相关，就毋须再问。
徐恩曾好色是有记录的，据说，不久前，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在挽救党中央的关键时刻，就是利用了徐恩曾急于去上海会女朋友的机会。
没多久，徐恩曾的一纸“手谕”发下，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也算是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股”马啸天手下当特务。
李士群与叶吉卿在南京安家住下，雇了关碧玉这位不寻常的女傭。
没多久，徐恩曾的一纸“手谕”发下，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也算是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股”马啸天手下当特务。
色攻关，钱铺路。叶吉卿用大手笔搞翻了这必死之案。此后，她奠定了自己在76号第一女强人的地位。
“有钱能使鬼推磨。” 马啸天﹑顾建中、徐兆麟这些人因钱而变鬼，终于围着叶吉卿'推起了磨’。
后来苏成德﹑马啸天也成卖国贼，与李士群与叶吉卿一样，围着汪伪而继续当推磨的鬼。
李士群老婆叶吉卿，富家小姐，复旦大学校花。曾经跟李士群一样入过党，但也跟李士群一样叛党投敌。
李士群脱离审查后，夫妻对胡绣枫感激不尽。发誓要重报恩人，两家亲热。胡绣枫的姐姐胡寿楣也因此与李士群和叶吉卿相熟了。不想，李士群﹑叶吉卿对胡绣枫的一片感恩之情，却给胡绣枫的姐姐胡寿楣带来了终身的不幸。
既然提到1932年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之一的吴醒亚救了丁默邨一把而免遭徐恩曾的'审查’。我们顺便提到著名左翼作家袁殊。袁殊也是中共特科成员，他也经这个吴醒亚进了中统。后来他还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关键的是他从而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据说，在与日本谈判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袁殊由于有岩井提供的消息，所以'又快又准’。当然，如果解读成日方故意通过这种渠道，引导双方谈判进程，达到某种预设的谈判结果，也未尝不可。袁殊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之后，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２００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后来会看到，袁殊和熊剑东又都成为汪伪周佛海身边的'红人’。
讲了李士群出狱的许多猜想。我们已经把苏成德的因素考虑进去。起码，李士群被秘密逮捕押送到南京后，苏成德发电报给叶吉卿是起了关键作用。同时，审查李士群，苏成德也是起关键作用的人物。
我们交代一下苏成德这个人。
1947年，苏成德与杨杰一样，被军事法庭作为罪大恶极的汉奸宣判死罪，枪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内。他也是76号首要罪犯之一。在76号这批头面人物中，苏成德与丁默邨﹑李士群﹑胡钧鹤一样，都是中共叛徒。他是山东省济宁市人。1921年，苏成德在济南由王尽美、邓恩铭介绍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9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苏成德被推举为青岛工人罢工总指挥。罢工斗争坚持到第11天受到反动派血腥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苏成德1926年秋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赴苏联，进中山大学学习。与同校的李士群结交成朋友。1929年回国后，苏成德1931年被调往上海，先是安排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调中央政治局特科。1932年下半年，苏成德叛变投敌参加中统，提交了上海、南京等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被徐恩曾重用，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设计委员，专门对共产党进行破坏方面的研究设计。1933年初，化名吴德的苏成德被徐恩曾提升为特工总部行动队长兼总部看守所主任。全面负责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侦破工作。
1933年下半年，苏成德被徐恩曾调往上海，任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沪西分区主任，兼京沪、沪杭两路党部调查室主任。在其主持沪西中统特务期间，中共上海特科行动队遭清剿，队员邝惠安等6人被处决，大批中共地下党库存的手枪等武器被破获。此次'清剿行动’，使沪西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蒙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惨重的损失。此后，苏成德又升任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专司跟踪、逮捕、刑讯、暗杀活动。
既然苏成德是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专司跟踪、逮捕、刑讯、暗杀活动。那李士群案就属苏成德的业务范围。再加上'中共特科行动队员邝惠安等6人被处决’的案子是苏成德办的，而马绍武正是死于邝惠安等6人之手.从这就知道李士群在这事件中之所以化险为夷，'东大校友’苏成德才是关键。此后在敌伪76号，苏成德与李士群叶吉卿夫妇也是一开头就打得十分火热。
与李士群反复曲折的经历不同，马绍武被杀并没有影响丁默邨的仕途。随后丁默邨一度迎来他的顶峰。
1935年，蒋介石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科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并，成立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下设三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邨。
丁默邨个头矮小，大家都叫他“丁小鬼”。此时他似乎一步登天，与徐恩曾﹑戴笠几乎要平起平坐了。
但好景不长， 1938年4月，丁参与策划张国焘叛党事件。张叛党之后，也成为国民党特务，此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内引起不小的震动。然而，丁默邨由于锋芒太露，令戴笠深感不安。同年8月，戴向蒋介石告御状，说丁默邨在策反和招待张国焘的问题上存在贪污行为，丁因此受到追查，被强令反省。
1938年4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撤销，第一处扩充成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第二处扩充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归军统。第三处被撤销，原第三处的邮电检查业务，由军统中统共管。丁默邨挂个少将参议的虚衔，靠边站。联薪水也难以准时领到。
丁默邨郁闷成疾,得了肺病，送到昆明“休养”。
在昆明丁默邨更是烦躁难安，便以养病为名，到香港尝试着做生意，赚点花销。无奈不谙经商之道，不仅没有赚到钱，连本钱也打了水漂。正在处境尴尬之时，丁默邨的同乡翦建午受李士群之托来见他，开了价钱要他去上海，让他主管定西路67号的'李士群工作室’。说明好李士群自愿退居幕后，让默邨做前台经理。
此时，丁默邨也听到陈立夫正要他去上海活动。正好翦建午到来，无异是天假其便，所以丁默邨便来到上海。
丁默邨来到上海。他有自己的说法：是陈立夫遣他前来。
但他的这一说法，是不让别人去核实的。
丁默邨到上海，是应士群之邀？还如他自己声称的是奉了陈立夫之命？这只有鬼才知道。不过这鬼不是别人，这鬼就是丁默邨。
此时李士群有钱啊，日本人给的钱是'莫克’'莫克’的。那钱大把大把地落入李士群的腰包。
李士群知道丁默邨来了，立即上门直截了当地说：
听说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乱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誉不名誉。实不相瞒，我已经在日本人那里挂了钩，怎么样，一起干吧？
说罢，李士群将一把手枪和一叠钞票放在丁的面前：
愿意干就把钱拿去开销，你仍然是我的上司，一切听你指挥。不干呢，也不要紧，你就用这支手枪把我这个汉奸打死，也落个好名声！
骨瘦如柴的丁默邨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阴险冷酷地收起了钱，拿起了枪，当仁不让地做起了'李士群工作室’的老大。
李士群和丁默邨经历曲折,可能从负面促使他们的性格变得阴险和变态.
但要是没有汪曼云的穿针引线,把他们与汪精卫集团拉在一起
要是没有清水,影佐,晴气这些日本特务的细心照料,
他两最多只是常玉清胡立夫那样的跳梁小丑,而不至于成为历史大奸.
前面提这两奸的曲折经历及随后还将说些汪曼云与影佐,晴气之类与丁李的交往.
二 沦陷初期上海的抵抗运动
上海沦陷初期的抵抗运动十分活跃。
几起系列性的重大事件是：
一．1938年夏天的上海大暴动
二．持续不断的城乡抗日游击战
三．持续不断的地下除奸
为向全世界显示力量，表明即使是上海沦陷了一周年，日本仍然达不到控制上海的目的，上海依然是中国人的上海。中日的上海战役究竟最后谁胜谁负，还远未成定局。
在1938年的77事变周年和813抗战周年两个纪念日,上海发生两次全面'大暴动’。
那两此，上海发生罢工罢市的同时，在上海的各个街区沿道路和水道延伸到郊区县镇，同时发生拦截伏击日军和汉奸,冲击日本机构和日资企业,向日本兵营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攻击日军用船只等等事件。来势凶猛及声势浩大，引起全世界关注。
1938年7月7日，发生罢工罢市。接着，由军统控制的地下抗日武装，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分六路打击日本的部队机关和工厂，并沿途散发标语传单。由于地下组织全面出动，商店机构各自关门自保，罢工罢市的局面不用号召，也就自动形成。
第一路由赵理君率领，分三队进行。第一队进攻戈登路、麦根路的日本纱厂，击毙日籍职员一名，又进攻海防路及槟榔路的两个日华纱厂宿舍；第二队进攻劳勃生路日本海军留守处，投掷手榴弹两枚，又进攻小沙渡路，击毙日侨一名；第三队进攻曹家渡日本纱厂，予以破坏。
第二路由于松乔负责，与第一路同时进行。也分三队。第一队进攻北火车站，和敌人互相射击一刻钟后撤退；第二队进攻北四川路；第三队进攻锡金公所，投掷手榴弹，击毙敌人哨兵两名。
第三路由赵平江负责，分五队进行袭击。第一队进攻外滩及仁纪路，击毙敌人哨兵两名；第二队进攻海宁路，击伤日军数名；第三队进攻阿拉伯司脱路；第四队进攻外白渡桥；第五队进攻外滩，第三路各队均引起市面混乱。
第四路由李楚琛负责，分四队进行。第一队进攻水上饭店附近，炸死日本宪兵四名；第二队进攻东康路，炸死四名日本人；第三队进攻公大纱厂，炸毁门窗，使厂内日本人惊骇无比；第四队进攻正金台湾银行，投弹，未爆炸。
第五路由朱啸谷负责，领导沪西工人散发传单。
第六路由苏浙行动委员会直辖第一大队陆俊卿负责，第一中队进攻虹桥机场，由早晨战斗到中午，杀敌十余名，并炸毁青沪公路桥梁两座；第二中队进攻丰田纱厂，另外挑选敢死队队员35名，分成七组，进攻高昌庙造船厂、龙华机厂、梵王渡、曹家渡、徐家汇及沪杭公路20号桥等地，毙敌数名。
有一例关于上海7.7大暴动的细节记录来自租界巡捕房。因这份记录作为英美当局向蒋介石进行外事交涉的依据，而被外界获知。
情形是这样的：
由于两名日本人在美国控制的租界内，日军当局要求允许派兵协助美国军队维持秩序，被美军司令拒绝了。但是美军承诺，他们将提供一切可能，保护日本居民。租界当局动员了一切军事的和警察的力量，其中还包括白俄义勇军，来防止骚乱。
在接下来24小时的巡逻中，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了近千名嫌疑犯，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其中一名叫做江海生的人被捕时，手里仍然握有手榴弹。
江海生是出生在南京的福建晋江人。1937年7月，在上海读书期间，看到报纸上的招募广告，参加了孙亚星领导的“中国青年救亡会”。这次上海大暴动，江海生是“中国青年救亡会”的行动小组的一员。
中国青年救亡会’正是江海生的同乡孙亚星筹建成立的。孙亚星也是福建晋江人，在上海当学徒出身，后来经营一家钟表店。抗战爆发，他卖掉表店作为经费，联络各界抗日青年，组织了'中国青年救亡会’。协会成立后，在孙亚星指挥之下，会中200名青年前往南翔，帮助87师修筑工事。后来又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下属朱学范的第三支队，1937年11月9日起，他们和警察总队一同奉命坚守南市，掩护军队撤退。37年11月11日夜间接到命令退入法租界之后，'中国青年救亡会’成员被解除武装而收容在难民营中。1937年12月3日上午，驻沪日酋松井石根指挥日军6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等，在5架飞机低空飞行的掩护下，以移防为名，肆无忌惮地穿过公共租界，经南京路﹑外滩和外白渡桥，向英美示威。租界巡捕房卑恭屈膝，为日军提供掩护。
孙亚星和'中国青年救亡会’成员决定袭击日军大部队，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设法弄来两个手榴弹，等在南京路和浙江路转角处。12时44分，日军队列经过此处，离日军队列比较近的孙亚星的同伴孙景浩奋力挤出人群，及时冲到大街上，向日军队列投掷了手榴弹。手榴弹爆炸，日军两名士兵受重伤，一名士兵、一名执勤的华捕和一名英捕受轻伤。孙景浩投弹的同时，被巡捕击中两枪，孙当即倒地，最后牺牲。日军气极败坏，穷凶极恶，日军在南京路自福建路起至虞洽卿路止，布置警戒线，禁止行人通过，并进行搜查，一度包围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折腾到晚上9时，才灰溜溜撤去封锁。却只好接受这一丢人的事实。
1938年，孙亚星到汉口和戴笠取得了联系，当年4月，回到上海从事除奸活动。
为参与7.7周年的上海暴动,江海生和孙亚星联系上之后，被分在了第二组中，此时他们接受军统人员赵刚义的领导，接受他分派的任务。7月6日下午4点，孙亚星和江海生等行动人员在法国公园聚会(按:即如今复兴公园)，向下属布置了任务。晚上8点他们离开公园，在一个饭店租了房间玩了一夜麻将。凌晨4点半，他们出发了参与暴动。其他的人都很顺利，只有江海生，他在早上5点20分，乘坐黄包车前往执行地点时，在马路上被巡捕连人带手榴弹一起截获。
由于屈服于日本人的军事压力，第二天，工部局警务处的巡捕将江海生带过了外白渡桥，引渡给了日本宪兵。尽管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指出引渡的行为违背了上海临时法院协定，但是工部局警务处在此后仍然不断将他们抓获的恐怖犯罪嫌疑犯，交给外白渡桥另一边的日本宪兵。江海生遇难。
从此，有人将外白渡桥比喻成叹息桥，即威尼斯连接多吉宫和国家监狱行刑场的一座桥。
但，上海7.7 周年大暴动，出其不意，声势浩大。对日本人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7 .7 周年大暴动刚落幕，813周年大暴动又掀起了。
1938年8月13日，上海813抗战周年记念日，又一场上海大暴动发生了。这一次，也是罢市加爆破和枪击日本人的军警人员和机构。行动范围更多地选在了日本人控制的虹口、杨浦等地区。
第一组由赵理君负责，爆炸沪西愚园路日本巡捕宿舍，澳门路米择洋行，劳勃生路日华纱厂，戈登路日内外棉厂，造成倭方很大损失。
第二组由李楚琛负责，分三路进行：第一路与13日夜里乘船自苏州河潜入虹口，由广东会馆登陆，冲过麦根路，沿保定路奔向虹口的日本哨兵，用驳壳枪射击和投掷手榴弹，冲过警戒线，击毙日本哨兵两名，日军铁甲车队闻讯赶到，行动队员牺牲二人；第二路于13日夜间潜入杨树浦，分别在汇山码头共盛公司堆栈、眉州路消毒厂、棉花堆栈等处纵火，并击毙日本哨兵数名。又在华盛路和杨树路口击毙日军哨兵三名，割断电话线，又袭击了华德路跑马场日军骑兵队；第三路于13日夜间，由黄浦江泅渡到十六铺上岸，潜入南市。在亲贤里对面日军军营纵火，又袭击日军南桥司令部，击毙哨兵两名，其余人未遇见日军，散发传单。
第三组由于柏松负责，在南市一带活动，分别在汉奸住宅和火神庙日军养马场等地纵火，又在老西门等地投掷炸弹，在江阴街等处悬挂国旗。
第四组由陆俊卿负责，派两个中队，袭击了虹桥机场，从13日夜里开始，与日军及伪警部队激战，在日伪遗尸21具撤离后，占领机场，悬挂国旗，焚烧滑梯机库等，安全撤退。
再次进攻虹桥机场，并一度占领控制它。这对日本侵略军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
上海的两次大暴动，固然达到了打击敌人，振奋民心的作用。但是由此带来的副作用也很明显。那就是，在日本军事的压力之下，租界当局更多地屈从了日本人的要求，这给此后中国军民在租界进行的抗日活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由 于遭受1938年两次暴动的打击，日本侵略军到1939年仍然心有余悸。《申报》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３日抗战两周年之际尖锐地揭露日军的暴行和内心虚懦和恐惧。
当日《申报》的三段报道原文如下：
今日沪战两周年，租界防范愈严密、日便衣队，搜查行人昨日上午六时起，闸北虹口各处日兵，均派出大批便衣队，乔装华人，有穿云纱短衫裤、有穿白短衫裤、有穿长衫、有穿西装者，每队四五人，在杨树浦路、百老汇路、狄恩威路、北四川路、虬江路、苏州河沿河、北苏州路，如见行人认为有可疑之处，即有一人从旁或背后上前将其人拦腰连两手抱住，同时另有数便衣兵则蜂拥而至，出示手枪，施行搜查，如无违禁品，则当场放行。
浦江交通，今日封锁（按：这是小标题）
沪市四郊，日军伪警，连日已加派岗位、增加巡查，以资戒备。关于浦江交通，今日完全封锁，行驶南黄浦、塘口、王家渡、闸港、杜家行、叶树、闵行、洙泾一带之轮只，一律停止，苏州河上游北新泾，虞姬墩一带，水道交通，亦被封锁，任何船只，不得进出，故各内河小轮，一律停驶。
村民三百人被拘捕（按：又一小标题）
又大陆报云，昨晨七时，附有装甲汽车之日兵五十名，包围程家桥居民约五百人。据外人目击者称，开枪射击之后，遭日兵逮捕之居民，包括妇孺在内，不下三百人，并见数华人僵卧血泊中。直至昨日午刻，附近仍（闻）开枪声。昨据未确实消息，该村某屋中被抄出手枪八支，枪弹若干。据外籍观察者语记者称，昨日程家桥之战事，或系日方因星期三日午后日骑兵队四十名在虹桥区遭游击队袭击而施之报复手段，外籍观察家曾见日骑兵疲惫不堪，泥泞满身，曳轻野战炮一门，自虹桥区某地而返，昨日之战事，证实公共租界甚近处有广泛游击队活动之说。此次军事行动中，华人约千人，包括携蔬菜入公共租界之农民在内，均遭日兵扣留。
可见，1938年上海两次大暴动，给日军留下的的恐惧心理。
1938年两次大暴动后，上海的地下抵抗力量把袭击常态化，随时发起游击活动，这点更使日伪胆战心惊。
为应付游击活动，敌伪们被迫实行'戒严’。一份来自伪警察局申报戒严的文件,可看出当时日伪内心的恐惧。（下文中的日本人药袋是浦东区警察分局的太上皇）
伪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呈文（１９３８年８月８日）
呈为呈报事。
案据浦东区分局呈称：呈为呈报事。窃于本月三日，准药袋指导员通知：
自本日起夜间实施戒严，规定每日下午八时至翌晨五时为戒严时间，请督属切实施行，并即刻布告居民，在戒严时间内禁止外出等由。准此。
自应照办，惟事关重要，应随时呈报，只以时间迫促，不遑事先请示，即由职分局缮具布告多张，分贴属境各要道，俾众周知。一面督饬所属官警，并分令各分驻所一体遵照规定时间实施戒严。所有办理情形，理合备文呈报，仰祈钩长鉴核备案。等情。
据此。除指令外，理合据情备文呈报，仰祈鉴核备查。
谨呈督办苏
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局长卢英（卢英印）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八日（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印）
在军统上海区的配合下，活跃在上海城乡的别动队（就是游击队）在1938年以来，策划过炸仓库，烧机房等等２２次造成日本人重大损失的事件。甚至袭击和烧坏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号等许多日军作战船只。
讲这些地下游击小组抗击日伪的事迹, 我们还可以在上海市长宁区地方志上引出如下一段简短的记载来证实：
民国28年(1939年)
4月16日 游击队在虞姬墩附近吴淞江上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1艘,日军20余人全部丧命。
这吴淞江就是苏州河。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的地点沪西'虞姬墩’ 牵涉到一个上海的老地名，这地名钩出了一个人名，这人名伴随着一段凄美的故事。
虞姬墩的名字使人想起2200年前的绝代佳人虞姬。楚霸王兵败垓下，虞姬在帐前举剑自刎向霸王告别。临死留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千古绝唱。
楚霸王因愧对江东父老，也自刎乌江而没能把自己及虞姬的遗体带回故里，而留在安徽灵壁南的垓下。
苏州河穿过上海市区，舒舒缓缓地向东流淌着。它不仅流淌着上海的变迁，也流淌着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多少年以前，就在苏州河经过的上海县华清乡附近的河面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土墩，当地人称其为虞姬墩。据说，虞姬死后，楚霸王手下的江东子弟，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了虞姬的两个妹妹，姐妹俩听后决心为姐姐报仇，遂举旗起义与刘邦的汉军决战。然而，因势单力薄终于战死在疆场，埋在这个土墩上。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两姐妹，也为了纪念虞姬，称其为虞姬墩。虞姬虽没有葬在这里，却在故乡留下以她命名的虞姬墩。虞姬故乡就是如今上海的苏州河边。
据史籍载：项羽在公元前的209年，随从叔父项梁起义于吴郡。
吴郡就是江苏的苏州 ，项羽就在此时与虞姬成婚。历史上提到项羽项梁是从会稽到吴郡，其实不必想象成是从绍兴到苏州，因为那时的上海属会稽郡。全程穿越上海的苏州河，其这段流域地面就是虞姬和她的两姐妹故土，就是虞姬的故乡。刘邦统一中国后，因上海的苏州河日日月月潮起潮落，汹涌澎湃，常淹没两岸地面，俗称霸王潮。取名霸王潮的原因一是因为来势凶猛，二是因为项梁和项羽叔侄起兵前曾活动于这一带，故怀疑是楚霸王的亡灵重回故地图复仇而兴风作浪。于是沿苏州河各村镇以战胜过项羽的汉将命名，以镇住霸王潮。至今苏州河边还遗留有彭越浦﹑纪王镇等地名。彭越浦和纪王镇就以汉将彭越和纪信命名的。如今苏州河上段变窄变小，是明清疏浚黄浦江后的事。疏浚后的黄浦江经冲刷变大变宽，苏州河变小，黄浦江最后抢了苏州河的入海水道，取代了苏州河的地位。
岔开主题，说这点闲话，意思是作为霸王遗留的江东子弟的后人，面对如此大好河山落入倭寇之手，实在不服啊。该让更多的日本侵略军死在英雄姐妹的古坟堆前。
讲苏州河击沉日军巡逻艇的事，黄浦江上游更有击沉日军炮艇的事。
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驻扎金山。1938年秋，姚杏林部在保卫金山县韩家坞战斗中，与进攻的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激战一昼夜，击毙日寇多人。1939年春，日寇炮艇3艘途经黄浦江上游的泖桥，被驻扎该处的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寇死伤数十人。日寇调动军队进行报复，姚部灵活地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同支队的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寇30余人。
上海地下抵抗力量第三个令敌伪寝食难安的行动是持续不断的除奸。由军统特工和军统特工与帮会工会及其它抗日团体混合组成的各上海行动小组，穿街走巷，随时对汉奸变节分子实施清除，叫敌伪分子随时不得安生。
上海行动小组的除奸活动是从制止日本人拼凑汉奸组织“上海市民协会”开始的，第一个因上海市民协会而被军统制裁的就是上海闻人陆伯鸿。陆伯鸿生于1875年，上海南市人，是上海实业家和慈善家。上海沦陷之后，日本人的烧杀抢掠制造了严重的难民问题。按日内瓦公约规定，日本占领军有全部义务解决留在被占领区的难民问题。可是，陆伯鸿却把之当作一起与日本侵略军勾结的机会，以慈善为名,利用中国人的捐款来替消弥日本人的罪过。他主动和日军接触，同意就任伪上海市民协会会长，代替日本人维持南市地方秩序，成了实际上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南市的傀儡。经爱国人士多方劝说无效后，为警告商界成员不要参与伪上海市民协会，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法租界吕班路家门口，被装拌成水果小贩的军统特工枪杀。吕班路就是现卢弯区的重庆路。
第二个被上海行动小组枪杀的是拟任伪上海两特区法院的汉奸院长的职务的范罡。
范罡是著名的“强盗律师”，他当律师十多年来，是专门为强盗作无罪辩护的，为此捞得许多钱财。但这不是他致死的原因。死因则是他要当日军控制下的伪上海特区法院的汉奸院长。
1938年1月14日，范罡走出威海卫路155弄20号他家门口，他猝不及防，迎面就飞来一颗枪弹，当即倒地毙命。次日各报登载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这是陈默接手上海行动小组后策划的又一件得意之作。杜府大管家万墨林重赏枪手数千块大洋。
为彻底摧毁伪“上海市民协会”机构，上海行动小组没有放过对市民协会其他成员的狙击，1938年6月10日早上8时，孙亚星的暗杀小组，凭两把手枪，按照片和汽车牌照号码，伏击伪市民协会委员尤菊荪,开枪打死了尤菊荪的俄国保镖，打伤了尤菊荪，但是行动的两个成员，一人被捕，一人牺牲。伪上海市民协会另外一名委员杨福源也毙命。几天后的6月25日，预备接任市民协会会长的粮商顾磬一在天主教路永大粮行门口被杀身亡。由于惊吓，那些当市民协会委员的荣宗敬和姚慕莲分别去了香港和大连，其他人则登报声明与上海伪市民协会脱离关系，上海伪市民协会实际解体。可叹的是这个顾馨一，辛亥革命那年，他与李平书﹑穆湘瑶﹑李显漠一起组织上海商团起义，推翻满清政权，还当了上海第一届市民政府的副市长。那尤菊荪也就是著名的安利洋行买办尤葛民的儿子，受过很好的教育，历任瑞生,安利洋行的华方经理。尤菊荪受伏击后依然与汉奸分子来往，他成立“东南贸易公司”自当总经理，在日本人中岛的监督下，与“国统区”交换物资牟利。
1938年10月17日，文化汉奸余大雄，被人用斧头砍死在新亚饭店的浴缸里。他因躲在新亚酒店内当日本翻译。
日伪要人被刺与地下行动小组有关的还有：
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和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检查处处长范耆生。
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日本人中本达雄。
随后，孙亚星的暗杀小组的陈开光又成功刺杀日本翻译官郑月波。
接着， “黄道会”会长周树人等人又陆续被刺。
成功伏击尤菊荪﹑郑月波等多名汉奸的孙亚星的暗杀小组原都是’中国青年救亡会’的成员。’
孙亚星的暗杀小组终因消灭日本翻译官郑月波而被租界当局破获。
1938年7月22日上午，郑月波出现在暗杀小组陈氏兄弟面前，并经过陈开光身边时，陈开光掏出手枪向背部开了两枪。此时，正好一名公共租界巡捕放的骑警经过现场，于是开始追逐逃跑的陈开光。陈开光向骑警开枪，却发生子弹卡壳，于是他便扔掉了枪。骑警跳下了马，抓住了陈开光。
孙亚星年轻缺乏地下秘密斗争的经验，盲目招募人员，并使各组人彼此认识。其恶果很快就露出来了。由于日本宪兵队介入审问，被捕的陈开光熬不住，很快就招供了。巡捕凭供出的名单地点立刻展开抓捕，各小组人员陆续被捕。其中一位名叫周守刚被捕以后，又供出了包括孙亚星在内的其他5人。晚上11点，孙亚星被捕，武器被查获。这样，郑月波被杀后24小时，孙亚星及其手下10人被捕。按照工部局已经和日军达成的协议，这些人将被移交给日本宪兵 队，孙亚星等人与江海生一样，最终遇害。
但愿历史会记住这些无私无畏的爱国青年。
下面略去黄道会的内容
骨瘦如柴的丁默邨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阴险冷酷地收起了钱，拿起了枪，当仁不让地做起了'李士群工作室’的老大。
六 丁氏'和平救国运动’
丁默邨托章正范邀汪曼云到大西路67号会面。
丁默邨到上海出任'李士群工作室’前台经理的事，汪曼云当然是及时地知道了。此前，汪曼云有一段时间不去'李士群工作室’了。为什么？那还不因为于松乔想行刺李士群？李士群吹牛自己的大西路67号风水好，是'保险房子’，那其实是屁话一句。
说房子风水好，安全保险，能比得上人家福开森路的唐公馆或愚园路上汉奸外长陈箓的府第？
固 然于松乔放弃了行刺李士群的主意，但谁能保证你李士群哪天不招惹那班军统的夺命太岁？
汪曼云此时虽与李士群彼此来往过几次，但与李士群还不一回事。起码，汪曼云就不曾直接与日本人勾搭过。就在几个月前的8.13抗战周年记念日上海大暴动时，汪曼云就利用上海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参予布置了一次大罢市。效果就很好。
此时，汪曼云还是党国的人哪。
不过，这丁默邨也是熟人，不论是否由陈立夫直接派遣，汪曼云觉得与丁默邨见见面是应该的。
汪曼云与章正范来到67号。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房子的墙上挂有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当中还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自上海沦陷后，尤其在私人的家里，这种情景是很难看到的。正在惊异之间，丁默邨已踱进了房间，大家本来都是熟人，一见面便欣然问候道故。丁默邨指着墙上挂的国旗与孙中山先生遗像对汪曼云与章正范说：
这些都久违雅教了吧？
接着又说：
我这次是奉立夫之命而来的，因为在里面（按：指大后方）大家看到抗战如此进行下去，总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是要抗垮国民党，是唯恐中国不乱。为了国家的前途，立夫要我来上海'开路’，一俟时机成熟，他也要来的。不过在未成熟时，我们应当代立夫保密。至于日本人那里，我已和他们交涉过，允许我们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丁默邨讲的日本人就是晴气庆胤。日本人晴气庆胤不仅授意他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指使他们以'和平运动’名义，扩大山头，要加紧与汪精卫集团联系。
丁的此番所谓“奉陈立夫之命来上海打前站”的表白，其实是在为自己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寻找借口的。如前所述，他是在穷途末路之时，受李士群的拉拢而卖身投靠日本人，与陈立夫毫不相干。而章正范、汪曼云竟信以为真。
丁默邨边说边笑着问汪曼云：
老兄有何意见？
汪曼云说：
这是一件大事，但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是不够的。由于你过去工作环境与条件的限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派骨干，也很少有人晓得。所以这件事，在你倒不是才的问题，而在号召力方面。为求事业迅速成功，我觉得应速接上汪精卫的关系，他已在河内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能事倍功半。
汪曼云似乎有点小看了丁默邨,但丁默邨毫不在意,而是表示赞同：
对此，我也有同感，汪精卫先生方面，我可以派人去联系。
汪曼云又问丁：
你现在有多少人？
丁默邨告诉汪曼云：
并不多，最早发起人有七个，除了我和正范兄外，还有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翦建午、叶耀先。
这七个人，就是后来所传说的“七人委员会”。
但据马啸天回忆，后来李士群曾告诉他，“七人委员会”中并没有章正范、翦建午、叶耀先三人，除了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和茅子明外，其他三人分别是李志云、杨杰与张鲁。
这是汉奸特务们自己内部的事,我们暂且不管他们之间的谁是谁非。
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上海的风花雪月的闲话作为收场。这次谈话，李士群没有参加，他已将丁默邨推到前台，自己则退居幕后，干脆不露面了。
这是丁默邨主持'李士群工作室’之后，首次亮相。
这是丁默邨主持'李士群工作室’之后，首次亮相。
他要把一个公开为日本国效劳的间谍机构用'晴天白日’旗包装起来，把露骨的卖国行为用'和平运动’掩盖起来。他们认为,卖国不能是只限于丁默邨﹑李士群两人的事，也不限于那些已经公开当汉奸的人的事，他们要勾结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卖国。
丁默邨知道，日本人指使他们勾结汪精卫集团是对的。他们看到，打着'和平运动’旗号的汪精卫集团才是更大的卖国集团，把命运与汪精卫集团联系在一起，才是出路。
可是，丁默邨﹑李士群要与汪精卫集团联系谈何容易？
丁默邨﹑李士群都是陈立夫兄弟c.c.系的特务,本就与汪精卫的改组派针锋相对。丁默邨﹑李士群以前办的〈社会新闻〉就没少攻击汪精卫派别，积怨本来就很深。以往，丁默邨与他们彼此不来往。而李士群在国民党内，只是小八腊子，根本就无缘见到他们。
不久前，丁默邨派翦建午去香港找周佛海，就碰壁而回。
于是丁默邨﹑李士群小集团要通过上海党部委员汪曼云的牵线搭桥，开始了寻求与汪精卫集团勾结之路。也正是这汪曼云把这个汉奸特务小集团与汪精卫联系起来。
汪曼云个人首先想到的是通过褚民谊拉上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
前面讲林柏生在香港遇袭那部分，我们已讲到汪曼云正巧看到林柏生血流满面而倒在地上。他此时正尽力与周佛海﹑陈公博联系。最后，汪曼云搭上了周佛海，成了汪精卫﹑周佛海“和平运动”的正式成员。
1939年春，国民党在重庆开办“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重庆当局根本不知道汪曼云的变质，还特地指名道姓，让汪曼云去重庆第二期党政训练班受训，作为中坚骨干来培养。
汪曼云临行前，与丁默邨在大西路67号楼上起居室会面。
丁默邨见了汪就说：
小别在迩，知道你即将远行，所以特请你来见见面。
随即问了汪曼云的启程日期与受训时间后，就从衣袋里摸出了一千块钱：
这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请你收下，聊壮行色。
汪推辞一番后也就收下了。丁又说：
我在这里的情况，你到了重庆，务希严守秘密，即见了立夫，也千万不要提起，免得戳穿了他与我的关系，使他不好意思。
丁随后又拿出两张铅印的表格对汪说：
为了彼此的信任，我请你也加入我们的组织；你与周佛海的关系，正范兄已和我谈过，好在并不冲突。这个志愿书与誓词，请你填一填，我与正范兄也填过的。
原来丁默邨已探知汪曼云通过周佛海的关系参加了'和平运动’，现在要拉汪曼云宣誓参加日本的特务组织。按丁默邨的话，汪集团的'和平运动’与他的特务机构'和平救国运动’没有什么两样。
这时章正范也坐在旁边，同意丁的说法。
汪曼云觉得要讲的话，都已给丁讲在前头，堵住了喉咙。且自己原来已勾搭上了周佛海，“参与”了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现在加上一个丁默邨的“和平救国运动”，事情还不是一样的?于是就依式填好了志愿书和誓言。其誓词的内容是：
余誓以至诚，参加和平救国运动，绝对保守秘密，遵守组织纪律，如有违反，愿受严厉制裁。谨誓。
随即举行了宣誓仪式。
监誓人为丁默邨，介绍人为章正范，他们在誓词上分别签了字。
这样，汪曼云就正式成了丁默邨李士群的日本特务组织成员，这正是76号的前身。
接着，丁默邨就要汪曼云带信给香港的周佛海，帮忙沟通：
此次你到重庆去，道经香港，势必与佛海碰头，过去我曾叫翦建午去找周佛海，建午与佛海虽不相识，与周太太杨淑慧却是熟人。可是不知怎的，杨见了建午，总是远而避之，即使回避不了，只要一提到老周，杨总是支吾其词。因之我有一封信，请你见到佛海时转交给他，我在这里的情况，也请你婉为代达，使他对我的情况不致误解。
汪曼云早就乐意牵线搭桥，当即欣然接受，满口答应了。
其实，谁都知道这丁默邨本是陈立夫门下的特务，丁默邨让翦建午去找周佛海。殊不知，翦建午原也正是周佛海提防的中统特务啊？
发艳电后，香港林柏生遇袭，小命几乎不保。河内汪精卫靠运气捡得老命一条。这群叛国的'和平运动’团伙，个个成了惊弓之鸟。听到特务之名，管它是军统还是中统，早就吓得逃命都来不及，哪还有胆量与原中统特务丁默邨和翦建午接触？当然，周佛海那批人显然是不知丁默邨让翦建午已经投倭的底细，周佛海﹑杨淑慧当然不会轻信他。
如果这丁默邨自己有本事与周佛海联系上，他才不想劳驾你汪曼云呢。这也是不得已啊。
汪曼云于是在路过香港之际，联系上周佛海，告知丁默邨已经卖身投靠日本，当了日本特务的真相。又从怀里掏出了丁默邨的信交给了周佛海。周看了信后，才恍然大悟，便对汪曼云说：
怪不得日本人一再问我，丁默邨与汪精卫有什么关系?我总是答不出来。同时，淑慧对我说，翦建午在尖沙咀码头，老是盯着她，说要想见我。我说，翦是'中统’特务，要她提高警惕，设法回避。现在既经默邨来信说明，我也可以见他了。
经汪曼云这番穿针引线，周佛海终于认识到原来丁默邨与李士群不但不是蒋介石的特务，而是大倭国忠实的'战略伙伴’，是比自己更领先一步的同志，值得自己好好学习。丁默邨与汪精卫集团总算挂上了钩，也使汪精卫的叛国活动又多了一支生力军。从此，汪精卫汉奸集团与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务恐怖组织联成一体，共同谋划危害中国的大事业。
周佛海谈话中提到的那个'淑慧’，就是周佛海老婆杨淑慧。
1921年7月，陈公博﹑周佛海到上海卢湾参加中共一大时，在会场外未婚夫妻周佛海杨淑慧就亲密地同住同行，那时人们赞许他们思想解放，崇尚婚姻自由，没人会料到17年后的他们，竟然会是这等地步。
1921年7月，陈公博﹑周佛海到上海卢湾参加中共一大时，在会场外未婚夫妻周佛海杨淑慧就亲密地同住同行，那时人们赞许他们思想解放，崇尚婚姻自由，没人会料到17年后的他们，竟然会是这等地步。
七 吴世宝入伙，魔窟76号开张
说到这时为止，我们看到的丁默邨和李士群不过是混在上海滩的一对先叛变共产党再叛变国民党的小叛徒﹑投身日本的小间谍﹑卖国的小汉奸，其所作所为充其量不过偷鸡摸狗之徒。不论怎么说，他们离刽子手﹑巨魔的形象还相去甚远。此时，那称为极司菲尔路76号 的地方，也不过是一处被日本人霸占的地产，也不曾有人会想到它会升级为沪西'歹土’和'魔窟’的地步。
但丁默邨和李士群不久之后，的确是十恶不赦的恶魔﹑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极司菲尔路76号也从此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千真万确的沪西'歹土’。
发生这种变化，莫非是出了'点金师’──哦,用词不当,该叫'造鬼师’，这造鬼师把丁默邨和李士群点成恶魔，把极司菲尔路76号点成了'魔窟’？
应该客观地说，有'造鬼师’。
'造鬼师’不是别人，而是大倭国的晴气庆胤和他的后台影佐祯昭。晴气庆胤后来是76号的后台总指挥和总监督，是他实现了把小丑变成恶魔﹑把76号变成魔窟的过程。
人间不免有缺陷, 公正的历史也会有遗漏。76号的后台老板晴气庆胤在二战结束时，被遗忘了。他没有受到应有惩罚。再说，中国人不象犹太人那么执着：
哪怕是天崖海角，纳粹战犯一个也不许逃掉！
以色列人是德国纳粹战犯的索命鬼。但大倭战犯消遥自在，无人过问。
大倭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的坏人，许多都能逍遥法外。晴气庆胤就是其一。
晴气庆胤后来写了《上海特工76号》的书揭露了一些别人的罪恶事实。但他把自己写成无辜的胆小鬼，还说他厌恶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恐怖活动。仿佛，作为大日本皇军驻76号魔窟总代表的他才是可爱的小白兔或天真的小绵羊。
他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
晴气庆胤是好的侵略者。如果他晴气庆胤也有一点什么瑕疵的话，也一定是丁默邨和李士群把他带坏了，而不是相反。
反正如今人也已死去，生前的一切罪行，一死就一笔勾销了。他想要怎麽说也就怎么说，并没有更多的人会去纠正他。
如今,大倭国有人为东条英机翻案，国内个别阴暗的角落也不时传出汪逆精卫的赞美诗。这晴气庆胤与东条英机和精卫主席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大奸尚且如此有市场，小战犯小汉奸要招摇过市也只好让它去了。口头骂它几声或许还随各人便，但要去拾棒头教训教训一下，大家就就懒得动手了。
丁默邨和李士群是在1939年2月初，由日本使馆的特务清水董三带着去见土肥原贤二的。那时日军部间谍晴气庆胤少佐正是土肥原的助手。
会见地点在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的客厅里，土肥原贤二召见了由清水董三引来的丁默邨和李士群。
早晨九点，丁默邨和李士群已经端坐在那里。丁默邨一身西装，白白胖胖的李士群穿的是中装。土肥原很随便地穿着中式服装，慢腾腾走出来。
昨天东京大本营的来电，等于宣布土肥原计划的末日来临，他的使命结束了。煞那，一股失败的耻辱感重重压在土肥原的胸口，他撤夜难眠。不过，当他看到眼前这两个中国人时，昨日的苦闷已在脸上消失。也许这两个自称国民党员的人的到来，真的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土肥原用流利的汉语招呼客人，按中国礼节给他们递上香烟，点火。
丁默邨﹑李士群见状十分感动。后来李士群对晴气庆胤说：
我没想到土肥原先生竟是那么和蔼的人。
天生一副汉奸相啊！
土肥原直接把话题引到了上海的'恐怖活动’上，土肥原向丁默邨挑明：
丁先生，中国人的暗杀活动太残酷了。对上海出现的恐怖活动，也得想个办法。
土肥原阐明，要尔等来，就是如何解决军统无休止的除奸问题。
土肥原为自己计划的失败而奥恼。被东京大本营终止了土肥原计划，其失败原因就正是唐绍仪被'恐怖’了。加上陈箓乐极生悲，杀手堂皇入室，在众目睽睽下又被'恐怖’了。大倭皇军颜面全无，造成许多原来想当汉奸的人，再也不敢当了。
丁默邨总算领会了主子的意图，于是开始大谈特谈如何消除重庆特工组织的威胁，如何由他们出面建立一支由汉奸组成特工队伍，并请求日军给予领导和援助。
土肥原对丁默邨的计划极感兴趣。
聆听土肥原的教诲，丁默邨总算领会了主子的意图，于是开始大谈特谈如何消除重庆特工组织的威胁，如何由他们出面建立一支由汉奸组成特工队伍，并请求日军给予领导和援助。
第二天，土肥原派其助手晴气庆胤与丁默邨、李士群继续会谈。
本来就约好，晴气庆胤先到兆丰公园(按:现上海中山公园)，再由李示士群接他去大西路67号。这麽简单的一件事，晴气庆胤回忆起来却颇费笔墨。他按战后50年代的为人标准，把自己写得十分胆小和十分有损皇军形象。晴气庆胤说自己是心惊肉跳地到了接头点的大榆树下，装作'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忽然看到一辆黑色汽车开过来，李士群在车里向晴气庆胤打招呼，随即跳下一个彪形大汉，高喊：
危险，快上车！
大汉把一把拉进车内。上车一看，这是一辆防弹汽车。李士群不停催促司机快点。汽车沿着大西路飞驰，不停地冲过了英国人的警戒线，开进了大西路67号黑色大铁门。晴气庆胤也故意不讲明这彪形大汉是谁，晴气庆胤后来在76号住了3年多，他能不识？不过晴气庆胤记得丁默邨忧心忡忡等候的大门口神态。
丁默邨在大门口迎接晴气。进了房间之后，李士群才对惊魂未定的晴气庆胤解释，说晴气到这里来的消息似乎泄漏了，'蓝衣社’可能有所行动，原因是电话可能被窃听了。
'蓝衣社’这名称早就不用，但李士群﹑丁默邨与晴气庆胤的嘴中，总是不停地说到这名词。
晴气庆胤一听，便被'吓住了’，在他心里，蓝衣社确实是个可怕的敌人。他连忙对李士群表示感谢。
按这过程的一开头来看，胆小善良的皇军少佐 晴气庆胤是后来被丁默邨﹑李士群教坏了，而绝不是相反。不过，如此“胆小懦弱”的晴气庆胤少佐两年内因调教丁默邨﹑李士群有方﹑功勋卓著而被倭军大本营越级晋升为陆军大佐。这事说明什么呢？是陆军大佐晴气庆胤先生谦虚过度呢，还是倭军的东京大本营有目无珠？
当然，要知道汉奸特务是如何与日本主子勾结的，还是要看当事人的写的东西，那怕当事人要为自己涂脂抹粉，我们也还得听他是怎么说的。
根据晴气庆胤记述，他与丁默邨﹑李士群会谈就在大西路67号的'李士群工作室’进行。丁默邨﹑李士群交出大量情报，特别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下属单位、各种抗日团体、国民党游击队的指挥部；特工组织蓝衣社（军统）、CC团（中统）和三青团等地下组织的组成、领导人、经费来源和势力等情况。
为此晴气庆胤表示钦佩和高兴。
他们研究了建立汉奸特工机构问题。
为建立效忠于皇军的特工机构，那时候的流程估计也象如今搞项目建设的流程：
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初步设计-->项目扩大初步设计-->……
丁默邨﹑李士群一定事先已深入研究了日本的办事流程。他们拿出李士群﹑叶吉卿写的《上海特工计划书》。计划书分方针、要领、工作组织、据点的开辟、情报、行动队的编制管理、武器装备、经费等项目。
看完以后，按晴气庆胤的话，他此时才知道这是一个以恐怖对恐怖的可怕计划。于是，'正直的’晴气庆胤先生还以谴责的口气说：
这是个令人胆寒的恐怖计划。
你看，这是一个连皇军都指责76号的计划。可见，皇军多么仁慈！当然，我们该从中去体会这位逃脱战争罪处罚者的高明之处。
晴气庆胤拿了丁默邨﹑李士群的《上海特工计划书》回东京大本营。受到影佐祯昭的赞许。于是，晴气庆胤改换门庭，从落魄的土肥原将军手下，转到上升中的将星影佐祯昭少将的门下（据证实，此时的影佐祯昭还只是陆军炮兵大佐，但所有汉奸的回忆文件，都把他说成是陆军少将）。1939年2月10日参谋总长发布的关于特务工作的命令：
致晴气少佐的训令
一、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二、你在上海应与丁默邨进行联络，援助特务工作，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的对策，并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工作。分派土冢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作为你的部属。
三、在援助特务工作时，宜就下列事项与丁默邨进行联络：
（一）专事杜绝在租界内发生反日活动时，尤应避免与工部局发生摩擦；
（二）不得逮捕与日本方面有关系的中国人；
（三）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
（四）三月份以后，每月贷与三十万日元，借与枪支五百枝、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
2月15日，晴气庆胤先在南京和日军华中派遣军交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指示上海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协助晴气庆胤的特务工作。
晴气庆胤通知丁默邨和李士群，得到大本营批复。还从意大利军警备区内的日占房产中挑选极司菲尔路76号作为他们特务机构基地。
丁默邨和李士群听完传达，欣喜若狂，相互拥抱，流下热泪。
晴气庆胤的两个下属土冢本诚宪兵大尉负责与日本宪兵队联络，中岛信一少尉负责和丁默邨联络。我们要注意，后来，晴气庆胤高升后，就由这中岛信一少尉替代晴气庆胤成了李士群的后台东家。
从此丁默邨﹑李士群特务机构正式成立。由丁默村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起初地址设在上海大西路六十七号，后来迁极司菲尔路76号。
到同年八月，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后，这个组织又划归“梅机关”指挥。
其后个把月的功夫，三十万元的钱来了，三百枝手枪也到了，极司非而路76号也在按特务工作的需要进行改造了。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及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定”。
六 林柏生血洒街头
回头看看蒋介石。《艳电》的发表及高宗武向日本军方提出4点要求的披露，重重地激怒了蒋介石。1939年元旦，蒋介石暗地里命令戴笠严密监视汪精卫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他还要求戴笠，既要达到监视和警告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目的，又不能让汪精卫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与老蒋决裂，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此时,蒋介石同样不放弃劝解的办法，企图软化汪精卫，不要投降日本。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他带着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调兵遣将。这毛万里是毛人凤的二弟，后来军统中的'三毛一戴’中的二毛，就是这对兄弟，其余两人则是毛森和大老板戴笠。1949年，毛万里父子都在福建的建阳被解放军包围，毛万里居然冒充资本家，误被释放，后经温州逃台。这里是把后话提前说了。
戴笠派遣刚刚调回重庆的原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自己的随身警卫王鲁翘先行，经香港办好手续去河内，设立秘密联络点。临灃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参与现场策划和指挥。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
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
当月中旬，戴笠经化名何永年取得护照。从香港乘飞机到了河内行动组所在的秘密联络点，召集陈恭澍﹑余乐醒﹑王鲁翘等行动组人员开了会。
为打开局面，戴笠单身一人去拜会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戴笠向许念曾说明了此次来的意图后，许念曾同意总领事馆作为刺杀汪精卫的临时指挥部和联络点。随后，行动组的人员带着电台驻进了领事馆。当天晚上，戴笠又秘密会见了一位姓徐的直属联络员。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好，而且在当地华侨社会中也颇孚众望。
过去，戴笠交给徐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关系，以为后用，平时只由戴笠单线联系。此时正是用人之时，戴笠要他全力配合行动组工作。为确保刺杀汪精卫行动的成功，戴笠指令特务处美国站购买了两支新制的左轮手枪。这种手枪的特点是射程远和杀伤力大，很适合在狙击行动时使用。这两支枪，由曾为法国空军做出过贡献的法国援华志愿大队联络官曹师昂，通过其法国的妻子带到了河内。法国越南当局严禁本地人和华人携带武器枪械，但对他们自己的'法国女同胞’就不在禁止之列。
4天后，戴笠又回到了香港。
戴笠离开河内时，还是再三提醒行动组的人员既要做好必要的准备，但又千万不可轻举妄动。
陈恭澍一行，来到国民政府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正式设在驻河内总领事馆内。接着，戴笠又电令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分批办好手续前往河内。陈恭澍任总指挥，余乐醒参与指挥策划，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负责指示目标，因为其中只有他认识汪精卫。这陈恭澍﹑余乐醒﹑唐英杰﹑王鲁翘等18条汉子都是戴笠手下的精兵强将。他们个个都堪称是老蒋的御猫义鼠。王鲁翘原本是戴笠的持枪警卫﹑神枪手，在戴笠眼中可算是白眉大侠徐良，那独当一面的前线指挥陈恭澍就是展昭，老资格且诡计多端的余乐醒就相当是翻江鼠蒋平，唐英杰是飞墙走壁的黑妖狐智化。这样形容戴笠的行动小组或许有点滑稽。但戴笠的班子是强调仁义礼智信那一套的。他们是以自己当老蒋的'御猫义鼠’为荣的。
安排部署完毕。看来该准备的，都备齐了。此时就只等一声令下，手到擒来。谁也不曾料到，如此周密的准备，最终会落个兵败河内的惨痛结局。
戴笠在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所有情报进行分析后，决定在严密监视汪精卫等人的同时，来个声东击西和杀一儆百的行动。确定的目标是在香港的梅思平﹑林柏生和肖同兹。
戴笠在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所有情报进行分析后，决定在严密监视汪精卫等人的同时，在香港来个声东击西的行动以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确定的目标是在香港的梅思平﹑林柏生和肖同兹。
汪精卫的“艳电”是在汪的亲信林伯生主办的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的。林伯生做这事完全不管顾孟余的极力反对，顾孟余因此断绝与汪的来往，保住了自己的清名。戴笠对林伯生发出警告，亲自出马打电话给《华南日报》负责人林柏生，以及拥护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指责他们发表《艳电》和支持汪精卫的文章，是与重庆政府公开唱对台戏。与此同时，戴笠还派人上门扬言要烧毁《华南日报》社。但戴笠没有吓住林柏生。林柏生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攻击重庆政府。被激怒的戴笠指示军统香港区对林柏生采取行动。军统香港区区长是王新衡，他指派郭寿华和刘方雄组织相关人员实施。原本打算把林柏生等'做掉’。但是，当时港英当局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是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杀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
在香港《珠江日报》当编辑的刘大炎是军统情报员，特工郭寿华要求刘利用记者身份与林柏生接近，另由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随刘大炎跟踪侦查林柏生的日常出人途径，伺机行动。1939年1 月１7日，在林柏生从家到报社的路上，刘方雄指挥行动人员上前用斧头对准林柏生的头部猛砍过去，看林柏生倒在地上，血流满面，便扬长而去。
前文说过，这刘方雄原本是军统上海区情报组长。因刺杀唐绍仪案发生后，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后由军统局托人出面花钱行贿巡捕房当局，保释后易地安排到香港。
林柏生大难不死，全赖此时是冬天，林柏生头上戴着软质薄绒帽，因此伤口不深，不久治愈。还有就是港英当局关注了他，那天有个便衣警察正化装成水手离他林柏生不远，及时吆喝，使得执斧人扔掉器具，而没有补上第二斧。这两块伤疤。那是永远忠于汪主席，为汪主席正确的《和平运动》路线而出生入死的象征。最后到了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对卖国的大汉奸宣判时，林柏生吃的那一颗子弹，也是他为了汪主席而心甘情愿的，汪主席提前死了，就该由林柏生替汪主席受过。
大胖子林柏生当日挨打横卧街头，正巧被上海来的汪曼云看到。
后来林柏生在汪伪的'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
汪曼云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杜月笙的'学生’，813后,作为C.C.派的代表,在上海出任'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少将参议。上海沦陷后，原本要他转入租界坚持抗日，结果他还是主动去上海大西路67号，与叛变当日本牒报员的李士群暗中联络勾结。
汪精卫发表《艳电》声明以后，汪曼云蠢蠢欲动，准备追随汪精卫。汪曼云对他加入国民党十多年来，一直不被蒋介石重用，十分不满。他想，汪精卫发表《艳电》，声明反对抗战，要与日本实现“和平”，当然希望吸引一批人马为之摇旗呐喊。自己既然不能得到蒋的青睐，为何不能投奔汪？此刻汪精卫正是急需招罗喽啰之际，他紧密追随，想必是有被重用的机会。
但也有问题：以往他够不着汪主席，没有交情。
汪曼云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此时他已不惜身份，连卖身日本的小间谍李士群都不惜背后勾勾搭搭，他怎么不盼望能攀上威名远扬的汪主席？
汪曼云要去香港巴结汪精卫的干将陈公博。想通过陈公博进入汪精卫的圈子。但平白无故，怎能联系上？他想到褚民谊。褚民谊是同盟会元老，是民国官僚，当过江苏省长，褚民谊还是陈璧君的妹夫，当年汪精卫主持行政院时，褚民谊是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与汪精卫陈璧君是一家亲。汪曼云想利用褚民谊的关系攀上汪精卫的大腿。可是此时褚民谊联络不到汪精卫。
为什么呢？
那只因为褚民谊门槛太精，太小心谨慎了。
汪精卫发表《艳电》以后，褚民谊担心被人“误会”，怕被看成与汪同流合污而遭到不测。因此，连忙在上海各报遍登启事，声明汪精卫的一切，他并不知情。
...林柏生大难不死，全赖此时是冬天，林柏生头上戴着软质薄绒帽，因此伤口不深，不久治愈。还有就是港英当局关注了他，那天有个便衣警察正化装成水手离他林柏生不远，及时吆喝，使得执斧人扔掉器具，而没有补上第二斧。后来林柏生在汪伪的'公馆派’中之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疤。那是永远忠于汪主席，为汪主席正确的《和平运动》路线而出生入死的象征。最后到了1946年，南京军事法庭对卖国的大汉奸宣判时，林柏生吃的那一颗子弹，也是他为了汪主席而心甘情愿的，汪主席提前死了，就该由林柏生替汪主席受过。
大胖子林柏生当日挨打横卧街头，正巧被上海来的汪曼云看到。
汪曼云是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杜月笙的'学生’，1937年813抗战时,他作为C.C.派的代表,在上海出任'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少将参议。上海沦陷后，原本要他转入租界坚持抗日，结果他还是主动去上海大西路67号，与叛变当日本牒报员的李士群暗中联络勾结。
在汪精卫最需要人响应时，褚民谊则发启事表白自己。这在汪精卫看来，无异于被褚民谊踢了一脚。
为了这则启事，汪精卫对褚深怀不满，不给褚民谊留下任何联络方式。
另一方面，褚民谊绝非光明正大之辈。他利欲熏心，极力想从事政治投机。于是在汪曼云的恳求之下，写了两封信，一封致香港《南华日报》的林柏生，另一封致陈公博。一并交给汪曼云带到香港作为引见的借口。汪曼云与陈公博虽然相识，但不知其地址；虽有林的地址，可并不相识。汪曼云此行的目的是找陈公博。估计陈公博在香港的地址，林柏生必然知道。所以褚民谊介绍汪曼云去看林柏生，旨在询问陈公博的住处。
汪曼云到了香港落下脚，就到皇后道上逛一会儿马路以打发时光。他走到中环，看见许多人围着在看热闹，汪也凑了上去。只见一个身材矮胖穿西装的中年人，被人用铁器砍伤，倒在地上，血流满面。凶手早已逃走了。当地差馆（巡捕房）的巡捕就把受伤者用车送往医院，一伙看热闹的人也就散开了。此时因离报馆上班的时间还早，汪曼云又踱到“高罗士打”吃了一些西点。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才到《南华日报》馆去看林柏生。到了报馆，这才知道刚才被人打伤的那个矮胖子正是林柏生，现在已住在山上的玛琍医院里了。汪曼云表示要到医院去看林柏生，但报馆里的人劝汪不要去。因为医院里面已驻有“差馆人员”（即警察），去了也见不到，反添麻烦。由于见不到林柏生，汪曼云也就找不到陈公博了。只好挟着两封信，怅怅地回到上海交还给褚民谊。
汪曼云在褚民谊那里，虽走了一条死胡同，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通过别的牵线，接上了周佛海的关系。自此，汪曼云也就有了“靠山”。
没几天, 汪曼云又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遣去重庆参加第二期党政训练班受训，而去重庆只能再次途经香港。汪曼云这次到香港,拜会了恩师杜月笙。杜月笙很高兴，因为汪曼云既然是经香港去重庆，而不是留南京，这表明汪曼云当了南京伪维新政府副部长的传闻是假，汪曼云没当汉奸。杜月笙不知道，此时的汪曼云不但已投靠了周佛海，而且与丁默邨﹑李士群暗中勾结上了。就在上船来香港之前，汪曼云拿了丁默邨1000元的钞票，同时填了表格参加丁默邨﹑李士群的“和平运动”。那1000元的钞票是“意思”钱？是“好处”费？是“礼金” ？还是奖金？汪曼云没问就收下来了。但这暧暧昧昧的钱，更象是卖身钱。正是此时开始，汪曼云已卖身给日本的间谍机构，已经不是杜公馆的门下，更不是党国的信徒。但与所有敌特间谍一样，他的真实身份没人知道。党国继续载培他，杜公馆继续信任他。
汪曼云到重庆，参加了第二期党政训练班。蒋委员长参加了他们的结业典礼，参加他们的聚餐会。
林柏生挨斧砍之后，１月１８日，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的被人开枪打死。
以上坏消息不断传来，身在河内的汪精卫也感到了自己处境危险。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三桃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
当天，汪精卫急忙迁居到人口稠密的河内中心高朗街二十七号。
高朗街二十七号是一栋法式小花园洋房，原朱培德公馆。虽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汪精卫害怕遭到中国义民的袭击，就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法国当局于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站岗。
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在越南境内，普通人带枪是违法的。外国入境人士更是如此，汪的侍卫在过境时也是不能带枪的。所以法国越南当局认为越南没有发生过枪击的治安事件，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余乐醒、陈恭澍和王鲁翘等人亲自侦察，并对之实施全面监控。陈恭澍也对高朗街二十七号考察了一番。认为其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监视汪精卫的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陈恭澍、余乐醒和王鲁翘等截获了一封汪精卫企图策反龙云密函。函件敦促龙云表态拥护汪精卫，并在西南成立伪政权。
这只因为“艳电”发表后，云南、四川、广东毫无动静。汪精卫耐不住，冒险给龙云写此密函。密函中写道：
弟蛰居河内，非有所谓，然寄人篱下，言论行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3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如先生予以肯定，则弟决然前来；如先生予以否定，则弟亦不能不谋他去。盖日本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
密函中，汪精卫投敌叛国及谋划分裂中国之心昭然若揭，成了他当汉奸的铁证。
戴笠得此密函后，急将此密函亲呈给了蒋介石。
在汪精卫最需要人响应时，褚民谊则发启事表白自己。这在汪精卫看来，无异于被褚民谊踢了一脚。
为了这则启事，汪精卫对褚深怀不满，不给褚民谊留下任何联络方式。
另一方面，褚民谊绝非光明正大之辈。他利欲熏心，极力想从事政治投机。于是在汪曼云的恳求之下，写了两封信，一封致香港《南华日报》的林柏生，另一封致陈公博。一并交给汪曼云带到香港作为引见的借口。汪曼云与陈公博虽然相识，但不知其地址；虽有林的地址，可并不相识。汪曼云此行的目的是找陈公博。估计陈公博在香港的地址，林柏生必然知道。所以褚民谊介绍汪曼云去看林柏生，旨在询问陈公博的住处。
汪曼云到了香港落下脚，就到皇后道上逛一会儿马路以打发时光。他走到中环，看见许多人围着在看热闹，汪也凑了上去。只见一个身材矮胖穿西装的中年人，被人用铁器砍伤，倒在地上，血流满面。凶手早已逃走了。当地差馆（巡捕房）的巡捕就把受伤者用车送往医院，一伙看热闹的人也就散开了。此时因离报馆上班的时间还早，汪曼云又踱到“高罗士打”吃了一些西点。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才到《南华日报》馆去看林柏生。到了报馆，这才知道刚才被人打伤的那个矮胖子正是林柏生，现在已住在山上的玛琍医院里了。汪曼云表示要到医院去看林柏生，但报馆里的人劝汪不要去。因为医院里面已驻有“差馆人员”（即警察），去了也见不到，反添麻烦。由于见不到林柏生，汪曼云也就找不到陈公博了。只好挟着两封信，怅怅地回到上海交还给褚民谊。
汪曼云在褚民谊那里，虽走了一条死胡同，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通过别的牵线，接上了周佛海的关系。自此，汪曼云也就有了“靠山”。
没几天, 汪曼云又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派遣去重庆参加第二期党政训练班受训，而去重庆只能再次途经香港。汪曼云这次到香港,拜会了恩师杜月笙。杜月笙很高兴，因为汪曼云既然是经香港去重庆，而不是留南京，这表明汪曼云当了南京伪维新政府副部长的传闻是假，汪曼云没当汉奸。杜月笙不知道，此时的汪曼云不但已投靠了周佛海，而且与丁默邨﹑李士群暗中勾结上了。就在上船来香港之前，汪曼云拿了丁默邨1000元的钞票，同时填了表格参加丁默邨﹑李士群的“和平运动”。那1000元的钞票是“意思”钱？是“好处”费？是“礼金” ？还是奖金？汪曼云没问就收下来了。但这暧暧昧昧的钱，更象是卖身钱。正是此时开始，汪曼云已卖身给日本的间谍机构，已经不是杜公馆的门下，更不是党国的信徒。但与所有敌特间谍一样，他的真实身份没人知道。党国继续载培他，杜公馆继续信任他。
汪曼云到重庆，参加了第二期党政训练班。蒋委员长参加了他们的结业典礼，参加他们的聚餐会。
林柏生挨斧砍之后，１月１８日，汪精卫的外甥沈次高在澳门的被人开枪打死。
以上坏消息不断传来，身在河内的汪精卫也感到了自己处境危险。１月２８日，突然有十几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三桃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
当天，汪精卫急忙迁居到人口稠密的河内中心高朗街二十七号。
高朗街二十七号是一栋法式小花园洋房，原朱培德公馆。虽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汪精卫害怕遭到中国义民的袭击，就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法国当局于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站岗。
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在越南境内，普通人带枪是违法的。外国入境人士更是如此，汪的侍卫在过境时也是不能带枪的。所以法国越南当局认为越南没有发生过枪击的治安事件，而且也不可能发生。
余乐醒、陈恭澍和王鲁翘等人亲自侦察，并对之实施全面监控。陈恭澍也对高朗街二十七号考察了一番。认为其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监视汪精卫的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陈恭澍、余乐醒和王鲁翘等截获了一封汪精卫企图策反龙云密函。函件敦促龙云表态拥护汪精卫，并在西南成立伪政权。
这只因为“艳电”发表后，云南、四川、广东毫无动静。汪精卫耐不住，冒险给龙云写此密函。密函中写道：
弟蛰居河内，非有所谓，然寄人篱下，言论行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3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如先生予以肯定，则弟决然前来；如先生予以否定，则弟亦不能不谋他去。盖日本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
密函中，汪精卫投敌叛国及谋划分裂中国之心昭然若揭，成了他当汉奸的铁证。
戴笠得此密函后，急将此密函亲呈给了蒋介石。
七 最后的挽救
掌握了证据，蒋介石命令秘密监控汪防止其投敌，但依然又派人去河内进行游说。派去劝说的，有汪的朋友陈布雷和谷正鼎，还有此时出任外交部长的同盟会元老王宠惠。这谷正鼎和谷正纲是一对亲兄弟。这时的蒋介石倒没有乘人落井而投石的想法,利用汪精卫的原来亲信,容易让汪精卫改变注意。就这事，蒋介石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不料精卫之糊涂乃至于此，党国不幸，有此寡廉鲜耻之徒。
其实，他犹存惋惜之心。
当时中国沿海港口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中国正为了生存与日本展开生死搏斗。中国唯一能通向国外的就只有广西河内之间的通道。此时，外交部长王宠惠正为了补充国内战场的消耗而到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王宠惠与汪精卫可以说是广东同乡，又都是老同盟会的盟友，王宠惠﹑汪精卫也先后在日本留学。加上王宠惠不参与结帮拉派，在党争问题往往采取超然态度。蒋介石想利用他的这种身份，做做汪精卫的工作。
于是，王宠惠接受蒋介石的指示，顺道出面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
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
汪精卫回答说:
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王宠惠无奈。
早在2月中旬，谷正鼎已第一次受命到过河内，他劝汪精卫仍回重庆原岗位。但汪不听。
这次已是3月份，谷正鼎再次到河内，携带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和一笔资金。见了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
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公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一听，大骂蒋介石，拒绝谷正鼎表达的好意。谷正鼎无望而归。此时汪精卫先生已经对公款出国旅游之类丝毫不感兴趣了。
蒋委员长的特使谷正鼎此时任天水行营第２厅厅长。蒋之所以三番两次选他担当此任务，唯一的原因是他与胞兄谷正伦，原本都属于汪系的改组派。汪精卫发表响应日本"近卫三原则"的"艳电"，受同为改组派的顾孟余、陈公博的反对。谷正鼎也同样持反对态度。所以派谷正鼎去河内，除了传达蒋委员长的劝告以外，还可以"自己人"的身分，传达改组派团体的一致规劝，可是，汪精卫要一意孤行了。
其实此时 带着4点要求去日本的高崇武也得到的结论:他们(日本人)说的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高回香港后给汪报告，讲日本人没有诚意，不可一厢情愿。但汪却不回心转意。
看来，蒋先生可以自认为做到仁至义尽了。仁至义尽后面该闻闻火药味和血腥气了。在谷正鼎游说失败后，蒋介石终于下定了要除去汪精卫的决心。
八 剪不断，理还乱—王天木与赵理君
1939年春节，戴笠继续坐镇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监控汪精卫的调度指挥中心。他顺便让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来港述职。汪精卫叛逃的事，使他感到压力很大。可上海方面上海区正﹑副区长王天木与赵理君彼此不和的事，也令他心烦。
王天木算是军统队伍里的老前辈了，年龄上比戴笠还长6岁。民国初年，王天木曾当过浙江省监察厅厅长，后来转到'复兴社特务处’，也就是此时的军统。戴笠独生儿子叫戴藏宜。 而王天木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抗子，一个叫王因子。据说戴藏宜与王抗子交过朋友。为此戴笠还主动提起过儿女之间的事，如果不是随后王天木发生重大变化，戴笠与王天木还真的要成为儿女亲家。当然这种事，戴笠原本是出于政治考虑。儿女婚姻可以用来笼络、控制自己的同僚和部下。
王天木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时，曾和一批爱国学生结拜为十兄弟，并成立抗日锄奸团，专门对付日军和汉奸。毙杀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联合储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等众汉奸，战果累累。1933年，原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受日本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的指使潜入北平，妄图策动驻军叛变，制造暴乱。王天木到北平，同北平站站长陈恭澍以及北平站的白世维合作，联手将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铲除汉奸张敬尧过程中王天木有勇有谋。在军统中，他堪称军统一号杀手。可是后来偏因一件糊涂案，王天木手下胡作非为闯了大祸，杀人碎尸，造成轰动一时的'箱尸’案。老蒋震怒，御笔亲批逮捕王天木，点名严惩，王天木差点送掉小命。还多亏戴笠力保而减为无期徒刑。又因抗日战争爆发，以需要人才为由，经戴笠力保，被关押两年的王天木提前释放，当了军统华北地区区长。后来上海因唐绍仪案发，军统上海区得罪法租界当局，遭巡捕房报复。军统上海区被破获，大小头目被捕。戴笠关键时刻点将，让王天木当军统上海区区长，以图恢复局面。可谁也没料到，王天木在上海却与副区长赵理君耗上了。在这关键时期，你王天木不图多立点功劳，却与赵理君闹得不可开交，频频贻误战机，怎不恼人？眼下这个春节，戴笠没让王天木回上海。
赵理君也不含糊啊！深入福开森路18号杀唐绍仪的'古董商’杀手就是他。赵理君与戴笠都是黄埔军校六期出来的。后来江湖上威名远扬的“追命太岁”就是他赵理君。他算得上是戴笠的贴身心腹。此前赵理君正一度代理军统上海区区长。他绝非靠人情关系，他是有功劳的。军统上海区大部人马是他心腹。赵理君服从最高命令，对唐绍仪采取果断措施，就搞得干脆利落。这事还有谁能不信服？好不容易等到老资格的周伟龙调走，赵理君十年媳妇熬成婆，代理了军统上海区区长。可这交椅没坐热，偏来了个王天木，硬生生挡了自己的道。这能不恼？
如今王﹑赵的矛盾，使戴笠后悔，不该把王天木与赵理君摆在一起。一山不容二虎啊。
王天木到香港述职期间，令王天木没有想到的是，赵理君在他前面已经到了香港。王天木总认为是赵理君是恶人先告状,在背后打小报告，说他的坏话。可戴笠说：
作为老大哥的你，怎能跟这个小兄弟赵理君一般见识啊？你两个这样闹别扭、吵啊.让别人听到,就不太好。再说你是正职，搞不好关系当然是你王天木该多担待才对。
戴笠也不容王天木辩解,一通话直说得这个王天木一肚子气。王天木认为自己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加上赵理君做小动作，工作自然难以开展。如今见戴笠不但不体谅自己的苦衷,反而一见面就责备他, 认为戴笠偏向赵理君。心里不是滋味。于是睹气说，不调走赵理君，他就自己走。 戴笠也不含糊,直接告诉他，想走也只能回天津。而且想走也得拿投名状来，组织部下杀几个汉奸再走。戴笠还问，当年大智大勇的王天木如今在哪儿？
不想，春节一过，香港报刊以《铁血军破门而入，伪外长即登鬼门》的标题，转载来自上海的特号新闻：
大年初一，南京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箓在上海家里被刺身亡。
这事震惊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为安抚汉奸走狗，日伪机构忙于新年办丧事，为陈箓举行葬礼。还一本正经地在沪、宁两地下半旗，并发给陈箓家属10万元抚恤金。
从军统内部来的消息证实，是王天木属下刘戈青小组出色完成的一起除奸大案，再次毙杀伪梁鸿志伪维新政府在部长级的大汉奸。目前小组成员全部安全转移。戴笠看了心情大好。属下杀了汉奸，当然应该高兴。多少算自己领导有方啊。再说，完成除奸的刘戈青正是临澧特训班的的学员，原本就是自己得意的门生。起初，自己就要留他在军统本部重用，只因刘戈青报仇心切，立功愿望强烈，执意要下基层，要手刃杀日本汉奸，为被日本人用刺刀砍杀六刀的父亲复仇。刘戈青果然有勇有谋，是英才！于是戴笠下令刘戈青及参加这次暗杀行动的全班人马撤离上海,赴香港受奖。并让刘把自己的一家老小全部由上海迁到香港,以免遭到敌人的报复。这临澧特训班，就是1938年3月在湖南临澧县举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共有学员约1000人。是军统在抗战时期开展特工训练的一次示范。学生后来大都成为军统骨干，形成军统内的一个重要派别。这此参与河内策划指挥的余乐醒就是去年醒灃特训班的副主任。
刘戈青的功劳，并没有根本改变王天木的处境。只是此时戴笠心情好，考虑王天木在天津熟人太多，目标太大，让王天木仍回上海。不过，王天木的身份是直属通讯员，主要联络天津站的。上海区长继续由刘理君代理。刘戈青留香港训练栽培。王天木可以继续与刘戈青保持联系。
而陈箓这一死,大大地震惊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对于中国特工的除奸行动，日本占领军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来又向何去。他于是又想到'以华制华’的招数，要找中国汉奸来当他们的鹰犬。他找到正在上海滩向日本人卖身当间谍的李士群和丁默邨。
为了不打断叙述对汪精卫跟踪监控过程的连贯性。我们把此时发生在上海毙杀汉奸陈箓的过程放到汪精卫去上海彻底投靠日本人时一并介绍。
九 夜半惊魂
稍后，戴笠又化名何永年，亲自飞河内检查刺汪的各项准备工作。
陈恭澍﹑余乐醒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
注意，这里讲的是推断。推断，或许能出真理，但只有事实才可靠。因为任何一件事实，都可能对真理体系构成颠复性的后果。当然，在无法进一步核对事实的情况下，推断是必要的，推断即使不是十分精确，但也可以避免盲动。
等待，是一个紧张而又难耐的过程。余乐醒等人在这过程考虑过要对汪采取 “软性行动”。就是想用毒药在不知不觉中把汪精卫毒死。行动组的人发现高朗街上的一家面包店，几乎每天早上都派人给汪精卫家送面包，而且汪精卫每天早上也必用面包。他们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没想到当毒液注入面包后很快就结成了黄豆般的小块。这天汪精卫见此面包异样而退回不吃。“软性行动”计划宣告失败。
陈恭澍和余乐醒等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的一位侍从在检查浴室时发现了毒气瓶。当汪精卫得知此事后，认定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为此增加了防范的措施。行动组又告失败。
几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
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通知高宗武，日本支持汪精卫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的细作得知这一情报, 汇报给了蒋介石。戴笠町得到采取行动的指示。
3月19日，根据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
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不得延误。
行动组收到密电后，当对原先制定的行刺方案确认无误后，决定在第二天的夜里武装袭击汪精卫住宅，处死汪精卫。
第二天，也就是3月20日一早，负责监视汪精卫住宅的行动人员报告说，汪精卫正在打理行装有全家逃离河内的迹象。过了约两个小时后，又报告说汪精卫一行坐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陈恭澍﹑余乐醒即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得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不敢冒然开枪。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辆黑色轿车迅速启动并朝原来来的方向疾驶而去。等陈恭澍调转车头再追时，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没有踪影了。显然汪精卫已经对戴笠手下要采取的行动已有察觉，要不然不会出现刚停车又急促离去的情况。好在这时，监视汪精卫住宅的报来说两辆黑色轿车已回，并发现汪精卫夫妇俩正在住宅外的草地上争吵着什么。
可是当陈恭澍带人赶到时，汪精卫夫妇已回到了屋里。此后的整个白天，行动人员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汪精卫的住宅。但没捕捉到下手的机会。
推断，或许能出真理，但只有事实才可靠，因为任何一件事实，都可能对真理体系构成颠复性的后果。
1939年3月20日夜11时40分，按照预先的方案，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到达高朗街27号后门。分工后，陈恭澍留守车上策应，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这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
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
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厉声警告。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携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负责直接刺杀汪精卫的王鲁翘唐英杰两人奔到三楼，对着以为是汪精卫居室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此时,楼下又有动静了。原来陈璧君的侄儿陈国琦正睡在楼下,也许是砸门的声音惊动他，喊着想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郑邦国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王鲁翘听楼下一阵喊声后连着响枪，发急了，他用手电从砍破的门洞往房内一照，见有个男人。王鲁翘以为他就是汪精卫，便对其腰和背就是3枪，当场倒地。当他刚想收手时，发现床下还有个女人，以为是汪精卫的妻子陈壁君，便甩手又是3枪。当王鲁翘正想验证时，先前的枪声已经惊动了周围的警察，远处已有了警车的呼叫声。王鲁翘等行动人员只得匆忙撤离。而此时，汪精卫﹑陈璧君惊恐万状，正哆嗦在隔壁房间的墙角里等死。但始终没刺客进门而毫发未损。
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以为那里恰好是个死角，会平安无事的。其实她不用躲,也不会有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原来这朱执信死后，他女儿就是跟汪夫妇一起过日子，这次自然是被连哄带骗地弄出来了。
此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救援其余战友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回到驻地后，王鲁翘对陈恭澍说，凭他的枪法汪精卫夫妇必死无疑。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张逢义、余鉴声、郑邦国等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负责接应的陈恭澍,显然他自己离尽职差远了。他带去6人，只接回王鲁翘一人，丢下5人,结果3人被捕。甚至于4个月后，王鲁翘在上海的法租界被捕，又被法国殖民当局查出是河内刺杀案的重要'嫌疑犯’而被引渡到安南，判处八年徒刑，直到1945年国军在越南接收日本投降时，王鲁翘才恢复自由。
十 卿本佳人，奈何做蠈！？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原来当晚的情形是这样的，高朗街２７号洋楼的三楼有四间卧室，汪精卫夫妇、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而曾仲鸣夫妇临时留住大客厅。因为曾仲鸣妻子方君璧刚从香港来，本住在河内市的宾馆,因传说白天受刺客汽车骚扰，曾仲鸣夫妇特来问候，从而留住２７号，结果替汪夫妇挨子弹。
曾仲鸣也并未当场死亡。在急救医院醒来时，还能清晰与汪对话。而曾仲鸣妻子方君璧中了三枪但非致命。刺客王鲁翘砸门肯定惊醒许多人，包括曾仲鸣夫妇。刚好起床察看，结果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中两弹，当场倒下。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看曾仲鸣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
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
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后的一份力。
好糊涂的人，好糊涂的死。
一个根红苗正的人，一个顶聪明的人，却活得糊里糊涂，死得不明不白。
曾仲鸣是来自革命家庭，16岁留学法国，是里昂大学文学博士。曾仲鸣国学基础很好,这与他在法国期间得过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教诲不无关系，他夫妻也积极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时的他还够不上汉奸的称号，他却当了汉奸的替死鬼。
汪精卫﹑陈璧君与曾仲鸣夫妇的密切关系,来自曾经共同留学法国。辛亥革命南北会谈中，汪精卫劝说南方革命党拥立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为此十分感激。在汪精卫﹑陈璧君新婚之际，袁世凯送五万银元供他们在法国渡蜜月。汪精卫就此留学法国，认识留法学生曾仲鸣和方君璧。汪夫妇与曾仲鸣和方君璧友善，或许还与方君瑛有关。方君瑛在1923年就英年早逝早逝，汪精卫﹑陈璧君﹑方君瑛之间关系一言难尽。
方君璧是方君瑛妹妹，曾仲鸣是方君瑛的妹夫，夫妻俩来自十分亲密的两个家庭：福州市的方家和曾家。两家儿女搭对配婚。算是亲上加亲。曾仲鸣的姐姐曾醒就是方君璧和方君瑛的亲嫂。
方君璧一家堪称'满门英烈’。
方家兄弟姐妹十一人，都渡海留学。方声洞﹑方声涛和方君笄三兄妹是1903年拒俄义勇队成员，兄弟姐妹中六人是1905年首批同盟会会员。方君璧的二姐方君瑛﹑七哥方声洞都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方声洞战死，是著名黄花岗72烈士之一。方君瑛25岁那年，被孙中山选任同盟会暗杀部部长，是清末革命党的著名的女暗杀团成员。1911年春，方君瑛替代林觉民夫人（因林夫人怀孕八月）从福建运送炸药到广州参与黄花岗起义。后来方君瑛纠合黄复生﹑汪精卫一起策划刺杀慑政王载沣。方君璧六哥方声涛是辛亥革命军的一个师长，广州七十二烈士墓及纪功坊、墓亭等就是方声涛所建（事前是潘达微先收72烈士遗体入土）。方君璧四嫂曾醒也是首批同盟会会员，曾醒就是曾仲鸣的亲姐。
老同盟会员的曾醒没从她亲弟弟曾仲鸣之死吸取教训，后来随汪当了汉奸。算是方﹑曾两家的耻辱。方声洞一家满门英烈，却因汪精卫而蒙羞。
但方君璧或许还应该感谢刺客的子弹。曾仲鸣一了百了，止步于通往汉奸的罪恶之道。方君璧也因曾仲鸣之死，与汉奸一族绝了缘分。或许正是河内的那几枪，使方君璧摆脱政治羁绊而继续潜心于她的艺术生涯。她早在1924年就被巴黎各大报誉为“东方杰出的女画家”，当时的代表作品有《拈花凝思》等名画。后来她成了国际级著名女画家。
抗战胜利后,受民国大佬吴稚晖李石曾支持回国举办画展.
1972年她再回中国访问时，周恩来﹑邓颖超与她作了长谈。当年君璧全力支持过他们这批勤工俭学的留法学生，只是周恩来﹑邓颖超等是属于胸怀大志的革命家，而方君璧是属于学有所成的艺术大师。1978年中国国家美术馆为她举办了大型的画展。1984年巴黎博物馆为她举办了“方君璧从画六十年回顾展”。两年后的1986年， 89岁高龄的方君璧居然'因登山作画，跌断腿骨，送医三日，病情恶化’而离开人间 。
金子和污泥原本也可能混在一起，但金子永远是金子，而污泥总归是污泥。历史长河涤荡着，最终把污泥卷得一干二净而留下金子。
本该死去的汪精卫﹑陈璧君却在庆幸自己好运，庆幸自己不死。其实他俩都错了。倘若他两死了，第二天，重庆的蒋介石先生就会为汪精卫先生的'意外死亡’而发表谈话，声讨敌国的暴行，就会让戴笠﹑陈恭澍组成调查小组去查明真相。还马上宣布全国下半旗为汪精卫先生哀悼，并组织全国治丧委员会，安排国葬。全世界都会高度评价汪精卫﹑陈碧君夫妇。就不至于因当汉奸而遗臭万年:一个死后被刨尸，一个终身陪伴提篮桥监狱的铁栏杆。
相反，等到多少年后真相大白时，蒋介石会被一些人怀疑是小鸡肚肠，说他不能容忍不同政见者。他洗刷不掉暗杀同僚的恶名。因为到此为止，没有掌握可以把汪精卫﹑陈璧君定罪为汉奸的证据,最多只是'反党集团’，是'反对抗日’。'反党集团’和'反对抗日’不能列入刑事犯罪，而只是不同政见。
就是啊，汪精卫这难得一遇的机会失去了。能好死，却不得好死。这就是汉奸自以为是的好命运。
剧照,林觉民与妻书中的方君瑛(高一童饰)
汪精卫这难得一遇的机会失去了。能好死，却不得好死。这就是汉奸自以为是的好命运。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极度悲愤而又无奈。日本欺骗他，让他走上这条绝路。可恶的是，大倭国继任的平沼首相差点把汪看成一只无主的弃犬。汪精卫这条弃犬还有使用价值吗？大倭们狐疑不定。是的，背叛民族和国家的人，总是另类。在这点上，全世界人的眼光基本一致。
汪精卫不敢把满腔的忿懑之气喷向未来的大倭东家，于是只好利用林柏生的《南华日报》发《曾仲鸣先生行状》和《举一个例》的那类文章，暴点料或揭点内幕之类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报复。可是，那没有丝毫翻身的效果。相反，那招致蒋介石的回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 陈璧君等首要分子。这之前，蒋介石没有公开指责过汪精卫。
令汪精卫沮丧的是，历史上曾与他私交甚笃的民国大佬吴稚晖在报纸上刻薄地讽刺他：
卿本佳人，奈何做蠈！？
暗杀事件之后，河内一时哗然。河内当局立即调派大批警察日夜保护汪精卫的寓所。陈恭澍等已知道再也没有机会行刺汪精卫了，只好向戴笠发电告知，并派王鲁翘急赴香港当面向戴笠汇报行动全部过程。戴笠了解了全部细节后，也感到再也不可能有天赐良机了，只好下令撤回河内行动组，香港指挥中心也撤回国内。
河内刺汪失败了，陈恭澍和余乐醒等人离开河内转道香港回到重庆。他们也开会认真地总结，坦诚地承认，失败的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年轻时就是暗杀团成员，从事暗杀活动。他从事暗杀虽说是失败的，但在那过程他养成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的性格。他从而也善于从杀手的心理逆向考虑问题。搬到高朗街27号前，他住在三桃山，就因疑似杀手的惊吓而马上搬家。所以一进寓所，他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室内也设有床舖.但他夫妻两夜晚却是到隔壁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就误作判断。后来汪精卫女儿汪文婴回忆了当夜的情况，还画了楼层内部平面图，表明陈恭澍他们的情报不准确是要害。
戴笠听了全面汇报后，就到蒋介石面前自请处分。蒋介石听了之后，脸上好象是半天没有表情。许久，他说：
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你们是尽了力的。汪精卫这次不该死，将来还是要上断头台的。
应该说，这次河内的刺汪行动调动了军统们的全部智慧和行动经验。连戴笠本人也大部分时间都坚守在香港的指挥中心里。甚至当年春节也是在香港过的。此次行动的失败，对戴笠确实是个不小的打击。
陈恭澍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那不是因为个人恩怨，而是双方避免触景生情。
要把失败的阴影从一个人的心头抹去，太难了。
十一 上了贼船
曾仲鸣之死，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他不得不另谋途径。
他明白，河内非久留之地。但离开河内能往哪儿去?
当然是尚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云南、四川最好。原本他就打算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政府，可是，自艳电后，全国一片讨汪之声，西南各省军政各界，也纷纷发表声明，以撇清与汪的关系。舆论界讨汪之声调一点也不比其它地方低。虽说龙云本人讲义气，汪精卫河内遇刺脱险后，龙云本人到河内慰问汪精卫。但他也只限于静悄悄的私下活动，而且没有同意让汪精卫利用云南为据点。龙云同样向蒋介石示忠。而且此时，李宗仁﹑唐生智都在云南，或是养病﹑或是规劝。谁能担保，一旦重庆方面发出逮捕汪精卫的命令，云、贵、川、桂、粤的各层的军头警棍们或仁人志士真的会拒绝执行？他们之中真有人不肯拿汪某人的性命去向重庆当局邀功请赏？
西南的路被堵死了。
去香港也不是一条平坦的出路。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目前连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等人的活动都很困难。广东更不能去，广东沿海也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倘若去广东，就会使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的。
与之相比，上海虽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日本军队有强大的力量，从表面上看来，上海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领的，英、美、法等国在租界的力量还很大，租界各方面还归外国人掌管，司法权部分归外国人，而法院裁判权操在中国人手中。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自由行动的余地。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日本方面，河内发生汪精卫暗杀事件后，日本驻河内总领事馆就刺汪一案向日本政府作了详细报告。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响应大倭的'和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本政府内原来极力主张招降汪精卫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四处游说，向当局施压。日本当局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犬养健不是别人，前面就说到他曾参加与高崇武﹑梅思平的谈判。而且他是日本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毅死于法西斯分子的内讧。
正当汪精卫、陈璧君在做离开河内的准备时，奉日本'五相会议’之命来救汪等脱离险境的影佐、犬养等人，乘 “北光丸”轮船于1938年4月16日抵达河内，并与汪精卫秘密会见。汪精卫提出打算建立'能安定民心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这自然是要借助日本的力量。
汪精卫还想离开河内去上海。汪精卫对日方说：
住在河内危险而又无意义，所以，希望今后以上海为根据地发展运动。
影佐又提出要汪精卫、陈璧君等人乘他们的“北光丸”赴上海，但汪精卫认为直接使用日本船，会使“和平运动”受到误解，坚持租用一艘法国人管理的760吨的小船—— “冯·福林哈芬”号，等离开海防后，再在海上与“北光丸”会合，由其护送他们到上海。
陈璧君怕乘小海轮太苦。她一方面担心船太小，不安全。但又觉得汪说得有理，也不好坚持要搭日本船。1939年4月25日深夜，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在细风迷雾中逃出河内在海防附近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冯·福林哈芬”号出海。
“冯·福林哈芬”是艘小船。坐小船过南海，苦啊！摇晃颠簸，差点把肺都呕出来了。接着，又是大风大浪，还得透夜航行，白天呕得天翻地覆，夜里又不能睡，又跟不上日本船“北光丸”。最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他们迷航了。
“北光丸”哪儿去了？难道丢下自己跑了？汪陈夫妻俩终于体会到丧家犬的滋味。绝对不能没有主子啊。
吃不了苦，又怕失去靠山的汪精卫再也顾不得面子，急电向日本“北光丸”号呼援。日本“北光丸”号的船主是什麽人？。
(本段借题发挥,用犬养毅的大名,说了汪精卫先生几句.希望日本朋友不要有意见.当然,大倭国犬养毅先生的行为,也是为绝大多数日本朋友所不耻的.中国人有许多机会依法惩罚他,但并没有惩罚他,希望日本朋友能看到这点.骂他几句,应该吧?当然,我们主要批评自己不争气的汉奸分子)
“北光丸”哪儿去了？难道丢下自己跑了？汪陈夫妻俩终于体会到丧家犬的滋味。绝对不能没有主子啊。
吃不了苦，又怕失去靠山的汪精卫再也顾不得面子，急电向日本“北光丸”号呼援。日本“北光丸”号的船主是什麽人？。
日本“北光丸”号的临时船主是影佐祯昭。影佐祯昭是日本军部间谍，间谍就是偷骗抢杀﹑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从事偷骗抢杀﹑杀人放火﹑谋财害命的影佐祯昭当然是贼，而且是大贼。另一个船主是犬养健。犬养是间谍，更是贼。和他的尊名大姓一样，犬养是下贱的蠈。
那“北光丸”号是什么船呢？
“北光丸”号此时一不载货贸易，二不拉网捕鱼，三不救援打捞。而是载着两个巨贼鬼鬼祟祟地在海上游荡。那“北光丸”号正就是贼船了。汪副总裁精卫此时在迫切地呼唤贼船，急切希望登上大倭国的蠈船。
4月30日在汕头海面，汪精卫、陈璧君一行爬上日本特务头子影佐、犬养的“北光丸”船。上了大日本帝国的贼船。
丧家犬上了犬养的贼船，丧家犬有了东家。
汪精卫、陈璧君经历大风大浪的考验之后。实现了与大倭国 “同舟共济”了。在“北光丸”上，影佐、今井武夫和汪精卫屡次会谈。汪向日本人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宏伟蓝图:
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一般国民证实抗战是没有意义的。
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
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汪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
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5月2日，当“北光丸”抵台湾基隆港时， 汪精卫看到龙云发表的复函中指出:
蒙手赐复书3月30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例云云。展诵回环，弥得诧骇，举一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赐书，则欲之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等何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
龙云义正辞严。汪精卫挨了当头一棒。
1939年5月6日，“北光丸”驶抵上海虬江码头，8日，汪精卫离“北光丸”上岸，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重光堂”。
第四章 “铁血军”破门除奸
一 王天木探望刘戈青
1938年底，原军统华北区长王天木出任上海区长。而代理了个把月上海区代理区长的赵理君为副区长。赵理君原本就只作一种准备：总局座戴老板及早把自己转正，把'代理’两字去掉。在他看来,这军统上海区区长这宝座本就非他赵理君莫属。
不料，这半路还果然杀出个程咬金，新来个'赤佬’叫王天木，抢去了区长这宝座，让赵理君屈身为副区长兼行动组组长。王天木是个狠角色，这点赵理君早有所闻，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王天木横刀夺爱，搅了自己的好梦。到嘴的肥肉岂能白白落到别人的口里!
当然王天木到上海，却非取决于王天木自己的意愿，而是戴笠的决定。军统上海区是军统重镇，当然需要老辣的王天木来掌管，而赵理君则不是上海这种地方纵管全局的理想人物。
王天木初来乍到，自然放下架子，主动与副区长勾通。其实，这凶残老辣的谍报头目也有随和的一面，就是这双重的性格，王天木还挺善于调动手下替自己卖命。他以往的成功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可赵理君却死活不卖账。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王天木遇赵理君，是生铁碰石头，硬碰硬，脆对脆。一碰就崩。
赵理君不甘心也不服气。他要摆BOSS做给旁人看，气气王天木：他公开叫来几个心腹，矶矶咕咕地议论一番。到后哈哈大笑:
我要是当了区长，绝不会亏待你们的。
转眼王天木上任两月有余，他觉得处处都不顺心。
新官上任三把火，王天木原本打算一到上海就干成几件大事，树立自己的权威，也报答戴笠对自己的关照。不想几次行动都无功而果，不是消息不准，就是走漏了风声。凭直觉，他知道是赵理君在暗中搞鬼。但自己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不敢冒然与赵理君这个地头蛇拉开面子。这如何是好?
法租界内某处,王天木正在办公室冥思苦想之际，军统上海区人事组长陈明楚敲门来了。
人事组长也算是关键人物，刚到上海的王天木当然不会不加以别笼络，也曾打算提拔重用，本来就提议让陈明楚当上海区的书记长。但因赵理君不赞成而搁置。这风声，不免也流到陈明楚的耳边。本来嘛，人事主管对人事变动的风声总归是首先知道的。
王天木客气地招呼请进。
王天木虽心狠手辣，但对部下或对普通人说话口气还是相当和善的。特别他初来乍到，缺乏人脉﹑根基不稳，所以特别小心，对下属也比较客气。这点他与赵理君的居功自傲、蛮横霸道形成鲜明的对比。
闲着无事，想和您聊聊。当然，您如果忙的话，我就不打搅了。
陈明楚站在门口，做出随时退出的架势。
王天木忙招呼陈明楚进门坐下。
能多了解一些情况，当然是好事，王天木还真的没有任何架子，亲手给陈明楚泡茶。
陈明楚坐下，彼此说了几句闲话。
以下他们彼此之间究竟说点什么，外人很难知道。
似乎是陈明楚表示关心领导，而王区长却不断叹气。
后来他们停了讲话，而是陈明楚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字。
二人看了相互点点头。
有人说，陈明楚用手指蘸水，在桌面上写的是'赵’字。凭这，后来人认为他俩谈到了赵理君。
在他们继续议论一阵后，一同起身外出。陈明楚在前头带路，王天木在后面跟着。
他们走进上海旧式里弄。那地方又偏僻又狭窄。陈明楚和王天木七弯八拐，好不容易才到一家门前。陈明楚先是敲门，里面没有响应。又敲了几声，还是没有动静。于是他轻轻推了推门，门居然就开了。怎么连门都不锁呀? 陈明楚和王天木带着疑问推门进了房间。
陈明楚先是敲门，里面没有响应。又敲了几声，还是没有动静。于是他轻轻推了推门，门居然就开了。怎么连门都不锁呀? 陈明楚和王天木带着疑问推门进了房间。
刚刚踏进房门立定未稳，王天木忽然觉得身后一阵微风，仿佛又人影一晃。凭着多年特工的经验，王天木知道此人身手不凡，赶忙伸手掏枪，侧身回头。只见一个赤着上身的年轻人悄无声息地站在身后。
陈明楚见是刘戈青，就责怪:
小兄弟，别这么神经好不好，人吓人要吓死人的。
王天木上下打量了那人几眼。只见他二十七八岁的年纪，中等个，身体偏瘦，胸前隆起一块块肌肉，说明他体质好。再往脸上瞧，见他生得浓眉大眼，二目有神，显得精明强干，不觉好感顿生。
陈明楚忙介绍：
刘老弟，王区长是特意看你来了。
这个被陈明楚称为刘老弟的人名叫刘戈青。是军统上海区的一名年青特务。刚从戴笠在湖南办的临澧训练班出来而安排到军统上海区。猜得出来，刚才陈明楚与王天木在办公室议论的人和事，一定与刘戈青有关，所以陈明楚带王天木上门访问了。
刘戈青在会议见过王区长，但没有打过交道，今天区长亲自登门探望自己，他颇感意外。前任区长是周伟龙, 周伟龙根本不把他们这些刚从特训班毕业的学生放在眼里，总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没想到，这位新区长竟然亲自登门来看望自己。
他忽然感到自己失礼了,一边拿过衣服往身上套.一边忙不迭地招呼区长请坐。
此时已经入冬,上海虽说冬天里也偶有几天不太冷。但不致于可以热得'打赤膊’。
看着有点慌乱的刘戈青，王天木为了缓和气氛，拉近与刘戈青的距离，就咧开嘴笑了笑,开起了玩笑:
刘老弟啊，这么冷的天还赤膊光着膀子，莫非是金屋藏娇，让我们搅了好事不成?
刘戈青红着脸，一个劲儿地摆手解释，说是刚才练了几趟拳脚出了一身汗，热的。
看到刘戈青的冏态，王天木不禁乐了，拍着刘戈青的肩膀笑着:
哈哈，刘老弟，你别紧张呀，刚才是开玩笑，别介意。
这一说一笑，刘戈青自然起来。发觉这王区长平易近人，毫无官长的架子。跟前面的周伟龙、赵理君可谓天壤之别。
这王天木为何如此重视刘戈青？原来因自己身边无人可支配。正因为这点，他有如虎落平原被犬欺。他这几个月受赵理君的气真受够了。还巧，这人事组长陈明楚还挺理解领导的心情，出面向区长大人推荐刘戈青。本来一听，刘戈青是行动组的，行动组还不全是赵理君的人马？王天木心就凉了一截。但细听陈明楚的一番介绍，王天木不觉眼睛一亮。他急于想见到这个刘戈青。王天木深知,搞特务，搞除奸，不在于人多，而只求兵精。只要有合适人选，凭自己的老谋深算和诡计多端，加上血气方刚却有有勇有谋的刘戈青，必能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干出一番大事来。
当下，王天木急着要拜访刘戈青。
陈明楚忙表示不必劳区长大驾，自己去唤他来就是。
王天木执意要亲访。于是陈明楚前头领路。发生了刚才的一幕。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王天木觉得不宜深谈，闲聊了一会儿无关紧要的话题就走了。
过了几天，由陈明楚出面，王天木在饭店宴请刘戈青。
从此，王天木、陈明楚和刘戈青逐步加深来往。究竟，这王天木是老江湖，阅人无数，待人不少。江湖义气一类自然十分讲究。这陈明楚长久经营人事关系，最善于见风使舵，讨人所好。而刘戈青年纪轻轻，涉世不深，头脑相对单纯简单。加上长久被周伟龙和赵理君长期冷落，如今能遇到王天木、陈明楚这样的长官对自己以兄弟相称，实乃难得。于是他们关系愈加密切，几成同党。
二 刘戈青投身军统
刘戈青出生在福建厦门，原本不是军统的特务。至于他如何变成军统特务，这还得从头说起。
1935年，刘戈青在上海从国立暨南大学大学毕业。当时，他漳州老家的一块耕地发现了锰矿，于是刘戈青出面请原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出面，集合了十几个同学，在爱多亚路中汇大楼四楼开办“国兴矿业公司”筹备处。这爱多亚路就是延安路，这中汇大楼如今还是中汇大楼大楼，原是上海大亨杜月笙杜大官人的产业。取名'国兴矿业公司’，因为刘戈青本名刘国兴（在南方的许多方言中，“国兴”与“戈青”发音十分接近）。想起军统的另一个人来，那人叫陈恭澍，他与刘戈青老家同在漳州，可算是个同乡。
一天晚上，刘戈青父亲的另外一个朋友孙祥夫约他在杨虎公馆见面，商谈开矿事宜。当时杨虎不在家，孙祥夫也未到，刘戈青只好在客厅等候。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也是来找杨虎办事的。那人仔细打量了刘戈青，继而和刘戈青攀谈起来。刘戈青礼貌对答，内心却觉得此人非常讨厌，第一次见面，就刨根问底步步紧逼，还歪着个头，啰里啰嗦地问个不停。正好孙祥夫电话来，说自己喝醉了，谈事情改在明天。刘戈青借机告辞。这杨虎和孙祥夫显然是'设局欺骗’刘戈青。只是这刘戈青一无所知。
第二天，刘戈青又去杨虎家，杨虎告诉他昨天那个中年男人是戴雨农。刚出校门的刘戈青对此人一无所知。杨虎告诉他，戴雨农戴笠是蒋委员长的亲信、得力干部。原来，戴笠看上了刘戈青，所以才不厌其烦地仔细盘问。杨虎劝刘戈青为戴笠工作，刘戈青本不愿意，因为他的开矿事业才刚刚开始。杨虎夫妻又说了一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毕竟杨虎是自己的父辈，刘戈青答应了。其实，由于日本不断加剧侵华战争，此时酝酿在福建开矿是不现实的，杨虎和孙祥夫显然对开矿不感兴。而此时动员刘戈青参与抗战，也符合当时的形势。
刘戈青就这样由杨虎推荐加入了军统。
刘戈青的父亲刘建寅，不是寻常人。老刘家世代居住台湾省云林县。台湾被割让时，老刘聚众起义反抗侵略，与日本军警战斗中，被日军刺六刀，还能毙伤敌人逃出。他大难不死，渡海逃到厦门。因为痛恨满清政府割让台湾，他们占山对抗朝廷，暗中联络革命党人反清。从大清闽浙总督到道台﹑知县无不对此十分头痛，耍了镇压和招抚两手。刘建寅山寨中就有两个兄弟被招安'做了宋江﹑卢俊义’。而刘建寅拒不投降，并改名为刘汉臣。改名'汉臣’，表明自己是'汉鞑不两立’。大清朝廷并力追剿，刘汉臣被迫到处躲藏。后来厦门的安溪茶商李福连帮助刘汉臣藏匿，还把女儿许配给他。辛亥革命，刘汉臣参与漳州光复。民国成立，刘汉臣做了中华民国民军第七混成旅旅长。是年，小刘出生。刘汉臣给他取名刘国兴。
老刘念念不忘国仇家恨，从小就教刘戈青学文习武，强身健体，立志报效祖国。并讲述自身经历，讲述台湾沦陷，人民当亡国奴的痛苦。可以说，刘戈青从小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自然,这杨虎和孙祥夫就是父亲老刘的朋友。
刘戈青后来考进暨南大学。说起来，这暨南大学就是如今广东省的那个暨南大学。原本是在南京开办，但绝大多数时间，暨南大学设在上海。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学习苏联老大哥，大学搞院系调整，暨南大学才搬迁广东省的。
刘戈青加入军统后。1938年到军统在湖南省办的'临澧训练班’。刘戈青是'临澧训练班’的技术尖子。
上海沦陷后，戴笠撤到武汉，要把刘戈青带到军统总部。但刘戈青坚决要求留在最前线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当时上海也的确需要一批精明强干之士，便依从了他。
但不想刘戈青以为自己在上海所遇非人。顶头上司赵理君骄横跋扈，刘戈青又不愿趋炎附势，一直不被重用。刘戈青处于苦恼之中。
当然，这刘戈青是官二代，也是富二代。周伟龙和赵理君表面冷落他，是因为刘戈青身后杨森.孙祥夫和戴笠的这种背景。怕他出了'万一’。更想因'冷落’而迫使刘戈青改变主意，趁早回总部去。这点苦心，思想单纯的刘戈青是无法理解的。
三 醉激戈青
原本，王天木还想等待一些时机，再向刘戈青交底，把打算和盘托出。那知，春节前夕，发生变化。一封电报打乱了王天木的计划，戴笠电令，让他马上去香港述职。
因汪精卫叛逃河内并发艳电以公开宣告叛国投敌，诱发了重大国内危机，戴笠被迫集中精力应对，亲自在香港设立机构专心应对。没想戴笠居然分心来过问上海的事。
是啊，王天木到上海已有好几个月了，没干成一件像样的事。王自己也感觉不是味道了。这次述职肯定没好事。弄得不好，这个区长的位子就要易人了。
王天木想到这，不由得恼起赵理君来。赵理君真不是东西，许多事就坏在他手里，还要倒过来向香港的戴老板打'小报告’！
怎么才能躲过这一遭呢? 王天木想到刘戈青。
当天晚上，王天木请刘戈青和陈明楚下馆子，说是话别。
酒至半酣，王天木借酒诉苦。说自己到上海后，一事无成。惟独有幸结识刘戈青，算是他平生最大的安慰。讲到马上要去香港述职，他神情不无沮丧。
老弟，明天我就要去香港述职了。说句心里话，哥哥我真不想去，这一去，你我兄弟恐怕就再难相见了。
刘戈青不以为然:
大哥，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不就是述职嘛，例行公事啊。
王天木摇头叹气。
旁边的陈明楚开始'拷边’。他说刘戈青太年轻单纯，看不出里面的门道。
陈明楚说是赵理君一直想当区长。以为是王天木大哥来，抢了他的位子。于是赵理君把王天木大大哥看作眼中钉，处处作对，下绊子暗算人，搞得王天木寸功未立。
陈明楚还说：
你想想，戴先生派大哥来上海，是来享福的吗?不，是为了抗日大业。如果不除掉几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大哥怎么向戴先生交代，戴先生又怎么会放过大哥呢?
这番话说得刘戈青不由得心中发急，一下不知说什么才好。大家沉默了一阵。
看着王天木在喝闷酒，刘戈青起身宽慰:
不如这样吧，我替你干一两件漂亮的工作，给你壮壮行色，见了戴先生，也好有所交代。即使不被表扬呢，去了也不至于挨训。
王天木就等刘戈青开这口。
刘戈青坚持留在上海，本来就立志要锄奸救国，以往是空有一片爱国激情而被官僚主义的周伟龙和赵理君埋没。区长能同意自己出手杀几个汉奸，是给自己立功报国的机会。再说，自己一旦立了功，也能减轻王大哥的压力，何乐不为？想到这，他慷慨举杯:
士为知己者死，有所不辞！
一饮而尽。
王天木放下了心。
可是又面临一个问题。上海的汉奸成百上千，该拿哪个动手?弄小的，引不起轰动，老板也看不上，于己无益。而挑太大的，又过于冒险，万一失手造成损失，对自己则更为不利。
刘戈青仿佛看透了王天木的心思:
不干则已，干就干个大的，就拿陈箓下手。
陈箓原籍福建闽侯。1891年进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赴法国的大学留学法律。因翻译《法国民法》成名。开头算是个有点新思想的人物。归国后步步高升，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代总长等。陈箓还曾在驻法公使任上和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陈毅，李立三等打过交道。多年后陈毅等人还记得他这个"顽固反动的封建官僚"。
陈曾经对日交涉过中国海军进驻黑龙江问题。当时的中国海军特遣舰队由陈世英舰长带四艘军舰驻黑龙江口庙街（庙街即俄称为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港口城市，北洋海军的特派舰队司令林建章驻海参崴）。日本方面指责庙街的中国的舰长把舰炮送给当地红军，造成日军被打败，还指控中国的舰长虐待日本士兵，把日本士兵塞军舰的冷冻室冻死。交涉中，陈箓态度妥协退让，同意把中国的舰长调回国处理。当时国人普遍赞扬这些北洋海军，而对陈箓表示不满。
抗战爆发时陈箓已经退休，但他不甘寂寞。1938年，梁鸿志在南京组织伪政权维新政府时，陈箓落水当汉奸，出任其外交部长，汉奸排序仅次于梁鸿志。同时还与北平的王克敏敌伪组织关系密切，故被任命为南北两府的外交总长，是联络南北敌伪组织的重要人物，算得上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大汉奸。
王天木略犹豫一下：能除掉这种大汉奸，当然是最好不过。只是难度大了些。
大哥放心，我一定会为你争脸的。只是枪支太少，我埋在地下的那三支枪恐怕早已锈得不能用了。
刘戈青认真地说。
枪支不成问题，我让林之江给你准备。如果能干掉陈箓，必定大振民心士气，增强全民抗日的信心。来，兄弟，大哥先敬你一杯。
王天木举杯敬酒。
刘戈青双手捧杯，信誓旦旦地说:
大哥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完成任务，铲除陈箓这个大汉奸。
两人碰杯后，一饮而尽。
当天晚上，王天木特意向管理枪械的林之江交待，让他给刘戈青准备几支好枪，以备其执行特殊任务时用，林之江满口答应下来。第二天，王天木乘船离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赴香港述职去了。
让林之江提供枪，本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一件事。周伟龙接替戴笠出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时，林之江也兼任过忠义救国军的支队长，杜月笙管家认得他，还因此喊他为'司令’。叫他弄些枪，根本没问题。去年3月，林之江毙杀周凤歧，就动用十多条枪。事后不损一人一枪。同时，林之江与赵理君虽同是黄埔同学，但似乎并非情投意合。赵理君贪权而林之江谋财。一年之前，赵理君与林之江也是'脚碰脚’的行动组长，要说功劳，两人也彼此彼此。如今赵理君那末狠，林之江也不十分信服。所以，对王天木，林之江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敌意。反正，在王天木看来，林之江好象比较配合。
四 说一不二
刘戈青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找来几个临澧特训班的老同学，共同密谋策划。先是调查陈箓的动向。
大家觉着在外面除掉陈箓的可能性太小，因为在陈箓多在南京办事，在上海的时间很少。到上海过年，也是居家多外出少。即使外出，陈箓平时出行经常几人穿一样的服装，以迷惑对手，十分难以区分。
所以刘戈青小组成员提议不如直接潜入到陈宅，来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主意拿定，问题又来了，他们谁也没去过陈宅，不熟悉里面的地形，贸然闯入，恐怕行不通。
刘戈青有位朋友叫刘海山，当过公共租界的巡捕，原先是张学良的卫队长，对日本人极仇恨。由于陈箓与张作霖是亲家, 陈箓儿子陈友涛时任伪维新政府“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他就是张学良的妹夫，所以陈友涛家雇用的保镖都是原张学良警卫,因而刘海山与陈家保镖熟悉，还都是东北老乡。
这东北保镖中有一位在一次保护陈箓儿子陈友涛的枪战中腿部受伤致残，陈家只支付了一点点抚恤金就将他撇在边上，从此停了薪金。此人对陈家的刻薄寡恩深感痛恨，手绘了一张陈宅的平面图，并详细讲解了陈家的基本情况。他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陈箓大年三十晚上一定在家吃团圆饭。还有每年大年初一，他都要领着全家祭祖拜年。刘戈青意识到，这正是自己要寻找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真的要下手的话，那还是危险重重。
上海沦陷后，连连发生除奸活动，许多作恶多端的汉奸死于非命。陈箓自知罪孽深重，平时行动十分小心。
陈公馆在愚园新村25号，据说就离愚园路镇宁路交差口不远,属静安寺闹市区,该地域原本戒备森严:其东北紧靠公共租界意大利警备地区，南边是公共租界英军警备区，同时靠近沪西警察署，距日本土肥原机关的打手李士群﹑丁默邨的特务据点也很近（注意，此时丁﹑李还是直接隶属于日特头目土肥原）。一但响枪，就会引来各处巡捕警察。实施刺杀行动十分不容易。
但刘戈青不动摇。
这次应邀参与行动的几名特工虽然年轻，但都很出色。
刘海山并非军统成员,原本没有把他列入行动小组。刘海山有上海公共租界的经历，租界里消息灵通，又与陈箓家的保镖熟悉，对这次活动肯定十分有帮助。他又是刘戈青的朋友，刘戈青一向对他以大哥相称。开始时，刘戈青只是向他了解一些情况，通过他搞到了陈箓家的房屋布置图。后来因刘海山表示自己非常痛恨日本侵略者, 愿意参与行动,刘戈青才吸收他参加。
参与行动的还有朱山猿﹑平福昌﹑徐国琦﹑谭宝义﹑徐志浩﹑尤品山等,他们都是原临澧特训班的同学，与刘戈青是铁哥们。虽说这些远非老牌特工，但都年轻﹑爱国﹑有血性﹑敢冒险﹑有献身精神。
1939年2月1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
这天上午，陈箓从南京打电话到上海家中，告诉提前回沪的儿子陈友涛，说自己将于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要儿子安排接站。这个消息很快从内线透出来了。刘戈青立即得到消息。据确切的观察报告，陈箓一行人都穿戴同样的驼毛大衣和毡帽到上海火车站，其儿子陈友涛带一群保镖簇拥着他钻进两辆小轿车，快速离去。
陈箓安全回家后，松了一口气，随即招呼家人放鞭炮，吃年夜饭，一番热闹快活。自不在话下。
而这边。经过周密策划，刘戈青等人准备大年初一晚上动手。通知朱山猿﹑刘海山﹑平福昌﹑徐国琦等人，于大年初一下午4点在愚园路口的沧州饭店会合。
1939年2月19日是大年初一。这天下午，刘戈青在沧州饭店提前约刘海山。核对情况。
根据当事人回忆，刘戈青先问：
海山大哥，陈箓家里的情况，不会有变吧？
刘海山说：
昨天，陈箓下午回家，过年祭祖，晚七点吃年饭，忙得很。
两人小声交谈，刘戈青再次仔细询问陈箓家的地形、房间等情形。计划先解决门卫，进大门；然后进厨房；从厨房通客厅的门进客厅。时间以傍晚六七点钟为宜，此时为晚饭之前，仆役们准备晚餐，进进出出，便于行动。
至此，除了刘戈青和刘海山，其他人还不知道此次行动的目标是否正是陈箓。
与刘海山交谈后，刘海山去约陈箓家保彪何鹏和赵玉定，让他们从大门到客厅的一路通道的柱子上用白灰划上'X’的符号。
刘戈青让其他人在沧州饭店集中等待，自己和同学朱山猿先到掌管枪械的林之江家去取枪支。当他们风风火火地赶到时，林之江竟然不在家……
五 林之江去哪了
林之江去哪了?
林之江肯定是故意躲开了。王天木指示要他提供枪的事，他本是一口答应。刘戈青马上要枪的事也是定好的。偏偏此时不在，当然有原因。
这原因有两种说法。
一是林之江向赵理君汇报了刘戈青要枪的事。但刘戈青的行动，赵理君一无所知。因赵理君的阻碍，林之江不好向刘戈青交代而躲开。
二是多数后人的看法，林之江已暗中投降日本人，只是此时还没有暴露。他不知道刘戈青要枪干什么，躲起来不给枪最好。既不至于将来被日本人知道后难以交代，也不因直接与刘戈青对抗而暴露自己。都说林之江这人贪财,贪财的人，是很容易因小恩小惠而失足。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军统上海区最先投身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人就是林之江﹑万里浪﹑张劲庐与陈明楚。而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成立就在陈箓被杀之后,林之江﹑万里浪﹑张劲庐就首先出现在76号骨干分子的名单上,但他们具体投76号的日期与投76号的动机，始终是个迷。
刘戈青没见到林之江，便着急地追问他老婆。
他老婆一推三不知。
刘戈青又问:
那林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呢?
她倒过来诉苦，说林之江是三天两头都不着家。
这么重要的事，他竟然不交待一声就走了，分明是故意躲着自己。情急之下，刘戈青掏出仅有的一把手枪，顶在林之江老婆的脑门上，威逼道:
说实话，林之江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林之江的老婆果真吓得脸都黄了，哆哆嗦嗦地说她不知道，而且说林之江一大早就出去了，连午饭都没回来吃。
眼看天色不早，再纠缠下去计划就落空了。刘戈青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开门见山地问枪的下落。
林之江老婆连连摇头，突然又蹦出一句:
我想起来了……
刘戈青心头一喜马上追问，在哪?
林之江老婆改口说是在家里藏了一些子弹。
林之江老婆一阵翻箱倒柜，找出14颗子弹。
刘戈青带着子弹返回家中，又把自己收藏的三支生了锈的手枪取出来，凑合着揣在身上，和朱山猿匆忙赶到沧州饭店，正好是下午4:00整。
这里提到的滄州飯店，清末民初是一家'涉外飯店’。辛亥革命时南北和谈的朝廷代表团就住在那里。它原本建在靜安区中心的南京西路和陕西路交叉路口一带，早已拆除。原址大体就在锦滄文华大酒店一带。单从锦滄文华的名字上看，也打有'滄州’的印迹。
刘戈青带着子弹返回家中，又把自己收藏的三支生了锈的手枪取出来，凑合着揣在身上，和朱山猿匆忙赶到沧州饭店，正好是下午4:00整。
六 伪外长纳命
4:00正，徐国琦，谭宝义两人来到沧州饭店，刘戈青等6人在此等候。8个人围在一个小桌子旁边坐定后，刘戈青分发武器，交代此次行动的任务。
夜幕降临，天上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一阵潮湿和寒冷袭来，颇感凄凉，只有此起彼伏的爆竹声还在提醒着人们，过年了。今天是大年初一，人们都在家过大年，街道上冷清清的，见不到几个行人，巡捕和宪兵也都缩进了岗楼或住房里。过年时候警宪的懈怠,正是刘戈青期盼的良机。
晚7点，雨下得更大了。刘戈青站起来，穿上雨衣。七个人跟在身后，穿过愚园路，快捷地闪进愚园路新村弄堂口，分两边向愚园新村25号大门扑过去。一辆接应的汽车也悄然停在弄堂口外。
此时陈公馆的大门口，一个名叫宋海林的保镖和其他两个保镖聚在岗亭里抽烟避雨取暖。忽然发现两边来人面相不善，心慌意乱。随同行动的刘海山是个行家，立刻从刘戈青手里夺过枪，一个箭步跳到岗亭前，用枪指住三个保镖，不许动。刘戈青跟上前去，下了保镖们的手枪，这时他们才有了四枝可用的手枪。刘海山站在门口扮成警卫。徐志浩、平福昌、朱山猿用布将保镖的口堵上，押进庭院，一边观察，一边监视。刘戈青带领徐国琦、谭宝义、尤品山顺着标志进入厨房。厨房里面正忙得热火朝天，有个保镖在里面和女佣鬼混调情，直到刘戈青的枪指着胸口，才反应过来，乖乖地交枪。其余个个目瞪口呆。刘戈青示意谭宝义，尤品山留下，两人一个挥枪示意众男女靠边让路，不准出声，一个举枪对准监视。刘戈青带领徐国琦迅速从厨房冲进客厅。
此时，客厅里灯光明亮，丰盛的晚餐摆放在大桌上。陈箓夫妇正和来访的前驻丹麦公使罗文干夫妇聊天。徐国琦拔枪照陈箓脸上就打。陈箓见势不妙已先弯腰，正巧闪过了这一枪，滚翻到桌子底下试图逃命。刘戈青靠近射击，打中陈箓，随后又补几枪，由于目标在桌下无法转动，这几枪弹弹见血。陈箓胸部、头部、颈部、腿部多处中弹。事后陈箓还有一息尚存，被匆忙送往医院，未上手术台就气绝毙命。这罗文干也是原北洋政府名人，此时没任敌伪要职，刘戈青对他手下留情了。
刘戈青对伏在地上战战兢兢的人说：
没有你们的事，我们只杀汉奸！
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标语，扔在陈箓身上。上书：
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共除奸伪，永保华夏！及两句涉及某人万岁的口号。放在了陈箓身上。
落款为“中国青年铁血军”。
陈箓儿子陈友涛在楼上，闻枪声出来。陈友涛与张学良交往过，平时骑马打枪，颇有功底。他看到情况不妙，连忙锁住楼梯口的门，防止刺客向楼上冲击，并和保镖一起向楼下连连射击。刘戈青虚张声势还击了三枪，一边和徐国琦，连同陈家两个做"卧底"的保镖何鹏、赵玉定一起贴着墙跟火速撤退。
事后报纸把这情节报道为刺客裹挟保镖逃跑。
眼看杀手出门去，陈友涛连同两个保镖就在楼上窗口朝弄堂出口射击，想封锁刘戈青他们的逃路，还想引来近邻军警和日本特务来救援。
有趣的是由于陈家此前大放鞭炮，尽管此时双方枪声大作，但邻居以为陈家官大气派大，鞭炮放个不停。而警察们更远，当然是都把枪声当作鞭炮声未加注意。
等警察接到陈家报案电话赶到时，连刺客的人影都没有见到。
其实这时，门外的刘海山、徐志浩、平福昌、朱山猿等放开门卫，与刘戈青汇合冲出弄堂。在弄堂口外，停着一辆预约等待的汽车，司机先是听见打枪，就心慌了，接着看见冲出来几个年轻人，非常害怕。想把汽车开走。但见副驾驶位上雇车的人把手放在衣服下，似乎握着手枪，对着他。司机不敢造次。等刘戈青他们上了车，被吓破了胆的司机开着车像喝醉了酒，歪歪斜斜地行驶着。幸好此时路上车少人稀，开出一公里外就到如今的东湖路富民路口，大家下车分散，同时把好坏枪支一律丢弃。把作案的傢伙尽快抛弃于意料不到之处，这是杀手的操作程序，目的是避免被巡捕来个'人证俱获’。反正这些枪本就是陈箓家的。
刘戈青回家，换了一套新年的衣服，直接去了舞厅，挑个不抢眼的台子前坐下，要杯茶，慢慢定下心来。大年初一来跳舞的人还不少。刘戈青本就是是这里的常客，坐着喝一会儿茶，再招呼茶房过来，塞点小费。这茶房见是常客，又常有小费入帐，自然十分周到。就顺便问是否看上适合的舞伴，刘戈青便大声说自己从5点钟等到现在，一个中意陪舞小姐也没有找到，意思是让茶房帮张罗一下。真实目的无非想让别人误以为他一直在舞厅，提供一个自己不在谋杀现场的假象。
当晚，刘戈青尽兴跳了一个通宵的舞。
刘戈青走出舞厅的时候，已是年初二早上。满街叫卖的报纸的声音不绝，竞相刊载陈箓毙命的特大新闻。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标题是：
铁血军破门而入，伪外长即登鬼门
汉奸陈箓夜登鬼录，飞将军从天而降
陈箓死后，日本记者曾迅速赶去，但由于案情影响太大，巡捕封锁现场，记者不允许进入宅第，所以流传下来只有现场外观拍摄的陈箓住宅照片，照片上看到门上划有白色X标志，认定的这些就是指引军统特工潜入的标志。
自从这报道之后，上海有钱的人家，特别留心自己家门口有否特别记号，总担心暗中被别人'鉚牢’，也总对门口偶尔出现的异常记号而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不过，据说自此以后，也的确有地下势力在“目标”活动处留下别人看不懂的符号。所以太平年代，要教育孩子们不要在别人的家门周围乱涂乱画，以免惊扰胆小的人家。
一早醒来，看了上海各报的新闻报道，上海市民无不拍手称快，而大大小小的汉奸个个胆颤心惊。
南京伪维新政府为陈箓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发给陈箓家属10万元抚恤金，沪、宁两地均下半旗。大年初一汉奸政府的葬礼，标志着汉奸们的政治命运不祥的结局。
日本没查到案发时枪手留下的任何真实证据，也没有任何破案线索。仅凭留下的传单上落款“中国青年铁血军”而到处盲目搜捕。中国青年铁血军是陈戈青拍脑袋而随手写上。
不过，上海也真有个叫中国铁血青年团的爱国帮会机构，被日本人发觉而遭逮捕。但的确与陈箓被刺案毫无关系。
陈箓死数月后，刘戈青八人小组中的谭宝义和平福昌又参与了策划刺杀汪精卫，不幸事泄，1939年 6月29日被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逮捕。经过5个月的审讯，由于日本宪兵的介入严刑拷打，平、谭两人于1939年11月8日终于承认刺杀陈箓的情形，当天即被引渡给日本宪兵队，最后遇害。各报于11月9日再次竞相刊登新闻，陈箓被刺案的详情才大白于天下。这时后面会补充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负责枪械的军统变节特务林之江躲避不肯给枪。刘戈青行动时，突然发现无枪可用。仅凭一支手枪及14发子弹，另外挖出三支长期埋藏在地下多年的锈枪，还不知能否使用。这种情况依然出色完成了刺杀任务，堪称经典。
今日内容较少。就讲到这。
因刺杀陈籙，激起土肥原建立汉奸特务机构来对付中国地下特工的念头，明日开始逐渐牵涉到有关76号的内容。
第五章 极司菲尔路76号
一 司令级的军统杀手
1939年2月下旬,陈戈青和他的小组到香港受奖,而王天木正离开香港回上海。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会面。王天木到上海时身份已变成军统直属通讯员，而上海区长仍归赵理君代理。王天木除了直属副官马河图等人外，没有其他可直接指挥的人马。唯有陈明楚还不时来与王天木私下叽咕点赵理君和上海区的事。
此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继续留在上海。他知道，因为在策反唐绍仪和吴佩孚的失败，他在中国拼凑统一的傀儡伪政府以取代重庆蒋政府进而实现以华制华的计划已告失败。他该离开上海了。不过，在离开上海之前，他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特务机构，镇压中国人的反抗，扼杀中国地下机构针对日伪头目的清除活动。正是这种称为'铁血除奸’的地下反抗运动，数以百计的汉奸特务送了命。使得日伪人员个个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由于唐绍仪被刺，正是直接造成他土肥原计划失败的重要因素。而大年初一大汉奸陈箓之死，更是触目惊心。针对中国军民的除奸活动，日本侵略军，宪兵警察毫无作用，日本在沪的特务机构，也是两眼一抹空，不知如何应付。土肥原贤二觉得这正是自己必须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
上海地下有组织的除奸异常活跃。其主力究竟来自何方？
总的说来，不外乎党政军民这四种。具体地说来，就是党部﹑中统﹑军统和民间的帮会。党部﹑中统是一家,由于内部腐败及官僚习气严重，党部和中统的作用远不及军统﹑帮会及他们的混合机构。早期的'除奸’活动，大都是军统，及其军统与帮会的混合机构，还有一些爱国青年学生采取的。
实际上联合开展“铁血锄奸”活动的主力是由军统头子戴笠与杜月笙合作组成的。早在1937年813抗战时，杜月笙与军统戴笠本就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戴笠 任书记长。'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中还有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方代表张治中及前面提到的杨虎等人，连后来76号特务的汪曼云当时也是该会少将参议。'苏浙行动委员会’下由戴笠任第一任总指挥，而杜月笙会众为主力的'忠义救国军’。提到忠义救国军，我们先提一个名叫阮清源的人，他是1937年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后面马上要提到他的故事。在上海沦陷后，'忠义救国军’继续活动在各沦陷区，周伟龙和阮清源先后当过总指挥。
'苏浙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抗战中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也遭受严重伤亡，但还继续混杂在民间起作用。在1938年的77事边周年和813抗战周年,上海发生两次全面'大暴动’,那两天，上海各个街区同时发生拦截伏击日军和汉奸,冲击日本机构和日资企业,向日本兵营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攻击日军用船只等等,引起全世界关注。此后，毙杀汉奸的枪声此起彼落。这就是以党政军民这四种为基干力量的暴动。前面提到的赵理君，两次都是第一突击队的队长。
军统在上海的机构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就是周伟龙，周伟龙又称周道三。为协调对日斗争，杜月笙与戴笠两家联手成立 “上海行动小组”。杜月笙向戴笠推荐自己得意门生陈默为负责人。陈默在军校高校班受过训，抗战之前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杨虎手下当稽察处经济组长。他精明强干，是杜月笙的左膀右臂。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后，带领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骨干分子协作，开展制裁敌伪的工作。
一起未遂的刺杀伪江苏省长陈则民案，正体现了军统戴笠与帮会杜月笙的在'除奸’上的合作。
一起未遂的刺杀伪江苏省长陈则民案，正体现了军统戴笠与帮会杜月笙的在'除奸’上的合作。
陈则民日本留学回上海以律师为业。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曾经与陈则民是同学。因这层关系，经松井石根引诱拉拢，陈则民终于丧失人格决成了汉奸。他先做了苏州维持会的会长，随后又在梁鸿志的伪“维新政府”里做了江苏省伪省长。因梁鸿志伪维新政府在首都南京，江苏省省会设在苏州。
1938年1月，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阮清源，探得知消息：
陈则民来上海准备与日本驻上海宪兵司令部进行交易。却因怕被熟人发觉，不敢明目张胆住在自己家里，而在沧州饭店开了房间。这沧州饭店，我们在刘戈青刺杀陈箓时提到过。
阮清源于是决定亲手对陈则民来个'定点清除’，于是带着助手刘某来到沧州饭店，挑选与陈则民相邻的房间开房，伺机行动。
但是动手前一天晚上，阮的助手刘某却向巡捕房告密，出卖了阮清源。
1938年1月21日，阮清源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这是上海沦陷后，军统人员第一次被捕。从这里开始，我们会看到一个情况：不少司令级或将军级的军统头目，往往是亲自握枪去执行刺杀任务的。这点，我们以后不必惊奇。这就象军长师长级飞行员驾机参与空中决斗一样，该是一件平常事。由于这阮清源是忠义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属于高级特工，所以军统上海区认为，阮清源被捕，可能牵连面很大。一时间，军统上海区人人自危，风声鹤唳。阮清源被关在公共租界巡捕房里，除了接受上海特区法院的审讯外，大多数华人巡捕都尊敬他是抗日志士，比较优待。我们注意：这上海特区法院就是1927年1月上海爱国的商界领袖人物赵晋卿等出面回收原租界的'会审公廨’后，中国当局设在租界行使中国法律的法院。
一天夜里，一位华捕探长靠近阮清源，低声说明自己是杜先生的人，问他认不认识王兆槐？这王兆槐是原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长，是军统重要头目，还是杜月笙的门徒，当然是阮清源的熟人。但此时阮清源真实身份并未暴露，而且交谈对方是探长，在这种场合，阮清源故意摇头不语。探长又问他需要帮什么忙？阮清源于是要了一张纸，写下：
粉身碎骨，决不牵连组织。
托探长带出去，交给刘方雄。前面说过，刘方雄那时是军统上海区书记，当然这'书记’是相当于如今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是刘伟龙的属下而不是与刘伟龙脚碰脚的'一字并肩王’。那年代的书记不象如今书记那么威武。
刘方雄收到纸条，军统上海区的众特工才安下心来。
戴笠知道阮清源被捕，指示军统上海区全力营救。
因为阮清源是个司令级的人物，又是上海沦陷后，第一个因刺杀汉奸被捕的军统特工 ，所以也惊动了蒋介石。以至老蒋也密令司法部，由司法部命令江苏高等法院责成上海特区法院（设在租界），早日替阮清源开脱。
谁知道，阮清源在被捕时使用的是假名“方新”。特区法院调遍档案，也无法找到阮清源这个人，更不知道这“方新”就是阮清源，于是只好作罢。
巡捕房起了阮清源三个罪名：私藏军械，杀人未遂和危害公共安全。
阮清源自己毕业于警官学校，又干过警察局长，因此对法律很熟悉。于是，阮清源要求法院拒绝受理 '杀人未遂’这项起诉。
阮清源宣称自己与陈则民互不认识，更无私仇，无杀人动机，更没有杀人行为。阮清源提出，'杀人未遂’的指控，起码要'被杀’方陈则民亲自来法廷，与自己当面辨认真假后，法院才能受理。
这要求十分合情合理，总不能原被告之间既不认识，又不知彼此之间有何瓜葛的情况下，就提出对被告的诉讼。
在苏州忙着做伪省长的陈则民自然不会到庭。陈则民明白，一个汉奸进出由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法院该冒多大的风险。他也的确不知道被告“方新”到底是何方神圣（别提其他人，阮清源自己也没预设好 “方新”该是什么身份）。于是上海特区法院最后驳回'杀人未遂’这项起诉，仅以'私藏军械’和'危害公共’安全两项，按最低量刑判阮清源两个月徒刑。
由于从被捕到最后审决已经是历时两个月，阮清源与无罪释放并没有两样。
阮清源本身就是军统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双重身份的人物，租界巡捕房中杜月笙门下的巡捕就积极参与掩护和营救。加上上海特区法院的审判权掌握在抗日政府手中，法官也由重庆方面委派。所以阮清源安然脱险。
阮清源回游击队。一度出任过国民党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后来出任苏浙行动总队长及淞沪区总指挥等职，坚持了八年游击战。
1945年阮清源、毛森、刘方雄等带队进入上海，接收日伪特务机构。
而陈则民在1946年没有逃脱阮清源等人的逮捕，他以汉奸罪被判处无期徒刑，1951年病死于苏州监狱。
后面这几句话,被众人反复引用,可能读者见了又见,但全文又少不了...硬着头皮归纳整理一下贴出来吧.
二 陈默与上海行动小组
上海行动小组的除奸活动是从制止日本人拼凑汉奸组织“上海市民协会”开始的，第一个因上海市民协会而被军统制裁的就是上海闻人陆伯鸿。陆伯鸿生于1875年，上海南市人，是上海实业家和慈善家。上海沦陷之后，日本人的烧杀抢掠制造了严重的难民问题。按日内瓦公约规定，日本占领军有全部义务解决留在被占领区的难民问题。可是，陆伯鸿为解决日本占领军侵略上海而造成的难民问题，利用中国人的捐款来替消弥日本人的罪过。他主动和日军接触，同意就任伪上海市民协会会长，代替日本人维持南市地方秩序，成了实际上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南市的傀儡。经爱国人士多方劝说无效后，为警告商界成员不要参与伪上海市民协会，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法租界吕班路家门口，被装拌成水果小贩的军统特工枪杀。吕班路就是现卢弯区的重庆路。
第二个被上海行动小组枪杀的是拟任伪上海两特区法院的汉奸院长的职务的范罡。
范罡是著名的“强盗律师”，他当律师十多年来，是专门为强盗作无罪辩护的，为此捞得许多钱财。但这不是他致死的原因。死因则是他要当日军控制下的伪上海特区法院的汉奸院长。
1938年1月14日，范罡走出威海卫路155弄20号他家门口，他猝不及防，迎面就飞来一颗枪弹，当即倒地毙命。次日各报登载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这是为陈默接手后策划的第一件得意之作。杜府大管家万墨林重赏枪手数千块大洋。
为彻底摧毁伪“上海市民协会”机构，陈默的行动小组没有放过对市民协会其他成员的狙击，1938年6月10日早上8时，行动小组的第一组，凭两把手枪，按照片和汽车牌照号码，伏击伪市民协会委员尤菊荪,开枪打死了尤菊荪的俄国保镖，打伤了尤菊荪.但是行动的两个成员，一人被捕，一人牺牲。伪上海市民协会另外一名委员杨福源也毙命。几天后的6月25日，预备接任市民协会会长的粮商顾磬一在天主教路永大粮行门口被杀身亡。由于惊吓，那些当市民协会委员的荣宗敬和姚慕莲分别去了香港和大连，其他人则登报声明与上海伪市民协会脱离关系，上海伪市民协会实际解体。
可叹的是这个顾馨一，辛亥革命那年，他与李平书﹑穆湘瑶﹑李显漠一起组织上海商团起义，推翻满清政权，还当了上海第一届市民政府的副市长。那尤菊荪也就是著名的安利洋行买办尤葛民的儿子，受过很好的教育，历任瑞生,安利洋行的华方经理。尤菊荪受伏击后依然与汉奸分子来往，他成立“东南贸易公司”自当总经理，在日本特务中岛的监督下，与“国统区”交换物资牟利。
1938年10月17日，文化汉奸余大雄，被人用斧头砍死在新亚饭店的浴缸里。他因躲在新亚酒店内当日本翻译。
日伪要人被刺与陈默的行动小组有关的还有：
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和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检查处处长范耆生。
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日本人中本达雄。
随后，郑月波与“黄道会”会长周树人又陆续被刺。
被执行死刑的"黄道会"头目胡立夫
补发
随后，郑月波与“黄道会”会长周树人又陆续被刺。
“黄道会” 是由日军特务部一手策划建立的的汉奸恐怖组织，专门从事屠杀无辜平民和抗日志士，以其手段极端残忍而臭名昭著。它可算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日伪特工机构76号的前一个孽胎兄长。对于这个机构，我们有必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1938年2月，日军特务部联络员许斐、日本浪人高桥井上出面组织黄道会，以常玉清为会长，总部设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
常玉清原系青帮通字辈人物，号称“江北杜月笙”。他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前科累累。曾因私贩军火鸦片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判刑。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在日军的授意下，常玉清伙同汉奸胡立夫成立傀儡组织“上海北区市民维持会”。立即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逃亡日本，同伙胡立夫被政府逮捕枪决。
黄道会成立后，常玉清在上海新雅饭店6楼设有办公场所，这实际上就是杀人机关。黄道会员有许多是川岛芳子骗来的苏北地区的小青年。他们按“杀人业绩”来分等。普通成员分成三等：三等会员，每月支薪三十元，其后奉令杀一人成功，立即提升二等会员，每月多拿钱。同样以杀人成功为多拿钱和升到一级的条件。
被害人被黄道会捉拿后，可以不加 '审问’而杀掉。如果要加 '审问’的话，也不论'审问’结果如何，审完立即用白布蒙头盖脸，拖至浴室，杀于浴盆之中，再以自来水冲去血渍，手段至为残忍。被害者的尸体被肢解后，在半夜时分运到野外扔掉。
驻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日本黑龙会上海分会会长楠本实隆给予黄道会大量经济、装备方面的援助。在日军的支持下，黄道会成员在租界进行了一系列暗杀、绑架、投弹等恐怖活动。租界巡捕房当局也对黄道会进行调查取证，然后予以打击。据租界巡捕房调查，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至少有17件恐怖活动可以肯定为黄道会所为。
据租界巡捕房的调查记录，黄道会进行恐怖活动中，属于投弹破坏的有：
1938年2月10日下午和3月下旬，黄道会两次投弹炸《文汇报》；此外边还有中国旅行社大楼投弹案；震旦大学投弹案；沪东无线电台投弹案；爱文义路呼号为X.M.H.C的无线电台投弹案；晨导报社投弹案；向中央储蓄会投弹案；浙江路和九江路口人群投弹案；南京路国货公司投弹案；阴谋向上海中学投弹案；大陆无线电台投弹案；谋划向迪化路中国小学投弹等。
属于绑架勒索赎金的是：绑架米行老板韦伯成。
属于暗杀的是：1938年2月16日暗杀《社会日报》主笔蔡钓徒。
黄道会党徒把蔡钓徒的人头挂在了薛华立路12号的电线杆上，留下标语，说是抗日者的下场，制造残忍和恐怖气氛；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暗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谋杀戴泳；其中谋杀邓本瀛将军和上海中学校长苏颖杰未遂。
港版《申报》１９３８年３月２日报道一起恐怖案的肇事者就怀疑是黄道会所为。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沪难民被敌诱杀制造恐怖空气法租界人头案己得线索（标题）
（汉口一日电）沪讯：沪法租界最近发生人头案七起，兹经某难民收容所主任认明，其中两颗系该所难民之头颅，闻此辈被杀之难民，系由恐怖党人骗往南市，伪可介绍工作，迫抵目的地，即被处死，然后将首级砍下，抛弃法租界内，并将手臂手指等分送新闻界中之抗日分子，以造成恐怖空气云。
黄道会暗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的事，更是令人发指，引起全上海的公怒。从被捕凶犯的供词，公共租界巡捕房确认，暴徒是黄道会的。
这事，我们还可以引《申报》（汉口版）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８日报道为证：
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被刺拒绝附逆竟遭毒手伤重逝世明日大殓（按：标题）
（香港七日电）沪讯：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七日上午在静安寺路小沙渡路转角处公共汽车站时，突有人向其开枪，弹中刘氏头部，伤势颇重，当即送往医院救治，凶手呜枪后逃逸，岗捕立即开枪追捕，亦有二人受伤，一轻一重。
查在三周前，曾有人向刘送水果一筐，并附一函，署名者系刘之友人，但已死二年矣。刘氏收之，遂将水果送付化验，内果含有毒质。
该报还继续引来自路透社和合众社的电讯来证实这事件：
（上海七日中央社路透电）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今晨被人开枪狙击，送医院后，即因伤逝世。
（上海七日中央社合众电）刘湛恩遇刺案，凶手共有三人，其一已力巡捕击毙，其一被捕，另一则逃逸无踪，当时受伤者，有行路者二人，英捕维德亦受轻伤。刘之尸体将于九日大殓，沪江大学自今日起，停课三日致哀。
据目睹者谈，当刘偕其幼子在公共汽车站候车时，凶手持枪立于刘后，枪口距刘之脑部仅三寸左右，故第一枪即击中，刘倒地后，凶手伏视，又开一枪，其后即将枪放入袋中，从容走入一弄内，同时有另一凶手前行开道，巡捕追入弄内时，双方即开枪射击，结果一人被击毙，一人被捕。闻数日前伪组织聘刘为伪教育部长被拒绝，故下此毒手。
刘湛恩大义凛然，不愧是中国知识界的骄傲。1938年4月7日晨8时30分，刘湛恩牺牲，时年43岁。
他说：
我生平教导学生应为祖国献身自己就应当以身作则做出榜样。
他用自己的血肉身驱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如今,刘湛恩墓碑立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每年接受上海市民的自觉祭扫。
在中国公众的压力下，租界当局巡捕房通缉常玉清，逮捕了一批黄道会成员，并向怂恿黄道会制造恐怖局面的日本占领军提出抗议。最后，常玉清在上海无法立足，由日军包庇下逃往南京。同时，抗日地下力量也加大对黄道会首恶分子的镇压。
自从这次军统把黄道会后任会长周树人毙杀后，黄道会终于被消灭了。
自从这次军统把黄道会后任会长周树人毙杀后，黄道会终于被消灭了。
一般来说，陈默领导的行动小组把力量集中在对日本占领军及附属汉奸机构进行袭击﹑搔扰，灵活机动地找机会，看准了就主动袭击，随时打击日伪势力。而军统上海区则集中力量打击由最上层批准和决定的关键的目标。1938年到1939年夏天，上海地下机构对日伪的打击是十分有效的。
上海的地下除奸的活动，使日伪胆战心惊，被迫实行'戒严’。一份来自伪警察局申报戒严的文件,可看出当时日伪内心的恐惧（下文中的日本人药袋是浦东区警察分局的太上皇）。
伪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呈文（１９３８年８月８日）如下：
呈为呈报事
案据浦东区分局呈称：呈为呈报事。窃于本月三日，准药袋指导员通知：自本日起夜间实施戒严，规定每日下午八时至翌晨五时为戒严时间，请督属切实施行，并即刻布告居民，在戒严时间内禁止外出等由。准此。自应照办，惟事关重要，应随时呈报，只以时间迫促，不遑事先请示，即由职分局缮具布告多张，分贴属境各要道，俾众周知。一面督饬所属官警，并分令各分驻所一体遵照规定时间实施戒严。所有办理情形，理合备文呈报，仰祈钩长鉴核备案。等情。
据此。除指令外，理合据情备文呈报，仰祈鉴核备查。
谨呈督办苏
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局长卢英（卢英印）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八日（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印）
在讲地下抗日武装对敌伪的打击中，我们要提到一位曾是中共党员的袁殊。他历史上也被捕叛变过，后来又主动与地下党接上关系。此时他留在上海，以军统的身份，参与成立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据说，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功。
据统计从１９３7年12月到１９３９年底，陈默领导的行动小组一共制裁了６２名日本人、大汉奸。
在军统上海区的配合指挥下，他们还策划过炸仓库，烧机房等等２２次造成日本人重大损失的事件。甚至袭击和烧坏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号等许多日军作战船只。
讲地下小组抗击日伪的事迹, 我们还可以在上海市长宁区地方志上引出如下一段简短的记载来证实：
民国28年(1939年)
4月16日 游击队在虞姬墩附近吴淞江上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1艘,日军20余人全部丧命。
这吴淞江就是苏州河。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的地点沪西'虞姬墩’ 牵涉到一个上海的老地名，这地名钩出了一个人名，这人名伴随着一段凄美的故事。
虞姬墩的名字使人想起2200年前的绝代佳人虞姬。楚霸王兵败垓下，虞姬在帐前举剑自刎向霸王告别。临死留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千古绝唱。
楚霸王因愧对江东父老，也自刎乌江而没能把自己及虞姬的遗体带回故里，而留在安徽灵壁南的垓下。
苏州河穿过上海市区，舒舒缓缓地向东流淌着。它不仅流淌着上海的变迁，也流淌着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多少年以前，就在苏州河经过的上海县华清乡附近的河面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土墩，当地人称其为虞姬墩。据说，虞姬死后，楚霸王手下的江东子弟，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了虞姬的两个妹妹，姐妹俩听后决心为姐姐报仇，遂举旗起义与刘邦的汉军决战。然而，因势单力薄终于战死在疆场，埋在这个土墩上。
后来，当地人为了纪念两姐妹，也为了纪念虞姬，称其为虞姬墩。虞姬虽没有葬在这里，却在故乡留下以她命名的虞姬墩。虞姬故乡该是原上海县的苏州河边，如今这上海县部分归长宁区，而部分归闵行区。
据史籍载：项羽在公元前的209年，随从叔父项梁起义于吴郡。
吴郡就是江苏的苏州 ，项羽就在此时与虞姬成婚。历史上提到项羽项梁是从会稽到吴郡起兵的，其实不必想象成是从绍兴到苏州，因为那时的上海县地面就属会稽郡。全程穿越上海的苏州河，其这段流域地面就是虞姬和她的两姐妹故土，也就是虞姬的故乡。刘邦统一中国后，因上海的苏州河日日月月潮起潮落，汹涌澎湃，常淹没两岸地面，俗称霸王潮。取名霸王潮的原因一是因为来势凶猛，二是因为项梁和项羽叔侄起兵前曾活动于这一带，故怀疑是楚霸王的亡灵重回故地图复仇而兴风作浪。于是沿苏州河各村镇以战胜过项羽的汉将命名，以镇住霸王潮。至今苏州河边还遗留有彭越浦﹑纪王镇等地名。彭越浦和纪王镇就以汉将彭越和纪信命名的。如今苏州河上段变窄变小，是明清疏浚黄浦江后的事。疏浚后的黄浦江经冲刷变大变宽，苏州河变小，黄浦江最后抢了苏州河的入海水道，取代了苏州河的地位。
岔开主题，说这点闲话，意思是作为霸王遗留的江东子弟的后人，面对如此大好河山落入倭寇之手，实在不服啊。该让更多的日本侵略军死在英雄姐妹的古坟堆前。
(续)
作为霸王遗留的江东子弟的后人，面对如此大好河山落入倭寇之手，实在不服啊。该让更多的日本侵略军死在英雄姐妹的古坟堆前。
讲苏州河击沉日军巡逻艇的事，黄浦江上更有击沉日军炮艇的事。
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驻扎金山。1938年秋，姚杏林部在保卫金山县韩家坞战斗中，与进攻的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激战一昼夜，击毙日寇多人。1939年春，日寇炮艇3艘途经泖桥，被驻扎该处的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寇死伤数十人。日寇进行报复，姚部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寇30余人。
日本侵略军和特务在遭受打击之后，往往是盲目应付，毫无明确目标。为了报复上海军民的攻击，日本人就在上海滥杀无辜。上海军民每次行动过后，日军立刻处决一大批无辜的当地中国人。日军的残暴，散播了恐怖气氛，但并不能有效地还击中国人的挑战。
日本人乱捕乱杀的报复，从市区扩展到郊县。日本人因怀疑地下除奸的志士会躲存在郊县，就多次进行搜查而进行烧杀掳掠的报复。据档案馆的资料记载，从1938年起，日军在崇明的沈家镇、庙港、南星镇、新安镇、永安镇、猛将镇、三光庙等地皆有规模不小的扫荡。在上海虹桥机场以西的青浦县东部，沪西苏州河沿岸就屡遭日军疯狂的报复。
民国28年，忆定盘路(今江苏路)、诸安浜、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汪家弄一带经常有爱国志士袭击日本宪兵。同年冬,日军借口该地区出现“恐怖分子”,放火焚烧诸安浜、汪家弄、曹家堰、法华镇一带数百间棚户简屋。公共租界消防队闻讯赶到，被日本宪兵队拦阻，不准救火，棚户简屋尽被熊熊烈火烧毁，2000余难民无家可归，流落街头，老幼妇孺冻饿而死者无数。
但日军残暴的结果与目的相反，疯狂的报复没有征服中国人心，不但招致舆论传媒的猛烈反击，遭致中国人进一步的愤怒和反抗，更使军统的除奸行动更得到平民的支持。
1939年春节汉奸陈箓毙命，日本特务更是恼羞成怒，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任意捕人，随便用刑，使得许多中国人遭灾。
大战犯土肥原早已看出日本的报复招数无法应付上海军民的除奸运动。
他知道，因为在策反唐绍仪和吴佩孚的失败，他在中国拼凑统一的傀儡伪政府以取代重庆蒋政府进而实现以华制华的计划已告失败。而唐绍仪被刺，正是直接造成他土肥原计划失败的重要因素。而大年初一大汉奸陈箓之死，更是触目惊心。针对中国军民的除奸活动，日本侵略军，宪兵警察毫无作用，日本在沪的特务机构，也是两眼一抹空，不知如何应付。他明知道自己该被炒鱿鱼，在上海混不了几天了。但他仍旧忠实地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为大倭帝国站完最后一班岗。他想在离开上海之前，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特务机构，镇压中国人的反抗，扼杀中国地下机构针对日伪头目的清除活动。
土肥原贤二觉得这正是自己必须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
他仍旧搬出“以华制华”的办法，那就是日本人出枪，扶植和收买汉奸当特务。建立以日本人为后台以汉奸为主体的特务机构，利用汉奸特务充当打手和刽子手，对付抗日志士，以达到镇压抗日军民的目的。
1939年2月，土肥原着手规划建立这种汉奸的特务机构。那时，日本驻中国的大使馆在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给土肥原带来了两个人，那就是李士群和丁默邨。
三 “李士群工作室”
李士群工作室在上海大西路67号。这大西路67号就是如今的延安西路665号。
本段标题一定会引起读者的不满：为何要杜撰个“李士群工作室”来？
的确，当年大西路67号没挂出“李士群工作室”的牌子。当时的电话黄页也没有标明李士群办公电话和“李士群工作室”的小广告。还不知那时李士群是否也名片不离身，即使是真的从李士群身上搜出名片来，那上面也不一定会印上标明身份的“李士群工作室主任”的字样。“李士群工作室”的名称的确是拍脑袋说的,用作李士群那时复杂身份和诡秘机构的简称。但不能否认，1938年底到1939年上半年，大西路67号是李士群的窝点。李士群在在那里忙，在那里“创业”。把那称为李士群工作室未尝不可。而且这称呼很中性，适合日本人的叫法。与之相近的倭国机构名称就有 '岩井工作室’或'三木WORK’等等，联系起来看就很相配。须知，李士群在大西路67号开展业务，背后投资人就是日本人。是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李士群拉来了’赞助费’。当然,这所谓 ’赞助费’是来自上海海关关税的积存，那原本就是属于中国的钱。那钱之所以落入日本人的手，就只因为上海海关的巨资被日本侵略军霸占了。日本人就是这样地搞”以战养战”，用抢夺来的中国钱继续危害中国，要用抢夺来的中国的资金灭亡中国。
1938年,在生活极度艰难的上海，李士群拉出这门面，干起这事业，着实让不少人'弹眼落睛’。
李士群不愧是创业能手。此时虽说他才31岁，但他已经在许许多多的老板手下干过事。他换过一个又一个老板，但似乎每个原来的老板都对他好感。那怕是老板被他炒了鱿鱼，也依然以为李士群还继续在为自己办事。
把大西路67号称为“李士群工作室”的确太没创意。其实，李士群在大西路67号这家'公司’进行的是信息交易。也可以说是服务于大倭国的'对倭战略信息出口公司’，是当时的高新产业。本可以称为“日华信息交流中心”或者'大东亚共荣圈信息中心’之类。但李士群没有这样做。他认为那要一步步来才行，眼下上海人觉悟还没到那一步。前一阵子，上海枪声不绝，许多人饮弹身亡，还不只因为上海人觉悟太低，仅为了个机构名称不顺耳的问题就说人家是汉奸，就开枪夺命。比如那个“上海市民协会”就一连杀了不少大人物。直杀得死的死逃的逃，最后“上海市民协会”关门了事。
李士群不希望自己也会那样。李士群工作室远不能同上海市民协会比，李士群工作室目前的全部编制'罕里漫当’不过一兵一帅。主帅李某人外，就是看门的张鲁。别看张鲁是看门的,其实也是李老板的同门师弟, 李士群和张鲁都拜上海大亨季云卿为老头子。不用过几个月，张鲁也成了 '牛头马面’，是 76号阎王店里的“牛”字号的人物，是总队长级别的狠角色。
目前李士群的老板是日本特务清水董三，而李士群的前老板也是特务机关，不过是中国的中统局。新开张的“李士群工作室”就利用前老板手下的中统同事当'第二职业’。干'第二职业’十分便当，只要在下馆子﹑上澡堂或在“长三堂子”消魂时，答复几句关键话，或提供书面文字就成了。李掌柜会按件或按月发银两犒赏。
李士群在1932年和1933年间在C.C.骨干分子丁默村主持的《社会新闻》当编辑，此时的 “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翦建午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等人也是《社会新闻》的同事。李士群就是利用这老关系，用钱和吃喝玩乐引诱他们下水，通过他们，既拉起了一支情报队伍。
同时李士群还同国民党某些要员比如汪曼云﹑马啸天等发展联系，这是互利的。一旦汪曼云等遭遇皇军而“有事”时，由李士群出面通融化解。而国民党地下除奸威胁到李士群时，汪曼云等出面解释。这样一来可以互相提供安全保护，对李士群本人和李士群工作室的事业都是“大大地有利”。
当然，李士群也并不总是向前老板手下的情报员索取信息，有时会根据需要向前老板跟前高级成员提供信息。这很重要。这叫作双重间谍。双重间谍有时会使得你死我活的双方都舍不得杀掉自己。
此时中统特务章正范、唐惠民、刘坦公等等脚踩两只船, 不时给李士群提供情报。而李士群也捏着他们领钱的收条以作不时之用。当然，汪曼云在中统有一定地位，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还是上海市党部委员兼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参议。李士群就不会简单地向汪曼云索取情报，而是倒过来坦率地交底，把为自己服务的中统名单如实相告。李士群为了巴结杜月笙，不惜把日本人收集的杜月笙材料抖出来，托汪曼云转给杜月笙看，牺牲情报的提供人。这说明，受日本人保护的李士群不仅还要利用汪曼云来掩护自己，还想让杜月笙当自己的保护人。其实在青帮中，李士群早就有老板，那人是季云卿。1928年，李士群进入苏联老大哥第三国际的东方大学培训，他在东大的一个同学就是苏成德，后面会谈到，这苏成德与李士群夫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很有交情。李回国后，在上海租界从事地下活动时，意外被巡捕房拘押。李士群就拜季云卿为老头子，靠季老板的威名和当高级探长的季家老板娘的帮助，李士群平安释放。李士群在租界多次受惊巡捕房，不过总因季云卿的名号而化解。
共产党和第三国际才是李士群第一宣誓效忠的组织。所以李士群的老板重重，他从来没有说过要对任何一个老板不忠。说双重间谍，他不只是双重，而是多重又多重。
不消说,李士群﹑叶吉卿夫妻早年都是中共党员。李士群被捕时，夫妇就有了孩子。那时，正值叶吉卿临产。李士群被捕对于叶吉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叶吉卿无奈，把李士群被捕的消息告诉了自己复旦大学的同学胡绣枫夫妇，他们也是中共党员。胡绣枫义无反顾地分担了叶吉卿的困难，全身心地照料叶吉卿分娩生育全过程。并从经济上给予全力支持。
李士群受训的东方大学，不知是否象许多文件讲的那样就是莫斯科的东方大学？但从他受训的内容是特工、保密一类'契卡’的内容来看，更可能只是挂在东方大学名下的特训班。那样，就不必是在莫斯科，甚至那怕只是苏俄远东城市海参崴附近的某个镇就行。所以著名的'左派’先驱汪精卫主席在李士群死后题写的墓志铭中指出,李士群是苏俄海参崴的'东方大学’学安全﹑保卫的,这样说一般是可采信的。1927年汪精卫就是从法国到苏联逗留后回上海的，那时李士群也正在苏联。1927年4月汪精卫在上海之所以不肯留下领导KMT中央，而转道去武汉去配合鲍罗廷与罗易所在的左派政府，出任武汉的政府主席，那还不是表明汪精卫主席也接受大林同志的指示？
那李士群是从何时开始把中统这个原老板换为目前的这个'大倭国’老板呢？那还得回头讲起。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长马绍武秘密逮捕，具结悔过后就成了组织部调查科的情报员，就在马绍武的手下当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后来'中统’的源头，为叙述方便，以后叙述中也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中统’来称呼。
李士群这中统情报员的表面身份是《社会新闻》的记者。
这里顺便提一件同时发生的相似事件。提那事件是因为事件主人公与李士群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而且后来又是同一战壕的汉奸。那人是胡均鹤。就在同年年底，上海报纸便刊出消息，说是逮捕了共党魁首胡大海、陈炳文。这也是中统特务上海区区长马绍武干的一起罪恶。他通过租界巡捕房，破获了共青团中央，逮捕了中共中央委员胡大海和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陈炳文就是胡均鹤的化名。胡均鹤开头挺硬的，但后来还是被马绍武和顾顺章突破防线，终于也成了中统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股长。
不久后发生了马绍武被中共特科毙杀事件。李士群受怀疑而被中统头子徐恩曾弄到南京审查，最终审查无果。李士群留中统南京区侦查股长马啸天那里当了一名侦查员。此时, 马啸天是李士群的顶头上司,但后来是反过来, 马啸天投到李士群门下了。
就这样，李士群与老婆叶吉卿在南京安下家。他们家聘用了一个名叫关碧玉的美貌女人来'家政服务’，那时称'女傭’。当然此时李的同学﹑朋友和苏俄东方大学的领导和同志们并不知道李的被捕经历，更不知道他的中统身份。可偏是这美貌'女傭’关碧玉早就认准了李士群和老婆叶吉卿的老底。
南京沦陷后，李士群、石林森、夏仲高等中统特务人员，本来奉命“潜伏工作”。但李士群和叶吉卿却借机溜之大吉而窜到汉口。1938年夏秋之交，设在武昌的原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上尉主任甘青山调任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的肥缺由李士群充任。李士群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领到一笔川资与特务费用后，他给了老婆叶吉卿一部分钱，要她火速回遂昌老家。自己则席卷余资，从广西、云南经越南的河内、海防逃到香港。这样，漂亮的'女傭’关碧玉亮出日本特务的身份，'帮助’李士群搭上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认为李士群在香港人地生疏，起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李士群到上海，清水就叫李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活动，李满口答允。于是，由清水提供资金，李士群在大西路67号开办了上述的'李士群工作室’。正式成了'大倭国’这家小分店的老板。
包括原76号特务在内的许多人在回忆材料中说李士群是与川岛芳子勾搭成奸，从而李士群被川岛芳子拉进汉奸卖国的泥塘，估计那是误听误传的结果。或许是把'女谍’关碧玉错认为是川岛芳子。那时真实的川岛芳子早已在北方做卖国的大生意，虽说那卖国生意做得一阵升天又一阵落地，但她大部分时间总在日本或中国北方游荡，当然也来往上海，不过她没有多少时间来与李士群缠绵，也不至于情愿当李士群的床垫。有人估计，故意传出李士群与川岛芳子风流的人正是李士群自己，出于无聊的无聊的YY，也或许是故意把吹嘘当作唬人的资本。如果真有人相信李士群与川岛芳子真有勾搭也无妨，我们暂且把后来76号特务们流传的川岛芳子与李士群之间的风流佚事当作一起寻常的明星蜚闻吧，管它是真还是假。
李士群为什么要充当这倭国特务这角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为了捞大鱼。他说：
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只有依靠日本人了。
所以他不是因日本特务的引诱威吓才被动投靠日本人的，而是要主动充当日本的走狗。
四 汪曼云出卖于松乔
而李士群'利用汪曼云来掩护’这一着，还真的见了效：汪曼云果然掩护了他。
夏历1938年底(1939年元旦)，军统上海行动组的一名股长于松乔来到了东湖路11号汪曼云的家。于松乔与汪曼云本都是杜月笙的学生，他此来目的是向汪曼云讨李士群的照片。说是李士群已被列为汉奸，要自己执行枪杀,只是自己不认识李士群，所以求汪曼云帮助弄一张李的照片。
汪曼云拒绝了于松乔。
汪曼云向于松乔证明李士群对杜月笙表过忠心,还表明自己也是李士群的朋友,同时还声称自己不会'出卖朋友’。于是，于松乔忻忻离开了汪家。而汪曼云却马上通过章正范用电话通知李士群。汪曼云口口声声不会出卖朋友，却毫不迟疑地向李士群出卖自己的同门师兄弟于松乔。
据说，第二天给李士群看家的张鲁，果然在大西路67号对面云飞汽车行墙角前的行人道上，看到一个'测字’摊。
一回想，这个情况已有两三天了。张鲁不敢怠慢，马上报告李士群。原本，李士群听章正范提到这个令人头疼的'于松乔’三字，已是打了个冷颤，但此时不硬着头皮顶上去,看来也是不行的了。无奈，只好强起了头颈，冒充硬汉，叫张鲁过去对那个'测字先生’说：
这里风大，你要做'工作’，不妨请到对过里面去。
那个'测字先生’听了张鲁的话，对张鲁看了一看，不置一词，便双手托了测字摊，踉跄而去。
听到'测字先生’的汇报，于松乔可能是体味到李士群的这一手是在告诉他：
汪曼云已把你出卖了。
秘密既已泄露，料想李士群已有了准备，军统策划的这桩暗杀，也只得就此收场。
看来，这空城计也不见得是诸葛孔明的专利。诸葛亮摆得，李士群一样摆得。只取决于谁具备那份胆量。
要冲进李士群的大西路67号除奸，的确有点难度。大西路67号，就是如今延安西路665号。紧挨它西面是谢筱初的家（如今这江苏路延安西路街角一带已辟成绿化地，谢筱初的洋房不知是否已被铲平），谢筱初是有权有势的亲日经济汉奸，李士群自然不用担心。而东面的如今延安中学一带，那时是美国在上海驻军的兵营。谁敢在洋人兵营边上开枪？而对马路的云飞汽车行，毫无避眼之处。特务无奈之下找个人设’测字摊’想观察动静，结果没侦察到目标，反而被目标先察觉了。
这于松乔最近真有点背手。
此时的李士群不过是只孤魂野鬼,一只形影相吊的丧家犬，于松乔居然做不掉。
而前不久于松乔也参加过一次伏杀，不但没杀成，反而被对方认出来。要他伏杀的目标居然是张啸林。从而成了张啸林的眼中钉。
(续主帖)
而前不久于松乔也参加过一次伏杀，不但没杀成，反而被对方认出来。要他伏杀的目标居然是张啸林。从而于松乔成了张啸林的眼中钉。
于松乔自己说过那次失败的过程：
……指定的时间与地点，听某人的指挥。地址是在福熙路附近，守候了一阵子，见前面来了一辆汽车，指挥的人就叫我准备，当他把手一挥的时候，我就走上去对汽车后面坐着的人，隔着玻璃开枪射击。当我开枪的时候，一看原来是张啸林，等到看清，子弹也已出了枪口，可能在看到时，思想上一震，手也慌了一些，同时，也因张坐的是保险车子，不但车身护有钢板，汽车玻璃也是子弹打不破的。这时我虽没有打中他，他在车子里却看清了我，结了个冤家。
于松乔话中提到的福熙路就是延安中路。
据台湾一位作者介绍这次伏杀情节来看，于松乔这里讲的'听某人的指挥’中的某人就是令汉奸丧胆的陈默。这就是第一刺杀张啸林的情节。由于刺杀的是帮会头子张啸林，不管没有成功与否，按他们的行事规范，于松乔不会把参与行动的其他人随便写出来。而将全部责任由自己揽下。
由于张啸林认出于松乔，而这名人于松乔正是'三弟’杜月笙的弟子，于是一肚子气无处可发，一回家，就对着隔壁的杜月笙公馆大骂。当然，此时杜公馆只留下家属子女和管家万墨林手下一帮下人，杜月笙早就去了香港许多时日了。
张啸林此次不死的原因除了自己的防弹车十分牢固及于松乔的思想一阵走神外,他的司机阿四的果断灵活也是重要因素。阿四也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物，临危不慌。此时一听枪响，管它前面是红灯不红灯，逃命要紧！当下果断地将要踩刹车的右脚猛地改踩油门，汽车不是减速刹车，而是猛地一声怒嚎，飞也似闯过了路口。闯红灯只会死别人而不会死自己，流氓张大帅就这样从鬼门关闯了出来。
其实于松乔决不是'窝囊废’一个。于松乔一度是上海人知户晓的名人。他是邮务工会的成员,也就是陆京士和朱学范那工会的骨干。他还是杜月笙的学生，也是军统的特务。当年是上海滩出了名的铁汉子。
原来，918事变后，上海民众组织“上海市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活动。为禁止日货，上海各地建立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东洋货。
工会和许多抗日团体派出志愿者充当检查所工人员。检查所可以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即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邮务工会的于松乔也是抗日救国会会员。他负责一个街区的查禁工作。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青年，没收了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陈松源的两箱日本丝绸。陈松源带两保彪携枪欲夺回赃物，遭于松乔驳斥。争斗中，于松乔在两保镳的枪口下强行把陈松源拖进禁避室关押。陈松源的保镳则鸣枪威吓，但毫无作用。相反，枪声又招来群众围观。陈松源的保镖只好回陈家去报告。陈家立刻央人四出营救，纱布大亨陈松源被抗日救国会的人捉牢关起，消息随即传遍了上海滩。人人吃惊，个个失色。马上，于松乔检查所前车水马龙，特来看热闹者无数。显然，于松乔先胜了这阵。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书记吴开先和抗日救国会秘书长陶百川闻讯赶来，高调嘉许了于松乔一阵后就婉转地求释陈松源。但是，于松乔依然坐在地上，挡住了羁押陈松源的那扇房门。他声色不动，心平气和地说：
陶先生，你地位高，口才好，学问一等。我于松乔无论讲地位、讲口才、讲学问，统统服贴你。不过今天的这件事情，不管我错我对，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天王老子的话我也不听。陈松源带了保镖，带手枪来抢所里的东西，我非关他不可。假使有人想来拖开我……
于松乔伸手指一指左侧的网筋水泥墙壁继续说,
我立刻就撞墙头自杀！
陶百川和吴开先一再的善言譬解，给于松乔讲道理，于松乔就是不听。这堂堂的上海吴书记和陶秘书长无计可施。
门外汽车不停地从远处开来，来的是虞洽卿、王晓籁……有人疾言厉色，有人娓妮动听，什么好话歹话都说尽，要于松乔释放陈松源，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啥人敢来拖我，我立刻撞墙自杀！
以至上海商会扬言闹罢市来抗议于松乔。
当然,那只是虚张声势的闹剧。于松乔的检查所,涌来了大批人马。人多，口杂，推推挤挤，吵吵嚷嚷，于是有人趁乱想把于松乔抱住拖起来，企图破了他这一铁门卫，开门释出陈松源。
当他们冒险地一动手，于松乔说话算话，他突如其来地奋身猛冲，向左首墙壁狠狠地撞去，砉然一响，众人惊呼，于松乔已撞破了头，皮开肉绽血流如注。但是他又飞快地退回小房门口，照样守住不动。最后来了陆京士，请杜月笙出面派自己的车子来，接于到枫林桥骨科医院治伤。上海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才 “刑”满开释。
于松乔的行动虽然超越法律许可范围，但是他满腔忠义、慷慨壮烈的精神，却赢得上海各界人等的一致赞佩。于松乔扣留陈松源的故事传诵遐迩，他成为了抗日救国会的英雄硬汉。
后来,珍珠港事件发生，杜月笙从香港到重庆与军统一起策划全国帮会团体组成抗日的“人民行动委员会”，于松乔充当杜月笙与该会的联络员。
看来杀手这活,的确不是什么人都适合干。连于松乔这种上海滩出名的铁汉也干不好。也许，还是那句迷信的话：
李士群,张啸林等两汉奸此时是'气数未尽’。
李士群的这家'对倭战略信息出口公司’获利颇丰。但此时日本方面不满足了，认为李士群尚有潜力可挖。日本东家提出新要求，即不但要继续搞情报还要兼做'行动’。这'行动’自然是指招兵买马扩大山头,拿起刀枪与抗日除奸队对抗的意思。而要扩大山头,则唯一的人力来源就要从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圈子里动脑筋。
对此，李士群感到有些问题：一是李士群自知在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圈子里，声望与地位均不足与以号召，可利用的资源有限。要从蒋介石的特务圈子里拉拢汉奸，得到更重要的情报，就需要更有影响力的人物。二是李士群隐隐感到当这个头面人物有风险。带头当汉奸就可能带头被'除奸’。在没有强有力的武装保卫的情况下，李士群觉得还是退居二线好，退居二线管钱管权而不出头露面，那才最理想。于是，他想到一个人，那人就是丁默邨。
于是，他想到一个人，那人就是丁默邨。
五 前台老板丁默邨
丁默邨与李士群相似，20年代，他们都是追求进步的好青年，都'入党提干’。这丁默邨从事革命更早，1921年他就在上海由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的施存统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丁默邨回湖南后，1922年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常德市委书记。1924年国共合作时丁默邨参加国民党。丁默邨成了中统上海区的情报组织负责人，面上的工作是在上海办《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后台就是陈立夫。《社会新闻》办在公共租界白克路同春坊新光书局。1932年李士群投身中统后就在《社会新闻》当差。这里说的白克路就是如今凤阳路。
丁默邨与李士群就从这时候开始搭上了关系。
李士群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掩瞒自己被捕叛变的事实。他装着忠诚，向上海地下党解释他到C.C.派控制的《社会新闻》刊物去的原因，是一时应付环境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革命才深入虎穴的，将来可以为革命多作贡献。
据说,接着发生了随后的一起“李代桃僵”的事件。
1933年6月，地下党告诉李士群：
丁默邨因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使革命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所以丁默邨是叛徒,必须严厉制裁。
党组织要求李士群协助制裁丁默邨。具体地说，就是由李士群出面把丁默邨诱出，并向不认识丁默邨的地下党特科红队成员指示刺杀目标。在李士群看来，这是地下党出于对自己的考验。
李士群当时和丁默邨朝夕相处，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于是李把党交给他的任务，向丁和盘托出。在与丁默邨反复考虑之后，他们想出主意：
首先当然是不让中统其它人知道地下党的计划及李士群与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李士群可以继续同党联系，可以继续玩弄两面手法欺骗党。
其次为了对党有所交代。他们策划了一个“李代桃僵”的办法，把李士群和丁默邨的共同上司马绍武推出来取代丁默邨。因为安排的刺杀活动中，执行刺杀的红队人员是不认识目标丁默邨的，李士群指谁则打谁。所以才有实施这'李代桃僵’的可能。他们认为，即使后来发现 '杀错人’，党要追究这一错误的责任时，李也可把它推到执行人员的身上，推诿自己的责任。
再说，马绍武是国民党中统上海区区长，是更高级的特务。杀马绍武的功劳当然更大。杀马绍武而不暴露党组织，李士群自然不至于被党组织怀疑。
执行的那天晚上，马绍武正与公共租界捕房的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市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以及丁默邨等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妓院）里四个人凑成一桌打麻将。当打完麻将吃完花酒后，马绍武醉眼朦胧地与丁默邨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事先约定好的李士群正好与红队队长邝惠安等六人在外面守候。双方对面，邝惠安等人按李士群指点随即开枪，马绍武中枪倒地，而丁默邨亦应声而倒，好象也被击中。中统特务头目特务马绍武，就这样死了。可他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是在自伙特务的阴谋下，做了丁默邨的替死鬼。
这次马绍武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谭绍良与军统的刘槐搞'公关’，目的就是要那两人給他提供方便，以对付共产党。也因这'公关’，提供了特科红队刺杀他的机会。
但，以上这些说法是来自76号特务们后来的供述。说法的源头就可能是李士群在76号内部的自我吹嘘，以说明自己对丁默邨如何'上路’，讲义气。其实，地下党如何向李士群交代这事，丁默邨是不知道的，别的特务更不可能知道。话要怎么说，还不随李士群那两片嘴唇皮怎么翻？
要指出的是：这马绍武的真实名字是史济美，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也是顾顺章叛变后,在中统培养的第一批学生。
要指出的是：这马绍武的真实名字是史济美，他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也是顾顺章叛变后,在中统培养的第一批学生。
从1933年3月党中央的临时负责人博古亲自签发了一个《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的文件来看，中共特科除奸对象是点了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李竹声等大叛徒的名字，其中也有胡均鹤。但没有发现有丁默邨的名字。
有人提到：
史济美（马绍武）突遭暗杀，一时叛徒特务闻风丧胆，谁也不敢轻易到上海滩来，胡均鹤也吓得将他的特务活动中心转移到北方。
由此可判断，刺杀马绍武，是中共'特科’本次行动的主要目的。对地下党来说，马绍武血债淋淋，罪恶累累，是中共大敌，是必除的目标。而丁默邨的巨罪主要是1939年当汉奸之后发生的。当然，他参与策划张国焘叛党也是大罪，但那是发生1938年4月,而不是这次谋杀之前的事。至于他在1924年国共合作时参与国民党，那谈不上叛党犯罪和出卖同志的问题。1924年那时国共合作，参加国民党也是符合党当时的主张。那时国民党也是在野的反对党，国共两党同是北洋军阀镇压的对象，不存在向国民党'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
从诸多流传的中共特科的故事中，也都说到中共特科是有计划地伏击史济美（马绍武）的。
1931年，原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出卖了大量机密情报，并替国民党当时负责反共的中统徐恩曾培养出许多熟悉中共地下活动规律的高级特务。史济美就是其一。1930年6月史济美进入国民党务调查科，1931年6月起作为第一期的四个人之一，接受顾顺章培训三个月，系统地接受了顾氏的反共技巧。这顾顺章也是，明明是为培养他，送他到苏联学习对敌斗争的理论和经验，他却反过来教会特务来镇压共产党。
史济美主持上海地区的特务活动时，就因受过顾顺章培训而成果“辉煌”。在上海主持特务工作期间，他逮捕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牛兰夫妇、党主席向忠发、重要干部陈赓、廖承志和中委胡大海及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均鹤等人。
史济美化名马绍武，是他刚到上海时的事。他考虑到中统特工总部尚系秘密机构，为遮人耳目，先是以马绍武的化名取得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驻上海特派员的公开身份。以党部的名义掩盖特务的面目，容易改善同上海各个方面的关系。
首先，他改善了同上海警察局的关系。如刘槐是上海警察局侦缉总队副队长兼特务股股长，本身是属戴笠那条线的。史济美为了笼络他，经请示徐恩曾同意，按月发给刘槐大笔津贴，作为他协助中统上海区工作的补助。有了刘槐的帮助，此后，中统上海区特务逮捕到共产党人便不用送往警察局了，而是直接押往小东门东方旅社秘密囚禁。愿意自首的，马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作为内线；否则，才送到警察局处理。
其次，史济美跟租界捕房搞好了关系。史济美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公开同捕房西探长和翻译官接触，并代他们向中央申领礼金，以示亲善。至于一般巡捕，则经常同他们吃喝玩乐。因此，史济美在租界办理案件时，捕房总是协助行动；史济美手下特务在马路上公开抓人，翻译官也在巡捕房面前善言加以掩饰。有时，巡捕房捕捉到一些嫌疑人,却无证据定案，这时候只要中统上海区特务们认为'有价值’就会弄去伪证，巡捕房也就会顺水推舟，立即定案，引渡给上海的中统特务。
接着，史济美又以吕克勤的化名在上海警察局取得了督察员一职，用以掩护秘密身份。
李士群大约在这个时期被史济美逮捕，吃不了苦头而投降。李士群吃过史济美的苦头估计不轻，并因此和马绍武也结了怨。以至于后来积极配合红队搞掉马绍武。除去马绍武，李士群在党内算是立了大功，同时也少一个知道他变节投敌的人，而且还出了一口当初受刑遭虐待的恶气。
徐恩曾回忆录中提到史济美之死。可间接说明马绍武原本就是地下党刺杀目标。
徐恩曾提到：
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迳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徐恩曾这样写，回避了马绍武有无上“长三堂子”的事。
这徐恩曾本是交通大学学电机出身的，原也是本着实业救国的愿望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中国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不想却半路出家转行当特务头子。徐恩曾当特务头子，使得他的同班同学邹韬奋大跌眼镜，也令章乃器等一帮知识人士疑惑不解。徐恩曾从事这种行当，即使是到了被老蒋宣布为 '永不叙用’的十多年后，依然天天受内心折磨。当然，他也庆幸自己，不但没有落到戴笠那样的结局，反而后来几十年弃政从商而发了财，长寿终身。
提起李士群自我散布的'李代桃僵’的事，只是想说明，李士群与丁默邨早就勾结一起。同时也为李士群的善编善变而使人’汗毛凛立’。
马绍武被杀，中统头子徐恩曾甚为震惊。他严饬中统“上海区”限期破案。
丁默邨和李士群不知内情，继续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仍旧寻觅适合的中统特务，如法炮制，让特科红队进行清除。
丁默邨和李士群不知内情，继续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寻觅适合的中统特务，如法炮制，进行清除。
一个月后，丁默邨和李士群’顶风作案’，又把中统特务股长陈静灌醉后带出指引枪击。陈静重伤垂亡，但因抢救及时捡得一命，醒过来讲到事前与李士群一起喝酒的事。
随后，特科红队邝惠安等六人被中统特务苏成德逮捕并审决枪毙。这中共叛徒苏成德,从苏联东方大学学来的一点本事也全用来对付自己的宣誓效忠的党组织了。
中统终于认定，两案都与李士群、丁默邨有关，于是一并扣留侦讯。由于有后台CC派高干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保护，丁默邨很快获保释。而李士群没有后台，就被押解南京，关进了瞻园路的的“特工总部”内，由中统南京区侦查股长马啸天看管，而由情报科长徐兆麟和机要科长顾建中进行审问，一直延续关押了半年。皮鞭、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李士群也一一受用。
前面说过,苏成德原是李士群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此时是中统南京区负责侦查、逮捕、审讯的行动队长，他也接触到李士群的案子。可能他想救老同学一命，也觉得有点救出来的希望，他瞒着别人给叶吉卿打了个电报：
群兄病重，速来救治。
李士群老婆叶吉卿闻讯后，才知道'失踪’许久的李士群原来是被自己人'隔离审查’了。于是请求中统上海区的同僚派人送她到南京看望李士群。叶吉卿到了南京，就带着孩子住到了同学胡绣枫﹑李剑华夫妻家里，求胡绣枫夫妻帮忙。
前面已提到胡绣枫是叶吉卿的复旦大学同学。李剑华是复旦大学教授，也是社会活动家，曾与蒋光鼐﹑蔡廷锴有过政治合作，一度也被捕过，李士群也曾忙着托关系通路子帮忙，李剑华最终获释。此次李士群遇难，叶吉卿反过来求援也是当然的。
估计事件相关的重要证人谭绍良、刘槐在马绍武遇袭时，已分道回家，不可能指证李士群有'犯罪’嫌疑。再说他们本身更不愿意牵涉其间。去风花雪月的'长三堂子’喝花酒﹑风流鬼混，绝非光明正大之事，卷进这些事断然难洗贪腐的嫌疑。所以谭绍良、刘槐是决不肯出面作证的。而丁默邨更决不会说看到李士群在场'作案’而把自己卷进去。李士群明知一旦承认则必死无疑，所以，经严刑逼供信，也紧咬牙根，不吐露真情。而中统苏成德是负责侦破 '红队’杀马绍武案的关键人物，加上邝惠安六人已被枪杀，邝惠安的行动虽与李士群配合，但本就不容许彼此知道对方真实姓名，即使有邝惠安等六人有口供，口供中也不可能指名道姓提到李士群。由于这些因素，李士群被逐渐降低嫌疑成份。这样一来，只要打消一号特务头子徐恩曾及周围几个人对李士群的怀疑，肯拍板放掉李士群，李士群就有救了。
李剑华要回报李士群也在情理中。整个事件中，李剑华托托苏成德、马啸天、顾建中、徐兆麟等等的人情是可能的。苏成德、马啸天、顾建中、徐兆麟等人从中活动，打通关节，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李士群处理意见改成'辫子捏在领导手中，带着问题留用’，也就成了可能。
由于后来李士群成了76号大奸，为天下人不齿。李剑华﹑胡绣枫即使当初是参与救助李士群，抗战后也会三缄其口的。
李士群就这样被放出来了。
怎么出来，该有一个说法。对此，我们不妨采用汪曼云等人后来提供的文字。不管怎么说，汪曼云与当事人李士群、叶吉卿、苏成德、马啸天都关系密切，而对该事件,不论过程如何,对他本身又没有名誉与利益的亏损,所以他没有故意回避事实的理由。我们姑且再相信他一回吧。
汪曼云等人是这样说的：：
叶吉卿倾其所有，把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的侦查股长马啸天与行动队长苏成德，情报科长徐兆麟和机要科长顾建中等人，让他们对李士群多多照顾。马啸天与苏成德得了叶的贿赂后，对李士群另眼相看。而顾建中、徐兆麟也因“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便干脆陪同叶吉卿，去面见了中统头子徐恩曾。
徐是有名的色鬼，叶吉卿虽非生得千娇百媚，可怎么说也曾是某大学的校花，颇有几分姿色。叶吉卿与徐恩曾，一方施展着全身解数，尽其所能；另一方顺手牵羊，尽得所需。
于是云雨过后晴天来。李士群与马绍武之间有何相关，就毋须再问。
徐恩曾好色是有记录的，据说，不久前，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在挽救党中央的关键时刻，就是利用了徐恩曾急于去上海会女朋友的机会。
没多久，徐恩曾的一纸“手谕”发下，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也算是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股”马啸天手下当特务。
李士群与叶吉卿在南京安家住下，雇了关碧玉这位不寻常的女傭。
没多久，徐恩曾的一纸“手谕”发下，李士群虽不能擅离南京，也算是恢复了自由，并派在“南京区侦查股”马啸天手下当特务。
色攻关，钱铺路。叶吉卿用大手笔搞翻了这必死之案。此后，她奠定了自己在76号第一女强人的地位。
“有钱能使鬼推磨。” 马啸天﹑顾建中、徐兆麟这些人因钱而变鬼，终于围着叶吉卿'推起了磨’。
后来苏成德﹑马啸天也成卖国贼，与李士群与叶吉卿一样，围着汪伪而继续当推磨的鬼。
李士群老婆叶吉卿，富家小姐，复旦大学校花。曾经跟李士群一样入过党，但也跟李士群一样叛党投敌。
李士群脱离审查后，夫妻对胡绣枫感激不尽。发誓要重报恩人，两家亲热。胡绣枫的姐姐胡寿楣也因此与李士群和叶吉卿相熟了。不想，李士群﹑叶吉卿对胡绣枫的一片感恩之情，却给胡绣枫的姐姐胡寿楣带来了终身的不幸。
既然提到1932年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之一的吴醒亚救了丁默邨一把而免遭徐恩曾的'审查’。我们顺便提到著名左翼作家袁殊。袁殊也是中共特科成员，他也经这个吴醒亚进了中统。后来他还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关键的是他从而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据说，在与日本谈判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袁殊由于有岩井提供的消息，所以'又快又准’。当然，如果解读成日方故意通过这种渠道，引导双方谈判进程，达到某种预设的谈判结果，也未尝不可。袁殊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之后，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２００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后来会看到，袁殊和熊剑东又都成为汪伪周佛海身边的'红人’。
讲了李士群出狱的许多猜想。我们已经把苏成德的因素考虑进去。起码，李士群被秘密逮捕押送到南京后，苏成德发电报给叶吉卿是起了关键作用。同时，审查李士群，苏成德也是起关键作用的人物。
我们交代一下苏成德这个人。
1947年，苏成德与杨杰一样，被军事法庭作为罪大恶极的汉奸宣判死罪，枪毙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内。他也是76号首要罪犯之一。在76号这批头面人物中，苏成德与丁默邨﹑李士群﹑胡钧鹤一样，都是中共叛徒。他是山东省济宁市人。1921年，苏成德在济南由王尽美、邓恩铭介绍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9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3月，苏成德被推举为青岛工人罢工总指挥。罢工斗争坚持到第11天受到反动派血腥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苏成德1926年秋由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派赴苏联，进中山大学学习。与同校的李士群结交成朋友。1929年回国后，苏成德1931年被调往上海，先是安排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调中央政治局特科。1932年下半年，苏成德叛变投敌参加中统，提交了上海、南京等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被徐恩曾重用，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设计委员，专门对共产党进行破坏方面的研究设计。1933年初，化名吴德的苏成德被徐恩曾提升为特工总部行动队长兼总部看守所主任。全面负责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侦破工作。
1933年下半年，苏成德被徐恩曾调往上海，任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沪西分区主任，兼京沪、沪杭两路党部调查室主任。在其主持沪西中统特务期间，中共上海特科行动队遭清剿，队员邝惠安等6人被处决，大批中共地下党库存的手枪等武器被破获。此次'清剿行动’，使沪西区中共地下党组织蒙受了严重的破坏和惨重的损失。此后，苏成德又升任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专司跟踪、逮捕、刑讯、暗杀活动。
既然苏成德是国民党特工总部总行动队队长，专司跟踪、逮捕、刑讯、暗杀活动。那李士群案就属苏成德的业务范围。再加上'中共特科行动队员邝惠安等6人被处决’的案子是苏成德办的，而马绍武正是死于邝惠安等6人之手.从这就知道李士群在这事件中之所以化险为夷，'东大校友’苏成德才是关键。此后在敌伪76号，苏成德与李士群叶吉卿夫妇也是一开头就打得十分火热。
与李士群反复曲折的经历不同，马绍武被杀并没有影响丁默邨的仕途。随后丁默邨一度迎来他的顶峰。
1935年，蒋介石将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科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并，成立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以陈立夫为局长，下设三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邨。
丁默邨个头矮小，大家都叫他“丁小鬼”。此时他似乎一步登天，与徐恩曾﹑戴笠几乎要平起平坐了。
但好景不长， 1938年4月，丁参与策划张国焘叛党事件。张叛党之后，也成为国民党特务，此举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内引起不小的震动。然而，丁默邨由于锋芒太露，令戴笠深感不安。同年8月，戴向蒋介石告御状，说丁默邨在策反和招待张国焘的问题上存在贪污行为，丁因此受到追查，被强令反省。
1938年4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撤销，第一处扩充成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第二处扩充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归军统。第三处被撤销，原第三处的邮电检查业务，由军统中统共管。丁默邨挂个少将参议的虚衔，靠边站。联薪水也难以准时领到。
丁默邨郁闷成疾,得了肺病，送到昆明“休养”。
在昆明丁默邨更是烦躁难安，便以养病为名，到香港尝试着做生意，赚点花销。无奈不谙经商之道，不仅没有赚到钱，连本钱也打了水漂。正在处境尴尬之时，丁默邨的同乡翦建午受李士群之托来见他，开了价钱要他去上海，让他主管定西路67号的'李士群工作室’。说明好李士群自愿退居幕后，让默邨做前台经理。
此时，丁默邨也听到陈立夫正要他去上海活动。正好翦建午到来，无异是天假其便，所以丁默邨便来到上海。
丁默邨来到上海。他有自己的说法：是陈立夫遣他前来。
但他的这一说法，是不让别人去核实的。
丁默邨到上海，是应士群之邀？还如他自己声称的是奉了陈立夫之命？这只有鬼才知道。不过这鬼不是别人，这鬼就是丁默邨。
此时李士群有钱啊，日本人给的钱是'莫克’'莫克’的。那钱大把大把地落入李士群的腰包。
李士群知道丁默邨来了，立即上门直截了当地说：
听说国民党已经不要你了，这种乱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誉不名誉。实不相瞒，我已经在日本人那里挂了钩，怎么样，一起干吧？
说罢，李士群将一把手枪和一叠钞票放在丁的面前：
愿意干就把钱拿去开销，你仍然是我的上司，一切听你指挥。不干呢，也不要紧，你就用这支手枪把我这个汉奸打死，也落个好名声！
骨瘦如柴的丁默邨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阴险冷酷地收起了钱，拿起了枪，当仁不让地做起了'李士群工作室’的老大。
李士群和丁默邨经历曲折,可能从负面促使他们的性格变得阴险和变态.
但要是没有汪曼云的穿针引线,把他们与汪精卫集团拉在一起
要是没有清水,影佐,晴气这些日本特务的细心照料,
他两最多只是常玉清胡立夫那样的跳梁小丑,而不至于成为历史大奸.
前面提这两奸的曲折经历及随后还将说些汪曼云与影佐,晴气之类与丁李的交往.
二 沦陷初期上海的抵抗运动
上海沦陷初期的抵抗运动十分活跃。
几起系列性的重大事件是：
一．1938年夏天的上海大暴动
二．持续不断的城乡抗日游击战
三．持续不断的地下除奸
为向全世界显示力量，表明即使是上海沦陷了一周年，日本仍然达不到控制上海的目的，上海依然是中国人的上海。中日的上海战役究竟最后谁胜谁负，还远未成定局。
在1938年的77事变周年和813抗战周年两个纪念日,上海发生两次全面'大暴动’。
那两此，上海发生罢工罢市的同时，在上海的各个街区沿道路和水道延伸到郊区县镇，同时发生拦截伏击日军和汉奸,冲击日本机构和日资企业,向日本兵营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攻击日军用船只等等事件。来势凶猛及声势浩大，引起全世界关注。
1938年7月7日，发生罢工罢市。接着，由军统控制的地下抗日武装，经过周密计划，决定分六路打击日本的部队机关和工厂，并沿途散发标语传单。由于地下组织全面出动，商店机构各自关门自保，罢工罢市的局面不用号召，也就自动形成。
第一路由赵理君率领，分三队进行。第一队进攻戈登路、麦根路的日本纱厂，击毙日籍职员一名，又进攻海防路及槟榔路的两个日华纱厂宿舍；第二队进攻劳勃生路日本海军留守处，投掷手榴弹两枚，又进攻小沙渡路，击毙日侨一名；第三队进攻曹家渡日本纱厂，予以破坏。
第二路由于松乔负责，与第一路同时进行。也分三队。第一队进攻北火车站，和敌人互相射击一刻钟后撤退；第二队进攻北四川路；第三队进攻锡金公所，投掷手榴弹，击毙敌人哨兵两名。
第三路由赵平江负责，分五队进行袭击。第一队进攻外滩及仁纪路，击毙敌人哨兵两名；第二队进攻海宁路，击伤日军数名；第三队进攻阿拉伯司脱路；第四队进攻外白渡桥；第五队进攻外滩，第三路各队均引起市面混乱。
第四路由李楚琛负责，分四队进行。第一队进攻水上饭店附近，炸死日本宪兵四名；第二队进攻东康路，炸死四名日本人；第三队进攻公大纱厂，炸毁门窗，使厂内日本人惊骇无比；第四队进攻正金台湾银行，投弹，未爆炸。
第五路由朱啸谷负责，领导沪西工人散发传单。
第六路由苏浙行动委员会直辖第一大队陆俊卿负责，第一中队进攻虹桥机场，由早晨战斗到中午，杀敌十余名，并炸毁青沪公路桥梁两座；第二中队进攻丰田纱厂，另外挑选敢死队队员35名，分成七组，进攻高昌庙造船厂、龙华机厂、梵王渡、曹家渡、徐家汇及沪杭公路20号桥等地，毙敌数名。
有一例关于上海7.7大暴动的细节记录来自租界巡捕房。因这份记录作为英美当局向蒋介石进行外事交涉的依据，而被外界获知。
情形是这样的：
由于两名日本人在美国控制的租界内，日军当局要求允许派兵协助美国军队维持秩序，被美军司令拒绝了。但是美军承诺，他们将提供一切可能，保护日本居民。租界当局动员了一切军事的和警察的力量，其中还包括白俄义勇军，来防止骚乱。
在接下来24小时的巡逻中，工部局巡捕房逮捕了近千名嫌疑犯，法租界巡捕房逮捕了数百名嫌疑犯。其中一名叫做江海生的人被捕时，手里仍然握有手榴弹。
江海生是出生在南京的福建晋江人。1937年7月，在上海读书期间，看到报纸上的招募广告，参加了孙亚星领导的“中国青年救亡会”。这次上海大暴动，江海生是“中国青年救亡会”的行动小组的一员。
中国青年救亡会’正是江海生的同乡孙亚星筹建成立的。孙亚星也是福建晋江人，在上海当学徒出身，后来经营一家钟表店。抗战爆发，他卖掉表店作为经费，联络各界抗日青年，组织了'中国青年救亡会’。协会成立后，在孙亚星指挥之下，会中200名青年前往南翔，帮助87师修筑工事。后来又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下属朱学范的第三支队，1937年11月9日起，他们和警察总队一同奉命坚守南市，掩护军队撤退。37年11月11日夜间接到命令退入法租界之后，'中国青年救亡会’成员被解除武装而收容在难民营中。1937年12月3日上午，驻沪日酋松井石根指挥日军6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等，在5架飞机低空飞行的掩护下，以移防为名，肆无忌惮地穿过公共租界，经南京路﹑外滩和外白渡桥，向英美示威。租界巡捕房卑恭屈膝，为日军提供掩护。
孙亚星和'中国青年救亡会’成员决定袭击日军大部队，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设法弄来两个手榴弹，等在南京路和浙江路转角处。12时44分，日军队列经过此处，离日军队列比较近的孙亚星的同伴孙景浩奋力挤出人群，及时冲到大街上，向日军队列投掷了手榴弹。手榴弹爆炸，日军两名士兵受重伤，一名士兵、一名执勤的华捕和一名英捕受轻伤。孙景浩投弹的同时，被巡捕击中两枪，孙当即倒地，最后牺牲。日军气极败坏，穷凶极恶，日军在南京路自福建路起至虞洽卿路止，布置警戒线，禁止行人通过，并进行搜查，一度包围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折腾到晚上9时，才灰溜溜撤去封锁。却只好接受这一丢人的事实。
1938年，孙亚星到汉口和戴笠取得了联系，当年4月，回到上海从事除奸活动。
为参与7.7周年的上海暴动,江海生和孙亚星联系上之后，被分在了第二组中，此时他们接受军统人员赵刚义的领导，接受他分派的任务。7月6日下午4点，孙亚星和江海生等行动人员在法国公园聚会(按:即如今复兴公园)，向下属布置了任务。晚上8点他们离开公园，在一个饭店租了房间玩了一夜麻将。凌晨4点半，他们出发了参与暴动。其他的人都很顺利，只有江海生，他在早上5点20分，乘坐黄包车前往执行地点时，在马路上被巡捕连人带手榴弹一起截获。
由于屈服于日本人的军事压力，第二天，工部局警务处的巡捕将江海生带过了外白渡桥，引渡给了日本宪兵。尽管在汉口的国民政府向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指出引渡的行为违背了上海临时法院协定，但是工部局警务处在此后仍然不断将他们抓获的恐怖犯罪嫌疑犯，交给外白渡桥另一边的日本宪兵。江海生遇难。
从此，有人将外白渡桥比喻成叹息桥，即威尼斯连接多吉宫和国家监狱行刑场的一座桥。
但，上海7.7 周年大暴动，出其不意，声势浩大。对日本人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7 .7 周年大暴动刚落幕，813周年大暴动又掀起了。
1938年8月13日，上海813抗战周年记念日，又一场上海大暴动发生了。这一次，也是罢市加爆破和枪击日本人的军警人员和机构。行动范围更多地选在了日本人控制的虹口、杨浦等地区。
第一组由赵理君负责，爆炸沪西愚园路日本巡捕宿舍，澳门路米择洋行，劳勃生路日华纱厂，戈登路日内外棉厂，造成倭方很大损失。
第二组由李楚琛负责，分三路进行：第一路与13日夜里乘船自苏州河潜入虹口，由广东会馆登陆，冲过麦根路，沿保定路奔向虹口的日本哨兵，用驳壳枪射击和投掷手榴弹，冲过警戒线，击毙日本哨兵两名，日军铁甲车队闻讯赶到，行动队员牺牲二人；第二路于13日夜间潜入杨树浦，分别在汇山码头共盛公司堆栈、眉州路消毒厂、棉花堆栈等处纵火，并击毙日本哨兵数名。又在华盛路和杨树路口击毙日军哨兵三名，割断电话线，又袭击了华德路跑马场日军骑兵队；第三路于13日夜间，由黄浦江泅渡到十六铺上岸，潜入南市。在亲贤里对面日军军营纵火，又袭击日军南桥司令部，击毙哨兵两名，其余人未遇见日军，散发传单。
第三组由于柏松负责，在南市一带活动，分别在汉奸住宅和火神庙日军养马场等地纵火，又在老西门等地投掷炸弹，在江阴街等处悬挂国旗。
第四组由陆俊卿负责，派两个中队，袭击了虹桥机场，从13日夜里开始，与日军及伪警部队激战，在日伪遗尸21具撤离后，占领机场，悬挂国旗，焚烧滑梯机库等，安全撤退。
再次进攻虹桥机场，并一度占领控制它。这对日本侵略军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
上海的两次大暴动，固然达到了打击敌人，振奋民心的作用。但是由此带来的副作用也很明显。那就是，在日本军事的压力之下，租界当局更多地屈从了日本人的要求，这给此后中国军民在租界进行的抗日活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由 于遭受1938年两次暴动的打击，日本侵略军到1939年仍然心有余悸。《申报》在１９３９年８月１３日抗战两周年之际尖锐地揭露日军的暴行和内心虚懦和恐惧。
当日《申报》的三段报道原文如下：
今日沪战两周年，租界防范愈严密、日便衣队，搜查行人昨日上午六时起，闸北虹口各处日兵，均派出大批便衣队，乔装华人，有穿云纱短衫裤、有穿白短衫裤、有穿长衫、有穿西装者，每队四五人，在杨树浦路、百老汇路、狄恩威路、北四川路、虬江路、苏州河沿河、北苏州路，如见行人认为有可疑之处，即有一人从旁或背后上前将其人拦腰连两手抱住，同时另有数便衣兵则蜂拥而至，出示手枪，施行搜查，如无违禁品，则当场放行。
浦江交通，今日封锁（按：这是小标题）
沪市四郊，日军伪警，连日已加派岗位、增加巡查，以资戒备。关于浦江交通，今日完全封锁，行驶南黄浦、塘口、王家渡、闸港、杜家行、叶树、闵行、洙泾一带之轮只，一律停止，苏州河上游北新泾，虞姬墩一带，水道交通，亦被封锁，任何船只，不得进出，故各内河小轮，一律停驶。
村民三百人被拘捕（按：又一小标题）
又大陆报云，昨晨七时，附有装甲汽车之日兵五十名，包围程家桥居民约五百人。据外人目击者称，开枪射击之后，遭日兵逮捕之居民，包括妇孺在内，不下三百人，并见数华人僵卧血泊中。直至昨日午刻，附近仍（闻）开枪声。昨据未确实消息，该村某屋中被抄出手枪八支，枪弹若干。据外籍观察者语记者称，昨日程家桥之战事，或系日方因星期三日午后日骑兵队四十名在虹桥区遭游击队袭击而施之报复手段，外籍观察家曾见日骑兵疲惫不堪，泥泞满身，曳轻野战炮一门，自虹桥区某地而返，昨日之战事，证实公共租界甚近处有广泛游击队活动之说。此次军事行动中，华人约千人，包括携蔬菜入公共租界之农民在内，均遭日兵扣留。
可见，1938年上海两次大暴动，给日军留下的的恐惧心理。
1938年两次大暴动后，上海的地下抵抗力量把袭击常态化，随时发起游击活动，这点更使日伪胆战心惊。
为应付游击活动，敌伪们被迫实行'戒严’。一份来自伪警察局申报戒严的文件,可看出当时日伪内心的恐惧。（下文中的日本人药袋是浦东区警察分局的太上皇）
伪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呈文（１９３８年８月８日）
呈为呈报事。
案据浦东区分局呈称：呈为呈报事。窃于本月三日，准药袋指导员通知：
自本日起夜间实施戒严，规定每日下午八时至翌晨五时为戒严时间，请督属切实施行，并即刻布告居民，在戒严时间内禁止外出等由。准此。
自应照办，惟事关重要，应随时呈报，只以时间迫促，不遑事先请示，即由职分局缮具布告多张，分贴属境各要道，俾众周知。一面督饬所属官警，并分令各分驻所一体遵照规定时间实施戒严。所有办理情形，理合备文呈报，仰祈钩长鉴核备案。等情。
据此。除指令外，理合据情备文呈报，仰祈鉴核备查。
谨呈督办苏
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局长卢英（卢英印）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八日（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印）
在军统上海区的配合下，活跃在上海城乡的别动队（就是游击队）在1938年以来，策划过炸仓库，烧机房等等２２次造成日本人重大损失的事件。甚至袭击和烧坏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号等许多日军作战船只。
讲这些地下游击小组抗击日伪的事迹, 我们还可以在上海市长宁区地方志上引出如下一段简短的记载来证实：
民国28年(1939年)
4月16日 游击队在虞姬墩附近吴淞江上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1艘,日军20余人全部丧命。
这吴淞江就是苏州河。击沉日本侵略军巡逻艇的地点沪西'虞姬墩’ 牵涉到一个上海的老地名，这地名钩出了一个人名，这人名伴随着一段凄美的故事。
虞姬墩的名字使人想起2200年前的绝代佳人虞姬。楚霸王兵败垓下，虞姬在帐前举剑自刎向霸王告别。临死留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千古绝唱。
楚霸王因愧对江东父老，也自刎乌江而没能把自己及虞姬的遗体带回故里，而留在安徽灵壁南的垓下。
苏州河穿过上海市区，舒舒缓缓地向东流淌着。它不仅流淌着上海的变迁，也流淌着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多少年以前，就在苏州河经过的上海县华清乡附近的河面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土墩，当地人称其为虞姬墩。据说，虞姬死后，楚霸王手下的江东子弟，将这一不幸消息告诉了虞姬的两个妹妹，姐妹俩听后决心为姐姐报仇，遂举旗起义与刘邦的汉军决战。然而，因势单力薄终于战死在疆场，埋在这个土墩上。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两姐妹，也为了纪念虞姬，称其为虞姬墩。虞姬虽没有葬在这里，却在故乡留下以她命名的虞姬墩。虞姬故乡就是如今上海的苏州河边。
据史籍载：项羽在公元前的209年，随从叔父项梁起义于吴郡。
吴郡就是江苏的苏州 ，项羽就在此时与虞姬成婚。历史上提到项羽项梁是从会稽到吴郡，其实不必想象成是从绍兴到苏州，因为那时的上海属会稽郡。全程穿越上海的苏州河，其这段流域地面就是虞姬和她的两姐妹故土，就是虞姬的故乡。刘邦统一中国后，因上海的苏州河日日月月潮起潮落，汹涌澎湃，常淹没两岸地面，俗称霸王潮。取名霸王潮的原因一是因为来势凶猛，二是因为项梁和项羽叔侄起兵前曾活动于这一带，故怀疑是楚霸王的亡灵重回故地图复仇而兴风作浪。于是沿苏州河各村镇以战胜过项羽的汉将命名，以镇住霸王潮。至今苏州河边还遗留有彭越浦﹑纪王镇等地名。彭越浦和纪王镇就以汉将彭越和纪信命名的。如今苏州河上段变窄变小，是明清疏浚黄浦江后的事。疏浚后的黄浦江经冲刷变大变宽，苏州河变小，黄浦江最后抢了苏州河的入海水道，取代了苏州河的地位。
岔开主题，说这点闲话，意思是作为霸王遗留的江东子弟的后人，面对如此大好河山落入倭寇之手，实在不服啊。该让更多的日本侵略军死在英雄姐妹的古坟堆前。
讲苏州河击沉日军巡逻艇的事，黄浦江上游更有击沉日军炮艇的事。
忠义救国军第九支队第四大队姚杏林部驻扎金山。1938年秋，姚杏林部在保卫金山县韩家坞战斗中，与进攻的日军上海派遣军一部激战一昼夜，击毙日寇多人。1939年春，日寇炮艇3艘途经黄浦江上游的泖桥，被驻扎该处的姚杏林部击沉2艘，日寇死伤数十人。日寇调动军队进行报复，姚部灵活地撤到钱圩李家廊下，联合同支队的田峋山、沈俊生部，击毙日寇30余人。
上海地下抵抗力量第三个令敌伪寝食难安的行动是持续不断的除奸。由军统特工和军统特工与帮会工会及其它抗日团体混合组成的各上海行动小组，穿街走巷，随时对汉奸变节分子实施清除，叫敌伪分子随时不得安生。
上海行动小组的除奸活动是从制止日本人拼凑汉奸组织“上海市民协会”开始的，第一个因上海市民协会而被军统制裁的就是上海闻人陆伯鸿。陆伯鸿生于1875年，上海南市人，是上海实业家和慈善家。上海沦陷之后，日本人的烧杀抢掠制造了严重的难民问题。按日内瓦公约规定，日本占领军有全部义务解决留在被占领区的难民问题。可是，陆伯鸿却把之当作一起与日本侵略军勾结的机会，以慈善为名,利用中国人的捐款来替消弥日本人的罪过。他主动和日军接触，同意就任伪上海市民协会会长，代替日本人维持南市地方秩序，成了实际上的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南市的傀儡。经爱国人士多方劝说无效后，为警告商界成员不要参与伪上海市民协会，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在法租界吕班路家门口，被装拌成水果小贩的军统特工枪杀。吕班路就是现卢弯区的重庆路。
第二个被上海行动小组枪杀的是拟任伪上海两特区法院的汉奸院长的职务的范罡。
范罡是著名的“强盗律师”，他当律师十多年来，是专门为强盗作无罪辩护的，为此捞得许多钱财。但这不是他致死的原因。死因则是他要当日军控制下的伪上海特区法院的汉奸院长。
1938年1月14日，范罡走出威海卫路155弄20号他家门口，他猝不及防，迎面就飞来一颗枪弹，当即倒地毙命。次日各报登载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这是陈默接手上海行动小组后策划的又一件得意之作。杜府大管家万墨林重赏枪手数千块大洋。
为彻底摧毁伪“上海市民协会”机构，上海行动小组没有放过对市民协会其他成员的狙击，1938年6月10日早上8时，孙亚星的暗杀小组，凭两把手枪，按照片和汽车牌照号码，伏击伪市民协会委员尤菊荪,开枪打死了尤菊荪的俄国保镖，打伤了尤菊荪，但是行动的两个成员，一人被捕，一人牺牲。伪上海市民协会另外一名委员杨福源也毙命。几天后的6月25日，预备接任市民协会会长的粮商顾磬一在天主教路永大粮行门口被杀身亡。由于惊吓，那些当市民协会委员的荣宗敬和姚慕莲分别去了香港和大连，其他人则登报声明与上海伪市民协会脱离关系，上海伪市民协会实际解体。可叹的是这个顾馨一，辛亥革命那年，他与李平书﹑穆湘瑶﹑李显漠一起组织上海商团起义，推翻满清政权，还当了上海第一届市民政府的副市长。那尤菊荪也就是著名的安利洋行买办尤葛民的儿子，受过很好的教育，历任瑞生,安利洋行的华方经理。尤菊荪受伏击后依然与汉奸分子来往，他成立“东南贸易公司”自当总经理，在日本人中岛的监督下，与“国统区”交换物资牟利。
1938年10月17日，文化汉奸余大雄，被人用斧头砍死在新亚饭店的浴缸里。他因躲在新亚酒店内当日本翻译。
日伪要人被刺与地下行动小组有关的还有：
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和伪上海市政督办公署检查处处长范耆生。
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日本人中本达雄。
随后，孙亚星的暗杀小组的陈开光又成功刺杀日本翻译官郑月波。
接着， “黄道会”会长周树人等人又陆续被刺。
成功伏击尤菊荪﹑郑月波等多名汉奸的孙亚星的暗杀小组原都是’中国青年救亡会’的成员。’
孙亚星的暗杀小组终因消灭日本翻译官郑月波而被租界当局破获。
1938年7月22日上午，郑月波出现在暗杀小组陈氏兄弟面前，并经过陈开光身边时，陈开光掏出手枪向背部开了两枪。此时，正好一名公共租界巡捕放的骑警经过现场，于是开始追逐逃跑的陈开光。陈开光向骑警开枪，却发生子弹卡壳，于是他便扔掉了枪。骑警跳下了马，抓住了陈开光。
孙亚星年轻缺乏地下秘密斗争的经验，盲目招募人员，并使各组人彼此认识。其恶果很快就露出来了。由于日本宪兵队介入审问，被捕的陈开光熬不住，很快就招供了。巡捕凭供出的名单地点立刻展开抓捕，各小组人员陆续被捕。其中一位名叫周守刚被捕以后，又供出了包括孙亚星在内的其他5人。晚上11点，孙亚星被捕，武器被查获。这样，郑月波被杀后24小时，孙亚星及其手下10人被捕。按照工部局已经和日军达成的协议，这些人将被移交给日本宪兵 队，孙亚星等人与江海生一样，最终遇害。
但愿历史会记住这些无私无畏的爱国青年。
下面略去黄道会的内容
骨瘦如柴的丁默邨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阴险冷酷地收起了钱，拿起了枪，当仁不让地做起了'李士群工作室’的老大。
六 丁氏'和平救国运动’
丁默邨托章正范邀汪曼云到大西路67号会面。
丁默邨到上海出任'李士群工作室’前台经理的事，汪曼云当然是及时地知道了。此前，汪曼云有一段时间不去'李士群工作室’了。为什么？那还不因为于松乔想行刺李士群？李士群吹牛自己的大西路67号风水好，是'保险房子’，那其实是屁话一句。
说房子风水好，安全保险，能比得上人家福开森路的唐公馆或愚园路上汉奸外长陈箓的府第？
固 然于松乔放弃了行刺李士群的主意，但谁能保证你李士群哪天不招惹那班军统的夺命太岁？
汪曼云此时虽与李士群彼此来往过几次，但与李士群还不一回事。起码，汪曼云就不曾直接与日本人勾搭过。就在几个月前的8.13抗战周年记念日上海大暴动时，汪曼云就利用上海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参予布置了一次大罢市。效果就很好。
此时，汪曼云还是党国的人哪。
不过，这丁默邨也是熟人，不论是否由陈立夫直接派遣，汪曼云觉得与丁默邨见见面是应该的。
汪曼云与章正范来到67号。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房子的墙上挂有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当中还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自上海沦陷后，尤其在私人的家里，这种情景是很难看到的。正在惊异之间，丁默邨已踱进了房间，大家本来都是熟人，一见面便欣然问候道故。丁默邨指着墙上挂的国旗与孙中山先生遗像对汪曼云与章正范说：
这些都久违雅教了吧？
接着又说：
我这次是奉立夫之命而来的，因为在里面（按：指大后方）大家看到抗战如此进行下去，总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是要抗垮国民党，是唯恐中国不乱。为了国家的前途，立夫要我来上海'开路’，一俟时机成熟，他也要来的。不过在未成熟时，我们应当代立夫保密。至于日本人那里，我已和他们交涉过，允许我们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丁默邨讲的日本人就是晴气庆胤。日本人晴气庆胤不仅授意他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指使他们以'和平运动’名义，扩大山头，要加紧与汪精卫集团联系。
丁的此番所谓“奉陈立夫之命来上海打前站”的表白，其实是在为自己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寻找借口的。如前所述，他是在穷途末路之时，受李士群的拉拢而卖身投靠日本人，与陈立夫毫不相干。而章正范、汪曼云竟信以为真。
丁默邨边说边笑着问汪曼云：
老兄有何意见？
汪曼云说：
这是一件大事，但以你丁默邨三个大字来'号召’是不够的。由于你过去工作环境与条件的限制，你的大名，别说党外的人不知道，即使党内的人，若非CC派骨干，也很少有人晓得。所以这件事，在你倒不是才的问题，而在号召力方面。为求事业迅速成功，我觉得应速接上汪精卫的关系，他已在河内发表了'艳电’。要是你能采纳我的意见，一定能事倍功半。
汪曼云似乎有点小看了丁默邨,但丁默邨毫不在意,而是表示赞同：
对此，我也有同感，汪精卫先生方面，我可以派人去联系。
汪曼云又问丁：
你现在有多少人？
丁默邨告诉汪曼云：
并不多，最早发起人有七个，除了我和正范兄外，还有李士群、唐惠民、茅子明、翦建午、叶耀先。
这七个人，就是后来所传说的“七人委员会”。
但据马啸天回忆，后来李士群曾告诉他，“七人委员会”中并没有章正范、翦建午、叶耀先三人，除了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和茅子明外，其他三人分别是李志云、杨杰与张鲁。
这是汉奸特务们自己内部的事,我们暂且不管他们之间的谁是谁非。
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上海的风花雪月的闲话作为收场。这次谈话，李士群没有参加，他已将丁默邨推到前台，自己则退居幕后，干脆不露面了。
这是丁默邨主持'李士群工作室’之后，首次亮相。
这是丁默邨主持'李士群工作室’之后，首次亮相。
他要把一个公开为日本国效劳的间谍机构用'晴天白日’旗包装起来，把露骨的卖国行为用'和平运动’掩盖起来。他们认为,卖国不能是只限于丁默邨﹑李士群两人的事，也不限于那些已经公开当汉奸的人的事，他们要勾结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卖国。
丁默邨知道，日本人指使他们勾结汪精卫集团是对的。他们看到，打着'和平运动’旗号的汪精卫集团才是更大的卖国集团，把命运与汪精卫集团联系在一起，才是出路。
可是，丁默邨﹑李士群要与汪精卫集团联系谈何容易？
丁默邨﹑李士群都是陈立夫兄弟c.c.系的特务,本就与汪精卫的改组派针锋相对。丁默邨﹑李士群以前办的〈社会新闻〉就没少攻击汪精卫派别，积怨本来就很深。以往，丁默邨与他们彼此不来往。而李士群在国民党内，只是小八腊子，根本就无缘见到他们。
不久前，丁默邨派翦建午去香港找周佛海，就碰壁而回。
于是丁默邨﹑李士群小集团要通过上海党部委员汪曼云的牵线搭桥，开始了寻求与汪精卫集团勾结之路。也正是这汪曼云把这个汉奸特务小集团与汪精卫联系起来。
汪曼云个人首先想到的是通过褚民谊拉上与汪精卫集团的关系。
前面讲林柏生在香港遇袭那部分，我们已讲到汪曼云正巧看到林柏生血流满面而倒在地上。他此时正尽力与周佛海﹑陈公博联系。最后，汪曼云搭上了周佛海，成了汪精卫﹑周佛海“和平运动”的正式成员。
1939年春，国民党在重庆开办“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重庆当局根本不知道汪曼云的变质，还特地指名道姓，让汪曼云去重庆第二期党政训练班受训，作为中坚骨干来培养。
汪曼云临行前，与丁默邨在大西路67号楼上起居室会面。
丁默邨见了汪就说：
小别在迩，知道你即将远行，所以特请你来见见面。
随即问了汪曼云的启程日期与受训时间后，就从衣袋里摸出了一千块钱：
这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请你收下，聊壮行色。
汪推辞一番后也就收下了。丁又说：
我在这里的情况，你到了重庆，务希严守秘密，即见了立夫，也千万不要提起，免得戳穿了他与我的关系，使他不好意思。
丁随后又拿出两张铅印的表格对汪说：
为了彼此的信任，我请你也加入我们的组织；你与周佛海的关系，正范兄已和我谈过，好在并不冲突。这个志愿书与誓词，请你填一填，我与正范兄也填过的。
原来丁默邨已探知汪曼云通过周佛海的关系参加了'和平运动’，现在要拉汪曼云宣誓参加日本的特务组织。按丁默邨的话，汪集团的'和平运动’与他的特务机构'和平救国运动’没有什么两样。
这时章正范也坐在旁边，同意丁的说法。
汪曼云觉得要讲的话，都已给丁讲在前头，堵住了喉咙。且自己原来已勾搭上了周佛海，“参与”了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现在加上一个丁默邨的“和平救国运动”，事情还不是一样的?于是就依式填好了志愿书和誓言。其誓词的内容是：
余誓以至诚，参加和平救国运动，绝对保守秘密，遵守组织纪律，如有违反，愿受严厉制裁。谨誓。
随即举行了宣誓仪式。
监誓人为丁默邨，介绍人为章正范，他们在誓词上分别签了字。
这样，汪曼云就正式成了丁默邨李士群的日本特务组织成员，这正是76号的前身。
接着，丁默邨就要汪曼云带信给香港的周佛海，帮忙沟通：
此次你到重庆去，道经香港，势必与佛海碰头，过去我曾叫翦建午去找周佛海，建午与佛海虽不相识，与周太太杨淑慧却是熟人。可是不知怎的，杨见了建午，总是远而避之，即使回避不了，只要一提到老周，杨总是支吾其词。因之我有一封信，请你见到佛海时转交给他，我在这里的情况，也请你婉为代达，使他对我的情况不致误解。
汪曼云早就乐意牵线搭桥，当即欣然接受，满口答应了。
其实，谁都知道这丁默邨本是陈立夫门下的特务，丁默邨让翦建午去找周佛海。殊不知，翦建午原也正是周佛海提防的中统特务啊？
发艳电后，香港林柏生遇袭，小命几乎不保。河内汪精卫靠运气捡得老命一条。这群叛国的'和平运动’团伙，个个成了惊弓之鸟。听到特务之名，管它是军统还是中统，早就吓得逃命都来不及，哪还有胆量与原中统特务丁默邨和翦建午接触？当然，周佛海那批人显然是不知丁默邨让翦建午已经投倭的底细，周佛海﹑杨淑慧当然不会轻信他。
如果这丁默邨自己有本事与周佛海联系上，他才不想劳驾你汪曼云呢。这也是不得已啊。
汪曼云于是在路过香港之际，联系上周佛海，告知丁默邨已经卖身投靠日本，当了日本特务的真相。又从怀里掏出了丁默邨的信交给了周佛海。周看了信后，才恍然大悟，便对汪曼云说：
怪不得日本人一再问我，丁默邨与汪精卫有什么关系?我总是答不出来。同时，淑慧对我说，翦建午在尖沙咀码头，老是盯着她，说要想见我。我说，翦是'中统’特务，要她提高警惕，设法回避。现在既经默邨来信说明，我也可以见他了。
经汪曼云这番穿针引线，周佛海终于认识到原来丁默邨与李士群不但不是蒋介石的特务，而是大倭国忠实的'战略伙伴’，是比自己更领先一步的同志，值得自己好好学习。丁默邨与汪精卫集团总算挂上了钩，也使汪精卫的叛国活动又多了一支生力军。从此，汪精卫汉奸集团与丁默邨﹑李士群的特务恐怖组织联成一体，共同谋划危害中国的大事业。
周佛海谈话中提到的那个'淑慧’，就是周佛海老婆杨淑慧。
1921年7月，陈公博﹑周佛海到上海卢湾参加中共一大时，在会场外未婚夫妻周佛海杨淑慧就亲密地同住同行，那时人们赞许他们思想解放，崇尚婚姻自由，没人会料到17年后的他们，竟然会是这等地步。
1921年7月，陈公博﹑周佛海到上海卢湾参加中共一大时，在会场外未婚夫妻周佛海杨淑慧就亲密地同住同行，那时人们赞许他们思想解放，崇尚婚姻自由，没人会料到17年后的他们，竟然会是这等地步。
七 吴世宝入伙，魔窟76号开张
说到这时为止，我们看到的丁默邨和李士群不过是混在上海滩的一对先叛变共产党再叛变国民党的小叛徒﹑投身日本的小间谍﹑卖国的小汉奸，其所作所为充其量不过偷鸡摸狗之徒。不论怎么说，他们离刽子手﹑巨魔的形象还相去甚远。此时，那称为极司菲尔路76号 的地方，也不过是一处被日本人霸占的地产，也不曾有人会想到它会升级为沪西'歹土’和'魔窟’的地步。
但丁默邨和李士群不久之后，的确是十恶不赦的恶魔﹑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极司菲尔路76号也从此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魔窟’，千真万确的沪西'歹土’。
发生这种变化，莫非是出了'点金师’──哦,用词不当,该叫'造鬼师’，这造鬼师把丁默邨和李士群点成恶魔，把极司菲尔路76号点成了'魔窟’？
应该客观地说，有'造鬼师’。
'造鬼师’不是别人，而是大倭国的晴气庆胤和他的后台影佐祯昭。晴气庆胤后来是76号的后台总指挥和总监督，是他实现了把小丑变成恶魔﹑把76号变成魔窟的过程。
人间不免有缺陷, 公正的历史也会有遗漏。76号的后台老板晴气庆胤在二战结束时，被遗忘了。他没有受到应有惩罚。再说，中国人不象犹太人那么执着：
哪怕是天崖海角，纳粹战犯一个也不许逃掉！
以色列人是德国纳粹战犯的索命鬼。但大倭战犯消遥自在，无人过问。
大倭在中国犯下滔天大罪的坏人，许多都能逍遥法外。晴气庆胤就是其一。
晴气庆胤后来写了《上海特工76号》的书揭露了一些别人的罪恶事实。但他把自己写成无辜的胆小鬼，还说他厌恶丁默邨和李士群的恐怖活动。仿佛，作为大日本皇军驻76号魔窟总代表的他才是可爱的小白兔或天真的小绵羊。
他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
晴气庆胤是好的侵略者。如果他晴气庆胤也有一点什么瑕疵的话，也一定是丁默邨和李士群把他带坏了，而不是相反。
反正如今人也已死去，生前的一切罪行，一死就一笔勾销了。他想要怎麽说也就怎么说，并没有更多的人会去纠正他。
如今,大倭国有人为东条英机翻案，国内个别阴暗的角落也不时传出汪逆精卫的赞美诗。这晴气庆胤与东条英机和精卫主席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大奸尚且如此有市场，小战犯小汉奸要招摇过市也只好让它去了。口头骂它几声或许还随各人便，但要去拾棒头教训教训一下，大家就就懒得动手了。
丁默邨和李士群是在1939年2月初，由日本使馆的特务清水董三带着去见土肥原贤二的。那时日军部间谍晴气庆胤少佐正是土肥原的助手。
会见地点在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的客厅里，土肥原贤二召见了由清水董三引来的丁默邨和李士群。
早晨九点，丁默邨和李士群已经端坐在那里。丁默邨一身西装，白白胖胖的李士群穿的是中装。土肥原很随便地穿着中式服装，慢腾腾走出来。
昨天东京大本营的来电，等于宣布土肥原计划的末日来临，他的使命结束了。煞那，一股失败的耻辱感重重压在土肥原的胸口，他撤夜难眠。不过，当他看到眼前这两个中国人时，昨日的苦闷已在脸上消失。也许这两个自称国民党员的人的到来，真的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土肥原用流利的汉语招呼客人，按中国礼节给他们递上香烟，点火。
丁默邨﹑李士群见状十分感动。后来李士群对晴气庆胤说：
我没想到土肥原先生竟是那么和蔼的人。
天生一副汉奸相啊！
土肥原直接把话题引到了上海的'恐怖活动’上，土肥原向丁默邨挑明：
丁先生，中国人的暗杀活动太残酷了。对上海出现的恐怖活动，也得想个办法。
土肥原阐明，要尔等来，就是如何解决军统无休止的除奸问题。
土肥原为自己计划的失败而奥恼。被东京大本营终止了土肥原计划，其失败原因就正是唐绍仪被'恐怖’了。加上陈箓乐极生悲，杀手堂皇入室，在众目睽睽下又被'恐怖’了。大倭皇军颜面全无，造成许多原来想当汉奸的人，再也不敢当了。
丁默邨总算领会了主子的意图，于是开始大谈特谈如何消除重庆特工组织的威胁，如何由他们出面建立一支由汉奸组成特工队伍，并请求日军给予领导和援助。
土肥原对丁默邨的计划极感兴趣。
聆听土肥原的教诲，丁默邨总算领会了主子的意图，于是开始大谈特谈如何消除重庆特工组织的威胁，如何由他们出面建立一支由汉奸组成特工队伍，并请求日军给予领导和援助。
第二天，土肥原派其助手晴气庆胤与丁默邨、李士群继续会谈。
本来就约好，晴气庆胤先到兆丰公园(按:现上海中山公园)，再由李示士群接他去大西路67号。这麽简单的一件事，晴气庆胤回忆起来却颇费笔墨。他按战后50年代的为人标准，把自己写得十分胆小和十分有损皇军形象。晴气庆胤说自己是心惊肉跳地到了接头点的大榆树下，装作'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忽然看到一辆黑色汽车开过来，李士群在车里向晴气庆胤打招呼，随即跳下一个彪形大汉，高喊：
危险，快上车！
大汉把一把拉进车内。上车一看，这是一辆防弹汽车。李士群不停催促司机快点。汽车沿着大西路飞驰，不停地冲过了英国人的警戒线，开进了大西路67号黑色大铁门。晴气庆胤也故意不讲明这彪形大汉是谁，晴气庆胤后来在76号住了3年多，他能不识？不过晴气庆胤记得丁默邨忧心忡忡等候的大门口神态。
丁默邨在大门口迎接晴气。进了房间之后，李士群才对惊魂未定的晴气庆胤解释，说晴气到这里来的消息似乎泄漏了，'蓝衣社’可能有所行动，原因是电话可能被窃听了。
'蓝衣社’这名称早就不用，但李士群﹑丁默邨与晴气庆胤的嘴中，总是不停地说到这名词。
晴气庆胤一听，便被'吓住了’，在他心里，蓝衣社确实是个可怕的敌人。他连忙对李士群表示感谢。
按这过程的一开头来看，胆小善良的皇军少佐 晴气庆胤是后来被丁默邨﹑李士群教坏了，而绝不是相反。不过，如此“胆小懦弱”的晴气庆胤少佐两年内因调教丁默邨﹑李士群有方﹑功勋卓著而被倭军大本营越级晋升为陆军大佐。这事说明什么呢？是陆军大佐晴气庆胤先生谦虚过度呢，还是倭军的东京大本营有目无珠？
当然，要知道汉奸特务是如何与日本主子勾结的，还是要看当事人的写的东西，那怕当事人要为自己涂脂抹粉，我们也还得听他是怎么说的。
根据晴气庆胤记述，他与丁默邨﹑李士群会谈就在大西路67号的'李士群工作室’进行。丁默邨﹑李士群交出大量情报，特别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下属单位、各种抗日团体、国民党游击队的指挥部；特工组织蓝衣社（军统）、CC团（中统）和三青团等地下组织的组成、领导人、经费来源和势力等情况。
为此晴气庆胤表示钦佩和高兴。
他们研究了建立汉奸特工机构问题。
为建立效忠于皇军的特工机构，那时候的流程估计也象如今搞项目建设的流程：
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初步设计-->项目扩大初步设计-->……
丁默邨﹑李士群一定事先已深入研究了日本的办事流程。他们拿出李士群﹑叶吉卿写的《上海特工计划书》。计划书分方针、要领、工作组织、据点的开辟、情报、行动队的编制管理、武器装备、经费等项目。
看完以后，按晴气庆胤的话，他此时才知道这是一个以恐怖对恐怖的可怕计划。于是，'正直的’晴气庆胤先生还以谴责的口气说：
这是个令人胆寒的恐怖计划。
你看，这是一个连皇军都指责76号的计划。可见，皇军多么仁慈！当然，我们该从中去体会这位逃脱战争罪处罚者的高明之处。
晴气庆胤拿了丁默邨﹑李士群的《上海特工计划书》回东京大本营。受到影佐祯昭的赞许。于是，晴气庆胤改换门庭，从落魄的土肥原将军手下，转到上升中的将星影佐祯昭少将的门下（据证实，此时的影佐祯昭还只是陆军炮兵大佐，但所有汉奸的回忆文件，都把他说成是陆军少将）。1939年2月10日参谋总长发布的关于特务工作的命令：
致晴气少佐的训令
一、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二、你在上海应与丁默邨进行联络，援助特务工作，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的对策，并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工作。分派土冢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作为你的部属。
三、在援助特务工作时，宜就下列事项与丁默邨进行联络：
（一）专事杜绝在租界内发生反日活动时，尤应避免与工部局发生摩擦；
（二）不得逮捕与日本方面有关系的中国人；
（三）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
（四）三月份以后，每月贷与三十万日元，借与枪支五百枝、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
2月15日，晴气庆胤先在南京和日军华中派遣军交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指示上海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协助晴气庆胤的特务工作。
晴气庆胤通知丁默邨和李士群，得到大本营批复。还从意大利军警备区内的日占房产中挑选极司菲尔路76号作为他们特务机构基地。
丁默邨和李士群听完传达，欣喜若狂，相互拥抱，流下热泪。
晴气庆胤的两个下属土冢本诚宪兵大尉负责与日本宪兵队联络，中岛信一少尉负责和丁默邨联络。我们要注意，后来，晴气庆胤高升后，就由这中岛信一少尉替代晴气庆胤成了李士群的后台东家。
从此丁默邨﹑李士群特务机构正式成立。由丁默村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起初地址设在上海大西路六十七号，后来迁极司菲尔路76号。
到同年八月，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后，这个组织又划归“梅机关”指挥。
其后个把月的功夫，三十万元的钱来了，三百枝手枪也到了，极司非而路76号也在按特务工作的需要进行改造了。
其后个把月的功夫，三十万元的钱来了，三百枝手枪也到了，极司非而路76号也在按特务工作的需要进行改造了。
物质条件有了。那人呢？
只要有钱，人当然没问题。不就是就要招罗一批杀人放火之徒吗？那好办，找“老头子”季云卿去。前面说过，李士群拜在季云卿门下。]
季云卿给李士群介绍了几位得力流氓。比如在沪西开赌台的朱顺林和许福宝。无奈，这两个小流氓爱理不理的。似乎在这两小子的目光里，汉奸这行当，不比流氓更上流。
于是，季云卿忍痛割爱，把干女婿干女儿吴四宝和佘爱珍一并介绍过来。吴四宝和佘爱珍又把手下的张国震、顾宝林、赵嘉猷、夏殿元、郭忠和、王吉安等三十几兄弟一齐拉过来。顿时，丁默邨﹑李士群声势浩大。由于人多，大西路67号根本无法活动，于是租下忆定盘路95弄10号。此时，丁﹑李﹑吴这帮人全由日本特务机关所控制，犹未隶属于汪精卫的伪“国民党”。所以对外则用“中华扬子江轮船公司”的名义为掩护。这'忆定盘路’，就是如今的江苏路。
来的吴世宝是何方神圣？
吴世宝，原名吴四宝。
吴时宝原本也是娶妻生子图安稳日子的普通百姓。他结过婚，本有一子一女。家里请个奶妈带孩子。不想，吴时宝得罪过人。他的仇家买通了吴家的奶妈，一把火，活活烧死了他儿子。不久，吴时宝又发现妻子与人私通，而对方却有些来头，吴时宝只得忍气吞声，强压怒火。
一次吴时宝酒后失言，被手下小弟兄知道了。其中有个小弟兄为了江湖义气，找机会用斧头劈死了奸夫。吴时宝吓了一跳，知道对方不会放过自己，于是远走北方投山东军阀张宗昌手下当兵避祸。
过了几年当兵生活，想想世道有所变化，吴时宝又重新回归上海。此时他意识到，做人要混得开，就必须找后台硬的靠山。于是他先加入青帮，拜二十二代通字辈的青帮小头目、绰号为'烂脚炳根’的为师傅。后来他又为上海的二等流氓、丽都舞厅的老板高鑫宝开汽车，并借此集会拜高鑫宝为“先生”。同时，又投靠上海青帮流氓头子季云卿，成为季云卿手下的流氓。因而也与李士群成了同门兄弟。
这样吴世宝也转到季云卿门下。
由于吴时宝身材高大，满脸横肉，又善于见风使舵，有时自觉用车接送季云卿，因此讨得季云卿欢喜。季云卿从而厚待吴世宝，并让他负责修枪。上海有家汽车修理行是吴世宝的南通同乡开的，有车床设备，什么零件都可以车出来。吴世宝对车床兴趣很浓厚。那时季云卿手下青帮徒众私藏各式手枪或盒子炮，大约有几十件。凡是损坏了，都交给老头子季云卿想办法修理。季云卿就交给吴世宝去办，吴便转交给同乡的汽车修理行去修整。每次枪修好之后，吴世宝都到郊外试枪验收。由于吴世宝在张宗昌手下当过兵，本来善射，又有如此练枪机会，他枪法终于精益求精，达到百发百中的地步。在圈子里，他有神枪手之称。季云卿出出入入，也怕冤家寻仇。但他从不用保镖，吴世宝也常把自己当作季云卿保镖。
此时，青帮﹑洪帮常争地盘而互斗。一次，洪帮的打手，深夜翻墙潜入季云卿家里行刺。正当这两个洪帮枪手准备对熟睡在床上的季云卿开枪时，吴世宝从侧面发枪，两个行刺者同时应声倒地。接着，他又指挥季家的保镖，将潜入季家的其余杀手驱逐，己方无一伤亡。季云卿为感谢吴的救命之恩，将自己的干女儿、青帮女流氓佘爱珍许配他为妻。
自参军逃命以来，吴世宝成了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他同时又对上司非常顺从听话。自从搭上李士群后，发觉他李士群出手大方，肯花钱。认为有李士群这样的上司，必“大有窜头”，因而特别卖力。他虽生性粗卤野蛮，但知道怎样对上司恭顺。只要能博得上司的欢心，他会毫不迟疑去执行。李士群别的成员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他奋勇当先，做得彻底，做得干净。搞打砸抢他是行家，杀人放火，他最拿手。
从此而后，凡是被丁默邨﹑李士群特务机构拘捕的人，只要遇到吴世宝，总先吃他一顿皮鞭，打得血淋淋。这算下马威。这使得当时人们对丁默邨﹑李士群特务机构的畏惧程度，并不亚于日本宪兵队。
起初，丁默邨﹑李士群的组织还不够庞大，也没有其它军统中统变节分子投奔，李士群派出去搞暗杀的杀手，常常击而不中逃了回来，唯有吴世宝打一个中一个，因此他就坐上了行动组的第一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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