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吃一个牛油果:从北京到庐山 三、胡风坐牢(2)胡风与梅志的爱情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三章  俞平伯挨批胡风坐牢 （2）                胡风与梅志的爱情不期而遇     胡风原名张光人，出生于1902年，年轻时是个瘦高青年。若不是由于在他10岁时，家中因没有识文断字的人而遇到尴尬，他父亲决心送这个三儿子去念书，他可能将在家终生务农。读书彻底改变了胡风的命运：他从乡下的私塾念到县办的官立高小，从大口岸武昌的启黄中学到以新精神著称全国的东大附中，从北大、清华再到日本留学。    胡风在日留学期间，由于参加日本左翼文化工作和宣传抗日等罪名，被关进了日本人的监狱，受到拷问。三个月后，胡风被驱逐回国到了上海。不久，他认识了鲁迅先生，在鲁迅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工作和研究。在此期间，胡风认识了左联盟员、女青年屠玘华，彼此产生了感情，于这年底开始了他们长达五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                                    胡风与梅志 1933.12     1914年农历4月28日，梅志出生于南昌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她本名屠玘华，又名屠琪、屠棘，梅志是她的笔名。    “九·一八”事变后，梅志全家迁往上海。梅志考入培明女中，为了半工半读，她开始在一个新贵之家为两个孩子做家教。    江西同乡韩起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1933年夏，胡风在日本因参加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从此，左翼作家联盟的阵营里又添了一位新战士。    1933年6月下旬的一天，梅志来到虹口韩起夫妇的家，见有一位体形微胖并有点儿谢顶的男子在座，经介绍才知道此人是“左联”领导人之一的“谷非”（胡风当时常用的笔名），现寄宿在韩起家中。梅志见有生人在场，半晌才将来意说明。原来一位姓钟（钟潜九）的朋友被捕后入狱中寄来一封信，说希望能给他寄点钱，还想要一本可在狱中翻译的英文书，可是她无钱可寄，也不知怎样才能找到一本合适的书；此外，她现在已经离开了先前做家教的人家，所以想请求调到离家较近的“左联”小组参加活动……    梅志的话刚刚落音，胡风就从钱夹里取出五元钱请她先寄去，说等他寄存在别处的书箱取回来，大约可以找到一本适用的书。那天，梅志发觉胡风总在注视她，目光里充满了温情。    在胡风提议下，梅志后来就由他直接领导。最初的交往贯穿着借书、读书，谈书的内容。半年后的一天，胡风表白心迹说：只有她才能将他从混乱的感情里挽救出来。梅志感到既幸福又惶惑：她觉得自己还太年轻，应该干一番事业，不宜过早地为家庭生活所羁绊，于是想悄悄地离他而去。但胡风竟冒着被捕的危险跑到地处“华界”的她的家中去找她。她当时不在，得知后十分担心，便跑去看他。    推门的声音将胡风从梦里惊醒，他翻身下床，抓住她的手，将她按在屋中惟一的一张小沙发上，自己半蹲在她面前说：“你害得我好苦啊！我是下了决心向你求救的。你怎么这样狠心？我这个漂泊的人，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个归宿……”他凄苦地垂下头，伏在她的膝上。    从此以后，他们的感情日益密切起来。1933年12月24日，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开始。转年初，他们租了一间小屋。有时，“左联”领导人的碰头会就在这里举行。    胡风当时在上海中山教育馆担任日文笔译。    1934年10月下旬，他们的儿子出世了，取名“晓谷”。鲁迅赠给刚做母亲的梅志一面精美的带有活动手柄的圆镜。梅志舍不得用，将它珍藏在箱子里。                     颠沛流离的岁月                                               胡风一家人    1938年“八·一三”沪战爆发时，梅志和晓谷正在湖北蕲春乡间胡风的老家。9月下旬，胡风主编的战时文艺期刊《七月》出版了第三期后，他辞别了梅志的母亲和妹妹，离开上海，奔赴武汉。12月初，胡风将梅志母子接到武汉。    武汉的夏季酷热难当，敌机几乎每天都来空袭，一来就是四五十架，黑压压的遮天蔽日。而这时梅志又怀孕了。带着孕期的反应，还要不时地躲轰炸，实在太难。不久，他们一家三口人踏上了奔往重庆的艰苦旅程。1939年元旦过后没几天，轰炸声中，梅志在重庆一家旅馆里生下了女儿，取名晓风。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重庆进步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周恩来部署下开始向延安或香港转移。胡风不肯去延安，选择了去香港。5月初的一个凌晨，胡风一家离开重庆前往香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之沦陷。1942年1月初，中共地下党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与东江游击队配合，护送来港文化界和民主人士安全转移。胡风、梅志带着儿子，汇入难民的洪流，走了两个多月，于3月初到达桂林。    在桂林停留的一年多时间里，梅志协助胡风编辑《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在此期间，梅志写出了一篇优美的童话诗，在《青年文艺》上发表了，还出版了单行本，题为《小面人求仙记》。    1943年3月，胡风一家又辗转回到重庆。1944年，梅志的短篇小说《中元夜》在《抗战文艺》上发表。在这一年，她成为“文协”的一名会员。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风雨飘摇，像胡风这样的左翼文化人随时都会遭遇不测。有时，风声一紧，他就只好躲到朋友家中。这年深秋，梅志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晓山。    1948年春，香港出版的左翼期刊《大众文艺丛刊》上开始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1949年7月召开首届文代会。1952年6月，胡风四次应召进京，中间还曾赴四川参加土改。                    胡风两拒去延安     20世纪30、40年代，胡风主编《七月》、《希望》以及“七月”丛书时，刊发了包括丁玲、艾青、田间、胡征、鲁藜、鲁煤（牧青）、贺敬之等在内的大批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起了一种在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的精神桥梁作用。    抗战期间，胡风长期工作在重庆，与周恩来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经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的提名，胡风成为由郭沫若、阳翰笙分任正、副主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中的十名专职委员之一。    抗战初期，胡风发表了大量的诗作，其中《为祖国而歌》、《血誓》、《同志》、《敬礼》、《给怯懦者》等五首，是他在十天之内创作的。    胡风有多次的机会去延安，但他自始自终都没有作出这种选择，而且有两次是婉言拒绝了中共领导人的建议。    第一次发生在1939年5月24日，是董必武转达周扬及他自己的动议。    一天中午，天晴，热得很。董必武来看胡风，他穿着的天蓝色纺绸长衫都给汗水浸湿了。董必武对胡风说：“我这次从延安来，周扬托我带个口信，请你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中文系主任，不知你愿不愿去？那里有好些年青人呢。”    胡风听了这话有点吃惊：周扬怎么会想到请我？我应该答应吗？他想了一下回答说：“能让我考虑一下吗？再说，延安人才济济，何必请我去呢？”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董必武说。    “那倒也对，等我考虑好再说吧。”    周扬的这一番邀请，令胡风感到非常突然，因为在上海时，他与周扬在“左联”内部就文艺理论问题曾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以致后来彼此心存芥蒂。因此对周扬的邀请他颇为犹豫。    下午四五点钟时，胡风又收到了周恩来的来信，是他的警卫员送来的，约胡风夜里去会他。    胡风见到周恩来后，把他的工作和自己的想法都同周恩来详谈了。最后胡风说：“我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用笔凿穿一下他们的鬼脸总是好的吧！”    周恩来同意胡风的决定，他说：“国民党地区需要能公开出面的人，不一定非到延安去不可。这事我为你向他们说明一下，你留下吧。”同时，周恩来又给了胡风一个任务，要他劝说梁文若不要和吴奚如谈恋爱，这对党的影响不好。“朱惠又不同意和吴离婚，叶以群也不会愿意的。因为你是他们的朋友，还是由你向他们多做工作。”胡风满口答应了下来。    另一次是在皖南事变后，为了表示对国民党的抗议，中共动员著名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延安，或去香港，或转到新四军那里去。    1941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周恩来约见胡风，周恩来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反共气焰日甚，为了减少损失和保存干部，我们决定让有影响的左翼文化人撤离重庆，你也在其中之列。去处一是延安，二是香港。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闻此言后，胡风倒没有考虑是去延安还是去香港，而是割舍不掉他心爱的《七月》杂志。    胡风说了自己的看法：“国民党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正应该在重庆和他顶。他如捕人，就会更加重他在政治上的失败。”    周恩来说：“撤退固然为了保存干部，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积极意义，那就是向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表示强烈抗议的一种形式。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应该走了。”    胡风回答：“等我回家与妻子商量一下再定。”    举家出走，对胡风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他和梅志商量究竟去哪儿，梅志赞成去延安，她说：“那了那儿，孩子们可以进托儿所，我也能参加工作，我也不必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发愁了。”这多年的难民生活，她带着两个幼子，也真苦了她。能到革命的延安去过一种新的生活，当然是她所向往的。但是，胡风总觉得去那么多人恐怕做不出什么事来。他说：“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    3月17日下午，胡风又到了重庆，宿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晚上，周恩来找胡风谈话，问他：“到延安去好不好？”    “当然好啊！”胡风考虑了一下又说，“我还是到香港去吧。”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胡风去香港。    周恩来非常关注日共的情况。他希望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即与日共有着联系的胡风，能够经香港到南洋一带，通过日本侨民寻找日共的关系。因此，在胡风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周恩来把这一特殊任务交给了胡风。    胡风两次放弃了去延安的抉择，除了他与周扬之间存有隔阂，又怕去了延安“做不出什么事来”外，大概他因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生前曾经拒绝去苏联参加作家大会，后来又坚决不肯去苏联治病疗养。因为“回来以后，一定会陷进国民党不准他活动的困境里面。”    此后，延安发动的思想整风，并出现所谓的“抢救”运动，大概也在胡风的心中投下了阴影。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大概胡风也还没有完全看清楚。因此，胡风始终留在国统区保存着自己的思想和战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