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纸多少英寸: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校德育朱小蔓/刘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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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中国学校德育

朱小蔓/刘次林

【内容提要】为了应对转型时期给学校德育的挑战,党和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德育政策的应对;德育理论研究也形成了大量可喜的成果;在简述了新德育课程的基本结构以后,从德育管理体制、爱国教育、生命教育、网络德育、德育审美化、德育评价、民工子弟教育等方面,对我国德育实践的探索和创新作了回顾。论文提出,在德育经验的理论提升、理论的实践影响力、主导价值观教育、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对我国德育发展之现实困境和乐观前景做了宏观分析。

【关 键 词】学校德育/转型时期/德育政策/德育课程/德育创新

 

一、时代的挑战与德育政策的战略选择

中国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长期的农业型社会形态,在近现代的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起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德育体系。虽然其间受过一些极“左”思想的干扰,但是,自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又进入了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此开始了伟大的社会转型。

这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转型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城乡关系、人口流动、贫富差距等所造成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同时,由于我国社会转型又恰逢人类社会“全球化”的迅猛浪潮,各种形式的文明冲突、文化碰撞和意识形态的较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相互纠缠;加之与西方市场经济上百年发展、完善的过程相比,我国的社会转型属于后发的、浓缩的,所以,它把社会转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几乎是同时呈现出来,经济与伦理、个人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我国青少年儿童面临的成长环境空前丰富而杂乱,学校德育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面对这种形势,党和国家给予了全面的应对。1980年代中期以来,颁布了大量的与德育有关的政策、文件、法规。自1984年到1994年,仅由中央及部委颁发的关于中小学德育的文件、通知就有54份,目前则已超过了100份。这些政策、文件对学校的爱国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公民道德建设、各年龄段学生的思想品德、思想政治教育都提出了系统的要求。另外,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法规也对保障德育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性支持。

这些年,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德育场馆硬件设施的建设和改善,投入大量经费兴建和整饰青少年活动场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文化宫、图书馆、博物馆、少年宫、科技馆、烈士陵园,开发文化古迹,修缮名人故居,新建青少年素质训练营等。仅上海市所确立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多达36处。浙江省已建有青少年宫84所,科技馆8个,建有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劳动和社会实践等各类青少年学生素质教育基地2041个。江苏省仅为建在江浦县农村的、供城市学生到农村体验学习的基地就先后投入3000万元。

二、德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

“文革”期间,德育理论是受极“左”思想干扰的“重灾区”。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思想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德育理论界日趋活跃,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现已有不少大学招收德育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这些年来,德育理论工作者认真挖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道德教育资源,积极吸纳国外在道德价值观教育研究方面新的学术成果和实际经验,直面社会转型时期我国青少年一代新的生活方式及其问题,完成了一系列较为深刻的德育观念的探索和创新。这些研究为广大学校的德育实践以及新世纪的德育课程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同时,德育的实践创新与德育课程改革又反过来激发了德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和丰富、拓展。具体表现为:

1.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目的。在“左”的思想盛行时,人与道德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人们倡导一些脱离人的实际生活和现实人性基础的呆板的教条,强调人对道德规则的无条件顺从。以人为本的道德教育相信,道德是为人的生命成长和幸福生活而创造的,人的需要既是人进行道德创造、道德辩护的根本动力,也是其根本目的。[1]所以,道德教育不仅强调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保障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同时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身心特点和发展规律,关注学生个人的生活及生命状况,关心其成长的烦恼和需求,并且在关爱中引导学生的道德需求,实现道德引导、提升之目的。

2.辩证分析个人利益的价值。传统德育把公与私摆在二元对立的位置上,一直不愿意承认、羞于承认、不敢承认个人利益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反而一味地以“灭私”为任务,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自我牺牲,大公无私。其实,个人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的获取方式都有正当和不正当之分,不能简单地否定。按照我国儒家观点,公与私属于辩证统一的关系,通过自我的扩展可以实现对私的超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个人利益开始形成了辩证态度,这种态度为德育的人性基础作出了更全面的论证。

3.探究多元化德育功能。我国的德育自古有重政治取向的传统,受政治斗争的影响,德育即政治教育的观念曾经长期流行。通过对于德育功能的系统研究,现在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认识已经从单一的政治取向走向更宽广的理解,即德育不仅要为政治服务,也要为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服务(如经济功能、文化功能、自然环境功能等);不仅要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需要,也承认不同层次和范围群体的特殊利益;不仅要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也要为个体生命的成长、独立精神的形成、公民素质的发展服务;不仅是对个人的一种约束和限制,也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解放,是人的自我肯定、自我超越、自我享用的需要。[2](P189-289)对德育功能的新认识调整和引导着实践中的德育方向,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德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也改善了人们对德育的看法。

4.呼吁德育生活化。生活化是中国新一轮德育改革的热点,它既反映了对杜威、陶行知等人的教育思想的回归,也表达了对现行德育使“学校教育世界”与“学生生活世界”相隔离的不满。理论界重新强调我国古代德育重视践行的思想,相信道德智慧来源于生活,要求德育工作改变远离学生生活实际、过分理想化和封闭于学校之中的现象,切实从学生的生活出发,基于生活中的现实,面对生活中的需要,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与困惑,鼓励学生在生活中学习生活,过有道德的社会生活。[3]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界所使用的“生活”概念多源自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但是,很多学者在借用胡塞尔生活概念以后将它误读为经验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让学生在德育中过这样的日常生活是违背学校德育本质的。[4]所以,德育回归生活,并不是简单地把德育等同于感性的个体生活,而是在生活世界中,并且通过生活形式的展开,来引导个体生活,引导个体对可能生活的美好追求,从而使得德育的过程成为作为生活主体的个体德性之自主生成、自我建构的过程。[5]

5.推崇对话式德育。“对话”是在批判“灌输”式德育中出现的。德育中的对话具有四方面内容,(1)师—生对话。通过对话,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灌输德育的“我—他”关系,而是一种“我—你”的关系。(2)学生—文本的对话。通过学生与文本的对话,使外在于学生的道德知识通过道德学习过程中的经历、感受和体验,与学习者融为一体。(3)生—生对话。在教师的引领下,学生以主体地位互动交流,通过贡献自己的观点,构成一种集体思考,将个人的智慧融合为集体的智慧。(4)学生与自身的对话。德育通过鼓励学生跟那个沉睡的自我进行内省式对话,发现假面具后面一个真实的自己。可见,“对话”不仅仅是一种德育手段,也是德育过程中的一种精神和原则。“对话”讲究民主平等、合作互动、探究创新、开放生成,所以它要求建构起一种民主、平等、真诚、信任的德育氛围。

6.重视道德的学习维度。以往德育的重心主要关注“道德如何教”,而不太认真了解、研究“道德如何学”,但是,人是具有学习道德的潜能和接受道德的特殊机制的。道德学习论的实质是强调把德性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习者主体,相信学生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和规约,道德教育应当鼓励和支持学生的向善之心,激发学生的道德动机,重视他们的自立活动、自我承诺。对道德学习的重视也是终身教育转向终身学习的必然产物。现在,学校道德教育在意识上明确定为要为学生的终身道德学习奠基,为学生的终身持续发展服务,要重视培养学生自主教育的意识和能力。[6]

7.倡导体验式道德学习方式。道德的学习不同于科学知识的学习,体验是道德学习的有效方式。体验是一种包含感受、情感、理解、联想、领悟等诸多心理成分在内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在体验中,主体以自己的全部自我去感受、理解事物,因发现事物与自我的关联而生成情感反应,并由此产生丰富的联想、深刻的领悟并生成意义。在道德的内化和发展中,体验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体验是道德内化发生的前提条件。在体验中,外在的客体与主体发生融合,导致主体已有的心理结构得以丰富和调整,从而引起道德心理的发展。体验通过形成新的意义、产生领悟、生成意义、获得启迪和升华,使人的道德心理获得改造和发展。[7]

8.构建德育的制度化保障。制度是学校德育的外围条件,好像与德育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有了健全制度的保障,学校德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如果得不到制度上的支持,德育往往事倍功半。“人的许多道德问题不是单纯依靠提高个人道德意识水平所能解决的,而必须通过建立和提高有关社会体制的道德性。”[8]与苦口婆心的学校德育相比,缄默的社会强化制度也许更具有教育性。正如邓小平说的,一种好的制度,能够让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则可以使好人变坏。在健全的、道德的、公平的、可靠的强化制度面前,人将自己约束自己、矫正自己、鼓励自己,使自己成为有道德的人。任何一种德育,都要根据一定的德育思想建立起一套实践制度。传统德育依靠“因果报应”的宗教思想维系“制度”与德育的关系,今天的德育则需要科学的、现实的、多层次的、有效的制度保障。制度的建设不仅仅是制度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制度质量的提升,使学生在道德的、公平的、可靠的制度之中从事道德教育。事实表明,人的许多道德问题不是单纯依靠提高个人道德意识水平所能解决的,而必须通过建立和提高有关社会体制的道德性。

三、德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结构

进入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开始了全面的课程改革。新课程首次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作为每门学科的发展目标之一,要求各学科利用自身的课程资源,体现具有学科特点的价值内涵,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

就专门德育课而言,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大的变化。小学德育分为两块,一年级到二年级开设《品德与生活》,三年级到六年级开设《品德与社会》,初中设《思想品德》,高中设《思想政治》。这次德育课程改革,奉行“一标多本”的政策,在制定统一的课程指导标准的基础上,鼓励全国各地组织力量编写多样特色的教材。目前,被教育部批准使用的德育教材小学有19套,初中12套,高中1套。

1.《品德与生活》。该课程遵循儿童生活的逻辑,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课程内容的主要源泉,面向儿童的整个生活世界,鼓励儿童直接参与各种有意义的主题活动、游戏和其他实践活动。突出强调让儿童健康、安全地生活,愉快、积极地生活,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动脑筋、有创意地生活。[9]

2.《品德与社会》。该课程将品德、行为规范和法制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国情、历史和文化教育,地理和环境教育等有机融合,贴近儿童的生活,反映儿童的需要,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社会,用自己的方式研究社会。课程以儿童逐步扩大的生活领域为面,针对儿童的社会环境、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等领域中的几个主要因素,综合交叉,结成若干教育主题,然后在各年级以不同的层次反复呈现,螺旋上升。[10]

3.《思想品德》。这是一门融思想性、人文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综合性课程。课程围绕成长中的我,我与他人、我与集体、国家和社会等关系,整合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和国情教育等内容,以加强初中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为核心任务,帮助学生提高道德素质,形成健康的心理品质,树立法律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实践能力。[11]

4.《思想政治》。该课程采取模块式的组织形态,在开设必修课程的同时,提供具有拓展性和应用性的选修课程,必修课程共有四个模块:围绕“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主题设置三个模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为主要内容,设置“生活与哲学”模块。选修课程开有“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经济学常识”、“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科学思维常识”、“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6个模块,这些选修课程模块的设置,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既着眼于学生升学的需要,又考虑到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需求;既体现本课程作为德育课程的特有性质,又反映本课程在人文与社会学习领域中的特有价值。[12]

新课程迄今已经试验了一段时间,国家根据实验期间的经验正在对课程标准作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五、具有特色的德育实践

1.既独立又统一的德育管理体制。为了加强德育工作,学校形成了与教学行政部门平行并列的德育管理部门和系统。但是,这种独立的德育体制也容易造成德育与学科教学的脱离。为了避免独立德育体系游离于日常课堂教学以外,我国学校一直强调将德育渗透到各种学科的教学之中,提出“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现在,又有不少中小学尝试实行全员育人的“德育导师制”,通过学校指定或由学生自行选择的办法,让各门学科任课教师同时担任学生道德与心理成长的导师。

2.爱国教育的研究与创新。爱国教育是我国德育的重要内容,是民族精神教育的核心和根本。针对这个传统教育主题,理论研究者有过细致的实验探索,一些地方也创造出了新颖的操作方式。上海市从1990年起在对爱国情感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实际调查和实验探索之后,将“国”的层次具体化为与学生的认知水平相适应的对象,在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展爱国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3]他们在全市中小学中实施“树魂立根”教育工程。上海市光明中学在“中国风·民族魂”的教育中,将教室分布区域对应中国版图位置,将全校班级、学生团体与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相互“挂钩”,鼓励学生通过对省份历史、经济、社会、人文等诸多方面深入探究。随着探究的进展,学生们便不由自主地关心起对应省份的各种时事动态,并主动与对应省份取得联系,甚至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全校交流,同学们从“主攻”一个省份到“浏览”每个省份。在不知不觉中,整个中国就走进了学生的心里。[14]

3.生命教育的兴起。这是近年来得到重视的一种德育实践。随着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我国社会所造成的冲突、困惑、挑战、压力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我国自1980年代初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独生子女数已超过1亿。大量独生子女学生对社会、家庭以及自己的认识,包括对生命、生活的理解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有些学生心理素质脆弱,忍受力和承受力较差,以致经常出现漠视、轻视生命的现象。因此,近年来,德育尤其重视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例如,上海市于2005年颁发了《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并且确立了54所试验学校。通过课程教学、专题教育和课外活动三大途径,根据层次性和渐进性的原则,对中小学生命教育作了详细的要求。目前,全国各地都以不同的具体形式实施着生命教育。生命教育虽然发轫于珍惜、爱护生命,但是,随着理解、尊重、热爱生命等新理念的倡导,它将在改造传统德育观念,配合和促进以人为本的德育实践方面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4.网络条件下的德育应对。网络的出现是现代信息社会的革命性事件,是现代德育无法回避又需要加以利用的问题。面对网络带来的学生道德发展新问题,如网络的虚拟性使青少年学生容易混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界限,一方面沉迷于虚拟社会,另一方面又因为更加愤世嫉俗而回避现实社会。网络的隐匿性容易鼓励学生发送各种信息垃圾,宣泄人性的丑恶方面,弱化学生的道德意识。网络的开放性与国际性也使得学生不得不面临各种文化观念、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的冲突。网络的数字化快捷联通容易使学生沉湎于“人—机”互动而丧失现实生活的“人际”交往机会,等等。德育应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国家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净化网络内容,规范经营制度,如,禁止在中小学校300米以内开设营业性网吧,在中小学校的计算机中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等;另一方面,学校加强对学生进行网络伦理的教育,期望通过提高学生的自我辨别能力、自我选择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来促使学生正确面对和处理伴随网络而出现的一些“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现象和问题。我们也认识到,网络对于德育是把“双刃剑”,不能夸大它的消极作用,网络不只是德育的对手,更应该是德育的助手。它不仅为德育提供了一片全新的工作空间,也改变着德育的方式,丰富着德育内容,并且给德育带来了理念上的革命。

5.德育的审美化改造。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实际上反映了德育要让人愉悦的思想。针对传统德育的说教、灌输、枯燥、压抑等问题,檀传宝通过主持国家课题,在全国一些学校探索“欣赏型德育”,力图体现教师的价值引领与学生的自主建构之间的统一,使德育成为“一幅美丽的画”、“一曲动听的歌”。“欣赏型德育”主要由三大活动系统构成:德育情境美的创设活动、德育内容美的呈现活动、德育形式美的创设活动。它将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加以审美化设计,使学生在“美”的活动中认识道德美、感悟道德美、追求道德美、创立道德美,从而成为德美兼备的时代新人。[15]

6.德育评价方式的探索。与知识化德育相适应,德育测评追求给学生以明确的量化分数。量化测评法在德育中存在着它的合理领域,但是,它解决不了德育所有领域的测评,如果泛化乱用,往往造成貌似科学实则反科学的后果。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行,学校越来越多地选择质性测评法,强调学生的过程经历以及个别化感受的语言文字表述。有些学校尝试鼓励学生讲述生命故事。还有的学校推行德育答辩,要求学生按照规定的格式,以总结报告的文体,回顾自己的道德经历,形成个人德育表现的论文,并以班级为单位,通过答辩会的形式,向班级的同学、答辩委员会成员宣读,同时接受提问,回答问题,由同学和答辩委员会就其德育表现作出评价。

7.民工子弟教育的关注。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流动。2008年,农村进城劳动力已经达到1.4亿,随父母在城市读书的民工子弟大概有1000万。为了改善这些学生在城市的生活学习状况和文化适应能力,有关部门一直在做积极的工作。2007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围绕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调研活动。另一方面,因此而造成的单亲儿童、“留守儿童”所存在的心理问题,学校也在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教育和辅导,提高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变迁、抵抗挫折、克服困难的能力。

五、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德育问题

1.德育领域中的一些重要现实问题需要上升为理论层面认真研究。如何处理德育内容的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如何从丰富的德育实践之中提炼出具有当代中国自身特色的德育理论,德育理论如何适合幅员辽阔、地域差异明显的国情,尤其是适应农村学生约占70%的中国农村德育;在教育日趋社会化的时代,怎样正确认识学校德育的功能和独特使命,以及如何协调学校与家庭、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教师的主导性、示范性与学生的主体性、自觉性的关系,如何与其他学科的学习形成健康的和谐关系,理论成果如何转化为课堂的操作策略,等等,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重大德育问题。

2.理论的影响力有待加强。中国德育理论的研究成果虽然大有改观,但是,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与个人发展变化,其实还不够。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成果还没有完全在教师实践中发生作用,它们对家长、政府官员、社会大众的影响也不够。甚至可以说,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还停留在笔尖下、纸头上、文件里,没有变成教育者的自觉“武器”。其中原因比较复杂。有些理论过于抽象、空洞,实践性不强,因而被束之高阁;有些理论宣传不力,不能把理论变成教师借以创造的思想源泉,或者理论走向实践的中间环节发生“失真”;有些理论由于“受众”状况的影响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家长、社会媒体、教育管理人员,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足够地接受到理论成果的影响。据调查,中国2/3的家长教育方法不当;[16]有些社会媒体的责任感不强,文化舆论的导向存在问题;有些教育管理者迷信市场经济原则,企图以经济利益来驱动和运行道德教育,弱化甚至违背了道德教育本身的运行规律。

3.主导价值观亟需澄清。新中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形成了以集体主义、无私奉献为特征的价值观体系,这些价值观曾经凝聚着全国人民的道德意志,战胜过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来的价值体系受到了挑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其他各种形式的价值观也纷至沓来并发生着影响;全球化浪潮加速了多元价值观念的形成。在各种价值观同台竞存之际,在处理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无私奉献与互利互惠、本土文化与世界文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方面,如何确立并坚守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教育,值得广大德育工作者严肃认真地思考。同时,由当代开放社会和高科技社会生活方式造成的青少年群体的亚文化、流行文化及其价值观如何在实际的教育活动中加以处理,需要进一步贴近学生,探索新的办法。

4.德育研究方法需要多元整合。最近一些年来,我国德育工作及研究者在大胆起用新的研究方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表现为:一方面,充分吸取脑科学、心理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德育进一步获得科学基础。另一方面,重视人文科学方法,将叙事研究、现象学研究、田野研究等范式引入德育研究和实践的改进,这都是有益的。但如果过分或者单一使用,容易陷入机械论的或狭隘的经验主义。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德育还需要宏观的社会学、经济学视野,需要民族学、政治学,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特殊的要求,因此,怎样全面合理地整合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邻近学科的资源,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德育问题。

六、趋势与展望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展保持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那种贫弱状况。然而,由于社会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伦理道德观念)的发展未能在短时间内同步跟进,经济高速增长与道德相对滞后的现象、转型时期造成的道德“空场”现象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熟过程中的各种不道德现象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存在。青少年犯罪率持续高攀,心理健康问题所造成的危害日益明显,对于网络的负面影响还办法不多,由于社会公平问题、贫富悬殊问题所造成的消极情绪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有效地得到缓解,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还会激化。对于这些,我国德育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德育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最近,虽然全球都在经历经济危机的打击,但是我国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健康向上的。高速发展的经济水平也将改善德育条件、提高教师待遇、促进公民道德境界的提升。新生代的德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思想民主,胸怀开放,较少受到极“左”政治的影响,敢于吸收不同国家的先进经验,在德育工作中思路活、办法多,也更加务实,创造出了许多让人怦然心动的操作样式。随着德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新的德育理念将逐渐被教师所理解、接受和执行。更为重要的是,党和国家以科学发展观为原则,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更为民主、开放、公平的和谐社会。所有这些,都将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国德育将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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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实验稿)[S].2002.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S].2003.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稿)[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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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课题组.美丽的德育在成长[J].中国德育,2006,(5).

[16]陈晓玮.我国家庭教育状况不容乐观[N].中华读书报,2005-04-30.

 

【作者简介】朱小蔓(1947-),女,江苏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哲学、道德教育、情感教育研究,北京 100875;刘次林(1964-),男,湖南茶陵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道德教育研究,上海 200234

(转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