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图片不侵权:国学商道:“浑然若昧”说秦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9 17:53:06
国学商道:“浑然若昧”说秦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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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国学商道:“国际惯例”说晋文》提到,“黄老之说”承传易理大道,至“诸子百家”则皆自引大道之理而求“术”以致“用”。管子论“道”而求“经邦济世”之“法用”,孔子论“道”而求“克己复礼”之“儒术”。所谓“百家争鸣”,或皆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可见,孔子的“克己复礼”,不仅仅是复辟“周礼”,而且正是循源于夏朝“私天下”诸侯分封的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礼法体制。夏朝“家天下”体系的创立,正式宣告了上古“公天下”时代氏族公社制度的解体。诸侯分封建藩,便孕育了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体系,并给周期性的“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埋下了祸根。“诸侯经济体”的“市场竞争”与弱肉强食的“兼并重组”,则必然形成“弱国无外交”和“金戈铁马”的“强权出公理”,或称“霸道逻辑”的“国际惯例”。至于管子“尊王攘夷”而“霸诸侯一匡天下”,只不过是给这种“霸道逻辑”的“国际惯例”披上“王道”外衣罢了。所谓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假“王道”之名以行“霸道”之实的市场经济“国际惯例”历史故事。
春秋争霸谁主沉浮?
世界历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是中世纪欧洲各封建王国宗室之间通婚联姻关系及利益冲突的典型反映。而距“英法百年战争”约两千多年前,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同样是与其王室宗族彼此通婚联姻的恩怨情仇关系交织在一起。此历史印记,在“秦晋之好”这一成语典故中就能集中体现出来。关于“春秋五霸”究竟指谁,这个问题历来说法不一。但就像古汉语里“三皇五帝”的“三”与“五”一样,其实都是数量上的叠加泛指,而并非绝对概念的“三”或“五”。自齐桓公“尊王攘夷”成为“春秋首霸”之后,接下来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霸主”,当数晋文公和秦穆公。从时间先后来讲,是由齐桓公到晋文公至秦穆公。从地理位置变化转移来看,则是沿黄河流域“山海相接”之处自东向西的回归。在这个过程中,晋国位于自齐国至秦国的必经之地。于是,在这三位“霸主”交接班的过程中,也便演出了“齐晋之好”与“秦晋之好”的姻缘大戏。而“晋文称霸”,或正是齐秦双簧协奏的历史必然。
且说晋献公当年娶齐姜、大戎小戎二女、骊姬,乃至酿成“骊姬之乱”。如果把当时晋国有望承继君位的公子们比作股票,那么以狐偃、赵衰、先轸、贾佗、魏犨为代表的“五贤”,便是始终将重耳视为最佳投资“潜力股”的经纪人班子。而最终“晋文称霸”的成功,其实就是狐偃等人“经邦济世”的成功。在重耳流亡十九年间,晋国内讧动荡不已,元气大伤。但重耳一行在游历诸国备尝险阻艰难的同时,也大大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特别是“管子变法”的经邦济世的模式,在晋国随后的新政中处处都留下了印记。晋文公以狐偃为相,赵衰辅之,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改革举措,可以说简直就是管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翻版。从而在短短三四年间,就使晋国呈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昌盛景象,并奠定了联秦制楚称霸中原的国力基础。
由此可见,就“经邦济世”而言,从“管子变法”到“晋文称霸”,“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和“作内政而寄军令”才是根本。所谓“尊王”,绝不是固守周朝的礼法制度,而恰恰是在“尊王”的旗号下“变法革新”。如果把“尊王攘夷”称作“文化强国”战略,那么这也仅仅是对外迷惑天下人的文化麻醉剂,而绝不是用来自我麻醉及麻醉国内百姓的。或者说,就是对外营销这样一个“尊王攘夷”的“普世价值”文化概念,从而获取“强兵称霸”的超额“通货积财”暴利。在这个“霸道逻辑”的市场经济“国际惯例”游戏中,周王室及“周天子”其实就像今天的联合国一样,成为强者手中的橡皮泥政治图章。“周天子”的册封和授权,也只是强权争霸胜出者的自我加冕而已。继齐桓公之后,晋文公为“诸侯之长”,这无疑是狐偃等人“经邦济世”的成功。而在这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外交通盘帐的经营谋算中,包括秦国及秦穆公,大约也仅仅只能算作“晋文称霸”的生产要素与经营成本之一。
相对于晋人所学管子商道的精明,秦人似乎显得有些过于憨实厚朴。但从两度出手匡扶晋国社稷,并且慷慨解囊送粮送人出兵出力来看,这位秦穆公会不会也是在按照自己的套路在“经营天下”呢?让晋文公从齐桓公手上接过“霸主”权杖,会否也是秦穆公自己建立市场经济“国际惯例”新秩序的战略步骤呢?若果真如此,那么连“尊王攘夷”图章和“中原霸主”权杖都能“治大国如烹小鲜”通盘运作的经营高手,恐怕就非秦穆公莫属了。我们都是凡人,没有预知未来的天分。但通过对春秋战国五百年而秦并天下的来路回望,则可使我们获得一些历史智慧的启发与感悟。
秦人与西戎东夷的恩怨情仇
如上所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们常说的上下五千年,通常是指自炎黄时代“仓颉造字”以来的“下五千年”。而我们现在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常识概念,又基本上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多年来的思维惯性积淀。至于神农氏和伏羲女娲及华胥氏时代以前的“公天下”上古历史真相,则早已被万年岁月流沙所堙没了。正是由于这种自然与人为的原因,使得我们的“大中华”文化精神视野越来越被误导收窄,并一步步局限于炎黄世系君臣尊卑贵贱等级的儒家礼教“正统文化”桎梏。所谓的“华夷之辨”,最早便是这种以“华胥部族”正宗传人自居的文化傲慢体现。在这样的文化理念下,“天子”所居之地,就是“天下之中”,周围人等便是戎狄蛮夷之族了。至“华州”镐京失守,周平王东迁东都洛邑,洛阳周围地区就是“天下之中”的中原了。于是,周原故地的秦人之族,也便被一并归入没有文化的西部“野蛮人”了。
直至“虎狼之秦”并吞天下统一中国,可依然难以改变六国贵族后裔和儒家学士对秦的文化鄙视态度。至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其实也都是开放包容与“罢黜百家”的文化角力延续。把自己固步自封为“华夏部族”的正宗传人,而将“华胥部族”的其他支系划到圈外,并进而排斥为戎狄蛮夷之族,这种天子君权等级思想萌发于虞夏之际,臻成于春秋时代的“孔子之说”,而定形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国策。那么,秦人与儒家的这种文化冲突,会否就是起因于此“华夏部族”正宗与非正宗的争议呢?
从某种意义来讲,中国历史被阉割和歪曲的文化浩劫,肇始于孔子篡改历史而著《春秋》。再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成文的历史典籍,都已是属于儒家文化洗染版。除了先秦时期以前的金铭文、陶器文及甲骨文,可以作为“信史”资料的大约就只是古本《竹书纪年》了。从盘古氏、有巢氏、燧人氏、华胥氏、女娲氏、伏羲氏到神农氏等等,根据这些中国民间世代口耳相传的“口述历史”信息可知,在上古“公天下”时代,人们对不同氏族或不同氏族部落的人,往往是平等对待并直呼以“某某氏”,很难看出其中有高低贵贱的尊奉或蔑视之意。而这种对其他部族冠之以“戎狄蛮夷”的蔑称,大约开始于私有化的君权“家天下”萌芽时期,或者说是始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逐渐解体的过渡时代。最确切的史证,就是在虞夏之际。
据《竹书纪年》记载,帝尧陶唐氏“十二年,初治兵”,“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这里意思是说,帝尧在位的第十二年开始建立正规军队。第七十年时,命令四方部落首领授予虞舜摄政权。第七十五年时,授命司空禹治理江河。第七十六年时,授命司空禹征伐曹魏一带的“戎”人,并征服了他们。这大约是迄今为止中国古籍对“戎”的最早称呼记载,也是阶级社会君主制国家政权形成过程的清晰记录。在古汉语中,“戎”既是华夏族对异族的蔑称,也同“兵”意相通。其逻辑关系也显而易见,“戎”是非我族类的叛逆,也便是战争的祸端和战争的必然对象。
《竹书纪年》还记载,“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征淮夷。二年,征风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这里的帝相,是指自夏禹起夏朝的第五位帝王,这大约又是迄今为止中国古籍对“夷”的最早称呼记载。“夷”的称谓出现比“戎”晚,说明“夷”是对“戎”的进一步细化归类,直至最后形成“西戎北狄东夷南蛮”的完整概念。其实,这些四方“戎狄蛮夷”概念,在当年“大禹治水”而形成的诸侯朝贡制度中就可找到影子。夏禹封疆建藩的“五服”贡赋制度,便是以“天子所居”的王都为中心,按照距离远近来考量。其中,五百里以内为甸服,五百至一千里间为侯服,一千至一千五百里为绥服,一千五百至二千里为要服,二千至二千五百里处的异族疆域为荒服。而二千五百里以外,就算是化外的蛮荒之族了。这些“戎狄蛮夷”称谓和“五服”朝贡制度,既是一个地理方位概念,也是一个族群文化概念,更是一个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而历史上的战争,往往就是这种有形与无形的等级观念立体交织冲突所致。儒家精英所编造的炎黄世系“正宗历史”,只不过是为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礼教找到族群血统高贵的依据,但无形中却撕裂了民族感情和中华文化。故此,所谓“孔子之说”仅仅只是自虞夏以来“贵族文化”的糟粕集萃。按照儒家历史论述,夏商周三代的王室族源,均出于轩辕黄帝。黄帝以后的帝位禅让依次为帝颛顼、帝喾、帝子挚、帝尧、帝舜及帝禹,这些人亦皆为黄帝的子孙。就连司马迁后来也在《史记》中引述称:“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帝也”。但据《竹书纪年》记载,黄帝之后,帝颛顼之前,却还有一帝名曰“少昊氏”。可见,儒家编造的黄帝族“家天下”历史,在这里便露出了明显的“硬伤”。儒家精英为了证明“家天下”君臣等级的“天经地义”,竟然连黄帝老祖宗的“家史”都敢造假,数典忘祖莫此为甚!
当然,儒家精英为了能够自圆其说,又补上了“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之类的说法,并称民间传说的“少昊氏”也是黄帝的子孙。但若“少昊氏”果真为黄帝子孙,为何又会在帝位禅让的“正史”中被“删除”呢?更蹊跷的是,这位“少昊氏”却又恰恰是秦人嬴姓的始祖!
“西兴东衰”的历史轮回
据《竹书纪年》记载:“一百年,地裂。帝陟。帝王之崩皆曰陟,《书》称‘新陟王’,谓新崩也。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帝挚少昊氏,母曰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既而梦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凤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帅鸟师,居西方,以鸟纪官。帝颛顼高阳氏,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这段记载告诉我们,黄帝在位第一百年驾崩,“少昊氏”族中一位名叫“挚”的人继帝位。颛顼从十岁开始跟随“少昊氏”学习治国理政,二十岁时登基继帝位。也有人说,这位“少昊氏”名叫“清”,没有在帝位上执政,而是率领着以凤凰之“鸟”为图腾的军队,驻守在王都西边的地方。
看来,这位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治史严谨,对自己搞不清的史实并不武断取舍,而是采取了两说并记的写作手法,从而给我们保存下了这段珍贵的历史信息,但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关于“少昊氏”的巨大谜团。就像《竹书纪年》作者对“帝挚少昊氏”的生平琢磨不透一样,各种民间传说和古籍记载对“少昊氏”也同样莫衷一是。这也就如盲人摸象,都只说对了一部分。只有把这些信息碎片拼接起来进行系统分析,我们才会形成一个全貌的认识。原来,“少昊氏”是上古时代一个庞大的部族,也是一个英才辈出的部族。而外部族称呼这个部族集体或个体,往往就统统简称为“少昊”或“少昊氏”。因此,说少昊是“穷桑之帝”或“西方之君”没有错,说少昊是“少昊之国”或“东夷部落”的“天帝”也没有错。因为“少昊氏”部族的始祖,就是“始作《易》八卦”的伏羲氏。而渭河上游的天水成纪一带,正是伏羲氏部族的老家。伏羲氏部族以这里为根据地向四面八方发展迁移,肯定都会留下足迹。其中沿渭河流域逐步向东发展的一支,就是古籍记载的华胥氏“生庖羲于成纪”、然后“徙治陈仓”、最后“都于陈宛丘”。
那么,伏羲氏部族当时统治的疆域有多大呢?据《淮南子·时则训》载:“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太白皋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这里的太白皋,就是指伏羲或伏羲氏部族的首领。由于各地语音方言因素,在后来整理形成的文字典籍中,对于伏羲就有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和称谓。除伏羲之外,还有伏犠、伏戏、伏牺、包牺、包犠、宓犠、炮牺、庖牺、虑羲、牺皇、皇羲、太昊、大昊、大皞、太皞、太白皋等。那么,“少昊氏”究竟是伏羲氏或“大昊氏”的那一个支系?这位“帝挚少昊氏”又是“少昊氏”部族的第几代传人?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有关“少昊氏”与凤凰、羽翼、飞翔及鸟兽的诸多传说和方言谐音记载,又把人们的目光聚焦到一位名曰“益”的人身上。莫非,“益”就是“帝挚少昊氏”的后世子孙?同时,有记载称嬴秦一族的始祖为少昊,有的记载直接称嬴秦一族的始祖就是“益”,这会否恰好是无意间的印证呢?
“益”在古籍中又称伯益、伯翳、柏翳、大费等,是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史记》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益不但善于驯养鸟兽和狩猎,而且通晓天文地理,精于水利工程和凿井技术,就连“大禹治水”的“军功章”都有他的一半。许多古籍文献将《山海经》称为“伯益之书”,《吴越春秋》称,禹“遂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证之。故名之曰《山海经》”。《论衡·别通篇》称:“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夏禹曾向帝舜坦承:“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舜即对伯益说:“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这等于是帝舜已经隔代指定“益”为禹的“接班人”了。然而,事情后来的演变,却并不像儒家编篡的尧舜禹“禅让”故事那样祥和。夏禹死后即由其子启继位,“益”因而与启发生争执,于是便被启诛杀了。据《竹书纪年》载:“益干启位,启杀之”。
如前所述,所谓华夏华人,直接源于渭河流域“华胥之渚”的华胥氏部族。女娲氏和伏羲氏出于华胥氏部族,神农氏部族亦出于华胥氏部族。华胥氏部族有分支,伏羲氏和神农氏部族亦有分支,但能说谁家是华夏“正宗”之族?而谁家是“偏支”的“戎狄蛮夷”之族?从“公天下”时代的民主推举与“禅让”历史来看,黄帝之前为神农氏世代。神农之前,是伏羲氏世代。所谓神农氏炎帝或炎帝神农氏,则显示炎帝比黄帝距神农氏“天子”血缘关系更近一些。而黄帝代神农氏为“天子”,才正式宣告了神农氏世代的终结。在黄帝之后,伏羲氏部族的后裔“帝挚少昊氏”也曾登基为“天子”。至虞夏之际,“少昊氏”部族的“益”似乎也曾有被“禅让”为“天子”的资格。只是由于夏朝“家天下”的霸道,中国的历史才自此拐弯。于是,便有了炎黄世系“正宗历史”的“家天下”神话,也便有了“中原”与“戎狄蛮夷”的三六九等。
那么,在经过夏商周三代之后,这个“少昊氏”部族,会不会再次打破这个“正宗文化”的历史神话呢?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最后彻底摧毁这个三千年封疆建藩诸侯经济体系的主攻手,恰恰是“少昊氏”部族“益”的子孙。而且,这个赢秦部族,也正是崛起于“西部”的渭河流域!
国学商道的“华夷之辨”
所谓金戈铁马驰骋天下,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富国强兵”的一半因素就取决于“马”。而秦人驯养鸟兽和御马之术,应是看家绝技。同时,秦人被赋予“亦华亦戎”的族群特质,使得他们对“华夷”双方的习性都很了解,也便具有了更强的“兼容”能力。最重要的是,基于世代传承的天文地理知识,使得他们几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大中华大格局和大气魄。这从秦始皇后来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车距,以及建“直道”高速交通网和修长城等旷世壮举中,我们即可窥视一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皆行秦政治”,尽管儒家精英把秦始皇谩骂了两千多年,但我们中华民族还是坐享了两千多年秦文化的福荫。试想一下,若无当年“虎狼之秦”,何来今日之中国?
在中华民族不断融合四海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伏羲时代是渔猎和畜牧业高度发达的时代。因此,伏羲氏部族的后代,就传承了驯养鸟兽和御马的宝贵经验。中国的黄土地农耕文明,蕴育于渭河流域,肇始于神农时代,臻盛于黄帝时代。可定居田园妄自尊大的安逸生活久了,便丧失了游牧渔猎时代的危机感和战斗性。这样一旦遭遇游牧部族的攻击,就有些“诗书礼乐”无从应对了。从“管子变法”到“晋文称霸”,“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成功,反而使得中原各国被金钱货币蒙蔽了心智。而那时秦穆公在谋算什么呢?对外,似乎就是“尊王攘夷”的逢场作戏和运作掌控中原“霸主”,同时借机搜罗熟悉东部诸国和西部诸戎情况的干才,譬如百里奚、蹇叔、由余等。对内,好像就是忙乎着找伯乐相马,并弄出些“秦穆公尝出而亡其骏马”之类的事。可到了公元前623年,秦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然出兵攻打蜀国和函谷关以西的国家,二十多个戎狄小国竞相归服秦国。秦国一下子“辟地千里”,史称“秦穆公霸西戎”。
自西戎东侵,周原镐京陷落之后,周王室顿时大感扬眉吐气。于是,周襄王专门派遣召公过带了金鼓送给秦穆公,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当时,函谷关以西的“大西北”和蜀地所在的“大西南”,在中原诸国的眼里都属于偏僻荒蛮之地,而且也是鞭长莫及。但自秦穆公时起,秦国就开始稳扎稳打地布局这个“西部大开发”战略了。待到秦始皇挥戈东进发动并吞六国的收官之战时,西面大半个中国就早已经姓“秦”了。而这盘影响中国最近两千多年历史走向的大棋局,实际上正是从秦穆公开始运筹落子的。所谓大中华,首先是国土的辽阔广大,其次才会有物产资源的富饶。没有这个大家底,子孙后代凭什么兴旺发达人多势众呢?所谓阴阳虚实,所谓智愚轻重,所谓国学商道也均在此“华夷之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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