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铃侧弯举:下篇：6

在前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联盟以前的各组成部分是由民族主义政党和领导人统治的，民族主义的强度在共和国之间是不同的。斯洛文尼亚较少侵略性，但民族主义的冲动在每一个地方都出现了，并且导致战争和内战。这种民族主义为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新法西斯主义者制造了明显的困难。很难从右的或左的方面围攻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或（克罗地亚的）弗拉尼奥·图季曼，尽管也有过这方面的企图。奥吉兹拉夫·塞塞利季领导的塞尔维亚激进党（SRS）在塞尔维亚议会中有29个席位（总共250席）向米洛舍维奇提出挑战，主张更积极的种族清洗，建立更大的塞尔维亚。这一立场使得塞族同西方发生了冲突，并迫使他们成为日里诺夫斯基的臂膀。日里诺夫斯基在贝尔格莱德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建立大塞尔维亚。攻击国内的民主政治家，但由于米洛舍维奇紧紧掌握着军队和警察，它不可能有太大的进展。该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大城市之外和波斯尼亚。它用更多的精力来建立它的军事组织，而不是组织成一个政党。如同在其他内战中一样，极右派的各种武装集团不愿意放弃他们的独立性，塞塞利季（指挥游击队）和得到塞族军队支持的极右派（“猛虎”）另一指挥官阿尔坎之间出现了争吵。

克罗地亚有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传统，可追溯到 60年前。弗拉尼奥，图季曼领导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政府曾做出相当大的努力否认它。如果说塞族力图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的话，那么克罗地亚人在传统上则想有一个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家，这引起了同贝尔格莱德的冲突。铁托军队的前将军图季曼，曾是历史学家，被当作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遭到清洗。最终他成了一个保守的政治家。在他的1988年出版的题为《荒漠》的书中，他论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著名的亚塞诺维克残废集中营，乌斯达莎杀害的只有4万囚徒，而不是塞族所说的70万人。真实数字可能介于这两种估计之间。按照图季曼的说法，事实上塞族人和吉卜赛人是被“杀戮成性的”犹太人杀掉的（或者说被挑出来杀掉的）。后来，图季曼收回了他的许多（而不是全部）反犹太人的攻击，主要原因也许是在国外的反应是不受欢迎的，当时克罗地亚还非常多地依赖于西方的帮助。

对图季曼和他的政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或 HDZ）的政治观点是无可怀疑的。它们被克罗地亚流亡者，主要是在加拿大的流亡者推向了右边―也就是说，转向了更多的扩张的政策。但黑塞哥维那的游说集团对一个有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国家很少有同感，宁愿把波斯尼亚分成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或者给它以某些自主权。

图季曼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还没有激进到取悦一些极端因素的程度，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一致的和矛盾的，因为有突然的转折。极端主义者（克罗地亚历史正义党或HSP）主要是由多布罗斯拉夫，帕拉加领导的年轻好战分子，自认是历史上的成立于1861年的HSP的继承人。历史上的HSP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源泉，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统治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主义者，即安特，帕维里克的乌斯达莎的源泉。

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一种法西斯主义运动NOF（民族法西斯主义共同体），但它没有太大的价值。这个党是由前将军鲁道夫·加杰达领导的。1935年它在全国得到了2％的选票，但在1939年它解散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捷克地区是德国占领下的受保护国。斯洛伐尼亚得到了勉强的独立，并被一个教权法西斯主义政权所统治。在这个政权中，教会、老斯洛伐尼亚民族主义者和死硬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多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199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分解后，布拉格又看到了极右派新党的出现，能够从这个新党中察觉出某些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但该党声称它的精神之父是第一共和国的民主奠基人托马斯·马萨里克1。这个新党就是共和党，成立于1989年底，领导人是米洛斯拉夫·斯拉戴克。他在共产党政权下是个监察官，后来披上了极端反共的外衣。共和党在议会中有8名议员。它对捷克民主来说主要是一种奇物，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危险。它从事反政府的宣传，攻击民主领导人有共产党思想、腐败、反犯罪不力，共和党想驱逐外籍工人，在捷克政党中只有它不承认斯洛伐克退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它的风格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日里诺夫斯基。它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极右派政党保持联系，但在对美国的访问上，斯拉戴克像是捷克民主的支柱。对他的政党的支持来自年轻工人集团，主要是光头党以及北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高失业率的不景气的地区，在那里它的得分要好于在布拉格的得分。

大多数观察家都把共和党看作是一令自由漂浮的抗议社会状况和犯罪的党，而不是看作极右派的党。党员中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有一半人是右派的同情者。共和党想废除义务兵役制，但斯拉戴克偶尔在会议和游行中也号召他的追随者拿起枪杆。共和党人不是到战前捷克的法西斯主义者中，而是到农民党中寻找他们的偶像。农民党起初是一个民主运动，后来转向权威主义。

斯洛伐克最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是斯洛伐克民族党(SNP）。它是历史上的一个运动的后继者，该运动成立于1870年，迫求斯洛伐克的独立，在1989年恢复活动。该党的特点之所以难以确定，部分地是因为共产党人在它的领导层中有强大的代表，是并肩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但也是因为它在最近几年经历了几次政策上的变化。它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政党，而是包括温和派、保守派以至日里诺夫斯基的敬慕者的党。它曾和弗拉基米尔·梅西亚总理的执政党合作，但又反对他。在斯洛伐克独立的第一年，它的言辞是刺耳的攻击捷克人、匈牙利人和犹太人。SNP的集会经常伴随有暴力行动，它从成立于1938年的并在战争期间积极活动的法西斯主义军事组织264，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希林卡卫队中获得它的大部分激情，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然而，后来该党为了得到尊重，变得更温和了。它的选票介于7％至11％之间。随着它的领袖日利纳市长简，斯洛塔―一个比他的前辈更有魅力的人物当选，它又转向了激进的路线。该党的纲领一直是故意模糊的。然而，斯洛塔和梅西亚之间的差别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别―用一个政治对手的话说，是“有人道面孔的法西斯主义”。

除了SNP之外，还有一些小的集团，如斯洛伐尼亚人民联盟，从蒂索政权中得到启示，争取为其恢复名誉。（蒂索作为战犯被处死）。然而，不同于罗马尼亚的情况，当局抵制他们的行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同捷克分离的经济后果成了不愉快的惊恐。因此，他们更关心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低，而不是蒂索和希林卡的思想，这些思想在目前是不管用的。指责捷克人对斯洛伐尼亚的所有缺点和贫穷负责，是民族主义集团采取的路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论点越来越没有说服力。

在东德和保加利亚

出于各种原因，东德和保加利亚是两个在旧政权垮台后作为政治因素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兴起的国家。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保加利亚不比其他巴尔干国家更民主。它有政党，但君主统治、军队和其他非选举出来的力量在它的政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但是除捷克斯洛伐克而外，保加利亚也具有比其他东欧国家相对更多的宽容。这个国家同它的相当大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约占人口10%）的关系有一些紧张，曾给这些少数民族施加压力，使他们的名字重新保加利亚化，但不存在土耳其分裂主义运动。犹太人很好地结合进了保加利亚社会，尽管吉卜赛人（约占人口的3.5%）的情况不是同样好，但他们没有受到迫害。在保加利亚有一个传统的“德国”政党，但它并没有发展到信奉法西斯主义的程度，如同“俄罗斯”政党不想模仿斯大林主义一样。在1989年后，保加利亚又显示出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多的政治稳定，即使它的经济困难像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严峻。

保加利亚是IMRO（国内马其顿革命组织）的故乡，该组织一百年来一直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斗争。在南斯拉夫解体后，这个国家开始形成了，但一些马其顿激进分子仍然想扩张它的领土。一段时期，保加利亚支持IMRO，但马其顿人的目标现在不是保加利亚民族主义的目标。

有几年，很小的保加利亚民族激进党（BNRP）存在过，最接近极右派的政党。它同通常的国外伙伴（日里诺夫斯基和勒蓬的国民阵线）建立了联系。但在1992年的大选中它吸引的选票不过l%，它的侵略性观点限于对国外的领土收复主义要求和国内的民粹主义口号。它在原则上不反对民主制度。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相当多的政治暴力，尽管东德的外籍人数同西德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是相当少的，但对外籍工人的攻击还是引起了全国的往意。80年代右翼光头党在东德大街上重新出现，这经常是根据德国纳粹的过去来解释的。但既然绝大多数新法西斯主义者（如果他们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话）是非常年轻的，没有明显受到前纳粹分子的影响，我们就必须到别的地方寻找解释。

共产党的东德从没有做出实际的努力对待它的纳粹的过去。官方的路线是，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同共和国没有关系，它是西德的金融资本家和复仇主义者发起的。因此，新一代是在对纳粹时代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无论如何，实难肯定，反纳粹的灌输会从大街上游荡和统治足球场的年轻小流氓中产生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如果纳粹主义在他们中间找到了赞赏者和模仿者，这可以归因于社会内在的紧张关系：广大工人青年中间的厌烦，无目的的精力转向暴力、玩世不恭，并且缺乏价值和信心，只要该党在掌权，这些暴行就能得到控制。但一旦警察国家解体，不安定也就公开化了，排外情绪是其主要表现。统一后的东德的一般情绪是感觉到失望：东德人曾对迅速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抱有不合理的期望。尽管他们的经济的确有所改善，但用的时间要比其他人假定的时间长的多，因此出现了抗议行动。

在统一的德国的政治条件下和有严格的发新纳粹组织法律的情况下，对极右翼的潜在支持不会形成一种政治力量。这种失望者加入旧共产党的后继者PDS（民主社会主义党），PDS在选举中情况出奇的好，特别是在旧政权的受益中间。

在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

前苏联的后继国家缺乏民主的传统，而且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所以对激进力量的出现的前景是有利的。中亚各共和国仍然处在民族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就像它们多年来在勃列日涅大及其后继者统治之下一样。在乌兹别克斯坦，在伊斯拉姆·卡里莫夫（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副总理）统治下，很难有任何变化。上库曼斯坦的塞帕·穆拉德?尼加索夫在1990年8月禁止了过去的共产党，他本人被99.5％的绝大多数人选举出来任期10年。旧政权时期的反共主义者和吉尔吉斯科学院的院长阿斯卡·阿仁耶夫，靠96％的选票当选。哈萨克斯坦的努苏尔坦·纳扎尔巴耶夫曾是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或许是最愿意进行改革的中亚领袖―反对地方旧共产党人的愿望。阿塞拜疆是由盖达?阿里夫统治的，他是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政治局的成员。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占亚，民族主义的政府官员和更激进的共产党或右翼集团之间出现了争夺权力的斗争。但由于许多以前的主要共产党人在政府官员中都能找到，对他们进行概括便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极端民族主义运功，但真正的法西斯主义集团却不能够组织起来。贝拉鲁斯的权力还掌握在老共产党精英手中，鉴于民众的冷漠，它的控制还没有受到严肃的挑战。

我们现在来看看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罗的海各国尝试过民主，但试验持续不长时间。在立陶宛，它结束于1926年，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结束于1934年。在军队和安全力量的基础上（在立陶宛也是在天主教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威主义、一党统治，在卡利斯·乌尔曼尼斯（拉脱维亚）、安塔那斯·斯梅托那和奥古斯迪那斯·沃尔德马拉斯（立陶宛）统治下是非常苛刻的，但在爱沙尼亚的康斯坦丁·帕特统治下却不怎么苛刻。在1938年，波罗的海各国中只有爱沙尼亚恢复了民主措施。其他国家把墨索里尼但不是希特勒当作它们的榜样。

在纳粹占领时期，当地人同德国人合作，德国人被错误地当作摆脱俄罗斯枷锁的解放者受到了欢迎，所以波罗的海国家一直不敢正视历史上这棘手的一章。考虑到波罗的海国家曾经经历过几年民主，它们在重新从俄罗斯独立出来后的表现比预想的要好。所有这些共和国都不愿给这些国家的俄罗斯少数民族以充分的公民权，但在来自俄罗斯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联盟的压力下，他们的确做出了一些让步。立陶宛只有10%的俄罗斯人，“俄罗斯”问题不如其他两个国家那么尖锐。立陶宛国会有一帮右翼极端主义者，但前共产党（现在是民主工人党）在1993年底得了大选。阿列克山德·布拉佐斯卡斯（前共产党第一书记）在1993年成了立陶宛的总统，但甚至他的反对者也不怀疑他和他的党已经经历了真正的阪依。极右翼集团在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存在，得到了在西方的流亡者的支持，但只是在拉脱维亚他们才构成一种严肃的政治力鱼。在俄罗斯少数民族中，许多人投票支持日里诺夫斯基和俄罗斯新共产党人。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知道，他们的生存取决于西方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支持，右翼极端主义必定同向他们表示良好祝愿的人相对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乌克兰在波兰和德国的流亡者中间的主要力量OUN，受到了纳粹主义的强烈影响，但在德国人显示出失败的迹象时它改变了它的倾向。他们在乌克兰的后继者(“一体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利沃夫）一直比在主要是俄罗斯人的工业东部地区强大得多。首都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共产党官员的手中。共产党官员面对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困难实行了某些适度的改革。同时在乌克兰西部出现了向法西斯主义的摇摆。这指的是UNA（OUN的后继者之一）和它的准军事臂膀UNSO。

这一运动自称是国家的惟一不会腐败的力量，成了对俄罗斯的好战路线的拥护者，出版反美的、反自由的、反民主的和反犹的宣传品：主张把少数民族驱逐出乌克兰。乌克兰的军队（装备有核武器）应该加强。NUA－NUSO也有一些代表被选进了国会，包括基辅的4人。

尽管政府法令禁止准军事的组织．但实际上并没有实施。UNSO的年仅30岁的指挥官迪米特罗·科钦斯基声称有8000成员。他的杂志据说销售1万份。UNSO的旗帜是黑色和红色。它的口号是“我们的未来就是战争”和“挑衅、造反、革命”。然而，据可靠的估计，法西斯主义右派，包括像东方十字兄弟会和新秩序军团这样的更小的组织，甚至还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党，得到民众的支持率不多于3％。

在乌克兰，不论是在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中间，右翼的情绪都是普遍的，但亲法西斯主义因素只是一种微弱的因素，即使经济危机加深，这种状况或许也不会改变。由于存在着任何一届乌克兰政府都可能面临的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极端主义的对抗力量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内战，可能导致国家的解体。大多数乌克兰人意识到了他们国家的危险形势，所以他们不可能选择一种注定最终导致灾难的政策。

在本书中我们不止一次地提到使得后共产党的东欧成为具有法西斯主义传统的政治运动的培养基的原因：缺乏或缺少民主制度的传统（以及宽容和其他民主品质）。而没有这种传统，民主制度就不能成功。这些国家在未来将长时期面临经济困难和社会紧张关系，矛头既对外也对内的极端民族主义盛行。同时新法西斯主义运动也面临许多障碍，不单单是靠一个有魅力领袖能够克服的内部分化问题。这些障碍还包括，难以找到右派和左派民粹主义运动所需要的敌人：犹太人已经消失了，甚至消息不灵通的东欧人也不可能相信吉卜赛人对他们的民族生存构成威胁。极右派的一些知一识分子极力想象出西方的威胁，特别是美国的威胁。但不可能使东欧人相信他们必须仇恨美国，因为对他们许多人来说，美国是一个天堂，至少是一个物质的天堂。

然而，还有一个障碍没有提到：东欧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主义和类法西斯主义的军事专制是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二除法国而外，所有大陆的主要国家在30年代都放弃了民主，法国模式没有受到广泛的称赞。

今天尽管民族主义又成了可接收的，但专制和法西斯主义已经名誉扫地。但如果一个东欧国家蔑视时代精神，它就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即使困难加剧，权威主义统治的倾向将增长，法西斯主义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也许还是难以克服的。当然，规则总会有例外，即使法西斯主义时代在欧洲已经结束，个别的反常也总是可能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死去50年了，所以对法西斯主义的讨论不应集中在一个现已属于历史的特殊种类；任何保留或复活它的企图必将失败。因此历史的法西斯幽灵不会在纠缠我们，但其他幽灵也许会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