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铃正手弯举:铁血除奸 1

         
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带着一股血腥味。

　　 倘若不为自己准备好一付铁石心肠，不作面对浓重口味的心理准备，很难把这段内容讨论进行到底。的确，要不是一些朋友的鼓励，本人原本没有涉入讨论这一话题的思想准备。
　　　　 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任何与生命伴生的人性尊严是宝贵的，这是人类共通的基本认识。生命与人性尊严的原则是不容任何人破坏的。危害其他人的生命与尊严的任何企图都是罪恶。为维护生命与人性尊严这一共通的基本认识，必须铲除罪恶。铲除罪恶，就是正义。和平时期，正义通过国家法律来维护。
　　　　 二战，数百万日本侵略军冲进中国的大地，侵略者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头上，把种族屠杀的法西斯暴政强加于中国人头上。他们用刺刀﹑子弹﹑大炮﹑毒气弹及731的病毒细菌武器造成了三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罪恶，是一场大灾难。日本的刺刀和大炮，蹂躏了正义与法律。中国人到了要么用战争维护自身尊严，要么接受暴政﹑接受灭亡﹑甘当亡国奴的选择。
　　　　 绝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了反抗。
　　　　 除了投身炮火连天的战场外，有一部分人选择了献身于铲除侵华战争的祸根的行动，对日本战犯和卖国的汉奸进行惩处，对极个别对中华民族危害极大者与以'定点清除’。他们希望通过清除祸根，而减少双方战场的牺牲﹑平民的损失。这种需要极大勇气和甘冒极大牺牲的行动，他们自称为“铁血除奸”。铁血除奸是在战争的状态下，采用公认的'自然法’手段，维护正义的行动。这不是恐怖，恰恰相反是希望通过付出最小的代价达到消灭暴政，消灭恐怖的目的。这是正义。
　　　　 讲到铁血除奸，我们再次重申：
　　　　 生命是宝贵的，任何与生命伴生的人性尊严是宝贵的。而罪恶是丑恶的，是无耻的。不铲除罪恶，生命的价值就无法得到保证。
　　　　 铁血除奸行动正是出于珍惜每条生命﹑珍惜每条生命代表的人性尊严。
　　　　 当然，这场人性之间的搏斗极其血腥﹑极其错综复杂，其结果也极端撲朔迷離，至今还留下许许多多令人不解的迷案。
　　　　 本连载集中叙述主要发生于1938年到1942年的一些史实，其中多数事件发生在上海。
　　　　
　　　　
　　





上海提篮桥监狱。
　　
　　 与森严与恐惧的涵义相反，百年的提篮桥监狱的正面外观典雅，华贵。它曾被称为远东第一监狱。要不是两个大门口分别悬挂白底黑字醒目的招牌：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和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外来游客一定会错以为是那是一片高级商务区或高级公寓。
　　 提篮桥监狱是近代中国一座西洋式的“外国监狱”，至今还基本上保持了二、三十年代的建筑风貌。1994年，它被定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
　　 提篮桥监狱曾是中国的屈辱的象征。在它周围一大片的地面上，中国丧失了主权。英国殖民当局在这里建立了监狱，雇佣蛮横的红头阿三当打手，关押和摧残中国的平民。 1903年，它刚建成，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邹容和章太炎就在里面服刑。邹容不堪虐待，惨死狱中。许多我党我国出色的领导人如任弼时、张爱萍也在此被拘押。
　　 后来，中国人回收了主权。提篮桥监狱又成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之处。
　　 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先后关押过大倭国皇军的安藤利吉大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中将等数百名战犯。1946年初，盟军美国军队曾于在狱内设立军事法庭，审判这47名日本战犯。这是中国境内最早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汉奸梁鸿志、傅式悦、苏成德等在这里执行死刑。日本战犯伊达顺之助（原张作霖顾问）、芝原平三郎、大场金次等14名日本战犯也在监狱刑场内枪决。日本第三十四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等5名日本战犯于监狱绞刑房执行绞刑。日本陆军大将安藤利吉可耻地自杀于狱中。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陆军大将病死狱中。
　　 为此，1997年8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提篮桥监狱中关押、审判、执行日本战犯的场所列为“上海市抗日纪念地”，并立碑作为永世的纪念。
　　 同时，提篮桥监狱收押大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周佛海老婆杨淑慧、汪伪政府的政要高官汪曼云、罗君强、陈春圃、吴颂皋、周隆庠、王荫泰、江亢虎、顾宝衡、夏奇峰、陈济成、邹泉荪、潘毓桂、汪时璟、倪道烺等等和50年代“镇反运动”收押的原中统军统分子，比如艳谍钮美波。
　　 提篮桥监狱很好地保留一大批涉案人员的审判记录﹑口供及服刑期间写的回忆，还接管日伪时期镇压抗日志士的材料。这些文字累积成厚厚的档案。这些档案记录着一段段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原来风貌。这当中也有汪伪及原中统军统分子服刑人员的供述材料。
　　由于二战期间发生在秘密战线上的一场除奸与日伪汉奸猖狂反扑的斗争极其血腥残酷又极端保密，当事人大都死亡。战后又因继续发生的内战，那段历史也就因而沉没。
　　 翻开尘封的监狱中卷宗档案和上海各图书馆的历年报刊资料，加上分散于海外的相关人员的回忆记述，一段远离现实的历史又重新展现：二战中的广大沦陷区，特别是上海周边，一场在腥风血雨中展开的除奸与日伪汉奸疯狂反扑的秘密战争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　
　　 要讲除奸的事，我们先从日本特务机关在中国培育汉奸，企图在中国实现以华制华的罪恶计划说起。
　　
　　





 
土肥原计划的破产
　　
　　 一 土肥原机关
　　
　　 本想开门见山，集中注意力去关注三四十年代中国最危险的汪精卫汉奸集团。可是，有两个个人，两件事不容易回避。那两人就是唐绍仪和吴佩孚，那两件事就是唐绍仪和吴佩孚死亡的事。两个人都先后死了,一个死于军统的斧子,另一个死于倭国’野鸡’牙医的手术刀。两人死后都得到最高当局高调的慰问与安抚。这说明，两人都没有成为事实上的汉奸，历史也没有把他们定性为汉奸。虽然如此，我们讨论有关他们的事件，并不造成任何思想上的混乱。因为牵涉到的各方，都是本文的主角。唐绍仪之所以被杀，正就是因为各方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唐绍仪的死亡和吴佩孚对日本的'背叛’，都与日本对华侵略中一项计划破产有关。那就是土肥原的计划。
　　
　　 对唐绍仪个人来说，那是一场偶然的历史误会，而对参与事件的各方来说，却又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正是这种偶然和必然，制造了唐绍仪个人的悲剧而给国家提供了一段暂短历史转机。
　　
　　 都是过去的事了。说说，无非是拿起历史的镜子，照照自己，照照自己的前后左右。
　　 8.13，在上海,中日双方动员了两国总共百万海陆空三军进行了一场长达三个月的会战，结果中国在上海战败。而以后接连发生的战争，依然是中国大败。即使中方偶有胜利，也是小胜大败，局部胜而全局败。
　　
　　 日本因而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控制了中国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但他们没有能征服中国民心，更没有彻底打败中国。甚至于与日本作战的中国军队的各支主力，都依然活跃在战场上。日本企图靠速胜而彻底征服中国的梦想越来越渺茫。于是日本国内一批势力出于确保占有中国东北﹑华北和上海及各沿海地带沦陷区的目的，出面活动，企图通过软手段，通过收买利诱和招降纳叛，培养汉奸迫使中国屈服投降。
　　
　　 这样一来，他们即使达不到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目的，也能占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并培养造就一批汉奸政权和军队。从而实现用中国的资源来达到“以战养战”的策略，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以华制华的手段，实现全部或部分占领中国的目的。
　　 813后的上海闸北﹑虹口，因日军的狂轰滥炸，到处一片残垣碎瓦。1938年，有人发现，日本占领的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一幢叫为'梅花堂’两层西式楼房已被修缮一新，并有人向楼内摆设家具，就要在此生活居住了。原来，那人就是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他把那占为私宅，改名为“重光堂”。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对华特别委员会"和"土肥原机关"就设在这里。东体育会路七号这地方大致位置比较容易确定，就在虹口足球场北面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之间的小块地面内。但是，重光堂应该是早就被拆了。我去过那里查问,但没从居民口里问出名堂。
　　 重光堂是否还在，这无关紧要。我们要知道的是：这"对华特别委员会"和"土肥原机关"究竟是什么名堂？
　　1938年，侵华日军十分猖狂，不但全部占领东北，而且海控制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地区。就是这土肥原贤二，早在七.七事变前他就是拼凑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1938年，日本侵略军在军事进攻的基础上，在中国沦陷区建立了以日本人为后台的王克敏、梁鸿志和德王为头目的伪政权。这些伪政权分别控制着华北、华中和内蒙古。
　　 由于发现日本军队无法全面战胜中国,更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对中国的控制,为了防止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淖。日本政府需要调整对华策略。同时为了在侵华过程中协调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之间的关系，日本政府决定由陆军土肥原中将、海军津田静枝中将、外务省坂西利八郎预备役中将、负责和广西军队联络的大迫通贞少将、和知鹰二大佐以及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等组织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并由土肥原负责组成"土肥原机关"。
　　
　　 土肥原机关的全部目标是:
　　 在中国及早地建立'统一’的伪中央政权;
　　 策反和蒋介石素来不和的广西军队。
　　 企图以此达到双管齐下一举搞垮重庆政府的目的，从而使日本能够迅速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尽早从中日战争的泥潭中脱离。
　　 这就是实现以战养战和以华制华的土肥原计划。为实施这计划，全部预算为一千万日元（哦，那时日元不象如今日元那么水，一个日元有等值的日本银元对应）。
　　 土肥原机关地点就是上海虹口重光堂，也就是土肥原机关的老巢。"土肥原机关"又称为"竹机关"。注意与土肥原后继者影佐的"梅机关"相比较。
　　 在日本人看来，王克敏、梁鸿志和德王在中国没有太大声望和号召力，他们不可能成为统一的伪中央政府的头面人物。开初扶植他们只是权宜之计。而具备那种能力和声望且不被重庆抗日政府控制的有两人，那就是所谓的“南唐北吴”。
　　 “南唐”就是指当时'闲居’上海福开森路的唐绍仪。唐绍仪是同盟会和国民党元老，是辛亥革命南北和谈的首席代表，也是民国北洋政府的首任国务总理。不论其威望还是能力，都是首屈一指的人选。日本的计划中,他是作为伪中央政府总统的唯一人选。
　　 “北吴”是指吴佩孚。吴佩孚是北洋军阀中的实力人物。在中国北部仍有相当的号召力。吴佩孚可以作为将来伪中央的副总统兼军事领导。唐绍仪死后,日本人绰合汪精卫与他配合.
　　 土肥原机关中的大迫通贞少将与和知鹰二大佐负责挑拨离间，分化抗日军队之间的团结。特别制造桂系与重庆政府的磨擦。
　　 如果土肥原机关的目的得以实现，日本就可以用中国人来协助其征服中国并全部霸占中国，利用中国的广大人力资源与国土资源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服务。而做到这点，诱降“南唐北吴”，则是关键的一步。
　　 以上的阴谋也就是土肥原的计划。
　　 土肥原是日本侵略军的一名悍将，比如不久前的兰封会战，他8000人的军队竟使得全部德式装备的国民党桂永清部丢尽脸。但土肥原更是大特务和大阴谋家。是他在东北的长期活动，使得日本关东军能在卖国贼荣臻和熙洽的配合下，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全境。也是他策动民族败类溥仪，割裂东北建立伪'满洲国’，溥仪一伙在东洋人刺刀的维持下当了儿皇帝。随后，又是土肥原策划了'华北自治’。
　　 眼下为实现他的土肥原计划，日本人为策反“南唐北吴”费尽心机。
　　　　
　　
各伪特都异口同声赞钮美波的魔鬼身材,但从照片上看不出...

　　二 针对唐绍仪的策反与防范
　　
　　 上海徐汇区有一条长度仅有一公里的幽攸小路。它弯弯的，象一条弓，南北两头几乎都搭到华山路上。这就是武康路。以前称福开森路。称福开森路的原因是为了纪念美国人福开森。因为原来交通大学就在附近，而福开森在交通大学初建时，就是该校的洋教务长和教授。是他居中调解了法租界与上海“四明公所” 的冲突及跟英美等国的矛盾，消除中外各方之间的利害冲突。
　　 短短的武康路两边，聚集了大批官僚富商的寓所。不谈紧挨其南端淮海路上的'国母’旧居和北首不远的蔡元培故居，仅在武康路上，就有黄兴故居，陈立夫故居，陈果夫故居等等。自然还有巴金寓所和英商'正广和’老板的寓所及丝业大王莫觞清故居等。当然这些都与主题无关。
　　 我们关注的是如今是武康路40弄，而以前称为福开森18号的那个地方，那就唐绍仪故居。原本，唐绍仪不住在这里。1937年8.13的战火迫使唐绍仪搬出大西路（今延安西路）而避进法租界福开森路18号的这幢西班牙风格独立式花园小楼。
　　 庭院内，偌大的楼房和草坪，只有几个仆人与唐绍仪住在一起。
　　 唐绍仪深居简出，表现出一副做海上寓公，颐养天年的神态。他仿佛十分逍遥自在。
　　每天早上，先让车夫带自己到四马路杏花楼喝早茶，杏花楼除了精美的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以补养元气。这上海福州路杏花楼的确是名不虚传地方，就是到了如今，仍以它的杏花楼月饼名扬海内外。唐绍仪平素在家中，则以欣赏古玩自娱，尤对瓷器有特殊兴趣，可谓行家里手，面对历朝珍品，每每摩挲把玩，爱不释手。
　　 唐绍仪的别墅附近，法租界警方采取了特别保卫措施，派出不少安南巡捕往来巡逻， 并在门口设岗，不准闲人随便进出。
　　 但在这安逸平和的背后，唐绍仪似乎无法逍遥。
　　 神秘的东洋来客谷正之、土肥原、原田等大倭国首要特务时而登门拜访。給这种平静带来许多跪秘的色彩。
　　 接踵而来，还有南京伪政权维新政府的任援道、陈中孚、温宗尧。日本近卫首相，广田外相和日本军部要人会见过任援道、陈中孚二人，并委派二人回上海游说唐绍仪。而这伪政权司法部长温宗尧正是唐绍仪的广东老乡，还是辛亥南北和谈的革命方代表。南京伪政权维新政府梁鸿志主席和温宗尧早就看中唐绍仪这个久经官场的老人，力劝他“出山做总统”，企图拉他下水出面组织超越现有局面的统一傀儡政府。
　　 1938年，梧桐婆娑摇曳的武康路上的这一段，真是愁雾疑云弥漫，阴谋诡计重重。
　　这不能不引起当时还在组织武汉保卫战的最高当局高度注意。
　　 虽然上海沦陷，但当局在上海依然有一定的能量。这点，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看出。比如，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直到1938年武汉失守为止，当局有计划地组织了上海的工业制造业成建制地大规模西迁四川重庆等大西南行动。就是这一重大行动的成功。保证了后来坚持八年抗战的经济基础。占领了上海南京的日本人却对上海浩浩荡荡西迁的工业大军无可奈何。
　　 1938年，在813周年记念日，上海发生针对日伪的大暴动。
　　 此时上海还存在一批底下力量。国民党在上海名义上领导机构是上海市党部,但是活跃的是军统上海区和杜月笙的帮派结合的苏浙行动委员会等。
　　
　　 当局显然也探知土肥原计划，在命令军统加强监控的同时，加大对唐绍仪的劝说。
　　蒋介石当然对唐绍仪保持与日本人频繁接触，感到不满。但证据不到一定地步自然又有所忌讳。唐绍仪虽已退出政坛，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果真落水，岂不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名声？防止其落水，当然是第一要务。即使是不可药救，也得先礼后兵。
　　 于是蒋当局通过各种关系，对唐进行笼络，馈赠津贴，委以官职。
　　 原本，唐绍仪是表示不愿为官的。蒋介石当然知道，是嫌官小。但没有严重内乱外患时，蒋是不肯迁就的。如今不一样了。
　　 孔祥熙出面劝告：
　　 少老（按：唐绍仪字少川）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
　　 唐的一个女婿诸昌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局答应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
　　 社会对唐绍仪的动向也十分关切。
　　 当时，因8.13战事发生，一家外国公司决定停办，每个员工发一笔解聘安家费让各自谋生。学工程出身的严宝礼把安家费拿出来创办《文汇报》宣传抗日。严宝礼等知道日特汉奸的阴谋后，于1938年3月12日在《文汇报》刊登了《上海市民函唐绍仪》的公开信，信中恳切地劝唐绍仪：
　　 应以开国元勋的资格，发表光明正大的宣言，与国人共争民族的独立自主。
　　对于外间纷纷扬扬的传言，唐绍仪也只以外交辞令推托道：
　　 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皆视为痴人说梦。
　　 事实上，戴笠下制裁唐绍仪的决心之前，还先通过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杜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徐带着杜的亲笔信拜访唐绍仪，劝他立即离沪去港，以保晚节。还说是少川先生只要愿意，到香港后定有照应。
　　 徐采丞原是《申报》馆主史量才的助手，而此时他是上海地方协会总干事。上海地方协会原是黄炎培从事地方自治运动的机构，后来由于杜月笙等参与，黄炎让出，由杜月笙和徐采丞主持。徐采丞从而转为杜月笙的得力'大将’。
　　 唐绍仪老家广东更是表示关切。
　　 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
　　 到了3月19日，广州市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团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
　　 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
　　 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
　　 相反，因邻居到香港避难，唐绍仪用低价买下邻居的房子。并叫人打通围墙。
　　 唐绍仪没有接受方方面面的劝告，不想离开上海，也继续与日伪保持联系。
　　 当局在'劝告’和'制裁’两个截然不同的措施之间，加插一项。那就是'警告’。
　　 1938年春节刚过，发生在上海一幕刺杀汉奸周凤歧案，令人触目惊心。军统分子林之江率队击毙周凤歧。可以说是一次 '严重警告’。是一次对动摇人员敲响的警钟。我们看看伏击周凤歧究竟是怎么回事。
　　
　　
　　
　
　　
　　
　　

福开森路,上流街区诡诈多



武康大楼北



唐绍仪



福开森路18号,唐故居



＂古董商＂杀手悠闲在门口的保镖面前,与已死的唐绍仪高声道别,飘然而去,

  三 对勾结外敌者的警告： 伏击汉奸周凤歧
　　
　　 1938年中国全民抗日战争已转到以武汉保卫战为中心。为配合武汉保卫战，同时也是针对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培植汉奸实现以华制华的土肥原计划，一场激烈的抗日除奸战斗在沦陷区普遍展开。上海成了抗日除奸的主要战场之一。
　　　　813上海沦陷后，汉奸活动猖獗， 戴笠电令军统上海潜伏区长周伟龙，指示他对投靠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的卖国巨奸坚决进行制裁。周伟龙受命后，立即成立了以赵理君和林之江为组长的两个除奸行动组。把目光瞄准了土肥原机关策反的目标及南京伪维新政府的汉奸。
　　 1938年3月7日下午1时，准备出席南京梁鸿志伪维新政府成立仪式并就任军政部长（一说是绥靖部长，绥靖与军政同含武装与治安之意）的周凤岐，刚从法租界亚尔培路80号寓所出来，尚未登上汽车，就遭到预先埋伏在四周的林之江军统行动组突然袭击。措手不及的周凤岐挨了多枪，枪枪命中要害。周凤岐应声倒地。刺客迅速实现人枪分离，立即逃散。来无影去无踪，显然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伏击。法租界巡捕闻讯赶到，已毫无线索。他们只好将周凤岐送到数百米外的广慈医院进行救治。但是未到医院，周已经气绝身亡。
　　 顺便向不熟悉上海历史地理的读者说明一下：法租界亚尔培路就是如今的陕西南路。那也是多事的地方，就在周凤岐被杀的前五年，杨杏佛也是在此地被暗杀。当然两人性质不同,死亡的意义更不同。而法租界巡捕房多有所谓的'安南巡捕’，安南巡捕顾名思义就是来自法属远东殖民地越南人。安南巡捕是与公共租界的印捕'红头阿三’相对应的历史名词。还有这广慈医院就是如今的瑞金医院。瑞金医院是文革红卫兵改的名字，叫惯了，也就习惯成自然。
　　 这次行动是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安排的，由行动组组长林之江等执行的。事前，特务们已对周凤岐的行动规律，周边环境及租界巡捕的反应情况作了认真分析，对伏击行动作过周密的策划安排。法租界巡捕房事先毫无觉察，事后毫无线索。
　　 谁都知道，周凤岐是汉奸。但这句话是针对那个年代的人讲的。我们这代人对那就没多大印象了。南京沦陷后，日本人要扶植以汉奸头子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周凤岐千方百计谋得了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这个位置。他由日军的汽艇一路护送从浙江到上海,正兴匆匆地准备去南京上任。原本负责江南除奸的'苏浙行动委员会’本想在浙江地面做掉这个周凤歧，仅因日军的汽艇一路护航，无法下手。不想进入以为是'安全’的上海法租界，以为是天不知鬼不觉地到了无需防卫的法租界亚尔培路，周凤岐就送了老命。他不知道，这一路上多少双眼睛盯着他，看着他如何自取灭亡。
　　 其实，周凤岐也是老革命。上世纪初他留学日本时，就参加革命组织'光复会’，参与女革命家秋瑾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中他参与浙江光复，并参加民军苏浙沪联军去攻打南京。光复南京战斗中，周凤岐立有战功。1912年他是浙江督军府参谋长。北伐时他当了国民革命军26军军长。进上海，白崇禧和他出任上海戒严司令部的正副司令，1927年4月12日凌晨，他指挥北伐军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在军营前向示威的纠察队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后来他卷入多次反蒋活动。但这些，并没有为他当汉奸提供理由。
　　 军统特务林之江这个人小有名气，他与戴笠赵理君同是黄埔军校六期的学生，此时是军统上海区行动组长。他狙击周凤岐,是本书开编以来的第一枪,但远非上海除奸的第一枪。
　　 此时他组织灭杀汉奸，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但一个人的路很长，今后怎么走，任何人都该步步谨慎才好。可这林之江，以后的每一枪的枪口都对反了。他成了汉奸特务，枪枪对准抗日志士，成了最冷酷残忍的杀人魔鬼。这种心态的巨大变化，不知该如何解释。那是否出自人性丑恶的另一面？还是当年斗争形式极端残酷和人文环境极度污染而必然形成的怪胎？这该留给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去深入研究。
　　 周凤岐被杀半个月后，从北平又传来枪声。原来1938年初，戴笠从汉口电令陈恭澍制裁伪华北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陈恭澍精心筹划，于 1938 年 3 月 28 日下午 1 时 57 分，在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对乘车行驶的王克敏实行狙击。结果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当场毙命，而王克敏受轻伤逃得性命。事后，参加狙击的行动特务兰子春、徐自富被日本宪兵逮捕，惨遭杀害。
　　 在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伏击大汉奸王克敏的枪声同样是正义的枪声。因为那子弹是射向卖国贼和倭国战犯。不论开枪刺杀的组织者陈恭澍是军统特务，还是别的身份。这里，我们首次提到陈恭澍，陈恭澍是个在刀山血海中穿行的人物，在通编的铁血除奸的议论中，不会少提到他，但他最后也翻车了。至于该如何给他加点褒贬的言辞，不是本人有能力做到的。把这权利留给读者吧。
　　 汉奸就该杀。不论是杀了汉奸周凤岐和倭酋山本荣治，还是伤了王克敏，百姓无不叫好称快。这除奸的枪声对某些人来说，该是当头棒喝。国难当头，那些在不知民族大义为何物而心怀鬼胎者，这枪声不能不让他们胆颤心惊。可惜，一些人仅仅是从而加强言辞的伪装和企求外国人来加强对自己的防卫去考虑问题，而不知道什么是“适可而止”，什么是“迷途知返”。从而错过了善终的机会。
　 四 死神土肥原
　　
　　 终于, 唐绍仪面对这些规劝也总算作了一次平和的答复：
　　 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
　　 随后又说：
　　 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
　　 可是唐绍仪却迟迟没有动身。
　　 此时的唐绍仪没有爽快答复日本人可能是真的。但因周凤岐事件，他要求法租界当局加强对他安全防卫，租界当局派安南巡捕当他的门卫，还协助从白俄社区招募两名俄籍'黑猫警长’替他看家护院。巡捕房也加强了周边巡防。
　　 与此同时，军统行动组派出特务谢志磐，以唐绍仪亲戚的身份进门探听，军统行动组全程秘密监视日本特务机关和唐绍仪的来往，军统的牒报人员掌握以下动态：
　　 '土肥原机关’首脑土肥原与唐绍仪的一项 '秘密接洽合作计划’就是商讨出山当'总统’的条件。
　　 前面说到唐绍仪有一个女婿是力劝他脱离日伪包围的。而唐绍仪还有另一个女婿岑德广不一回事。岑德广名门出身，是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春煊是清末宪政运动的幕后领袖人物,同情辛亥革命,在 “二次革命”后,他领导西南的护国和护法运动，是民国时期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一度声誉和地位高过孙中山。他也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
　　 岑德广虽门当户对地当了唐绍仪的女婿，但他为人还远不及他父亲。在国难关头，他在上海落水，进了土肥原机关，当了土肥原的秘书。这样,唐绍仪这“乘龙快婿”岑德广就引狼入室了。1938年9月，他把土肥原带进了福开森18号唐绍仪家,土肥原同唐二次会谈。在日本，岑德广进的是日本贵族学校，精通日文。这次唐﹑土洽谈由他兼任翻译。岑德广既代表岳丈，又是土肥原翻译。这样既能双方互信，又十分保密。据军统方面得到的消息，密谈中唐绍仪的计划是以自己为中心合并已有的两个傀儡政府，在南京成立新的政府。
　　 有史料提到，在这次会谈末了，土肥原曾小心翼翼地试探唐绍仪：
　　 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
　　 至于这次会谈的其它细节，迄今不得而知。
　　 唐绍仪女婿岑德广就这样把死神土肥原引进老泰山的家里。
　　 由于军统早得到1938 年 1 月 28 日的第 98 号情报，其中记载：
　　 相传唐同意，一俟军事上达到相当败绩程度，即进行与日议和。
　　 根据分析，这“军事上达到相当败绩程度”就是指武汉保卫战的胜败。1938年9月下旬，进行了四个月的武汉保卫战已近尾声，武汉失守几成定局。这也正是快到了伪政权想正式宣告成立并要宣布与日本'和平’的时候了。如果一旦武汉失守的同时，伪政权乘机宣告成立，那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给中国人民造成双重的打击。
　　 所以上海的军统特务侦知9月份土肥原与唐绍仪的秘密会谈的事后，蒋介石即指示军统局戴笠派得力人员到上海把唐绍仪除掉。
　　 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
　　 于是，不该发生的事就要发生了。
　　 看来，这土肥原是死神啊。在中国，凡与土肥原交往的，个个不得善终。当然，最后还是土肥原自己更死得悲惨，他才死有余辜。
　　
　　
　　
　　 五 '古董商’杀手
　　
　　
　　 此时，军统上海区长是著名"四大金刚"之一的周伟龙。除奸行动组长有赵理君和林之江。行动组成员谢志磐是周伟龙发展的情报员，由他汇报日伪人员出入唐绍仪家的情况。
　　 这谢志磐是永安公司的分部经理，是唐绍仪的远房亲戚。唐绍仪30年代初不得志,曲尊当广东中山县长，那时候谢志磐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经常采访报道唐绍仪。到上海，谢志磐自然是唐绍仪家的常客，与门卫及管家傭人熟悉，出入唐家方便。由于谢志磐这身份，周伟龙继续要他协助办理此案。
　　 当时,法租界当局同意重点保护唐绍仪,除巡捕房高度重视外,还向唐宅派安南巡捕进行警卫，同时还加聘白俄警卫当护院保镖。唐家警卫戒备森严，陌生人不能随便进出。一般人即使是经同意进入,也会被拦住检查是否带枪械凶器。根据这些情况，军统上海区拟定了两个计划：
　　 一是由谢志磐串通好司机，在唐绍仪外出时狙击；
　　 二是通过谢志磐作内线，组织一批人马武装冲入唐家中刺杀。
　　 前者因813后难民涌进租界，马路上人多，刺杀者难以脱身；后者因为唐家保镖警卫多，附近巡捕集中，较难成功，二者皆不可行。
　　 就在军统上海区一筹莫展之际，谢志磐想起一件事：
　　 唐绍仪喜欢收集古董，曾在某古董店里看上一只花瓶，当时店方索价十万，因唐嫌贵，没有谈拢。
　　 赵理君一听，计上心来，决定亲自出马。他计划由自己冒充古董商人去唐家，利用古玩夹带刀斧等凶器，甚至可以直接利用文物古刀剑杀人。用刀斧杀人，就不会惊动巡捕和护院保镳。
　　 赵理君还注意到谢志磐的话，说他在唐家看到古董商带来名画古董时，都由唐绍仪接待鉴定，而且鉴定时，总让下人离开。赵理君觉得这种场合正好利用冷兵器动手。
　　 为了案后能快速安全撤离，赵理君决定驾车前往，况且有身份的古董商当然要有派头。
　　 周伟龙与赵理君商量结果是：
　　 先以推销文物古董名义不带武器上门探路。第二次则以推销更好的文物的名义再上门，那样门卫见是先前来过的客人，自然松懈，利用文物夹带杀器不易被查。
　　 赵理君首先弄来了唐绍仪曾想要的那只花瓶。他怎么弄，这可不清楚，但估计特务处不会有这么多闲钱买古董，即便有那钱也不会花在这上头，多半是“赊”来或“租”来的。然后，由谢志磐陪同，赵理君假作古董店的伙计，拿着花瓶来到福开森路18号唐府。因谢志磐是常来常往的亲戚，唐府不虞有他，赵理君顺利地见到了唐绍仪。
　　 唐绍仪见到花瓶当然很高兴，细细把玩起来。赵理君不失时机地说：
　　 另外还有一只花瓶，年代更久远，价格也不贵，请您定一个时间，我送到府上来。
　　 唐绍仪一听马上说：那你就快送过来吧。
　　 于是定好第二天一早验货。
　　 通过这一次“探道”，赵理君已完全摸透了唐府的路数，客厅外有一个安南警卫，但大宅门的规矩很严，不奉召唤，其他人不会随便进入客厅。会客室外面就是花园，花园里有白俄便衣保镖守卫。因客厅有窗纱，从外向里看什么也看不见。而由里往外则看得清清楚楚。
　　 周伟龙与行动组长赵理君商量好：由于门卫会事先搜身，所以不能带枪，而采取用斧子劈头的办法。他们找来一枚小钢斧，藏在假冒的宋瓷花瓶里，仍由赵理君冒充古董商人把它带入。由于同去的谢志磐、王兴国都是情报员，不会杀人，另选惯匪出身的李阿大，扮成伙计，捧着花瓶同去。又另外搞了一辆不知户主的汽车。
　　
　　
　　
　　 9月30日上午，赵理君等人准备完毕，开车去唐家。一辆蓝色轿车直驶唐宅大门口，从车上走下谢志磐与另外三个装扮成古董商及搬运的特务杀手，他们是赵理君﹑王兴国和李阿大。他们手上捧着花瓶文物。安南门卫见是熟客，拉开铁门放行。司机继续把汽车开进唐家之后就调头等在一旁，但并不熄火也不下车，以备迅速逃离。
　　 谢志磐和王兴国向唐家人说明是送古董来的，仆人将一行人领去见唐绍仪。他们到了会客厅之后，仆人上楼通报。赵理君一进客厅，就将香烟盘上的火柴都取下装进自己口袋。老迈的唐绍仪由仆人搀扶着下了楼。寒暄之后，唐绍仪命仆人给客人点烟，却发现没有火柴，仆人只好去隔壁的杂物间去找。赵理君马上请唐老爷先看一个花瓶。这时赵理君自己手在发抖，但李阿大镇定如常。唐绍仪刚低头俯身向着指定的花瓶察看时，李阿大迅速从另一个宋瓷花瓶抽出斧子，对着唐绍仪后脑劈去，唐绍仪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毯上。赵理君知道得手，不慌不忙地收拾所带来的东西走出客厅。出门时还对警卫说：
　　 唐总理叫我再拿几个花瓶来，你等一下，我很快回来。
　　 于是招呼其他三人立刻出门上车。自己则站在会客厅门口，对里面道谢：
　　 老太爷不必送了，请仔细看看，我们马上再送几件来。
　　 赵理君关上门，向庭院的白俄保镖打个招呼，从容上车,飘然而去。
　　 车子刚刚开出铁门，拿火柴的仆人推门进到客厅，发现老太爷已经倒在血泊中，急忙大叫：
　　 抓强盗！
　　 门口的转过神的保镖这才拔枪向外追，开了一枪，没打到汽车。车子拐弯之后就不见了，几个仆人隐约记得车牌号。
　　 唐绍仪被刺后伤势极重，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到达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又输血２０００cc，仍不见效，神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当天下午４时，唐绍仪终告不治。
　　 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登出消息：
　　 唐绍仪被刺殒命。
　　
　　
　　
　　
　　六 重庆最高当局的褒扬
　　
　　
　　 唐绍仪被刺身亡，死得不明不白。
　　 据现场的门防警卫，管家家丁和保镳的证词来看，唐绍仪是被古董商上门杀死的。而把古董商引上家门的是谢志磐。而且还知道谢志磐是永安公司职员，其家就同在法租界离发案点不远的拉都路２７５号。拉都路就是如今的襄阳南路。证人记得古董商的车牌号。看来唐绍仪的远房亲戚谢志磐是关键人物。而古董商的车牌号是重要证据。
　　 据记载:法租界巡捕房迅即派巡捕并动用铁甲车巡查要道路口。同时，用电话通知各处巡捕房，注意缉捕该牌号的轿车。中午时分，一辆铁甲车在租界内麦琪路与姚主教路口找到了无人的弃车一辆。
　　 这段翻出来的记载有点问题。
　　 按所说，这麦琪路就是今乌鲁木齐中路而姚主教路是天平路。但天平路北端起于淮海西路﹑武康路﹑兴国路﹑余庆路交汇之处，是一个“六路汇口”。天平路北端要越过宛平路﹑吴兴路﹑高安路，再过上海图书馆，才能到达乌鲁木齐中路。中间有明显距离，决不能构成'麦琪路与姚主教路口’。由于这一带道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没发生变化。故转录那段记载显然有误。或许是把法租界原始记录翻成中文时出错的。
　　 赵理君一行逃出唐府，当然可以一直开车到福开森与姚主教路交接处，转到麦琪路。 但那就永远到不了子虚乌有的'麦琪路与姚主教路口’。再说, 赵理君的车不是笔直沿福开森路开的,因保镖和门警拔枪射击,他们的车是'一拐弯就消失’了。所以，赵理君是一出唐府就拐弯到其它的路。
　　 我们试想，赵理君一行逃出唐府后，马上就想到要离开福开森路，于是从安福路或五原路叉开福开森路是自然的选择。或许到安福路口时因车速过快来不及反应，而到五原路路口时就有准备了，于是拐进五原路，开到麦琪路口，弃车分散逃跑。弃车留在五原路与乌鲁木齐中路交叉口。
　　 读者或许会问：为何如此武断？
　　 这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就十分熟悉那路段：五原路上有中国福利会幼儿园。更因为五原路原来的路名是'赵主教路’（ Route Mgr Maresca）。我敢断定弃车位置是'麦琪路与赵主教路口’而不是 '麦琪路与姚主教路口’ （姚主教路： Route Mgr.Prosper Paris）。这不是法租界巡捕房记错，而是后来别人译写成中文时弄错。那地区只有两条以主教命名的路，彼此距离又太近了。别说外省的人弄不清，上海本地人也会弄错。
　　 经法租界巡捕取证核实，该车车号与证人提供的相同，证人也确认就是作案用车。但这车车主是出租汽车公司。出租公司称是当日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这租车人当然可能与作案的古董客有关，但与案犯古董客一样未知身份。----那时，没有个人身份证，也没有户口登记制度。线索无法延伸。而拉都路上的谢志磐早已人去楼空，不知所终。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查追捕到此为止。
　　 唐家的门房警卫﹑管家家丁和保镳除了证明谢志磐是作案同伙外，别无其它线索。
　　 其实，这唐家有两位是能猜测到怎么回事，那就是彼此意见相左的两女婿诸昌年和岑德广。他两都不敢说话。岑德广引进了祸水，要是岑德广说出所以然来，肯定遭舆论声讨，汉奸家贼一顿臭骂，里外不是人。诸昌年也不敢乱说，因为担当不起。
　　 军统分子谢伟龙﹑赵理君等把这事做得几乎是天衣无缝。参与案件的人逃之夭夭，经武汉到重庆去领奖去了。没有任何证据落入他人之手。而刺唐本身是出于预防而非出自对罪犯的惩罚，是在犯罪没有成为事实之前对嫌疑人采取行动。这种行动自然是高度保密。查出来，谁也担当不起。
　　 党国方面的上层虽然内部有点质疑但对外是统一口径：
　　 沉痛哀悼，高度评价。
　　 在法租界巡捕房法医到广慈医院验尸作了记录后，尸体由唐氏亲戚子女具结领去，5天后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设礼堂祭奠。
　　 10月5日，国民政府林森主席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5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大倭驻沪占领军对此事虽是心知肚明，但不便多说。
　　 只有媒体舆论猜测纷纷。有说谋财害命的，有说争夺国宝的，有说报复仇杀，也有怀疑日本阴谋，不一而足。不过谢志磐挨的骂最多，招的怀疑也最多。
　
　　 两年来，在法租界如此高超的除奸行动行动频频发生。引起租界当局高度警觉。
　　 谁干的，法租界巡捕房会不知道吗？苦于现场没抓到案犯，没取得第一手证据。巡捕房没有直接找军统上海区的麻烦。但这次刺唐却使巡捕房大为震怒，下决心教训一下军统，谁说缺乏证据不敢下手？
　　 法租界巡捕房要直接向军统上海区下手。军统上海区是军统所属的最大一个地区单位，全员在一千人上下。这年，是周伟龍（道三）担任区长。
　　 这年秋天，巡捕房拿法租界内的军统上海区开刀，先以暴徒的罪名逮捕了军统上海区情报组长刘方雄和助理书记王方南。
　　 军统局无奈，出钱贿通了租界探警人员。俗语说，有钱能让鬼推磨。那些大小捕头得好处后，事情好办多了。原本，市党部的中统和军委直属的军统按月都向这巡捕房的高级警官发额外薪水，行贿的路本就是通畅无阻的。再说，租界当局目的本就是不让军统在租界内过度肇事，而不是想与军统结冤家。于是刘方雄﹑王方南获保释。经此一折腾，造成刘方雄和王方南身份的暴露，无法坚持上海。保释后只好异地安排到军统香港区。
　　 该年冬天，又因为一外勤人员被法租界巡捕抓去，受之牵連，区办事处遭到法捕房搜查，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区长周伟龍也遭到法捕房的逮捕。后來戴笠请重庆一位部长与法国当局交涉，使周伟龍以驱逐出境方式获得安全脱险，回到重庆。但这两次逮捕，军统的活动据点被查封，武器设备被没收，人员被迫分散潜伏，军统上海区陷入瘫痪状态。租界当局肯放走军统成员，说明他们也不想过分得罪人。严重警告一下军统，才是他们的目的。
　　 1938 年 10 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军统局机关奉命西迁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原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任军统局秘书室书记长，为主任秘书郑介民下属。赵理君回上海。
　　
　　 周伟龙走后，先后由朱啸谷和赵理君代理上海区区长。不久，军统局派军统华北区区长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到来，却又使军统上海区风浪不止。
　　 　　法租界巡捕房要直接向军统上海区下手。军统上海区是军统所属的最大一个地区单位，全员在一千人上下。这年，是周伟龍（道三）担任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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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租界巡捕房要直接向军统上海区下手。军统上海区是军统所属的最大一个地区单位，全员在一千人上下。这年，是周伟龙（周道三）担任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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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年冬天，又因为一外勤人员被法租界巡捕抓去，受之牵連，区办事处遭到法捕房搜查，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区长周伟龍也遭到法捕房的逮捕。后來戴笠请重庆一位部长与法国当局交涉，使周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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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年冬天，又因为一外勤人员被法租界巡捕抓去，受之牵连，区办事处遭到法捕房搜查，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区长周伟龙也遭到法捕房的逮捕。后来戴笠请重庆一位部长与法国当局交涉，使周伟龙
　　七 案外案.连环杀
　　
　　 1938年10月，武汉保卫战已近尾声。武汉失守在即。军统总部移到重庆。
　　 唐绍仪案几个刺客辗转逃脱后，径直投到重庆戴笠门下邀功请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校科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
　　 令人意外的是谢志磐。
　　 案发当日，唐的家人即向法租界报案，称谢志磐带领刺客暗杀了唐绍仪。法租界当即发出通缉令，凡能揭发、检举、抓住刺客谢志磐的，赏3千元。
　　 谢志磐本就不是职业特务，心理忍耐力自然较脆弱。自从刺杀唐绍仪后，终日疑神疑鬼。听到舆论骂声阵阵，内心受到的煎熬不用说是多么难以忍受。一听到受通缉，就更紧张，觉得自己完了。总感到有人在跟踪他，有人要替唐绍仪报仇，结果竟然得了精神病，被送进重庆一家医院。
　　 谢在医院里也是神神叨叨，整天拿着手枪晃来晃去，医生只好向当局报告。
　　 说也巧了，接到报案，当时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不明内情，就派侦缉队长王克全前往调查。这王队长王克全正是原军统上海区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对这位警官王克全，谢志磐在上海时本就认识。谢志磐不知道王克全调离上海到重庆，所以一见到王克全，就以为他是从上海来追捕的，于是举枪就准备打王克全。
　　 王警官绝非浪得虚名之辈，他是原军统的名枪手，见到异常，立时拔枪抢先击发。结果后发而先至，一枪将谢志磐击毙。
　　 这谢志磐够冤的，给人家帮忙，不但自认为错杀了人，把自己的小命也给搭进去了。
　　接下来，情况更为复杂了。戴长官担心对谢的调查会将刺唐案全部曝光，就把王撤职。又过了些日子，王克全又莫名其妙地“自杀”了。
　　 于是再一次引起舆论的轰动。
　　
　　
　　 八　吴佩孚对华北日军的叛逆
　　
　　 在唐绍仪死后，土肥原仍然不死心，转去北平做吴佩孚的工作。
　　 为了敦请吴佩孚出山，由大迫少将负责，在北平成立了'大迫机关’，请来吴佩孚原来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担任“敦请专使”。
　　
　　 吴佩孚是直系军阀主要首领，1926年被北伐军击败，隐居于北平多年。但他隐居也仅是蛰伏而已，并不甘寂寞。他自视颇高，认为自己余威尚在，随时有振臂一呼，东山再起的野心。
　　 当土肥原派去的大迫通贞少将建议吴佩孚组织一个政府时，吴佩孚内心也认为那是自己出山的机会。他也认为自己出面调停，或许能解决中日争端。
　　 但是，要他出山，是要有条件的。
　　 条件一：不能让自己戴汉奸的帽子。
　　 条件二：在着手调停之前，吴佩孚要发展出实力，建立自己的军队。
　　 有实力有军队才有可能迫使重庆政府接受调停。为此，吴佩孚希望招抚华北的'匪贼’，组成由他指挥的军队。所谓的华北的'匪贼’，就是日本侵华之后，原来中国被击垮的“国军”和地方武装。那些大小不一的武装集团在华北地区“占山为王”与日军和王克敏伪政权周旋，许多还是举起抗日的义旗。这些原'国军’多数也是从原来北洋军阀整编过去的。说抗战中国军队大败，其实是溃败。溃败的军队依然分散在各地。吴佩孚认为自己对他们有号召力。
　　 据说，土肥原贤二曾自出马前去拜会吴佩孚。吴佩孚扬言：
　　 尔等就商于我，首须急速撤兵；次则将所有占据地方之军政、财政，及一切行政交还，顾问、指导官必须取消，经济统制亦应立即解除。我为主，日为客；我发命令，日本人亦当极端服从。能如是，自可建议政府，恢复和平。
　　这话，我们可以认为是真的。
　　 吴佩孚也算一代枭雄。说出这样的话，符合吴佩孚的为人。也正因为能这样说话，土肥原贤二才认为吴佩孚有价值，才下决心与之谈。这是吴佩孚与点头哈腰的王克敏﹑石友三之流的不同之处。
　　 透过吴佩孚的这表白，看出了吴佩孚有出面'干’的愿望。
　　 吴佩孚在谈判桌上提的日本'撤军’问题，那都一样。几乎所有'代表’中国的谈判条件都有这条，当时日本政府也愿意把这作为谈判内容。在他们看来，撤不撤，怎么撤，何时撤，谈谈看啊。其实，就在这同时，日本政府另派代表正与高崇武和梅思平谈判，还就要达成协议了。汪精卫方面的高崇武和梅思平与日本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的密约中也有'撤军’问题。
　　 至于吴佩孚讲的“我为主，日为客；我发命令，日本人亦当极端服从。”这种话，绝对没有问题。日本人可以举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来说话。不但伪满洲国的所有日本人'尊敬’ '满皇帝’，都听皇帝溥仪的话。日本人还可举出东洋日本国内的平民也'爱戴’溥仪皇帝。
　　 而吴佩孚提出收编流散华北的'匪贼’建立军队的事，日本人正要解决这'土匪问题’，列为谈判内容也不妨试试。
　　 为了促使吴佩孚尽早出马组织新政府，日本人并未当面否定吴佩孚提出的方案。吴佩孚也认为日本人已经同意他的方案，立刻派人去华北的日占区，招抚武装人员。
　　 当时华北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区，正在对这些所谓的'贼匪’进行'大扫荡’。
　　 '大扫荡’中被大倭皇军包围的数万中国的武装人员，为了摆脱困境，自然宣布投靠吴大帅。加上吴大帅的手下收编人员吹嘘自己将是新中央政府的嫡系，并扬言华北的王克敏临时政府即将解散。这引起了本来就没基础的王克敏临时政府内部动荡，警察和官员为重新站队而骚动。华北日军因处境困难，产生不满，屡次要求吴佩孚妥善处理。
　　 吴佩孚置之不理，导致吴佩孚与华北日军及王克敏傀儡政府关系恶化。
　　
　　
　　 吴佩孚置之不理，导致吴佩孚与华北日军及王克敏傀儡政府关系恶化。
　　 华北日军于是动用武力来解决那些已宣布归顺吴佩孚的军队的地盘，要把这划归王克敏临时政府管辖，并对反抗的部队进行镇压。这样，侵华的华北日军与'未来的领袖’吴大帅闹翻了。
　　 吴佩孚不得在日占区招抚匪贼，也暂时不得在北平开展政治活动；
　　 已被吴佩孚收编的部队归临时政府指挥；
　　 吴佩孚在黄河南岸（国统区）招抚匪贼，华北日军予以协助；
　　 在开封设立吴佩孚政治活动和招抚军队的办事处。
　　 张燕卿是清末大臣张之洞的之子，曾任伪满洲国实业部长等职。他本就是汉奸。为实现个人当上新的伪政府总理的野心，瞒着吴佩孚签订了这协议。他于是隐瞒真相，只对吴佩孚说协议的内容是为了配合华北日军，要将招抚工作扩展到黄河南岸，并在开封设立办事处，致使吴佩孚认为华北日军已经同意自己的做法。
　　 此时，吴佩孚的代表张燕卿又组织了一个所谓的“和平救国会”。11月中旬，“和平救国会”发了许多恳请吴佩孚出山的电报。满足了吴佩孚强烈要求得到舆论支持的愿望。
　　 同时，孔祥熙托人送信给吴佩孚，希望他保持民族气节，吴佩孚回信表示要以刚柔相济手段，和日本人周旋到底，又写五绝诗一首赠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抗战到底。吴佩孚这回信，分明是在'捣浆糊’。
　　 吴佩孚由此认为出马时机已到，于1938年11月底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自己受'和平救国会’推荐，筹建政府。第一阶段首先是组织军队，因此，将使华北的游击队归顺于自己等等。
　　 华北日军认为吴佩孚此举是当众撕毁协议，当然强烈不满。土肥原只好继续做吴佩孚的工作，到了1939年1月底，吴佩孚勉强答应遵守协议。
　　 土肥原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之后，吴佩孚再次宣布不让华北日军及王克敏政权指挥已宣布归在他名下的'军队’。从日本人的眼光看，吴佩孚又背信弃约了。
　　 华北日军此次越级，直接把报告送东京大本营，表示无法容忍吴佩孚的多次'背信弃义’，要求立即停止土肥原机关工作。并说吴佩孚的背信行为，使得伪华北临时政府濒临崩溃，断言如果成立以吴为首的政府，有害无利。
　　 此刻的土肥原，呆在重光堂一间昏暗的房屋里，和助手晴气庆胤面对面，一言不发。他闷闷不乐，心思重重。从东京大本营发来的那份华北日军的电报，已经看了多次，虽然他无法接受华北日军的意见，但是已经是无计可施。他知道从1938年7月成立的土肥原机关，经过半年多毫无成效的工作，也到了结束的时候。
　　
　　
　　漏了一小段,添在这句话后面
　　"这样，侵华的华北日军与'未来的领袖’吴大帅闹翻了。"
　　
　　......
　　
　　 土肥原为了使得“吴佩孚工作”能顺利进行，同时兼顾华北日军和王克敏伪政权的意愿，试图使华北日军和吴佩孚和解。土肥原机构与吴佩孚的代表张燕卿签订了接受华北日军条件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
　　...... 此刻的土肥原，呆在重光堂一间昏暗的房屋里，和助手晴气庆胤面对面，一言不发。...本营发来的那份华北日军的电报，已经看了多次，虽然他无法接受华北日军的意见，但是已经是无计可施。他知道从1938年7月成立的土肥原机关，经过半年多毫无成效的工作，也到了结束的时候。
　　 　　(续)
　　 为了叙述的连贯性,把吴佩孚后来的事提前讲完...
　　
　　
　　
　　 九 并非谁都想当汉奸
　　
　　
　　 土肥原的计划失败后的一年里，吴佩孚与日本人及王克敏傀儡政权的对立也越来越严重。
　　 这年,汪精卫公开叛变，日本人认为汪精卫在北方缺乏影响力，且无军事实力，希望促成汪吴合作。汪精卫虽然对吴佩孚没有兴趣，仍多次和吴书信往来。当然是毫无结果。
　　
　　 1939年6月，吴佩孚提出组织伪政府，要以自己为大总统，温宗尧副之，王揖唐负责北中国，汪精卫负责南中国。这样的条件日本人自然不会答应。吴佩孚表示若寄人篱下做傀儡，不如抗战到底，甚至还劝日本人放弃“武力万能主义”。吴佩孚的最终表态，使得日本人对他完全失去了兴趣。
　　
　　 1939年6月27日，汪精卫从日本归来，在北平逗留，吴佩孚拒绝前往拜见，坚持在自己家中会面。汪精卫也不愿屈尊，两人未能见面。
　　 汪精卫在组织伪政府过程中，派人劝吴佩孚出山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吴佩孚听后勃然色变，亲笔书写文天祥《正气歌》给汪精卫。
　　 随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会见了吴佩孚，许以湖北江西等六省交由吴佩孚管辖，吴佩孚不为所动。
　　 吴佩孚的日本学生川本芳太郎问起吴佩孚最终的主张是什么？吴佩孚回答：
　　 还是最先的主张，要和平，日本先撤军。
　　 吴佩孚终于不听日本人的摆布了，他甚至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客厅里，要以死对抗。
　　
　
　　 吴佩孚终于不听日本人的摆布了，他甚至买了一具棺材放在客厅里，要以死对抗。
　　 12月，吴佩孚因吃羊肉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延请德国医生到家中诊看,诊断结果说是需住院拔牙。 “德国医院”在租界内, 但因吴佩孚一生拒绝入租界的。所以没接受。但后来，吴佩孚死于日本牙医的手术刀下。
　　 吴佩孚孙子是这样讲述吴佩孚因拔牙而死的过程：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
　　 “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
　　 “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父亲扶护头部,母亲也在旁边,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 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
　　 “快打强心针!
　　 “日医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
　　 “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医,日医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
　　
　　 吴佩孚就这样死了。虽然对他的一生评价各有不同，但他人生的最后一年的紧急回头却值得一赞。他拒绝了日本人，拒绝了汪精卫。以往的政敌蒋介石也对他高度评价，发唁电吊丧，表彰吴佩孚精忠许国，称赞他正气长存、大义炳耀。并千里迢迢为吴佩孚送了八个大字的挽辞：
　　 乾坤正气、宇宙完人。
　　 那就是说，只要你守身自好，不做汉奸，任何历史恩怨均可一笔勾销。汉奸的帽子，是不可以随便给人乱套的。
　　 同时,汉奸这东西并非人人当得,也非人人肯当。无耻卖身的究竟是少数。可是就算少数，也是危害极大，不得不除。
　　 在北平和天津，54那年代被搞得声名狼藉的曹汝霖﹑陆宗祥﹑章宗舆也拒绝日本和汪精卫的拉拢，不当汉奸。54后的二十﹑三十年代曹汝霖退出政界，从事慈善事业，筹资办私立 '中央医院’（即如今的北京人民医院）。北京沦陷后，不肯留在日本人控制的协和医院里的医生就转到这家私立医院。林巧稚的妇产科就在这里建立。日军侵华后，日本特务拉拢吴佩孚，也拉拢曹汝霖。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伪内阁的理想人选。曹以自己是'世外之人’予以婉绝，对公众公开表明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王克敏﹑王揖唐前后给曹挂了顾问或“咨委”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因而曾指责曹汝霖:
　　 为什么不出头帮忙，究竟做什么打算？
　　
　　 土肥原计划失败了。
　　 1939年5月失败的土肥原贤二离开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的'竹机关’。
　　就在同年同月同个地方，从重庆叛逃而来的汪精卫集团暂时住进来了。1939年5月，汪精卫集团住进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不过原来设在那里的'机关’要改名为'梅机关’了。机关长也换了人。'梅机关’的机关长是影佐祯昭。梅机关的总部后改设在北四川路永乐坊内，影佐祯昭手下有特务50余人。
　　 汪精卫集团这伙人怎么来的？
　　 我们接着看下去。
　第三章 河内惊魂
　　
　　
　　 一 “和平运动”
　　
　　
　　 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就彼此联络，组成'低调俱乐部’对抗全民抗日的国家政策。接着，配合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发起了'和平运动’。
　　 或许会问：什么“和平运动”？和平难道不好？
　　 中国经历抗日战争的炮火。813一战，大半个上海被夷为平地，到处残垣碎瓦，数十万上海军民死亡。813战后，南京跟着失守，三十万无辜平民遭屠杀。中国人民经历深重的灾难，这种情况下，和平难道不对？
　　 问题是，回答这对不对的提问前，首先该向大倭国皇军发问：大倭国皇军怎么不呆在自己的国家里'和平’，而飘洋过海跑到中国的上海南京、长江黄河来，到处杀人放火﹑开枪放炮﹑发毒气弹的？
　　 强盗不翻墙砸窗入室抢劫，平民家庭本来就是十分和平啊？怎么倒是平民有义务向入室抢劫的强盗表示'和平运动’？而不是强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向中国人提问，为什么汪精卫主席的“和平运动”不好，是否能回答如下一个问题：
　　 一个遭受大倭国皇军施暴威吓的良家女子是否应该停止反抗，发起'和平运动’来迎合强奸犯？
　　 我们还是先看看，日本人的“和平条件”是什么，而与之相应，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和平运动’又是些什么名堂。
　　 正在上海813抗战激烈进行的关头，日本侵华气焰十分嚣张。日本政府却在耍花招，欺骗国际舆论，对抗国联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议。花招之一，就是散布“和谈”舆论。
　　 那时，中国军队在上海的每一寸土地上抵抗日军，上海大部分还掌握在中国军队手里。而中国政府向世界呼吁正义，日本正受全世界舆论的指责。
　　 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国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中国外长宋子文出席了那次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的决定，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
　　 《九国公约》是什么呢？
　　 1922年，列强为均衡对华利益而与中国一起签订的一项国际公约，那条约简称为《九国公约》。条约声明了“ 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立场。同时也就归还山东和青岛主权作了规定。但《九国公约》本身依然是中国耻辱的一种象征。其中令中国人内心难以平复的是条约要求中国政府执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机会均等”原则是在中国土地上大家机会均等，而不是中国可以在别人的土地上享有均等权。但是，即使是这种条约，日本人也要践踏。
　　 由于日本是《九国公约》缔约国，它单方面发起侵华战争，违背《九国公约》的立场，也侵犯其它缔约国利益。
　　 1938年，中国要求国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却正是运用了这略含屈辱性的“机会均等”的原则。要求《九国公约》缔约国根据条例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任何单方面行动。作为弱国，中国人想利用《九国公约》来保护自己，实属无奈啊！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
　　 《九国公约》的其它缔约国当然可以指责日本企图谋求单方面对华霸权而践踏了“机会均等”原则。国联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是不利的。
　　 1937年10月21日，就在倭军继续向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其政府为破坏九国公约会议，施展其“中日直接谈判”的外交伎俩。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表示：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
　　 但在11月2日广田弘毅秘密向狄克逊提出日本所要求的八项谈判条件：
　　　　（一）承认满洲国；
　　　　（二）内蒙古设立自治政府；
　　　　（三）在华北设置非武装地带和解决华北经济利益和权力问题；
　　　　（四）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并由国际警察队进行管理；
　　　　（五）关于放弃抗日政策，应实施我方（指倭方）在1935年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要求；
　　　　（六）协力防共；
　　　　（七）降低关税；
　　　　（八）尊重外国人的权利。
　　 这就是日本的“和平条件”。
　　 当时上海绝大部分还控制在中国军队手中。而这第一条到第五条分明是令中国亡国的条件。是企图巩固日本对已占有中国国土并实施殖民化。连德国代表向蒋介石通报时，不敢说出口那条承认满洲国的条文，八条变七条。
　　 可汪精卫一伙却联络和鼓动各省党政军政，要发起响应日本外相广田弘毅的“和平运动”。汪精卫一伙策应日本侵略的的行动，给中国全民抗日的行动造成极大的破坏。
　　 1938年4月，受汪精卫一伙的鼓动，云南省主席龙云与四川实力人物刘文辉等致函已经投降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
　　
　
　　 二 梅思平﹑高宗武与《重光堂密约》
　　
　　 在举国一致投入抗日的高潮中，投降逆势也甚嚣尘上。
　　 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宣称：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今后将不再承认国民政府，即不以其为谈判对手，而扶植新的“中央政府”，并与之调整关系。
　　 这就是要在中国重新扶植新的“中央政府”的方案。这所谓新的“中央政府”，其实就是日本的傀儡。从后来看，物色的预备对象正是唐绍仪﹑吴佩孚和最终的汪精卫。
　　 对日本御前会议的精神，这汪精卫副总裁并没有怠慢。估计，他是领导了他的'低调俱乐部’班子是进行了深入的学习﹑认真的讨论。“在充分吃透天皇陛下精神实质的情况下，要贯彻到他们的每个人实际行动中”。这话说得有点俏皮味，不过也是就表达那末个意思吧。
　　 周佛海算是个'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典型。御前会议精神刚传达，周佛海就灵活地采用欺骗手法，以派高宗武到香港收集信息为由，不顾蒋介石和外交部长王宠惠的阻止，暗中差遣高宗武到上海私下通敌。当蒋介石发现异常，断绝高宗武的经费时，周佛海竟动用中宣部经费继续支持。后来高宗武甚至私下到东京与日方私通。
　　 当蒋介石听到高宗武上东京的消息，而指责“太荒唐了！”的时候，周佛海却满意了。
　　 后因高宗武患肺结核病，对日勾结中坚持不住，汪精卫和周佛海最后加派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特务会谈。记住，这梅思平不是一般人啊！他是1919年的5.4闯将，要不是他带队去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把那点在街上喊口号的事搞搞大,那就没有后来闻名叚尔的54。
　　 首先与梅思平进行谈判的是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特务，他披挂的外衣是日本同盟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社长兼香港分社社长。在松本重治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有记载：
　　 1938年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与松本就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与办法等连续进行了五次会谈。
　　 会谈中，梅思平告诉松本：
　　 和平运动必须由汪兆铭先生领导，周佛海和我们一些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下，已经行动起来。而且和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及广东的张发奎等人进行了联络。
　　　 随后，梅思平、高宗武与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人又作了进一步的谈判，并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正是由于这一秘密交涉，终于导致汪精卫﹑周佛海走上了叛国投敌，另立伪政权的冒险之路。
　　 当然，精卫﹑佛海和思平不会赞同我们把他们的行为定性为“叛国投敌，另立伪中央政权”。在他们看来那种定调太一本正经。要是能站在“和平运动”的立场上看问题，可以如下解读梅思平与大倭国高级牒报人员的对外交底：那不关国家机密，不关军事机密，绝非里通外国，更不是出卖情报。一切是为了贯彻天皇陛下御前会议精神，一切是为了及早消灭蒋介石顽固集团，一切为了倭中友好大业，倭中亲善。
　　 倭中亲善要比抗日战争好啊。他们随后制成的协议，完全是为了建立'皇道乐土’的大东亚共荣圈精神。'皇道乐土’就是天堂啊！思平出色的外交活动就是为了把中国引导向'皇道乐土’。思平同志功莫大焉！
　　 当然，这不是坚持抗日立场的中国人所能理解的。
　　 其实，以上戏昵的说法并不符合梅思平的智商。梅思平绝不是没有头脑的糊涂蛋。更不是不知他所有行为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与日本军谍的会谈中，梅思平曾突然哀叹：
　　 从今而后我不也成汉奸了？
　　 他内心清楚得很。
　　 明知贼难做，偏向蠈窝钻。
　　 这就是梅思平。

　　 梅思平曾突然哀叹：
　　 从今而后我不也成汉奸了？
　　 他内心清楚得很。
　　 明知贼难做，偏向蠈窝钻。
　　 这就是梅思平。
　　 他为什么要这样？
　　 梅思平认为自己留在抗日阵营里，是没有前途的，蒋介石给他的那个七品芝麻官没啥当头。他还以为，没人能担保他不用上战场， 即使留在后方，日本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之下，能保住小命吗？
　　 一旦中国被日本打败，梅思平也以为自己很难能得到苟且偷生的机会。与其战败当亡国奴，还不如抢得先机，率先投降而享受皇军优待。
　　 梅思平认定自己是俊杰，俊杰就是要识时务者，就要当先进，那就是要抢先一步。这是梅先生的先进一步的思想。
　　 1938年10月21日梅思平直接由香港飞往重庆。他本次来重庆的重要任务，就是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并把他与高宗武在香港与日交涉所拟定的“和平方案”拿出来讨论。10月22日他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赴沪与倭国特务接洽的全部。
　　 29日上午，汪精卫把陈公博自成都召到重庆。随后汪又纠集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重新将各项文件研究一遍，决定同意上海协议。下午，继续商讨行动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
　　 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
　　 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
　　 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派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
　　 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
　　 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
　　
　　 10月30日，汪精卫与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秘密商量，决定派梅思平、高宗武去上海，与日本人签订关于实现和平条件及另组政府的协议。
　　梅思平临行，汪精卫在家设宴为他饯行。酒饭毕，汪夫妇送梅思平至客厅门口，陈璧君一旁激励汪:
　　 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频频点头:
　　 决定了，决定了!
　　 　　梅思平临行，汪精卫在家设宴为他饯行。酒饭毕，汪夫妇送梅思平至客厅门口，陈璧君一旁激励汪:
　　　　 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
　　　　 汪频频点头:
　　　　 决定了，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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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当汉奸 　　(续)
　　
　　
　　 第二天，周佛海由汉口飞往成都，马上与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陈公博会见，周佛海向陈公博报告外交最近真相。
　　 1938年11月20日, 梅思平、高宗武再到上海与日方影佐祯昭、今井武夫“敲定”最后协议。日方还有西义显、伊藤芳男、犬养健等参与会谈。犬养健这姓有点怪，其实他老爸当过内阁首相。日本人取犬养这类姓，估计与中国人将儿子取名'阿猫’'阿狗’的理由差不多。以前中国农村讲迷信，担心自家生的男孩被鬼怪摄魂绑架而夭折，就取名'阿猫’'阿狗’，以为那样'命贱’的孩子可逃避鬼怪绑架勒索那一关。后面文中，可能会借犬养健的大名戏说'阿汪’几句，那是触景生情的议论，但愿读者理解。
　　 11月20日下午七时在土肥原机关的“重光堂”举行正式签字仪式。双方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两份文件。另外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虽暂未签字，但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由于文件要事先得到汪精卫的同意，因此，梅思平与高宗武两人要等汪精卫同意后，才可以在秘密协议记录上签字。这样，与《日华协议记录》捆绑一起的总共有三个文件：《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秘密协议记录》。同时影佐、今井还与梅思平、高宗武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国及近卫发表宣言的详细计划和日程。这是倭汪双方携手扼杀中国抗日战争的'路线图’。
　　 此时“重光堂”还刚装修没多久，土肥原贤二是这里的主人。而影佐祯昭只是借用“重光堂”的临时客户。但，随着影佐祯昭与汪集团的《日华协议记录》的签署，影佐祯昭取代土肥原成为新主人，就不可避免了。
　　 影佐祯昭是日本陆军省的军务课长,而今井武夫属于参谋本部。显然他们都是日本的军部特务。顺便指出，这影佐祯昭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梅机关”机关长及伪76号特务机构的后台老板。当然，此时还属'土肥原时代’，“重光堂”还属于土肥原的'机关’。但不用多久，'土肥原时代’就要变成'影佐时代’，“重光堂”的'机关’就要换名为影佐祯昭的“梅机关”。
　　 由于《日华协议记录》在重光堂签字，所以《日华协议记录》包括的三个文件统称《重光堂协议》。而这次会谈称“重光堂会谈”。
　　 细看《日华协议记录》，可以发现它其实没有什么新内容，不过是重复了广田弘毅的“和平条件“而已。
　　　　梅思平等在“重光堂会谈”所达成的那秘密协议记录，是有关汪精卫出逃，宣布下野脱离蒋介石，然后联合云南、四川及广东将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另立“政府”，并以此取代重庆国民政府，而与日本实现“和平”。
　　 为此，双方还拟定了汪精卫今后的行动计划。包括如何逃跑，如何在境外发表声明，及日方如何配合，及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首相声明响应等等。
　　 11月21日，梅思平把《重光堂协议》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向汪精卫交差。11月27日，汪精卫看到梅思平的协议，一伙人反复争吵后，接受了。于是，汪精卫、陈璧君按秘密协议记录，要实施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
　　 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
　　 12月8日，汪精卫夫妇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
　　 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
　　按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
　　 与日本相呼应后，由云南军队首先出面通电全国：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
　　 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
　　 再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切断抗日政府通过桂越边界和滇缅边界得到外援的可能。
　　
　　(续)
　　
　　
　　 12月1日，梅思平飞返香港、上海，告诉日本人，汪精卫预定于12月8日从重庆出发， 10日到达昆明。希望日本能在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以策应。
　　 为了巩固汪阵营，汪精卫带着内侄陈春圃以“视察”为名，两次去广东与主持粤政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会晤，对他们进行拉拢。陈璧君还不辞辛苦，以演讲和视察锡矿为名，再次来到昆明，与龙云和卢汉进行多次秘密会谈。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利用这点，陈璧君企图紧紧抓住龙云不放。龙云对此也作了保证:
　　 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龙云的这剂迷魂药彻底冲昏了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头脑。
　　 这就是汪精卫周佛海'和平运动’的全过程。
　　 从这，我们可以看出：
　　 1．和平运动是日本人授意的。目的是让日本侵华可以不战而胜。
　　 2．和平运动是要中国接受日本的亡国条件，要分裂中国领土，彻底割出东北﹑内蒙，放弃上海和华北地区主权。
　　 3．和平运动是背着政府，欺骗中央当局，秘密勾结敌国的行为。
　　 4．和平运动破坏全国军民的抗日意志。发动部分异己分子分裂中国抗日大后方，全面破坏抗日基地。
　　 5．和平运动不对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和平，要由皇军支援的另立“政府”去取代重庆国民政府。以达到最后消灭的目的。
　　 这'和平运动'的'和平’两字的含意，只能到大倭国的《大和字典》去求解。人家大倭对'和平’两字是要倒过来理解的。不信，那看看是否把'和平’两字颠倒过来，才能出现在大倭国的出版物上面？
　　 1938年11月29日，汪再召陈公博由成都来重庆，并召周佛海、梅思平、陈璧君等举行会议，将上海谈判全部协议，重新研究，决定可同意。并电香港通知日本方面。是日下午，他们又一起为出逃的方式与时间表作出决定。
　　 于此，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计划，便全部决定下来。
　　　 汪精卫本是党国要人。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为KMT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他公然对抗KMT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抗战建国纲领”，秘密与交战的敌国日本谈判“和平”，破坏抗战。真是牛人一只。当然，这牛气霸气来源于大倭皇军有力支撑。而从其与日本联手以至最后决定出逃的全部过程来看，周佛海的参谋、督促、鼓动起着重大作用。看来，周佛海算得上是汪主席领导“和平运动”的“参谋长”。
　　 三 昆明迷雾
　　
　　 秋天昆明难得有雾，可1938年秋末，却不时雾气弥漫。
　　 汪精卫听从周佛海的劝说，最后下决心接受日本的招降条件，逃出重庆，另立傀儡政权，以达到与日本实现“和平”的目的。
　　 汪主席与倭方拟定的“和平路线图”是：
　　 汪精卫于1938年12月8日飞昆明。
　　 汪到昆明后，日本政府将选择适当时机发表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
　　 汪精卫则发表声明与蒋介石断绝一切关系，即日乘飞机去河内，转至香港。
　　抵香港后，发表收拾时局的声明，以与日本相呼应。
　　 接着，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反蒋独立；
　　 继之而起的是四川军队的响应。
　　 为了配合云南、四川将领的行动，日本军队将予以军事上的协助，如有可能，将从贵州方面对重庆军队进行追击，给忠于蒋介石中央军制造困难。在此计划实现后，汪精卫便将上述各方力量集中起来，在云南、四川、广东、广西等日本军队尚未占领和已经占领的地区成立新政府，组织军队。
　　 按照上述计划，决定周佛海于12月5日，先行飞往昆明等候，并与龙云联络，为汪的到达预做准备；
　　 按原计划，汪主席本该于12月8日离重庆赴昆明；
　　 其它重要成员陈公博本在成都，陶希圣家亦在成都，他们俩人便由成都往昆明，以如此安排来避人耳目。
　　 可是，略有意外。
　　 正当汪精卫计划出逃的前一天，陈布雷突然从桂林回到重庆，并夜探汪精卫，告知蒋介石将于8日回重庆的消息。
　　 这一下打乱了汪、陈夫妇的时间表。
　　 原来，蒋介石接到孔祥熙的秘密报告，说汪精卫正与日本人勾搭。正在此时,日本近卫首相按《重光堂密约》发表一项声明。以启动汪的'出逃’以实施'和平运动’的程序。可是蒋集团不明其中奥妙。于是决定立即飞回重庆，并要陈布雷当晚去汪公馆摸清汪精卫与日本人勾搭到了什么地步。近来,有人说到是上海的中统基层女特工郑苹如通过嵇希宗等汇报重庆中统局，说到汪精卫将有“异东”。但对于这种没有得到《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秘密协议记录》等实质性文件的口头传闻来说，是称不上“情报”这两个字的。口头传闻可听取，但不能轻信。孔祥熙的秘密报告，则另有更可信的途径。
　　 陈布雷深夜到来，使汪精卫大吃一惊。
　　 陈布雷坐定之后，汪很客气地问:
　　 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有何指教?
　　 汪先生，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请副总裁赐教。
　　 汪精卫摸不透陈布雷的来意:
　　 这个战局…..
　　 汪停了停，接着说，
　　 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
　　 陈布雷直接剑指靶心:
　　 日前，日本近卫首相声称'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未知副总裁对此做何评论?
　　 汪精卫，哈哈一笑，以反问代答:
　　 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做何评论?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幕僚长，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
　　 陈没探得丝毫虚实，更不知有什么《重光堂密约》。见汪不做正面回答，反而在进行试探，于是含含糊糊答复:
　　 委员长的见解嘛，可谓一如既往。
　　 陈布雷空手而回。
　　 陈布雷的探访，却发挥意外的效果。
　　 这点，陈布雷自己不知道，老蒋也不知道。倒是汪精卫惊出一身冷汗。
　　汪精卫与陈璧君商量，怀疑行动被蒋介石发觉了，与其匆匆忙忙去冒险，还不如留下静观其变。
　　 汪精卫主席也果然小心谨慎。
　　 7日深夜，汪密电在香港的高宗武：
　　 因蒋介石突然来到此地，不得不将8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间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
　　 12月8日，陈春圃抵达昆明，向周佛海通报情况。
　　 陈春圃是汪精卫的内侄，当时是侨务委员会成员。他本应与汪同机去昆明。但由于发生此种变化，陈春圃将汪的行李及两个子女先行送往昆明，再转河内，陈春圃则留在昆明，负责与汪联络事宜。

汪精卫访日



重光堂已拆毁?

  　　 12月8日，陈春圃抵达昆明，向周佛海通报情况。
　　　蒋介石突然飞回重庆这事，打乱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叛逃计划，汪没按期逃离重庆。周佛海立即写信给龙云，报告暂缓行期。这一变化，又影响了日本首相近卫正式声明的发表时间。《和平运动路线图》出了点小问题。
　　 周佛海得陈春圃的通报，十分惊慌，如坐针毡，坐立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
　　 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几天骂，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
　　 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周佛海却难得太平了。
　　 何苦啊，周佛海，何必要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
　　 但日本首相近卫准备于12月11日在大坂发表演说的消息已公布，得知汪未能如期脱离重庆，只得发表一个假消息，伪称近卫因患肠病，中止大坂之行。
　　 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十分焦急，不得不取消了为汪精卫代定的滇越铁路加挂的火车包厢，等待着重庆的消息。
　　 蒋介石是否事前怀疑汪集团有阴谋而故意惊扰汪精卫? 这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蒋得到预先警告，这警告也是含糊不清的，绝对不掌握日汪的“和平运动路线图”的细节，不知汪精卫叛逃的传闻是否真实。即使是知道真实计划，也不至于在行动之前就采取逮捕之类的措施，那样反而不好办。蒋介石此来，更多的是从西南地区形势来考虑，特别是警惕两广余汉谋﹑陈济堂﹑云南龙云﹑四川的刘氏军阀因汪的活动而出现异常。蒋介石到来，是对西南离心离德的军阀们的镇慑。只要能稳住地方实力派，就不愁汪精卫施展任何手段。
　　 据说上海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在日伪高层社交圈活动时，曾和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早水亲重有联系，继而结识了当时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弟弟近卫忠磨和日本军牒今井武夫等人。 今井武夫正就是与梅思平﹑高崇武秘密谈判的日方代表。还说郑苹如就通过嵇希宗等向重庆中统总部汇报了汪精卫可能在1938年12月“将有异动”的传闻。
　　 但对于这种没有得到《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秘密协议记录》等实质性文件的口头传闻来说，是称不上“情报”这两个字的。对口头传闻只能当作观察事态变化的参考，但不能轻信，更不能当作决策依据。决策不能随着口头传闻团团转。持谨慎淡定态度，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那是才是可取的。有关中统女特工郑苹如的故事，留到后面叙述。
　　 事实证明，切断西南军阀与汪精卫的关系链是正确做法。以至后来汪精卫发'艳电’后，得到的不是西南各军头的'热烈拥护’，而是一致的声讨。余汉谋﹑陈济堂﹑龙云﹑四川的刘氏军阀，不是一致拥护汪主席，而是宣誓效忠委员长。不是宣布'对日和平’，而是誓死抗日。汪主席被迫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余汉谋﹑陈济堂﹑龙云﹑四川的刘氏军阀，不是一致拥护汪主席，而是宣誓效忠委员长。不是宣布'对日和平’，而是誓死抗日。汪主席被迫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在重庆的汪精卫，此时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盼右盼，才在12月17日发现次日是脱逃的机会。
　　 汪精卫看到12月18日这天，蒋介石的日程安排是去特别行营 “发表训话”。蒋介石的训话对象自然是下属，地位与蒋介石脚碰脚的汪主席自然不在受训的行列，不用参加。
　　 趁此机会，汪精卫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购买几张去昆明的飞机票。彭学沛本就是汪系人物，自然严格保密﹑小心照办。
　　 18日上午9时，陈璧君和汪的秘书曾仲鸣、自己女婿何文杰等4人，预先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
　　 陈璧君与汪约定：
　　 汪必须在启飞前数分钟内赶到。
　　 陈璧君到机场时，刚巧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要搭机去昆明。陈璧君做贼心虚，连忙示意曾仲鸣上前与周至柔周旋，语话中含糊其词地说是汪夫人有事赴昆明。眼看飞机起飞的时间就要到，汪精卫仍然未来。陈璧君这时候心里急得真是无法形容，她吩咐曾仲鸣，如果汪先生迟到，就马上向机场调度室说明汪精卫搭乘本航班，务必令飞机延缓起飞。
　　 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正沿着珊瑚坝疾驰而来，汪精卫由一名侍卫陪同着赶到。周至柔等看到汪精卫，都上前敬礼。陈璧君这时才告诉周司令，说汪精卫去昆明讲演。
　　 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随从等一干人等，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汪精卫为掩盖自己投敌真相，在离开昆明前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因飞行过高，身体不舒服，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几日，再行返渝。
　　 12月20日，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飞往河内。
　　 汪精卫此行，对云南龙云、广东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实权人物，抱着极大的希望。全部计划就是拉拢这些人物一道下水，狠狠地把举国一致抗日的阵线撕成碎片。
　　 汪精卫盘算着，自己不日亮出 “和平”的旗号时，龙云在云南第一个发表拥汪通电。接着张发奎起而响应。然后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行动。
　　这样既可挖蒋介石墙脚，釜底抽薪，削弱抗日阵营力量，又可增强自己的势力，拼凑一支武装力量。
　　 在昆明落脚期间，陈璧君、汪精卫都再次与龙云深谈，把计划'拷拷牢’。
　　 由于蒋介石突然返重庆而使汪精卫、周佛海一阵慌乱，龙云也看在眼里。内心也狐疑，担心蒋介石对汪精卫有警觉。
　　 还是小心一点好啊。龙云等汪精卫等人一走，立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汪等一行于“午后2时已离滇飞航河内”。
　　 陈公博离开昆明后，龙云也再次致电蒋介石，补充称：
　　 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匆匆离滇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知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
　　 龙云既想依靠汪精卫，通过中日间“和平”，以保存其地盘和实力；又考虑到投汪成败难卜，弄不好就会受千夫唾骂，而且还会遭到蒋介石大军压境，丢失一切。于是又主动向蒋请示汇报。
　　 小心点没错啊！龙云的谨慎，给自己留下了一条光明之路。
　　
　　
　　四 迷途知返
　　
　　 龙云的动向，也引起蒋介石的特别关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对日前线屡遭失败，蒙受重大损失。倘若云南、四川等地相继脱离抗日阵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云南是后方的一个大省，又是重庆通往国外的主要门户，滇缅公路是当时国外物资供应的交通线，昆明机场成为飞航重庆、香港和印度间最忙碌的中国机场。云南的向背，关系到整个抗战全局，也直接影响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决定，非得要做好对龙云的争取工作不可。
　　 而事实上，自汪精卫逃到河内后，军统就全程监听了龙云与汪精卫顶来往电话，而事前坐镇贵州的薛岳也兼了云南的副司令。主张抗日的李宗仁，此时也在云南。龙云这“云南王”也不再象过去那样可以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了。
　　 根据蒋的请求，李根源首先来到云南。李是国民党元老，是云南军政界老前辈，李原是云南讲武学堂的总监，学生遍布各地，在云南他颇有威信。李又是龙云的老师，龙云对他十分敬重。
　　 李根源劝龙云不要响应汪精卫，决不可以发出通电拥护他。
　　 警告龙云：
　　 若你发出通电，中央的飞机就轰炸你，你首先被解决无疑。
　　 龙云：
　　 依老前辈的意思，应如何办呢？
　　 李根源：
　　 你这个通电不发就行了。你没有行动，中央也不会追究，你就无事了。
　　 唐生智也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昆明。
　　 曾经，大革命时汪精卫在武汉，唐生智是他在军事方面的主要支柱。1927年唐生智与张发奎﹑朱培德听信汪精卫的调度，按鲍罗廷与罗易的主张,放弃北伐而发起东征,讨伐南京政府。当时蒋介石已下野不当总司令了，南京胡汉民为主席的政府因蒋下野而自动解散以示抗议。同时孙传芳、张宗昌正大举反攻南京。这种情况下，东征本可适可而止。不想汪精卫反过来要火中取栗，不惜与孙传芳、张宗昌合伙夹击南京。结果，退出南京政府的原同盟元老会钮永建出任江苏省主席，并以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参议的名义(就是总顾问)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叶楚傖组成的江苏省委员会，联合安徽省主席李宗仁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在龙潭消灭孙传芳、张宗昌主力军6万后，乘胜反击，重新攻克军事重镇徐州，基本消灭军阀孙传芳、张宗昌不说，还顺便把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东征军也打得稀里哗啦。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亏吃大了，事业垮了，从此一蹶不振。而武汉政府也因而丧失了军事上与南京叫板的本钱，鲍罗廷也难堪了。汪精卫马上变色,反身一变，放弃武汉的地位，转道投向南京，搞宁汉合流，捞取政治资本。转过身来踩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一脚。加上南昌发生81起义，军人出身的唐生智﹑张发奎﹑朱培德被汪精卫玩惨了。
　　 唐生智把自己在跟汪精卫吃亏上当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龙云，要龙云警惕：
　　 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
　　 还告诫说：
　　民族大义，千古是非，在抗战期间，忠奸不两立。
　　 唐生智、李根源等人的劝告，使龙云面对现实。加上力主抗日的广西实力人物李宗仁此时也在云南。龙云最终没按汪精卫集团的愿望而行。而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声明与汪精卫决裂。这使汪精卫一伙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日本虽空捞了一个汪精卫，却没动摇中国全民族统一抗日的意志。重庆政权反而因汪精卫的叛变，而减缓了内部摩擦。

　　
　　 日本虽空捞了一个汪精卫，却没动摇中国全民族统一抗日的意志。重庆政权反而因汪精卫的叛变，而减缓了内部摩擦。
　　 龙云后来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也对汪精卫从昆明逃越南河内这事件作了说明。
　　 龙云称，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昆明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模的家里。
　　 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
　　 方便不方便参加？
　　 他说：
　　 我不参加了。
　　 当晚宴席散后已深夜，未与汪见面。
　　 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
　　 我明日要到香港。
　　 我问他：
　　 到香港有什么事？
　　 他说：
　　 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
　　 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
　　 我要转来的。
　　 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
　　 他叫曾仲鸣到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
　　
　　 其实，不论龙云如何解释这件事，国人没有任何指责龙云的意思。龙云是抗日的将领，是爱国者。而汪精卫是卖国贼，是汉奸。
　　这就是他们的根本区别。
　　
　　
　
　　 其实，不论龙云如何解释这件事，国人没有任何指责龙云的意思。龙云是抗日的将领，是爱国者。而汪精卫是卖国贼，是汉奸。
　　　　这就是他们的根本区别。
　　
　　
　　 五 艳电
　　
　　 汪精卫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抵达河内。而林柏生﹑梅思平﹑高宗武却先到香港。
　　
　　 20日上午，汪精卫偕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与'格格’汪文婴等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100公里之海滨，假装轻松，休闲度假。
　　 1938年12月23日，日本首相近卫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可是，汪精卫发现，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内容与原来所承诺的条件不符，近卫显然打了折扣，本来提到双方撤兵的事不提了。汪有点懊恼，内心大为紧张。当天，汪精卫移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意乱情迷之中不慎跌伤了腿。
　　 12月26日下午4时，汪精卫召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共同讨论，反复商量对策，但无结果。而同日，蒋介石眼见汪精卫出逃一周以来没什么大动静，而国内猜测纷纷。党国二号的出逃，使蒋介石感到大失面子。为了挽回局面，蒋介石下令封锁消息，谎称汪精卫告假去河内治疗，蒋称:
　　 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同时派汪精卫的好友陈布雷前往河内好言相劝，希望能回心转意，返回国内。但不起作用。
　　 蒋介石不知内情。汪精卫之所以平静，仅因在等待第三次近卫声明。第三次近卫声明一发表，汪精卫就按步骤进行响应。12月27日后，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先后去了香港与梅思平﹑林柏生﹑顾孟余﹑罗君强等人会合。罗君强是周佛海的铁竿朋友，或许因为罗君强﹑周佛海﹑陈公博都是中共最早的成员，又都具备共同的叛逆的本性，他们才拉帮结派，凑成一伙，结果是一叛再叛，叛出了国门，最后一起叛出地球。
　　 1938年12月29日，林柏生不管顾孟余的坚决反对，而在香港代表汪兆铭发致蒋介石的电报声明，表示支持对日妥协的政策，公开与重庆抗日政府决裂。这就是历史上的《艳电》。《艳电》是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的宣言。
　　 之所以称为《艳电》，只因为发电报时为了节省字数，采取韵目代日的表示法。二十九日用“艳”来代写。比如，原本电文末了本应写成'兆铭二十九日’发电报时写成'兆铭艳’。顾孟余因《艳电》的发表，认清汪精卫一伙的本质，毅然与汪集团挥刀决裂。
　　 12月30日，汪精卫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本军方提出4点要求:
　　 一﹑日华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引起纷繁的事端;
　　 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至6个月期间，希望日方每月援助港币300万元，在对华文化
　　 事业费中支出;
　　 三﹑在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
　　 四﹑彻底轰炸重庆等，要求日本发动军事行动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
　　 原本，汪精卫预计，只要他成功逃到河内发出《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蒋介石被迫下野。
　　 但，不曾料到的是，汪精卫的《艳电》和通过高宗武向日本军方的4点要求，除了招致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之外，没有得到一句喝彩声，更没有任何人响应。龙云没有象他希望的那样通电拥护他，也没有两广四川的任何人出来支持他。汪精卫陷入极端孤立的困境。更为狼狈不堪的是，策划“和平运动”把汪精卫引出国门的主子近卫内阁在汪精卫的《艳电》发表后的一周内倒台。1939年1月4日，日本继任的平沼首相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因此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认为汪精卫没多少使用价值。故把汪冷在一边。这使汪精卫情绪跌落到崩溃的边沿。他孤独和失落，充满惆怅和迷惘。终于尝到当丧家犬的滋味。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
　　 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及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