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枣冰糖炖燕窝的做法:【胡乔木之女胡木英】口述：沁园春·雪不是父亲写的

父亲给主席当秘书

口述/胡木英 撰文/周海滨

1992年9月28日，中共著名政治理论、被誉为党内“四大笔杆子”之首的胡乔木与世长辞，享年80岁。而就在这年的7月份，他在病床上还对陪伴了他50余年的老伴谷羽说：“我要活到九十岁”。

胡乔木29岁到毛泽东身边任秘书，从领袖助手到“党内一支笔”，再到“新闻大管家”，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沉浮？除了新华社的千字文简历，外界所知甚少。

2009年11月10日，胡乔木长女胡木英（国家工商总局原副局长），在北京万寿路中直机关的住宅楼里，接受笔者专访，给我们还原出一个历史上活生生的胡乔木。

中南海生活，坐在澡盆里写党史

8岁那年，我跟着父亲进了中南海。那时我一年级还未读完，便随学校来到了北平。在平山县西柏坡上的育英学校，进城后改名为中直育英学校。学生主要是中央领导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子女。那个时候学校里头大家都不知彼此的父母是谁，老师也不让大家问，大家也没这个习惯问，谁的父母官大官小，这些概念都不存在，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革命的后代。

我们家在中南海春藕斋西边的静谷，进入静谷门内左手那排房子，三间厢房，包括了父亲的办公室和全家住处。同住这里的，还有由父亲推荐当了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部分人，当时也在静谷内办公。在中南海里面居住的人绝大多数都和父亲认识，但与父亲交往比较多的是凯丰、林默涵、张际春等人，他们都在中央宣传部任职。

当时我在育英小学寄宿，两周回一次家，周六下午才能回家，至周日黄昏前返校。父亲工作忙，我们见面很少，见面时间最多是在饭桌上。1951年他因为胃溃疡做了手术，养病期间、节假日，我们就陪他散步划船。

但是，我见到主席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在延安枣园，主席经常出来散散步，看见小孩都要招呼一下子。孩子们也老在一起玩，各家乱窜没有顾忌。上学后懂一点事，各自忙着学习，就不乱窜了。

父亲的名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被称为党史中的《史记》。这是在195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前夕，父亲为中央领导写的一篇讲话稿，讲述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文章。记得天气非常热，父亲坐在放满凉水的澡盆里，趴在一块木板上写，由于他对党的30年的历史非常熟稔，这篇长文他不到一个星期就写成了。

主席看了十分满意，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发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用个人名义发表，并不是父亲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决定的。

1951年6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也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另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此书再版多次，每次再版父亲还要“精雕细刻”一下。

江青发难，祸起一次超车

有一次，我陪父亲乘车外出，返回中南海后司机直接送我们回家。这时，前方有个穿裙子的中年女子正在汽车道上漫步。司机感觉行车间距够用，没有减速就直接开了过去。轿车从身边掠过那一刻，她吓了一下，非常不满地向车里瞥了一眼。我也吓了一跳，她是江青。

父亲当即批评司机说：“你完全可以放慢一点速度嘛，回家又不是赶什么急事。哪怕跟在她后面慢慢走，也用不着这么超过，惊吓着她。”

那是一位老司机，父亲从未如此严肃地批评过他。父亲和江青打过许多年的交道，了解她的性格脾气，担心会节外生枝。但“文革”伊始，还真是江青首先向我父亲发难。她发难的理由就是父亲让主席改诗。

1961年到1966年，父亲神经衰弱很厉害，失眠很厉害，写不了东西，就休养。父亲修养时开始写诗词。他喜欢唐诗三百首，古诗看了很多，休养期间也有时间、精力，于是开始写诗。因为主席对诗词很有研究，就寄给了主席看，写了16首之后，毛主席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发表后人们觉得他还挺能写诗的，他的诗多是古诗形式，也试着写了几首新诗。

父亲写完诗当然想请诗作高手毛泽东改。毛泽东也很乐意改父亲的诗，改得很仔细，有的诗甚至每句都有改动。然而，江青对此甚为恼火。在1966年７月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指斥父亲：“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是给主席找麻烦，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我记得父亲从这之后就没再写诗了，到1980年代后期写了一些，但也比原来少多了。

有人说《沁园春·雪》是父亲写的，其实这是个误解。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也写不出主席那样的气魄。

韶山调查大饥荒，上书解散公共食堂

1961年父亲两度到湖南调查，深入到了毛泽东的老家韶山，如实地向毛主席反映了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时我已经被中国科技大学录取。在大学读了一个学期后，我因病休学了。于是，我跟着父亲在湖南考察了近两个月，目睹了父亲另外一次批评人。

那是在湘潭县，我从农家搞完调查出来，看到一位从宁乡县讨饭到湘潭的姑娘。她那时17岁了，可皮包骨头、身材矮小，看上去也就10岁左右。我刚调查的那家农户，拿出一碗饭菜给姑娘，她马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我问了姑娘才知道她父母都死于饥荒，已经是孤儿。在当地靠捡野菜充饥，可大队干部不允许，不仅殴打她，还踢坏了菜篮，当地呆不下去，她就逃出来讨饭。说完，姑娘就走了，谁也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

我回去后向父亲谈起这件事，父亲责怪我没处理好这件事，没帮姑娘找个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在这之后不久，父亲听到调查组关于湘乡县也有饿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为情况比较严重的宁乡县更甚，干部却不敢向上反映情况汇报。他立即改变自己的工作计划，亲自到湘乡去做调查。县里的领导向父亲汇报时，还敷衍说不知有死人的情况。父亲发火了。

当晚，父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泽东看了父亲的信，４月１５日将此信批转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主席采纳他和其他同志的意见，在农业六十条中，把办公共食堂这一条实际上取消了。至1961年４月２１日，韶山公社的食堂几乎全部解散。

文革前夕，主席关照“多看少说”

1959年庐山会议，父亲赞成“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前途光明”的指导思想，对印发彭德怀同志的信，把会议的方向根本改变并不赞同。后期要他起草决议，他不赞成把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说成是反党集团。

在父亲那个位置上，有许多事情确实也很难办。庐山会议后期，刘少奇同他有个谈话，意思是还要写一个反对‘左’的文件。他在当时的空气下，不敢去跟主席说。武昌会议要公布粮食生产数字。这个数字水分较大，陈云主张不公布，要他转告主席，他也不敢去跟主席说。三年困难时期，‘左’倾的毛病暴露无遗。毛主席怪父亲：为什么不向我报告。父亲受批评后，有点想不通，加之长期劳累，身体本来就弱，结果他的神经衰弱症越来越重，只能长期休养了。

1961年6月17日，父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长期病休。毛泽东在阅过父亲请病假函后，很快复信：“你须长期休养，不讲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

父亲的患病和他的特殊工作状态有关。毛主席喜欢晚上工作，有些事想起来了，就一个电话把父亲召去。特别是后来，父亲神经衰弱，睡眠要靠安眠药，有时刚吃下安眠药，主席电话来了，又得把父亲弄醒。到主席那里常常是一谈两三个小时，谈完回来，却再也无法入睡了。

父亲从此离开了党内的理论核心，因而也就未参与文革前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1966年6月父亲从杭州回来，匆匆忙忙的跟主席见了最后一面，主席让他到北京后“多看、少说”。毛泽东知道，父亲是个“一介书生”，一旦说出不合时宜的话，结果定然惹火烧身。

上门探视，毛泽东找不着门

1967年1月17日上午十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来到家里，把父亲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 那时候我弟弟在北京邮电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的党委书记夫妻两个跟我父母很熟，两家往来挺多的，父亲到邮电学院看看大字报，说了一些话，本来就是一般的谈话，没想到在文革中被人揪成辫子，打成‘保皇派’”。

北京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就开始揪斗、抄家，家里的藏书被造反派拉走一部分。邮电学院开了个头，之后造反派开批斗会，只要跟父亲沾着边的，就都拉着他去。持续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到1967年的“五一”节才峰回路转。这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看望父亲，虽然没有看成，但是红卫兵们也不敢去搞批斗了。

据说，毛泽东见到我家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所贴“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知道父亲住在这里。“五一”看烟火，主席路过南长街来我家，之前汪东兴先来看路线和周围环境。那天晚上全家很兴奋地等着主席来，结果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陪着主席，到一个常年不开的门前面按铃，最终就错过了。

我家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主席。张耀祠见无人开门，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总理抓住这个机会，让中办下了个文，说以后不准揪斗胡乔木了，有问题在家里提问。要没有这一下子，父亲可能就不行了，他本来身体就不好。

因为周总理的批文，1967年5月后，他没再挨斗，但是也不能出去，只能在家里赋闲，看看书，别的事情也做不了。那期间他又系统地看了一遍马列、资本论。文革结束后，父亲说，“这几年我被冷藏起来了。

最后的文字，给巴金祝寿

父亲给我们姐弟三个取名：胜利、幸福、和平。我的名字意思是希望共产党苏联能够胜利。弟弟是1944年出生的，当时大生产运动见成效了，能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比前几年好多了，就叫幸福。小弟弟是1950年解放后生的，当时有一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毕加索还画了和平鸽。

改名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1960年上大学，觉得再叫胜利不太好听，是小孩名，就从父亲母亲的名字各取一个字，父亲胡乔木取一个“木”字，母亲李桂英取一个“英”字。

弟弟改名的时候，父亲就让他跟着我改，就叫胡石英。

父亲的名字是胡鼎新，但乔木的笔名他很早就用了。跟母亲结婚，让母亲从李桂英改成谷羽，“谷羽”源于诗经“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山谷中的小鸟迁于乔木，和父亲很配，特别有诗意。

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出来了。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写；进北京城后，他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座灯前写；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那是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记错了日期。

因为职业习惯，他看见文字的东西都要停下来看一下，我们离中山公园很近，对公园里的说明牌子，他都要仔细看，看见有标点或字词不合适，他就给公园里的人提出来。

文革期间，我和父亲分开了很长时间，父亲一个人在家，我们每次回家，都能强烈地感觉到他喜悦的心情。他虽然嘴上不说，神态、语气都显得很高兴。我们心里清楚，他受了很多苦，很寂寞、很孤独，但父亲从没在孩子面前表露过。我帮他换床单、洗衣服……收拾收拾，父亲会说“这才像家啊！”

(周海滨,口述史专栏作家,著有《家国光影——12位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