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与民众文化心理

    先从警察的起源说起。过去读《尚书》，在《舜典》中，舜曾任命皋陶为司法官。舜称之“士”，郑玄的注释是“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可见，在遥远的部落时代，就很重视狱讼之事。因皋陶是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司法官，所以古代他被视为狱神，司法界也将他视为中国司法的鼻祖。关于他的传说很多，相传他不仅辅佐过尧、舜、禹三代君王，中国最初的刑法和监狱都源自他的创造。在《舜典》中，舜对皋陶的职责说得也很清楚：“汝为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克允。”这里的五刑包括墨、劓、剕、宫和大辟，墨是在前额刻字涂墨，劓为割鼻，剕是砍脚，大辟为死刑。宫刑今人多懂，也就是司马迁所受之刑。可见那时刑法的残忍。为使民众戒畏，实施五刑所选择的地方也有不同，大刑在原野，中刑在市朝，小刑就在府堂，“五服三就”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五度三居”则指五种流放之刑，根据罪行的轻重，需分别流放到四裔之外、九州之外和中国之外。既然有刑狱长官，肯定就有执行刑狱的下属，虽无名称，但他们肯定是中国最早的警察了。

    在部落时代，首领是民众共同推选的，所以民众的舆论监督有很大的威力。那时虽谈不上司法公正，但首领有罪，同样得接受处罚。《尚书》有篇《五子之歌》，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说的是夏朝开国君王夏启之子太康，身为夏王，却不理政事，放纵享乐。一次到洛水南岸去打猎，竟然百日未归。于是后羿在民众无法忍受之时，据守黄河边不允许他返回。部落时代，个人离开部落很难生存，一旦被赶出本氏族，等于判了此人死刑。在远古中国，虽无对个人权利的约定，但首领显然也不具有超越民众的权力，人们依靠言论和习俗来维持部落的秩序。

    对“警察”一词的来源，国内有过很多考据文章。古书中常出现“警察”两字，但显然与今天的概念不同。这两字在儒家文献中被提到，指的是一个人在内心的警惕与省察。此外，也有用来指称外部的警戒与预防。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宋真宗的一份诏书就有这样的字句：“宜令有司量定聚会日数，禁其夜集，官吏严加警察。”针对的就是在法门寺的庙会，要求官员加强治安管理。有学者考证，认为警察有“擒奸捕盗，庇护部民”的含义，大概是在五代和宋时期。秦汉以后，虽有太尉、中尉等各种尉官，但由于那时行政与司法、军事与行政不分，所以军警也是不分家的。到辽代，才出现与“警察”相关的治安机关，当时叫“警巡院”，有警巡吏等职，身着特定制服，掌管狱讼、警巡之事，元代承袭了这一制度。这些机构虽有了警察的意思，但与现代警察制度仍有很多不同。

    看影视作品，很多人认为古代的捕快就是现今的警察，其实仍有很多不同。捕快是地方政府的衙役，过去所说的三班衙役，有皂班、快班和壮班。快班就是指捕快，是捕役和快手的合称，除了捕拿盗匪和擒贼外，也负责破案和催交租税。记得张鸣写过文章，说捕快属“贱民”之业，一旦家族有人做了这个职业，三代不能参加科举。捕快在当时仍属于政府的行政人员。现代汉语中的“警察”一词，来自日语对拉丁语的翻译。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用汉字翻译了很多政治语汇，像总统、政治、总理、干部等。清末西学东进时，这种有中西风味的日式翻译也传到了中国。清末有了租界后，因租界地都有“巡捕”，所以清政府也建立了“巡警部”。辛亥革命后，中国才有了现代警察的概念，有了专事治安的警察和警察部门。

    中国当代警察的概念，主要还是来自西方。在大陆法系国家，警察是通行称谓。它起源于中世纪的法国，当时为维护封建领土的统治权及公共秩序，开始赋予警察以一般性的统治权。16世纪后，警察被人们用来指称用公权力维持一般社会秩序的职责。但随着国家内容的扩大，司法、军政、外交、财政等职能开始从警察概念中被抽离出去。近代国家，随着法治思想的普及，人权得到尊重，警察的权力被限定为只有保护民众权利和维持社会治安两大功能。中国当代的警察概念，基本沿用了这一法律认知，但仍要宽泛很多。它既包括刑事侦查权，可行使各类刑事强制手段；也有治安行政权，从治安拘留到劳动教养、从遣送上访到强制戒毒、从户籍管理到交通处罚等，多种刑事与行政权力集于一身。

    在各种公权力中，警察权对维护统治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它对民众的强制手段也最直接。所以，现代社会有一个基本常识，认为警察权的大小与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警察权越小，国家的法治程度越高，反之同样成立。这是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所决定的。警察权扩张，公民权就会受到限制；而公民权得到保障，也会对警察权形成制约；假如警察权被滥用，就会导致公民权的缺失。虽说保持一定限度的警察权，是现代国家对实现法治社会的共识，但如果超越了某种限度，就会构成对公民权的伤害与威胁。对警察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所以如何找到警察权和公民权的平衡点，并达成一种制度保障，也成为今天实现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代民众之所以愿意将一部分自由和权利让渡给警察权，是因为警察权能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才是警察权存在的第一动因，只有把保障公民权作为确立警察权的核心，才可能实现警察权和公民权的统一。保障了公民权利，也就自然维护了社会秩序。也就是说要把维护社会秩序，看作是保障公民权利的结果，不能使两者对立起来。但在现实中，又并非如此。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警察权对公民权的侵害。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事务中越来越多地依赖警察权，不仅使警察权凌驾于其他司法权力之上，更造成了民众与警察机关的对立。一旦民众合法权利受到警察权的侵害，也没有任何法律救济制度能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民众伸张正义成为可望不可及的事。迄今为止，警察因滥用职权而接受刑事处罚的案例，还极为少见。这显然与国家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如何确立警察权行使的边界，不仅是规范现行警察体制的关键，也是民众探究中国警察文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