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c200和e200的区别: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李庆新

唐代广州贸易与岭南经济社会变迁

2010-10-22  李庆新 

地址: http://eco.guoxue.com/article.php/25326

唐代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空前强大的国力，又善于继承、开放兼容，达到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高峰，成为中古世界与拜占廷、阿拉伯并称富强的大帝国。

　　岭南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传统的外贸优势，广州、交州等港成为唐朝海上交通的主要通道，对外贸易无论在经营规模、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众多进展。确实如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所说：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通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的交通史，就应认真注意广东的历史”[1]。唐代广州不仅发挥全国海外贸易中心性职能，而且在制度上有开创之功，在唐代乃至中外关系史上都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以广州市舶使为主导的贸易管理体制，为唐以后外贸管理提供行之有效的制度样板，经过宋元两代至明代，市舶制度不断发展，清代始为海关制度所取代。

　　唐代持续繁荣的海外贸易，构成并成为策动地域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活跃因素，不仅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带动城乡经济多方面发展，引发若干经济制度变迁，使岭南社会发生重要变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广州贸易大势

　　（一）武德至天宝间：日趋兴盛

　　唐朝前期，国内政治开明，政局稳定，社会经济恢复发展很快。史载贞观初年“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齎粮，取给于道路焉”[2]。开元、天宝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寙，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百余年间，生育长养，不知金鼓之声，爟燧之光，以至于老”[3]。“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4]。唐中后期均田制废止与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农业生产技术改进，水利事业发展，粮食产量提高，农业经济区域扩展；手工业部门分工精细，制作能力增大，区域布局更为广阔；城乡商业繁荣，城市出现夜市，突破旧的商业体制和里坊结构，农村出现草市、墟市。这些社会经济新景观、新因素，显示中国中古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也为唐朝对外开拓，发展对外经贸交流提供更宽广的空间和更厚实的基础。

　　唐朝统治集团始终保持开放心态，积极推动中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贞观初年，唐朝与近二十个国家有外交往来。“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服装诡异”，中书侍郎严师古“请图写以示后”，作《王会图》，从之[5]。唐太宗《正日临朝》诗云：“百蛮奉遐賮，万国朝未央”[6]。可见其时中外邦交之盛。

　　《新唐书》谓：

　　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至荒区君长，待唐玺纛乃能国，一为不宾，随辄夷缚。故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7]。

　　唐人杜佑在比较汉唐间中国与南海诸国交往时指出：

　　海南诸国，汉时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乘舶举帆，道里不可详知。外国诸书虽言里数，又非定实也。其西与诸胡国接。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其檄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后汉桓帝时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使诸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盖尠。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自梁武、隋炀，诸国使至踰于前代。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8]。

　　随着中外交往从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路，“地当要会，俗号殷繁”的广州贸易蓬勃兴起。则天光宅元年，有商舶至广州贸易，受到官吏侵渔。商胡向都督路元睿投诉。元睿闇懦，不敢得罪群僚，反而索枷欲击治商胡，群胡大怒，持剑刃元睿及其左右十余人，扬长而去，登舟入海，追之不及[9]。其后，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10] 。

　　开元、天宝间，与唐朝有官方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七十余个，南海贸易日新月异。诗人李肱《省试霓裳羽衣曲》谓：“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11]。王贞白《长安道》云：“梯航万国来，争相贡金帛”[12]。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谓：“海外诸国，日以通商”[13]。

　　开元四年，有胡人上言，谓海南林邑、扶南、真腊等国“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师子国求灵药及善医之妪，寘之宫掖。”玄宗拟派监察御史杨范臣偕胡人前往求之，因范臣谏而中止[14]。

　　天宝二载三月，玄宗幸长安望春楼，陕郡太守、江淮租庸等使韦坚集船数百艘于广运潭，接受检阅。其船“扁榜郡名，各陈郡中珍货于船背。”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始安郡船即蕉葛、蝻蛇胆、翡翠，[15]展示开天盛世濒海地区特殊的经济景观。

　　天宝七载，律宗高僧鉴真从扬州乘海舶第五次东渡日本，海上遇飓风飘至海南振州，转辗至广州，见珠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16]。这里婆罗门指今印度一带，波斯即伊朗，昆仑指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诸国，师子国即斯里兰卡，大石国即大食，骨唐、白蛮、乌蛮不详。如此之多的外国商客在广州往来居留，可见外贸之盛。

　　天宝十载，张九皋为南海太守兼岭南五府节度经略等使，招徕蕃商，公平交易，中外贸易亦甚可观。萧昕《张公（九皋）神道碑》云：

　　五府之人，一都之会；地包山洞，境阔海壖；异域殊乡，往来辐辏；金贝惟错，齿革实繁；虽言语不通，而贽币交致。公禁其豪夺，招彼贸迁；远人如归，饮其信矣[17]。

　　（二）至德至兴元间：对外贸易起伏不定

　　天宝十五载，安史之乱爆发，开天盛世宣告终结，唐朝从此由极盛而转衰。受全国政局影响，沿海地区局势很不稳定。广德元年十二月，宦官、市舶使吕太一乘岭南军队北上勤王、兵力空虚之机，矫诏募兵，逐岭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盘踞广州达三年之久。大历三年，万重光构逆桂州；四年，冯崇道、朱济时分别在广州、桂州反叛；五年，西原蛮酋帅梁崇牵联合张侯、夏永占据容州。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发兵攻广州，杀岭南节度使吕崇贲。唐朝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兼岭南节度使，路嗣恭以流人孟瑶、敬冕为将，屯兵粤北，谋复广州。

　　战乱持续不断，给岭南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对外贸易更受影响，同时岭南吏治腐败，广州官吏视中外贸易为利薮，对外商招携失所，竞相诛求，导致外商多不来广州而往安南，以致贞元八年岭南节度使李复请求派遣市舶中使，以收安南商利。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贽上言辩其不可，其事乃寝[18]。

　　大历三年，京兆尹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平定番禺冯崇道、桂州朱济时多年的叛乱，地方一时靖安。李勉为官清廉，不干预市舶事务，海外贸易颇见起色。《旧唐书》本传称：“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19]。诗人杜甫作《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记其盛况：“番禺亲贤领，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宝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20]。

　　不过，广州贸易好景不长。大历八年，李勉离镇不久，广州即爆发哥舒晃之乱与路嗣恭屠杀商人事件。史书记载：“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21]。广州外贸受到沉重打击。

　　（三）贞元至乾符初年：平稳发展

　　贞元以后，唐朝实施两税法，国家收入增加，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宪宗时，出现“元和中兴”。与此同时，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经济在原有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成为国家重要财赋来源之地。朝廷对岭南的统治更为重视，“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 [22]。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谓：“[广州]刺史常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地大以远，故常选用重人，既贵且富”[23]。

　　在市舶管理上，岭南藩帅多有建树，对海外贸易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贞元初，饶州刺史杜佑迁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其镇南海也，……南金象齿，航海贸迁。悍将反覆，远夷愁扰，吏困沓贪，商久阻绝。公乃导其善利，推以信诚，万船继至，百货错出”[24]。

　　贞元中，岭南节度使王虔休对广州贸易“革刬前弊”，遂使“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以恒数。”虔休“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奉、进备之物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北户之孱颜，南冥之睢盱，国异俗泰而安宅，生振忘归而乐业”[25]。

　　贞元十八年，邕管经略使徐申转镇岭南，安抚蛮俗，平定盗寇，“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26]。

　　元和十二年，国子祭酒孔戣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在贸易税收、法令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促进了当时的贸易发展。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云：

　　元和十二年，自国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岭南节度等使。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始至有阅货之燕，犀珠磊落，贿及仆隶，公皆罢之。绝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货，满三月，无妻子之请者，尽没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计往复，何月之拘，苟有验者，悉推与之，无算远近。”[27]

　　会昌中，宣歙观察使崔龟从移镇岭南，“清誉俭德，时所推伏，……有酌泉投香之誉。以是夷估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28]。

　　大中三年，岭南节度使韦正贯革除陋规，改良交易环境，广州贸易大为改观。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正贯）神道碑》云：

　　百粤之地，其俗剽轻，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又远天子之法，税调裒急，一舞于吏手。……先是，海外蕃贾赢象犀贝珠而至者，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至者见欺，来着殆绝。公悉变故态，一无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29]。

　　唐后期朝廷还派遣宦官或监军兼任市舶使，确保对市舶事务的控制。崔鄑《李府君（敬实）墓志铭》记载，大中四年中官李敬实为广州都监兼市舶使，“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夷人安泰。不逾旬月，蕃商大至，宝货盈衢，贡献不衍，颇尽臣节”[30]。

　　（四）乾符、天祐间：动荡中衰退

　　乾符六年春正月，黄巢农民军转战山东、淮南、浙东、福建，继续南进，攻入远离唐朝政治军事中心的岭南。黄巢南下，目的是为了避开唐朝部署在东都和长江下游的精锐部队，并“欲据南海之地，永为窠穴，坐邀朝命。”五月，黄巢军队开始攻打广州，即日破之，执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随后分兵攻掠，除了在容、高、韶等少数州郡遭到抵抗外，所向皆捷，遂据交、广。

　　黄巢军队在岭南镇压了一批唐朝官僚、地主，动摇了中央对岭南的控制，尤其是诛杀了大批外国商客，对广州贸易造成沉重打击。据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记述，战乱中外国商民死难者甚众：

　　在中国，出了一个名叫黄巢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从民间崛起的。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后来便抢夺兵器，打家劫舍。歹徒们追随如流，集结在他的周围。他的势力终于壮大，人马日益增多。于是，他的野心膨胀起来了。在众多的中国城市中，他开始向广府（Khānfū,广州）进发。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从海边走去，还有几天的路程。广府位于一条大河之畔，河水是淡水。

　　广府居民起来抵抗黄巢，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最后，他终于得胜，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31]。

　　10世纪阿拉伯学者马素第也记录了这一事件：

　　有一位反叛者叫作黄巢（Yansh?），一些无赖流氓经过远距离的跋涉前来扩大他的军队，他于是便离开自己的巢穴而以其入侵去蹂躏王国的开化地区，一直使他把大本营扎在广州（Khanf?）城下，这是坐落在一条江畔的一座重要城市，此河比底格里斯河更大或至少是同样大小。该江入了中国海，后者距广州城有6—7日的行程，从巴士拉、锡拉夫、阿曼、印度诸城和闍婆群岛、占婆和其他王国驶来的船舶载其商品和货物逆江而上。

　　因此，他迅速向广州城进军，该城的居民由伊斯兰教徒、基督徒、犹太人、祆教徒和其他中国人组成，他将该城紧紧围住。在遭到国王军队的袭击时，他把这支军队击溃了，掳掠了些女子。后来，他率领的士兵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众多，用武力强夺该城并屠杀了该城数量众多的居民。据估计，在面对刀剑的逃亡中死于兵器或水难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祆教徒共达20万人。我们所以能够进行这种估计，是由于中国的国王们都有户口簿，其中统计了其帝国中的臣民以及附近附属他们的民族的人。他们委托代理人进行这种统计，因为他们希望掌握归顺了其君权的居民状况[32]。

　　苏莱曼和马素第还叙述了黄巢军队毁坏广州蚕桑业的情形。关于广州外国商民遇难人数的记载，历来有争议，未必准确，但反映了唐末广州外商众多。

　　广州陷落，震惊海外。因为战乱，外国商人一时不敢前来广州，而改在马来半岛的箇罗与中国商人贸易。因此，“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33]。广州贸易一度陷于中断。

　　经过黄巢起义打击，唐朝更加虚弱，国内强藩林立，“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而已。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34]。一向对朝廷恭顺的岭南，除岭南西道外，岭南其他各道可能都偏离朝廷控制。1955年陕西西安西郊小土门村出土《唐故南内留后使承奉郎行内侍省内仆局令上柱国赐绯鱼袋陇西李府君（令崇）墓志铭》显示，僖宗再复上京（长安）后，“留心五岭，欲将圣旨宣劳远人”，在光启元年三月，曾两次派遣特使出抚岭南，以期恢复岭南局势与统治秩序[35]。

　　《新五代史》云：“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36]。随着政局逐渐趋于平稳，南海贸易有所恢复。景福二年，昭宗授左军都指挥使检校司徒平章事陈佩广州节度使制称：“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37]。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38]。

注释：

 [1] 中村久四郎：《唐代的广东》，《史学杂志》三月至四月号，1915年；朱耀廷中译，刊于《岭南文史》1983年第一、二期。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宗贞观四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

 [3] 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361页。

 [4] 郑綮：《开天传信记》，《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页。

 [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太宗贞观三年闰十二月丁未。

 [6]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中华书局，1960年。

 [7]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北狄传》，中华书局，1987年。

 [8] 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海南序略》。第5088页。

 [9]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则天后光宅元年七月戊午。

 [10] 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

 [11]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百四十二。

 [12]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百一。

 [13] 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一《开大庾岭路序》，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

 [14]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玄宗开元四年五月甲辰。

 [1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玄宗天宝二载三月丙寅。

 [16]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74页。

 [17]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五。

 [1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四，德宗贞元八年六月。

 [19]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一《李勉传》。关于李勉任广州刺史期间来广州贸易的外舶，《旧唐书》万有文库本作“四千余柁”，一般认为是四十余柁的误植，

 [20]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三。

 [2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十二《路嗣恭传》。

 [22] 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十四·古南越》，第4961页。

 [23]  陆耀遹纂：《金石续编》卷十，《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该碑今存广州黄埔南海神庙。

 [24]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六，权德舆《杜公（佑）淮南遗爱碑》。

 [25]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一十五，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

 [26]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九，李翱《徐公（申）行状》。

 [27]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

 [28] 高彦休：《唐阙史》卷下《丞相兰陵公晚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9]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

 [30] 李庆新：《西安出土几方唐代墓志中之岭南资料》，《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148页。

 [31]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

 [32] 马苏第(Maūdī)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0—181页。

 [33]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95页。

 [34] 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纪》。

 [35] 李庆新：《西安出土几方唐代墓志中之岭南资料》，《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148页。

 [36]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南汉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

 [37]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七，陆扆《授陈佩广州节度使制》。

 [38]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

二、朝贡与私商贸易

　　唐承隋祚，对外持开放态度，发展友好关系。武德五年，唐高祖赐书高丽王高建武云：“朕恭膺宝命，君临率土，祗顺三灵，绥柔万国，普天之下，情均抚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方今六合宁晏，四海清平，……方申辑睦，永敦聘好”[1]。尤其唐朝皇族颇染胡族血统，李昞、李渊、李世民三代，皇后孤独氏、长孙氏、文德氏，皆为胡姓。所以，唐人种族观念较为淡薄。贞观十八年，突厥俟利苾部十余万众归附，请于胜、夏间安置；时朝廷用兵辽东，群臣恐其威胁京师，请加防范。唐太宗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2]。他还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3]。

　　唐初统治者比较开明的民族思想落实到国家民族政策与外交实践中，对维护国家统一，增进对外交往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不同程度为李唐王朝后继者所继承。开元初，大食帝国遣使来朝，进马及宝带等方物；在朝见玄宗时，发生了值得关注的“礼仪之争”：

　　其使谒见，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所司屡诘责之，其使遂请依汉法致拜[4]。

　　由此可见，唐朝统治集团保持比较宽容与友好心态，尊重海外殊俗，对各国“朝贡”不遵礼仪似乎也不太在乎，不太为难“不懂礼仪”的“贡使”。证诸一千多年后英帝国马戛尔尼使团出使大清帝国引发激烈的“礼仪之争”——英使谒见乾隆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而这种争议成为导致中英首次邦交失败的关键性原因，益显唐朝开放兼容的大国气派。

　　有唐一代，不仅礼遇来使，允许外国商民在华贸易定居，资助外国留学生学习中华文化，准许外国宗教人士来华求法宣教，而且容纳外国才智之士参加科举，在朝为官。唐朝用人不分畛域，而且并非权宜之计或策略性措施，亦非某一皇帝为然。

　　唐代把朝贡与礼仪相结合，构建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作为国家礼制的一部分。《通典》云：“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礼，重宾主之仪”；周制，九州之外，谓之蕃国，有夷服、镇服、蕃服，代一见，各以其所贵之宝为贽[5]。由《周礼》“六服”和“三服”所构成的“天下封建”、“诸侯朝聘”、“四夷朝贡”理想化“礼制-外交”体系，为唐代统治集团所取法。

　　唐代设鸿胪寺等主管海外诸蕃朝贡事务。蕃国朝贺，“中国有报赠、册吊、程粮、传译之费，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视地远近而给费[6]。

　　所谓“报赠”，即唐朝对朝贡国的赐予和贡物的报酬。“计价酬答，务从优厚”[7]。报赠在京由鸿胪寺付给，在地方则由州府付给。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了《仪凤度支式残卷》两片，其中一片称：

　　[诸州]拟报诸蕃等物，并依色数送府。其交州都督府报蕃物，于当府折官物内支用，所有破除、见在，每年申度支、金部。其安北都护诸驿赐物，于灵州都督府给。单于大都护府诸驿赐物，于朔州给。并请准往例相知给付，不得浪有破用。安北都护府色数于灵州都督府给付，如其不须，不得浪有请受。给讫，具申比部及金部，比部勾讫，……[8]

　　可见地处海路蕃国贡道的交州，与地处陆路诸蕃贡道的灵州、朔州等一样，负有向朝贡诸蕃提供“报蕃物”、“诸驿赐物”等的职责。

　　“册吊”是唐朝对蕃国君长的册封或吊唁，皆有赐物。

　　“程粮”乃支付给贡使回国所需的粮料，一般按路程远近分等第由州府给。证圣元年九月五日敕：“蕃国使入朝，其粮料各分等第给：南天竺、北天竺、波斯、大食等国使，宜给六个月粮；尸利佛誓、真腊、诃陵等国使，给五个月粮；林邑国使，给三个月粮”[9]。“路由大海者，给祈羊豕皆一。西南蕃使还者，给入海程粮；西北诸蕃，则给度碛程粮”[10]。

　　“传驿”乃提供给蕃使的交通服务。

　　唐代以前，南海诸国使节从海路来中国朝贡，迎送、馆毂等皆由岭南地方当局负责。隋文帝开皇九年初定岭南，即下《安边诏》，宣扬皇化，革除陈朝弊政；陈朝时“南海诸国，欲向金陵，常为官非法盘检，远人嗟怨，致绝往还。”文帝告诫广州当局，不得侵渔前来通商朝贡的海外客商，“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泝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11]。大业间，隋朝向南海地区发展势力，扩充影响，“南荒诸国朝贡者十余国。”可考者除赤土外，尚有林邑、真腊、婆利、丹丹、盘盘[12] 。

　　海外诸蕃由海道来唐朝，必在广州上岸，循北江过大庾岭北上两京。《新唐书》谓：“海外诸蕃朝贺进贡使有下从，留其半于境；由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所献之物，先上其数于鸿胪”[13]。地方政府在接待外使时，既要安排好使团进京人数，以礼相送，还要礼待其余留下来的使团成员。

　　唐朝为显示富强，远播声威，怀柔远人，对前来“朝贡”的外国贡使一般都给予丰厚的“赏赐”，从而形成一种隐藏着政治外交内涵、以物易物、不等价的朝贡贸易关系。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而衰，朝廷支持发展外贸，目的主要转为获取市舶收入，以裕财政；因此，以禁榷制度为核心、征抽“舶脚”、收取“上供”为内容的官方贸易居于主导地位。朝贡贸易的发展，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支持。市舶贸易主要由市舶使或兼任市舶使的岭南帅臣主持，注重经济效益，为地方和中央开辟可观的财政来源。

　　唐代海外贸易除官方贸易外，民间交易不容忽视。所谓“广人与夷人杂处，地征薄而丛求于川市”[14]。大历中路嗣恭平定哥舒晃之乱，乘机私吞广州商舶之徒财宝数百万贯，可见经营外贸的商贾财富雄厚。

　　蕃商是外贸领域一股重要力量。唐末居留广州的外商成千上万，史载“蕃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舍第，吏或橈之，则相挺为乱。”[15]显然，蕃商在广州已经形成势力，在中外贸易中与海外市场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具有中国商人难于比拟的独特优势。

　　南朝以来，以冯氏、冼氏等为代表的粤西地区民族豪族往往以武力为后盾，亦盗亦商，始终在南海贸易中占有相当比重。日本学者河原正博指出，他们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大量象牙、犀角、翡翠、珍珠等南海物产，并拥有很多生口（奴婢），或者进行贩卖，积累财富，形成了强大的势力[16]。

　　正如《隋书·食货志》所谓：“岭外酋帅，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皆因而不改”[17]。虽然岭南豪族势力在贞观末年以后受到致命打击而基本退出广东大陆，但其残余力量在偏远的沿海地区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活跃于外贸领域，也是私商贸易的组成部分。

　　天宝初年，鉴真法师第五次东渡日本，遭风漂流到海南，受到万安州豪族冯若芳的热情款待。据称若芳“每岁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掳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二三日，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初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18]。

　　振州陈武振是海中大豪，海南五州招讨使韦公干“以兄事武振”。他的“致富”手段，即采用所谓“得牟法”——一种佛教密咒——的神力，使海上过往贾船自动飘到行咒的地方，由此而发财，实际上是海上抢劫。段公路《投荒杂录》记载说：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舶溺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呪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船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呪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呪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19]。

　　岭南官吏往往利用特权，上下其手，插足外贸，与民争利。史载“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 [20]。 以至于有人认为，广州官吏，“十中无一，肯识廉耻”[21]。贞元十一年，容管经略使岭南迁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王锷极精明，“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 王锷凭借雄厚财力，在官场运转有方。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受符节，居方面，凡二十余年，终官使相[22]。王锷堪称“官而富者”之典型。

注释：

 [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高丽传》。

 [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十二月戊午。

 [3]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

 [4]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大食传》。

 [5] 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七十四《礼·宾礼一》，第2016页。

 [6]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

 [7] 王钦若、杨亿等编《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八《帝王部·却贡献》，中华书局，1960年。

 [8]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310—311页。

 [9] 王溥：《唐会要》卷一百《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36页。

 [1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一·礼部主客郎中》。

 [11] 许敬宗编、罗国威整理：《文馆词林校証》卷六百六十四，李德林《隋文帝安边诏》，中华书局，2001年，第224页。

 [12] 魏征：《隋书》卷八十二《南蛮传》。

 [1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三·鸿胪寺》。

 [1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王锷传》。

 [1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卢钧传》。

 [16] 河原正博：《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第95—96页；亦见同氏著：《隋唐时代岭南酋领冯氏与南海贸易》，《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二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250—256页。

 [17]  魏征：《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18]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第68页。

 [19]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幻术三·陈武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2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卢钧传》。

 [21] 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五《选部下·南选》，第1624页。

 [2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王锷传》。

三、市舶使及其管理制度

　　唐初南海贸易管理仍然由岭南当局主导，但自从设置市舶等使之后，朝廷对贸易的控制加强，改变了以往地方包揽市舶之利的局面，市舶使的差遣具有开拓性意义。

　　唐代诸使是皇帝或朝廷派出的主持某项专门事务的特使，市舶使其中之一种。诚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多尔比所云：使职“特别适于解决涉及朝廷和地方双方的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对于皇帝的顾问们来说是太专门了，而且也为一般行政官员权力所不及”[1]。唐初使职差遣因事而设，事罢即省，具有临时性和非常设特点。高宗朝，部分使职逐渐变为常设，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形成独立于常设机构之外新的行政管理体系。玄宗朝，使职差遣趋于普遍化和地方化，诸使权力、地位、作用皆日见提高。唐人李肇谓：“开元已前，有事于外，则命使臣，否则止。自置八节度、十采访，始有坐而为使，其后名号益广。大抵生于置兵，盛于兴利，普于衔命，于是为使则重，为官则轻”[2]。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制度紊乱，运作失灵，使职差遣越来越多，常设诸使，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多自辟僚属，自成系统，事权专一，相当程度取代了相关中央机构与地方当局的职权。

　　使职名目繁多，大部分废置不常，部分转化为国家或地方常设使职。按其功能，大致可分为四类：一为军事类，如安抚使、镇抚使、招讨使、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经略使、监军使等。二为行政监察类，如宣慰使、宣抚使、巡察使、按察使、采访使、观察使、选补使（南选使）、黜陟使等。三为经济管理类，如转运使、两税使、租庸使、盐铁使、营田使等。四为涉外事务类，如押蕃使、押蕃舶使、市舶使、监舶使、结好使等。

　　薛明扬先生根据使职任务把诸使区分为对内和对外两大类：对内者，传宣诏命，督办专项事务，督察各级官员，是维系中央和地方的纽带；对外者，行交聘，订盟会，下战书，签和约，沟通国家间的联系和交往[3]。

　　市舶使是唐朝派驻广州、专管海路邦交贸易的使职，在唐代海外贸易、对外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制度初建，文献记述不详，其差遣机制、机构设置、管理职能，皆不能详悉。下面对某些有分歧或悬而未决的问题略加阐释，提出个人看法。

　　（一）市舶使始置时间

　　市舶使一名，始见于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该书谓：

　　（开元二年十二月乙丑）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器，将以内进；监选使、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上嘉纳之[4]。

　　宋人欧阳修、宋祁修《新唐书》对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一事也有涉及：

　　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奇示四方哉！”书奏，玄宗称善[5]。

　　此外，《唐会要》、《册府元龟》、《文献通考》等有引述。上文中之“南选”，又称南铨，是唐前期在岭南、黔中等地实施的特殊选官制度，一般由朝廷派出选补使（又称南选使、监选使）主持的不定期选补缺官，选人主要为各地及第而未授官、前官及现官。南选至迟在上元二年已经在岭南、黔中实施，后来推广到江南、淮南等地。南选不定期实施，有三年一选，有四年一选，也有五年一选。岭南南选重点在西部[6]。开元二年殿中侍御史柳泽监岭南选，主要监选安南（交管）官吏。从两《唐书》等记载看，可以肯定，“市舶使”至迟在开元二年已经出现，这是学术界普遍采用的说法。

　　由于对史料有不同的诠释和理解，市舶使最早出现时间还存在如下说法：。

　　贞观十七年。此说始见于明嘉靖间黄佐的《广东通志》。他指出：

　　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设市区，令蛮夷来贡者为市，稍收利入官。凡舟之来，最大者为独樯舶，能载一千婆兰（胡人谓二百斤为一婆兰）；次曰牛头舶，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三木舶，曰料河舶，递得三之一。贞观十七年，诏三路舶司，番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武后时都督路元睿冒取番酋货舶，酋不胜忿，杀之×[7]。

　　按照这种说法，唐贞观十七年即已出现市舶使。此说颇多为后世学者及其著述所采信，如明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清人梁廷枏《粤海关志》等。

　　上世纪初，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对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记述提出批评，他认为：

　　此段之独樯舶、牛头舶等，明明勦袭《宋史》卷百八十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条；而贞观十七年云云，又《宋会要》（《粤海关志》卷三所引）绍兴十七年（西一一四七）之记事也。以后为前，宁非大谬。况唐称道不称路，三路舶司之称，北宋末期以后始有之，遑论贞观哉！《粤海关志》、《广东通志》均引炎武此说，希尔德（Hirth）亦据此以论唐代广东之贸易（《支那研究》一卷二七页）（原名见《西书原名表》）均不可信也[8]。

　　桑原认为，顾炎武“虽为清代考据之祖，而喜为杜撰，每不可凭”，在市舶使问题上“绝不足信”。桑原之说证据确凿，可从。

　　高宗朝（650—683）。此说由沈光耀先生提出，认为经过唐初经济上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政治上宽容统一，军事上对突厥战争的胜利，西域再度畅通，海上诸国纷纷来唐贸易通好，因而唐朝在广州置市舶的年代约在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结好使”、“押蕃舶使”、“监舶使”、“市舶使”等也就相应产生[9]。

　　先天元年至开元二年之间（712—714）。此说为邓端本先生提出，认为此时玄宗甫登大位，励精图治，设置市舶使可以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10]。

　　1990年底，笔者曾提出市舶使创设于显庆六年或稍前。[11]现在看来有反思之必要。在没有得力资料出现之前，“开元二年”仍然是市舶使最可靠的始设时间。

　　（二）市舶使差遣

　　关于市舶使的差遣，唐朝究竟是如何确定人选的？有无形成相对固定的操作机制？中外学者意见亦有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市舶使主要由岭南地方长官担任，在贸易管理上地方当局居主导地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唐及北宋，市舶使多由地方官兼任，时或由中央派内官干与之”[12]。“唐时宦官（即内官）之为市舶使者，虽非绝无，但不若谓为特别情况，普通概以与内官相对之外官——例如广州则为广州刺史或岭南节度使——兼任之”[13]。我国学者韩国磐先生亦认为：“东南海上对外贸易，实即由地方长官或副贰掌管。”[14]王贞平先生更明确指出：“广州太守通常兼任市舶使。”除非情况特殊，“朝廷才会任京官担任此职”[15]。黎虎先生大体上也持这一观点[16]。

　　另一种观点认为，市舶使由宦官充任，并且控制贸易管理。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当时市舶使概由宦官充任，随之其势力之增大，殆与节度使呈对立状态”[17]。和田九德持论相同。[18]美国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er）提出中国在八世纪逐渐形成“任命来自宫廷的宦官担任‘市舶使’这一类关键职务的惯例”[19]。华裔学者王赓武先生亦持类似看法，认为“市舶使都由中央政府任命”，“往往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并由宦官控制”[20]。

　　笔者认为，有唐一代，市舶使差遣有一个变化过程，市舶使选官或专官充任，或地方官兼任，或宦官充任，并非一成不变，不可一概而论。唐前期制度初建，体制尚不完善，或以专官充任市舶使，但较多以岭南地方长官兼领市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方主导”局面。开元间宦官势力扩张，最高统治集团对海外珍异的需求增加，始有以宦官充任市舶使，朝廷垂直插手贸易管理。中唐以后，时有以岭南帅臣兼任市舶使，但宦官似更占上风，尤其是以广州监军兼任市舶使，更多体现了“中央主导”局面。在此，笔者先将文献及考古发现所见市舶使考述于下。

　　周庆立

　　两《唐书》无传，履历不详。除上文所引资料外，仅见《旧唐书·薛季昶传》涉及：

　　季昶亦因是累贬，自桂州都督授儋州司马。初，季昶与昭州首领周庆立及广州司马光楚客不协，及将之儋州，惧庆立见杀，将往广州，又恶楚客，乃叹曰：“薛季昶行事至是耶？”因自制棺，仰药而死[21]。

　　薛季昶，绛州龙门人，武后时自布衣擢监察御史，累官为雍州长史、文昌左丞、洛州长史。神龙元年正月，以参预诛杀张易之兄弟，进户部侍郎。五月，武三思当政，罢张柬之等，季昶亦出为荆州长史，复贬为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神龙二年六月，季昶再贬儋州司马，卒至自杀。

　　薛季昶为官清廉刚正，“所在皆以严肃为政”，威名甚著。睿宗即位，为之平反，制曰：

　　故儋州司马薛季昶，刚干义烈，早承先顾，驱策中外，绩誉昭宣，有庄、汤之推举，同汲黯之强直。属丑正操衡，除其异己，横加窜责，卒至殂亡。言念忠怨，有怀嘉悼。可赠左御史大夫，仍同敬晖等例，与一子官[22]。

　　薛季昶与岭南豪族、昭州首领周庆立发生矛盾，应该在神龙元年、二年桂州都督任内。而矛盾原因，或与薛季昶“严肃为政”有关。周庆立恐怕不是个正派人物。

　　日本学者藤田丰八曾指周庆立为宦官，[23]但桑原骘藏认为证据薄弱，且言“吾辈以为与其想象周庆立为宦官，毋宁认为非宦官较妥”[24]。桑原氏的看法可以信从。毫无疑问，周庆立乃岭南有势力的豪族首领，受到唐玄宗的赏识，开元二年以右威卫中郎将任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禁军将领，从四品，可见官位不低。

　　韦某

　　唐代第一位宦官市舶使。于肃撰《内给事谏议大夫韦公神道碑》云：

　　公讳某，京兆人。……开元十年解褐授内府局丞，典御府之藏，……寻充市舶使。至于广州，赊赆纳贡，宝贝委积，上甚嘉之[25]。

　　内府局为内侍省六局之一，内府局令“掌中宫藏宝货给纳名数，丞为之贰。凡朝会五品以上赐绢及杂綵、金银器于殿庭者，并供之。诸将有功，并蕃酋辞还，赐亦如之”[26]。如同汉武帝时委派黄门译长介入海外贸易，开元十年唐玄宗派遣内侍省官员出任市舶使，显示最高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以及由此而来内官系统开始与市舶管理建立起联系，这是值得郑重注意的制度演变。显然，韦某在市舶使任上有良好表现，受到唐玄宗的嘉奖。

　　吕太一

　　唐代有两吕太一：一为景云中洹水令。有才华，魏知古表奏之。尝与中书舍人苗延嗣、考功员嘉靖、侍御史崔训，皆为张嘉贞所荐。时语曰：“令君四俊，苗、吕、员、训”。《全唐诗》收录其诗一首[27]。

　　另一为代宗朝宦官，市舶使。《旧唐书》谓：广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下大掠广州”[28]。同书又云：“代宗即位，中官吕太一于岭南矫诏募兵为乱”[29]。豆卢诜《岭南节度判官宗公神道碑》曰：“时宦官吕太一怙恃宠灵，凌虐神主，前节度张休为之弃甲”[30]。安史之乱后，岭南兵力北上勤王，防务空虚，岭南节度使张休奔端州。而朝廷无暇南顾，任命饶州（今江西波阳）刺史韦伦为韶州刺史兼韶、郴、连三州都团练使，与江西观察使李勉结成犄角之势，以扼其锋。稍后任命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杨慎徽为岭南节度使。永泰元年，岭南节度判官宗仲率军操间道突袭广州，平定叛乱。

　　吕太一盘踞广州达三年之久，对岭南经济特别是广州贸易破坏很大。吕太一不独掌握市舶，而且拥有兵权，很可能为岭南监军。凭靠特殊身份和权力，市舶使竟凌驾岭南节度使之上。

　　王虔休

　　新旧《唐书》有传。大历、建中间曾为汝州、泽潞镇将。贞元十年迁潞州左司马兼御史大夫掌留后；十一年升任潞州长史、昭义军节度使。据笔者考证，王虔休于贞元十四年转任岭南节度使，不到一年，卒于任上[31]。

　　王虔休曾上《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这是一份关于岭南节度使与市舶管理、机构建制的重要文献：

　　臣某言：臣闻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无方而富者，生也。圣恩以臣谨声教，固物情，严为防禁，以尊其生，由是梯山航海，岁来中国，镇安殊俗，皆秉睿图。伏以承前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但拱手监临大略而已，素无簿书，不恒其所。自臣亲承圣旨，革剗前弊，御府珍贡，归臣有司，则郡国之外，职臣所理，敢回天造，出臣匪躬。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物，陆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戴天捧日，见圣人一家之为贵；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今年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臣奉宣皇化，临而存之，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公私之间，一无所阙。车徒相望，城府洞开。于是人人自为，家给户足，而不知其然。况北户之孱颜，南冥之睢盱，国异俗泰而安宅，生振忘归而乐业。百宝丛货，罔黩于人心；群瑞效灵，顾怀于天宪。臣谬专任重，启处不遑，供国之诚，庶有恒制；海门之外，隐若敌国；海门之内，宣知变风。后述职于此者，但资忠履信，守而勿失，不刊之典，贻厥将来。圣恩以军府交代之际，委臣在镇，不获捧图陈荐，拜舞天庭，无任感恋惭惶之至[32]！

　　从表文可知，王虔休在“郡国”重任之外，“亲承圣旨”，主持“御府珍贡”，“镇安殊俗”，说明王虔休是以岭南节度使兼任市舶使的，双重职责，一身两任，颇有贡献。他“革剗前弊”，改变了岭南节度使对市舶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但拱手监临大略而已”的状况。建成“市舶使院”，改变了市舶管理“素无簿书，不恒其所”的局面。濒临珠江的海阳旧馆，经过改造装修，雄伟壮观，也成为体现大唐帝国富强繁荣的皇家驿馆（岭南王馆）。非常可惜，王虔休所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未能流传后世。

　　李敬实

　　1955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在西安东郊小土门村出土了崔鄑所撰《大唐故军器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赠内侍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李府君墓志铭》。墓志云：

　　公讳敬实，字梦符。其先陇西人也。……（会昌末）充右神策军都判，会岭表护戎，更改。大中四年，除广州都监兼市舶使。才及下车，得三军畏威，夷人安泰。不逾旬月，蕃商大至，宝货盈衢，贡献不愆，颇尽臣节。秩满朝觐，献奉之礼，光绝前后[33]。

　　李敬实出身宦官世家。祖唯宁，侍从德宗。父从义，掖庭局丞，终临泾监军。敬实曾捧诏宣慰天德，监戎天井，任职宣徽院。会昌末为岭南监军，复为广州都监，是唐末有一定影响的宦官首领[34]。

　　中唐以后，国内重要战事常调集数道兵马会战，置都统或都都统为统帅，都都统高于都统；另派遣宦官为监军，称都监或都都监。朝廷以李敬实为广州都监，复兼市舶使，毫无疑问，大大提高了市舶使的权威和地位，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朝廷对广州贸易的直接控制。

　　广州都监兼广州市舶使李敬实墓志铭（拙作《西安出土几方唐代墓志中之岭南资料》，《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唐代监军在镇三年即须入觐，听候迁转。李敬实兼任市舶使亦应为三年，即大中四年至七年。

　　刘岩

　　唐末封州刺史刘知谦之幼子，清海军节度使加平章事（使相）刘隐之弟。后梁初年，刘隐以拥戴功加检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又兼静海节度使、安南都护，表刘岩为副使。开平三年正月，加刘隐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四月，改封南平王。四年四月，进封南海王。

　　乾化元年三月，刘隐卒，刘岩代为清海节度使。二年，除岩清海军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旋加检校太傅。贞明元年，刘岩表求封南越王加四邻都统，遭到梁末帝拒绝。刘岩叹曰：“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自是贡使遂绝[35]。贞明三年十一月一日，刘岩在广州称帝，改元乾亨，国号大越。翌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贞明五年九月，梁朝以“南海僭号”，诏以吴越王钱鏐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讨伐刘岩，其制提到刘的职衔是“清海、建武等军节度使、岭南东西道观察处置供军粮料市舟等使”[36]，“市舟等使”当即“市舶等使”。说明五代市舶制度承袭唐制，后梁仍以岭南节度使兼领市舶使。

　　顺便指出，后梁乾化元年刘隐卒，刘岩继任清海节度使。贞明元年梁末帝即位，“尽以隐官爵授陟（刘岩）”[37]，就是制文提到的刘岩官爵。由此逆推，刘隐去世之前，可能已经兼任市舶使。

　　从上面考述可以看出，唐代市舶使选任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岭南节度使兼任，二是宦官或监军使兼任，三是专官充任。下面再就前两种情形略加分析。

　　作为岭南最高行政长官，岭南节度使主持市舶贸易管理是十分正常的。首先是因为历来有传统与习惯。在市舶使出现之前，外贸管理必然由地方掌管。即使在派出市舶使之后，仍然需要地方支持与配合。唐中后期，随着藩镇体制演变与地方势力壮大，岭南节度使对地方拥有广泛的权力，广帅“节度五岭诸军，仍观察其郡邑，于南方事无所不统”[38]。他们兼管市舶，是顺理成章的。另外，唐代市舶制度初建，市舶使不属正官，不一定经常派出。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贸易肯定由地方政府管理。

　　事实证明，唐代不少岭南地方长官在市舶管理上是颇有作为的，地方因素长期起作用，应该充分重视。然而，有些学者提出，地方长官始终把持广州贸易，岭南当局对贸易管理达到“一人包办”、无可与争的地步，过分高估了地方因素在贸易管理中的作用，不完全符合实际。

　　首先，唐代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官方贸易，纳入国家体制之内，特别是市舶使制度逐渐建立后，朝廷始终起主导角色。在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内，关系到国家外交、外贸以及由此而来的财政收入尤其是内库财源问题，岭南当局只是国家制度的具体执行者，依最高统治者意志办事，而绝对不会是主导者。

　　其次，唐中期以后，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像其他藩镇一样，朝廷向岭南派遣监军等使，建立起独立于岭南当局之外的权力机构和组织体系，对岭南节度使形成多方面的监督、分权和制衡机制，客观上达到有效控制藩镇势力的效果。事实上，除唐末短暂时间外，唐代岭南没有出现过地方长官挑战中央的情况。

　　此外，作为南方藩镇，岭南地方长官的选任，与淮南、剑南等藩镇一样，以文臣居多，对防止藩镇跋扈或武装割据有重要作用。据统计，开元以后岭南节度使有69人，其中文臣出身者53人，占76.81%；武官出身者8人，占11.59%；身份不明者8人，占11.59%[39]。另外，多位岭南帅臣本来就是京朝官，以恭顺著称，皆维护朝廷权威，地方服从中央，“身在南海，心怀北阙”[40]。

　　岭南藩帅在与那些口衔王命、来历不凡、代表皇帝或朝廷的监军等使打交道时，一般都谨慎从事，注意合作，不与冲突。只有监军对岭南节度使的监督与侵权，而不会出现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广州太守极力抵制任何干涉其海外贸易管理权的行为，并力图严加监督以‘市舶使’前来广州购置蕃货的宦官”[41]。这一点从市舶使吕太一驱逐岭南节度使张休、岭南监军馋毁节度使杨於陵事件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在宦官势力咄咄逼人情势下，岭南节度使往往主动退让，不与相争。开成元年，华州刺史卢钧升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42]。实为最佳注脚。

　　唐代宦官介入外贸外交管理，是唐朝宦官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清人赵翼说：“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43]。上世纪40年代郑天挺先生曾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讲座中指出，汉代宦官利用了他们的密近地位，假借皇帝或太后的权威，“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以专制朝廷。唐代宦官把持住皇室兵权，东南财富，养成他们的特殊势力。明朝宦官以批红操政柄，厂卫立刑威，宫帑供财用[44]。这一观点极为精辟。中唐以后，宦官干预朝政，参预皇位之争，“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45]。宦官在朝廷形成新的权力中心，不仅中尉掌握了禁军，枢密使盗窃政柄，而且还具有一个由宦官指挥的内诸司使行政系统。北衙诸司使分部细密，组织庞大，与南衙与宰相为首的行政系统互相对立[46]。

　　随着宦官势力发展，由中央向地方扩张，开元间延伸到市舶事务。广德元年十一月，市舶使吕太一叛乱，宋人胡三省注云：“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47]。

　　贞元八年六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云：

　　岭南节度经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进奉事大，实惧阙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庶免隐欺。希颜奉宣圣旨依者。远国商贩，唯利是求，绥之斯来，扰之则去。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今忽舍近而趋远，弃中而就偏，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曾无内讼之意，更兴出位之思。玉毁椟中，是将谁咎。珠飞境外，安可复追。书曰：“不贵远物，则远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归。况又将荡上心，请降中使，示贪风于天下，延贿道于朝廷，渎污清时，亏损圣化，法宜当责，事固难依。且岭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缘军国所须，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职，孰敢阙供，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重中使以轻外使。殊失推诚之体，又伤贱货之风，望押不出[48]。

　　贞元八年岭南节度使为李复。当时外国商舶多往交州贸易，作为岭南五管最高长官，他本想派判官往安南收市，但因为没有“中使”即市舶使“同往勾当”，所以希望朝廷派遣中使，同往交州收市舶之利。因为陆贽反对，唐德宗没有批准李复的请求。此事从另一侧面证明在南海贸易管理中宦官比岭南节度使更具有决定作用，而且早已存在“重中使，轻外使”的习惯。

　　唐中后期宦官势力不断增长，“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49]。元和年间，李肇备究诸使来历，并列举了在朝与外任诸使，其中外使有节度使、观察使、诸军使、押番使等，“宦官内外悉属之使。旧为权臣所管，州县所理，今属中人者有之”[50]。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宦官以其特殊的身份，特殊的使命，更能得到皇帝的信用，因而在体制内增生出新的制度。宦官之于市舶使，亦复如此。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正贯）神道碑》谓：“海外蕃贾赢象犀贝珠而至者，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51]。说明监舶使（市舶使）在广州贸易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

　　9世纪中叶曾经到过广州的尸罗夫商人阿布·赛义德·哈桑在与唐朝官员打交道时也注意到宦官群体，包括市舶宦官。他说：

　　他们掌管着田赋及各种捐税的征收。这些宦官，倘若能为皇上效命，那麽，不论皇室私物，或是国库财宝，全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派去广府—-阿拉伯商人荟萃之地—-的官吏，正是这些宦官[52]。

　　阿布·赛义德·哈桑还叙述了一位外国商人与市舶宦官发生纠纷的故事。大意是：有一个原籍呼罗珊（Khurasān）的商人，从伊拉克采购大批货物，运到中国广州销售。此人是一个吝啬而又贪婪的商人，与“皇帝的宦官”—-这宦官是派去广府为皇帝选购舶来品的（官吏），又是皇帝臣仆中最有权势的一个人，皇帝的珍宝财物都由他管理—-发生了纠纷。主要是在象牙和另外一些货品的交易上，商人拒不出卖，宦官竟采取强制手段，把商人带来的好货拿走了。宦官认为这桩事微不足道，所以根本就不把它放在心上。可是，那商人并不罢休，悄悄从广州出发，花了两个月时间，进京告御状。皇帝下令广府的长官了解实情，证明呼罗珊商人所告属实。皇帝乃将宦官招回京城，狠责一顿，没收其财产，革去职务，罚其看守皇陵[53]。

　　故事的真实性难于考究，但市舶宦官把持市权，仗势欺人，以致于引起商务纠纷，倒是不无可能，对了解宦官与市舶管理有帮助。

　　至于专官充任市舶使（如周庆立），属于个别现象，在此不多论述。

　　（三）市舶使院与海阳馆

　　唐代外贸管理机构，陆路边贸为互市监，海路虽有市舶使主管贸易，但有无一个类似宋明市舶司的机构，历来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唐代海外贸易管理设有专官市舶使，但没有管理机构。另一种意见认为，唐代外贸管理不仅有专官，而且有机构，名称就是“市舶司”。还有一种看法肯定市舶使为专官，但对有无管理机构则没有下结论。

　　笔者以为，市舶使从临时差遣变为常置使职，“坐而为使”，应有其办事机构。只是唐前期建制不稳定，市舶机构“素无书簿，不恒其所”。贞元中王虔休“革剗前蔽”，制度渐备，当时的机构名称为“市舶使院”。王虔休有《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可为明证。唐代诸使驻外机构多称“院”，盐铁曰“监院”、“巡院”，漕运曰“扬子院”、“江陵院”，监军曰“监军使院”[54]。

　　唐代交通发达，主要官道皆设有关津驿馆，提供交通服务。驿馆三十里一驿，分水陆两种，据其闲要配备数量不等的交通工具。陆驿给马匹，“江南、岭南暑湿不宜大马处，并置蜀马”；水驿配舟船。凡乘驿，官给券，“在京于门下给券，在外于留守及诸军州给券”[55]。

　　岭南交通以水路为主，驿馆也以水驿为多。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中之广州海阳馆就是专门接待外国贡使的，设备相当完善，又称“岭南王馆”。海阳馆之所以名“岭南王馆”，是因为它是代表皇帝与朝廷招待外国使节、向海外诸国展示“圣人一家之为贵”、“天子万方之司存”的驿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陈裕青先生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时关注到王虔休表文，并谓：“裕青按：潮州外国贸易事，载籍不多见。《全唐文》卷五一五有王虔休《进岭南王店使院图表》，为此事绝好资料。……此盖德宗时事，蕃商至列肆而市，地互市不冷淡可知”[56]。很显然，这是对王虔休表文的误读，盖因潮州有海阳县，因而把“海阳馆”地望落实在潮州，结果广州贸易变成了潮州贸易。岑仲勉先生曾对此提出批评：

　　其大错在认“海阳”为潮州属之海阳县，殊不知王表之“海阳”，义只“南滨大海”（水北为阳），前临广江即指珠江，故虔休得以就近临存也。宋朱彧萍州可谈二：“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王象之舆地纪胜八九：“海山楼在城南，极目千里，为登览之胜。”又黄佐广东通志：“明市舶提举司署在府城外西南一里，即宋市舶亭海山楼故址。”据余揣之，海山楼或即贞元时代临江之“海阳旧馆”，宋盖承唐制而建设也。（仇池石羊城古钞七：“海山楼在镇南门外，楼下即市舶亭，宋嘉祐经略魏炎建；”镇南究在何处，并未说明。）其地可能在今邮政总局至十三行附近，此处正对五洲，即今河南之鳌洲，“鳌”、“五“双声，方音之转变也[57]。

　　（四）市舶使的职能

　　关于市舶使的职能，唐代政书、正史皆无专门记载，仅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韩愈《送郑尚书序》、日人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等有所涉及。从现有零碎资料看，市舶使职能有如下两方面：

　　1.征管海外诸国贡物与税收

　　宋宝庆《四明志》“市舶”条称：“汉扬州、交州之域，东南际海，海外杂国，时候风潮，贾舶交至，唐有市舶使总其征，皇朝因之，置务于浙，于闽，于广”[58]。东汉扬州刺史部辖九江、丹阳、庐江、会稽、吴、豫章6郡，交州刺史部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7郡。扬、交两州沿海实际上包括了整个东南沿海，这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贸区域。

　　唐代按照盐铁体制，在海外贸易领域施行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垄断经营制度，在广州置市舶使“总其征”，这就改变了以往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地方各自为政的状态。正如法国学者索瓦杰（J.Sauvaget）综合巴拉兹（St.Balázs）、马尔瓦兹（Marvazī）、桑原骘藏诸家指出：“从七世纪初叶开始，在广州就设有一名市舶司（应为市舶使），授权管理一切外国商品、外国船只、政府专卖的外国商品采购等有关事宜，并征收关税”[59]。美国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er）也指出，唐朝在广州建立市舶司（应为市舶使院）这种新的官职，就是“以古代的‘盐铁使’作为典范和原型而设计的，”在外贸管理中具有“垄断地位”[60]。

　　唐人李肇云：“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61]。

　　所谓“纳舶脚”，一般认为即对商舶征收的进口货物税。首见于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当为元和年间或稍前置。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云：“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税”[62]。此“下碇之税”，盖即“舶脚”，或谓即后来之“吨税”（Tonnagedues）[63]。

　　所谓“禁珍异”，即官府从进口货物中征购专卖商品，禁止商人在官府征购之前私下交易专卖商品。显庆六年定《夷舶市物例》，其中就有“官市物”一项。唐末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64]。这些都属于政府征榷的商品。

　　此制大概渊源于南朝。《梁书》谓：梁天监初，王僧孺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65]。官府利用专卖价格，贱买贵卖，获取高额利润。

　　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说：海员从海上来到他们的国土，中国人便把商品存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一船海商到达为止。他们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这是政府所需的物品，用最高的价格现钱购买，这是没有差错的。他举例说：每一个曼那（mana）的樟脑卖五十个“法库”（fakkouj），一法库合一千个铜钱。这种樟脑，如果不是政府去购买，而是自由买卖，便只有这个价格的一半[66]。在这里，官府征购专卖商品比率为30%。关于这段文字，有学者把“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当成关税税率，不确[67]。

　　所谓“进奉”，是指蕃使来朝所进献的贡物。

　　关于上述三项市舶收入，文宗大和八年发布《疾愈德音》也有提及：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任，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68]

　　唐前期政府库府充裕，对市舶征求较有节制，但唐后期税收过重，变本加厉。当时阿拉伯商人反映，“虐待和侵害也公然落到阿拉伯的船主和船长的头上了。他们强迫商人承担不合理的义务，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往日规章所不容许的行为，也都受到纵容。”导致外国商人深表不满。[69]文宗乃告诫对海外客商负有管理责任的岭南、福建、淮南三镇帅臣，不宜“多务征求”，要“接以恩仁”。

　　2.掌管海路朝贡事务

　　唐代与中国有交往的国家与地区远远超迈前代。海外诸国由海路来唐朝朝贡贸易，必经广州。宋元之际胡三省谓：“唐置市舶司（按：市舶司应为市舶使）于广州，以招徕海中蕃舶”[70]。市舶使除掌管关榷外，还“奉宣皇化”，招徕绥怀，代表国家行使外交管理职能。

　　（五）市舶使差遣的意义

　　唐代差遣市舶使并形成制度，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上是一大创造，为后世提供一套可资继承或借鉴的市舶机构和管理制度。宋代把这一体制进一步完善，从广州推广到明州、杭州、泉州等港口，明朝灭亡后始告终结，对促进中外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唐朝以盐铁使体制为模式，在海外贸易管理上建立起的垂直垄断经营的新机制，使得市舶管理在制度层面实现转型，市舶之利转移到朝廷，一方面为朝廷开拓了财源，增加了内库收入；另一方面实际上分割了原来流落在地方的经济利益，这对增强中央对岭南的控制、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也产生深远而微妙影响。

　　唐朝差遣市舶使，主要目的之一当然是获取海外珍宝，增加内库收入。唐前期国家富强，财政充裕，朝廷对外交往并不特别注重经济效益，更多考虑政治和外交；凡外国来朝，报赠必丰，并给予优厚的程粮、传驿、宴劳、食宿等待遇。因此，以朝贡为主要形式的海外贸易可以说是无补于国家财政的。不过，唐朝并非毫无所获。显庆六年定《夷舶市物例》，就强调对“官市物”的征购，由少府监简择进内。闾邱均《唐朝故使持节河东州诸军事河东州刺史上护军王府君碑铭并序》云：“抑闻赭□明珠，多从于西域；异物奇玩，必致于南州。期于服用□□，充光内府。十金是资，万乘为器者，……”[71]开元十年内府局丞韦某为市舶使，显示市舶与内库财源的密切关系。大盈内库是“人君私藏”，主要为皇室内宫消费服务，以内官主持其事，“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72]，因而内库收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不过可以肯定，各国贡物及“官市物”皆价值甚高的海外珍异，如果折成钱物，价值当不菲。开元四年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谓：“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73]。说明市舶之利甚丰，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治、经济皆发生重大改变，在藩镇和宦官两大祸害折磨下，国势江河日下。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崩坏之后，国家财政来源枯竭，左右支绌。为改变财政状况，建中之后实行两税法，把正税划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另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盐、茶、酒等行业实施专卖经营，开拓工商税源。统治集团也关注到对外通商，除“官市物”、“上供”外，开征“舶脚”。市舶收入无论对官府或民间，都是一笔不可忽视的财源。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唐中后期内库收支体系与前有所改变，不单纯为宫廷和皇室服务，还经常资助国家军费、经费和赏赉开支，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中央财政收支。陈明光先生认为，唐后期内藏与财计三司（户部、度支、盐铁使）鼎足而立，构成中央财政中枢“四元化”局面[74]。市舶之利不仅对地方财政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而且通过内藏渠道资助中央财政。柳宗元《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张公墓志铭》谓：“奇琛良货，溢于玉府。殊俗异类，盈于藁街”[75]。

　　长庆初，工部尚书郑权出为岭南节度使。韩愈有《送郑尚书序》云：“其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之洲，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海，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或作夷]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76]。此外，刘蜕《献南海崔尚书书》云：“南海实筦榷之地，有金珠、贝甲、修牙、文犀之货”[77]。市舶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市舶之利对内库宝藏、国家财政如此之重要，以致于唐末黄巢军队攻占广州、求为岭南节度使时，朝议反对之声甚强烈。左仆射于琮云：“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78]。又谓：“南海有市舶之利，岁贡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79]。

注释：

 [1]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77页。

 [2]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第53页。

 [3]薛明扬：《唐代使职的功能和作用》，《复旦学报》1990年第一期。

 [4]刘昫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

 [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柳泽传》。

 [6]李庆新等撰：《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49—450页。

 [7]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番夷》，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影印嘉靖刊本，1977年。

 [8]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第7—8页。

 [9]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10]邓端本、章深：《广州外贸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11]李庆新：《唐代广州对外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

 [12]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第6页。

 [13]桑原骘藏著、杨鍊译：《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第6页。

 [14]韩国磐：《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7页。

 [15]王贞平著、龙达瑞译：《唐代的海外贸易管理》，《稽古拓新集——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24—339页。

 [16]黎虎：《唐代的市舶使与市舶管理》，《历史研究》1998年第三期。

 [17]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第12页。

 [18]参见金应熙：《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2页。

 [19]谢弗（谢爱华，E.H.Schafer）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20]王赓武著、姚楠译：《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第143页。

 [2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良吏上·薛季昶传》。

 [2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良吏上·薛季昶传》。

 [23]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第11页。

 [24]桑原骘藏著、杨鍊译：《唐宋贸易港研究》，第6页。

 [25]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一。

 [26]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二《内侍省》，中华书局，1992年，第361页。

 [2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百《詠院中丛竹》。

 [28]刘昫等：《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

 [2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八《韦伦传》。

 [30]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九。

 [31]李庆新：《唐代市舶使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

 [32]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一十五。

 [33]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六期。

 [34]参见李庆新：《西安出土几方唐代墓志中之岭南资料》，《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148页。

 [3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后梁均王贞明三年。

 [36]钱俨：《吴越备史》卷二《武肃王》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7]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僭伪列传·刘陟》。

 [38]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

 [39]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湾大化书局，1978年，第884—898页。

 [40]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八十一，马总《代郑滑李仆射朝觐表》。

 [41]王贞平著、龙达瑞译：《唐代的海外贸易管理》，《稽古拓新集——屈守元教授八秩华诞纪念》，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24—339页。

 [4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卢钧传》。

 [43]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宦官之害民》，中国书店，1987年。

 [44]郑天挺：《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109页。

 [45]赵翼：《廿二史剳记》卷《唐代宦官之祸》。

 [46]唐长孺：《唐代的内诸司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5、6期，武汉大学历史系，1983、1984年。

 [4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代宗广德元年十一月壬寅。

 [48]陆贽：《陆宣公集》卷十八《中书奏议》，四部丛刊本，上海中华书局。

 [4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宦官传》。

 [50]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第53页。

 [5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六十四。

 [52]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00页。

 [53]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15—117页。

 [5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唐僖宗乾符元年五月；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岭南盐铁院李侍御志》，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十一，吴蜕《镇东监军使院记》。

 [55]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兵部·驾部郎中员外郎》，第163页。

 [56]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第22页补注2。

 [57]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0年，第575页。

 [58]罗濬：《宝庆四明志》卷六《郡志·赋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59]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70页注。

 [60]谢弗(E.H.Schafer)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41、29页。

 [61]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第63页。

 [62]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

 [63]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页。

 [64]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

 [65]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3年。

 [66]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67]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页；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辅仁图书馆，1930年，第128页。

 [68]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十，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59页。

 [69]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97—98页。

 [7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僖宗乾符六年五月己未注。

 [7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九十七。

 [7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八《杨炎传》。

 [73]张九龄：《曲江集》卷十七。

 [74]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年，第288—289。

 [75]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

 [76]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一。

 [77]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八十九。

 [7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僖宗乾符六年五月己未。

 [7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八《郑畋传》。

四、岭南市阉珠玉使、押蕃舶使、结好使

　　唐朝对外交聘会盟，涉外诸使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一些是常设的，但不少属临时性的，因事而设，事毕则罢。岭南的涉外使职除了市舶使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使职，如岭南市阉珠玉使[1]、押蕃舶使、结好使等。由于资料缺乏，相关研究不多，在此略加辨析。

　　（一）岭南市阉珠玉使

　　岭南市阉珠玉使，唐代仅一见。严识元《潭州都督杨志本碑》云：（杨志本）转桂州都督府法曹参军，清棘犴察，梧囚明慎，用法而不留狱。都督周道务以公冰襟同洁，石性浑坚；庇恶木而深耻，饮贪泉而不易，奏充岭南市阉□珠玉使。侁侁五峤，皇皇百越。路穷南服，境淑西屠。握水衡之钱，权御府之产。历剖蚌泣鮫之巨涨，窥结绿珊瑚之怪穴。自异时魁杰之士以事而临其地，罕有声背于黩节全其贞。将军北旋，犹见猜于薏苡；大夫南使，亦受遗于金装。而公散国财，市蛮宝，混之不浊，涅而不缁，易生人之所难，凛然有伯夷之风矣。以外尤去职，……[2]

　　岭南市阉珠玉使显然属于临时差遣使职，“握水衡之钱，权御府之产”，有“散国财，市蛮宝”之任务，类似后来的市舶使。另外，该使被赋予特殊职能和任务，所选之官，特别强调清正廉洁。

　　周道务、杨志本两《唐书》皆无传，然两《唐书·突厥传》、《旧唐书·诸帝公主传》、《旧唐书·裴行俭传》、《新唐书·唐景休传》等皆涉及周道务。据郁贤皓先生考证，周道务上元二年至调露元年为营州都督[3]。唐前期营州为上都督府，桂州为中都督府。在正常情况下，周道务必先任桂州都督，而后升营州都督。

　　周道务为桂州都督可以肯定在上元二年之前，杨志本由桂管佐僚充任或兼任岭南市阉珠玉使亦于此时。

　　（二）押蕃舶使

　　对于邦交贸易，唐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起专职的或相关职能机构。唐代中枢三省六部，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皆参预外交决策，中书省通事舍人、尚书省礼部郎中、员外郎，兵部职方司，太常寺，光禄寺，少府监、内侍省内府局等机构，皆兼有涉外职能。鸿胪寺和尚书省主客司为专职机构，鸿胪寺下属机构有礼宾院、崇玄署、左右威远营。

　　唐代地方系统的节镇（道）、边州和互市监负有“式遏四夷”、藩属朝贡、迎送使节、馆驿交通、蕃商互市、了解夷情等职能。开元二十二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各置采访处置使，又于边境置十节度经略使，其中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国”；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斩啜”；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朔方节度使“捍御北狄”；河东节度使“犄角朔方，以捍北狄”；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平卢军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僚”；岭南五府经略使“绥靖夷僚”[4]。

　　边疆节镇多兼带本道或数道押蕃落使、安抚诸蕃等使。开元四年，玄宗授郯王嗣直为安北大都护，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部落大使；陕王嗣昇为安西大都护，充河西四镇诸蕃部落大使。开元八年二月，许钦瓒为平卢军节度使，兼管内诸军诸蕃使。二十四年，牛仙客为朔方节度使，兼押诸蕃部落使。二十八年，平卢军节度使加押两蕃（奚、契丹）使，并成定制[5]。天宝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外交形势的变化，节镇权力扩张，节度使兼任管内经略、支度、营田、转运、采访、处置等使，道（藩镇）成为军政合一的地方一级建制。然而，这种变化没有改变道原有的涉外职能，边镇节度使仍兼押蕃等使。乾元元年，置振武军节度使，领镇北大都护兼押蕃落使。贞元十一年九月，韦皋为剑南节度使，加统摄边界诸蛮、兼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20世纪40年代末，向达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发现唐末归义军节度使索勋题名两处，其一结衔“敕归义军节度沙瓜伊西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营田诸使”[6]。另外，大中六年韦博为平卢节度使，奏京兆府鄠县尉孙某充押蕃巡官[7]；咸通五年，幽州卢龙藩帅奏升判官张建章为押奚、契丹两蕃副使[8]。可见其时平卢、卢龙两镇帅臣皆兼押蕃等使。

　　岭南为南边大镇，亦置押蕃舶使，由岭南节度使兼领。元和间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云：

　　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番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贽宝，岁帅职贡。合一使之重，以治于广州，故宾军之事宜，无与较大[9]。

　　可以看出，岭南押蕃舶使职能侧重于邦交贸易，与西北、西南边镇押蕃落等使职能侧重于“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控制边境蕃人部落略有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岭南押蕃舶使与市舶使在职能上诸多雷同，以致于后人皆将两者等同视之。明人黄佐、顾炎武谓：“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兼领之”[10]。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云：“押蕃舶使的使的名称，在他书上尚未看到，仅在唐李肇《国史补》所列举诸使中有押舶使之名与此略似，疑此书于蕃字下脱落一舶字，亦未可知。总之，市舶使即押蕃舶使，当时是宦官所任之职”[11]。桑原骘藏称：“市舶使之称，唐人记录已有之，当时又称押蕃舶使（《柳河东集》卷十）或监[市]舶使”[12]。

　　笔者以往也深信不疑，不过仔细推敲，两者似乎不宜混同，主要是因为押蕃舶使与押蕃使一样，同属边镇系统；而市舶使则属于朝廷差遣。前者例由藩镇兼领，后者情形比较特殊。另外，岭南押蕃舶使仅见于元和间柳宗元的《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某墓志》两篇文章。如此重要的职官，不见于唐代其他文献，究竟是元和间临时差遣，后来废止？还是因为类似使职（如市舶使）替代，不复设置？均未可知，俟考。陈国灿、刘建民先生对押蕃舶使与市舶使的关系持论颇谨慎，谓：“（二使）同在广州之地，同为职守番舶，一名市舶使，一名押蕃舶使。二者孰是，不详”[13]。

　　柳宗元《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某墓志》云：

　　元和九年月日，扶风马某卒，……君凡受署，往来桂州、岭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军卫、录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户曹录府事、监察御史，皆为显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经略副使，皆所谓右职。凡所严事，御史中丞良、司徒祐（杜佑）、嗣曹王皋（李皋）、尚书胄（戴胄）、尚书伯仪（张伯仪）、尚书昌（赵昌），皆贤有劳诸侯[14]。

　　可见马某曾任押番舶使。此人长期为藩镇佐僚，元和九年卒于岭南经略副使任上，任押番舶使当在此前。有学者认为，马某以岭南经略副使充任市舶使。[15]但墓志看不出有这个意思。

　　马总是确信以岭南节度使兼任押蕃舶使的唯一一位岭南藩帅。柳宗元《岭南节度飨军堂记》谓：“今御史大夫扶风公廉广州，且专二使，增德以来远人，申威以修戎政”[16]。扶风公即马总，二使即岭南节度使和押蕃舶使。《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称元和八年十二月丙戌以桂管观察使马总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刘禹锡《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谓：“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诏书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谥曰大鉴，实广州牧马总以疏闻，由是可其奏”[17]，则元和十一年马总尚在岭南。然据严耕望先生考证，是年马总入为刑部侍郎[18]。这样，马总兼领岭南二使当在元和八至十一年。

　　（三）结好使

　　结好使一职，见于福建观察使裴次元《奏广州结好使事由奉诏书谢恩状》。状云：

　　右臣伏奉某月日手诏，令臣速具前件官本末事由闻奏，臣以某月日谨具某官归本道事以闻，某月日奏官至；伏奉某月日手诏，所奏某官寻赴广州事宜，具详本末，想宜知悉者[19]。

　　此状作于元和八年，任广州结好使者由唐宪宗钦命，福建观察使奏闻，当为福建管内官吏，结好使当属临时性外交使臣。明人黄佐、顾炎武等皆谓结好使即市舶使，但史书记载不详，不宜遽下结论。

注释：

 [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七收录严识元《潭州都督杨志本碑》，其中“岭南市阉□珠玉使”“阉”下缺一字。有学者认为是“儿”字。唐代岭南多宦官，如大宦官杨思勗、高力士、仇士良，皆岭南人，唐初委派专使购买阉儿以供内宫之用，或有可能。

 [2]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七。

 [3]郁贤皓：《唐刺史考》（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3—1434页。

 [4]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

 [5]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第1686页；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五，玄宗《授郯王嗣直等都护制》，第137页。

 [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423—424页。

 [7]孙徽：《唐故宣德郎前守孟州司马乐安孙府君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8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44页。

 [8]张珪：《大唐蓟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张府君墓志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中和007，第2511页。

 [9]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六。

 [10]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番夷》，嘉靖三十六年刊本，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百二十《海外诸蕃》，光绪己卯年（1879）桐华书屋刻本。

 [11]藤田丰八著、魏重庆译：《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2页。

 [12]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第6页注1。

 [13]陈国灿、刘建民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3—314页。

 [14]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

 [15]王杰：《唐岭南市舶使人选补正》，《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四期。

 [16]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二十六。

 [17]刘禹锡：《刘禹锡集》卷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9—40页。

 [18]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第281、1027页。

 [19]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一十一。

五、蕃商、蕃坊与外侨管理

　　唐朝以富强文明闻名世界，对海外有强大的吸引力。大批海外人士重译而至，游历、经商、学习，有些还参加科举，在唐朝当官。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指出：唐朝随着国势的昌盛，东西交通日益频繁，很多外国使者和商贾来到唐朝，而唐朝对此采取相当开放的政策，虽属外国人，只要是人才，便尽量加以任用。日本的安倍仲麻吕和藤原清和在唐朝任官，只是在日本历史中当作罕有的事迹来宣传，而在唐朝却是寻常的事情，印度、西域、波斯、大食等外国人在唐朝任官的多得很[1]。贞观九年，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杜尔率部内属，官拜左骑卫大将军，尚衡阳长公主，授驸马都尉，典兵于苑内[2]。波斯王子卑路斯国亡来唐，高宗拜右武卫将军，中宗时又拜左威卫将军，卒于唐。[3]高丽人高仙芝，官至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百济人黑齿常之，因对吐蕃作战有功，官至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左羽林军。安西胡人白孝德，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封昌化郡王。安息人李元谅，官至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慕中国之风”，居留唐朝五十年，曾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等官。新罗人崔致远于僖宗朝一举及第，授宣州溧水县尉，后为淮南从事，又为侍读兼翰林学士，知瑞书监。阿拉伯人李彦升参加科举，登进士第[4]。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諴，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曰：‘近日中书，尽是蕃人。’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5]。说明唐代外籍人士在朝为官者不少。

　　唐代长安、洛阳、广州、扬州、洪州等都会以及河西、辽东等地，都有为数不少的外国侨民居留。扬州居江淮要冲，为南北交通枢纽。武则天时，扬州“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6]。也是贾客胡商聚之地。上元元年（760），宋州（今河南商丘市）刘展作乱，平卢节度副使田神功引兵平叛，大掠扬州居人资产，大食、波斯等商人死者数千人[7]。唐代野史笔记有不少关于扬州胡商、胡店的记载。

　　福州为汉代古港，贞观初名泉州，景云二年改闽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武则天时，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云：“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8]。可见福州与海外交往的已较密切，有海外商人前来贸易。

　　泉州是唐中后期兴起的外贸港口。大约在9世纪中叶，仙游人刘安仁前往广州做生意，定居南海。子知谦，生隐、台、岩三子，刘隐就是后来的南汉烈宗，刘岩为南汉高祖。刘隐祖父的活动时代在唐代后期，刘氏祖墓在南安（泉州属县），可以作为泉州港在此期间兴盛的证据。

　　广州是唐代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唐初波斯、阿拉伯等外国商民在广州已形成相当势力。明人顾炎武云：“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9]。广州形成“与夷人杂处”，“与海中蕃夷、四方商贾杂居”的人口国际化特色。

　　广州外国侨民势力甚至发展到抗拒官府、攻城掠邑的地步。武后光宅元年，发生商胡杀死广州都督路元睿事件。乾元元年十月，广州大食人、波斯人暴动，攻入城内，“劫仓库，焚庐舍，”然后“浮海而去”[10]。开成间，广州“蕃僚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吏或橈之，则相挺为乱”[11]。

　　唐后期阿拉伯人多次宣称：广州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12]。广州外侨据说达到12万人（一说20万人）。

　　广州出土唐代胡人俑、广东高州县良德唐墓出土铜人头像（1977年）（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1978年海南岛三亚送路出土唐代伊斯兰教徒墓碑（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随着外国商民居留的增多，外侨管理逐渐受到官府重视，广州等地出现外国侨民居住的蕃坊。

　　“蕃坊”，首见于明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所引《投荒录》。该书云：“顷年在广州番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投荒录》应即《新唐书·艺文志》所载之《投荒杂录》。穆宗朝宰相段文昌之孙段公路咸通末游岭南，著有《北户录》，该书“红蝙蝠”条崔龟图注亦提到《投荒录》，作者为房千里。房千里，字鹄举，太和初进士及第，曾居襄州、庐陵，官国子博士；贬官端州，终高州刺史。马端临《文献通考》谓：“《南行录》，一卷。陈氏曰：唐人房千里撰，太和中谪高州。既北归，编山川物产之奇，人民风俗之异为此书，一名《投荒杂录》”[13]。“陈氏”即宋《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陈振孙。《太平广记》收录房千里撰《杨娼传》，叙述了长安名娼杨氏与岭南帅的感人情缘[14]。《全唐文》也收录其《游岭徼诗序》[15]。说明房千里对岭南社会有一定了解。

　　蕃坊究竟形成于何时？日本学者石见清裕指出，市舶使在开元初已经设置，蕃坊的原型也应当在此之前出现[16]。此话颇有道理。赞宁《宋高僧传》记录律宗高僧不空出使五天竺时提到：

　　初至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鄰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空自对本尊，祈请旬日，感文殊现身。及将登舟，采访使召戒番禺界蕃客大首领伊习宾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师子国，宜约束舩主，好将三藏并弟子含光、慧[上功下言]等三七人、国信等达彼，无令踈失。”二十九年十二月，附昆仑舶离南海，至诃陵国界，……[17]

　　刘巨鄰（即刘巨麟）于天宝六载至八载为岭南采访使兼南海太守。其时广州贸易已盛，胡商众多，因而出现“蕃客大首领”，蕃坊大概也在天宝初年出现。

　　蕃客大首领又作“蕃长”、“番酋”。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有蕃长为主领。”刘恂《岭表录异》谓：“波斯枣，广州郭内见其树。……恂曾于番酋家食本国将来者，色类沙塘，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蒸之味也”[18]。

　　关于蕃长职责，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宋人朱彧称：“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19]。石见清裕认为蕃长职能有三项：一是“纳泊脚，禁珍异”等贸易事务，二是指导做宗教祈祷、仪式、寺院建设等宗教管理，三是处理诉讼等司法活动等[20]。由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占多数，因而作为蕃坊领导者的蕃长多由穆斯林居民中选出。

　　巴拉兹说：“在广州，外国人居住在一个专门地区，以河流为界，和中国人的城市分开。这个区域叫蕃坊，由一个蕃长来领导，蕃长是中国政府任命的，负责处理外国人之间的争端”[21]。当时广州蕃坊范围包括今广州市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带，以光塔街及其附近为中心。

　　唐朝初年，曾经制订一些法令，管理境内异族和外侨。武德七年，颁布《赋役令》，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对境内外侨进行减免。西北蕃胡内附者，按户征丁税钱，“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22]。对岭南少数民族和外侨，亦沿用南朝税制，正租依户等高低以米折纳，不必同内地。

　　唐初修订《唐律》，赋予外侨一定的民族自治权力。《唐律疏议》云：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23]。

　　中唐以后，广州等港口涉外商务纠纷增多，特别是海商遗产纠纷。例如海商死后，官府往往先将其赀收藏，满三月不见其家属来索取，则没入。元和十二年，岭南节度使孔戣对上述规矩作了修订，放宽对海商遗产继承的限制。韩愈《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云：

　　绝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货，满三月，无妻子之请者，尽没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计往复，何月之拘？苟有验者，悉推与之，无算远近”[24]。

　　大和八年，朝廷以敕文形式规定死亡商人及波斯、蕃客资财货物等处置办法，全文如下：

　　大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敕节文：当司应州、郡死商，及波斯、蕃客资财货物等，谨具条流如后：

　　一、死商客及外界人身死，应有资财货物等，检勘从前敕旨。内有父母、嫡妻、男、亲侄男、在室女，并合给付；如有在室姊妹，三分内给一分。如无上件亲族，所有钱物等，并合官收。

　　一、死波斯及诸蕃人资财货物等，伏请依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元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更不牒本贯追勘亲族[25]。

　　唐代行旅往来，道路河川咽喉之地设有关津，关吏“必据过所以勘之”[26]。所谓“过所”，即官府签发的通行证，在京由刑部司门郎中员外郎签发，在外则由州府发放。外国客商在唐朝旅行，官府亦发给过所。为保护外商财产权益，上面注明人名、财产等。9世纪中叶曾经游历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指出：

　　如果到中国去旅行，要有两个证明：一个是城市王爷的，另一个是太监的。城市王爷的证明是在道路上使用的，上面写明旅行者以及陪同人员的姓名、年龄，和他所属的宗族，因为所有在中国的人，无论是中国人，阿拉伯人还是其他外国人，都必要使其家谱与某一氏族联系起来，并取该氏族的姓氏。而太监的证明上则注明旅行者随身携带的白银与货物，在路上，有关哨所要检查这两种证明。为了不使其白银或其他任何物品有所丢失，某人来到中国，到达时就要写明：“某某，某某之子，来自某某宗族，于某年某月某日来此，随身携带某某数目的白银和物品。”这样，如果出现丢失，或在中国去世，人们将知道物品是如何丢失的，并把物品找到交还他，如他去世，便交还给其继承人[27]。

　　这里的“证明”，就是过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过所有两种，分别由州府与太监（大概是监军）发放，两者的内容有所不同。

　　上述法令规则的制订，使唐代外侨外贸管理趋于规范化和法制化，有利于中外交往的正常开展。

注释：

 [1]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第214页。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阿史那杜尔传》。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波斯传》。

 [4]参见牛致功：《隋唐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0、338—339页。

 [5]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6]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八《苏環传》。

 [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邓景山传》。

 [8]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九十九。然《全唐诗》卷二百八又将该诗系于大历诗人包何名下，以致后人有以为诗中所述为后之泉州者。

 [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杂蛮》。

 [10]刘昫等：《旧唐书》卷十《肃宗纪》，卷一百八十九《西戎·波斯传》。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二《卢钧传》。

 [12]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115、118—119页。

 [1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五《经籍考·史》。

 [14]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一《杂传记八·杨娼传》。

 [15]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六十。

 [16]石见清裕：《唐代外国贸易×在留外国人をめぐる诸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第61—91页。

 [17]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第7页。

 [18]刘恂著、鲁迅校勘：《岭表录异》卷中，第18页。

 [19]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蕃坊蕃商》，中华书局，2007年，第134页。

 [20]石见清裕：《唐代外国贸易×在留外国人をめぐる诸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第61—91页。

 [21]巴拉兹：《唐代经济史论文集》上卷56页，转引自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40页注十二。

 [22]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

 [23]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六《名例》，中华书局，1983年，第133页。

 [24]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孔巢父附子戣传》。

 [25]窦仪等：《重详定宋刑统》卷十二《户婚律》“死商钱物”条，“中华传世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23—224页。这条敕令，部份为后周显德五年七月七日敕条所沿用。

 [26]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

 [27]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8页。

六、海上航线与贸易伙伴

　　唐初平西突厥，于西域设置北庭、安西两大都护府，建州置县，声威远播西域，与中亚、天竺、西亚的陆路通道相当畅通。则天朝与日益强大的吐蕃关系恶化。咸亨元年，吐蕃攻陷安西四镇，阻截中西交通。后唐朝收复安西，但阿拉伯人势力向东方推进，越过中亚，与唐朝发生直接冲突。天宝十载，大食人在怛逻城打败唐军，唐朝势力退出中亚。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而入，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西北陆路对外通道完全断绝，中外交通转移到东南海路。

东南沿海有悠久的航海传统，随着航海技术进步，造船技术提高和东西方航海活动的增多，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海外贸易空前活跃，海上交通取代陆路成为中外主要通道。

　　（一）从珠江口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

　　1.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

　　《卢氏杂说》记载，贞元中，宰相贾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乃是蕃虏来者，而与之坐，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部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1]。《新唐书》谓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记。”其中“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七条：一为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为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为安西入西域道，六为安南通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2]。

　　唐代海上交通，北自登、莱，南至交、广，皆通海外。大致而言，登、莱、江、浙通高丽、新罗、日本，交广、福建通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而以“广州通海夷道”为最要，具体走向如下：

　　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东北海域七洲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东南海域独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老山（今越南岘港东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今越南中南部）东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今越南燕子岬）。又一日行，至门毒国（今越南归仁）。又一日行，至古笪国（今越南芽庄）。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今越南藩朗）。又两日行，到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山）。又五日行，至海硖（今马六甲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今马来西亚南端），南岸则佛逝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部旧港）。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袛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北岸伯劳威斯[Brouwers]），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箇罗国（今马来西亚吉打）。箇罗西则哥谷罗国（今泰国克拉地峡西南）。又从葛葛僧袛四、五日行，至胜邓洲（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日里附近）。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婆罗师岛）。又六日行，至婆国伽蓝洲（今印度尼科巴群岛）。又北四日行，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其北海岸距南天竺（今印度南部）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经没来国（今印度西部阔伦），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经十余小国，至婆罗门（今印度）西镜。有西北二日行，至拔风日国（今印度孟买附近洛奇），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风日国（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其国有弥兰太河，一曰新头河，自北渤崑国来，西流至提风日国西北，入于海。又自提风日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伊朗阿巴丹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今伊拉克奥波拉），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缘海东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其西最南谓之三兰国（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自三兰国正北二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设国（今也门席赫尔）。又十日行，经小国六七，至萨伊瞿和竭国（今阿曼马斯喀特西南），当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经没巽国（今阿曼苏哈尔）。又西北十日行，经小国十余，至拔离謌磨难国（今巴林）。又一日行，至乌剌国，与东岸路合[3]。

　　上述海上航线所经地方，前人已经作过不少研究，在此不再展开[4]。具体走向为：从广州屯门出发后，沿着传统的南海海路，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在乌剌国，如果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经历9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是8、9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唐朝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2.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的航海记录

　　阿拉伯商人是古代世界海洋贸易的主力，大食巴士拉、西拉夫、苏哈尔诸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港口。9—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Khordaodbeh）所著《道里邦国志》、商人旅行家苏莱曼（Suleiman）的《东游记》、学者旅行家马苏第（Maūdī，一译马斯欧迪）所著《黄金草原》，都有若干关于阿拉伯商人在东方经商的记载。马苏第说：“中国的船只就驶往阿曼、锡拉夫、法尔斯和巴林海岸、乌布拉和巴士拉，而这些地区的人也直接航行中国”[5]。新罗僧人慧超亦谓阿拉伯“土地人性受与易，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取诸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取金。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6]。可见阿拉伯与东方海洋贸易是相当频繁的。

　　阿拉伯地理学著作记录从波斯湾到珠江口的海上航程，可与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相印证。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记载有这样一条航路：从伊拉克港口巴士拉出发，经乌尔木兹（Urmūz，即霍尔木兹，今伊朗阿巴斯湾一带）出波斯湾，往东沿印度海岸经穆拉（Mulā，即没来国）、塞兰迪布（Sarandīb，今斯里兰卡），横渡孟加拉湾抵艾兰凯巴鲁斯（Alankabālūs，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过凯莱赫（Kalah，即箇罗国）、巴陆斯（Bālūs，即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加巴岛（今印度尼西亚爪哇）、舍拉黑脱（Shalāhit，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海尔赖特（Harlah，[h下面有一点]今菲律宾和乐岛）、“香料园之国”（即香料群岛，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到达玛仪特（Māyt，[t下面有一点]今菲律宾民都洛岛），转而折向梯优麦赫岛（Tiyūmah，今地不详）、垓玛尔（今地不详）、栓府（Alsanf，即占婆），到达唐朝南部城市鲁金（Lūqīn，即龙编，今越南河内），往北就到唐朝最大的港口汉府（Khānfū，今广州），继续航行到达汉久（Khānjū，今泉州，一说杭州）、刚突（Qāntū，即江都，今扬州）[Qāntū，t下面有一点][7]。

　　这条航线全程需时87天，与“广州通海夷道”差不多。在波斯湾以东，马六甲海峡以西航程上，东西行的两条线路相同。不同的是，这条航线东行穿过海峡后，不是北上越南沿海，而是继续东行，经爪哇海、苏拉威西海直驶菲律宾群岛，然后才向西折回越南海域，驶向广州。这就说明唐朝海上交通不仅在波斯湾、印度洋有较大进展，而且在南海诸国有新的开拓，南洋群岛基本上纳入东西方海洋贸易圈之内。

　　近百年来，菲律宾考古学家在巴坦群岛、巴布扬群岛、伊洛科、邦加斯南、新怡诗夏、庞邦加、圣安娜、黎萨、内湖、明多罗、宿务、保加、卡拉扬苏禄岛、和乐岛等地发现为数不少的唐代陶瓷、钱币，显然是各国海商运来的，证明上述航路的存在，广州可能也开辟直航菲岛的航线[8]。

　　3.苏莱曼游记中的海上航程

　　9世纪中叶曾经到过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记下他的航海历程，为中西交通研究留下珍贵的资料。这条航线走向是：从西拉夫出发，经马斯喀特岬角、巴努-萨发克海岸和阿巴卡文岛至苏哈尔，再往东航行约一个月，抵达故临（今斯里兰卡），进入海尔肯德海，经朗迦婆鲁斯岛（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航行约一个月，至箇罗，再航行10天，至潮满岛，又10天至奔陀浪山；再10天至占婆，又10天至占不牢山，穿越“中国之门”，进入“涨海”，约一个月到广州[9]。这条航线约需时间120天，在穿越马六甲海峡之前与贾耽所记不同，不是直穿孟加拉湾，而是沿着该湾海岸航行，穿过海峡后，航线与贾耽所记相同。

　　当然，南海交通线路不止“广州通海夷道”一途。从唐初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看，中外西行求法僧人搭乘海舶，或从广州，或从交趾，或从占波起航，出海后或经室利佛逝，或经诃陵，或经郎迦戍（即狼牙修，今马来半岛北部），或经裸人国（即裸国，今印度尼科巴群岛）而抵东印度耽摩立底（Tamralipti，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部塔姆卢克[Tamluk]一带）或从羯荼（今马来西亚吉打[Kedah]一带）西南行到南印度那伽钵亶那（今印度南部东岸讷加帕塔姆[Nagapatam]），再转赴师子国，或复从师子国泛舶北上到东印度诸国，或转赴西印度[10]。可见海上航线众多，不一定固定于某一线路。

　　（二）海外蕃国与贸易伙伴

　　唐代“四夷之与中国通者甚众”，海上交通远及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贸易地域远较前代扩大，与唐朝有“朝贡”关系及贸易交往的海外蕃国为数不少，下面略加介绍。

　　林邑

　　在今越南中南部，原为汉日南、象林之地。史载其国延袤数千里，地气冬暖，不识冰雪，稻岁再熟。国王所居城曰占城，“俗有文字，尤信佛法，人多出家”[11]。

　　仁寿末，隋文帝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炀帝继位，刘方遣钦州刺史宁长真、宁贙兄弟、驩州刺史李晕、上开府秦雄以步骑出日南越裳（今越南清化境），刘方亲率大将张遜、司马李纲以舟师出比景（今越南顺化），统岭南兵万余、罪徒数千由海道进讨。隋师进至海口，击溃林邑水师千艘，林邑王梵志乘象迎战。刘方大破林邑兵，俘获万计。隋军乘胜击区粟，渡大缘江，经汉马援所立铜柱。南行八日，破其国都，梵志弃城逃入海中。刘方获其金质庙主十八枚，刻石记功而还。隋朝于其地建比景、海阴、林邑3郡，领12县，户4135[12]。隋朝拓土南疆，大大提升其在南海地区的影响。

　　武德六年，林邑王范梵志遣使朝贡。八年，又遣使贡方物，唐高祖设《九部乐》以宴之。贞观间，其王头黎遣使偕婆利、罗刹两国使者来贡驯象、鏐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后又献五色鹦鹉、白鹦鹉，朝贡不绝。永徽至天宝，凡三入献。至德以后自称环王国，元和初不朝献。

　　五代时，环王国复改称占城。后周显德五年，其王因德漫遣使朝贡，献洒衣蔷薇水十五瓶，“凡水之沾衣，香而不黦”。又贡猛火油八十四琉璃瓶。后周赐其国王金银器一千两、缯綵一千匹、细甲、名马、银鞍勒等贵重礼物[13]。

　　真腊

　　今柬埔寨，一名吉蔑，原为扶南属国。其国有大城30余座，都伊奢那城，王姓刹利氏。有战象五千头，与邻国战，则象队在前。世与参半、骠国通好，与环王国相攻。国人亦“昆仑”之属，“形小而色黑，妇人亦有白者，悉拳发垂耳，性气捷劲”[14]。风俗被服与林邑同，东向开户，以东为上。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

　　神龙以后，真腊分为两国，北多山阜，号陆真腊，或曰文单、曰婆镂。南际海，饶陂泽，号水真腊，东至奔陀浪州，西至堕罗钵底国，南至小海。

　　武德六年、贞观二年，先后遣使贡方物。开元、天宝时，陆真腊王子来朝，拜果毅都尉。大历中，副王婆弥及妻来朝，献驯象十一头，擢婆弥试殿中监。元和中，水真腊亦遣使入贡。

　　堕和罗

　　在今泰国湄南河（MeNam）下游地区（一说大城，或曰佛统），亦作独和罗、杜和罗钵底、投和、堕和。北与迦逻弗舍（一作哥罗舍分，今泰国西部叻丕[Ratburi],或曰在泰国西北），南距盘盘，东真腊，西属海。自广州起航五月日至。

　　国人信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有两属国：曇陵，在海洲；陀洹，一曰耨陀洹，在环王西南海中。国无赋税，俱随意贡奉，无多少之限。多以农商为业，国人乘象及马。其国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荚；私铸银钱者截腕。国无蚕桑，多美犀，世谓堕和罗犀。有稻、麦、麻、豆。畜有白象、牛、羊猪。楼居干栏，以白氎、朝霞布为衣。门皆东开，坐亦东向。

　　贞观时，遣使入朝，奉表以金函盛之，贡金榼、金锁、宝带、象牙、火珠、婆律膏、白鹦鹉，请赐好马、铜钟，诏许之。

　　哥罗舍分

　　在今泰国西部叻丕（Ratburi），或曰在泰国西北部，或缅甸境内。地接堕和罗国。显庆五年，其王蒲越伽摩遣使来朝。又曾偕脩罗分、甘毕两国贡方物。

　　哥罗

　　在马来半岛西岸，即阿拉伯人行纪中的Kalah。一曰箇罗，亦曰哥罗富沙罗。其王姓矢利波罗，“累石为城，楼阙宫室茨以茅。州二十四。每战以百象为一队，一象百人”[15]。赋税率输银二铢，无丝紵，惟古贝。畜多牛少马。凡嫁娶，纳槟榔为礼。阿拉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几乎都经此地。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说：箇罗岛“位于中国与阿拉伯的中央”，“是商品的集散地，交易的物产有：沈香、龙脑、白檀、象牙、锡、黑檀、苏枋木、各种香料以及其他种种商品”[16]。

　　狼牙脩

　　在马来半岛上，包括泰国西南之洛坤、北大年、宋卡至马来西牙吉打一带，又作狼牙须、郎迦戍。梁时与中国通，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其俗男女皆袒而披发，以古贝布为干漫。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多栈、沈、婆律香等[17]。

　　狼牙脩为南海商旅必经之地。唐前期益州僧义朗智岸、义玄西行求法，在钦州乌雷“同附商舶，挂百丈，陵万波，越舸扶南，缀缆郎迦。蒙郎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智岸遇疾卒，义朗继续往狮子国。荆州道琳法师远游西国，“鼓舶南溟，越铜柱而届郎迦，历诃陵而经裸国”，航向印度[18]。

　　丹丹

　　在马来西亚吉兰丹，亦作单单。海南振州东南。风俗物产与婆利、盘盘相类。土出金银、白檀、苏方木、槟榔，其谷唯稻，畜有沙牛、劷羊、猪、鸡、鹅、鸭、獐、鹿，鸟有越鸟、孔雀，果蓏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莲，菜有葱、蒜、蔓青[19]。隋代曾入贡，唐乾封、总章时献方物。

　　盘盘

　　在马来半岛北部，又作槃槃。与狼牙须为邻，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海行四十日乃至。国无城，皆竖木为栅，百姓多缘水而居。国人甚敬佛法，皆学婆罗门书，有僧尼寺十所；俗呼僧为比丘，道士为贪。贞观九年，遣使来朝，贡方物。

　　罗越

　　在马来半岛南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柔佛州一带，又作罗卫国，即马可·波罗所记之Locac，俗与堕罗钵底同。在马六甲海峡北岸，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谓“质”之北岸。“商贾往来所凑集，……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20]。

　　咸通七年春，日本高岳亲王（真如法亲王）率从僧贤真、宗睿、忠全、安展、禅念、惠池、善寂、源懿、猷继入唐，由明州经洛阳至长安，取得赴天竺求法的官符，南下广州。八年正月二十七日，高岳亲王从广州启航往天竺，至罗越国，不幸亡故[21]。

　　婆利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在广州东南海中州上，自交趾泛海，经林邑、扶南、赤土、丹丹诸国乃至，去广州二月日行。

　　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璫；男子皆拳发，被古贝布，横幅以绕腰。风气暑热，恒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有古贝草，缉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贝，细者名氎。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刻削为物，暴干之，遂坚硬。俗以夜为市，自掩其面。梁时通中国。贞观四年，遣使献方物。

　　诃陵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一说指谏义里，或说在马来西亚吉打），亦作社婆、阇婆。东距婆利，西堕婆登，北真腊，南濒海。王居阇婆城，竖木为城，造大屋重阁，覆以棕榈皮，所座床悉以象牙为之，亦以象牙为席。上元中，国人推女子为王，号“悉莫”，威令整肃。有文字，颇识星历。国最富，出瑇瑁、黄白金、犀、象。

　　贞观中，诃陵与堕和罗、堕婆登皆遣使入贡，太宗以玺书优答。大历中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献僧祗奴四、五色鹦鹉、频伽鸟等，宪宗封使者内四门府左果毅。十三年，遣使献僧祗女二人、鹦鹉、玳瑁及生犀等。大和、咸通间，再来朝贡，并献女乐。

　　唐初中外求法僧人海路西行多经其地。如益州明远法师“振锡南游，届于交阯。鼓舶鲸波，到诃陵国”。荆州道琳法师西行求法，也经过诃陵。荆州法振、乘悟禅师、梁州乘如律师“结契游践，……整帆匕景之前，鼓浪诃陵之北，巡历诸岛，渐至羯荼”[22]。

　　堕婆登

　　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岸的巴塔姆岛（Batam）或巴东岛（（Padang，一说在苏门答腊东南岸Betong，爪哇西部万丹[Banten]，马来半岛克拉地峡），又作婆登、堕波登、堕婆。东与诃陵、西与迷黎车相接，北邻大海。风俗与诃陵同，有文字，以贝多叶写之[23]。

　　贞观二十一年，堕婆登国王遣使献古贝、象牙、白檀，太宗壐书以报之，并赐杂物。

　　室利佛逝

　　七世纪南海中一大国，亦作尸利佛逝、佛逝、金利毗逝,梵文SriVijaya的音译，意为吉祥胜利。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巴淋邦，Palembang）为中心，势力最盛时据有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岛，北及马来半岛，控制整个马六甲海峡地区。戈岱司（Coedes）说，自七世纪以来奠基于巴淋邦的室利佛逝“为马来群岛最强之国”[24]。

　　据巴淋邦鸡度涧山冈（KedukanBukit）、多郎杜禾村（TalangTuwo）、迦浪·波罗希（KarangBrahi）、彭加岛（Bangka）之迦布罗埠（KoyaKapur）发现四方公元683—686年古马来文碑记载，这一时期以后，室利佛逝处于上升时期，包括有苏门答腊岛之南半部和彭加岛，向爪哇和邻近的马六甲地区扩张，但受到社婆人的抗击。在泰国六坤（即洛坤）发现的775年用“最美丽典型之梵文”——嘉维文（Kavya）撰写的古碑以及爪哇迦逻珊（Klasan）、鸡逻禄（KeIurak）用早期那竭（Pre-nagari）文撰写的两方山帝碑文，表明室利佛逝进入山帝王朝统治时期[25]。

　　室利佛逝地处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上交通要冲。“自从印度海舶向东方作长程航行后，以至阿拉伯人由海路而至东方贸易——九世纪时，在广州且有阿拉伯人（大食人）之居留地——其间室利佛逝所处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且自中国唐代兴起以来，中外贸易极其通畅，更使其地日形重要”[26]。公元7世纪，正值中西海路交通日盛与中外僧人西行求法踵至之际，印度、波斯、大食以及南海诸国商人到中国、日本、朝鲜经商，中国、日本商人往南海、印度洋贸易，以及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僧人巡礼五天竺，多经室利佛逝转程，因而室利佛逝也成为传播梵学佛法的学术文化中心。

　　费瑯（Ferrand）指出：“其国古时与占婆柬埔寨，同为印度移民繁殖之地，……大巡礼家义净西行之际，适当其国文化灿烂之时”[27]。咸亨三年十二月，义净从广州附舶南行，“未隔两旬，果之佛逝。经停六月，渐学声明。王赠支持，送往末罗瑜国。”后到羯荼、天竺，归国又过佛逝，将梵本三藏50万余颂“权居佛逝”。永昌元年，义净离开佛逝返广州，“欲求墨纸，抄写梵经，并雇手直”。七月到广州，住制旨寺。十一月，邀贞固、怀业、道宏、法朗赴佛逝，译写佛经，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长寿三年附舶回广州。据义净记载，唐初经佛逝的求法高僧还有运期、无行、智弘、善行、大律、彼岸、智岸等。

　　室利佛逝与唐朝关系密切。咸亨至开元间，数次遣使来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28]。又献侏儒、僧祗女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钿带。后佛逝王又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见，册封为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

　　末罗瑜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Jambi）、巴淋邦一带，亦作末罗遊、摩罗游。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序言谓：“南海诸洲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注云：“从西数之，有婆鲁斯洲，末罗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国是”[29]。高宗咸亨二年，义净与晋州僧善行在广州搭附波斯舶南行，经过末罗瑜洲；据称末罗瑜国“今改为室利佛逝也”[30]。盖末罗瑜和室利佛逝本来是二国，到唐高宗世义净往室利佛逝时，末罗瑜已为室利佛逝所并，合为一国了[31]。

　　印度尼西亚古史专家罗姆指出，末罗瑜之中心地，乃建立于巴淋邦，是古代大乘佛教徒之胜迹中心地[32]。因而该地东西方僧侣商徒凑集，唐初并州常愍禅师远诣西方，“遂至海滨，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33]。荆州僧无行与智弘结伴西行求法，也经过末罗瑜洲到印度。

　　婆鲁师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达腊西部的巴鲁斯（Barus）。又作婆罗娑洲、婆律。义净叙述7世纪南海诸洲十余国，从西数之，第一即婆鲁师洲，亦为室利佛逝所并。俗遵佛法，多是小乘[34]。

　　婆鲁师为南海进入印度洋航路必经之地。唐初有新罗僧两人，“莫知其讳，发自长安，远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国西婆鲁师国，遇疾俱亡”[35]。

　　羯荼

　　在马来西亚吉打（Kedah）一带，为马来半岛西部重要贸易港。在黄巢攻占广州之前，这里是阿拉伯对中国贸易的中转港，但此后阿拉伯人不再前往中国，该城成为“锡拉夫和阿曼穆斯林们的船只的终点，他们在那里会遇到中国船”[36]。

　　咸亨三年，义净西行求法，经室利佛逝、末罗瑜转向羯荼，再从羯荼北行至天竺。法振禅师泛海西行，“巡历诸岛，”也经过羯荼。

　　裸人国

　　在印度尼科巴（Nicobar）群岛，又作裸国、裸形国。唐僧义净西行求法时经其国，见国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丈夫悉皆露体，妇女以片叶遮形。商人戏授其衣，即便摇手不用。”其民巧织团藤箱，他处莫能及。喜交易，“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国多椰子树、槟榔，少稻谷。呼铁为“卢呵”，最珍爱，“大如两指，得椰子或五或十”[37]。

　　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记录朗迦婆鲁斯岛（即尼科巴群岛）的社会生活习俗与义净所记大体相同，该地“人口众多，但除女人用树叶遮羞以外，无论男女老幼都是赤身裸体。当船舶一靠近，他们便乘着大小船只蜂拥而来，用琥珀和椰子来换铁器；他们不需要衣服，因为这里既不冷也不热”[38]。

　　印度

　　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又作天竺、身毒，为古伊朗语Hindu之音译。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2000年前后，与古伊朗人同种的雅利安人出现在印度西北部，并创造了壮丽的吠陀文学。公元前6世纪，释迦牟尼创造了影响世界的佛教。中国文献记载，汉时印度为身毒国，或曰摩揭陀、婆罗门。其地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国并有王，皆城邑数百。南天竺际大海；北天竺距雪山；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隔海邻；西天竺与罽宾、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间[39]。

　　4—6世纪，笈多王朝统治下的印度进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或“全盛时代”。6世纪中叶，白匈奴（嚈哒）人从西北不断入侵印度，笈多王朝的统治受到冲击而呈崩溃状态，北印度出现不少小国，互相攻伐，整个印度长期分裂割据、动荡不安，全盛已经过去，但文化艺术依然灿然可观。

　　印度人具有悠久的航海通商传统。公元1世纪初，对罗马的各种奢侈品贸易经常使罗马黄金流入印度和东方。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印度南部安度罗货币，上面印有双桅船的纹样。阿旃陀壁画绘有战胜锡兰的情形，还可以看到战船上装有大象。

　　在笈多时期，印度和马来半岛以及毗邻各岛有了密切的接触。印度的商业和殖民把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带到了爪哇、苏门答腊、高棉和那个地区的其他岛屿。那些原来是印度居留地而后来发展成为庞大的土邦和帝国，它们重视贸易，控制海上航线，互相争雄；至少有一次，它们中间的一个曾向印度南部注辇国挑衅。可是直到9—11世纪，南部的注辇王朝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海权国，他们派遣一支海军远征队，把塞林德罗帝国（即室利佛逝）征服了一个时期。有学者指出：在公元前和公元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印度人最热烈的爱好就是贸易和经商。印度经济在扩展，印度人时常在追求远方的市场，控制了很多国外市场，从东方岛屿方面取得物资，也从商业运输中博得利润。印度人的移殖与文化传播，在东南亚各国展现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印度化时代”。

　　印度物产丰富，南天竺濒海，“出狮子、貂、豹、犭軍、橐驼、犀、象。有火齐，如云母而色紫，裂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纱縠之重沓。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瑇瑁、金、铜、铁、铅、锡。金缕织成金罽，白疊，毾登毛。又有旃檀、郁金等香，甘蔗诸果，石蜜、胡椒、姜、黑盐。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多珊瑚、珠玑、琅玕……俗无簿籍，齿贝为货”[40]。

　　印度与中国贸易交往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闍那迦的《利论》一书谈到过公元前4世纪以前的“支那帕塔”（Chinapatta），也就是中国制造的丝织品，并指出这些丝织品与印度的土产丝织品的区别。汉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檄外来献。梁武帝时复遣使贡献。

　　唐武德中，东西南北四天竺悉为中天竺所并。贞观十年，高僧玄奘至其国。十五年，遣云骑尉梁怀璥持节使天竺，天竺王尸罗逸多“膜拜而受诏书，”遣使随入朝。二十二年，太宗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高宗时，五天竺皆来朝。玄宗朝，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南天竺各一来朝[41]。据统计，贞观至乾元间，五天竺向唐朝派遣使节不下30次。

　　7—9世纪中印宗教文化交流尤为密切，对于热烈崇拜佛教的中土虔诚信众而言，虽然佛教逐渐失去活力而为流行的印度教所同化，但印度依然是具有吸引力的朝圣之地。义净提到印度时，总称它为西方，又名“阿离耶提舍”（Aryadesha），“阿离耶”是“圣”的意思，“提舍”是“方”的意思。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们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他们越过戈壁沙漠，中央亚细亚的平原和高山，翻过喜马拉雅山，这是一条漫长、艰苦、充满危险的旅程。他们走的另外一条道路，就是经过印度支那、爪哇、苏门答腊、马来亚和尼可巴群岛的海路。从中国来的学者们，有的在半路上停留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印度人聚居之岁达数月之九，先学梵文，然后再来印度[42]。

　　锡兰

　　今斯里兰卡（Srilanka），又作师子、锡兰山，波斯语Silan的音译。公元前4到3世纪，印度憍多利耶的《政事论》称锡兰为“波罗沙慕陀罗”，希腊文献称为“达普罗巴尼”。公元前3世纪以前，北印度雅利安人经海路迁入本岛。不久，另外一些印度雅利安人迁到锡兰东海岸。新移民与土著杂居，成为锡兰主要民族僧诃罗人（Simhala）。风俗与印度同，尤敬佛法。物产有大米、芝麻、甘蔗、芒果、椰子、姜黄、生姜、胡椒、香料、蜂蜜、珍珠、宝石（红宝石、蓝宝石）、云母、棉布和玳瑁。锡兰宝石非常著名，以致梵文佛教经典称之为“宝岛”。

　　锡兰为印度洋中一岛国，自古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中心。公元1世纪末期以前，西方已从南印度的一些港口购买到锡兰的产品。其后锡兰与西方有了直接贸易。4世纪时阿克米修人垄断印度的海上贸易，罗马人利用他们作为对印度、锡兰贸易的中间人。361年朱利安皇帝曾经接待过一个从塞兰提维（即锡兰）来的使节。4—6世纪，锡兰成为近东、印度和远东之间海上贸易的货物集散地，从西方来的波斯船和阿克修米船，从东方来的中国船和东南亚各地以及印度船只，都在锡兰港口，主要是摩诃帝多（现名曼泰），集合和交换商品，并购买锡兰物产。僧诃罗族国王因此而获得巨大财富。6世纪初，科斯马斯·印第科普留斯底士在记述锡兰情况时说：

　　因其地位适中，该岛是印度各地的船只，以及波斯和埃塞俄比亚船只集中的处所。它同样也派遣许多自己的船只前往外国港口。它从中国以及其它东方市场获得丝绸、沉香、丁香、檀香和其它物产，然后再转售给西方港口马拉巴尔、迦利阿那（孟买附近）、信德、波斯和希腊以及红海中的阿杜勒。它从这些市场购回商品后再转往东方港口。该岛同时也将本土物产输往这些地方……因此而成为一大商业中心地[43]。

　　中国文献记载：锡兰国商人在贸易过程中，“但出珍宝，明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44]。

　　5世纪初叶，锡兰与中国有了正式的官方交往。刘宋安帝义熙初，师子国“遣使献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置建康瓦官寺[45]。元嘉五年、梁大通元年，借遣使贡献。

　　唐高宗总章三年，其国使者来朝。玄宗天宝初，其王尸罗米迦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璎、象齿、白氈。唐代从中国来的僧人有法显、明远、窥冲、无行、金刚智、不空等。

　　9—14世纪，强盛的室利维闍耶的马来亚西亚王国（即室利佛逝）拥有庞大的海上势力，垄断东西方海上贸易，锡兰和中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就停止了。

　　波斯

　　今伊朗，波斯语为Parsa。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北邻突厥可萨部，西北邻拂菻（即拜占廷帝国），西南濒临波斯湾。公元前4000—2000年代，伊朗高原的依蓝人逐渐形成奴隶制国家，前7世纪亡于亚述。前6世纪中叶以后，波斯人先后消灭了米底王国和巴比伦王国，征服中亚细亚和埃及，建立起东起印度河，西至小亚细亚沿岸，南有埃及，一度包括欧洲色雷斯地区的大帝国。前330年，波斯为马其顿-希腊所灭；此后，伊朗先后为亚历山大帝国、塞书古王朝、安息王国统治。公元224年，波斯人中萨珊家族的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I，226—240)起兵推翻安息王国，以泰西封为都城，开始了长达220余年的萨珊王朝统治时期（226—642）。7世纪初叶，萨珊王朝受到正在形成并积极对外扩张阿拉伯国家以及西突厥的威胁。642年，萨珊王朝灭亡。

　　伊朗与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东欧、北非和东方的印度、中国、东南亚都有商业往来，波斯人因之具有经商的传统。境内物产丰富，珍异凑集。唐人杜佑指出：

　　[其地]出象、师子，多良犬。有大鸟，形如橐驼，有两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噉火。有大鸟卵、真珠、颇棃、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金、银、鍮石、金刚、火齐、锡、铁、朱砂、水银、锦、曡、细布、氍毹、毾登、护那、越诺布（金缕织成）、赤麖皮、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又有优钵曇花，鲜华可爱。地有醎池[46]。

　　波斯与中国交通始于南北朝，北魏孝明帝时及西魏末，波斯并贡方物。隋大业中，亦遣使来朝。唐初波斯频受大食侵扰，向唐朝求援。国亡后，波斯与唐朝仍有联系。贞观二十一年，波斯献活褥蛇[47]。龙朔元年，唐朝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以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波斯王子卑路斯为都督。咸亨中，卑路斯亲自来朝，拜右武卫将军，册封为波斯王；仪凤三年，命吏部侍郎裴行俭礼送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客居吐火罗20余年。景龙二年，卑路斯又来朝，拜左威卫将军。开元十年至天宝六载，波斯人10次来朝；九载四月，献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大历六年，再遣使献真珠等。

　　波斯与中国交往，唐初主要走西北陆路，中唐以后主要走海路，广州、扬州等港口有波斯商人居留。法国学者J.索瓦杰指出，当时西亚与印度、远东的国际航运终点是波斯湾东岸的尸罗夫，这是一个大转运港，混杂居住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九世纪波斯湾人早已在南海中航行[48]。

　　大食

　　即阿拉伯帝国，波斯语Tazi，原为阿拉伯半岛一部族名。大约在公元前3000—1000年，阿拉伯半岛是闪米特人的故乡，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拉马人、腓尼基人都曾活跃在这个半岛上。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印度河以西的印度合并成为地跨欧亚的大帝国，中东社会发展进入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希腊化时代”。

　　6世纪以后，生活在阿拉比亚沿岸和沙漠地区的闪米特族的一支——贝杜因人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伊斯兰旗帜下统一了阿拉比亚，迅速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伊朗和埃及，定都大马士革，建立倭马亚王朝，中国文献称之为“白衣大食”。该王朝发动了对拜占庭的战争，征服了北非和西班牙，向东又把穆斯林势力推进到印度河与唐朝边界，建立起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

　　750年，反倭马亚势力代表阿布阿拔斯在伊朗、呼罗珊的非阿拉伯人穆斯林支持下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定都库法，后迁巴格达，建立阿拔斯王朝（750—1258），中国文献称为“黑衣大食”。

　　阿拉伯帝国是中古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阿拉伯人继承了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并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49]。在阿拔斯王朝统治下，伊斯兰文明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黄金时代。巴格达从一个毫无价值的村落，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财富的中心和具有国际意义的都会，号称“古代世界的几座最强大的首都”，“一个举世无匹的城市”，只有拜占廷可以和它抗衡。

　　巴格达的商业贸易十分繁荣，那里的码头，有好几里长，停泊着几百艘各种各样的船只，包括从中国来的大船到本地的羊皮筏子。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从印度和马来群岛运来的香料、矿物和染料，从中亚细亚突厥人的地区运来的红宝石、青金石、织造品和奴隶，从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运来的蜂蜜、黄蜡、毛皮和白奴，从非洲东部运来的象牙、金粉和黑奴。

　　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帝国的各省区，用驼队或船舶把本省的物产运到首都：从埃及运来大米、小麦和夏布，从叙利亚运来玻璃、五金和干果，从阿拉比亚运来锦缎、红宝石和武器，从波斯运来丝绸、香水和蔬菜。

　　唐人杜环《经行记》描述了巴格达市肆繁荣与物产丰盈景象：

　　郛郭之内，鄽閈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凑，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刻石蜜为庐舍，有似中国宝轝。每至节日，将献贵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钵，盖不可算数。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果有偏桃人、千年枣。其蔓青，根大如斗而圆，味甚美。余菜亦与诸国同。蒲陶大者如鸡子。香油贵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没[外口内丑]师。香草贵者有二：一名查塞菶，一名棃芦茇。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阫、吕礼。……[50]

　　在古代，南阿拉伯充当着印度与地中海之间的转运站，因为这里即受惠于地理位置的优越，也受惠于横扫其海岸的定期季风：把船只推进到浩瀚的东方大洋，又把他们送回原来出发之地，苏哈尔、马斯喀特都发展成为东西方贸易大港。此外，帝国境内的巴士拉、西拉夫、开罗、亚历山大港等口岸，也是国际著名的贸易中心。西班牙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麦加之间的贸易也特别活跃。通过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西班牙的产品能找到象印度和中亚细亚那样遥远的市场。

　　9世纪中叶阿拉伯文献指出：“当时从伊拉克去中国和印度的商人络绎不绝”[51]。阿拉伯商人从巴格达和其它出口中心，航行到远东、欧洲和非洲，他们贩卖织造品、宝石、铜镜、料珠、香料、枣椰、蔗糖、棉织品、毛织品、钢铁工具和玻璃器皿；他们输入的货物，有来自远东的香料、樟脑、丝绸和来自非洲的象牙、黑檀和黑奴。

　　大食与唐朝发生关系始于贞观二年。据英国史学家韦尔斯(H.G.Wells)称，穆罕默德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大帝国——拜占廷、波斯、唐朝——派遣使节，传播伊斯兰教，贞观二年来到唐朝，受到官方热情接待[52]。永徽二年，倭马亚王朝谷敢密莫末腻“遣使朝贡，自言王大食氏，有国三十四年，传二世”[53]。长安、景云中，遣使献方物。开元初，大食王复遣使献马、钿带。

　　天宝十载，阿拔斯朝与唐朝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发生战争，打败唐将高仙芝，唐朝势力从此退出中亚。至德初，遣使朝贡，时值安史作乱，代宗用大食兵收复两都。宝应、大历中频遣使来。贞元十四年，其使含嵯、乌鸡、沙北来朝，皆拜中郎将，赍送之。

　　唐中后期，东西方交通从陆路转向海路，阿拉伯商人泛海至中国者与日俱增，广州成为对阿拉伯贸易的主要港口。阿曼人特别活跃，法国学者索瓦杰指出，首批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其原籍都是阿曼人[54]。

　　顺便指出，唐朝与遥远的东非海岸的直接或间接接触也增多了。上世纪后半叶，东非坦桑尼亚等国曾经出土过开元通宝等古钱币，是当时唐朝对非洲贸易的物证。岑仲勉先生考察唐代“南海商务”时关注考古发现的价值，指出：中古对外贸易之盛，有时可从外国考古获知之，如亚美尼亚首都德维纳（五至七世纪）曾发见对华商业关系，印度之勃拉名纳巴特废址（七世纪时最繁荣，废于一○二○年）发见邢瓷、越瓷，波斯沙麻拉废址（筑于八三八即开成三年，废于八八三年即中和二年）及开罗南郊之福司脱特（九世纪时非常繁荣，十三世纪初废）均发见越瓷碎片[55]。

注释：

 [1]李昉等：《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七《博物·贾耽》。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

 [4]章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60年；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联书店，1956年；陈佳荣、谢方、陆俊岭：《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华书局，1986年；曾昭璇等：《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

 [5]马苏第(Maūdī)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82页。

 [6]王仲荦：《慧超〈往五天竺传〉残卷笺释》，载《敦煌石窟地志残卷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276—277页。

 [7]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64—72页。文中今地名据译者注。

 [8]参见黄滋生、何思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9]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4—10页。

 [10]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9—10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林邑传》。

 [12]魏征：《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卷五十三《刘方传》，卷八十二《林邑传》；陆增祥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七《正议大夫宁贙碑》，《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

 [13]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占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80页。

 [14]魏征：《隋书》卷八十二《真腊传》。

 [1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哥罗传》。

 [16]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09页。

 [17]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狼牙脩》，第5096页。

 [18]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益州义朗律师》，第72—73页；卷下《荆州道琳法师》，第133页。

 [19]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八十八《边防四·丹丹》，第5102页。

 [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罗越传》。

 [21]桑原骘藏：《高岳親王の御渡天に就ぃて》，《東洋史説苑》，東京弘文堂書房，昭和八年，第152—176頁；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7—148页。日本有学者认为罗越国为老挝，高岳亲王走陆路西行，死于虎害。

 [22]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益州明远法师》，第68页；卷下《荆州道琳法师》，第133页；《荆州法振禅师》，第206页。

 [2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堕婆登国传》。

 [24]戈岱司：《室利佛逝王国史》，《远东博古学院院刊》18卷6期，1918年，转引自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亦有说室利佛逝最早中心在马来半岛洛坤（泰国那空是贪玛叻），后来才发展到苏门答腊等地。

 [25]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26]柯罗姆：《苏门答腊时代》，转引自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27]费瑯：《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帝国》，《亚细亚杂志》1922年7—9月号，转引自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2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室利佛逝传》。

 [29]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序》，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

 [30]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义净自述》，第152页。

 [31]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4页。

 [32]K.A.尼逻干达·沙斯吒利：《印度尼西亚古代史上的室利佛逝》（上），《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二期。

 [33]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并州常愍禅师》，第51页。

 [34]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第12—13页。

 [35]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新罗二僧》，第45页。

 [36]马苏第(Maūdī)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37]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下《义净自述》，第152—153页。

 [38]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5页。

 [39]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天竺》，第5260页。

 [40]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天竺》，第5261页。

 [41]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天竺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下《西域上·天竺传》。

 [42]参见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238—239、242—243、251页。

 [43]尼古拉斯(C.W.Nicholas)、帕拉纳维达斯(S.Paranavitana)著，李荣熙译：《锡兰简明史——从远古时期至公元1505年葡萄牙人到达为止》，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65—266页。

 [44]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师子国》，第5263页。

 [45]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师子国》，第5263页。

 [46]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波斯》，第5270页。

 [47]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波斯》，第5271页。

 [48]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法译本序言，第21页。

 [49]希提（PhilipK.Hitti）著、马坚译：《阿拉伯简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7—8页。

 [50]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九·大食》，第5279—5280页。

 [51]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95页。

 [52]赫.乔.韦尔斯(H.G.Wells)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9页。

 [5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大食传》。

 [54]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24页。

 [55]岑仲勉：《隋唐史》卷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0年，第570页。

七、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

　　（一）出口商品

　　唐代无论官营或私营丝织业都比较发达，产品种类甚多。少府监所属织染署所领织紝十作，内有八作：绢、絁、纱、绫、罗、锦、绮、繝。其中绢为丝织品的通称；絁为较粗的丝织物，又称绨；纱为绢中轻而细者；绫为细而薄之高级丝织物；罗为质地柔软、经纬线分明的丝织品；锦为用彩色经纬线织出各种图案花纹的丝织物；绮是素地织纹起花的丝织品；繝是织有锦文的丝织品。此外，还有紬、练、缣、绶、帛、縠、缟、素、纤、纨、紃等名称，大体上以丝的生熟、质地粗细、颜色不同而区分。[1]

　　903年，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其《地理志》一书中，把中国陶瓷、中国丝、中国灯并列为三大名牌货[2]。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中国丝织品在海外市场极受欢迎。

　　丝织品产地遍布全国，尤其以关东（河南、河北两道）、巴蜀（剑南道及山南道）及吴越地区为盛。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广东丝织业也有进步，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

　　陶瓷是唐代新崛起的出口产品。当时邢州（今河北邢台）、越州（今浙江绍兴）、婺州（今浙江金华）、寿州（今安徽寿县）、岳州（今湖南岳阳）、鼎州（今湖南常德）等地的产品都非常出名；广东、浙江等地陶瓷生产还面向国外，大批青瓷和白瓷通过广州等口岸销往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东非地区。

　　唐代长沙窑产褐斑贴印葡萄纹瓷壶，广东揭西县灰寨出土（1975年，左）；长沙铜官窑陶壶，印尼发现（右）（广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香港市政局编《南海海上交通贸易二千年》，香港市政局，1996年）

　　印度尼西亚发现五代瓷器，与广州石马村五代墓葬所出同类器相同（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 

　　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介绍，唐代中外海路所及的不少地方，都有唐瓷出土。在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发现大量唐瓷碎片，种类有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长沙窑瓷器等。在伊朗内沙布尔遗址，发掘出9世纪后半叶至10世纪前半叶唐朝邢窑、长沙窑、越州窑产品。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斑波尔遗址，发掘出晚唐越窑瓷器和长沙窑黄赫釉带绿彩花草纹碗残片。在伊拉克萨马腊遗址，出土过唐代瓷器残片。在印度尼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也有9—10世纪越窑产品出土。三上次男特别指出：“长沙窑的瓷器在出土地的中国是很少听说过的，但却在中国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和遥远的埃及、伊朗等地区都有发现”[3]。

　　上世纪80 年代，考古工作着在珠江口的香山故镇濠潭遗址、淇澳岛牛婆澳遗址、平沙棠下环遗址等，发现一批唐代风格的黑陶罐、越窑青瓷碗、釉盏等残片，其中越窑系青瓷碗居多，饼足底和玉璧底造型，还有邢窑系白瓷碗，显然是唐代中国的外销瓷。[4]

　　除了丝织品、陶瓷之外，据阿拉伯古文献记载，中国出口商品还有铁、宝剑、马鞍、绥勒宾节（Silbinj，意为围巾、斗篷、披风）[Silbinj，S下面有一圆点]、貂皮、麝香、沉香、肉桂、高良姜等[5]。

　　（二）进口商品

　　唐代进口商品，部分来自外国的“贡献”，多数来自外商的贩运。传统的进口商品如象牙、犀角、珠玑、香料等仍占相当比重，此外多为各国珍异特产。

　　史书记载，贞观时环王国献驯象、鏐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后又献五色鹦鹉、白鹦鹉。诃陵元和时献鹦鹉、频伽鸟、玳瑁、生犀及异种名宝。堕和罗国贞观间献象牙、火珠。堕婆登国贞观中献古贝、象牙、白檀。天竺在贞观时献火珠、郁金、菩提树。波斯于天宝间献玛瑙床、火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

　　天宝二载，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日本，购得岭南军舟一艘，备办粮食、佛像、佛典、香料、药品等一大批，计有：

　　备办海粮：[落]脂红绿米一百石，甜豆皮三十石，牛酥一百八十斤，面五十石，干胡饼二车，干蒸饼一车，干薄饼一万，香[捻]头一半车；漆合子盘卅具，兼将[画]五顶像一铺，宝像一铺，金[漆]泥像一躯，六扇佛菩萨障子一具，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槃经》一部，杂经、章疏等都一百部；月令[障]子一具，行天[障]子一具，道场幡一百廿口，珠幡十四条，玉环手幡八口；螺钿经函五十口，铜瓶廿口；花氈廿四领，袈裟一千领，[裙]衫一千对，坐具一千床；大铜[盂]四口，[竹叶盂]卌口，大铜盘廿面，中铜盘廿面，少铜盘四十四面，一尺铜叠八十面，小铜叠三百面；白籐簟十六领，五[色]籐簟六领；麝香廿[剂]，沉香、甲香、甘松香、龙脑香、胆唐香、安息香、栈香、零陵香、青木香、薰陆香都有六百余斤；又有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青钱十千贯，正炉钱十千贯，紫边钱五[千]贯；罗补头二千枚，麻靴卅量，廗冒卅箇[6]。

　　上述物品当然是鉴真一行自用，有些来自本国，有些则来自海外，亦可见当时市场与消费之一斑。

　　唐代外国输进中国的药材大量增多。来自印度的有：胡椒、补骨脂（又作婆固脂、破故纸）、青黛（靛花）、郁金香、婆罗、天竺桂等。来自阿拉伯（大食）的有：珊瑚、琥珀、炉甘石、密陀僧、石硫黄、绿盐（石绿）、金钱矾、乳香、没药、安息香、芦荟、莳萝（小茴香）、胡黄连、石蜜、阿月浑子、无石子（无食子、没食子）、阿魏、偏桃（婆淡、巴淡杏）、波斯枣（窟莽）、诃黎勒等。来自拂菻（拜占庭）的有白矾、阿勒勃、波罗蜜、槃砮嫱、齐暾（橄榄）、香齐（阿拉伯香膏）、阿驿（无花果）、指甲花、野悉密（素馨花）、柰祗（水仙）、阿勃参等[7]。

　　（三）奴隶

　　中古时期东西方各主要国家都进入封建社会，但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奴隶制残余，奴隶的使用与买卖相当普遍。在阿拉伯世界，奴隶的社会地位最低，伊斯兰教承认奴隶制度的合法性，奴隶的贩卖，成为伊斯兰教国家各地区兴旺的、发财的生意。美国东方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指出：

　　从东非或中非贩来的奴隶，是黑色的；从中国突厥斯坦贩来的奴隶，是黄色的；从近东或东欧和南欧贩来的奴隶，是白色的。西班牙的奴隶，每个可以卖一千第纳尔，突厥奴隶每个只值六百。……

　　作为征服的结果，曾有大量的奴隶涌入伊斯兰教帝国，那些奴隶究竟有多少，可以从下面被夸大的数字获得一个概念。据说穆萨从非洲俘获三十万人，他把五分之一的俘虏，献给了韦立德；他从西班牙哥德贵族的手中，俘获处女三万人；穆斯林的将领从突厥斯坦就俘获了十万人[8]。

　　我国学者张星烺先生也指出：“阿拉伯人用黑奴，可详观其国著名小说《天方夜谭》”，洛克尔曼之《回教古今史》记唐末大食国巴斯拉大盐矿东非黑奴之乱，黑人打败官军，“掩袭巴斯拉，全城精华，悉为抢掠，杀戮人民，据最低之统计，被杀者亦达三十万。”前后十五年始平，黑奴在大食人数之多，势力之厚，亦可知矣。他还说；“唐代之昆仑奴，皆由阿拉伯人输入中国”[9]。

　　古代印度同样存在奴隶和奴隶买卖，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典籍都记载，奴dasa，婢称dasi。佛经《本生经》多次提到奴隶，以及强盗抢人勒索和卖人为奴隶。巴利文律藏提到三种奴隶：anto-jalako（奴隶所生的）、dhakkito（用钱买的）、karamara-nito（外国来的），《长部经》还记录有第四种：Saman dasavayam（志愿为奴的）。婆罗门教典籍如《摩奴法论》提到七种奴隶，《利论》提到十四种奴隶，《那罗陀法典》则提到十五种奴隶。这些古籍还有奴隶（人口）买卖的记录[10]。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吠舍釐国”条亦谓：“有奴婢，将卖人罪，与煞人罪不殊”[11]。

　　在锡兰，无论宫廷、贵族家庭和寺院中，也有各种服役的奴隶，虽然他们可以赎买自己的自由，但地位是低下的[12]。东南亚各国奴隶制残余更为浓厚。因而有不少奴隶在国际贸易中被作为商品贩卖到各个国家。

　　唐以前，岭南盛行掠卖奴隶之风。史载梁天监初，王僧孺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历政以为常”[13]。《南史·萧劢传》称：

　　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劢至，纤豪不犯，岁十余至。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劢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14]。

　　萧劢为梁武帝从父弟、吴平侯萧景之子，中大通三年由豫章内史升任广州刺史，大同元年七月入为太子左卫率。引文中之俚人“生口”，往往被没为奴婢，或转卖他处。岭南酋帅由于拥有生口（即奴婢）、翡翠、珍珠、犀角、象牙等财富，因而称雄本地；朝廷授予官职，也得到贡献，因之得利[15]。

　　唐代岭南奴隶买卖与蓄奴之风仍然颇盛。柳宗元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已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能胜皆屈为僮”[16]。韩愈亦谓：“岭南以口为货，其荒阻处，父子相缚为奴”[17]。《南海异事》记载广州有一种“指腹卖”的陋习：“南海贫民妻方孕，则诣富室，指腹以卖之，俗谓‘指腹卖’。或己子未胜衣，邻之子稍可卖，往贷取以鬻，折杖以识其短长，俟己子长与杖等，即偿贷者。鬻男女如粪壤，父子两不戚戚”[18]。

　　一些北方人到广东当官，“京师权门多托买南人为奴婢”[19]。自然助长了努力买卖之风，以致于朝廷屡加禁止，但效果不佳。

　　广州的奴隶贸易，除本国奴隶之外，有些是外国奴隶，其中以东南亚土人（马来人）、印度人、新罗人为多。东南亚土人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尤善潜水，号称“昆仑”或“昆仑奴”。《旧唐书》谓：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20]。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云：“唯此昆仑，头卷体黑”[21]。张籍《昆仑儿》诗云：

　　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逰。语言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

　　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22]。

　　广州富家豪门更多蓄奴婢，不乏黑奴，至宋代犹然。朱彧《萍洲可谈》谓：“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黄。……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23]。

　　另外，唐代一些国家把奴隶作为贡品进献唐朝，如扶南在武德、贞观间曾献白头人，诃陵在元和时进僧祇奴，室利佛逝于开元时进侏儒、僧祇女，获得唐朝回赐，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商品交易。奴隶贸易是一种罪恶的交易，但在古代世界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注释：

 [1] 参见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96—97页。

 [2]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5页。

 [3] 三上次男著、胡德芬译：《陶瓷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7页。

 [4] 政协珠海市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录》编辑委员会编：《珠海文化遗产图录》，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041—042页。

 [5]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道里邦国志》，第73页。

 [6] 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47—48页。

 [7]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1—192页。

 [8] 希提（Philip  K. Hitti）著、马坚译：《阿拉伯简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18—119页。中国突厥斯坦，即东突厥斯坦，属我国新疆，别名天山南路。

 [9]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580页。

 [10] 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63页。

 [11] 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第1页。

 [12] 尼古拉斯(C.W.Nicholas)、帕拉纳维达斯(S.Paranavitana)著，李荣熙译：《锡兰简明史——从远古时期至公元1505年葡萄牙人到达为止》，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75页。

 [13] 姚思廉：《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3年；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中华书局，1975年。

 [14] 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吴平侯景附子劢传》，中华书局，1975年。

 [15] 河原正博：《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九年，第99—100页。

 [16]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十七《童区寄传》。

 [17]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戣）墓志铭》。

 [18] 李昉等：《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三《蛮夷四·南海人》。

 [19] 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三《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四《孔巢父附子戣传》。

 [2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林邑传》。

 [21] 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卷一，第17页。

 [22]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百八十五。

 [23] 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鬼奴》，第135页。

八、南海贸易与岭南社会经济变迁

　　20世纪初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中唐以后出现的前所未见的经济社会变迁，这种变动与宋代相衔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向近世转变的观点。1910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命题；其后，宫崎市定对内藤氏的观点加以阐述与完善，形成系统的宋代“近世说”[1]。1972年，美国学者伊懋可（MarkElvin）出版了《中国古代的模式》，从农业、水陆运输、通货信用、市场结构和都市化、科学技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唐后期到宋代的“中世纪经济革命”。此外，日本学者加藤繁（KatoShigeshi）、斯波义信（ShibaToshinobu）、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Twitchett）也关注到从8世纪后半期开始、南宋时期达到高峰的“中世纪城市革命”[2]。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G.W.Skinner）把眼光集中在“市场结构和城市化的革命”上，认为中国中古城市出现五方面革命性变迁：一是每个县只能有一个市场，该市场又必须是建在县城这样一种要求日趋减弱。二是官方市场的衰落并最后崩溃。三是随着围墙式体系的解体，圈围起的市场地区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更自由的街道方式，在这种街道方式中贸易和商业在城内或远郊随便什么地方都能进行。”四是特殊的围墙城市快速发展，城外商业性郊区的增长。五是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量中小城镇的出现。上述变化是伴随着日见增长的税收和贸易货币化现象，伴随着商人数量、财富及权力的增长，伴随着社会和政府蔑视贸易和商人阶级态度的逐渐改变[3]。80年代，我国学者傅筑夫先生也提出，唐代城市商业开始进入一个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变的过度阶段，即古代商业开始走向没落，近代商业初露端倪[4]。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唐代持续繁荣、全面发展的海外贸易对岭南社会发展影响是巨大的，确实出现了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经济革命”的某些迹象。

　　（一）城市商业繁荣

　　秦汉以降，广州就是南方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大都会。《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称：“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蝳蝐、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隋代开通大运河，炀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焉。其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5]。李吉甫亦谓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6]。

　　唐代广州商业更为繁荣，由于在中外交往特别是海上交通上具有重要地位，广州在海外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与声誉。美国著名汉学家谢爱华教授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7]。

　　唐代高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介绍天竺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寺”时指出：“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呾罗，唐云天子也”[8]。关于梵文“支那”等词意义，王邦维先生解释说：

　　支那，梵文Cīna。莫诃支那，梵文Mahācīna，意译大支那，或伟大的支那。两词意义并无根本区别。此处以支那称广州，以莫诃支那称京师，可能只是因为京师是天子所居，更表示尊敬之意。提婆佛呾罗，梵文Devaputra，意译天子[9]。

　　古代印度称广州为“支那”（中国），亦见于宋代佛教典籍。赞宁《宋高僧传》介绍极量谓：“释极量，中天竺人也，梵名般剌蜜谛，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支那”下注云：“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止那也”[10]。

　　唐人于邵《送刘协律序》云：“南海，有国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舟宗连毂击，会合于其间者，日千百焉”[11]。广州市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品，货流庞大。时人有诗云：“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12]。“尝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13]。

　　广州与国内各通都大邑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商人从江淮、两京以及其他北方市场运来各地商品，投放广州，购回洋货，销往内地；外国商人则运来海外珍异，购回中国商货，销往外国；也有中国海商从广州采购商品，直接运销海外市场。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谓：广州商货“上足于备府库之用，下足于瞻江淮之求”[14]。沈亚之《杭州场壁记》称杭州“走闽、禺、瓯、越之宾货”[15]。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十二韵》诗云：“俗重语儿巾，舶主腰藏宝。”“语儿巾”下注：“南方去京华绝远，冠冕不至，唯海路稍通，吴中商肆多榜云：‘此有语儿巾’”[16]。

　　广州商货对于北方市场同样重要，尤其左右其药材和珠宝供应。韩愈《送郑权尚书南海》谓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犀象、玳瑁、希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17]。会昌间，崔龟从镇岭南，“夷估辐辏，至于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18]。

　　唐人评述国内繁盛商业都会，皆称扬、益。宋人洪迈言：“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蚶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炽。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益次之　也”[19]。广州凭靠南海贸易的支持，与国内外市场建立起密切的商业联系，成为全国海外贸易中心，联接国内外市场，“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其城市功能超出区域体系，可以和扬、益等并列成为全国性中心城市。

　　唐代以前，广州城区保持较多传统的市场形态，如坊市结构，市由官设，限制交易时间，规定交易地点，坐商有专门市籍等。唐代广州经过宋璟、杨於陵、杜佑等人的整治，城区规模扩大，旧有坊市结构开始被打破，主要街道成为营业自由、邸铺行肆林立的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在蕃坊等繁华街区，“任蕃商列肆而市”，不仅日中为市，而且出现夜市。张籍《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云：“蛮声喧夜市，海色润朝台”[20]。谢爱华先生这样描述当时广州出现的新的商业景观：

　　每当午时的鼓声敲响时，居住在广州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被召唤到了大市场上，他们或在店邸中密谋策划，或在商舶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而每当日落时分的鼓声敲响时，他们又都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有时在晚间，他们偶而也到夜市去，操着异国腔调大声的讲价钱[21]。

　　广州商业贸易的兴盛、经济的增强和人口的增长，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张。天宝间，广州已形成“州城三重”的格局，城区范围包括今越华路以南，仓边路以西，华宁里以东，大南路、文明路以北的大片市区。按照徐俊民先生的解释，“三重”以“广府城为一，文溪以东古越城东半残垒为一，其他一可能是蕃坊”。曾昭璇先生指“三重”包括南城、子城和官城，即从珠江上岸，穿越南城区，入清海军楼子城内，在入官衙区[22]。曾先生的观点似较合理，符合唐代城市规制和广州城区多重结构特点。

　　2002年，广州市在整饰北京路步行街时开挖出大量砂岩石条和古城墙砖，清理出汉唐以来至明清民国共13层历史路面和文物一批。唐代路面分3层，上面两层铺砖，下面一层铺碎石子，最上面一层距现地表深约2.7米，最下面一层路面距现地表深约3米。南汉路面分2层，每层厚约0.2米，路面均用砖平铺。这一发现表明，唐五代时北京路一带是广州南北交通要道和城市中轴线[23]。

　　1996年底，考古工作者又在广州市仓边路与越华路交界处银山大厦工地发掘了一处宋代城墙遗址。1998年2—5月进行跟踪发掘，在地表下5米处，发现了两段走向和年代不同的古城墙。在160平方米的发掘区的西侧为唐代城墙，呈南北走向，直接修建于基石上；已清理的墙体南北长14米，东西宽4米，残高3米；墙体夯住，略呈下宽上乍，为红褐色山冈土，含陶瓷片、砖瓦等；墙体东侧缘上半部有宋代修整的砌砖，下半部用天然馒头石块堆垒作护坡，城砖有“番禺修城大条砖”等砖铭。在南部则为宋代城墙，呈东西走向，西端都依托唐城墙。唐城墙的发现，在广州尚属首次。从其方位看，应是广州城东城墙[24]。

　　1994年，广州市德政中路担干巷与会同里之间的建筑工地发掘了一处唐五代木构建筑、码头和水关遗址。木构建筑位于开挖探方的最下层，已开挖16.8米，呈狭长形砖木结构，宽4米，南北走向。该建筑构筑于当时珠江江岸灰黑色河滩淤泥之上，地基铺垫厚约5厘米的山冈红土，上面再铺以2—3厘米的河沙；每隔1.1—1.3米距离铺设一条硬木地栿，两头各竖一根大木桩，卡紧地栿；东头木桩紧靠坡形河滩，每根加一斜木支撑。地栿之间用青灰素面薄砖夹砌，砌作讲究，侧立倾斜，形成锯齿状棱角。鉴于整片地面地栿与铺砖之间无践踏痕迹，而且铺砖棱角完好，可以断定不是码头通道，而可能是某种架空建筑的基址。遗址发现了大批莲花瓣纹瓦当、釉陶和粗瓷残片，还有“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铜钱，可以判定木构建筑基址年代为唐中前期[25]。唐代木构建筑与建筑其上的码头遗址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当时广州城区建设的若干实况，而且为确定广州东南部城墙的方位与走向提供可靠的实物资料。

　　唐代广州城市发展有一个新趋向，就是不断向靠近珠江的城西和城南扩展，形成新的居民区和商业区。清宣统三年，广州东郊石牌乡出土了《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谓王氏“以大业三年五月二日于南海杨仁坊私第”[26]。坊为隋唐五代城市基层组织，杨仁坊即今杨仁里，说明这一带当时已经是人烟稠密的居民区。天祐三年，清海节度使刘隐“以南城尚隘，”凿平禺山，在南城之南修筑“新南城”以益之，广州城区“其制始伟”，“规制宏大”[27]。

　　唐代岭南城市发展多与商业贸易有关系。粤北韶州地当南北交通要冲，“在楚为边邑，在越为交衢”，且处“贡朝之所途”，是江岭间重要交通物资转输中心。皇甫湜《朝阳楼记》云：“岭南属州以百数，韶州为大”[28]。

　　开元四年，为适应日趋繁荣的海外贸易需要，曲江人张九龄主持修拓大庾岭路，修成“坦坦而方六轨，阗阗而走四方”的新道，“高深为之失险，转输为之化劳”，使南北交通状况大为改善，“鐻耳贯胸之类，珠琛绝赆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29]。唐以前五岭南北交通有多条通道，由湖南经灵渠入岭长期居首要地位。随着大庾岭新道开通，由江西入岭成为南北交通的最重要孔道。于是，“五岭以南之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朝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30]。

　　大中九年，日本福寿寺僧圆珍入唐巡礼名山祖塔，所持《尚书省司门过所》云：“韶、广、两浙已来关防主者，……请给过所者，准状勘责状同，此正准给，符到奉行……”[31]可见韶州在国内交通中占有一席之地。

　　粤北重镇连州，地控湘、粤通道，被刘禹锡成为“荒服之善部”，唐末有工商业者5000余人[32]。粤西沿海地扼交广海路，是中外商船往来的必经之地，雷州往西“通安南诸蕃国路”，往东“泛海通恩州并淮浙、福建等”[33]。恩州“当海南五郡泛海路”，富鱼盐之利，人称“远郡之沃壤”[34]。武德初曾置高州总管府，永徽以后于其地置清海军。

　　粤东门户潮州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基础，大业四年陈稜、张镇周由海路经略流求，就是以潮州为基地。唐代潮州号称是“与韶州略同”的“岭南大郡”[35]，是粤东最大的城市。

　　（二）金银输入与岭南特殊通货区

　　唐初推行统一的货币制度，使用铜钱，兼用布帛谷粟，但岭南依然维持两晋以来使用金银的习俗，杂用铜钱。上世纪初，敦煌出土的S1344号《开元户部格残卷》记录了武则天天授二年七月廿七日颁布的一条敕令，谓：“（岭南）百姓市易，俗既用银，村洞之中，买卖无秤，乃将石大小，类银轻重，……并委州县长官渐加劝导，令其变革”[36]。说明唐初白银在地方普遍流通。

　　敦煌发现的《天宝地志残卷》记载了各郡公廨本钱的数目，计量单位有贯（铜钱）和两（白银）。岭南共有65郡，公廨本钱用铜钱的有18郡，用白银的有33郡，其余14郡不详。岭南东部22郡用白银计量的有端、封、新、康、恩、辩、潘、春、蕾、罗、泷、崖、儋13郡，用铜钱计量的有广、韶、连、循4郡，高、琼、振、万安、窦5郡无本，不详[37]。这种现象表明，岭南白银使用多于铜钱。广、韶、连等郡用铜钱计算，可能是因为这些地区有铸铜钱，或受岭北影响，铜钱使用较多。当然，即使是使用铜钱的州郡，也不会排斥金银，因为在大历以前，岭南总体上是杂用铜钱、金、银、丹砂、象齿等，朝廷没有要求岭南向岭北看齐。

　　唐中叶以后，国内铜钱不足，白银流通越来越多，岭南也有增无减。张籍《送南迁客》诗云：“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38]。又《送邵州林使君》诗曰：“词客南行宠命新，潇湘郡入曲江津；郭外相连排殿阁，市中多半用金银”[39]。元稹《钱货议状》云：“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40]。元和间韩愈在讨论当时钱重物轻问题时，也提到岭南买卖：“一以银”[41]。所以，《新唐书》卷十二《食货志》谓：“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砂、象齿，今一用钱货。”并不确切。

　　岭南以金银（以银为主）为货币，与岭北基本使用铜钱不同，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

　　一是岭南使用金银有其传统。正如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所说：唐代岭南以金银为货币是南朝的继承和发展[42]。

　　二是岭南为唐代重要金银产区。《新唐书》卷四十三上《地理志》记载岭南土贡金银的州有73州、68州，岭南分别有39个和47个，各占全国的61.9%和69.12%，说明岭南金银开采在全国占有显要地位。史料显示，西江沿岸诸州出现过“采金热”。唐人刘恂谓：“五岭内富州、宾州、澄州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木箕淘金为业”[43]。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寺四首》之三云：“洞丁多斵石，蛮女半淘金。”且注：“端州斵石，涂涯县淘金为业”[44]。还有记载说，广州浛洸县有金池，“彼中居人，忽有养鹅鸭，常于屎中见麸金片。遂多养，收屎淘之，日得一两或半两，因而致富矣”[45]。

　　广州贸易一般采用物物交换或货币买卖两种方式进行交易。为方便各国商品交易和货币兑换，尤其是远距离、高价值、大数额的交易，采取当时国际贸易中广泛流通的金银为交换媒介，是最可行和势在必行的。而作为贵金属，金银除了具备一般金属货币具有的优点外，还有价值稳定，不易氧化锈蚀，可任意分割而不损价值等优点，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理应在货币体系中占有相应位置。岭南盛产金银，因贸易之需，以金银为货币是很自然的。

　　三是唐朝视岭南为一特别货币区域，在政策上容许金银流通。广州贸易需要大量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必然造成铜钱外流，这是唐朝不愿看到的，因而多次禁止铜钱入岭，防止外泄。然而，在海外贸易蓬勃发展的条件下，限制铜钱流通而不予相应变通是不现实的，客观上也行不通，因而唐朝容许岭南使用金银。

　　职是之故，中唐以后国内多次禁采银矿，惟岭南不禁，任其自然，不加干预。如元和三年六月诏：“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以鼓铸，银者无益于人；权其轻重，使务专一。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46]。“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它州，官吏论罪”[47]。

　　当然，唐朝禁钱过岭，并不是禁止岭南使用铜钱。屡申禁令，倒从反面证明岭南有大量钱币流通，结果还是有大量铜钱外泄，说明朝廷法令在市场规律面前软弱无力。国外考古发现显示，与唐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都发现有唐朝钱币。波斯湾的尸罗夫，发现有“铸着汉字的铜钱”[48]。在托克玛克南的阿克希姆古城遗址中，出土了“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唐钱[49]。在非洲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也出土过4枚“开元通宝”铜钱[50]。这些钱币应该是因为贸易流到海外的。

　　四是海外金银货币的流入。与唐朝贸易的阿拉伯、波斯等国广泛使用金币，外商把波斯钱币、阿拉伯金币源源不绝带进广州，为岭南市场提供又一金银货币来源。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以广东为中心的岭南地区“有使用金银的事实”，“当时通用的金银是伊斯兰教徒带进中国来的”[51]。

　　输入岭南的金银称“南金”。权德舆《杜公（佑）淮南遗爱碑并序》云：“其镇南海也，南金象齿，航海贸迁”[52]。权氏《徐公（申）墓志铭》谓：“溟涨之外，巨商万舰，通犀南金，充牣狎至”[53]。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曰：“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54]。海舶到岸，外商以金银购买中国产品，导致金银增多和金价下跌。

　　中外学者早注意到，公元4—7世纪，从中东的波斯到中国河西走廊，都曾经是白银流通区，著名的丝绸之路同时也是白银之路。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40年代，唐朝铜钱规制所代表的货币文化影响了西域地区，因而河西地区也是同时使用金银和铜钱的特殊通货区[55]。然而，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落入吐蕃之手，战乱频仍，经济凋敝，丝绸之路趋于梗塞，金银流通失却了昔日盛况，东西方交通贸易转向海路，河西与国内特别是南方的经济也失去联系，对中唐以后社会经济发展起不到任何作用。傅筑夫先生指出：“白银大体上在唐代后期和五代进入流通领域而正式成为货币，在事实上不是法律上确立了银本位制度，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变化”[56]。唐代岭南特殊通货区的存在，银本位制度事实上早已形成，与国内银本位金融制度演进相一致，意义非同一般，谓之开中国银本位制度之先河，不亦宜乎！

　　（三）海外市场与陶瓷、丝织品生产

　　唐代岭南手工业较之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生产部门增多，矿冶、陶瓷、制盐、造船等在国内占有一席地位；生产技术也有提高和创新，出现一批质量较高的产品，畅销本地和外地，其中陶瓷业、丝织业受海外市场的刺激，产品大量销往国外。

　　陶瓷业是岭南传统产业，各地都有生产。从上世纪80年代发现的唐代窑址看，粤东有10处，粤中8处，粤西9处，粤北1处，基本上为馒头窑和龙窑，分布在陶土、瓷土丰富的沿海或江边城镇。陶瓷的制作技术普遍采用轮制和上釉，种类有碗、碟、杯、执壶、盂、盆、军持、豆、罐、炉、灯、灶、釜、勺、砚、坛、网坠、砖、瓦、瓦当、陶塑、陶范等；由于龙窑的推广及其结构的改进，烧制技术大为提高，可以烧制出高质量的青瓷，质地优良，可以和浙江等地产品相媲美[57]。唐人刘恂称：“广州陶家，皆作土锅钁，烧熟，以土油之，其洁净则愈于铁器，……斯亦济贫之物”[58]。

　　唐代岭南出现一些面向国际市场、专供出口的外销瓷生产基地。据考古发现，这类窑址共有8座，粤东有潮州北郊窑、梅县水车窑，粤中有南海、新会官冲、三水、广州西村，粤西有廉江、遂溪。这些陶瓷产区分布在沿海，都是海外贸易活跃地区[59]。

　　1983年，珠海香洲渔民在珠江口荷包岛至乌猪岛海域打捞到青釉四耳罐和青釉碗21件，其中青釉碗矮身，口延外张，实饼足，高5.2、口径16.8厘米，采用醮釉垫烧法。在南屏镇洪湾小钧遗址，也采集到官冲窑产青釉六系罐。考古工作者确证是唐代广东新会官冲窑所产瓷器出口外销过程中遗留下的。[60]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过唐代广东青釉罐。[61]这些海域为海外交通航路所经，所发现的瓷器当为唐代沉船所遗。

　　在海南岛东部陵水县海滩，曾经发现不少广东青瓷碗，多为10个一捆堆放，大小相套[62]。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谓：“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63]。说明唐宋时期陶瓷外销在装船运输时采取相同的做法，充分地利用空间。

　　印度尼西亚Prambanan寺院出土唐代瓷器，与广东韶关、阳山等地出土瓷器相同，当为广东外销瓷器。

1977年珠江口伶仃岛附近海域打捞，发现时与青釉碗大小相套。

1985年梅县水车窑出土，同类器物在泰国有发现。

　　1977年珠江口伶仃岛附近海域打捞，共出12件，发现时置于大四耳罐里，应为广州出口瓷器，高明、四会等地窑址有同类瓷器出土（均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此外，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36—1939年3次发掘伊朗内河布尔古城，发现有唐代华南产白瓷钵、碗残片[64]。在菲律宾，出土过与唐代广州西村窑产品一样的凤头壶。在泰国曼谷，发现了梅县水车窑产品[65]。这些都说明唐代广东青瓷在海外很受欢迎。

　　随着桑、棉、麻、苎、葛等作物的扩种，唐代岭南纺织业有了较大发展。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云：“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66]。说明广州地区棉纺织业相当普遍。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谓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子卢眉娘，擅刺绣，体现了广州丝织生产的高水平。

　　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年十四。……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画分明，细于毛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漏。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彩，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外，执幢捧节之童，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秤之无三数两。自煎香膏傅之，则虬硬不断。上叹其工[67]。

　　岭南还有一些丝织品销往国外。阿拉伯文献记述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所造成经济破坏时指出：

　　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了。我们特意提起桑树，是因为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一直喂到蚕把自己包裹起来为止。因此，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68]。

　　敌人砍伐了围绕广州城的桑树种植园。过去人们在那里细心地培植这些桑树，因为这种树的叶子用作产丝的蚕的食物。所以，破坏桑树阻碍了中国丝绸的生产，中断了向穆斯林国家的出口[69]。

　　可见唐晚期广州地区蚕桑业已有相当大的进展。当时销往日本的“广东锦”，采用先进的“染花经丝”技术织成，是现代印经织物的前身，该织物至今仍收藏在奈良正仓院[70]。

　　（四）造船业的进步

　　岭南有航海与造船的传统，造船技术和生产能力居国内领先地位，广州是著名造船中心之一。天宝二载，海贼吴令光犯永嘉郡（今浙江温州），朝廷命岭南采访使、南海太守刘巨麟率水师北上征讨[71]。时扬州大云寺高僧鉴真准备第二次东渡日本，以正炉80贯钱向刘巨麟购得军舟一艘，载中日僧人17人，舟人18人，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85人，共120人，备办粮食、佛像、佛典、香料、药品等一大批。这艘岭南军舟可以承载120人，还可以航海，应该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海船。

　　德宗兴元元年，杜佑为岭南节度使，在广州督造战船，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游艇、海鹘6种，“阔狭长短，随用大小，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橹、帆、席、絙索、沉石、调度，与常船不殊”[72]。

　　由于中外交往增多，促进了造船技术的交流与提高。公元1世纪，波斯湾北岸的阿曼那出现一种用棕榈纤维捆扎的马达拉塔（madarata）船；后来，这种造船技术在西拉夫和阿曼发展成用椰索绳缝合、用油灰填塞船缝的新式缝合木船。中世纪早期，阿曼和阿拉伯南部沿海的船工还创造出用椰索缝合的单桅木船，叫做“马卡布”（markab）和“赛发纳”（safīnah）。直到9世纪，阿拉伯的船只仍然有“用绳索（不是用钉子）拼合的”，“用绳索椠拴合船板，是尸罗夫船特有的特点”[73]。

　　西晋时，岭南人已知晓这种造船技术，并加以引进，就地取材，制造新的海上交通工具。嵇含《南方草木状》称，桄榔木“似栟榈实，其皮可作绠，得水则柔韧，胡人以此联木为舟”[74]。

　　唐代，这种用桄榔纤维缝合木船的技术在岭南沿海流传。刘恂称，桄榔树“生广南山谷，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树小异。然叶下有须，如粗马尾。广人采之，以织巾子。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75]。

　　刘恂还记载了时人发明用“橄榄糖”填塞船缝的方法：“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饧，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干后牢于胶漆，著水益坚耳”[76]。

　　宋代，上述造船技术又有所改进，出现不用铁钉、桐油而用藤捆绑船板的“藤舟”，船缝以海上所生干茜草填塞，这种草遇水则胀，“舟为之不漏”。“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贩皆用之”[77]。

注释：

 [1]以上二文均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中华书局，1992年。

 [2]参见G.W施坚雅（G.W.Skinner）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4页；金应熙：《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述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2页。

 [3]G.W施坚雅（G.W.Skinner）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4—45页。

 [4]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5册商业部分，人民出版社，1986、1987年。

 [5]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百七十七《州郡七·河南府河阴县》，第4657页。

 [6]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河南府河阴县》，第137页。

 [7]谢弗（E.H.Schafer）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第26页。

 [8]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支那寺等寺》，第103页。

 [9]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卷上《支那寺等寺》，第106页。

 [10]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二《唐广州制止寺极量传》，第31页。

 [1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二十七。

 [12]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九十九，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

 [13]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百九十二，殷尧藩《寄岭南张明甫》。

 [14]张九龄：《曲江集》卷十六。

 [15]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三十六。

 [16]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二。

 [17]韩愈：《昌黎先生集》卷四。

 [18]高彦休：《唐阙史》卷下《丞相兰陵公晚遇》。

 [19]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22页。

 [20]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百八十四。

 [21]谢弗（E.H.Schafer）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第27页。

 [22]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3页。

 [23]参见“金羊网—新快报”2002年9月3日、9月11日报道。

 [24]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广州出版社，2001年，第88页；广州市文化局等编《广州文物志》，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25]广州市文化局等编：《广州文物志》，第28—29页。

 [26]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五《杨仁里》。

 [27]戴璟：《广东通志初稿》卷四《城池》，嘉靖十四年刊本，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2003年；郭棐：《广东通志》卷十五《郡县志》，万历三十年刊本，香港大学图书馆藏本。

 [28]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六。

 [29]张九龄：《曲江集》卷十六《开凿大庾岭路序》。

 [30]邱濬：《重编琼台稿》卷十七《唐丞相张文献公开凿大庾岭碑阴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1]内藤虎次郎：《三井寺藏唐过所考》，载万斯年辑《唐代文献丛考》，开明书店，1947年。亦见砺波护著、龚卫国译：《入唐僧带来的公验和过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三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32]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九《连州刺史厅壁记》，第82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八十六《邓处讷传》。

 [33]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九《岭南道·雷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34]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八百三，李磎《授朱石唐山恩州刺史制》。

 [35]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五《选部下·南选》，第1624页。

 [36]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279页。

 [37]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62—67页。

 [38]张籍：《张司业诗集》卷二。

 [39]张籍：《张司业诗集》卷四。

 [40]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三十四。

 [41]韩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七《钱重物轻状》。

 [42]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五卷《唐×五代の货幤と金融》，东京：三一书房，1982年，第298页。

 [43]刘恂著、鲁迅校勘：《岭表录异》卷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页。

 [44]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百三十七，许浑《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寺》。

 [45]刘恂著、鲁迅校勘：《岭表录异》卷上，第5-6页。

 [46]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

 [4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

 [48]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99页。

 [49]汶江：《唐代开放政策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

 [50]马文宽：《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其意义》，《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

 [51]桑原骘藏：《从阿拉伯人的记录中所见到的中国》，《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第589—600页，转引自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44页。

 [52]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百九十六。

 [53]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百二。

 [54]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九十九。

 [55]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98—205页。

 [56]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4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16页。

 [57]李庆新等撰：《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4页。

 [58]刘恂著、鲁迅校勘：《岭表录异》卷上，第8页。

 [59]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唐宋窑址出土文物》，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第11页。

 [60]杨少祥：《珠江口发现的唐代外销瓷》，《广东文博》1983年第一期；珠海市博物馆等：《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8—299页；政协珠海市委员会《珠海文化遗产图录》编辑委员会编《珠海文化遗产图录》，珠海出版社，2008年，第041—043页。

 [61]广东省博物馆：《西沙文物》，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2—3页。

 [62]何纪生等：《陵水县移辇村海滩发现唐宋时代陶瓷器》，《文博通讯》1978年第八期。

 [63]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二《舶船航海法》，第133页。

 [64]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8页。

 [65]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梅县古墓葬和古窑址调查发掘报告》，《考古》1987年第三期。

 [66]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九十九。

 [67]苏鹗：《杜阳杂编》卷中，王汝涛编校《全唐小说》第三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174—2175页。

 [68]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96页。

 [69]马苏第（Maūdī）著、耿昇译：《黄金草原》，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1页。

 [70]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学林出版社，1988年，第390页。

 [71]刘昫等：《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

 [72]黄佐：《广东通志》卷三十一《政事志·战船》，嘉靖三十六年刊本，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

 [73]参见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108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7页。

 [74]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75]刘恂著、鲁迅校勘：《岭表录异》卷中，第17页

 [76]刘恂著、鲁迅校勘：《岭表录异》卷中，第19页。

 [77]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六《器用门·藤舟》，中华书局，1999年，第218页。

九、海外交通与中外文化交流

　　（一）佛教交流与求法高僧

　　冯承钧先生谓：“自汉迄晋佛法盛行，其通道要不外乎西域、南海两道。当时译经广州或建业之外国沙门疑多由海道至中国”[1]。东吴以后，外国僧人由海路来岭南者增多，从事传教和译经，广州、交州、韶州、桂州成为南方佛教重地。

　　隋唐五代，在统治集团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佛教在中国传播臻于鼎盛，在中国化进程中纷纷开宗立派，形成唯识宗、华严宗、法相宗、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等宗派。唐中期以后，佛教大多数宗派日趋衰微，唯禅宗一枝独秀，超越其他各宗；同时，禅宗南派压倒北派，分衍出曹洞、法眼、云门、临济、沩仰五宗，临济宗又分出黄龙和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岭南为南禅发祥地，禅宗特盛，密宗、律宗也颇流行。

　　隋唐时期具有比较宽松开放的环境，对外国宗教来者不拒，兼收并蓄，每一种宗教在特定群体和特定环境中都能找到合适的成长土壤和发展空间，因而这一时期中外宗教交流与传播依然十分盛行，不少外国高僧大德循海陆两路前来中国，弘扬佛法，由海路者多在交、广登陆，再转往内地。

　　武后时中印度高僧极量（梵名般剌密帝）来到广州，在制止寺与乌苌国沙门弥加释迦、罗浮山僧怀迪、前宰相房融，一起翻译《灌顶部》之《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2]。开元七年，天竺密宗大师金刚智携徒弟不空来到广州，建大曼拏罗灌顶场，宣扬密藏；八年，金刚智到达洛阳广福寺，翻译佛经。唐代来过广州的外国僧人还有若那跋陀罗、般剌若、释智慧、释跋日罗菩提、乾末多罗等。

　　开元二十六年，潮州开元寺建立，该寺的一个唐代铜香炉刻有“三韩弟子任国祚”铭文，说明曾有朝鲜僧人到潮州礼佛，也是岭南与东北亚地区佛教交流的物证[3]。

　　魏晋以降，一批中国僧人经历千艰万苦，远适印度，西行求法，“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以求‘学问欲’之满足”，梁启超先生称之为“留学运动”。这一运动“前后垂五百年，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两世纪，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4]。

　　唐前期为僧人“留学印度”最热烈的时期，海陆两途并举。咸亨以后，海路西行大增，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据统计，唐代由海路西行的僧人可考的有40余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僧人，少数为高丽、新罗僧人和日本僧人（见下表）。[5]

　　求法僧人一般从广州、交州乘海舶直航南海，经过室利佛逝、诃陵、末罗瑜等国，抵达印度、师子国，礼胜迹，取佛经，研佛法。据梁启超先生研究，海路、陆路西行求法，能学成归国者约占西行僧人总数的四分之一，死于途中者亦四分之一，中途折回者似甚多，留外不归者颇少[6]。成就较著的求法僧有义净、慧超和不空。

求法僧路线图（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

　　义净（635—713），俗姓张，齐州人，幼出家，“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欲游西域”。咸亨元年与同学相约西游，未就。二年十一月，义净得到冯孝铨兄弟的资助，备足经费，与弟子善行搭乘波斯舶泛海南行，20天到室利佛逝，停留6个月，学习声明；善行因病回国，义净只好孤身西行。经末罗瑜、羯荼等国，四年二月抵达东印度耽摩梨底国，遇居留该地多年的交州僧大乘灯，学习梵语。上元元年，相偕往中印度，瞻礼圣迹，历30余国；在那烂陀寺10年，学瑜珈、中观、因明和俱舍，求得梵文本三藏佛经近四百部，五十余万颂。垂拱元年，升舶东归，在室利佛逝停留二年多，从事译述。永昌元年二月回到广州，住制止寺；十一月，又偕清远峡山寺僧贞固、怀业、道弘、法朗等南航室利佛逝，译写佛经，抄补梵本。天授二年，遣大津携新译经论及《南海寄归内法传》归国。长寿三年夏，义净离开室利佛逝回广州。证圣元年，义净抵达洛阳。

　　义净是继东晋法显、唐初玄奘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求法高僧，在印度、南海诸国居留25年，对促进佛教传播，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回国后孜孜不倦，共译佛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大大丰富了中国佛教经典和理论。又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记录海外见闻与佛教传播，是研究7世纪下半叶印度、南海史地及中外关系史的珍贵史料。

　　慧超，约生于700年（圣历三年；或作704年，长安四年），新罗人。开元七年，密宗高僧金刚智(Vajrabodhi，671—741)抵广州，慧超与之相会，受为弟子，时年16岁。开元十一年由海路往天竺。从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所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上卷中之阁蔑、昆仑、裸形国等，皆南海中国家；又从现存本书所载各国顺序，可以证明其行程是先巡礼东天竺诸国，然后巡礼中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及北天竺诸国，后经中亚于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到达安西。回汉地后，慧超在长安大荐福寺师从金刚智，协助翻译《大乘瑜珈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金刚智去世后，慧超接受不空教导，并著《往五天竺国传》三卷，记录8世纪上半叶印度及南海诸国社会历史，具有重要价值[7]。

　　敦煌写本残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王仲荦：《慧超〈往五天竺传〉残卷笺释》，载《敦煌石窟地志残卷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不空（Amogha，705—774），名智藏，师子国人，幼年出家。开元七年在闍婆国遇金刚智三藏，随来广州、洛阳，学习律仪与唐梵经论，并与金刚智译经。二十九年，金刚智病逝，不空奉遗命准备回国，又得唐朝之命，赍送国书往师子国。不空率弟子含光、惠等南下广州，受到岭南采访使刘巨鄰之厚待，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十二月，不空等乘昆仑舶泛海至诃陵国，历时近一年，到达师子国，得到国王殊礼相待。不空依止普贤阿闍梨，重开灌顶。其后学无常师，广求《密藏》及诸经论，获陀罗尼教《金刚顶瑜珈经》等八十部，大小乘经论二十部，共一千二百卷。又游五天竺。天宝五载，不空回到长安，在净影寺译经，开坛灌顶，翻译《金刚顶瑜珈真实大教王经》等一百一十部一百四十三卷，后在武威、两京弘扬密法，成为中国密宗祖师。

　　唐代佛教也向海外传播。当时不少日本、新罗、高丽僧人来到中国，学习佛法。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把遣唐学生中以钻研佛教为主的僧侣成为学问僧，以与学习一般学术的学生区别开来。著名僧人空海、圆仁、圆珍、真如法亲王等到唐朝学佛，在日本佛教史上名垂不朽。中国佛教华严宗、律宗、天台宗、真言宗、临济宗、禅宗、密宗都传入日本。

　　一些中国僧人到日本弘法，对中日佛教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在奈良朝初期，唐僧道明、道荣入籍日本。道明开创了大和长谷寺，养老二年（718）塑造的十一面观音，被认为是日本密教史上不容忽视的事。道明则对传播汉音作出了贡献。天平八年（736），洛阳大福先寺僧道睿随日本遣唐副使中臣名代前往日本，住在大安寺西唐院，讲解《律藏行事钞》，是日本传播律宗之先驱。

　　天宝元年，扬州大云寺律宗高僧鉴真应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之邀请，率弟子东渡日本，但不成功。第二年底，鉴真向岭南采访使刘巨麟购得军舟一艘，从扬州出发，刚到长江口就遭到飓风袭击。此后鉴真又两次尝试东渡，皆告失败。天宝七载六月廿五日，鉴真在扬州第五次出海，过舟山群岛后再遇飓风，14天后飘到海南振州，住大云寺；后经万安州到崖州，受到海南五州游奕使张云的热情招待，“官僚参省设斋，施物盈满一屋”；鉴真等发动众僧，修建佛寺，又登坛授戒，讲授律学。不久，离开海南，经罗、辩、象、白、容、藤、梧、桂、端等州，到达广州；广帅卢奂率诸道俗出城迎接，入住大云寺。住一春，离广赴扬，广人“倾城相送。”天宝九载，鉴真至韶州，眼疾发作，以致失明。天宝十二载十月，鉴真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抵达日本鹿儿岛秋目浦，经太宰府、大阪至首都奈良，在东大寺建立戒坛院。天平宝字三年（759），修建唐招提寺。从此，东大寺成为日本佛教的大本营，名副其实地确立了领导地位。而鉴真师徒不仅在传播戒律上做出了贡献，而且给予日本佛教艺术、日本文化的影响也很大。[8]

　　（二）伊斯兰教东传

　　伊斯兰教为7世纪阿拉伯半岛麦加古莱氏族人穆罕默德所创，其基本原理分为宗教信仰和宗教义务。宗教信仰（伊曼imān）包括：信仰真主，信仰天神，信仰经典，信仰先知，信仰末日，其最大信条，是lāilāhailla-l-Lāh，就是“除真主外，别无神灵”；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是最伟大的先知。《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宗教义务集中在伊斯兰教的五大纲领：一是信仰的表白。二是礼拜，每日向“克而白”（Ka‘bah，一座众神殿，麦加城朝圣中心）礼拜五次。三是施舍，叫宰卡（zakāh，天课），包括货币、牲畜、谷物、果品和商品的财产税，基本原则与什一税相符合。四是斋戒，在斋月里自黎明到日落，整天戒除饮食和性交。五是朝觐[9]。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伊斯兰教迅速向世界传播。据韦尔斯《世界史纲》称，贞观二年穆罕默德的使节来到唐朝：

　　628年，比景教徒早七年，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个使节也来到了[唐]太宗的朝廷。这是一批阿拉伯人，他们从阿拉伯半岛麦地那城港口延布乘商船出发，由海道来到广州。（附带有意思的事，是知道这时有这样一些商船已从事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这些阿拉伯人我们已经说过，是由自称为“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派遣的，他们带给太宗的信大概与同一年送给拜占廷皇帝赫拉克利乌斯和忒西丰的卡瓦德的召唤是相同的。

　　但是中国皇帝既没有象赫拉克利乌斯那样对那封信置之不理，也没有照弑亲者卡瓦德那样侮辱送信的人。他很好地接待了他们，表示对他们的神学观点很感兴趣，据说，还帮助他们为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建立了一座清真寺，这寺直到今天还在。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10]。

　　穆罕默德向唐朝派遣使节不见唐朝文献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具体年份的断代。另外，书中提到当时广州所建的清真寺，当即今怀圣寺。

　　广州怀圣寺光塔（左）（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

　　从广州西门眺望光塔，1858年，查尔斯·威廉（右）Lt.CharlesSidneyWilliam，铅笔及水彩纸本。（香港市政局艺术博物馆：《历史绘画》，）

　　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隋开皇七年、唐武德五年、贞观二年、永徽二年诸说，一般认为前二说不可信。“永徽二年说”为陈垣先生于1927年所提出，这一年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第三代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节到唐朝，得到唐高宗接见，因而该年被认为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始[11]。金吉堂先生根据威尔士的记载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传教与朝贡不能混为一谈，“实则回教不得大食遣使朝贡已竟输入中国”，主张“回教入华”以穆罕默德的使节到达唐朝、在广州建立清真寺那一年，即贞观二年[12]。此说可从。

　　伊斯兰教率先在广州传播，是因为广州是唐朝对外贸易中心，也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主要聚居地。明人何乔远称：穆罕默德有门徒4人，号称“四大贤人”，“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13]。在广州蕃坊，每逢节日，蕃长就要带领全体穆斯林作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这些活动都在怀圣寺举行。

泉州灵山圣墓（笔者摄）

　　宋人方信孺《南海百咏》谓怀圣寺内有番塔，唐时怀圣将军所建。“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更登其绝顶，叫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明人严从简亦谓：“今广东怀圣寺前有番塔，创自唐时，轮直立，凡十六丈有五尺，日于此礼拜其祖”[14]。

　　关于光塔的始建年代，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认为“不能尽凭《南海百咏》遽断为唐代所立”，提出光塔建于宋代，“或建于南宋之初，即谓更在其前，亦无不可”[15]。罗香林先生则提出光塔建于元代。但是，有充分证据显示，光塔在北宋已经存在。郭祥正《广州越王台呈蒋帅待制》诗云：

　　番禺城北越王台，登临下瞰何壮哉。三城连环铁为瓮，睥睨百世无倾摧。蕃坊翠塔卓椽笔，欲蘸河汉濡烟煤。……屯门钲铙杂大鼓，舶船接尾天南回。斛量珠玑若市米，担束犀象如肩柴。……[16]

　　此诗系作者于元祐三年赴知端州任途经广州所作。“蒋帅”即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知广州蒋之奇，元祐元年至四年在任[17]。“翠塔”即光塔。

　　郭氏作于同一时间的《同颖叔修撰登蕃塔》诗云：

　　宝塔疑神运，擎天此柱雄。势分吴越半，影插斗牛中。拔地无层限，登宵有路通。三城依作镇，一海自横空。礼佛诸蕃异，焚香与汉同。祝尧齐北极，望舶请南风。瑞气凝仙露，灵光散玉虹。铎音争响亮，春色正冲融。……[18]

　　由此可见，光塔必不建于南宋或元代，方信孺的“唐建说”得到有力的支持。

　　唐代波斯人、阿拉伯人在海南也有活动。1978年，海南陵水县干教坡、三亚市送路、酸梅角，发现了50多座唐代伊斯兰教古墓[19]。说明这些地区曾经有西亚人定居，并流传伊斯兰教。

　　（三）其他宗教传播

　　景教为唐人对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呼，5世纪末由基督教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创立。贞观九年，该教阿罗本等人来到唐朝，在长安建寺传教，随后向各地传播。高宗时，于各州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20]。开元初，景教大德及烈与市舶使周庆立活跃在长安与广州之间，“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景教与广州官方关系密切。会昌五年，武宗灭佛，景教也受波及，但在广州似乎影响不大，直到黄巢农民军攻占广州，清洗外国商民，景教始销声匿迹。

　　摩尼教又称明教，3世纪波斯人摩尼所创，7世纪从陆路传入中国。《僧史略》卷下记载，大历六年扬、荆、越、洪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作为摩尼教的法堂。元和间李肇云：“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师为之立寺，……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摩尼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21]。这段文字末句意义不明，向达先生认为有脱漏，并引《资治通鉴》元和十二年二月史炤注加以说明：“摩尼至京师，岁往西市，商胡颇与囊橐为奸”[22]。其意乃明。由此可见波斯人在江南、岭南、两京等地相当活跃，不乏奸商行为。广州波斯人不少，摩尼教当有流传。

　　在唐末农民战争中，广州受到严重的冲击。9—10世纪阿拉伯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黄金草原》均认为广州外国商民大多不能幸免于难，除了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景教徒）外，还有犹太教徒、拜火教徒。西亚的犹太教、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火祆教、拜火教）在广州也有流行，但具体情况不明。

　　（四）东西方文化交流

　　唐朝是6—9世纪与拜占廷、阿拉伯、法兰克并列的世界强国，在国际上拥有崇高的声誉，高度发达的大唐文化远播域外，令海外各国敬佩不已。近邻日本，自隋代开始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习隋朝礼文政治；唐朝建立后，“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汲取、模仿。”高丽、新罗的情形也一样，不断派人来唐朝学习，日本人认为新罗是“唐朝文化的分店”[23]。可见唐朝文化对新罗影响之大。

　　唐朝文化还强烈地影响到东南亚各国，成为各国发展的楷模。唐朝通过朝贡贸易、派遣使节、学问僧西行求法等途径向周边国家乃至西域、印度推介、传播中华文化。这样，以唐朝为中心、以远东和东南亚为外围的东亚地区就形成具有强大内聚力和辐射力的“中华文化圈”。远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也能领略到大唐帝国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呼吁：“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24]。唐朝的丝织品、陶瓷器、药材等中国商品以及造纸术、炼丹术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了中东与欧洲，对中世纪晚期西方走向近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朝在中外交往中也充分地感受到域外文化的传入所带来的异乎寻常的物质精神享受，海外世界给唐人带来琳琅满目、千奇百怪的海外珍宝的消费愉悦，同时给中华文化注入大量鲜活的血液。印度佛教、观星明（天文学）和蔗糖技术，西亚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胡舞和胡乐，美术和戏曲，拜占庭医学，纷至沓来，成为建构大唐文化的重要资源。日本学者木宫泰彦注意到：“唐朝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25]。

　　地处对外交往前沿的岭南，在文化上大量接收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诸国文化，域外文化（如佛教、伊斯兰教）大行其道，蔚为大观，呈现出与内地大不相同的文化内涵和文化风格。海外文化除了以宗教艺术形式植入岭南社会之外，还以物质和技术形态直接引进到生产或生活之中。

　　岭南医学在唐代有了长足进步，各州设有医学机构，推广医学常识和医疗技术，民间医术医方得到挖掘与发扬。一些印度、阿拉伯外国医师和通晓医学的外国商民来到中国，把海外医学直接传入广州等地，填补岭南医术医方的空白，对中国医学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元和十年，大诗人刘禹锡为连州刺史，曾作诗《赠眼医波罗门僧》[26]，说明印度眼医在粤北有活动。

　　海外贸易把有些“海药”贩运到广州，一些药用植物在岭南移植成功，为“南药”增加新品种。《唐本草》、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方》、郑虔《胡本草》、《南海药谱》等医书药典都记录了不少外国引进的药材。苏颂《本草图经》云：

　　补骨脂，……生广南诸州及波斯国，今岭外山坂间多有之，不及蕃舶者佳。胡人呼若婆固脂，故别名破固纸。今人多以胡桃合服。此法出于唐，郑相国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益之药，百端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症状，遂传此方并药。予初疑而未服，摩诃稽颡固请，遂服之；经七八日而觉应验。自尔常服，其功神验。十年二月，罢郡归京，录方传之。破故纸十两，净择去皮洗过，捣筛令细，用胡桃瓤二十两，汤浸去皮，细研如泥，即入前末，更以好蜜和搅，令匀如饴糖。盛于瓷器中，旦日以暖旧二合，调药一匙服之，便以饭压。如不饮水，以暖熟水调亦可。服弥久则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添筋骨。但禁食芸台、羊血。此物本自外蕃随海舶而来，非中华所有，蕃人呼为补骨鸱，语讹为破故纸也[27]。

　　文中郑相国即郑絪，贞元末宰相，元和五年至八年为岭南节度观察等使、广州刺史、检校礼部尚书，以廉政称。终官太子太傅。郑絪在岭南水土不服，疾病缠身，诃陵国商人赠予补骨脂方药，其病乃愈。后来，这种药方传到北方。

注释：

 [1]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1页。

 [2]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唐广州制止寺极量传》，卷三《唐罗浮山石楼寺怀迪传》。

 [3]李庆新：《唐代高僧大颠事迹考述》，澳门大学等编《六祖惠能思想研究》，《学术研究》杂志社，1997年，第526—543页。

 [4]梁启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中国佛教研究史》，三联书店，1988年，第26—27页。

 [5]义净原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247—252页；梁启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中国佛教研究史》，第46—56页。

 [6]梁启超：《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中国佛教研究史》，第65页。

 [7]慧超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2—3页。上世纪初以来，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被译成德、英、朝鲜文向学术界介绍，我国学者罗振玉、钱稻孙、王重民、王仲荦、张毅、法国学者伯希和、德国学者福克司(WalterFuchs)、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羽田亨、高楠顺次郎、韩国学者高炳翊等都作过有价值的研究,。

 [8]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03—214页。

 [9]参见希提（PhilipK.Hitti）著、马坚译：《阿拉伯简史》，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52—68页。

 [10]赫.乔.韦尔斯(H.G.Wells)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29页。

 [11]陈垣：《回回教入中国史略》，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7—234页。

 [12]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台湾珪庭出版社，1971年，第45—57页。

 [13]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灵山》，崇祯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

 [14]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一《默得那》，中华书局，1993年。

 [15]桑原骘藏著、陈裕青译：《蒲寿庚考》，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十八年，第142—147页。

 [16]郭祥正撰、孔凡礼点校：《郭祥正集》卷八，黄山书社，1995年，第162—163页。

 [17]吴廷燮撰、张忱石点校：《北宋经抚年表》卷五《广南东路》，中华书局，1984年，第382页。

 [18]郭祥正撰、孔凡礼点校：《郭祥正集》卷二十，第322页。

 [19]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年，第54页。

 [20]《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

 [21]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第66页。

 [2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37页。

 [23]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14—215页。

 [24]张广达：《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38页。

 [25]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214—215页。

 [26]刘禹锡：《刘禹锡集》卷二十九，第273页。

 [27]苏颂著、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草部中品》卷下，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