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油果香蕉牛奶功效:人生：冯雪峰性格对其一生的影响

冯雪峰性格对其一生的影响
○　秋  石
长期以来,每每提及冯雪峰所遭受的不公,几乎所有的人在为其鸣不平的同时,极少提及一个事实,这就是由于冯雪峰自身难以克服的致命弱点所决定的：性格之孤傲与倔强,关键时刻令人无法理喻不计后果的我行我素等等,这也是导致他人生大起大落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对此,可以从长期以来人们久论不衰的两个话题来加以辨析。
第一个话题,是他和周扬的关系。
众所周知，周扬是冯雪峰一手带出来的。当年，周扬自日本回到上海，是冯雪峰为他恢复了党的关系，继而又介绍他参加了左联，并让他接替自己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按理说，周扬连感激都来不及哩，但后来两人的结怨如此之深，令人瞠目结舌。
问题发生在1936年的春夏之间，冯雪峰作为党中央特派员从陕北来到上海。尽管在临行前，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有“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的指示。按理说，在他很快同鲁迅、茅盾和救国会领袖沟通后，就应当迅速安排时间同盼党心切的周扬们联系上才对，可是冯雪峰并没有及时着手做这项工作。正是由于他没有及时同周扬联系，自然更谈不上他怎样向周扬解释中央要他一到上海先找鲁迅的指示了。接着他又引发并加剧了两个口号之争。正如周扬晚年在同荣天玙等人谈话中强调的那样：
……到了1935年，上海地下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我们又失去了和中央的联系，整天焦急地寻找党的关系，又四处逃避敌人的围捕。1936年，雪峰以中央党代表的身份从延安回来。我们听到这消息，非常高兴。可是雪峰却不与我们见面，径直找了胡风与鲁迅先生，随后又引发了两个口号的争论，招呼也不跟我们打一句。一时间，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你们想想，我当时遭受的压力有多大。……[1]
周扬在这里说的是心里话，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冯雪峰当时这一连串的举止，先是导致了比鲁迅、胡风处境还要困难的周扬他们的误解和不满，接着引发的两个口号之争（也许过后意识到了过火，面对周扬们怒气冲冲的反击，冯雪峰让胡风保持了沉默，但为时已晚），把他与周扬之间产生的隔阂推向了难以弥补的境地。
冯雪峰是肩负着党中央重大使命来到上海的，而且还是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派出的首位钦差大臣。应当说，大敌当前，他首先要做的是加强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尤其是要做好周扬他们和鲁迅之间的团结工作。当4月26日一见面时鲁迅告状也似地向他诉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的可以!”[2]时，冯雪峰如果能够稍稍冷静地思忖上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会闹到这个地步？鲁迅说的这个话有没有片面性？周扬他们固然有年少气盛不尊重鲁迅的地方，但是作为师者长者的鲁迅又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呢？毕竟都是内部矛盾，有什么必要如此剑拔弩张？等等。按理说在听到鲁迅的诉说后，为团结计，冯雪峰应当迅速展开工作，并倾听另一方面的意见弄清是非才对。可惜的是，冯雪峰当时并没有这样去做！人们看到的事实是：随着时间日复一日的推移，他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此时,也是极为重要的是,如果做好了周扬和胡风之间的调和、团结工作，向他们说明胡风文中所提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表达的正是鲁迅的本意，那么绝不至于20年后胡风会如此这般陷入灭顶之灾的泥沼。事实证明，在1955年震惊中外的胡风事件中，周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在其后的反右中，冯雪峰为此付出了更为昂贵的代价,他被定为“右派骨干分子”的主要罪名，却是翻的历史旧账，叫做 “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 现在，我们清楚了，“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是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处在黑暗摸索中的周扬他们按照国际大环境尤其是苏联当时的文艺动向提出来的。周扬后来不止一次地这样诠释道： 1934年10月，我就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苏联提出保卫文学（即国防文学，也可译为保卫文学）的口号，那时我们都是听苏联的，受苏联的影响，看苏联的文艺动向，苏联怎样提，我们就跟着做。[3] 然而，遗憾的是，冯雪峰仍然没有作任何必要的调查，哪怕是给周扬他们一星半点的说明机会也行，相反,他只是根据鲁迅、胡风的“强烈反对”意见，就得出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和“忠实于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抗拒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等先入为主的错误看法。不仅如此，在明知胡风“他当时是同周扬对立得很厉害的”(冯雪峰语)的情况下,他还指示胡风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正式提出了与“国防文学”对立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 对于冯雪峰此举,巴金先生直到晚年仍“有个印象”，而且是一语中的。他在1974年10月13日给黄源的信中这样写道：“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斗争，……我有个印象：鲁迅先生当时也并不十分相信胡风，倒是冯雪峰更相信胡风。……”[4] 冯雪峰同周扬见面的方式也极成问题。 冯雪峰是在相隔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才同盼党如盼娘心切的周扬见面的。然而，冯雪峰丝毫也不理解周扬的这种心情。他先是派联络员王学文带去一个纸条约见，纸条上有两句话给周扬极大的刺激和愤懑，直到晚年周扬仍耿耿于怀的两句话：“周起应六成英语，小资产阶级情绪。”这就是党代表冯雪峰在分别三年后给周扬的见面礼！也许雪峰的这两句话意在批评周扬不尊重鲁迅不顾全大局，但此话的嘲讽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构成了对周扬人格的极不尊重，最终酿成了周扬“拂袖而走”的尴尬结局。周扬在晚年谈及此事时指出：“党代表分别了这么久，别的话不问，却说我六成英语，我本来就是六成英语嘛！年少气盛的我，当即加以拒绝，拂袖而走。从此以后，我和雪峰的关系弄得很僵。”[5] 这一僵，就僵了整整四十年！直到1975年周扬从秦城监狱放出来，去见重病缠身来日无几的冯雪峰为止。为此，冯雪峰抱病写下了他的人生的最后一道绝唱:《锦鸡与麻雀》，以示对俩人持续了四十年的僵局的冰消雪融，更是表达了他和周扬对江青这一伙“麻雀”倒行逆施的嘲讽与憎恶。 第二个话题，是冯雪峰在1937年间同博古闹翻，一气之下回老家义乌乡下写小说的事。应当说,在1937年，尤其是“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与国民党联合，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对于刚刚缓过一口气的中共来说，不啻是一个明智的决策。这也是前一年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时，中共所采取的说服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放蒋”的上策。我认为，冯雪峰与博古闹翻后一气跑回上海的行为，严格地说，这决非一个共产党员的良性作为。诚如当时潘汉年对此所持的严厉批评： 雪峰这样子不对，谈判还未成功，怎么就说是投降呢？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跑就跑掉？组织纪律呢？他说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产党吗？！[6] 其次，以回家乡写小说为由请遥遥无期的长假，根本不能成立。国难当头，大敌当前，肩负着重大使命，你说请假就请假，而且是回家乡写小说，恐怕没有哪位领导哪一级组织会同意他这么干。 其三，未经批准就私自跑回家乡，更是错上加错。一个入党十年的老党员，一个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这么做法，实在难以使人理解。而且，作为一年前领衔党中央使命来到上海的特派员，作为一个由党中央直接任命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潘汉年不可能也没有这个权力，可以批准或同意冯雪峰回家乡写小说。然而冯雪峰还是一意孤行地走了。这一走，酿成了他的终生大错。 其四，对待周恩来、项英等领导人一再要他去新四军的指令，冯雪峰也一再漠然置之。也许对早年一起共事过的项英，他有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可以保留的。但此时的项英（而且是根据他的两位老朋友黄源和李一氓的提议作出的决定）的本意，同远在武汉的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完完全全出自于党对一个老同志的关怀和爱护。 这又是一个错，而且又是一个错上加错! 雪峰性格之倔，之烈，之不注意方式方法，之不计后果，直到建国初他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后依旧使然，包括他后来蒙冤被打成右派后，无望再从事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革命文学作品创作，竟然一气之下烧掉重写的30余万字《卢代之死》文稿。他的这种与众不同的迥异性格，同当年在延安仗义执言向毛泽东提出营救他的萧军，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 同他一样，萧军性格之刚烈，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实属罕见。而且同冯雪峰一样，自己蒙冤处在逆境中，仍不忘真诚地关心、帮助别人，不做任何落井下石的事情，这一点也实属难能可贵。但有一点不同：两人对待逆境及其未来命运的认识和处置方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也许是冯雪峰早期革命生涯中做过相当负责的领导工作，而萧军不曾做过有关。问题的实质在于萧军从来不曾有过“做官”的愿望，包括在延安毛泽东提议萧军“入党、做官”，而被萧军以“怕管不住自己”为由拒绝了。这一点，冯雪峰就大不同了，所以有当所谓“上面”不让他从事创作红军长征题材长篇小说的“意见”转达后，他盛怒之下一把火烧掉延续了二十来年心血的珍贵作品。然而，烧掉文稿，不等于烧掉自己心中难以割舍的长征情结，烧掉，这表明着冯雪峰放弃抗争，屈服于逆境，屈服于不公正的命运安排！与之恰恰相反的是，凡是与萧军有过接触的人，也许有时会觉得性格刚烈的萧军面目“狰狞可怕”，但事后，或在过去了若干年后，你会觉得萧军这个人很可爱，甚至感到这位“野气”频频（鲁迅语）、赳赳武夫式的关东汉子倒是蛮有城府蛮有“修养”的。萧军比冯雪峰早十年被纳入另类，而且还遭到了全东北范围的清算和批判，而且是比冯雪峰还要可怕还要孤立的清算和批判。萧军那时是独自一人承受，包括对其人身的侮辱和诬蔑，而十年后的冯雪峰仅仅是数十万个遭受同样命运的庞大群体中的一员(比起那些被判刑判劳教乃至发配北大荒、青海、新疆等边远地区农村劳动改造的众多同类，留在北京留在原单位仍从事编辑工作且有正常收入的冯雪峰，恰要幸运得多)。但萧军对其身处的逆境，对这种不公平的命运嗤之以鼻，该吃饭的吃饭，该睡觉的睡觉，该写作的写作。你不让我发表，我抗争；抗争没有结果，我还要写，还要抗争，直至最终取得胜利。 在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后,他也并非没有过对自己所处的恶劣境遇进行抗争,虽然仅限于这么一次!那是他刚被打成右派后不久的某日深夜,与其相濡以沫大半生的夫人何爱玉突然病情加剧,住处离医院既远,夜半又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在一个个求助电话仿佛触上坚冰之后,终于,被世态炎凉激怒了的他用颤抖着的手拨通了周总理的电话。很快，一辆轿车自中南海直驶冯宅，冯夫人得救了！然而三年后，当有人让他中止《卢代之死》写作的时候（附带在这里说明一下：正是在这一年，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干预下，冯雪峰被首批摘去了右派帽子，次年又列席了全国政协会议），他为什么不能像三年前为挽救夫人生命那样向总理诉诉衷肠，为什么不仿效当年萧军为出版《五月的矿山》上书总理并毛泽东？要知道，萧军此举的成功，还是他给出的主意呢！笔者相信，周恩来、毛泽东不会不支持曾经跟随他们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进行长征题材作品的创作。而且，书一经写成，说不定还是一个新的契机呢！何况，这个所谓“不适宜”的说法，仅仅是出自于老友邵荃麟的一个忖度，并不能说明这是来自毛泽东、周恩来或陆定一、周扬的权威定论——在整整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找不到跟最高方面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的证明。退一万步讲，即使确实有来自“上面”的指示，或者什么决定（在当时的气候下，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他又为什么非要烧毁《卢代之死》的文稿呢？有这个必要吗？还有，当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支部大会通过开除他出党的决定后，他所作的“决议上所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的表态，又该如何理解呢？勿容置疑，在一把火烧掉《卢代之死》文稿的同时，冯雪峰把自己的政治权利也给烧掉了。与此相反的是，我们注意到，当冯雪峰1962年要去广西金田村太平天国发源地生活与考察的时候，周扬还专门同韦君宜等社领导打了招呼，要他们照顾好冯雪峰去广西。[7]可悲的是，当邵荃麟的善意劝告刚一出口，冯雪峰就信了，不是一般的信，而是透入骨髓的信！于是，便出现了处在盛怒和绝望双重挤压中的冯雪峰将自己多年心血付之一炬的可悲举止。在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处在逆境中丧失了任何免疫力战斗力且不堪一击的冯雪峰，几十年来凸现在他身上的“倔”与“烈”，以及早年同鲁迅交往时的那种“韧”性，消失得一干二净。 谈及冯雪峰和萧军从不对人落井下石，则是他们人格中最可贵的闪光点之一，也是几十年来人所共知。如对胡风，面对1955年那场伟大领袖亲自挂帅并督战的“全国共讨之”运动，当权威上级指令担任中国作协负责人的冯雪峰写批判胡风的重头稿以示划清界限时，冯雪峰却保持了沉默，最终，一个字也没写——他不会不意识到，他此举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两年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发布“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的特大新闻时，为其开列的“罪状”之一，也是这则特大新闻的副标题之一，就是“胡风思想同路人”！另一“罪状”，用同样字体并列的副标题是：“丁（玲）陈（企霞）集团参加者”。后一“罪状”的起源，则在于前两年中国作协在反复批判丁、陈时，他同样保持了沉默，同样不与之划清界限！相反，他还教丁玲在接受批判时“没有的（罪状）不要承认！”而论及萧军，其所作所为更是“超前”：当批判胡风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燎原之势时，他这个早在七年前就被打倒的死老虎，照常去胡风家探望、抚慰。胡风被捕后，他又不止一次地在胡风住处所在的胡同附近转悠，希望能在遇见梅志时多多少少了解一些老友的情况。对于丁玲，在某些人恣意歪曲鲁迅原话诬指丁玲“叛变投敌”时，萧军挺身而出，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亲自诠释鲁迅本意，为丁玲讨还清白。因之，萧军获得的“报应”是：与丁玲紧紧捆绑在一起，接受《人民日报》和6.5亿人的“再批判”！ 一条道走到黑的“浙东人的耿直”脾气，也在驱使着冯雪峰处世行事。连鲁迅也改变不了他，并且常常向他“妥协”。冯雪峰心中自是清楚得很，早在前一年，由李希凡、蓝翎两位“小人物”掀起的近似上纲上线批评俞平伯老先生的红学观点（思想）的斗争——实际上，最后演变成了同传统红学研究格格不入的非学术研讨的政治漩涡：凡与两位“小人物”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包括那些在史学领域里上下求索浸淫了几十年名副其实的学术权威，统统被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另类。从毛泽东愤怒至极且直接针对所谓冯雪峰“压制”两个小人物“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严重批注中，冯雪峰深深意识到：抗争没有用，妥协同样无济于事。即使他真的如同鲁迅身边的那个人一样撰文大批特批胡风，他也是无法改变自己作为胡风同类这一最终命运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这要视最高方面的战略部署而定。更何况，他冯雪峰生来就是一个从不人云亦云随风漂流及落井下石的浙东汉子。 在胡风及其“同伙”被彻底打倒两年之后，冯雪峰同样遭遇了灭顶之灾。 有关冯雪峰性格之倔、烈，建国初在他手下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的许觉民先生后来这样回忆道： 此时我得一印象，在这样的场合，雪峰的焦躁、激动、易怒的性情就会随着爆发出来，他说话的那种使人可怕的神态，会上的人一个个眼瞪瞪地看着他，似乎觉得有些异样。我得的另一个印象是，周扬的平静，他采取了退让的办法，本来这件事是容易引起争论的，为了使矛盾不致激化，依顺了雪峰。在周扬当时所处的位置上，这一态度不失为是明智的。而且自此后我发现，“人文社”的工作，周扬从不过问。“人文社”设在文化部的大院内，与文化部近在咫尺，周扬也从未过来看看。以后冯雪峰主编《文艺报》，并任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是主管文艺的，在那一段时间内，他对作协和《文艺报》的工作很少过问。周扬那回避的做法，原想是避开可能出现的矛盾，但是隔阂却无法得到消解。[8] 冯雪峰从来不曾甘心自己久居委屈求全的弱势地位，他也不是这样的人。1945年在重庆，当他兴致勃勃地去见毛泽东的时候，他最企盼解决的也是他向毛泽东当面提出的一个问题：今后自己干什么？而刚才还在以溢美语言极力褒扬他的《乡风和市风》、《真实之歌》两部诗集的毛泽东，回答竟是如此之不咸不淡：“你还是做你的本行吧！”[9]为此，他的情绪一下跌落千丈。建国初他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后向老友胡愈之发的一大通牢骚，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后来，及至到了1958年3月的某一日，这个令他至死都无法瞑目的灭顶之灾日子，在表决开除他出党的支部大会上，他竟然会极其荒唐地举起右手，表示“拥护”这一以莫须有罪名形成的决议（这同他21年前在南京就党中央重大决策不惜与博古闹翻拂袖而去的气壮场景，形成何等鲜明的反差）。尔后，在会议结束时，他又鬼使神差地来了一通“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的表态。 在冯雪峰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莫大的悲哀！ 尽管在报纸上、广播中，批冯的声势是那样的铺天盖地，但在老一代文艺工作者中，除周扬、夏衍等少数几个在30年代与之结下梁子的人，几乎没有哪一个正直的作家会相信冯雪峰沦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如著名作家杜鹏程在其撰写的《回忆雪峰同志》一文中，真实地追记了他和他的乡党柳青当时的心情： 记得“反右派”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象……会后，我和柳青同志回到和平饭店。我一声不吭，躺在床上。柳青同志气得脸色发青，他嘴唇抖动着说道：“怎么能这样毁灭自己的同志!中国参加过长征的作家，一共有几个嘛!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雪峰同志是我们的团长。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深受我们大家尊敬。”[10] 外界的反映如此，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在经过一轮又一轮上级强令组织的批判、斗争之后，仍然有不少人“执迷不悟”地为他们的社长鸣冤叫屈。1957年8月12日，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冯的火力远远跟不上主战场的中国作协，从文化部特地派来一位副部长作动员报告并督战，正式“宣布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但人们还是无法同冯雪峰划清界线。当日社里奉命而写的《对冯的问题之反映》指出： 但仍有一些同志在态度上有保留，如×××（团员）说：很痛心，冯在任何地方都叫人同情；×××说：冯在生活作风上不像××一样腐化堕落，这点可贵……×××(团员)说：冯对革命贡献是大的，比周扬对人民有功，所以对周扬不服，并反对周在文艺界的领导，他犯错误原因在此，同时也不能因为他犯错误，就认为他的文艺思想全部错了；有些小青年仍觉得想不通，他生活作风很好，怎能如此?×××(团员)认为冯是错了，但×部长说得好，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党员)说，冯在整风中贯彻了大鸣大放的方针，说的话至少是符合了我的思想情况……[11] 冯雪峰活了73岁，不可谓之短寿，然而，自1937年到1976年逝世的这四十年，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四十年间，他的性情从早期的豪迈、果断而逐渐变成焦躁和易怒，继而在无尽的政治漩涡中表现为忧郁和痛楚，最终，在难以摆脱的精神折磨中，“过早”地离世而去。 　 [1][3][5]荣天屿：《锦鸡互赠美丽的羽毛》，刊2003年2期《新文学史料》。
[2]冯雪峰：《在鲁迅博物馆的谈话》（1972年2月25日）刊《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
[4]《巴金书信集》347页。
[6]胡愈之：《我所知道的冯雪峰》，《冯雪峰纪念集》1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7]韦君宜：《纪念冯雪峰同志》，刊1979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
[8]许觉民：《阅读冯雪峰》，刊2003年2期《新文学史料》。
[9]晓风整理：《胡风访谈录》，刊2003年2期《新文学史料》。
[10]杜鹏程：《回忆雪峰同志》，刊1979年11期《延河》。
[11]史索、万家骥：《在政治大批判旋涡中的冯雪峰》，见《名人与冤案二》一书178页，群众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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