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仰卧两头起好用吗:陈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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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起信——陈炯明
他是晚清秀才，却是新文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是民国军阀，却没有好勇头狠，力主南北和平统一；他偏隅中国东南，生逢乱世，却实行民主政治改革。他一生致力于他的共和政治理想制度，最后却贫困至极，有时三餐不继，潦倒卒于香港。
他是陈炯明。
他没有梁启超一支笔横扫千军的笔，不能领社会舆论之先导；他没有孙文的万丈豪情，数次让中国为之变色。他立足岭南，推行民主政治，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广东的风貌一时为之菲然，使广东成为当时中外侧目的“模范省”。
在中国人的眼里，可能只有阎锡山的山西模范省，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模范省。孰不知在他们之前，陈炯明的“模范”比他们走的更远更为彻底。
民国初年共和体制已名存实亡，北方政府军人专权，南方孙文力主北伐。争来斗去，士兵当炮灰，遭难的是下层贫苦国民。陈炯明出身底层，以秀才擅于军事，而军事上的胜利却让乡间更为凋敝，这是有悖于他的初衷，他感到自己错了。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
上帝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虽然只在广东，虽然只有两年，虽然只有一个陈炯明。
陈炯明自1920年11月主政广东后，就实施推行他的：“模范起信，联省自治”政治主张。
政治架构的机制是所有社会发展之源，他吸取了民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民主方式，他在广东省内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即从县级自治始，有各乡村民选县议员，再由县议员民选省议员，省议员民选省长，制定省宪，实行民主。这种民主政治制度的推广在于自下而上，社会底层熟悉民主政治流程，逐次向上推行，不容易出现动乱。这与现在中国政府在乡村首先推行民主选举，如出一辙。
司法独立。并严禁军队干涉司法，陈炯明深知军人干政是当时社会的疾痼，军人是平民政治是保障，而不是平民政治之蟊贼，在全省设省县乡分设三级地方法院。下大力禁烟禁赌，在广东东校场公开销毁十四万两，价值四十万元的鸦片烟。
整顿经济。兴办实业，兴建公共建设，自己裁减军队，减少开支，并支持民间企业的发展。
普及教育。提高教育在政府中的开支，聘请陈独秀为教育长，兴建免费公立学校，实行义务教育，并提高女子的入学比例。
在陈炯明任内，广州市正式建立，工商业得到了发展，使之有了充裕的经费，来支持教育的发展。他希望自己的模范起信，联省自治政治主张得到西南各省的支持，从而在全国得到推广，来促成全国共和。
可惜全国只有一个陈炯明，虽然他的政治措施得到全国报纸，甚至海外媒体的赞扬。
没有人在行动上支持他，只有他的好友章炳麟在报纸上的声援。
可惜他在广东省内的联省自治刚刚有起色，就毁在了另一件重为重要的运动。
北伐，消灭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建立一个以孙文为主导的政府，中国国民才会走向民主共和，这是孙文及其追随着所达到不可改变的共识。陈炯明视野在广东，孙文的目光在北京；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循序渐进和平民主统一，孙文几十年的革命经验，对军阀施政失去信心，认为只有用武力讨之，才能实现共和。
孙文让陈炯明参加北伐，并给其筹军费500万。
陈炯明拒绝，且辞职。
吴稚晖受孙文之托调停孙陈关系。
陈回函吴说：“孙陈亦何足惜，最痛恨者，糜烂广东而已！”
随后，陈炯明冒天下之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孙文请出广东，孙总理果然孙大炮也，在军舰上亲自发炮轰击广州市区，致百人死伤，死伤一人何辜，奈何孙总理百年之后称为国父，不知地下真惭愧否。
孙文何许人也？内部不平，何以平天下，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死情谊换不来和平共处，西南盟主号令一出，滇桂军阀蜂拥孙总理的故乡，当然也是陈炯明的故乡。
至此，模范起信已无信，联省自治无自治，孙总理联合新贵，贻害中国百年之久。
陈炯明败走香港，从此，他是总理的叛徒，民族的罪人，也是广东父老乡亲怀念的陈老总。
陈炯明偏居香港一隅，他被当选为中国致公党的总理，他发挥了自己的余热，把致公党总部从美洲搬到香港来，几年之间，发展了十万多的会员，他希望用自己政治理念来影响更多人，来致力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共和。
可惜，他最终没有看到那一天，1933年病逝于香港，停尸是家中的一张行军床，边棺材也是也是母亲备木的棺木，此总理非彼总理，香港报纸报道，前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定威将军陈炯明潦倒死于香港。治丧无费，全凭朋友旧部捐助，身后哀荣备至，海外华侨、政故、国民党、及旧部3000余幅挽联已唤不来陈炯明对广东至诚之心，当滇桂军阀响应孙盟主号召，驱逐总理叛徒、民族罪人陈炯明的时候，作战无钱，有部下建议广州开赌敛税，陈炯明说：“粤军可倒，而赌不可开！”。
他不接受外国势力，早在漳州时列宁派人送亲笔信寻求在中国的合作对象，陈婉言拒绝；日本人力争与之合作，陈言首先签字还我东三省，日方知陈炯明生活拮据，送八万元支票，陈炯明打叉让人送还，在当时各地军阀争先恐后寻求列强支持，自保疆土时，国有陈炯明吴佩孚如此豪杰，夫复何求！
陈炯明临死前，其女问有什么家事嘱咐，陈苦笑对女说：“我对家事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旁边有人问，先生对国事如何，先生呈兴奋状，举手欲执笔，然后手已僵硬无法握笔，连说两句：“共和、共和”，共和之后语不成句，话未说完，便溘然长逝。
陈炯明，字竞存，广东省惠州市海丰县人，生于1878年1月份3日，卒香港于1933年9月22日
君讳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人，清末，以县学生卒业广东法政学堂，选咨议局议员。黄兴赵声等谋攻督署，君与焉。事败，避居九龙。
武昌倡义，君率邓铿林激真遥应之，师薄惠州，提督秦秉直以洪兆麟等七管带降；进驻广州，以副都督佐胡汉民治事。会汉民从孙公赴南京，君署都督事，遣散民军以万数，百姓大安。
汉民返，副之如故。广中好蒲博，品类毓甚，君自充议员时，已建议禁绝，及时尽廓清焉。民国二年，以兵抗袁氏，败走新加坡，袁氏亡，龙济光犹据广东，君与莫擎宇起东江，济光去，君如京师，谒大总统黎公也，即拜定威将军，授勋二位。
六年，护法军起，海军总长程壁光以孙公及君南下，到番禺。孙公开府称大元帅，自是广东有军政府。时督军陈炳昆，广西人，与土著不怡，省长朱庆澜举警卫军二十营授君，去攻福建，下龙溪，龙溪者，旧漳州治，君设屯营郭下，整市政、兴文学，漳人归心焉。
两广久相失，孙公去，众推广西人岑春暄主之，军民互猜，朝夕待变。九年夏，君自龙溪还师，军政府人皆散走，被推广东督军，时孙公方退居上海，闻胜复归，明年，国会议员在广中者，倡议选孙公为临时大总统，君弗顺，议员相争至破额，事卒就，君再举兵攻广西，拔南宁，广西皆下，十一年，孙公谋北伐，君以兵力未充辞，
孙公疑君有他志。阴令部将以手铣伺君，其人弗忍，事稍泄。
其夏，孙公竟出军攻江西，身赴韶关督师，或言陈氏终为患，孙公返，免君职，宣言以氯气攻异军。君时在惠阳，旧部叶举袭孙公于会城，孙公走，君复称督军。其冬滇桂军在广东省，复攻君去，迎孙公归。自是交兵三年，及孙公毙，君亦旋败。时议者谓君知临时总统非法，宜一意拒之，业已屈从，又举兵争雌雄，于德为二三？
按自黎公蒙难，法统中圯，孙公尸大名以造乏，固不得已；其后黎公已复位，而孙公犹称号自若，名义不可说已。且是时君已免职，与孙公义绝，谓君报怨泰甚，与曩覆军政府同过，可也，必以后者为逆，无乃昧名分，违比类那？君既败，出居香港数岁，倭破关东，君如天津窥国，倭人或说君与同谋，君言返我东三省，我即与若通好，非是无可语者。二十二年九月卒于香港，
遗言以五色旗覆尸，示不忘民国也！．
君卒后，家贫几不能备棺殓，义故助之，始成丧。于是知君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已。嗣子定夏，以毁卒。明年x月返葬 xx 。君自覆两假政府，有骁名，人莫敢近，卒落魄以死，余独伤其不幸，以恶名见蔑，故平其议而为之铭。铭曰：
定成桀材，宽猛有章：拦然授兵，
莫我犯行，主从相失，维国之殃；
一朝弗忍，终以两伤。彼索垢者，
成其□创；党伐之论，君子弗将。
乌□！包胥伍员，亦各视其所尚也欤！
100年前的香港报人眼中的孙中山政府！
照得学校教育，直接陶治学生之人格，间接即为国家培植人才。必须学校有良好之学风，而后教育易收美满之效果，近世教育主义，鉴于前此之管教训练，过重形式，缺乏精神，提倡学生自动，以期补偏投弊。盖学生自动之主义，就教授方面言，则不采注入式，而采后发式；就管理训练方面言，则务使学生为理信，不为言从，以养成其自治之能力。故学生真能了解自动之意义，则求学必愈力，律己必愈严。
徐季龙(谦)先生是我国一个道德家，学问家，年来眼见中国政治社会人心风俗坏至极点。他很慈悲，发出一种救国热诚和毅力，要将中国快快弄好，并且要从根本上稳稳实实去弄好，想来想去就想到基督教身上去了。拿这个基督教来做人生的精神生活。将这个，“人”铸造好了，然后那从人产生出来的什么政治社会，什么人心风俗和种种行为，就要一齐变好了。这个推测，虽未能窥见徐先生的高深，但就最浅的一方面说,那就差不多有这个道理了。
徐先生下了救国的决心，就去“逃儒归耶”，很恳实很求是，笃信了基督教，又将基督道理揭出精义，宣传福音。他是时常说道：“为上帝的子，不为罪恶的奴隶”。这两句圣书提出来，真是可以包括基督教圣书的全部了。摸着头脑，要言不烦，这是何等聪明，何等真实！比较一班信徒只晓得“上帝所赐”四个字，自然大大不同。就是一班牧师，东讲那一章，西讲那一节，拉拉扯扯讲了一大堆, 还是搔不到基督的痛痒，真要算我徐先生是一个极高明了。
我不是基督信徒，对于基督道理，自然是一个门外汉。但是基督圣书，我也曾简略看过。基督信徒的朋友，我亦常和他们谈过一二，觉得基督道理有价值的地方也是很多。基督助长欧美进化的成绩，那是不可掩的事实。大凡人的生活与其没有一个真理支配精神界，使他努力，不如就拿现成易行的基督教，来做人生的主宰，使他精神上有一个笃信，行为上就有了一个范围，虽然带有多少毛病，总是不妨。故此我对于基督教，不但无排斥的态度，并且逢人便劝他去信奉。若碰着一个排教的朋友返问起来“请公入瓮”，我就答他一句：“我就是上帝了”。
这句话并不是滑稽的，亦不是开罪上帝妄自尊大的，因为我的精神界早有一个真理来支配他。我的精神生活，就拿我所证悟的真理，来做努力的目的。觉得这个真理，倒是适应人生实际的要求，并不漠视客观，也非脱离自然生活。实际的现象，没有常住；适应的要求，也是没有止境，所以我所证悟的真理，常因“社会”， “宇宙”持续的要求，时时适应，时时创造，日进日上，没有止境。这就与“一部圣书几条信条”行了一千八百余年，还是那个道理的，自然是不同了。
我的精神既以努力为生活，又以真理为目的，一定要超越“官能感觉”，来建造真正的人生。建造成功，自然再没有我的色相存在。我的形骸只做了精神的寄寓，我的官能感觉，只听了精神所指挥，并且独往独来，吸收“社会”，“宇宙”的精神成为一体，真实无妄，常在理性中经营“社会”，“宇宙”各个的进化。这样说来，似乎有点神秘。其实个体精神，若从理性中证悟现实，就是社会总体的精神，也是宇宙总体的精神。精神本来是一体的，真理亦不能有两面。我若坠落自然生活，不能将个体精神超越官能感觉，来努力真理，建造真正的人生，这自然要与社会宇宙总体的精神，永久不能有“真体无二”的证悟。那么我自为我，社会自为社会，宇宙自为宇宙，血脉不通，精神涣散，各为躯壳，无有意味。人类进化，就从自然生活宣告结束，再没有创进的希望。这种人生还有努力的价值吗？若是再要靠个天神赐我恩惠，赦我罪恶，来做生活，这种生活，不能算得是自主，更没有什么意味。我是研究真理的人，信得人人具有个体精神，还有真正人生可以努力。世界这种恩惠，这就我的真正人生努力所赐。世界种种罪恶，就是我的虚伪人生迷妄所造。 “系铃解铃”还要靠着自己努力才可以歼除。别无天神可以代我努力，代我创造恩惠，代我歼除罪恶。全知全能都在我身上。这样说来，我就要做了基督信徒的上帝了，得罪！得罪！
以上所说的道理，只有片面，不能说个透澈。因为言语文字是官能认识的符号，很难证明精神的本体。若要明白“我就是上帝”一句话，只好大家去自己证悟吧！
徐先生讲道劝人“为上帝的子”，“不为罪恶的奴隶”。上一句我是不敢恭维的，下一句我就非常赞美了。为什么呢？因我把基督教的出发点仔细研究起来，觉得上面两句话，在当日基督宣传道理的时候，却有个适应的真理。因为当时的环境很有几面：一是酋长要来奴隶平民，把自己抬到天子地位，却拿平民压在自己脚下。民权不得自由，这是平民做了政治上的奴隶。一是多神，平民精神上都被无数偶像所束缚。思想不得自由，官能变为废物，这是平民做了偶像的奴隶。一是犹太被罗马灭亡，罗马居征服地位，犹太居被征服地位，永永不得平等，种族也恐怕灭亡。一是保教反响。基督教本是犹大国民一种宗教，犹太既亡，国教色彩自然没有存在。以上四端，基督教出发点就在这里。基督是一个讲平等、讲自由、讲博爱，讲牺牲 , 苦行救世的人，眼见当时悲惨的环境，就发生一个实际的要求，由要求方面寻讨适应，就定了一个基督教的真理，所谓“为上帝的子，不为罪恶的奴隶”。这种教义虽不是基督教全部的真理，却有“无上甚深”的内容。
人类共同生活，本来没有阶级可分的。酋长国王凭着势力强分阶级，要去单独做个天子，不让百姓平等。基督排他的手段，就拿上帝来做天父，人人都做天子，不让单个人来压他。笃信这个真理，努力奋斗，那政治上的奴隶就可以解放了，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就可以恢复了，所以欧美各国信奉基督教。他的百姓就会争平等争自由，将民权完全恢复。君主专制政体早已“摧陷廓清”。美国林肯对于黑奴解放，也是受了基督感化建造人道的光荣。今日欧美各国能够这样强盛，都是百姓有了自由平等，才能发挥各人的才能，来建设国家社会的事业。这个原动力不得不归功基督教感化力的伟大了。
人类的自然生活，虽然要打破政治的束缚，但是精神的生活若被多数偶像所束缚，比政治束缚还要利害些，因政治的束缚，只在肉体方面受压迫，尚有避免的方法。偶像的束缚，在精神方面受压迫，直是无法可逃了。基督建立一神说，把“上帝”一个神来征服多数偶像的神，使消归无有，不能再为精神界的魔障。又当时神的观念，都带有威权”的彩色。威权是使人怕畏，含有压迫的意味。虽然征服了多神，唯是一神的观念仍不免了威权的彩色，故此基督又创为天父说，把上帝来做天父，把信徒来做伊子，直是可亲可爱绝无可怕可畏的意味。凡是可怕可畏的东西就是魔鬼。魔鬼既然代表可怕可畏，所以多数偶像的神，凡含有威权的彩色，都要退在魔鬼的地位。这是基督征服偶像保护精神的根本手段。
犹太灭亡后，犹太人愈见愚弱，罗马又是非常强盛，要谋革命，事实上实在办不到。但是罗马肆其罪恶，侵略没有底止，将及第二犹太。潜伏的抵抗力自然一天加多一天。基督要救犹太，知道用民族主义是不能够的，所以用个宗教来做武器，不止第二犹太可以同情，就是罗马本国也可征服。凡是不合人道的事情就是罪恶，甘为罪恶所支配就是奴隶。罗马强权不合人道，犹太人固然被他摧残，罗马人何尝不是同样，所以基督创立“罪恶的奴隶”一说，使人人知道“不为”；又创立“上帝的子”一说，使人直接上帝，知道我主在天，不在人世。罗马君主是一个魔王，自在言外，不用说了。这是基督变相的革命论，也是弱国报复强国的武器论。后来罗马果为基督教所征服。是罗马灭犹太者，灭他的国家形式。基督征服罗马者，征服他的民族精神，比较更为利害的。
然而基督以上帝为天父。创立宗教，更有伟大的思想，如排斥自然人为君父；打破国界，传播犹太种性来支配世界的人类就是了。原来基督教本从犹太种性创造出来。犹太民族的精神，恰在宗教的里面。只因犹太强盛的时候，带了国教彩色，遂难以普及世界。今犹太既亡，种性犹在。基督利用这个时机，更加“发挥光大”，创造为世界的宗教，使犹太种性移植于“人类社会”，区域更为广大了。今日欧美各国都是基督教孕育范围，各民族受了千余年的感化力，根深蒂固，养成一种“犹太式”的种性，说是“犹太复活”，亦无不可。基督成此大功，全是以人类为上帝的子一个教义，所以能贯彻博爱牺牲的主义，支配着世界。
以上所说，只就大端推论，足见基督教义并不是凭空杜撰，绝无适应实际的要求。但是还有一个疑问，基督是绝顶聪明的人，又有社会宇宙的思想，为什么建立宗教，不以上帝属人，却拿来属天。天是空洞无物，则上帝又是什么东西？照约翰福音说是，“无始有道，道与上帝共在，道即上帝”。若这样说来，道是无始的真理，真理散见于万物，就是万物以道而造（见约翰福音一章二节）。万物各有这个真理，就是各有这个上帝。若能彻底证悟，努力现实，上帝是在我们的身上了，并且不止我们，万物都是一样，都是上帝。倘若离了我们和万物的身上，那个上帝就要无从证悟实现了。譬如共和的道理。共和政府虽是人民总体的代表，主权还是在小百姓，若说是主权在共和政府，（如上帝是在天），小百姓是主权的子，那就很不通了。然而基督创教，不以上帝属人，把来属天，到底是什么意思？照我看来，还是有一点适应的要求。基督教出发点既如上面所说，若人人都说是上帝，一是当时国王惯压了百姓，一定拿一个“僭妄”的罪名来做厉禁。一是没有统属就会散漫，没一归宿，没有信仰，就会放弃，没一鞭策。基督因为这个要求，所以说：“道即上帝”，万物以道而造。就是以上帝而造，上帝为道的总体。万物为道的个体。总体为父，个体为子。观察点虽有不同，说理上总不甚矛盾。
在我不敢赞美的地方，却不在此处，也不是武断万物精神界都没有假名的“上帝” 可以存在。但是基督在当日为了实际的要求，不妨这样说。到了今日，基督教出发点的要求。所谓“政治奴隶”“偶像的奴隶”，（偶像奴隶中国尚有。但打破偶像的武器，可用科学或用“我是上帝”说）以及保种保教，均已不成问题。实际既是变迁，要求自然不同。适应的真理，断没有呆板不变。所以今日仍把“上帝子”来说，似乎有点不进化。若把“我就是上帝”来说，那个耶教历史上，可不是较有进化的彩色吗？这还要靠基督信徒再来做第二的路德马丁才是了。
我上面说一大车话，还未曾说到我所赞美的“不为罪恶的奴隶”一个问题，我是很抱歉的。现在我把这个问题来赞美一回，并且几句徐先生基督教救国的美意，我才可对得住了。
罪恶是人人不承认去做的。奴隶没有人格，更是人人不甘心去干的。但是我们一个人若是情愿去做罪恶，或甘心去干奴隶，还是不甚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不情愿去做罪恶，却是干了罪恶勾当； 不甘心去做奴隶，却是充了奴隶的职业，并且又和我们毫无关系。别人干的罪恶，强要派我们做一份罪恶的奴隶，这更是可怕的。我们生在今日社会，到处都是魔鬼，到处都是罪恶，天空地阔，那里有一块干净土没有罪恶出没的呢？那里没有罪恶来派我们做他的奴隶呢？我们试想想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自己骗自己。试想自顶至踵，自母胎至今日，能够跳i出罪恶圈，不为他的奴隶吗？我们若不彻底觉悟，努力为“主”，就要坠落奴隶的生活了。主是什么？就是徐先生所说的上帝，（徐先生的上帝与我的上帝、同原而异观）。上帝无论在天在地，在我们的自身，都可把他来做个主。能够笃信这个道理，去创造真正的人生，世间虽有罪恶出没，却不能派我们做他的奴隶，并且可以努力打破世间罪恶，解放奴隶出来，这是根本方面“不为”的积极工夫，人类应负的责任了。但是这些话又似说到神秘的方面去了。我现在只就人类的生活和罪恶的构成，说个实在的状态。欧美人号称文明，其实都是罪恶的奴隶。我们可以不必说，我只就中国来说，中国小的罪恶不要说，只就大者来说，我实在觉得可怕，盼望大家去用尽我们的力量，做那打破罪恶的工夫才是。
一。政治方面的罪恶，满洲入主中国， 做了二百余年的罪恶，我们汉族就做了二百余年的“异族奴隶”和“罪恶奴隶”。中国虽有许多先烈去做革命的运动，以及洪杨的时候，大张光复的旗帜，但都拿种族观念来驱逐异族的窃据。对于罪恶方面，并没有注意。革命党继续奋斗，也是抱亡国的深痛，没有计及罪恶会来做人主。其实亡国的民，不是一定称做奴隶，亡国又让他制造罪恶，压在我们的头上，这才算是真正的奴隶了。革命党和全国人都没有这样的觉悟，辛亥成功，排除满洲之后，满洲所遗下的罪恶都是“熟视无睹”，所以驱逐满洲，不能同时驱逐罪恶。第一层奴隶解放了，第二层奴隶依旧承袭起来。民国八年挂了共和的招牌，说是人人都有参政权，一班下流东西，偏要自号优秀分子，跑到政界去抢个头等奴隶来做，除了制造罪恶让他做个霸主以外，别无“自拔”的意味。到了今日，政治的罪恶一天暴露一天，奴隶的责任，一天加大一天，虽然大家觉得痛苦，却不知痛苦在那方面。有人说是官僚未尽铲除，政治不上轨道，这些话都是观察误错。试问辛亥革命，就是把官僚尽数铲除，新官僚就不会作恶吗？政治快上了轨道，即政客就不能作恶吗？我们今日的痛苦，只知八年来□乱的罪恶，不知我们人人精神上，没有一个主，让罪恶来做我们的主。我们还在梦中，绝无切身的痛痒，那里晓得把形骸快快跳出奴隶圈呢？我们今日应该觉悟这一点。第一、今日政界无论南的，北的，都是一个罪恶制造厂。我们不要跑到那里做一个工头。第二，罪恶制造品，不必一定要我们自己去制造。他人制造的罪恶，我们不去抵抗，让他剥夺我们自由平等，我们就要做他的奴隶了。若能觉悟这一层，凡是不做罪恶，只被罪恶支配做奴隶的人，一齐都要奋斗起来，快快去雪我们的耻辱，将那个罪恶制造厂和厂内一班宝贝。或是放火焚烧，让他干干净净；或是驱逐出去，改做平民俱乐部。这是望大家要下决心的。
一、经济方面的罪恶，中国土地极大，天然产物又很丰富；况且劳工众多，若是用在生产的方面，供给全国的生活，本来没有缺乏的，可以不因生活问题，做出一切的罪恶。但是因为经济制度组织不良，生产问题不能各尽所能，分配问题不能各取所需，井田的制度废后，私有财产的范围一天扩大一天，贫富阶级产生出来，即就耕田的反没得食，织衣物的反没得衣，建造房屋的反不得住。“厉民自养者” 纵横于生产阶级里，行其劫夺的手段，比强盗更加利害。小百姓终岁劳苦，不得衣食住，还要受不做工的业主来糟蹋，更要受不做工而又害民的官吏来糟蹋，这是极不平等的事情。就是“劫夺者”自身做了这些罪恶，何尝不是丧失人格，做了罪恶的奴隶呢？因为剥夺者自身不去直接生产，专用一种剥夺手段来做生活，或用资本剥夺，或用势力去剥夺。剥夺手段虽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剥夺的实际；却是没有两样。他的目的只在剥夺金钱，把自己的人格弄到什么田地，他却不管。金钱剥夺到手，就算他们顶大的本领，不知金钱是一个交换的媒介。劳力的记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能配作我们使用，不能把我们身心性命去做他的牛马，也不配作我们自由平等的代价。但是这些剥夺者死不觉悟，自己做了劫夺罪恶的奴隶，还要累了被剥夺者。有人工不得生产，有生产不得分配，生活压迫，失业无聊，就不得不做他们的第二奴隶。奴隶越多，生活越困难。国内就有一二狡黠者，号召一般不得生活单越多，生活越困难。国内就有一二狡黠者，号召一般不得生活的人，去弄出大乱来，所以中国一部“人杀人”的历史，就是“人食人”的历史。换一句话来，就是在那个罪恶圈里面各去抡个奴隶勾当来做生活，此外就没有什么事业了。这是数千年来印板的状态。到了民国八年当中，这个把戏越弄越糟。人心方面，越弄越险。恶“官僚”“武人’“政客”劫夺的手段，更加恶劣，只管自己劫夺，不管他人死活。变乱多一次，他们劫夺的欲望，就要满足多一次。他们奴隶的头衔就要高升多几级，“勋章酱料”都是他们劫夺的功牌。那么，中国闹到这样纷乱，人生这样痛苦，都是蛀虫式的经验派，流氓式的优秀分子，绿林式的军队，为了劫夺金钱制造出来的。他们何以要劫夺金钱呢？大概为了自己嗜欲做牛马，或为了妻子做牛马，或为了一党派阶级做牛马，自然要去劫夺金钱，做他们第一生命了。这样坠落“人生孽障”的东西，却不早自拔濯，真是基督要救他们也是无法了。然而基督教徒诵了圣书，“勿积财于地……须积财于天”的一段福音，还是积财于银行，积财于腰包，一文钱不肯放过，这也是基督无法救他的。基督信徒尚且如此，其他更不用说了。
一。社会方面的罪恶，中国的社会坏到极点，这是人人承认的，几乎不用再说。但是人人知道社会不良，却不知道不良的社会，就会派我们做了奴隶，这是不可不猛醒的。今试把路上行走的人，加以一个奴隶徽号，无论那一人就要抵抗起来。其实世上的人，无论男的，女的、善的。恶的、都是坠落奴隶的地位，却不自知，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剥夺或束缚自由平等的事情，就是罪恶。我们本有这个自由平等，却被他剥劫或被他束缚，不能用我们的力量去打破他，就是罪恶的奴隶。这个道理世上的人却不自觉，所以数千年来社会的状态，一辈子做下的不自由不平等种种罪恶，都要让他存在。在社会里面混活的人，然则有的觉得不自由不平等，看做 “现世地狱”。但是地狱里面还称是罪犯生活，并不是奴隶生活。照严格看来，社会恶劣比地狱还利害。地狱黑暗，不过是束缚罪犯一部分的自由，再进一层，也不过虐害罪犯身体的健康罢了。若是恶劣的社会，我们的自由平等，固然被他妨害了，就是我们的身体性命，也要时时刻刻受他的危险，比地狱里面罪犯的生活，还要苦痛得多。所以恶劣社会的生活，直是奴隶的生活。社会里面种种罪恶，一口气是说不尽。总括起来，社会里面的恶制度。恶习惯。恶心理，都是构成恶劣社会的好材料。恶制度不解放，恶习惯不打破，恶心理不改造，这个社会就要天长地久做了一个罪恶圈，牢禁我们一生不能自拔。若要去解放恶制度，去打破恶习惯，去改造恶心理，单是靠少数觉悟的人也是不能行的。所谓革国家的命容易，革社会的命很难。但是人人能够晓得社会里面所有恶制度，就是奴隶制度。所有恶习惯，就是奴隶习惯，所有恶心理，就是奴隶心理。能够这样猛醒，大家耻为奴隶，就要努力去推翻去创造，这是不怕不能革命的。
有人说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罪恶，虽然如此，我若不钻在里面，去帮他们制造，并且安分受己，独善其身，我们还可说是奴隶吗？不知各方面所制造的罪恶，虽则不是我们所做，但是我们生在中国，中国里面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和我们有密切关系。四围环境若是平等自由的空气，我们人格自然觉得尊重。若环境不是如此，那就凡混活在里面的，不过有的拼命去帮做罪恶，叫做勤力的奴隶；有的倒在一边，不愿下手，又不想去抵抗，叫做惰性的奴隶。前一个是不知觉悟。糊闹去做的，后一个是已知觉悟。不肯努力抵抗的，论起过失，难道惰性的奴隶，就不算事吗？所以我们中国今日的现象，无论跑到何方面去观察，都是一个罪恶的结晶体。我们若不能就精神生活建筑真正的人生，只在自然生活里面，求一个安乐的位置，那就到处要剥夺我们的人格。故此我对于“不为罪恶的奴隶”一句话，觉得非常痛切，非常扼要，实在适应我们做人的要求。倘能把这一句话时时来修省，时时来用功，胜过合掌虔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的真言了。徐先生对这个要义还有透切的发挥，我现在就把徐先生所说的来做个结论。徐先生说：“……娼妓将他身体去卖金钱，所以金钱就成了他的主，他的身体，就成为金钱的奴隶，……又如强盗将他的性命去换金钱，所以金钱就成了他的主，他的性命，就成为金钱的奴隶， ……又如一般人无不有私欲，无不有嗜好，那私欲与嗜好，就成了他的主。他的身体性命，就成为私欲与嗜好的奴隶。总而言之，就是罪恶为主，身体性命为奴，那样的人，是没有人格的……”读徐先生这段话，我们就要毛骨惊然，“不要献四体为罪恶之仆”了。（完）
南战团方面，以国民革命自哗于时。夫既曰国民，不应为一党之包办，不应仰苏俄之接济，尤不应受第三国际之指挥。否则冒国民之名，行党人私通外国之实。民国虽可欺，决不为之负责。既曰革命，则应有相当之对象，及其替代之目的。今以北方军阀为对象，而南方军阀将如何？以全国军阀为对象，而自身军阀又将如何？凡此属于军制改革问题，殊无革命之价值。改其制，用政治手段可也。
如谓打倒帝国主义，则近于世界革命，国民党人始终不敢承认，然已大放厥词，反为共产党之所利用。且此为苏俄提倡之口号，旧俄为帝国主义者，赤党为世界革命，先革其国，尚犹有说，而中国非帝国主义者，实无高倡打倒之对象。即谓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此属外交问题，当以外交手段解决之，必不得已，欲为对外行动，亦无反而对内之方向。
如谓欲救中国，须得政权，欲得政权，非以革命手段出之，决无以推翻北方军阀之盘踞。原来面目，不外如是。是之革命，以争握政权为目的，别无对象之可革。且中国之宪政，永不能成功矣。 如谓国民党为革命党，自与普通政党不同，是亦不然。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若必以狭隘之态度处之，一若版权所有，不准翻印，未免示人以不广，且谁为真赝，尚待条件证明。
昔欧阳文忠公有曰：『幸而与君子同祸，不幸而与小人同福．』慨乎其言之也！吾人追随陈公，备尝艰苦，休戚相关，无间于在位与在野；今于其殁，身后萧条，丧葬从俭，资之所需，犹费筹措，更何暇善后之为计．殆所谓与君子同祸者非欤？
陈公一世之雄，终局如斯，以之为仇者快之；以之为友者惜之；行道之人，则嗟讶而太息之．同人为之治丧，躬与殓殡之办理，吊唁赙奠之周旋，数月以来，重有所感．兹于斯录之刊，附叙数言，亦以斯录不足以衡公之真价值，并不足以窥吊公者之真性情也．『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亲朋私悼，尚属浅尝．慨自噩耗电传，震惊中外，异方西报，多有追述其生前政绩，及赞其人格之高超，志趣之纯粹，而为之惋惜不已者．又何论于国人？更何论于亲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徒留后人之私淑而已！是以闻耗致赙，半非素交；远道来吊，情殊慕势．此其盛谊，诚足纫佩．此外有私赠赙金，密赴吊祭，悄悄然去，而不肯留姓名者；有执绋柩前，磬折栗主，戚灭然悲，而不肯稍露面目者；有只致唁书者；有送挽联而隐其姓氏者；有托人转述苦衷，而身不敢临吊者；有待殡后而私哭于丧所者．凡若此者；情不胜其哀，心不胜其痛，无以表示，则忐忑而不安；迳以参加，则赡顾而多忌．意者，其殆处暴力威胁之下，有不得不然之憧憬耶？
顾由此，心欲亲而迹欲疏，礼欲缺而情欲申之测验，益显著其深刻爱挚之情谊．较之发通令以下半旗，趋炎威而演皇贡者，其真假诚伪为何如乎？然而，表面的，一时的，其若是若非，则既被胁持而埋掩于权势之下，是可慨也！嗟夫！
陈公生前之道德文章，勋猷事业，昭彰在人耳目，苟予奠者、唁者、赙者、追悼者、丧礼参加者以自由无碍之行动，则所可为荣哀之志，岂止此哉？．斯录仅其一部分之表见焉耳！
武乡侯鞠躬尽瘁，未能统一中原，只留得人范好名词，是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楚令尹三仕为官，绝对造成风纪，不许有良田留孙子，应令懦顽廉立贪墨膺惩。
不祸国，不殃民，亦廉亦介，身后萧条书万卷。
又能文，又善武，有守有为，生前彪炳帅三军。 以议员始，以督军终，允文允武，三下广州功未竟。
具政治材，具联治愿，禁烟禁赌，半生忧国库无余。
是政治大家，爱众亲仁，为国为民，落落当年能有几。
代群黎造福，洁已好义，论功论德，悠悠今后属阿谁。
忆西省战事成功，师甫班旋，中山信谗诬叛逆。
着中国统一刍议，语多中肯，余杭正论赞先生。
数十年为国任劳，党见无分，疆土不失，实行禁赌戒烟，民到于今怀政绩。
廿二日息肩卸责，噩耗传至，涕泪交流，试问拒俄联治，公薨以后托谁行。
炯炯当中，三尺剑剧战余生，想当时东洋留学，西粤阅兵，既禁烟又行禁赌，只因统治联治政见分歧，遂致革命未完，谁是谁非，公论待评新月旦。
明明在上，五丈原大星陡落，恨此际内患纠纷，外交失败，反共产实护共和，正拟民权国权精神奋斗，胡为昊天不吊，将疑将信，灵魂长绕旧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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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仇私恨都可遗忘，历史教训必须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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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信报》本年（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日及十二日，连续两天刊载了马失途先生的大作『陈炯明也可以翻案吗？ ── 一本有争议的新书发表会侧记』（下简称「马文」）。
去年（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本人由美国来港参加与高宗鲁教授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 ── 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新书发表会。细读「马文」对这发表会内过程的记述，多与事实不符，令人骇异！举一例：当日参加发表会的来宾在三百人以上，据说是香港近年来新书发表会的盛会之一。本人在会中，解答来宾提出的问题，约有四十五分钟之久。「马文」却说本人「顾左右而言他，两分钟后。。。。人们便一哄而散了」。这次发表会，全部现场均有录影为证，岂能为一人闭门造车，随意捏造事实？！马先生用意何在，令人难解。
「马文」提出先父（陈炯明先生）「不可以翻案」的理由，全是七十多年来，国民党史中，诬蔑先父，片面之词的老调。「马文」所引证的五本中文书籍，全是同一时期，同一单位，口径一致的出版物。拙作所引证的大量在香港中立派的中，英文报章，和英，美两国驻广州，汕头等地领事馆，「及时当地」的报告，「马文」对此只字不提，视若无睹，就重唱老调，断言「陈炯明不可以翻案」。马先生的用意何在，更令人难解！
兹就「马文」所提出的几个重点，在下面一一作答：
联省自治与北伐统一
「马文」说：「孙中山同令尊的分歧，绝非政见不同那么简单。。。。但令尊纵兵谋叛，荼毒生灵，则有负国人了。」
先父于二十年代与孙中山因政见分歧而决裂，孙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统一中国；先父主张「联省自治」，要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和平妥协的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那么，谁的主张和实际行动，会引致「荼毒生灵」「有负国人」呢？
一九二二年广州发生「六一六事件」，即是国民党编写的历史所指的「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事变前十三天的六月三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北方知名人士二百余人致电孙中山，请孙实行与北方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前言。事变前两天的十四日，粤军全体官兵通电响应，请孙中山停止北伐，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十六日微晨，孙中山预得粤军总指挥叶举的警告，走避永丰舰。所谓「炮轰总统府」，是府内守军拒绝被粤军缴械解散，粤军开土炮「三响吓之」。本人在当年香港出版的中，英文报章，遍找不到粤军有「炮轰总统府」的标题新闻，而是有孙中山于次日（六月十七日）下午，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市区大标题的新闻报导！
十七日午后一时半，孙中山率领永丰等七舰，「在省河海珠，天字码头，士敏土厂前各处开炮轰击，又向白云山，观音山，大沙头（广九车站），沙河等处遥远射击」。午后五时，又重行开炮，两次炮轰，计「炮声前后将及百响，子弹横飞，四散堕下。。。房屋损失估计总共不下五百万元，平民死伤，总在百人以上」。（详情见拙作第三一六页至第三三七页）。那么，谁是在这次事变里，「荼毒生灵」，「有负国人」呢？
至于先父是否「纵兵谋叛」，那就必须探究这「六一六事件」的前因后果，才能作一公正的判断，维护历史的尊严。七十多年来，国民党史家一直避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马先生如果不是蓄意诬蔑先父的话，则恳请参读拙作（第二六三页至第三一六页；第三三七页至第三四八页）之后，再作评断。
邓铿之死的真相
「马文」说：「孙中山的亲密战友，粤军参谋长邓铿雷厉风行查缉鸦片，断了以陈炯明之弟粤军警备司令陈炯光为首的鸦片集团之财路，因而被刺身死」。
事实的真相，邓铿是孙中山派人刺杀的。刺杀后，嫁祸于先父。（详情见拙作第二九五页至第二九七页，第三七二页至三七四页。）
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第一讲里说：「你看他（指先父）的部下，像叶举，洪兆鳞。。。。那一般人，没有一个是革命党，只有邓铿一个人是革命党，他便老早把邓铿暗杀了。陈炯明是为做皇帝而来附和革命的，所以想做皇帝的心，至今不死」。日后国民党的记录里，又说邓铿是负责筹备北伐经费的人，因为先父反对北伐，故把邓铿杀掉。所以在国民党的记述里，虽然口径一致，诬指邓铿之死是先父或先父的亲族所为，但是对要刺杀邓铿的动机，为什么先父要把自己亲信重用，「代拆代行」的参谋长处之死地？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了。
一九九零年留美历史学者汪荣祖博士，依据湮没已久的史料，包括有英，美两国国家档案局里的情报，对邓铿之死的真相，作一仔细的研究与分析。汪教授的结论说：「孙中山谋害邓铿，是北伐军改道攻赣回粤时，对付陈炯明『杀鸡儆猴』的一着棋』（见拙作第三七三页）。
广州商团血案
「马文」说：「一九二四年八月，广州发生商团事变，商团团长陈廉伯受英帝国主义与陈炯明的煽动，从香港私运军火入境，图谋不轨」
商团事变的真相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商团曾以一百万元向丹麦商行订购步枪及大小短枪各四千余枝，另配子弹，合共军火一千三百余箱，并向孙政府军政部领取入口证（许可证），该入口证，有原件照片载于香港报章（见拙作第四一六页注五十八），史实昭彰，岂容后人随意诬指为「私运军火入境」。八月中旬，军火运抵广州，孙中山因需军火北伐，即手令军政部取消入口证，把军火扣留。商人不愿与政府武装冲突，实行罢市政策，要求政府交还依法购买的军火。八月下旬，佛山首先罢市，随着当时在孙政府控制下的南海，番禺，顺德，台山，东莞，增城，新会，清远，高要，曲江，阳江，罗定等二十余县属内的一百三十八处乡镇，先后罢市，响应佛山。广州市内商店，闭门关户的，亦在十分之九以上。十月十一日，孙中山仿效苏俄办法，组织「革命委员会」，决定全力围攻西关，一鼓扑灭商团。十五日晨，以三百罐火油，放火焚城，大火蔓延两整天，十七日晨，才自行烧尽。焚毁房屋三千余所，焚死无辜平民一千七八百人。（详情见拙作第三七七页至第三八九页，及西关灾区图片）。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香港《华字日报》的社论结语说：「我尤愿我三千万粤人，世世子孙，毋忘此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伪革命党孙文等焚烧奸掠屠戮广州市人民之伤心纪念！」
商团罢市索械运动，用不着先父「煽动」，而且当年粤军困处粤东一隅，实是「爱莫能助」。英国（香港政府）方面，他们虽然同情商团，也是处于「爱莫能助」的境地。（详情见拙作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为什么要为先父翻案
马先生说本人「为先父鸣冤，份属孝子贤孙，那也无可非议」。马先生这样体谅本人的心情，实深感激。但是本人和高宗鲁教授合写这本书的动机，并不单是为「陈炯明」个人翻案，而且是要为「联省自治」翻案，为二十年代的广东商团，广州市同胞鸣冤，为中国现代史实的评论，打开一个天窗。
「联省自治」的目的是要以和平统一的手段，来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可是今代中国人（包括政治领导者）知道的已不多，知道的也大都误解为在军阀时期，给「武人割据作护身符」，拥兵自保的藉口，（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第四讲里之语）。这是什么缘故呢？，追根究底，就是几十年来，国人深受「党化教育」所影响的恶果。从小学生开始阅读历史，直接间接的都以孙中山为中心。凡是孙中山的「异己者」，不是「军阀」，就是「叛逆」；不论他们的政治主张如何，都是邪说，不值一谈，也深怕国人明了。先父不幸是孙中山一生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的最大敌人，先父所主张的「自治省联邦制」，当然是邪说，更是只字不提了。这也就是治理中国现代史实，「人治」史观祛除不掉，「法治」史观遥望不来的大悲哀！
所以为先父翻案，必须先也把孙中山「非偶像化」。五四运动的主要人物胡适曾解释为什么要领导批评孔子的理由。胡适说：「我们批评孔子，是要去掉孔子一尊。。。。如果不打倒一尊的孔家店，没有法子使得思想解放，思想自由」。以中国现代化来说，如果不去研究讨论「真正的孙中山」，摆脱任何一家独尊「偶像政治家」的观念，就没有法子使思想解放，国家民主。
「六一六事件」，今天国人只知道「陈炯明炮轰观音山总统府」，不知道「孙中山炮轰广州市」，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广州「商团事变」，国人只知道商团谋叛，政府合法镇压，不知道商团罢市，要求政府交还非法扣留之军械，也不知道政府放火焚城，焚毙无辜平民一千七八百人；更不知道孙陈因政见分歧，其前因后果，重大影响中国的近代政治。「一国两制」，如何统一，「人治」或「法治」，兵戎相见，或和平谈判，殷见不远，能不慎乎？！
拙作第四一二页引用了一句西谚。恰巧最近出版，名播中外的张纯如（Iris Chang）女士名著《南京大屠杀》的引言里，也引用了同样一句的谚语。这谚语说：『忘记了历史的人，定必遭受历史的重演 (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换句话说，维护历史尊严，不为政治利用，也就是
公仇私恨都可遗忘
历史教训必须记取
的道理。愿与马失途先生，海内外读者朋友们，祖国同胞，共勉之！
（一九九八年四月写于美国维州定庐）
看来中国官方历来都好这口。
中国有一位末代皇帝，他叫做溥仪，他不但是中国的末代皇帝，后来又到了东北，从北京到了东北的长春，做了第二次的皇帝，就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的皇帝。那个时候我生在东北，溥仪正好是我的皇帝，用开玩笑的来说。
大家都说溥仪是个伪政权，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中国的伪政府伪政权，不只你溥仪，国民党的孙中山，在全世界都承认北京政府的时候，他在中国的南方，在广州，也成立了一个伪政权，而且呢把自己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当时给孙中山撑腰的是个重要的将军，叫做陈炯明。陈炯明是帮着孙中山打天下的，广州三月二十九黄花岗那一次，陈炯明就参加过，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有名的国民党。可是孙中山想让陈炯明用部队帮他向北方打，主张武力统一。
陈炯明的政见跟孙中山不一样，陈炯明的意思是说中国不要这样子内战了，我们应该每一个省都建设的很好，然后变成一个联邦制，像美国那样联邦制，联省自治，联合各省我们搞自治。两个人政见不和，结果孙中山呢就预备用刺客把陈炯明给干掉，孙中山心狠手辣啊，要把自己的革命元勋，把自己的这种革命同志要给干掉，惹起了陈炯明的反弹，在一九二二年，就用部队包围了孙中山这个伪总统府。
孙中山跑到永丰舰去见他们去，非常光火，在军舰里面就开炮，往陆地上打，打陈炯明。事实上啊没有打到陈炯明，打到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好几百人都给孙中山给打死了。
陈炯明死的时候，国学大师章太炎写了一篇墓志铭，他夸奖陈炯明，给他讲公道话，他讲嘛 他说在民国六年的时候，孙公孙中山开始称大元帅，有军政府，后来孙中山被赶走了，退居上海，听说陈炯明胜利了，闻胜复归回来了。第二年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做民国大总统，然后孙公，孙中山怀疑，君就是陈炯明有他志，有别的阴谋，然后呢，阴，偷偷的叫部叫手下，以手铳伺君，拿着手枪预备干掉陈窘明。当然引起反弹，陈炯明就开始报复，后来孙中山就把陈炯明给免职，并且宣布用毒气来攻打陈炯明。
最后呢，把他自己给惹来了赶走了，孙中山被赶走了。陈炯明后来死的时候呢，他临死的时候说，以五色旗覆尸，他的尸体不要用那个鬼的青天白日旗，而用的是民国建国的时候那个五色旗，表示不忘民国。所以章太炎说，陈炯明覆两假政府，两个假政府，两个伪组织，一个孙中山的，一个孙中山前面的，都被他推翻了。他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呢你莫敢近，大家都怕他，卒落魄而死。这是章太炎的文章，写的很好的一篇文章。
《建设杂志》第三号有两篇文字，一是康白情君的来书，一是戴季陶君的复书。爱读《建设》的朋友自然晓得全文，我现在不用抄录出来。两君各有所见，发表自己思想，是很平常的事。我是一个第三者，为什么要来饶舌呢？因为他的里面是讨论革命的问题。革命是人生一件大事，若是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会“视革命如蛇□”，害怕起来，停止努力，谬说相传，人人引为戒途。那么世界、社会、人类，各个进化的原动力，就要完全丢掉了。康君是一位好学的青年，我正盼望他对于革命问题深思有得，为自己努力，为人类努力。
若是有一点误解，就会走错路枉费脚力了。所以偶然看见康君的书，似于革命真谛未能了解，我就望季陶君的书，不要客气为康君一解其惑。然而季陶君近来态度异常可佩，诚诚恳恳，说了许多感激同情的话，然后写了数千字，对于革命的真相反复讨论，虚心求理，这算是季陶君近来进德的地方，也算是十分透辟的讨论。但是我看康君怀疑的问题及重新主张的条件，季陶君尚没有就本题正面钩稽出来，为是为非，堂堂正正，说得清清楚楚，恐怕一般人见了，还要疑季陶君有点规避，这就糟了，所以我就插着嘴。为革命问题，略下批评，来与康、戴两君和一般人商量商量。
甲、康书
第一段里面有几句话：一，“革命党的能事就在革命”；二，“革命党只能革命”；三，“革命党革命以外无能事”；四，“革命党为革命党毕生唯一的事业”。这四句活，康君说是中山先生所讲的。我没有亲去听过，是不是这样讲，或完全是他讲的，虽不得知，但照这些话的精神看来，似非“身体力行”“深造有得”的革命者，决不能道及只字。我就可相信是中山先生所讲的。然而这些话很真实无妄，很明白易解，决没有可疑的地方，也没有语病的处所。康君要做'新革命党’，当能领会，若是不能领会，我就退一步和康君说个做“学生”的道理。譬如我说： “学生的能事就在求学”，“学生只能求学”；“学生求学以外无能事”；“求学为学生唯一的事业”。这些话说来，给与五六岁的学童听听，当然不生疑惑。任什么乖张的学童，决不至反问起来，说是：“小学生求学以外，应具备吃乳的能事，叫爸爸妈妈的能事，若只能求学，求学以外无能事，这个小学生就要糟了。”我这样譬喻，虽不甚合论理。然而很明白易解，可以证明革命党就是以革命为毕生唯一的事业了。中山先生少时精研医学，后因革命牺牲医业。萃全力于革命之途，今日着书立说，也是做革命的书，并非做卖钱的书。我们大家可以相信的。且医学和著书，在中山先生并不视为能事，我们也不以这层为他的能事，这是不可不知的。
第二段的话。康君既晓得革命的思想和手段，是人人都要具有的，这是很聪明了。然而忽然又说：“革命的事业也就不是可以让给那一部分的人专利的”。专利的话，是从那里来呢。这样神经敏捷，无怪尼采先生要创造一个“超人”出来了。我老实说一句，革命两个字并非孙中山的别号，革命党三个字也不是孙中山一党立了案的老招牌。我们只管去做革命党人。中山先生决没有把专利的成案，来和我们打官府。就是康君恐怕不妥当，另挂起一个“新革命党”的招牌出来，生意发达，中山先生也是很喜欢的。革命的事业是牺牲的，不是利润的；是自由的，不是专有的。人人皆可去做，也皆当去做，不必思想和手段什么丰富、高人一着。只能实行，用手不用口就得了。
第三段说是：“人生的正当勾当正多，革命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照这样说来，已承认革命是正当勾当了。既然是正当勾当，革命党人就是专门以革命为职业，亦复何嫌？那么，就要刻薄起来，只可叫做成为一种职业。拿什么论理来断做特殊的阶级呢？康君做学生的时代，自然求学以外无能事。若遇一个朋友，说是：“这样的学生就会成了一种特殊的阶级，未尝不可以叫做学阀，和官阀、军阀。政阀又何以异呢？”这样说话，汝看有没有条理呢？
第四段说是：辛亥以前的革命党，除了极少数几个金刚性的革命党以外，都是做了军阀，政阀，官阀，以及'发财’'改业’'投降’'摸金’，没有一点革命党之实，就是革命以外无能事弄出来的”。这一段话，却有认识不清的毛病。中山先生所讲的是革命，不是一种人的行为。革命党应该是革命的团体，不是各个的份于。各个的分子，无论平日做什么，若能干革命进行当中，投入来从事革命，就可以算是革命的党人；若是离了革命的事业，或是从事革命以外，还要分心去干和革命毫无关系的勾当，无论正当与否，都非纯粹的革命党人。他的行为正与不正，即与革命无关系，自然与革命党三字没有荣辱的影响。辛亥以后的革命党人，很多发财，改业、投降、摸金，这正坐着革命以外有能事，才弄到这个田地。若是革命以外无能事，专心致志，唯一革命，那里有乌烟瘴气的事揽出来呢？若谓能事两个字，是独立生活的技能，不是投降摸金的把戏，这话固然不错。然而袁世凯做了皇帝，若是舍去革命，在袁皇帝脚下谋点正当生活，依我看来，是奴隶偷生的生活，不算是独立自尊的生活了。
第五段、引用孟子'恒产恒心’的话，来证明革命以外无能事的人，就会无恒心。无所不为；又用'无能事’三个字，把军阀政阀官阀一连串到革党去。幸亏康君是一个学者，不然恐怕写得高兴，又要串到学阀去了。这种不合理的说法，是使不得的。为什么呢？第一层孟子的古典，还是片面的道理。到了今日世界，多半是无恒心，因而无恒产。若有恒心的人，自然会有技能，且会成家起业的。做强盗的人，不是没有实业可做，因为没有教育的缘故。世上有恒产的人，也不是一定都有恒心，他的'放辟邪侈”常比较无恒产者还要利害。所以“恒心的有无”，不能全视“恒产的有无”为标准。军人官僚政客，是一种国家的组织产生出来的，我们如要根本反对，无论好歹，都不要让这种组织的存在较为彻底。若是这种组织认为国家形式不可缺的，自然军人有军人的能事，政客有政客的能事，官僚有官僚的能事，并且须要专门，须要阅历，才可尽其职责，并非毫无事业可做，也非于其职业以外尚要其有别的能事。我国的官僚。政客、军人不满人意者，不在除了“……”以外无能事，而在“……”之中无能事；且实际看来，除了“……”以外有能事的人，才是济奸，比寻常更凶了。中国革命不彻底，若因为革命党除了革命以外无能事，那么辛亥的党人若是个个去做士农工商，那袁世凯就不会做皇帝这么样容易，新的革命党自可向这几条大路走去便是了。
第六段、说到新发明的工具来，我是很欢迎的。但是“革命党”三个字并不是工具。这就加多一个新字，也不算是工具。革命党是一个统称的名词，或为政治革命，或为经济革命，视其内容主义而异，均得称为革命党，只有主义不同可分。主义不同，不得谓之新旧。主义相同，自无新旧可分。工具跟着主义而来。昔时的党人和后起的党人，各因时代要求，所采用的工具或同出一路，或稍有差别，谁新谁旧，谁利谁钝，应该实地做出来才得知的。并非于党人头上钉着一个新字，就算做新；钉着一个旧字，就算做旧。然而康君说新的条件，“只是反乎革命以外无能事的革命党，而为革命以外还能干人生种种正当勾当的罢了”。照这些话寻绎起来，大概康君有几种感想：一是从前的党人，都是没有康君所说的技能，都是一种流氓。二是后起的党人，只要一面去谋正当勾当，一面去谈革命，就可以配称个新字。我的答案不能如戴君的温情，仍是金刚性的态度。老实说几句，从前的党人里面，他的技能做了康君的师长，也有其人；因为献身革命不暇谋他的生活，也大有其人；一班流氓投入伍来尽力革命，也有其人。然而当时的社会，送他一个革命党的徽号，也是应该的。满洲拿他当作一个罪名，守旧的骂他'大逆不道’，也是应得的。这个革命党的头衔，在当时不见有什么荣誉，及排满成功，这些流氓退了伍，又去干他什么正当不正当的勾当，原与革命党自身性质毫无关系。我们做人不要说新则已，若要说新，就要革命，不革命何从得新呢？不要革命则已，若要革命，就要专心致志去实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革命是人生一件大事。论其精义， “革命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革命也”。大家不要害怕，这是福星，不是凶神。这是人生本分的事，不是人生捣乱的事。若必要在试验室一面做学术，或去市上一面卖浆引车，恐怕热情革命的人，没有这样冷静的态度了。今日为了独立生活，要去做精粗的技能，明日的生活又不能免的，再要去做精粗的技能。那么，就想去做革命的工夫，也是有限的。我恐怕这个工具去划除中国的魔障，不见得什么锋利。然而康君还可谓不是这样说的。再看下文三个条件，便可自完其说。我就往下文看去，来批评三个条件的价值。
第一条件是独立生活的技能。他开口便说：“人生行为的好坏。大概都是他的生活境遇而定的。”这个定律不知从那里试验出来。照我看来，人生行为因生活境遇而定者，这是蠢材，若是一个晓得自立的人，断不至因生活境遇而变其行为。能谋生活与否和真心革命与否，是两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关连。能自谋生活的人，不是一定能够真心革命；不能自谋生活的人，也不是一定不能真心革命。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社会，均可证明。且革命的要求，照康君说来，是有时期的，所以说“各具营生的能力，自能于不革命的时候乐业”。我要问康君：中国自开辟以来，那个时候不用要求革命的呢？人类不自觉，站在一般魔王的脚下也好，站在恶劣的社会里面也好，还要用什么革命呢？若是不然，无论那个时代，那个时候，都有革命的要求，不过视我们觉悟如何。热诚如何罢了。我们若是觉悟，虽入学校去求技能，也是为革命求技能，不是为生活求技能。良好的学校，应该制造革命党人，不应该制造自谋生活，不管他人死活的人。今日欧美的工党，都有独立生活的技能，人数多于资本家政治家千万倍。试问能够一个吆喝就完了吗？革命事业决无这样简单。新的工具也不能异常巧妙，还要把个“痛苦”“牺牲”去换来的。
第二条件是浪漫的性质，第三条件是贞操，合之独立生活的技能，是为新革命党应备的三个条件。照我看来“革命党”三个字应该认作革命的团体。即“新革命党”四个字也是一种团体的名词，用不着人的技能, 性质, 节操等等。就照糊涂的惯用，算是团体的份子。当其奔走革命时候，能尽力去干革命的勾当。他的技能、性质、节操，实与革命行为毫无关系。革命是一种事，人的美德是一种事。若说是和革命有关连，则三十个美德的条件也可写出，也是应备的；若说是至少限的条件，则一条也可不用。因为革命问题是实行问题。能够实行的人，不必剖解他的性质如何？节操如何？若谓没有那样的性质、这样的节操，就不能够真正实行。那么，实行革命的人就可因其实行，证明其有那样的性质、这样的节操了。康君最奇怪的，还有一句：“我们一定要有康有为保皇的精神，然后才够得上说革命”。这是什么话呢？保皇的精神，是要革民国的命的。康君若要做保皇党，可惜生得太迟了；而且康先生的保皇，葫芦内是什么药呢？康君虽然与他同姓，倒不如我与他同乡较为清楚的。南海的保皇，当时说是保光绪，并不是保皇帝，也不是保帝制。保光绪也不是真的，光绪死了，保无可保，自不用再说了。这个精神，南海先生老早丢在“避债无台幸有舟”一只小艇子去了。今日南海的精神是个什么东西，我虽不得知。然而当日保光绪的精神实在无所寄托。若说是保皇帝，那么，逢皇就保，那拉氏做起皇帝也要保，袁世凯做起皇帝也要保，这是南海先生所不承认的。保帝制呵！近日他日〔的〕思想已进一步，明明倡了虚君共和制。复辟呵！不仕民国呵！这是保清，不是保皇，也非南海一人的特长。照我看来，新革命党倒不如学“张辫子”的精神，还有七八天的实现了。
第七段又引了孟子几句书，要做一个新革命党，还有什么富贵呢？今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字典，应该删了这两个字才好些。
乙、戴书
这篇文字算是讨论革命、十分透辟的。但是反对党看了，又要说是：一半是替革命党诉苦，一半是替革命党卖告白，这就糟了。因为季陶君近来异常进德，变了金刚性的态度，去做学者的讨论真理，自然要向真理方面去讨论一个是处。对于康君'满纸谩骂”的书，用不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是进德的地方。然而有点 “授人以隙者”就在不必同情；要去同情，不必补遗；要去补遗，不必添足；要去添足，我今约略说出，来与季陶君商量商量：
一．不必同情的专利说
康君要开张“新革命党”，恐怕旧时的“革命党”立了案，不肯别人分利，故横加一个专利的名同来排斥他。好是俗话说的好：“革命是革自己的命”，无利可图的。实际实行革命的人，就要拿个牺牲做底本，才能出入危险，干他革命的勾当。事实革命的人，送了命、破了家、不知几多。今日存在仍不退伍者，还是奋斗于困苦祸害中，又不知几多。照我看来，革命是要送自己的命，绝没有半点利益可图的。他们投降摸金，是改了革命的行为，去干他革命以外别的能事，决不是一手去做革命，一手去投降摸金，同一“时间”“空间”发生出来的。革命不是争利，已成了中外的通义。实际没有半点利益自己，谁要去专？又谁要去包办？包办是有人叫汝去办的，革命是谁叫汝去办呢？且应有人答应汝去包的。革命是谁答应汝去包呢？若是没有这样那样，包办两个字是从那里摸出来呢？然而季陶君被四围的空气压迫，挡不住他，遂于专利一段话，表了同情，并于包办两个字弄个发明。照这样说来，你们的《建设杂志》是五个朋友结合起来做的。有人（说）汝的“建设”就是包办，你看这话对么？ 既是不对，你的答案就可不要费着心，拿一个“孤立的奋斗”来说明。简直答他一句：“你尽可放心去做杂志，或是再做一个同名的'建设’，我们决不如'商务印书馆’、拿一个'版权的专利’去和汝打官府”。这么答他，那就什么因袭，什么创造，什么利己利他的区别，无庸词费了。
二．不必补遗的创造说
革命的意义，无论什么方面都可以适用，且随处都可以见其表现。人类的思想，自呱呱坠地的时候，只晓得母乳为宝贝。及稍长，吃母乳的思想已变为吃饭的思想了。这种状态也可算是革命。学术。宗教、政治、社会等等如有进化，就有革命的状态。所以革命的作用，不必一定专在政治方面。今日中国普通所谓革命党，就是对于不良政治而为破坏，或兼为建设，也是革命里面包含的意义，毋庸再卖告白，这是人所易知的。但是革命的份子去做革命的工夫，也有分工的能事，不是一定要具备什么构成的精神，才可以算是革命。例如革命事实，中国始自汤武，汤武以臣革君，仍是因袭做了君主，没有别样的创做。就是要说，旧的革命不是进化的，新的革命就要会创做，才有点进化。然而史坚如之炸弹，温生才之手枪，连自己的性命还有破坏去。什么创造不创做，横直总让别人去做的。我们天天说创造，恐怕将来树立的效果，还没有像专门破坏者那样卓越。今日gentlemen 式的新派，常讥诮革命党人只会拿“手枪”“炸弹”去赶“杀人”“暴动”的勾当。其实革命党人的无用，坐在不会拿手枪炸弹去实行杀人暴动。若是会干这事，就是为人类努力的能事了。季陶君因这种空气压迫，恐怕人误认革命为破坏，不含有建设的工夫，所以忙着口，就要处处补出创造出来。这是季陶君的苦衷，实则不必这样辩护的。为什么呢？革命的本身，有须创造者。如破坏帝制、创造共和，以良政治替代恶政治。又有不须创造者，如破坏人造的组织， 归于自然，如老子的主张就是了。至于革命者，更不消人人具备破坏力，创造力。单就倾覆政府的时候言来，有的搴革命旗，有的割马草，有的破坏后就让群众去赶他的创造力，何必要人人具备呢？故我以为金刚性的革命党，只管尽量去破坏。破坏成功，就让gent1emen式新派去谈创造，也算一回事。如今日真皇帝已破坏了，真共和还是靠大众去努力，就是这个道理。
三．不必添足的三条件说
康君提了三条件，戴君已不承认为革命的要素了。为什么自己又要提出三条件，刚刚数目相符呢？虽然这些条件的精神，近代革命者不可不具备的。然而蛇要行，自有能行的能事。若说是必要足，蛇的足自在他的身上，不必画出来的，况且革命的事业，不是少数人所能干的，革命的时候，不能一一去试验他的精神是什么的。站在革命的旗下，或赞成革命的运动，能够实行，就可以革命。既干革命的事业，就可算是革命者。他的精神，适合三条件也可，或是多一条少一条也是无妨，我们不要抬高起来。因为抬高起来，要让少数人去干，那就不能成功了。若说是这些精神，专为革命主义者说法。然而他的精神就由主义发生出来。如太阳的光，用三棱镜去照，就具备有各的颜色了。若必谓做个光，须具备七色的光带，也没有不可说的道理，反正不过是一句说明的话罢了。
丙、结论
两君的书，我是糊乱批评几句了。我现在的结论，还要说什么话呢？因为季陶君有一个革命运动的新形式，说是：“平和的组织的方法和手段”。这些主张也是季陶君近来进德的地方。何以故呢？季陶君本来是一个金刚性的革命党，近来因为学问进步思想变迁，化了金刚性的态度，成为菩萨性的心肠，吐弃巴枯宁，而欢迎托尔斯泰。能够这样主张，这样成功，人类减些痛苦，谁也不喜欢呢？然而革命的事，往往要与平和相反对，这就是无法子了。近日最新的潮流，一是俄之李宁主义，固把政治暴力去达他理想社会的组织，一是美之工会主义，也用罢工怠工的暴力去收拾资本家的生命。这是横直用不着平和的手段了。革命既然少不得破坏，被破坏者。自然感其暴烈。且现在的政府，都恃海陆军为暴烈的高压。我们要打破这个高压，实在不用说平和。平和的成功，是一个女性，是一个优美，倒不如轰轰烈烈，干个男性的运动，表现个壮美的话剧，尤为好看些。平和与暴烈，和人类的进化没有什么重大关系。我还望季陶君不为空气所压迫，当风站起来，学商鞅王安石之流“事不师古”、“人言不足恤”，依旧还我暴徒的面目，来与奋斗。因为暴徒的失败，是“暴在口不暴在手”的缘故，若能够“暴在手”就行了。以上说话，半是游戏。两君不要盛气，读者以为何如？
看下来有两个问题希望指教，第一商团为什么要进口武器？？？？第二从国父后面的行动看，说什么国父是一心要用武力统一全国也没有根据，因为后来在北伐开始的时候国父可是只身去了北京的，可见还是愿意和平谈判的，但是军阀们听得懂的语言只有枪炮，包括陈炯明，这些问题不讲清楚，只讲陈炯明儿子的私货，怕是不能服众吧，你要说只是国民党这样说，可能还有不公住处，但是连共产党也这么说，怕不是空穴来风吧，为什么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空前一致，也是要说道说道的，至于给陈翻案，估计不管以后国共两党在不在了，那都是难上加难，因为以后民主，共和绝对的主流了，而以后的民主，共和的法统都是国父的第一共和国来的，谁又会去给陈翻案，可以肯定孙的这个神坛是下不了的，除非全世界的民主，共和的大旗倒了，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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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谭人凤的评价：“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政治抹黑太常泛了。
从政治理念演绎，实证是历史的实际效果——
陈炯明：非革命，联省自治，自强以达到彼此协商。
孙文： 革命，以武力与暗杀让对手屈服，人民成了羔羊。 辛亥革命中，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政见不同，而恶意去抹杀他们，历史可以被遗忘、被扭曲，但不可以被消灭。陈公竞存。为广东数万群众谋福，不朽！ 谭人凤的评价：“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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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算公允。孙名气大，很多人慕名而来，有掉头而去。1894-1905孙对中国贡献很大，1906-1915基本没啥用处，1916后开始祸害中国。 陈公培养的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大王--澎湃，启用了中共创党人陈独秀当教育厅长，以一介秀才而知军领军，区区一点军队打败了大土匪--陆荣廷。平定两广，给了孙大炮一个开府的和平环境。他不愿糜烂广东百姓而桂冠而去。这段历史值得研究。 我认为当年陈公应该坚定站出来树大旗，开自己的军校，培养自己的经济，军事，政治干部。应该接受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向欧美财团借款，扩大自己的军队。遥控广西和福建，北出湖南江西，造出一个大格局，这点应该学学孙大炮，为了目标要不择手段。只要是为了广东人民怕什么。 民国历史上的很多用无数鲜血和高昂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很值得重新认真总结。 现录陈公悼念孙大炮的悼词如下：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忆当年，逐孙贼而不杀孙贼，棋差一着， 致使遗患中原， 抱恨靡已。
到今日， 悲明公尤须哀明公，泪滴三升，岂徒凭吊异域，于心戚焉。
【(巴拿马) 陈耿汉 陈社桓同拜挽】
国民党大佬吴敬恒(稚晖) 挽:
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建设方略
民国肇造以来，分崩离析，祸变存臻。究其原因，除怀私误国，不足齿者外，大低由于政治组织之不适合，实使之然。故今日为国家治安计，不恃兵力之相制，而恃政见之相同，政见既同，则互相扶助之不暇，何有于争？虽曰政见之同良非易易，然历年国内所呈之现象，已足使吾人有共同之觉悟。譬如：疾病之始，群医诊断容有不同，及乎卧病既久，症结毕见，则诊治必归于一致，谋国者何独不然？诚使各本所知，互相商榷，以虚衷受群言，以毅力行公意，庶几政治组织由此确定，积年痛苦一但涣释，久安长彻，政治可循。仅陈管见，惟裁择焉。
（一） 建设方略
政治组织之根本，在于规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规定之方式，古今万国不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大抵国小民寡，集权之制容或可行，否则无不用分权制者。美之合众，德之联邦，皆分权制。英之帝国，其属地如澳洲，加拿大等皆完全自治，实为分权之尤。俄以广土众民行中央集权，今亦已革命矣。徵之中国，秦以集权二世而亡，汉以后中央与地方之权限虽未厘定，要其大题亦毗于分权。盖疆吏虽简自中央，而事权实未尝遥制。自汉之郡守，以至前清之督抚，名号迭更，实质未殊。然所以然者，鞭长莫及马腹。事实如此，非可以人力为矫揉也。
中华民国由光复各省所同共构成。其所有地方分权之制，本属于自然。徒以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尚未规定，遂成纷扰之媒，起分裂之渐。中央恶各省之异己，而思以兵力制服之；各省患中央之专制，而思以兵力抵抗之，兵革既起，政治之纷乱，乃愈不可收拾矣。
夫规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非徒以弭乱而已。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准是以言，则规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当取地方分权主义，其条理则中央政府之职权取列举主义；地方职权取概括主义。〔注： 陈炯明的「建设方略」，对于中央与地方权职的划分，是采取「中央列举，地方概括」的原则，这样，如美国，地方的权限较为宽大。广东省议会通过的省宪法，却取「中央概括，地方列举」的原则，这样，如加拿大，中央的权限较为宽大。其实，当时的省议会，原意不一定是想给中央较为宽大的权限的，但因国宪尚未制定，便急着在省宪上先列举下重要的省职权。〕今述其内容如下：
(甲） 组织中华民国联省政府，以实行统一。其组织概要如下：
（1）执政一人，对外对内代表中华民国联省政府，为全国行政之首长。副执政一人，如执政有事故时，代行其职权。
（2）参议院，以各省所选出之代表组织之。
（3）众议院，以各省国民所选出之代议士组织之。（以上）两院为全国立法机关，参议院代表各省，众议院代表国民。
（4）各部部长由执政任命之，不设国务总理。
（5）各部委员会，军事，财政，交通，教育等部设委员会。中央政府派委员人数占全数三分之一，共同组织之。除军事有秘密之必要外，一切公开。
（6）大理院为全国司法独立之最高机关。
（7）审计院为中央财政监督机关。
(乙）各省组织省政府，以处理本省之政事。其组织之概要如下：
（1）省宪法自定。
（2）省长民选。
（3）设省议会，以为省之立法机关。
（4）省与中央之关系。外交，军事及对外宣战，媾和与缔结条约之权，属于中央。财政：划分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二者，国家财政采列举主义，地方财政采概括主义，但中央图国家发展之必要，财政有不足时，应由各省负担。司法，教育，交通，实业等权限之划分，由联省会议定之。
（5）省与省之关系，由中央定之。例如水利交通关系两省以上者。
（6）设审查处，以为省财政监督机关。
（7）省官吏之任免，依省宪法所定行之，中央不得干预。
（8）各省鉴于情形，为维持治安计，得暂时设警备队，其数目之多寡及增减，由省议会定之，直辖于省长。
(丙）蒙藏青海暨各特别区域得准行省制度，如有特别情形由中央酌定之。
(丁）实行军事与民治分途。其理由及方法如下：
今日各省军民之权，握于督军，总司令之手。督军总司令非无贤者，然治人治法，久有明训，其不可久已无俟言。长此因循，不特民政无自发扬，军政亦必因此窳败，不可不惧也。救治之道，在划分军民两政，以各省之政事完全还之各省人民。而军事则超然于各省之外，由中央执掌之。各军给养概由陆军部办理，不得仰给于各省。各军驻地由陆军部指定之。依目前事实上之要求，两师以上设军，军有军统；两军以上设军团，军团设统帅，不以所驻之地名为军或军团之名。以上略举建设之大纲，至于条目，尚待讨论。大纲之要点，约而举之，不过二端:.
（1）为规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中央于执政及部长之外，因事务性质之必要，设委员会以谋全国之一致。则中央无专制之弊，各省无脱离之嫌。而各省政事听之各省人民，予民治之发展，即所以措国家于安全也。
（2）为划分军政与民政。军事以国防为主，中央司之。由参陆及军事委员会掌其计划，庶几军队不致移为对内之用。中央无滥用武力之虑，各省无拥保自卫之嫌，而民治得以从容展布也。目前之纠纷，皆原于二者之未就整理，及今转移，国事庶有豸乎。
（二） 实行方法
欲使「建设方略」不悬诸空想，不成为具文，则不可不研究实行方法。今述其次序如下：
第一：以「建设方略」徵求各省意见，斟酌损益之后，主张相同， 则共同努力以贯彻其所主张。
第二：主张相同之各省，应选出代表，组织联省会议。俾依据「建设方略」，以制定「联省大纲」，然后由大纲，以发生参议院，由参议院选出第一次执政，副执政（第一次选举为创例，以后选举依宪法行之）。
第三：吾人于此当摒除成见，为国求贤。夫民国之事业，惟忠于民国者始能任之，此不可易之论也。今日忠于民国之人，为天下所知，而有领袖之资格及有解决时局之力者，唯有中山，合肥（段祺瑞）两公。世固有致疑于两公之为人者，然于两公艰难百折，以缔造民国之功业，终不可掩也。故两公出而民志定，中华民国联省政府执政，副执政，当以两公为首选。
第四：联省政府成立，全国统一，将来中华民国联省宪法即以此大纲为基础，而构成之。
以上四者，为进行之次第。各省于此当团结同志，排除障碍，以期主张之贯彻，庶六年以来分崩离析之祸，得以消弭，而人民之牺牲损失，犹得以为偿也（民国十年，原文又载于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5月16日）■
抗日之胜，全赖国土辽阔，人数众多；同时日本国兵力极为有限，且内部分歧严重，战略目标始终游移不定，没有全国一心一鼓作气全力进攻，再加上陆军部狂热好战，不识时务，将美国拖入战争，从而为孱弱的中国平添一个强大的盟友。所以抗战的惨胜，得来实属侥幸，正是国人长期热衷于同胞自相残杀、自毁国力所招致的恶果。
他是晚清秀才，却是新文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是民国军阀，却没有好勇头狠，力主南北和平统一；他偏隅中国东南，生逢乱世，却实行民主政治改革。他一生致力于他的共和政治理想制度，最后却贫困至极，有时三餐不继，潦倒卒于香港。
他是陈炯明。
他没有梁启超一支笔横扫千军的笔，不能领社会舆论之先导；他没有孙文的万丈豪情，数次让中国为之变色。他立足岭南，推行民主政治，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广东的风貌一时为之菲然，使广东成为当时中外侧目的“模范省”。
在中国人的眼里，可能只有阎锡山的山西模范省，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模范省。孰不知在他们之前，陈炯明的“模范”比他们走的更远更为彻底。
民国初年共和体制已名存实亡，北方政府军人专权，南方孙文力主北伐。争来斗去，士兵当炮灰，遭难的是下层贫苦国民。陈炯明出身底层，以秀才擅于军事，而军事上的胜利却让乡间更为凋敝，这是有悖于他的初衷，他感到自己错了。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只会偏离共和。因为暴力得到的东西，也会终结于暴力。
上帝给了中国人一个机会，虽然只在广东，虽然只有两年，虽然只有一个陈炯明。
陈炯明自1920年11月主政广东后，就实施推行他的：“模范起信，联省自治”政治主张。
政治架构的机制是所有社会发展之源，他吸取了民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推行民主方式，他在广东省内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即从县级自治始，有各乡村民选县议员，再由县议员民选省议员，省议员民选省长，制定省宪，实行民主。这种民主政治制度的推广在于自下而上，社会底层熟悉民主政治流程，逐次向上推行，不容易出现动乱。这与现在中国政府在乡村首先推行民主选举，如出一辙。
司法独立。并严禁军队干涉司法，陈炯明深知军人干政是当时社会的疾痼，军人是平民政治是保障，而不是平民政治之蟊贼，在全省设省县乡分设三级地方法院。下大力禁烟禁赌，在广东东校场公开销毁十四万两，价值四十万元的鸦片烟。
整顿经济。兴办实业，兴建公共建设，自己裁减军队，减少开支，并支持民间企业的发展。
普及教育。提高教育在政府中的开支，聘请陈独秀为教育长，兴建免费公立学校，实行义务教育，并提高女子的入学比例。
在陈炯明任内，广州市正式建立，工商业得到了发展，使之有了充裕的经费，来支持教育的发展。他希望自己的模范起信，联省自治政治主张得到西南各省的支持，从而在全国得到推广，来促成全国共和。
可惜全国只有一个陈炯明，虽然他的政治措施得到全国报纸，甚至海外媒体的赞扬。
没有人在行动上支持他，只有他的好友章炳麟在报纸上的声援。
可惜他在广东省内的联省自治刚刚有起色，就毁在了另一件重为重要的运动。
北伐，消灭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张作霖，建立一个以孙文为主导的政府，中国国民才会走向民主共和，这是孙文及其追随着所达到不可改变的共识。陈炯明视野在广东，孙文的目光在北京；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循序渐进和平民主统一，孙文几十年的革命经验，对军阀施政失去信心，认为只有用武力讨之，才能实现共和。
孙文让陈炯明参加北伐，并给其筹军费500万。
陈炯明拒绝，且辞职。
吴稚晖受孙文之托调停孙陈关系。
陈回函吴说：“孙陈亦何足惜，最痛恨者，糜烂广东而已！”
随后，陈炯明冒天下之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孙文请出广东，孙总理果然孙大炮也，在军舰上亲自发炮轰击广州市区，致百人死伤，死伤一人何辜，奈何孙总理百年之后称为国父，不知地下真惭愧否。
孙文何许人也？内部不平，何以平天下，二十余年的革命生死情谊换不来和平共处，西南盟主号令一出，滇桂军阀蜂拥孙总理的故乡，当然也是陈炯明的故乡。
至此，模范起信已无信，联省自治无自治，孙总理联合新贵，贻害中国百年之久。
陈炯明败走香港，从此，他是总理的叛徒，民族的罪人，也是广东父老乡亲怀念的陈老总。
陈炯明偏居香港一隅，他被当选为中国致公党的总理，他发挥了自己的余热，把致公党总部从美洲搬到香港来，几年之间，发展了十万多的会员，他希望用自己政治理念来影响更多人，来致力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共和。
可惜，他最终没有看到那一天，1933年病逝于香港，停尸是家中的一张行军床，边棺材也是也是母亲备木的棺木，此总理非彼总理，香港报纸报道，前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定威将军陈炯明潦倒死于香港。治丧无费，全凭朋友旧部捐助，身后哀荣备至，海外华侨、政故、国民党、及旧部3000余幅挽联已唤不来陈炯明对广东至诚之心，当滇桂军阀响应孙盟主号召，驱逐总理叛徒、民族罪人陈炯明的时候，作战无钱，有部下建议广州开赌敛税，陈炯明说：“粤军可倒，而赌不可开！”。
他不接受外国势力，早在漳州时列宁派人送亲笔信寻求在中国的合作对象，陈婉言拒绝；日本人力争与之合作，陈言首先签字还我东三省，日方知陈炯明生活拮据，送八万元支票，陈炯明打叉让人送还，在当时各地军阀争先恐后寻求列强支持，自保疆土时，国有陈炯明吴佩孚如此豪杰，夫复何求！
陈炯明临死前，其女问有什么家事嘱咐，陈苦笑对女说：“我对家事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旁边有人问，先生对国事如何，先生呈兴奋状，举手欲执笔，然后手已僵硬无法握笔，连说两句：“共和、共和”，共和之后语不成句，话未说完，便溘然长逝。
陈炯明，字竞存，广东省惠州市海丰县人，生于1878年1月份3日，卒香港于1933年9月22日
君讳炯明，字竞存，广东海丰人，清末，以县学生卒业广东法政学堂，选咨议局议员。黄兴赵声等谋攻督署，君与焉。事败，避居九龙。武昌倡义，君率邓铿林激真遥应之，师薄惠州，提督秦秉直以洪兆麟等七管带降；进驻广州，以副都督佐胡汉民治事。会汉民从孙公赴南京，君署都督事，遣散民军以万数，百姓大安。
汉民返，副之如故。广中好蒲博，品类毓甚，君自充议员时，已建议禁绝，及时尽廓清焉。民国二年，以兵抗袁氏，败走新加坡，袁氏亡，龙济光犹据广东，君与莫擎宇起东江，济光去，君如京师，谒大总统黎公也，即拜定威将军，授勋二位。
六年，护法军起，海军总长程壁光以孙公及君南下，到番禺。孙公开府称大元帅，自是广东有军政府。时督军陈炳昆，广西人，与土著不怡，省长朱庆澜举警卫军二十营授君，去攻福建，下龙溪，龙溪者，旧漳州治，君设屯营郭下，整市政、兴文学，漳人归心焉。
两广久相失，孙公去，众推广西人岑春暄主之，军民互猜，朝夕待变。九年夏，君自龙溪还师，军政府人皆散走，被推广东督军，时孙公方退居上海，闻胜复归，明年，国会议员在广中者，倡议选孙公为临时大总统，君弗顺，议员相争至破额，事卒就，君再举兵攻广西，拔南宁，广西皆下，十一年，孙公谋北伐，君以兵力未充辞，
孙公疑君有他志。阴令部将以手铣伺君，其人弗忍，事稍泄。
其夏，孙公竟出军攻江西，身赴韶关督师，或言陈氏终为患，孙公返，免君职，宣言以氯气攻异军。君时在惠阳，旧部叶举袭孙公于会城，孙公走，君复称督军。其冬滇桂军在广东省，复攻君去，迎孙公归。自是交兵三年，及孙公毙，君亦旋败。时议者谓君知临时总统非法，宜一意拒之，业已屈从，又举兵争雌雄，于德为二三？
按自黎公蒙难，法统中圯，孙公尸大名以造乏，固不得已；其后黎公已复位，而孙公犹称号自若，名义不可说已。且是时君已免职，与孙公义绝，谓君报怨泰甚，与曩覆军政府同过，可也，必以后者为逆，无乃昧名分，违比类那？君既败，出居香港数岁，倭破关东，君如天津窥国，倭人或说君与同谋，君言返我东三省，我即与若通好，非是无可语者。二十二年九月卒于香港，
遗言以五色旗覆尸，示不忘民国也！．
君卒后，家贫几不能备棺殓，义故助之，始成丧。于是知君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已。嗣子定夏，以毁卒。明年x月返葬 xx 。君自覆两假政府，有骁名，人莫敢近，卒落魄以死，余独伤其不幸，以恶名见蔑，故平其议而为之铭。铭曰：
定成桀材，宽猛有章：拦然授兵，
莫我犯行，主从相失，维国之殃；
一朝弗忍，终以两伤。彼索垢者，
成其□创；党伐之论，君子弗将。
乌□！包胥伍员，亦各视其所尚也欤！
100年前的香港报人眼中的孙中山政府！
照得学校教育，直接陶治学生之人格，间接即为国家培植人才。必须学校有良好之学风，而后教育易收美满之效果，近世教育主义，鉴于前此之管教训练，过重形式，缺乏精神，提倡学生自动，以期补偏投弊。盖学生自动之主义，就教授方面言，则不采注入式，而采后发式；就管理训练方面言，则务使学生为理信，不为言从，以养成其自治之能力。故学生真能了解自动之意义，则求学必愈力，律己必愈严。徐季龙(谦)先生是我国一个道德家，学问家，年来眼见中国政治社会人心风俗坏至极点。他很慈悲，发出一种救国热诚和毅力，要将中国快快弄好，并且要从根本上稳稳实实去弄好，想来想去就想到基督教身上去了。拿这个基督教来做人生的精神生活。将这个，“人”铸造好了，然后那从人产生出来的什么政治社会，什么人心风俗和种种行为，就要一齐变好了。这个推测，虽未能窥见徐先生的高深，但就最浅的一方面说,那就差不多有这个道理了。
徐先生下了救国的决心，就去“逃儒归耶”，很恳实很求是，笃信了基督教，又将基督道理揭出精义，宣传福音。他是时常说道：“为上帝的子，不为罪恶的奴隶”。这两句圣书提出来，真是可以包括基督教圣书的全部了。摸着头脑，要言不烦，这是何等聪明，何等真实！比较一班信徒只晓得“上帝所赐”四个字，自然大大不同。就是一班牧师，东讲那一章，西讲那一节，拉拉扯扯讲了一大堆, 还是搔不到基督的痛痒，真要算我徐先生是一个极高明了。
我不是基督信徒，对于基督道理，自然是一个门外汉。但是基督圣书，我也曾简略看过。基督信徒的朋友，我亦常和他们谈过一二，觉得基督道理有价值的地方也是很多。基督助长欧美进化的成绩，那是不可掩的事实。大凡人的生活与其没有一个真理支配精神界，使他努力，不如就拿现成易行的基督教，来做人生的主宰，使他精神上有一个笃信，行为上就有了一个范围，虽然带有多少毛病，总是不妨。故此我对于基督教，不但无排斥的态度，并且逢人便劝他去信奉。若碰着一个排教的朋友返问起来“请公入瓮”，我就答他一句：“我就是上帝了”。
这句话并不是滑稽的，亦不是开罪上帝妄自尊大的，因为我的精神界早有一个真理来支配他。我的精神生活，就拿我所证悟的真理，来做努力的目的。觉得这个真理，倒是适应人生实际的要求，并不漠视客观，也非脱离自然生活。实际的现象，没有常住；适应的要求，也是没有止境，所以我所证悟的真理，常因“社会”， “宇宙”持续的要求，时时适应，时时创造，日进日上，没有止境。这就与“一部圣书几条信条”行了一千八百余年，还是那个道理的，自然是不同了。
我的精神既以努力为生活，又以真理为目的，一定要超越“官能感觉”，来建造真正的人生。建造成功，自然再没有我的色相存在。我的形骸只做了精神的寄寓，我的官能感觉，只听了精神所指挥，并且独往独来，吸收“社会”，“宇宙”的精神成为一体，真实无妄，常在理性中经营“社会”，“宇宙”各个的进化。这样说来，似乎有点神秘。其实个体精神，若从理性中证悟现实，就是社会总体的精神，也是宇宙总体的精神。精神本来是一体的，真理亦不能有两面。我若坠落自然生活，不能将个体精神超越官能感觉，来努力真理，建造真正的人生，这自然要与社会宇宙总体的精神，永久不能有“真体无二”的证悟。那么我自为我，社会自为社会，宇宙自为宇宙，血脉不通，精神涣散，各为躯壳，无有意味。人类进化，就从自然生活宣告结束，再没有创进的希望。这种人生还有努力的价值吗？若是再要靠个天神赐我恩惠，赦我罪恶，来做生活，这种生活，不能算得是自主，更没有什么意味。我是研究真理的人，信得人人具有个体精神，还有真正人生可以努力。世界这种恩惠，这就我的真正人生努力所赐。世界种种罪恶，就是我的虚伪人生迷妄所造。 “系铃解铃”还要靠着自己努力才可以歼除。别无天神可以代我努力，代我创造恩惠，代我歼除罪恶。全知全能都在我身上。这样说来，我就要做了基督信徒的上帝了，得罪！得罪！
以上所说的道理，只有片面，不能说个透澈。因为言语文字是官能认识的符号，很难证明精神的本体。若要明白“我就是上帝”一句话，只好大家去自己证悟吧！
徐先生讲道劝人“为上帝的子”，“不为罪恶的奴隶”。上一句我是不敢恭维的，下一句我就非常赞美了。为什么呢？因我把基督教的出发点仔细研究起来，觉得上面两句话，在当日基督宣传道理的时候，却有个适应的真理。因为当时的环境很有几面：一是酋长要来奴隶平民，把自己抬到天子地位，却拿平民压在自己脚下。民权不得自由，这是平民做了政治上的奴隶。一是多神，平民精神上都被无数偶像所束缚。思想不得自由，官能变为废物，这是平民做了偶像的奴隶。一是犹太被罗马灭亡，罗马居征服地位，犹太居被征服地位，永永不得平等，种族也恐怕灭亡。一是保教反响。基督教本是犹大国民一种宗教，犹太既亡，国教色彩自然没有存在。以上四端，基督教出发点就在这里。基督是一个讲平等、讲自由、讲博爱，讲牺牲 , 苦行救世的人，眼见当时悲惨的环境，就发生一个实际的要求，由要求方面寻讨适应，就定了一个基督教的真理，所谓“为上帝的子，不为罪恶的奴隶”。这种教义虽不是基督教全部的真理，却有“无上甚深”的内容。
人类共同生活，本来没有阶级可分的。酋长国王凭着势力强分阶级，要去单独做个天子，不让百姓平等。基督排他的手段，就拿上帝来做天父，人人都做天子，不让单个人来压他。笃信这个真理，努力奋斗，那政治上的奴隶就可以解放了，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就可以恢复了，所以欧美各国信奉基督教。他的百姓就会争平等争自由，将民权完全恢复。君主专制政体早已“摧陷廓清”。美国林肯对于黑奴解放，也是受了基督感化建造人道的光荣。今日欧美各国能够这样强盛，都是百姓有了自由平等，才能发挥各人的才能，来建设国家社会的事业。这个原动力不得不归功基督教感化力的伟大了。
人类的自然生活，虽然要打破政治的束缚，但是精神的生活若被多数偶像所束缚，比政治束缚还要利害些，因政治的束缚，只在肉体方面受压迫，尚有避免的方法。偶像的束缚，在精神方面受压迫，直是无法可逃了。基督建立一神说，把“上帝”一个神来征服多数偶像的神，使消归无有，不能再为精神界的魔障。又当时神的观念，都带有威权”的彩色。威权是使人怕畏，含有压迫的意味。虽然征服了多神，唯是一神的观念仍不免了威权的彩色，故此基督又创为天父说，把上帝来做天父，把信徒来做伊子，直是可亲可爱绝无可怕可畏的意味。凡是可怕可畏的东西就是魔鬼。魔鬼既然代表可怕可畏，所以多数偶像的神，凡含有威权的彩色，都要退在魔鬼的地位。这是基督征服偶像保护精神的根本手段。
犹太灭亡后，犹太人愈见愚弱，罗马又是非常强盛，要谋革命，事实上实在办不到。但是罗马肆其罪恶，侵略没有底止，将及第二犹太。潜伏的抵抗力自然一天加多一天。基督要救犹太，知道用民族主义是不能够的，所以用个宗教来做武器，不止第二犹太可以同情，就是罗马本国也可征服。凡是不合人道的事情就是罪恶，甘为罪恶所支配就是奴隶。罗马强权不合人道，犹太人固然被他摧残，罗马人何尝不是同样，所以基督创立“罪恶的奴隶”一说，使人人知道“不为”；又创立“上帝的子”一说，使人直接上帝，知道我主在天，不在人世。罗马君主是一个魔王，自在言外，不用说了。这是基督变相的革命论，也是弱国报复强国的武器论。后来罗马果为基督教所征服。是罗马灭犹太者，灭他的国家形式。基督征服罗马者，征服他的民族精神，比较更为利害的。
然而基督以上帝为天父。创立宗教，更有伟大的思想，如排斥自然人为君父；打破国界，传播犹太种性来支配世界的人类就是了。原来基督教本从犹太种性创造出来。犹太民族的精神，恰在宗教的里面。只因犹太强盛的时候，带了国教彩色，遂难以普及世界。今犹太既亡，种性犹在。基督利用这个时机，更加“发挥光大”，创造为世界的宗教，使犹太种性移植于“人类社会”，区域更为广大了。今日欧美各国都是基督教孕育范围，各民族受了千余年的感化力，根深蒂固，养成一种“犹太式”的种性，说是“犹太复活”，亦无不可。基督成此大功，全是以人类为上帝的子一个教义，所以能贯彻博爱牺牲的主义，支配着世界。
以上所说，只就大端推论，足见基督教义并不是凭空杜撰，绝无适应实际的要求。但是还有一个疑问，基督是绝顶聪明的人，又有社会宇宙的思想，为什么建立宗教，不以上帝属人，却拿来属天。天是空洞无物，则上帝又是什么东西？照约翰福音说是，“无始有道，道与上帝共在，道即上帝”。若这样说来，道是无始的真理，真理散见于万物，就是万物以道而造（见约翰福音一章二节）。万物各有这个真理，就是各有这个上帝。若能彻底证悟，努力现实，上帝是在我们的身上了，并且不止我们，万物都是一样，都是上帝。倘若离了我们和万物的身上，那个上帝就要无从证悟实现了。譬如共和的道理。共和政府虽是人民总体的代表，主权还是在小百姓，若说是主权在共和政府，（如上帝是在天），小百姓是主权的子，那就很不通了。然而基督创教，不以上帝属人，把来属天，到底是什么意思？照我看来，还是有一点适应的要求。基督教出发点既如上面所说，若人人都说是上帝，一是当时国王惯压了百姓，一定拿一个“僭妄”的罪名来做厉禁。一是没有统属就会散漫，没一归宿，没有信仰，就会放弃，没一鞭策。基督因为这个要求，所以说：“道即上帝”，万物以道而造。就是以上帝而造，上帝为道的总体。万物为道的个体。总体为父，个体为子。观察点虽有不同，说理上总不甚矛盾。
在我不敢赞美的地方，却不在此处，也不是武断万物精神界都没有假名的“上帝” 可以存在。但是基督在当日为了实际的要求，不妨这样说。到了今日，基督教出发点的要求。所谓“政治奴隶”“偶像的奴隶”，（偶像奴隶中国尚有。但打破偶像的武器，可用科学或用“我是上帝”说）以及保种保教，均已不成问题。实际既是变迁，要求自然不同。适应的真理，断没有呆板不变。所以今日仍把“上帝子”来说，似乎有点不进化。若把“我就是上帝”来说，那个耶教历史上，可不是较有进化的彩色吗？这还要靠基督信徒再来做第二的路德马丁才是了。
我上面说一大车话，还未曾说到我所赞美的“不为罪恶的奴隶”一个问题，我是很抱歉的。现在我把这个问题来赞美一回，并且几句徐先生基督教救国的美意，我才可对得住了。
罪恶是人人不承认去做的。奴隶没有人格，更是人人不甘心去干的。但是我们一个人若是情愿去做罪恶，或甘心去干奴隶，还是不甚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我们不情愿去做罪恶，却是干了罪恶勾当； 不甘心去做奴隶，却是充了奴隶的职业，并且又和我们毫无关系。别人干的罪恶，强要派我们做一份罪恶的奴隶，这更是可怕的。我们生在今日社会，到处都是魔鬼，到处都是罪恶，天空地阔，那里有一块干净土没有罪恶出没的呢？那里没有罪恶来派我们做他的奴隶呢？我们试想想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自己骗自己。试想自顶至踵，自母胎至今日，能够跳i出罪恶圈，不为他的奴隶吗？我们若不彻底觉悟，努力为“主”，就要坠落奴隶的生活了。主是什么？就是徐先生所说的上帝，（徐先生的上帝与我的上帝、同原而异观）。上帝无论在天在地，在我们的自身，都可把他来做个主。能够笃信这个道理，去创造真正的人生，世间虽有罪恶出没，却不能派我们做他的奴隶，并且可以努力打破世间罪恶，解放奴隶出来，这是根本方面“不为”的积极工夫，人类应负的责任了。但是这些话又似说到神秘的方面去了。我现在只就人类的生活和罪恶的构成，说个实在的状态。欧美人号称文明，其实都是罪恶的奴隶。我们可以不必说，我只就中国来说，中国小的罪恶不要说，只就大者来说，我实在觉得可怕，盼望大家去用尽我们的力量，做那打破罪恶的工夫才是。
一。政治方面的罪恶，满洲入主中国， 做了二百余年的罪恶，我们汉族就做了二百余年的“异族奴隶”和“罪恶奴隶”。中国虽有许多先烈去做革命的运动，以及洪杨的时候，大张光复的旗帜，但都拿种族观念来驱逐异族的窃据。对于罪恶方面，并没有注意。革命党继续奋斗，也是抱亡国的深痛，没有计及罪恶会来做人主。其实亡国的民，不是一定称做奴隶，亡国又让他制造罪恶，压在我们的头上，这才算是真正的奴隶了。革命党和全国人都没有这样的觉悟，辛亥成功，排除满洲之后，满洲所遗下的罪恶都是“熟视无睹”，所以驱逐满洲，不能同时驱逐罪恶。第一层奴隶解放了，第二层奴隶依旧承袭起来。民国八年挂了共和的招牌，说是人人都有参政权，一班下流东西，偏要自号优秀分子，跑到政界去抢个头等奴隶来做，除了制造罪恶让他做个霸主以外，别无“自拔”的意味。到了今日，政治的罪恶一天暴露一天，奴隶的责任，一天加大一天，虽然大家觉得痛苦，却不知痛苦在那方面。有人说是官僚未尽铲除，政治不上轨道，这些话都是观察误错。试问辛亥革命，就是把官僚尽数铲除，新官僚就不会作恶吗？政治快上了轨道，即政客就不能作恶吗？我们今日的痛苦，只知八年来□乱的罪恶，不知我们人人精神上，没有一个主，让罪恶来做我们的主。我们还在梦中，绝无切身的痛痒，那里晓得把形骸快快跳出奴隶圈呢？我们今日应该觉悟这一点。第一、今日政界无论南的，北的，都是一个罪恶制造厂。我们不要跑到那里做一个工头。第二，罪恶制造品，不必一定要我们自己去制造。他人制造的罪恶，我们不去抵抗，让他剥夺我们自由平等，我们就要做他的奴隶了。若能觉悟这一层，凡是不做罪恶，只被罪恶支配做奴隶的人，一齐都要奋斗起来，快快去雪我们的耻辱，将那个罪恶制造厂和厂内一班宝贝。或是放火焚烧，让他干干净净；或是驱逐出去，改做平民俱乐部。这是望大家要下决心的。
一、经济方面的罪恶，中国土地极大，天然产物又很丰富；况且劳工众多，若是用在生产的方面，供给全国的生活，本来没有缺乏的，可以不因生活问题，做出一切的罪恶。但是因为经济制度组织不良，生产问题不能各尽所能，分配问题不能各取所需，井田的制度废后，私有财产的范围一天扩大一天，贫富阶级产生出来，即就耕田的反没得食，织衣物的反没得衣，建造房屋的反不得住。“厉民自养者” 纵横于生产阶级里，行其劫夺的手段，比强盗更加利害。小百姓终岁劳苦，不得衣食住，还要受不做工的业主来糟蹋，更要受不做工而又害民的官吏来糟蹋，这是极不平等的事情。就是“劫夺者”自身做了这些罪恶，何尝不是丧失人格，做了罪恶的奴隶呢？因为剥夺者自身不去直接生产，专用一种剥夺手段来做生活，或用资本剥夺，或用势力去剥夺。剥夺手段虽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剥夺的实际；却是没有两样。他的目的只在剥夺金钱，把自己的人格弄到什么田地，他却不管。金钱剥夺到手，就算他们顶大的本领，不知金钱是一个交换的媒介。劳力的记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能配作我们使用，不能把我们身心性命去做他的牛马，也不配作我们自由平等的代价。但是这些剥夺者死不觉悟，自己做了劫夺罪恶的奴隶，还要累了被剥夺者。有人工不得生产，有生产不得分配，生活压迫，失业无聊，就不得不做他们的第二奴隶。奴隶越多，生活越困难。国内就有一二狡黠者，号召一般不得生活单越多，生活越困难。国内就有一二狡黠者，号召一般不得生活的人，去弄出大乱来，所以中国一部“人杀人”的历史，就是“人食人”的历史。换一句话来，就是在那个罪恶圈里面各去抡个奴隶勾当来做生活，此外就没有什么事业了。这是数千年来印板的状态。到了民国八年当中，这个把戏越弄越糟。人心方面，越弄越险。恶“官僚”“武人’“政客”劫夺的手段，更加恶劣，只管自己劫夺，不管他人死活。变乱多一次，他们劫夺的欲望，就要满足多一次。他们奴隶的头衔就要高升多几级，“勋章酱料”都是他们劫夺的功牌。那么，中国闹到这样纷乱，人生这样痛苦，都是蛀虫式的经验派，流氓式的优秀分子，绿林式的军队，为了劫夺金钱制造出来的。他们何以要劫夺金钱呢？大概为了自己嗜欲做牛马，或为了妻子做牛马，或为了一党派阶级做牛马，自然要去劫夺金钱，做他们第一生命了。这样坠落“人生孽障”的东西，却不早自拔濯，真是基督要救他们也是无法了。然而基督教徒诵了圣书，“勿积财于地……须积财于天”的一段福音，还是积财于银行，积财于腰包，一文钱不肯放过，这也是基督无法救他的。基督信徒尚且如此，其他更不用说了。
一。社会方面的罪恶，中国的社会坏到极点，这是人人承认的，几乎不用再说。但是人人知道社会不良，却不知道不良的社会，就会派我们做了奴隶，这是不可不猛醒的。今试把路上行走的人，加以一个奴隶徽号，无论那一人就要抵抗起来。其实世上的人，无论男的，女的、善的。恶的、都是坠落奴隶的地位，却不自知，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剥夺或束缚自由平等的事情，就是罪恶。我们本有这个自由平等，却被他剥劫或被他束缚，不能用我们的力量去打破他，就是罪恶的奴隶。这个道理世上的人却不自觉，所以数千年来社会的状态，一辈子做下的不自由不平等种种罪恶，都要让他存在。在社会里面混活的人，然则有的觉得不自由不平等，看做 “现世地狱”。但是地狱里面还称是罪犯生活，并不是奴隶生活。照严格看来，社会恶劣比地狱还利害。地狱黑暗，不过是束缚罪犯一部分的自由，再进一层，也不过虐害罪犯身体的健康罢了。若是恶劣的社会，我们的自由平等，固然被他妨害了，就是我们的身体性命，也要时时刻刻受他的危险，比地狱里面罪犯的生活，还要苦痛得多。所以恶劣社会的生活，直是奴隶的生活。社会里面种种罪恶，一口气是说不尽。总括起来，社会里面的恶制度。恶习惯。恶心理，都是构成恶劣社会的好材料。恶制度不解放，恶习惯不打破，恶心理不改造，这个社会就要天长地久做了一个罪恶圈，牢禁我们一生不能自拔。若要去解放恶制度，去打破恶习惯，去改造恶心理，单是靠少数觉悟的人也是不能行的。所谓革国家的命容易，革社会的命很难。但是人人能够晓得社会里面所有恶制度，就是奴隶制度。所有恶习惯，就是奴隶习惯，所有恶心理，就是奴隶心理。能够这样猛醒，大家耻为奴隶，就要努力去推翻去创造，这是不怕不能革命的。
有人说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罪恶，虽然如此，我若不钻在里面，去帮他们制造，并且安分受己，独善其身，我们还可说是奴隶吗？不知各方面所制造的罪恶，虽则不是我们所做，但是我们生在中国，中国里面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和我们有密切关系。四围环境若是平等自由的空气，我们人格自然觉得尊重。若环境不是如此，那就凡混活在里面的，不过有的拼命去帮做罪恶，叫做勤力的奴隶；有的倒在一边，不愿下手，又不想去抵抗，叫做惰性的奴隶。前一个是不知觉悟。糊闹去做的，后一个是已知觉悟。不肯努力抵抗的，论起过失，难道惰性的奴隶，就不算事吗？所以我们中国今日的现象，无论跑到何方面去观察，都是一个罪恶的结晶体。我们若不能就精神生活建筑真正的人生，只在自然生活里面，求一个安乐的位置，那就到处要剥夺我们的人格。故此我对于“不为罪恶的奴隶”一句话，觉得非常痛切，非常扼要，实在适应我们做人的要求。倘能把这一句话时时来修省，时时来用功，胜过合掌虔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的真言了。徐先生对这个要义还有透切的发挥，我现在就把徐先生所说的来做个结论。徐先生说：“……娼妓将他身体去卖金钱，所以金钱就成了他的主，他的身体，就成为金钱的奴隶，……又如强盗将他的性命去换金钱，所以金钱就成了他的主，他的性命，就成为金钱的奴隶， ……又如一般人无不有私欲，无不有嗜好，那私欲与嗜好，就成了他的主。他的身体性命，就成为私欲与嗜好的奴隶。总而言之，就是罪恶为主，身体性命为奴，那样的人，是没有人格的……”读徐先生这段话，我们就要毛骨惊然，“不要献四体为罪恶之仆”了。（完）
南战团方面，以国民革命自哗于时。夫既曰国民，不应为一党之包办，不应仰苏俄之接济，尤不应受第三国际之指挥。否则冒国民之名，行党人私通外国之实。民国虽可欺，决不为之负责。既曰革命，则应有相当之对象，及其替代之目的。今以北方军阀为对象，而南方军阀将如何？以全国军阀为对象，而自身军阀又将如何？凡此属于军制改革问题，殊无革命之价值。改其制，用政治手段可也。
如谓打倒帝国主义，则近于世界革命，国民党人始终不敢承认，然已大放厥词，反为共产党之所利用。且此为苏俄提倡之口号，旧俄为帝国主义者，赤党为世界革命，先革其国，尚犹有说，而中国非帝国主义者，实无高倡打倒之对象。即谓帝国主义侵入中国，此属外交问题，当以外交手段解决之，必不得已，欲为对外行动，亦无反而对内之方向。
如谓欲救中国，须得政权，欲得政权，非以革命手段出之，决无以推翻北方军阀之盘踞。原来面目，不外如是。是之革命，以争握政权为目的，别无对象之可革。且中国之宪政，永不能成功矣。 如谓国民党为革命党，自与普通政党不同，是亦不然。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若必以狭隘之态度处之，一若版权所有，不准翻印，未免示人以不广，且谁为真赝，尚待条件证明。
昔欧阳文忠公有曰：『幸而与君子同祸，不幸而与小人同福．』慨乎其言之也！吾人追随陈公，备尝艰苦，休戚相关，无间于在位与在野；今于其殁，身后萧条，丧葬从俭，资之所需，犹费筹措，更何暇善后之为计．殆所谓与君子同祸者非欤？
陈公一世之雄，终局如斯，以之为仇者快之；以之为友者惜之；行道之人，则嗟讶而太息之．同人为之治丧，躬与殓殡之办理，吊唁赙奠之周旋，数月以来，重有所感．兹于斯录之刊，附叙数言，亦以斯录不足以衡公之真价值，并不足以窥吊公者之真性情也．『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亲朋私悼，尚属浅尝．慨自噩耗电传，震惊中外，异方西报，多有追述其生前政绩，及赞其人格之高超，志趣之纯粹，而为之惋惜不已者．又何论于国人？更何论于亲故？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徒留后人之私淑而已！是以闻耗致赙，半非素交；远道来吊，情殊慕势．此其盛谊，诚足纫佩．此外有私赠赙金，密赴吊祭，悄悄然去，而不肯留姓名者；有执绋柩前，磬折栗主，戚灭然悲，而不肯稍露面目者；有只致唁书者；有送挽联而隐其姓氏者；有托人转述苦衷，而身不敢临吊者；有待殡后而私哭于丧所者．凡若此者；情不胜其哀，心不胜其痛，无以表示，则忐忑而不安；迳以参加，则赡顾而多忌．意者，其殆处暴力威胁之下，有不得不然之憧憬耶？
顾由此，心欲亲而迹欲疏，礼欲缺而情欲申之测验，益显著其深刻爱挚之情谊．较之发通令以下半旗，趋炎威而演皇贡者，其真假诚伪为何如乎？然而，表面的，一时的，其若是若非，则既被胁持而埋掩于权势之下，是可慨也！嗟夫！
陈公生前之道德文章，勋猷事业，昭彰在人耳目，苟予奠者、唁者、赙者、追悼者、丧礼参加者以自由无碍之行动，则所可为荣哀之志，岂止此哉？．斯录仅其一部分之表见焉耳！
武乡侯鞠躬尽瘁，未能统一中原，只留得人范好名词，是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楚令尹三仕为官，绝对造成风纪，不许有良田留孙子，应令懦顽廉立贪墨膺惩。
不祸国，不殃民，亦廉亦介，身后萧条书万卷。
又能文，又善武，有守有为，生前彪炳帅三军。 以议员始，以督军终，允文允武，三下广州功未竟。
具政治材，具联治愿，禁烟禁赌，半生忧国库无余。
是政治大家，爱众亲仁，为国为民，落落当年能有几。
代群黎造福，洁已好义，论功论德，悠悠今后属阿谁。
忆西省战事成功，师甫班旋，中山信谗诬叛逆。
着中国统一刍议，语多中肯，余杭正论赞先生。
数十年为国任劳，党见无分，疆土不失，实行禁赌戒烟，民到于今怀政绩。
廿二日息肩卸责，噩耗传至，涕泪交流，试问拒俄联治，公薨以后托谁行。
炯炯当中，三尺剑剧战余生，想当时东洋留学，西粤阅兵，既禁烟又行禁赌，只因统治联治政见分歧，遂致革命未完，谁是谁非，公论待评新月旦。
明明在上，五丈原大星陡落，恨此际内患纠纷，外交失败，反共产实护共和，正拟民权国权精神奋斗，胡为昊天不吊，将疑将信，灵魂长绕旧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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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仇私恨都可遗忘，历史教训必须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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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信报》本年（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一日及十二日，连续两天刊载了马失途先生的大作『陈炯明也可以翻案吗？ ── 一本有争议的新书发表会侧记』（下简称「马文」）。
去年（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本人由美国来港参加与高宗鲁教授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 ── 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新书发表会。细读「马文」对这发表会内过程的记述，多与事实不符，令人骇异！举一例：当日参加发表会的来宾在三百人以上，据说是香港近年来新书发表会的盛会之一。本人在会中，解答来宾提出的问题，约有四十五分钟之久。「马文」却说本人「顾左右而言他，两分钟后。。。。人们便一哄而散了」。这次发表会，全部现场均有录影为证，岂能为一人闭门造车，随意捏造事实？！马先生用意何在，令人难解。
「马文」提出先父（陈炯明先生）「不可以翻案」的理由，全是七十多年来，国民党史中，诬蔑先父，片面之词的老调。「马文」所引证的五本中文书籍，全是同一时期，同一单位，口径一致的出版物。拙作所引证的大量在香港中立派的中，英文报章，和英，美两国驻广州，汕头等地领事馆，「及时当地」的报告，「马文」对此只字不提，视若无睹，就重唱老调，断言「陈炯明不可以翻案」。马先生的用意何在，更令人难解！
兹就「马文」所提出的几个重点，在下面一一作答：
联省自治与北伐统一
「马文」说：「孙中山同令尊的分歧，绝非政见不同那么简单。。。。但令尊纵兵谋叛，荼毒生灵，则有负国人了。」
先父于二十年代与孙中山因政见分歧而决裂，孙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统一中国；先父主张「联省自治」，要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以和平妥协的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的统一。那么，谁的主张和实际行动，会引致「荼毒生灵」「有负国人」呢？
一九二二年广州发生「六一六事件」，即是国民党编写的历史所指的「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孙大总统广州蒙难」的事件。事变前十三天的六月三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北方知名人士二百余人致电孙中山，请孙实行与北方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前言。事变前两天的十四日，粤军全体官兵通电响应，请孙中山停止北伐，谋求全国和平统一。十六日微晨，孙中山预得粤军总指挥叶举的警告，走避永丰舰。所谓「炮轰总统府」，是府内守军拒绝被粤军缴械解散，粤军开土炮「三响吓之」。本人在当年香港出版的中，英文报章，遍找不到粤军有「炮轰总统府」的标题新闻，而是有孙中山于次日（六月十七日）下午，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市区大标题的新闻报导！
十七日午后一时半，孙中山率领永丰等七舰，「在省河海珠，天字码头，士敏土厂前各处开炮轰击，又向白云山，观音山，大沙头（广九车站），沙河等处遥远射击」。午后五时，又重行开炮，两次炮轰，计「炮声前后将及百响，子弹横飞，四散堕下。。。房屋损失估计总共不下五百万元，平民死伤，总在百人以上」。（详情见拙作第三一六页至第三三七页）。那么，谁是在这次事变里，「荼毒生灵」，「有负国人」呢？
至于先父是否「纵兵谋叛」，那就必须探究这「六一六事件」的前因后果，才能作一公正的判断，维护历史的尊严。七十多年来，国民党史家一直避免讨论这个问题，现在马先生如果不是蓄意诬蔑先父的话，则恳请参读拙作（第二六三页至第三一六页；第三三七页至第三四八页）之后，再作评断。
邓铿之死的真相
「马文」说：「孙中山的亲密战友，粤军参谋长邓铿雷厉风行查缉鸦片，断了以陈炯明之弟粤军警备司令陈炯光为首的鸦片集团之财路，因而被刺身死」。
事实的真相，邓铿是孙中山派人刺杀的。刺杀后，嫁祸于先父。（详情见拙作第二九五页至第二九七页，第三七二页至三七四页。）
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第一讲里说：「你看他（指先父）的部下，像叶举，洪兆鳞。。。。那一般人，没有一个是革命党，只有邓铿一个人是革命党，他便老早把邓铿暗杀了。陈炯明是为做皇帝而来附和革命的，所以想做皇帝的心，至今不死」。日后国民党的记录里，又说邓铿是负责筹备北伐经费的人，因为先父反对北伐，故把邓铿杀掉。所以在国民党的记述里，虽然口径一致，诬指邓铿之死是先父或先父的亲族所为，但是对要刺杀邓铿的动机，为什么先父要把自己亲信重用，「代拆代行」的参谋长处之死地？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了。
一九九零年留美历史学者汪荣祖博士，依据湮没已久的史料，包括有英，美两国国家档案局里的情报，对邓铿之死的真相，作一仔细的研究与分析。汪教授的结论说：「孙中山谋害邓铿，是北伐军改道攻赣回粤时，对付陈炯明『杀鸡儆猴』的一着棋』（见拙作第三七三页）。
广州商团血案
「马文」说：「一九二四年八月，广州发生商团事变，商团团长陈廉伯受英帝国主义与陈炯明的煽动，从香港私运军火入境，图谋不轨」
商团事变的真相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商团曾以一百万元向丹麦商行订购步枪及大小短枪各四千余枝，另配子弹，合共军火一千三百余箱，并向孙政府军政部领取入口证（许可证），该入口证，有原件照片载于香港报章（见拙作第四一六页注五十八），史实昭彰，岂容后人随意诬指为「私运军火入境」。八月中旬，军火运抵广州，孙中山因需军火北伐，即手令军政部取消入口证，把军火扣留。商人不愿与政府武装冲突，实行罢市政策，要求政府交还依法购买的军火。八月下旬，佛山首先罢市，随着当时在孙政府控制下的南海，番禺，顺德，台山，东莞，增城，新会，清远，高要，曲江，阳江，罗定等二十余县属内的一百三十八处乡镇，先后罢市，响应佛山。广州市内商店，闭门关户的，亦在十分之九以上。十月十一日，孙中山仿效苏俄办法，组织「革命委员会」，决定全力围攻西关，一鼓扑灭商团。十五日晨，以三百罐火油，放火焚城，大火蔓延两整天，十七日晨，才自行烧尽。焚毁房屋三千余所，焚死无辜平民一千七八百人。（详情见拙作第三七七页至第三八九页，及西关灾区图片）。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香港《华字日报》的社论结语说：「我尤愿我三千万粤人，世世子孙，毋忘此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伪革命党孙文等焚烧奸掠屠戮广州市人民之伤心纪念！」
商团罢市索械运动，用不着先父「煽动」，而且当年粤军困处粤东一隅，实是「爱莫能助」。英国（香港政府）方面，他们虽然同情商团，也是处于「爱莫能助」的境地。（详情见拙作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为什么要为先父翻案
马先生说本人「为先父鸣冤，份属孝子贤孙，那也无可非议」。马先生这样体谅本人的心情，实深感激。但是本人和高宗鲁教授合写这本书的动机，并不单是为「陈炯明」个人翻案，而且是要为「联省自治」翻案，为二十年代的广东商团，广州市同胞鸣冤，为中国现代史实的评论，打开一个天窗。
「联省自治」的目的是要以和平统一的手段，来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可是今代中国人（包括政治领导者）知道的已不多，知道的也大都误解为在军阀时期，给「武人割据作护身符」，拥兵自保的藉口，（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第四讲里之语）。这是什么缘故呢？，追根究底，就是几十年来，国人深受「党化教育」所影响的恶果。从小学生开始阅读历史，直接间接的都以孙中山为中心。凡是孙中山的「异己者」，不是「军阀」，就是「叛逆」；不论他们的政治主张如何，都是邪说，不值一谈，也深怕国人明了。先父不幸是孙中山一生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的最大敌人，先父所主张的「自治省联邦制」，当然是邪说，更是只字不提了。这也就是治理中国现代史实，「人治」史观祛除不掉，「法治」史观遥望不来的大悲哀！
所以为先父翻案，必须先也把孙中山「非偶像化」。五四运动的主要人物胡适曾解释为什么要领导批评孔子的理由。胡适说：「我们批评孔子，是要去掉孔子一尊。。。。如果不打倒一尊的孔家店，没有法子使得思想解放，思想自由」。以中国现代化来说，如果不去研究讨论「真正的孙中山」，摆脱任何一家独尊「偶像政治家」的观念，就没有法子使思想解放，国家民主。
「六一六事件」，今天国人只知道「陈炯明炮轰观音山总统府」，不知道「孙中山炮轰广州市」，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广州「商团事变」，国人只知道商团谋叛，政府合法镇压，不知道商团罢市，要求政府交还非法扣留之军械，也不知道政府放火焚城，焚毙无辜平民一千七八百人；更不知道孙陈因政见分歧，其前因后果，重大影响中国的近代政治。「一国两制」，如何统一，「人治」或「法治」，兵戎相见，或和平谈判，殷见不远，能不慎乎？！
拙作第四一二页引用了一句西谚。恰巧最近出版，名播中外的张纯如（Iris Chang）女士名著《南京大屠杀》的引言里，也引用了同样一句的谚语。这谚语说：『忘记了历史的人，定必遭受历史的重演 (Those who can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peat it)』。
换句话说，维护历史尊严，不为政治利用，也就是
公仇私恨都可遗忘
历史教训必须记取
的道理。愿与马失途先生，海内外读者朋友们，祖国同胞，共勉之！
（一九九八年四月写于美国维州定庐）
看来中国官方历来都好这口。
中国有一位末代皇帝，他叫做溥仪，他不但是中国的末代皇帝，后来又到了东北，从北京到了东北的长春，做了第二次的皇帝，就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的皇帝。那个时候我生在东北，溥仪正好是我的皇帝，用开玩笑的来说。大家都说溥仪是个伪政权，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中国的伪政府伪政权，不只你溥仪，国民党的孙中山，在全世界都承认北京政府的时候，他在中国的南方，在广州，也成立了一个伪政权，而且呢把自己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当时给孙中山撑腰的是个重要的将军，叫做陈炯明。陈炯明是帮着孙中山打天下的，广州三月二十九黄花岗那一次，陈炯明就参加过，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有名的国民党。可是孙中山想让陈炯明用部队帮他向北方打，主张武力统一。
陈炯明的政见跟孙中山不一样，陈炯明的意思是说中国不要这样子内战了，我们应该每一个省都建设的很好，然后变成一个联邦制，像美国那样联邦制，联省自治，联合各省我们搞自治。两个人政见不和，结果孙中山呢就预备用刺客把陈炯明给干掉，孙中山心狠手辣啊，要把自己的革命元勋，把自己的这种革命同志要给干掉，惹起了陈炯明的反弹，在一九二二年，就用部队包围了孙中山这个伪总统府。
孙中山跑到永丰舰去见他们去，非常光火，在军舰里面就开炮，往陆地上打，打陈炯明。事实上啊没有打到陈炯明，打到的都是自己的同胞，好几百人都给孙中山给打死了。
陈炯明死的时候，国学大师章太炎写了一篇墓志铭，他夸奖陈炯明，给他讲公道话，他讲嘛 他说在民国六年的时候，孙公孙中山开始称大元帅，有军政府，后来孙中山被赶走了，退居上海，听说陈炯明胜利了，闻胜复归回来了。第二年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孙中山做民国大总统，然后孙公，孙中山怀疑，君就是陈炯明有他志，有别的阴谋，然后呢，阴，偷偷的叫部叫手下，以手铳伺君，拿着手枪预备干掉陈窘明。当然引起反弹，陈炯明就开始报复，后来孙中山就把陈炯明给免职，并且宣布用毒气来攻打陈炯明。
最后呢，把他自己给惹来了赶走了，孙中山被赶走了。陈炯明后来死的时候呢，他临死的时候说，以五色旗覆尸，他的尸体不要用那个鬼的青天白日旗，而用的是民国建国的时候那个五色旗，表示不忘民国。所以章太炎说，陈炯明覆两假政府，两个假政府，两个伪组织，一个孙中山的，一个孙中山前面的，都被他推翻了。他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呢你莫敢近，大家都怕他，卒落魄而死。这是章太炎的文章，写的很好的一篇文章。
《建设杂志》第三号有两篇文字，一是康白情君的来书，一是戴季陶君的复书。爱读《建设》的朋友自然晓得全文，我现在不用抄录出来。两君各有所见，发表自己思想，是很平常的事。我是一个第三者，为什么要来饶舌呢？因为他的里面是讨论革命的问题。革命是人生一件大事，若是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会“视革命如蛇□”，害怕起来，停止努力，谬说相传，人人引为戒途。那么世界、社会、人类，各个进化的原动力，就要完全丢掉了。康君是一位好学的青年，我正盼望他对于革命问题深思有得，为自己努力，为人类努力。
若是有一点误解，就会走错路枉费脚力了。所以偶然看见康君的书，似于革命真谛未能了解，我就望季陶君的书，不要客气为康君一解其惑。然而季陶君近来态度异常可佩，诚诚恳恳，说了许多感激同情的话，然后写了数千字，对于革命的真相反复讨论，虚心求理，这算是季陶君近来进德的地方，也算是十分透辟的讨论。但是我看康君怀疑的问题及重新主张的条件，季陶君尚没有就本题正面钩稽出来，为是为非，堂堂正正，说得清清楚楚，恐怕一般人见了，还要疑季陶君有点规避，这就糟了，所以我就插着嘴。为革命问题，略下批评，来与康、戴两君和一般人商量商量。
甲、康书
第一段里面有几句话：一，“革命党的能事就在革命”；二，“革命党只能革命”；三，“革命党革命以外无能事”；四，“革命党为革命党毕生唯一的事业”。这四句活，康君说是中山先生所讲的。我没有亲去听过，是不是这样讲，或完全是他讲的，虽不得知，但照这些话的精神看来，似非“身体力行”“深造有得”的革命者，决不能道及只字。我就可相信是中山先生所讲的。然而这些话很真实无妄，很明白易解，决没有可疑的地方，也没有语病的处所。康君要做'新革命党’，当能领会，若是不能领会，我就退一步和康君说个做“学生”的道理。譬如我说： “学生的能事就在求学”，“学生只能求学”；“学生求学以外无能事”；“求学为学生唯一的事业”。这些话说来，给与五六岁的学童听听，当然不生疑惑。任什么乖张的学童，决不至反问起来，说是：“小学生求学以外，应具备吃乳的能事，叫爸爸妈妈的能事，若只能求学，求学以外无能事，这个小学生就要糟了。”我这样譬喻，虽不甚合论理。然而很明白易解，可以证明革命党就是以革命为毕生唯一的事业了。中山先生少时精研医学，后因革命牺牲医业。萃全力于革命之途，今日着书立说，也是做革命的书，并非做卖钱的书。我们大家可以相信的。且医学和著书，在中山先生并不视为能事，我们也不以这层为他的能事，这是不可不知的。
第二段的话。康君既晓得革命的思想和手段，是人人都要具有的，这是很聪明了。然而忽然又说：“革命的事业也就不是可以让给那一部分的人专利的”。专利的话，是从那里来呢。这样神经敏捷，无怪尼采先生要创造一个“超人”出来了。我老实说一句，革命两个字并非孙中山的别号，革命党三个字也不是孙中山一党立了案的老招牌。我们只管去做革命党人。中山先生决没有把专利的成案，来和我们打官府。就是康君恐怕不妥当，另挂起一个“新革命党”的招牌出来，生意发达，中山先生也是很喜欢的。革命的事业是牺牲的，不是利润的；是自由的，不是专有的。人人皆可去做，也皆当去做，不必思想和手段什么丰富、高人一着。只能实行，用手不用口就得了。
第三段说是：“人生的正当勾当正多，革命不过是其中的一种”。照这样说来，已承认革命是正当勾当了。既然是正当勾当，革命党人就是专门以革命为职业，亦复何嫌？那么，就要刻薄起来，只可叫做成为一种职业。拿什么论理来断做特殊的阶级呢？康君做学生的时代，自然求学以外无能事。若遇一个朋友，说是：“这样的学生就会成了一种特殊的阶级，未尝不可以叫做学阀，和官阀、军阀。政阀又何以异呢？”这样说话，汝看有没有条理呢？
第四段说是：辛亥以前的革命党，除了极少数几个金刚性的革命党以外，都是做了军阀，政阀，官阀，以及'发财’'改业’'投降’'摸金’，没有一点革命党之实，就是革命以外无能事弄出来的”。这一段话，却有认识不清的毛病。中山先生所讲的是革命，不是一种人的行为。革命党应该是革命的团体，不是各个的份于。各个的分子，无论平日做什么，若能干革命进行当中，投入来从事革命，就可以算是革命的党人；若是离了革命的事业，或是从事革命以外，还要分心去干和革命毫无关系的勾当，无论正当与否，都非纯粹的革命党人。他的行为正与不正，即与革命无关系，自然与革命党三字没有荣辱的影响。辛亥以后的革命党人，很多发财，改业、投降、摸金，这正坐着革命以外有能事，才弄到这个田地。若是革命以外无能事，专心致志，唯一革命，那里有乌烟瘴气的事揽出来呢？若谓能事两个字，是独立生活的技能，不是投降摸金的把戏，这话固然不错。然而袁世凯做了皇帝，若是舍去革命，在袁皇帝脚下谋点正当生活，依我看来，是奴隶偷生的生活，不算是独立自尊的生活了。
第五段、引用孟子'恒产恒心’的话，来证明革命以外无能事的人，就会无恒心。无所不为；又用'无能事’三个字，把军阀政阀官阀一连串到革党去。幸亏康君是一个学者，不然恐怕写得高兴，又要串到学阀去了。这种不合理的说法，是使不得的。为什么呢？第一层孟子的古典，还是片面的道理。到了今日世界，多半是无恒心，因而无恒产。若有恒心的人，自然会有技能，且会成家起业的。做强盗的人，不是没有实业可做，因为没有教育的缘故。世上有恒产的人，也不是一定都有恒心，他的'放辟邪侈”常比较无恒产者还要利害。所以“恒心的有无”，不能全视“恒产的有无”为标准。军人官僚政客，是一种国家的组织产生出来的，我们如要根本反对，无论好歹，都不要让这种组织的存在较为彻底。若是这种组织认为国家形式不可缺的，自然军人有军人的能事，政客有政客的能事，官僚有官僚的能事，并且须要专门，须要阅历，才可尽其职责，并非毫无事业可做，也非于其职业以外尚要其有别的能事。我国的官僚。政客、军人不满人意者，不在除了“……”以外无能事，而在“……”之中无能事；且实际看来，除了“……”以外有能事的人，才是济奸，比寻常更凶了。中国革命不彻底，若因为革命党除了革命以外无能事，那么辛亥的党人若是个个去做士农工商，那袁世凯就不会做皇帝这么样容易，新的革命党自可向这几条大路走去便是了。
第六段、说到新发明的工具来，我是很欢迎的。但是“革命党”三个字并不是工具。这就加多一个新字，也不算是工具。革命党是一个统称的名词，或为政治革命，或为经济革命，视其内容主义而异，均得称为革命党，只有主义不同可分。主义不同，不得谓之新旧。主义相同，自无新旧可分。工具跟着主义而来。昔时的党人和后起的党人，各因时代要求，所采用的工具或同出一路，或稍有差别，谁新谁旧，谁利谁钝，应该实地做出来才得知的。并非于党人头上钉着一个新字，就算做新；钉着一个旧字，就算做旧。然而康君说新的条件，“只是反乎革命以外无能事的革命党，而为革命以外还能干人生种种正当勾当的罢了”。照这些话寻绎起来，大概康君有几种感想：一是从前的党人，都是没有康君所说的技能，都是一种流氓。二是后起的党人，只要一面去谋正当勾当，一面去谈革命，就可以配称个新字。我的答案不能如戴君的温情，仍是金刚性的态度。老实说几句，从前的党人里面，他的技能做了康君的师长，也有其人；因为献身革命不暇谋他的生活，也大有其人；一班流氓投入伍来尽力革命，也有其人。然而当时的社会，送他一个革命党的徽号，也是应该的。满洲拿他当作一个罪名，守旧的骂他'大逆不道’，也是应得的。这个革命党的头衔，在当时不见有什么荣誉，及排满成功，这些流氓退了伍，又去干他什么正当不正当的勾当，原与革命党自身性质毫无关系。我们做人不要说新则已，若要说新，就要革命，不革命何从得新呢？不要革命则已，若要革命，就要专心致志去实行。“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革命是人生一件大事。论其精义， “革命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革命也”。大家不要害怕，这是福星，不是凶神。这是人生本分的事，不是人生捣乱的事。若必要在试验室一面做学术，或去市上一面卖浆引车，恐怕热情革命的人，没有这样冷静的态度了。今日为了独立生活，要去做精粗的技能，明日的生活又不能免的，再要去做精粗的技能。那么，就想去做革命的工夫，也是有限的。我恐怕这个工具去划除中国的魔障，不见得什么锋利。然而康君还可谓不是这样说的。再看下文三个条件，便可自完其说。我就往下文看去，来批评三个条件的价值。
第一条件是独立生活的技能。他开口便说：“人生行为的好坏。大概都是他的生活境遇而定的。”这个定律不知从那里试验出来。照我看来，人生行为因生活境遇而定者，这是蠢材，若是一个晓得自立的人，断不至因生活境遇而变其行为。能谋生活与否和真心革命与否，是两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关连。能自谋生活的人，不是一定能够真心革命；不能自谋生活的人，也不是一定不能真心革命。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社会，均可证明。且革命的要求，照康君说来，是有时期的，所以说“各具营生的能力，自能于不革命的时候乐业”。我要问康君：中国自开辟以来，那个时候不用要求革命的呢？人类不自觉，站在一般魔王的脚下也好，站在恶劣的社会里面也好，还要用什么革命呢？若是不然，无论那个时代，那个时候，都有革命的要求，不过视我们觉悟如何。热诚如何罢了。我们若是觉悟，虽入学校去求技能，也是为革命求技能，不是为生活求技能。良好的学校，应该制造革命党人，不应该制造自谋生活，不管他人死活的人。今日欧美的工党，都有独立生活的技能，人数多于资本家政治家千万倍。试问能够一个吆喝就完了吗？革命事业决无这样简单。新的工具也不能异常巧妙，还要把个“痛苦”“牺牲”去换来的。
第二条件是浪漫的性质，第三条件是贞操，合之独立生活的技能，是为新革命党应备的三个条件。照我看来“革命党”三个字应该认作革命的团体。即“新革命党”四个字也是一种团体的名词，用不着人的技能, 性质, 节操等等。就照糊涂的惯用，算是团体的份子。当其奔走革命时候，能尽力去干革命的勾当。他的技能、性质、节操，实与革命行为毫无关系。革命是一种事，人的美德是一种事。若说是和革命有关连，则三十个美德的条件也可写出，也是应备的；若说是至少限的条件，则一条也可不用。因为革命问题是实行问题。能够实行的人，不必剖解他的性质如何？节操如何？若谓没有那样的性质、这样的节操，就不能够真正实行。那么，实行革命的人就可因其实行，证明其有那样的性质、这样的节操了。康君最奇怪的，还有一句：“我们一定要有康有为保皇的精神，然后才够得上说革命”。这是什么话呢？保皇的精神，是要革民国的命的。康君若要做保皇党，可惜生得太迟了；而且康先生的保皇，葫芦内是什么药呢？康君虽然与他同姓，倒不如我与他同乡较为清楚的。南海的保皇，当时说是保光绪，并不是保皇帝，也不是保帝制。保光绪也不是真的，光绪死了，保无可保，自不用再说了。这个精神，南海先生老早丢在“避债无台幸有舟”一只小艇子去了。今日南海的精神是个什么东西，我虽不得知。然而当日保光绪的精神实在无所寄托。若说是保皇帝，那么，逢皇就保，那拉氏做起皇帝也要保，袁世凯做起皇帝也要保，这是南海先生所不承认的。保帝制呵！近日他日〔的〕思想已进一步，明明倡了虚君共和制。复辟呵！不仕民国呵！这是保清，不是保皇，也非南海一人的特长。照我看来，新革命党倒不如学“张辫子”的精神，还有七八天的实现了。
第七段又引了孟子几句书，要做一个新革命党，还有什么富贵呢？今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字典，应该删了这两个字才好些。
乙、戴书
这篇文字算是讨论革命、十分透辟的。但是反对党看了，又要说是：一半是替革命党诉苦，一半是替革命党卖告白，这就糟了。因为季陶君近来异常进德，变了金刚性的态度，去做学者的讨论真理，自然要向真理方面去讨论一个是处。对于康君'满纸谩骂”的书，用不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是进德的地方。然而有点 “授人以隙者”就在不必同情；要去同情，不必补遗；要去补遗，不必添足；要去添足，我今约略说出，来与季陶君商量商量：
一．不必同情的专利说
康君要开张“新革命党”，恐怕旧时的“革命党”立了案，不肯别人分利，故横加一个专利的名同来排斥他。好是俗话说的好：“革命是革自己的命”，无利可图的。实际实行革命的人，就要拿个牺牲做底本，才能出入危险，干他革命的勾当。事实革命的人，送了命、破了家、不知几多。今日存在仍不退伍者，还是奋斗于困苦祸害中，又不知几多。照我看来，革命是要送自己的命，绝没有半点利益可图的。他们投降摸金，是改了革命的行为，去干他革命以外别的能事，决不是一手去做革命，一手去投降摸金，同一“时间”“空间”发生出来的。革命不是争利，已成了中外的通义。实际没有半点利益自己，谁要去专？又谁要去包办？包办是有人叫汝去办的，革命是谁叫汝去办呢？且应有人答应汝去包的。革命是谁答应汝去包呢？若是没有这样那样，包办两个字是从那里摸出来呢？然而季陶君被四围的空气压迫，挡不住他，遂于专利一段话，表了同情，并于包办两个字弄个发明。照这样说来，你们的《建设杂志》是五个朋友结合起来做的。有人（说）汝的“建设”就是包办，你看这话对么？ 既是不对，你的答案就可不要费着心，拿一个“孤立的奋斗”来说明。简直答他一句：“你尽可放心去做杂志，或是再做一个同名的'建设’，我们决不如'商务印书馆’、拿一个'版权的专利’去和汝打官府”。这么答他，那就什么因袭，什么创造，什么利己利他的区别，无庸词费了。
二．不必补遗的创造说
革命的意义，无论什么方面都可以适用，且随处都可以见其表现。人类的思想，自呱呱坠地的时候，只晓得母乳为宝贝。及稍长，吃母乳的思想已变为吃饭的思想了。这种状态也可算是革命。学术。宗教、政治、社会等等如有进化，就有革命的状态。所以革命的作用，不必一定专在政治方面。今日中国普通所谓革命党，就是对于不良政治而为破坏，或兼为建设，也是革命里面包含的意义，毋庸再卖告白，这是人所易知的。但是革命的份子去做革命的工夫，也有分工的能事，不是一定要具备什么构成的精神，才可以算是革命。例如革命事实，中国始自汤武，汤武以臣革君，仍是因袭做了君主，没有别样的创做。就是要说，旧的革命不是进化的，新的革命就要会创做，才有点进化。然而史坚如之炸弹，温生才之手枪，连自己的性命还有破坏去。什么创造不创做，横直总让别人去做的。我们天天说创造，恐怕将来树立的效果，还没有像专门破坏者那样卓越。今日gentlemen 式的新派，常讥诮革命党人只会拿“手枪”“炸弹”去赶“杀人”“暴动”的勾当。其实革命党人的无用，坐在不会拿手枪炸弹去实行杀人暴动。若是会干这事，就是为人类努力的能事了。季陶君因这种空气压迫，恐怕人误认革命为破坏，不含有建设的工夫，所以忙着口，就要处处补出创造出来。这是季陶君的苦衷，实则不必这样辩护的。为什么呢？革命的本身，有须创造者。如破坏帝制、创造共和，以良政治替代恶政治。又有不须创造者，如破坏人造的组织， 归于自然，如老子的主张就是了。至于革命者，更不消人人具备破坏力，创造力。单就倾覆政府的时候言来，有的搴革命旗，有的割马草，有的破坏后就让群众去赶他的创造力，何必要人人具备呢？故我以为金刚性的革命党，只管尽量去破坏。破坏成功，就让gent1emen式新派去谈创造，也算一回事。如今日真皇帝已破坏了，真共和还是靠大众去努力，就是这个道理。
三．不必添足的三条件说
康君提了三条件，戴君已不承认为革命的要素了。为什么自己又要提出三条件，刚刚数目相符呢？虽然这些条件的精神，近代革命者不可不具备的。然而蛇要行，自有能行的能事。若说是必要足，蛇的足自在他的身上，不必画出来的，况且革命的事业，不是少数人所能干的，革命的时候，不能一一去试验他的精神是什么的。站在革命的旗下，或赞成革命的运动，能够实行，就可以革命。既干革命的事业，就可算是革命者。他的精神，适合三条件也可，或是多一条少一条也是无妨，我们不要抬高起来。因为抬高起来，要让少数人去干，那就不能成功了。若说是这些精神，专为革命主义者说法。然而他的精神就由主义发生出来。如太阳的光，用三棱镜去照，就具备有各的颜色了。若必谓做个光，须具备七色的光带，也没有不可说的道理，反正不过是一句说明的话罢了。
丙、结论
两君的书，我是糊乱批评几句了。我现在的结论，还要说什么话呢？因为季陶君有一个革命运动的新形式，说是：“平和的组织的方法和手段”。这些主张也是季陶君近来进德的地方。何以故呢？季陶君本来是一个金刚性的革命党，近来因为学问进步思想变迁，化了金刚性的态度，成为菩萨性的心肠，吐弃巴枯宁，而欢迎托尔斯泰。能够这样主张，这样成功，人类减些痛苦，谁也不喜欢呢？然而革命的事，往往要与平和相反对，这就是无法子了。近日最新的潮流，一是俄之李宁主义，固把政治暴力去达他理想社会的组织，一是美之工会主义，也用罢工怠工的暴力去收拾资本家的生命。这是横直用不着平和的手段了。革命既然少不得破坏，被破坏者。自然感其暴烈。且现在的政府，都恃海陆军为暴烈的高压。我们要打破这个高压，实在不用说平和。平和的成功，是一个女性，是一个优美，倒不如轰轰烈烈，干个男性的运动，表现个壮美的话剧，尤为好看些。平和与暴烈，和人类的进化没有什么重大关系。我还望季陶君不为空气所压迫，当风站起来，学商鞅王安石之流“事不师古”、“人言不足恤”，依旧还我暴徒的面目，来与奋斗。因为暴徒的失败，是“暴在口不暴在手”的缘故，若能够“暴在手”就行了。以上说话，半是游戏。两君不要盛气，读者以为何如？
看下来有两个问题希望指教，第一商团为什么要进口武器？？？？第二从国父后面的行动看，说什么国父是一心要用武力统一全国也没有根据，因为后来在北伐开始的时候国父可是只身去了北京的，可见还是愿意和平谈判的，但是军阀们听得懂的语言只有枪炮，包括陈炯明，这些问题不讲清楚，只讲陈炯明儿子的私货，怕是不能服众吧，你要说只是国民党这样说，可能还有不公住处，但是连共产党也这么说，怕不是空穴来风吧，为什么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空前一致，也是要说道说道的，至于给陈翻案，估计不管以后国共两党在不在了，那都是难上加难，因为以后民主，共和绝对的主流了，而以后的民主，共和的法统都是国父的第一共和国来的，谁又会去给陈翻案，可以肯定孙的这个神坛是下不了的，除非全世界的民主，共和的大旗倒了，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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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谭人凤的评价：“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政治抹黑太常泛了。
从政治理念演绎，实证是历史的实际效果——
陈炯明：非革命，联省自治，自强以达到彼此协商。
孙文： 革命，以武力与暗杀让对手屈服，人民成了羔羊。 辛亥革命中，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政见不同，而恶意去抹杀他们，历史可以被遗忘、被扭曲，但不可以被消灭。陈公竞存。为广东数万群众谋福，不朽！ 谭人凤的评价：“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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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算公允。孙名气大，很多人慕名而来，有掉头而去。1894-1905孙对中国贡献很大，1906-1915基本没啥用处，1916后开始祸害中国。 陈公培养的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大王--澎湃，启用了中共创党人陈独秀当教育厅长，以一介秀才而知军领军，区区一点军队打败了大土匪--陆荣廷。平定两广，给了孙大炮一个开府的和平环境。他不愿糜烂广东百姓而桂冠而去。这段历史值得研究。 我认为当年陈公应该坚定站出来树大旗，开自己的军校，培养自己的经济，军事，政治干部。应该接受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向欧美财团借款，扩大自己的军队。遥控广西和福建，北出湖南江西，造出一个大格局，这点应该学学孙大炮，为了目标要不择手段。只要是为了广东人民怕什么。 民国历史上的很多用无数鲜血和高昂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很值得重新认真总结。 现录陈公悼念孙大炮的悼词如下：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忆当年，逐孙贼而不杀孙贼，棋差一着， 致使遗患中原， 抱恨靡已。
到今日， 悲明公尤须哀明公，泪滴三升，岂徒凭吊异域，于心戚焉。
【(巴拿马) 陈耿汉 陈社桓同拜挽】
国民党大佬吴敬恒(稚晖) 挽:
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建设方略
民国肇造以来，分崩离析，祸变存臻。究其原因，除怀私误国，不足齿者外，大低由于政治组织之不适合，实使之然。故今日为国家治安计，不恃兵力之相制，而恃政见之相同，政见既同，则互相扶助之不暇，何有于争？虽曰政见之同良非易易，然历年国内所呈之现象，已足使吾人有共同之觉悟。譬如：疾病之始，群医诊断容有不同，及乎卧病既久，症结毕见，则诊治必归于一致，谋国者何独不然？诚使各本所知，互相商榷，以虚衷受群言，以毅力行公意，庶几政治组织由此确定，积年痛苦一但涣释，久安长彻，政治可循。仅陈管见，惟裁择焉。
（一） 建设方略
政治组织之根本，在于规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规定之方式，古今万国不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大抵国小民寡，集权之制容或可行，否则无不用分权制者。美之合众，德之联邦，皆分权制。英之帝国，其属地如澳洲，加拿大等皆完全自治，实为分权之尤。俄以广土众民行中央集权，今亦已革命矣。徵之中国，秦以集权二世而亡，汉以后中央与地方之权限虽未厘定，要其大题亦毗于分权。盖疆吏虽简自中央，而事权实未尝遥制。自汉之郡守，以至前清之督抚，名号迭更，实质未殊。然所以然者，鞭长莫及马腹。事实如此，非可以人力为矫揉也。
中华民国由光复各省所同共构成。其所有地方分权之制，本属于自然。徒以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尚未规定，遂成纷扰之媒，起分裂之渐。中央恶各省之异己，而思以兵力制服之；各省患中央之专制，而思以兵力抵抗之，兵革既起，政治之纷乱，乃愈不可收拾矣。
夫规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非徒以弭乱而已。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准是以言，则规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当取地方分权主义，其条理则中央政府之职权取列举主义；地方职权取概括主义。〔注： 陈炯明的「建设方略」，对于中央与地方权职的划分，是采取「中央列举，地方概括」的原则，这样，如美国，地方的权限较为宽大。广东省议会通过的省宪法，却取「中央概括，地方列举」的原则，这样，如加拿大，中央的权限较为宽大。其实，当时的省议会，原意不一定是想给中央较为宽大的权限的，但因国宪尚未制定，便急着在省宪上先列举下重要的省职权。〕今述其内容如下：
(甲） 组织中华民国联省政府，以实行统一。其组织概要如下：
（1）执政一人，对外对内代表中华民国联省政府，为全国行政之首长。副执政一人，如执政有事故时，代行其职权。
（2）参议院，以各省所选出之代表组织之。
（3）众议院，以各省国民所选出之代议士组织之。（以上）两院为全国立法机关，参议院代表各省，众议院代表国民。
（4）各部部长由执政任命之，不设国务总理。
（5）各部委员会，军事，财政，交通，教育等部设委员会。中央政府派委员人数占全数三分之一，共同组织之。除军事有秘密之必要外，一切公开。
（6）大理院为全国司法独立之最高机关。
（7）审计院为中央财政监督机关。
(乙）各省组织省政府，以处理本省之政事。其组织之概要如下：
（1）省宪法自定。
（2）省长民选。
（3）设省议会，以为省之立法机关。
（4）省与中央之关系。外交，军事及对外宣战，媾和与缔结条约之权，属于中央。财政：划分国家财政与地方财政二者，国家财政采列举主义，地方财政采概括主义，但中央图国家发展之必要，财政有不足时，应由各省负担。司法，教育，交通，实业等权限之划分，由联省会议定之。
（5）省与省之关系，由中央定之。例如水利交通关系两省以上者。
（6）设审查处，以为省财政监督机关。
（7）省官吏之任免，依省宪法所定行之，中央不得干预。
（8）各省鉴于情形，为维持治安计，得暂时设警备队，其数目之多寡及增减，由省议会定之，直辖于省长。
(丙）蒙藏青海暨各特别区域得准行省制度，如有特别情形由中央酌定之。
(丁）实行军事与民治分途。其理由及方法如下：
今日各省军民之权，握于督军，总司令之手。督军总司令非无贤者，然治人治法，久有明训，其不可久已无俟言。长此因循，不特民政无自发扬，军政亦必因此窳败，不可不惧也。救治之道，在划分军民两政，以各省之政事完全还之各省人民。而军事则超然于各省之外，由中央执掌之。各军给养概由陆军部办理，不得仰给于各省。各军驻地由陆军部指定之。依目前事实上之要求，两师以上设军，军有军统；两军以上设军团，军团设统帅，不以所驻之地名为军或军团之名。以上略举建设之大纲，至于条目，尚待讨论。大纲之要点，约而举之，不过二端:.
（1）为规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中央于执政及部长之外，因事务性质之必要，设委员会以谋全国之一致。则中央无专制之弊，各省无脱离之嫌。而各省政事听之各省人民，予民治之发展，即所以措国家于安全也。
（2）为划分军政与民政。军事以国防为主，中央司之。由参陆及军事委员会掌其计划，庶几军队不致移为对内之用。中央无滥用武力之虑，各省无拥保自卫之嫌，而民治得以从容展布也。目前之纠纷，皆原于二者之未就整理，及今转移，国事庶有豸乎。
（二） 实行方法
欲使「建设方略」不悬诸空想，不成为具文，则不可不研究实行方法。今述其次序如下：
第一：以「建设方略」徵求各省意见，斟酌损益之后，主张相同， 则共同努力以贯彻其所主张。
第二：主张相同之各省，应选出代表，组织联省会议。俾依据「建设方略」，以制定「联省大纲」，然后由大纲，以发生参议院，由参议院选出第一次执政，副执政（第一次选举为创例，以后选举依宪法行之）。
第三：吾人于此当摒除成见，为国求贤。夫民国之事业，惟忠于民国者始能任之，此不可易之论也。今日忠于民国之人，为天下所知，而有领袖之资格及有解决时局之力者，唯有中山，合肥（段祺瑞）两公。世固有致疑于两公之为人者，然于两公艰难百折，以缔造民国之功业，终不可掩也。故两公出而民志定，中华民国联省政府执政，副执政，当以两公为首选。
第四：联省政府成立，全国统一，将来中华民国联省宪法即以此大纲为基础，而构成之。
以上四者，为进行之次第。各省于此当团结同志，排除障碍，以期主张之贯彻，庶六年以来分崩离析之祸，得以消弭，而人民之牺牲损失，犹得以为偿也（民国十年，原文又载于香港华字日报1922年5月16日）■
抗日之胜，全赖国土辽阔，人数众多；同时日本国兵力极为有限，且内部分歧严重，战略目标始终游移不定，没有全国一心一鼓作气全力进攻，再加上陆军部狂热好战，不识时务，将美国拖入战争，从而为孱弱的中国平添一个强大的盟友。所以抗战的惨胜，得来实属侥幸，正是国人长期热衷于同胞自相残杀、自毁国力所招致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