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度大保养项目:白岩松、姚晨、任志强等：白日做好梦——8个“中国梦”的故事(2)

白岩松、姚晨、任志强等：白日做好梦——8个“中国梦”的故事(2)

　　易玛、阿克曼—陈丹青

　　陈丹青：我很想让阿克曼描述一下，见到晚年周恩来的情形，他是很漂亮的一个人。

　　阿克曼：比较帅的一个老先生。那时候他身体不好了，我真佩服他，那是1975年11月一个晚会，他好像跟500个人握了手，跟我也握了手，1秒钟。我觉得他那个时候还这么认真的、耐心地跟500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握手，我确实心里非常佩服。

　　陈丹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跟500个人握手，1976年1月8日，几个月后周恩来就去世了。易玛，你说说看，你刚到中国来晚上到哪里去？没有夜总会，只有友谊商店。

　　易玛：我们有时候只能自己组织Party，在国际俱乐部、民族饭店。晚一点是去日坛公园。只有那些地方能去，喝酒啊、听音乐啊，特别特别孤单。

　　陈丹青：在座的50后、60后可能还记得改革开放初，北京到晚上七八点一片漆黑，没有地方去，没有酒吧，那时候北京出现了身份不明的留学生，还有一些真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这些人就是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非常重要的构成。他们两位老同志目击整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

　　阿克曼：基本上是这样，我实际上是1978年离开中国，1982年回中国的时候，你老家上海刚刚开始变成一个开放的城市，不过基本上非常难接触中国的女孩子，她们都害怕。

　　易玛：你来自这么遥远的地方就是为了多了解中国，多了解中国人，结果变成你生活在一个气泡里面，非常可怕。

　　陈丹青：他们还涉及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涉外婚姻，涉外婚姻当时在中国学生里边是很严重的事情。易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西班牙小姑娘，阿克曼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小伙子，一大堆乱头发。所以其实他们到处在找女孩子和男孩子。其实中国男孩子也在找你们。我在上美院的时候，最大胆的同学其实都躲在你们宿舍里。

　　崔健乐队里的一个干将就是易玛的丈夫。他们不但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而且很快介入这个过程，搅动这个过程。1980年代，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危险：最早带来摇滚乐，最早带来外国的电影，最早关心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张晓刚他们在宋庄还在被追捕。你们当时是一群可疑的人，不受欢迎的人，为什么你们不走？

　　阿克曼：其实1980年代后期，气氛已经有大变化了。当时我住在圆明园旁边，跟圆明园住的那些画家都很熟。那时候生活条件非常差，我们就是跟他们在朋友家里有一个单纯的聚会，对他们来讲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你知道方力钧那时候一幅画，几百美元，遗憾的是我没有买到。晚了一步。

　　陈丹青：改革开放有很多宏大的叙述，可是在这个西班牙丫头那里，在一个中国的摇滚乐歌手那里，其实就是两个录音带的事情，一个是邓丽君的，一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其实很多磁带组成了整个时代的潮流，然后再一张一张画带出去，一个一个拿出去展览。我相信这是改革开放很伟大的组成部分，外国人能进来，我们能出去，最后洋人和中国人可以结婚，是不是？

　　阿克曼：确实是这样，我们1988年成立的歌德学院，是在中国的第一个外国文化机构，十六年之内没有第二个。所以可以看到，那时候中国对外国文化的印象还是有一点害怕，怕我们做文化侵略。那时中国人对西方特别好奇，旅游也没有那么简单，网络也还不存在，我们就是给他们一个认识西方文化的机会。当然现在我们也不需要做这种窗户，今天需要做一个平等的让两个文化互相认识、互相合作的舞台。

　　陈丹青：我现在听他说话特别像听一个文化部官员在说话。易玛昨天的语言让我非常惊讶，她问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她说，你告诉我明天应该用什么口气在上面说话。我说你好像有好几种口气？因为她说，我不知道台下的观众是谁。

　　易玛：我知道你肯定要说的。这个词是我来了中国以后学的，这个词特别不容易把它变成西班牙语，变成其他国的语言。有一些中国的、桌面的词特别不容易翻译。像“口气”，你怎么翻？还有很有意思，有意思、小意思、没意思、有意思、不好意思……

　　陈丹青：我这一辈1980年代出去的，今天绝大部分都回来了，没有回来的仍然非常愿意回来。我相信你们都不想回去了，是不是这样？

　　阿克曼：我刚刚从德国回来，发现去德国有一点放假的感觉，回中国的时候是正常的生活，真正就上班、做事情。对我们来讲，中国确实变成我们的祖国。

　　易玛：自己的家。

　　陈丹青：南方周末能给这两位“洋鬼子”致敬，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一百多年前我们见了一个传教士，是让我们屈辱的事情，我们恨不得杀了他；一百年后，一帮年轻人，西班牙丫头、德国小伙子、美国小伙子，英国小伙……到这来，他们呆得不想走了。看到他们我们真的，有些民族自卑会转化成一种骄傲。这帮“洋鬼子”愿意呆在中国跟中国人过日子，给他们个致敬他们还紧张。

　　阿克曼：没那么简单，你在中国呆一辈子你还是一个老外，在中国就是你改不了老外的这个身份。所以我实际上坐在两张椅子之间，我的家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德国已经不是老家了，北京还不是老家，所以我现在是全球性的这种生活，是在两个文化之间，我觉得非常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