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代思域开多少去保养:中国近代的牛人们1

    张学良和杜月笙关系不错。
有一次张学良到上海，杜月笙为了显示自己在上海能罩得住，就给了张学良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颇有底气的对张说，在上海无论遇到什么麻烦，打电话给他，他都能摆平。
　　 但是杜月笙向张学良说完这些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遇到王亚樵你要小心。
　　 可见像杜月笙这样，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大佬，对这个叫王亚樵的也畏惧三分。
　　 看看王亚樵的策划的暗杀行动，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人可怕的能量：
　　　 炸死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当这些小鬼子在中国的领土上庆祝自己的胜利，耻笑中国人的软弱无能可欺时，轰得一声，就让这些志得意满的日本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让他们回姥姥家了。
　　 在庐山刺杀蒋介石。只可惜刺客的业务素质太差，没有等到蒋介石走的再近些，就胡乱开枪，结果蒋毫发无伤，有惊无险的躲过一劫。要是刺客有出色狙击手的素质，中国的近代史恐怕要改写了。蒋介石的命真是够大的，在1925年的一天，蒋在共产党人陈赓的背上逃命成功，这次他又在刺客拙劣的枪法下侥幸逃生。并且在这两次关键的逃命过程中，除了精神上受到些惊吓外，并没在他的肉体上留下什么严重的创伤。
　　 命运总是很诡异，谁能想到蒋介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生命是被他的部下提前结束了。
　　 就是蒋在撤退到台湾后，某天，自己的汽车和迎面而来的一辆军车结结实实的撞在一起。这次车祸是蒋介石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蒋的还算不错的身体就彻底的垮了，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刺杀汪精卫。这次汪精卫没有蒋介石幸运。据在现场的目击人张学良说，这次刺客孙凤鸣杀手素质堪比荆轲，异常冷静的开了三枪，枪枪毙命。第一枪准备打汪的后心，由于汪转身，这一枪打在汪的胳膊上。另外两枪分别打在腰上，头上。虽然这次刺杀没能把大汉奸立即干掉，但是正是这次刺杀中留在汪精卫肋骨里的毒子弹，使这个民族败类在十年后病发而死。这次刺杀若干年后，蒋介石派军统特务在越南河内刺杀汪精卫，但只是错杀了汪的贴身侍卫。汪精卫的身上没有留下一颗军统特务的子弹。
　　 刺杀宋子文。我总感到王亚樵这帮人的勇气和胆量可嘉，但是专业素质却不敢恭维。不是枪法不准，就是枪法准时，却打在不该打得人身上。
　　 这次刺杀宋子文，就是刺客的的枪法很准，却打在了宋子文同学兼秘书唐腴胪的身上。唐是宋子文的在美国读书时的同学。回国后当了宋的秘书。
　　 唐腴胪的妹妹现在还健在，老太太居住在上海，人到老年却还是依旧风度翩翩的跳舞。年龄和美妙的舞姿的反差，时常会引来境外媒体的采访。从老人不凡的气质里，我们隐约能感到唐家的当年煊赫的家庭背景。
　　 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不论你是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这个瘦瘦小小的，戴着一副眼睛的王亚樵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为什么能凝聚那么多人为他卖命？他不高兴时敢跳上桌子，掌掴当时的上海市的警察总长，而总长挨完巴掌后却还得满脸陪笑。
　　 回答这些问题前，先讲个故事。
　　 一个古代的名将，非常属于带兵，与兵士们同吃同住。一天看到一个伤兵，
　　伤口溃烂流脓，非常痛苦。这个将军就俯下身子，用自己的嘴替这个士兵吸脓。这一幕恰巧被这个士兵的母亲看到了，老太太伤心的大哭起来。
　　 旁边的人有些奇怪的问老太太哭得为何如此伤心，老太太回答：我恐怕要失去这个儿子了，因为我丈夫受伤时，这个将军也为他用嘴吸过脓，结果丈夫为了报答将军的恩情就战死在沙场上了。
　　 这就是驭人之术。
　　 这个王亚樵也是深谙此道的人。
　　他的部下死后，家属所有的用度开销，他都安排的无微不至。所以他的部下都没有后顾之忧。
　　 不仅如此，他还好像有种特殊的气场和手段，能让部下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比如那个刺杀汪精卫的孙凤鸣。据说行动的头天晚上，王亚樵就把自己的老婆让孙睡了。
　　　
　｛二｝够狠!!!!!
　　　　人面对死亡时经常用两种东西麻醉自己―――酒和女人。
　　　　经常看到很多这类似曾相识的故事：在旧军队里。将要对强奸犯实行死刑时，为了显得比较人道，在行刑的头天晚上，往往给犯人找个妓女，陪他这最后一夜。
　　　　或者躺在担架上那些垂死的年轻的士兵，往往最后的愿望就是让旁边站着的小护士吻一下。女人的怀抱和温柔，对男人有种天然的镇定作用。
　　　　那个年轻时，曾经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头一天晚上，他的爱慕者陈璧君，也把身体献给了汪。
　　　　
　　　　孙凤鸣也对得起王亚樵。
　　　　孙凤鸣在中弹被俘后，被送到医院。
　　　　医生对孙说：你恐怕熬不过明天了。
　　　　孙答：死就死吧。
　　　　医生又说：家里还有什么人吗，我们通知你家人给你收尸。
　　　　孙答：家里没人，就我一个，死了喂狗，不用收尸。
　　　　够绝决。这种狠劲比起日本的武士道，也毫不逊色。
　　　　这种狠劲成了王亚樵这个叫斧头帮的团队的特色，而这种特色能使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在上海和王亚樵有过节的人，每天都惴惴不安生活在恐惧之中。
　　　　难怪上海滩的另一位黑社会老大黄金荣对部下说：以后你们遇到斧头帮的人都要躲着走，他们都不要命，我们惹不起。
　　　　难怪王亚樵敢敲诈杜月笙，一张嘴就是十万。而杜月笙只得乖乖的拿出来。
　　　　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真理。
　　　　
　　西方有句谚语：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翻开人类所有的斗争史，你会发现什么无间道，反间计，借刀杀人等等，这些从对方内部下手的办法有神奇的效果。
　　　 在你身边的敌人，或者曾经在你身边过的敌人是最可怕的敌人。因为他了解你的一切，饮食起居，脾气禀性，社交网络••••••。
　　　 阿拉法特躲避暗杀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千万不要生活特别有规律。一个被暗杀的对象，生活越有规律，那他离自己的坟墓就越近。
　　　 即使睡觉，一夜也要没规律的换几个房间。就像萨达姆一样。
　　　 最可怕的敌人就是了解你的敌人。
　　　 王亚樵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敌人。
　　　 这个敌人就是他曾经的学生——戴笠。
　　 戴笠是什么人？虽然很多书上说他是什么“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杀人魔王”，其实用两个字，就可以准确概括他的身份和特性，那就是――酷吏。
　　 如果做精神分析，中国的这些酷吏都是施虐狂。
　　 用最残酷的，最狠毒，最惨无人道的方法来折磨人和摧残人的肉体。而犯人的尖叫和哀嚎能使他们感到快感。
　　 唐朝的武则天，明朝的锦衣卫••••••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那些可怕的酷吏们，落在他们的手里，就是落在了人间地狱里，生不如死。
　　 但是酷吏并不是谁都能当的了。尤其是魔鬼级的。他首先需要过人的，甚至是变态的心里素质。
　　 据说戴笠能把刚刚杀完的死尸，往床地下一塞，然后倒头呼呼大睡。
　　 从戴笠的狠毒与阴险上，不能不说多少能看到王亚樵的影子。
　　戴笠这个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的学生。没有像他的诸多校友们，成为军事方面的一代名将，而是成了一个颇有破坏力的特务头子。这里面肯定也有王亚樵的“功劳。”
　　 王亚樵的可怕使蒋介石惴惴不安。他决定要除掉他。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到了戴笠的身上。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前浪死在沙滩上。这句话不幸在王亚樵和戴笠的身上应验了。
　　 王亚樵也许没想到，他曾经无数的艰险，凭着他的机智敏感都全身而退，但是他最终会栽倒他自己学生的手里
　　 　　{四}人类是智慧的动物，所以人类之间相互的争斗与搏杀，不单单是体力劳动，而更多的是脑力劳动。
　　　　制造各种武器，运用各种计谋，什么三十六计，兵法韬略，战略，战术。这些都离不开智力。
　　　　在各种动物的群体里，都是年轻，最能打斗，最有体力的那只动物作为首领。比如什么狼王，猴王什么的。
　　　　但是这条规律在人类的群体里不适用。
　　　　在成熟的人类社会里，做首领不是靠体力，而是靠智慧。
　　　　所以经常能杀别人，而不被别人所杀死的人都是很有头脑的人。智慧不足的一介武夫很难成大器。这是历史规律。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亚樵，戴笠这些经常杀人的人是很有智慧的人。
　　　　虽然这样说起来有点像绕口令。
　　　　王亚樵和戴笠有很多共同之处。
　　　　超乎常人的机敏，凶狠，深谙人内心的各种弱点；善于结交巴结各种对自己有用的人；游刃有余的游走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
　　　　这些素质使他们成为暗杀战线的高手。
　　　　但是在当年的上海，还有一个人，这种地下工作的业务能力与他们相比，毫不逊色。
　　　　这个人我们大家也许并不太陌生。
　　　　他就是陈赓。
　　 　　抗战期间，蒋介石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党政训练班，蒋亲自主持，还对学员做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是他亲自拟就的，其中有一题是问大家：为何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
　　　　我想把蒋的这个问题再引申一步，使它具体一点：为何国民党处处赶不上共产党？包括在特工方面。
　　　　戴笠没能抓到陈赓，因为陈在上海所营造的社交网络已深入到国民党的内部高层。
　　　　在国民党的高层里有自己的线人。
　　　　看看两人的资历对比，就会明白陈赓的各方面的素质为何不在戴笠之下。
　　　　陈赓是黄埔一期毕业。且陈在校期间是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所谓“三杰”就是各方面最为突出的三个人。
　　　　这三个人都和蒋介石很有关系。
　　　　三杰之一：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做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介石对这位本家“视之如手足”。对此人的能力很是器重。
　　　　三杰之二：贺衷寒，是蒋介石的死硬追随者，一直跟蒋到台湾。是蒋介石黄埔嫡系中的一名得力干将。
　　　　三杰之三：陈赓，也是三杰中名气最大的一位。１９２５年，曾救过蒋介石的命。是蒋的救命恩人。
　　　　三者排名不分前后。
　　　　而戴笠是是１９２６年才进的黄埔。也是在这一年，陈赓已经从黄埔军校毕业，然后进入苏联开始接受秘密工作方面的系统培训。
　　　　当时陈赓和周恩来在上海共同负责“中央特科”。
　　　　
　　
　　
　　 　　　巧合的是，陈赓和戴笠这两个脾气秉性截然不同的人，在同一年开始了各自的特工生涯。
　　　　这一年是1928年。
　　　　这一年，戴笠32岁，而陈赓只有25岁。
　　　　秘密工作是一个对情商和智商都要求很高的行业。
　　　　胆大心细，缺一不可。
　　　　戴没有受过系统的特工训练。但是他这方面的能力却非同寻常。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这除了戴笠本身的素质外，不可否认王亚樵对他的影响。
　　　　戴笠就亲口说过，王亚樵是一个很有政治魅力的人，对下属极好，而戴原来对自己的下属很冷淡，但受到王亚樵的影响后，就逐渐改变了自己对下属的态度。
　　　　还有一件事对戴笠的刺激挺大。
　　　　一次戴笠知道王亚樵在香港后，准备到港缉拿他。
　　　　因为王亚樵的耳目眼线很多，戴笠为了保密，就没有通过官方渠道到港，而是和几个随从秘密进港。
　　　　但是王亚樵活动能量真是厉害，他竟然和香港警察总长关系也很不错。
　　　　戴笠一进港，王亚樵就得到了消息。然后通知香港警方。
　　　　而香港警方对于戴笠屡次进入香港，擅自抓人的行为早就不满，这次恰好能出口恶气。
　　　　某天，在香港街头的戴笠依靠着职业敏感，察觉到好像被警方跟踪了。在这紧要的关头，他仍旧没有忘记迅速的和随从交换手提箱。
　　　　因为他拎着的手提箱里，有无声手枪，子弹等刺杀王亚樵用的武器。而在香港，擅自带武器入境是违法的。
　　　　可是还是太晚了。
　　　　香港警方把戴笠还有随从关了起来。
　　　　知道国民政府出面，戴笠才被放了出来。
　　　　鱼没吃着，还弄了一身腥。
　　　　戴笠在感到屈辱的同时，还有莫名的憋屈。
　　　　老师王亚樵又给他上了一课----多个朋友多条路。要想有效的躲避追杀，强大有效的社交网络是必不可少的。
　　　　你的社交网络就是你的眼和耳朵，有时也是有效的逃避危险的避风港。
　　　　
　　 　　
　　王亚樵我们可以称他为“暗杀行业的职业自由人”，他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什么主义。
　　　　虽然他早年追随过孙中山。
　　　　王更多意义上是：江湖上的一个活动能量非常巨大的杀手。
　　　　不得不说的一点是，王亚樵还杀了徐国梁----淞沪警察厅厅长，一个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好官。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王亚樵仅靠自己的力量，就有如此大的能量。可见这个人在某方面的过人之处。
　　　　这种暗杀与被暗杀的工作，就像在悬崖边上行走，或者就像走钢丝，要用上你全部的心智和能量，小心翼翼，而又充满勇气的向前走，有时哪怕是一丝的恐惧和慌张往往能使你丧命。
　　　　真不是人干的活。但真有人干。
　　 　　我们再看一下同时和戴笠步入情报工作的陈赓，就会感到在陈在秘密工作的素质确实比戴笠略胜一筹。先看一份介绍陈赓在中央特科期间的活动资料：
　　　　陈赓一进入特科，就开展了训练
　　　　训练项目包括：
　　　　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情况。
　　　　熟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和流氓帮会的情况。
　　　　学习化装术、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用隐显墨水写密函，被捕后打开自己的镣铐等等
　　　　除了这些，还有枪法训练，心思缜密的陈赓安排租船，到长江口入海学习枪法。
　　　　陈赓会说几种方言，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
　　　　他常用的化名是王庸。
　　　　“王庸先生”个性风趣亲和，交游广阔，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巡捕房的探目、包打听，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
　　　　
　　　　 到底情报科有多少耳目，多少工作人员？
　　　　谁也说不清楚。甚至包括后来叛变的陈赓的上级顾顺章。也不能说清楚。
　　　　顾顺章被捕后，为国民党画出的示意图上，中间的圆圈写着“侦探科长陈赓”，向周围辐射的许多小圆圈，分别写着“某通讯社记者”、“上海警备部某女侦探”、“青帮流氓杨安清”、“日本翻译”、“高丽人”等许多联络人，这些人又再辐射更多联系人。
　　　　除了上海和南京，还有香港、满洲的中共情报团，有些具体姓名连顾顺章也不知道。
　　　　但顾顺章向国民党供出：
　　　　“中央特科对于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叫《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消息灵通。
　　　　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有时制造种种相反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
　　　　所有特科侦探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自己的直接领导者。
　　　　陈赓手下有几个非同一般的情报工作者，这些人又分别联系不同的线人。
　　　　陈赓的有些线人，层次高到可以直接接触国民党的核心人物。
　　　　
　　 　　中央特科许多及其有用的情报网，就是陈赓建立的。
　　　　让我们大概看一下陈赓当时在上海的活动能力。
　　　　从1928到1931年------就是陈赓在上海特科工作的这段时间------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各租界的巡捕房，甚至青帮小头目都熟悉这样一个名字-----王庸。也就是陈赓的化名。
　　　　有的中共党员不小心在公交车上丢了文件，这位“王庸”先生一出马，不到两天就由流氓给送了回来。
　　　　可见陈赓在当时的上海滩，手眼通天的何种地步。
　　　　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版的许文强。
　　　　甚至比许文强更厉害。因为陈所能达到的高层社交网络，就不是许文强这种偏底层的人物所能企及的了。
　　　　简单列举几位。
　　　　杨登瀛------“中央驻沪特派员”，这是什么官职呢？是奉蒋介石的手谕，直属国民党中央的职务。独立于上海军警和其他的侦查机关。可以说是拿着“尚方宝剑”的，国民党秘密机关在上海的负责人。
　　　　但他却成了陈赓的线人。
　　　　很多中央特科里准备投奔国民党的人，做梦也没想到，接受他们“投诚”的，这位国民党在上海情报机关的最高领导，却是共产党的“线人”。
　　　　杨登瀛这位“线人”倒也做的比较合格，他把这些准备叛变的人，毫无保留的交给了陈赓。
　　　　然后陈赓很干脆的如数接受，接着审讯，然后毫不留情的“做掉”。
　　　　在秘密工作中，对敌人的宽容，就是给自己设置遗患无穷的陷阱和地雷。
　　　　每个叛变的人都是一颗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杨度--------这个人更是非同寻常。只简单罗列一下他的经历吧，因为此人的经历太丰富了，改变中国近代史的几个及其重要的人物，几乎都和他有关。
　　　　和梁启超关系不错。据说清政府的许多“立宪”文件，就是杨度和梁启超在日本合写的。而此时梁启超还是清朝的“通缉犯”。
　　　　救过袁世凯。后来成为袁世凯的谋士。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是杨拒不奉诏，冒死相救。
　　　　介绍黄兴和孙中山认识。黄对与孙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知道是杨度促成了他们俩人合作的不多。孙中山和黄兴对杨度很是器重，多次邀请他加入国民党，都被杨婉拒了。
　　　　“狗肉将军”张宗昌他对杨度言听计从，视若座上宾。
　　　　杜月笙的清客。什么是“清客”，就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给你钱，高危的活，杀人放火，脏活累活不用你干，拿钱把你供着，有重大的事让你帮着拿拿注意，提提意见。
　　　　这种工作不太好找，除非自己的资历，智慧，经验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
　　　　但就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成了陈赓在上海的重要情报的提供者。
　　　　董健吾--------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也是上海圣彼得大教堂的牧师。由于这种关系他经常陪着宋子文的母亲--------当然也是宋美龄的母亲，蒋介石的岳母，孙中山的岳母------倪老太太去礼堂做礼拜。
　　　　倪老太是虔诚的基督徒，老太太对未来女婿资格有一项不可更改的条件-------必须是基督徒。
　　　　蒋介石就是为了能娶到宋美龄才信的基督教。
　　　　你老太的另外两个女婿-----孙中山和孔祥熙当然是老牌的基督徒。因为两人都是从很小就接受的西方教育，都上过基督教会办的学校。
　　　　不过孙中山有一点曾被人诟病过：称孙中山是假基督徒，因为基督教尊奉是一夫一妻制，而孙曾经有过一妻一妾（孙的妻子卢氏，还有一个妾叫陈粹芬，一直在他哥哥孙眉家里生活）。
　　　　董健吾和宋家的这种关系，使他能比较容易得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
　　　　董健吾还做过冯玉祥的秘书，和张学良的交往也比较密切。
　　　　但董还有其他重要的身份：中央特科的成员，中共党员。陈赓的直接联络人。
　　　　写到这里，我对陈赓的特工的能力真的有点无语了。
　　　　西方的战争学家曾做过一个统计：一个训练过的军队和没有训练过的军队的战斗力是1：20。
　　　　简单的说就是：经过训练过的十个人战斗力，相当于没有训练过的200个人的战斗力。
　　　　就像是李昌镐同时和几十个人下棋，但是他却能轻而一举的赢这几十个人。这就是业余和专业的区别。
　　　　陈赓就是这么一个专业的特工高手。
　　　　还是一流高手。
　　　　
　　
　　
　　 　　　 记得著名的数学大师陈省身说过：中国的近代的科学技术为什么赶不上西方，是因为中国最聪明的人都搞政治去了。
　　　　深刻。严重的深刻。
　　　　中国有个传统，聪明要用在“得君行道“上----简单的说，就是要把所有的聪明都用在读古书，中科举，当大官上。
　　　　觉得把聪明用在这上面，才是正道。
　　　　什么研究蒸汽机，研究虫子，研究数学等等，那都是“奇技淫巧”，不务正业，没出息，辱没读书人的脸面。
　　　　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
　　　　当大官，衣锦还乡，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这些东西深埋每个中国人骨子里。
　　　　于是在中国搞政治的，是人类最出类拔萃的精华。
　　　　看看他们的手腕，勇气，谋略，花样，哪个民族能比。
　　　　可惜的是这些智慧很多时候都用在内斗上了。
　　　　这些中国政治家的洞察力，有时会令我发自内心的赞叹一句：真是太有才了。
　　　　什么是洞察力？
　　　　先讲一个故事。
　　　　明朝的大将洪承畴战败，被清兵俘虏。皇太极爱才，想招降洪承畴。
　　　　但这个洪承畴好像死了心要做大明朝的烈士，就是不松口。态度坚决。
　　　　眼看好像又一个忠臣的典范就要诞生了。
　　　　但是皇太极的洞察力发挥了作用。使忠臣变成了汉奸。
　　　　一次他亲自苦口婆心的给洪承畴做思想政治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洪承畴的态度依然是比石头还硬。不降，死也不降。
　　　　皇太极有点灰心了。
　　　　但是就在这时，洪承畴的一个对常人来说微不足道的举动，让皇太极又看到了希望。
　　　　什么举动？
　　　　就是洪承畴用手弹从屋顶落自己在衣服上的土。
　　　　我要是看到这个动作，一定会想，这小子有洁癖。都快死了，还在乎衣服上的这点土，有病。
　　　　但皇太极对洪承畴这个动作的心理分析是：他(洪承畴)既然连一件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对于自己的命。
　　　　真是一代奸雄，英雄。智慧简直武装到牙齿了。从一个小动作直接洞悉内心最深处的弱点。
　　　　高，实在是高。
　　　　也难怪，没有这两下子，怎么能统驭的了那么多能人谋士。无论那个朝代的开国之君都有“三下子”。有“两下子”都不行。
　　　　皇太极还真是没看错，洪承畴终于降了。
　　　　洪承畴没有做文天祥，因为洪承畴内心深处的软弱怕死，注定了他这种结果的必然性。
　　　　而文天祥虽然爱玩美女，奢侈，但是他内心深处的刚烈，使他在蹲了三年又脏又臭的大牢后，依然没屈服。
　　　　性格决定命运。
　　　　这句话也适用于王亚樵。
　　　　他的性格也注定了他的结局，而他的这种性格是被他的学生戴笠“洞察”出来了
　　戴笠用的手段和皇太极的现代版。
　　但和皇太极的思路是一样的：找到对方性格的弱点，然后利用这个弱点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能不说也是一个有洞察力的人。这种洞察力使他在和自己的老师王亚樵的较量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在一开始在和王亚樵的较量中，戴笠屡战屡败。
　　被别人追杀是什么滋味？是什么心理状态？
　　　　这是常人没机会体验，也不想体验的感觉。
　　　　但是在生活中，我们经常有机会听那些落网的通缉犯，谈他们亡命天涯的心理状态。
　　　　恐惧，焦躁，草木皆兵，巨大的精神压力，使逃亡者往往处在崩溃的边缘。
　　　　但是在乱世里，某些人的心理状态，强悍到超出我们想象。
　　　　在险恶无比的环境里，他们没有屈服，没有被压垮。而是积极，但又充满智慧的，与那些要消灭他们的周旋。
　　　　张学良曾经说过，即使第二天枪毙他，他头天晚上也能睡的很香。
　　　　难怪他经历过那么多艰难险恶，还能活到一百岁。
　　　　真是超抗压的心理素质。
　　　　王亚樵虽然只活到49岁，只是张学良寿命的一般。
　　　　但是他的心理抗压力绝对不输于张学良。
　　　　敌人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这是毛泽东的诗。
　　　　在险境里，王亚樵也有这种定力与沉着。
　　　　一次，王亚樵的老婆准备出来买菜时，发现家已经被特务包围，便连忙叫醒王亚樵。
　　　　王很冷静的让老婆把衣服脱下，然后他穿在自己身上，又找了块头巾顶在头上，还笑着转身问他老婆像不像女的。
　　　　然后穿着这身女装大摇大摆，挎着菜篮子，在众多特务的眼皮底下溜掉了。
　　　　像这样的，关于王亚樵的顺利逃生的故事还有很多。
　　　　也许生死对于王亚樵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他已经历过太多的生死，杀别人，也看着自己的人被别人杀。
　　　　我有时觉得应该叫王亚樵“不怕死帮的帮主”更为确切。
　　　　因为他手下的“亡命精神”在旧上海滩的所有帮派中，堪称第一。
　　　　日本侵略上海的期间，在路上抓到一个叫陈阿毛的卡车司机，强迫他开车运送武器和军队到前线，陈阿毛开着满载日军和武器的卡车，全速冲入海中，与日军同归于尽。
　　　　这件事使日军受到很大的震动，他们似乎看到了中国人的另一面，看到了以前他们一厢情愿的认为，只有他们日本人才配有的素质。
　　　　这件事给正在和日军奋战的上海军民，以极大的鼓舞。人们口耳相传着这个血性汉子的事迹。
　　　　而这个陈阿毛，就是王亚樵的部下和追随者。
　　　　王亚樵的这些追随者很多，以至后来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要“招安”王时，王亚樵一张口就说500万，理由就是给他的人很多，只有多给点钱才能遣散。
　王亚樵，这个纵横黑白两道的枭雄，在1936年9月20日的晚上被杀，并被割下脸皮。
　　　成功猎杀他的，就是他曾经的学生----戴笠。
　　　王亚樵杀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要杀他。但是他的侦察与反侦察的能力，他的飘忽不定，他的机智敏锐，使他的敌人们只能“心有余，力不足”了。
　　　但只有戴笠成功了。
　　　如果把王亚樵比作一个猎物的话，那么戴笠就是最了解这个猎物的人。
　　　王的脾气，行事风格，生活习惯，戴笠都了如指掌。
　　　这样的对手才是最可怕的。
　　　戴笠就像是一个有非凡洞察力的猎人。
　　　他洞悉了王亚樵的性格里最主要的一点——讲义气。
　　　并抓住这一点，给王亚樵挖了个“陷阱”。
　　　这个“陷阱”是为王亚樵“量身定做”的，所以这个“陷阱”对王亚樵有致命的杀伤力。
　　　但要说明的是，王亚樵绝对算的上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险恶的环境，造就了王亚樵的超乎寻常的敏锐机警，和滴水不漏的思维。
　　　比如有一次，王亚樵在一朋友家里遇到另外两个朋友，当这两个朋友由于有事，想先告辞回家时，王亚樵拔出手枪指着这两个想走的朋友说：对不起了，老兄，非常时期，不得不这样做，请不要见怪，在我走之前，你们两位不能走。
　　　戴笠也曾经派人卧底到王亚樵的团队里，虽然戴笠费尽心思，这个卧底几乎连王亚樵的面都见不到，更别提掌握王的动向了。
　　　王亚樵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一个成就非凡的奥运冠军说过：真正的敌人是你自己。你自己的实力已经在到那里了，只要你自己不出错发挥好，就没有人能打败你。
　　　王亚樵很强大，就像一只老虎，只有当它打瞌睡的时候戴笠才有机会。
　　　但是可悲的是，王亚樵终于“打瞌睡”了。
　　　戴笠的机会来了。
　　　1936年，王亚樵为了躲避追杀，从香港来到广西梧州。
　　　从大上海，还有香港，回到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小地方，王亚樵的内心深处那高度敏感的警觉，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放松。
　　　危险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对危险的麻木，哪怕是丝毫的麻木。
　　　客观的说，在梧州这个让王亚樵送命的“陷阱”，如果放到上海来实施，以王的一贯的谨慎完全能躲得过，但是这个“陷阱”恰恰是在梧州，恰恰是王亚樵的警觉有点麻木的时候。
　　　所有的因素都恰好的加在一起----时间，地点，时机。
　　　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很玄的一句话，但是很正确。
　　　这个“陷阱”是这样滴：
　　　王亚樵的手下余力奎被抓。而余力奎的老婆被戴笠收买。于是余力奎的老婆和戴笠设了一个局：余力奎的老婆谎称，自己的老公被抓，没了经济来源，要王亚樵过去看她。
　　　但戴笠这个局的高明之处是：他让余力奎的老婆同样来到梧州。要是这个女人在上海或是在香港，王亚樵绝对不会那么轻易的去主动见她。
　　　“斗智斗勇”，“智勇双全”，这些成语中，“智”都在“勇”的前面。
　　　智比勇更重要，有勇无谋是很危险滴。
　　　这次王亚樵的“勇”依然和从前一样。但是“智”没有了平时的水准。
　　　当他自己踏入余力奎老婆的屋里时，他为他自己的这一丝的疏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没有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上海，香港丢掉性命，而是在这个小地方：梧州----这个在他潜意识中觉得相对安全的地方----恰恰成了他的葬身之地。
　　　　
　　
　　
　　 　　 余力奎老婆住的小屋，成了王亚樵的坟墓与刑场。
　　　王一进门，迎接他的是扑面而来的石灰粉。中央特科也常用这种石灰粉战术。这种方法可以大大提高暗杀的成功率。眼睛看不见，你就不能有效的躲避和逃跑。对付那些有很强的逃脱能力和放抗能力的人，石灰粉是必杀技。
　　　据说王亚樵眼睛被迷后，并没有束手就擒，而仍然是很顽强的搏斗，最后特务们看抓活的困难，就只能要死的了。
　　　王亚樵身中五枪，三刀。就这样死了。
　　　生命就是这么脆弱。
　　　那个动乱的时代，暗杀被暗杀都时常发生。从达官贵人，到军阀政客，都可能陷入到利益的纷争中，成为被暗杀的对象。
　　　随便拉出那时民国政坛的任何一个人，几乎都和暗杀有关——曾被作为暗杀对象或曾参与暗杀过别人。
　　　拿这个间接造成王亚樵被杀的余力奎来说吧：他曾经在陈其美的手下做过刺客。帮陈刺杀袁世凯的手下郑汝城。
　　　而蒋介石也曾经是陈其美的刺客，他帮陈杀掉了陶成章。因为蒋介石一开始就是跟陈其美混的。陈其美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大哥”。
　　　但是陈其美也被人给暗杀掉了。陈的死和王亚樵的死很相似：也是被人骗到一个屋子里，然后埋伏的人出来把他干掉。
　　　看起来够乱的。要不然怎么能叫乱世呢。
　　　我经常想要是王亚樵能穿上防弹衣，他就很有可能躲过这次被杀的厄运。因为在1901年前后防弹衣在美国就有了。而王亚樵死的时候已经是1936年了。
　　　估计特务射杀他的武器，最先进也不过是驳壳枪，就是毛瑟手枪。因为那个时代这种手枪最流行。这种枪的子弹速度是122米每秒，穿个防弹衣抵挡这种速度的子弹没问题。并且王亚樵的人还在后面跟着，要是他能拖延几分钟，他的手下就能赶到。
　　　可惜那个时候的资讯不够发达，没有互联网。那时人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别说是王亚樵了，就是宋子文，这种和美国渊源很深得人，好像也没听说有防弹衣这种先进的东西。要是知道的话，恐怕早就用上了。因为宋在火车站遭遇王亚樵的刺客后，有一阵子好像是惊弓之鸟，被吓破了胆。但是从没有史料记载过宋曾经用过防弹衣。
　　　有时愚昧是能害死人的。
　　　　
　　 　　就在王亚樵被杀的那天的夜里，陈赓正在长征的途中。、
　　这两个曾经都在上海的帮会中，很有知名度的人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王亚樵死的这一年，也就是1936年，王亚樵曾经考虑去延安，他曾托李济深写介绍信给周恩来。他自己还写了一封给毛泽东和朱德的信。之所以去延安，倒不是他信仰“共产主义”，也未必是对中共有多认同。
　　王想去延安，理由很简单，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走投无路”。
　　看看1936年的局势，我们就能明白王亚樵的处境。
　　从1934年到1936年，红军主力被压制在陕北的一角，国内各派军阀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渐渐处于劣势。蒋介石的实力空前强大。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利益的游戏-------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斗不过人家，就得忍，一个简单的道理。但这是搞政治的最重要的原则。喜欢鸡蛋碰石头的书呆子，往往不得善终，成不了大事，他们往往勇气很有余，但是做法很愚蠢。
　　这些军阀都是老手，他们最会见风使舵。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陈济棠还有很多，看老蒋不顺眼的人物，不得不对蒋俯首帖耳起来。因为这是对他们自己最好，最有利益的选择。
　　原来和王亚樵走的很近的陈济棠，李宗仁也慢慢对他冷淡起来。难怪王亚樵哀叹：现在只有延安那边还敢和老蒋对着干。
　　既然只有延安敢和老蒋干，那就投奔延安吧。
　　就在他死后的十余天里，他派去延安的余亚农，张献庭匆匆从延安赶回，给王亚樵带来一个好消息：延安愿意接纳王亚樵。
　　但是一切斗太晚了。他的心愿只能由他的学生来实现了。
　　在他死后他的学生，斧头帮的副帮主华克之加入共产党，并在解放后做了内务部副部长。
　　另外一个王亚樵最欣赏的学生，也是做过冯玉祥的秘书的郑抱真，也加入中共，并且后来成了合肥市市长。
　　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周围的人也很杰出。
　　就像林彪之所以那么能打仗，除了自己的天赋，还因为他从北伐开始，就随叶挺作战，叶挺的战略，带兵都使林彪深受影响。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林彪最好的启蒙老师。
　　看他周围的朋友，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西方的谚语。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是中国的智慧。
　　这些都是说，要交杰出的，有能力的人，你也会变的杰出，有能力。
　　在1936年去世的还有鲁迅。当时的鲁迅住在上海，而他家对面，就是日本军队在上海的司令部。
　　不知道鲁迅听到，对面日军总部里的汽笛和军号声，会有怎样的感受。
　　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底，王亚樵的老对头，蒋介石在东北被张学良扣留，在夜里纷乱的枪声中，蒋介石狼狈的从被窝里爬起来，穿着睡袍，爬墙逃到野外。
　　历史也是在这一年转了个弯，众多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个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张学良曾经说过，他的生命就是从21岁到36岁，因为在36岁后，他就被蒋介石软禁，从历史上消失了。
　　1936年，也是张学良政治生命的结束。
　　从这一年，张从一个手握重兵的实力派，变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囚徒。
　　　　
　　 　 　　有人称张学良是史学界的“大熊猫”。因为他的史学价值太高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张都是亲身的经历者。
　　别人知道的，只是这些历史事件的结果，但是其中扑朔迷离的内幕，只有亲历者明白。
　　就像张学良自己说的，他人生的高潮就是从21岁到36岁。
　　“高潮”到什么程度？随便写几条。
　　是当时最年轻的，最有实力的，最有权势的军阀。从天津市长到北平市长，张学良只要打声招呼，就能让自己的人当上。
　　东北军的装备，当时恐怕只有蒋介石的中央军能够相比，飞机大炮什么都有。
　　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但其实还是很有独立性的军阀。张学良就是当时的一个砝码，他支持反蒋派，反蒋派差不多就有把握胜利了。他支持蒋介石，蒋的胜算就能十拿九稳。
　　对这么一个关键人物，蒋介石也得给几分面子。不敢轻易得罪。
　　“权利是女人最好的春药”。据人类学家研究，女人喜欢和有权力的男人做爱。权力能刺激女人的情欲。
　　有权力，有地位的男人身边都不缺乏女人。
　　有权力，有地位的年轻的男人更不缺乏女人。
　　年纪轻轻的张学良，当然就成了许多贵妇，和大家小姐的性幻想对象。张学良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也系统完整的说出了他对女人的态度，这种态度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狂热。
　　他自曝他的“第一次”是被他的一位表嫂引诱。张学良不是想出名的三流明星和“美女作家”，不是用这些隐私来炒作自己。他是真的有这方面的“癖好”，才津津有味的说出自己曾经和什么女人做过，和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中，哪个欲望最强。
　　人是复杂的，人性是更复杂的。
　　张学良遗传了他爸爸的凶狠果断，聪明机敏，也有鲁莽冲动。但是毕竟张作霖是从最底层混上来的，他还有很简朴的一面。张学良就曾说过，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吃饭时，要吃到碗里一粒米都不剩。掉口饭就会挨打。因为曾经是穷孩子的张作霖知道，那一口饭，关键时刻能延续一个人的生命。
　　不但是张作霖，那个时侯的老军阀有几个生活也很很朴素。
　　像冯玉祥，段祺瑞，在日常生活上穿粗布，吃粗茶淡饭。孙传芳后来也吃斋念佛起来。
　　但是作为“富二代”的张学良就不同了，身上多了些纨绔子弟的浮华奢靡。生活很奢侈。吸毒，玩女人，开舞会。玩的很疯。
　　但是纨绔子弟会玩爱玩不稀奇，但是张学良还是很有能力的。
　　有句老话，叫做“慈不带兵”，带兵有时需要铁腕，需要勇猛果断。该杀人时要杀人。要不然关键时候你镇不住。
　　张学良有这种狠劲，他曾经杀了自己的堂弟。
　　张学良的东北军的战斗力怎么样呢？
　　我看至少比吴佩孚，阎锡山这些人强。不过和苏联和日本比就不怎么样了。
　　在1929年“中东铁路”中，东北军，这支在当时中国装备最好的军队，被苏联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也许这次惨败，使张学良产生了严重的害怕外国人的心理。
　　这也为两年后，东北军更大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不可否认的是，咱们中国人有很“熊”的一面。
　　记得一个日本人，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四五个手里拿着枪的日本士兵，就可以押送几千个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温顺的像绵羊一样接受宰割。
　　这样的悲剧，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止一次的上演。
　　1930年底到1931年初，日本在东北的驻军-----关东军开展了频繁的军事演习。
　　在离沈阳几公里的北大营里，驻扎着张学良东北军的精锐----第七旅
　　1931年9月18日夜里十点多。离第七旅大概有800多米的芦苇地里，忽然响起几声枪声。
　　在枪声响过十几分钟后，几百名日本士兵突然袭击第北大营。这时大部分中国军人还在睡梦中。第七旅旅长通过军用电话，紧急请示是否抵抗。在沈阳城里的值班参谋荣臻，接到这个十万火急的电话，被雷到两眼发晕。
　　张学良是整个东北军的主心骨，这种重大事件，只有请他亲自决断了。荣臻心急火燎的电话联系张学良，可是就是找不到他们的“少帅”。
　　因为此时，张学良正悠闲的坐在北京的戏院里看戏呢。
　　日本军队可不管你看不看戏，他们不会等你戏散场后再采取下一步行动。
　　张学良，这个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做的太不专业，也太不敬业了。连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都没有。日本军队的频繁军演没有引起东北军的丝毫警惕吗？
　　整个东北军麻木到这种地步。所有的情报机构，预警机制，应急措施都统统缺失。这就是张学良的治军水平。
　　张氏父子对政治和军事的敏感度，确实不怎么样，就像当年“黄谷屯事件”，张氏父子就错以为，日本人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没有采取任何秘密措施，堂而皇之的开着专列往回赶，结果被日本人炸个正着。
　　可怜的荣臻没能找到张学良，只能自己拿主意了。他想到平时张学良对日本军队的一贯软弱态度，揣测张学良要是下命令的话肯定是：不抵抗。
　　只能说荣臻是个好部下，很会揣测上司的心思，这也是咱中国人的特长。但他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都他妈的打到家门上来了，军情急似火，还请示可屁。这样请示来请示去，敌人早把咱们消灭了。
　　而在一年后，上海十九路军的表现，才是真正的军人作风。
　　不管你老蒋的命令，只知道日本人打到我们家门上来了，我们就要拼死给跟他们干。所以上海的日本鬼子没东北的幸运，他们遭到了可敬的，十九路军的拼死抵抗。
　　荣臻，这个张学良“合格”的部下，不合格的军人，含泪向北大营下了个命令：放弃抵抗。
　　就这样，6000个装备精良的中国军人，被五百个日本兵给俘虏了。
　　这6000个中国军人拥有飞机，大炮，坦克。而在东北的日本军队---关东军-----还没配备这些现代化的武器。但是却把中国人给俘虏了。
　　这真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张学良在他老年后的自述里，也检讨了自己：“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占据高位，却能力不足，会给国家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尤其是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还考虑自己的享受与利益 　　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凶悍的战斗力。
　　在二战期间，日本人投降做战俘的人数最少。哪个国家在这方面都不能与之相比。
　　宁死不降，一息尚存，战斗不止。这就是日本人的精神。这不是美化日本，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在中国的兵法上，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以少胜多。但是翻开日本入侵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日本军队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少胜多。
　　咱们中国人应该感到脸红。
　　我在机场的书店里，总能看到什么所谓的国学应用大师，在滔滔不绝的讲孙子兵法的影碟。说什么海湾战争时，美国士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好像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孙子兵法有很大功劳似的。
　　对他的这种说法，我只有两个字：扯淡。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是“纯属虚构”。
　　美国打伊拉克，是拿石头砸鸡蛋。怎么砸都能砸碎，别动不动就扯孙子兵法。
　　八国联军几千人就能直捣北京，那时我们的“孙子兵法”在那。毛泽东就曾经说过，他是很晚才读孙子兵法的。
　　没人能否认孙子兵法的价值，但是战争的成败并不是一部兵法，几条规律就能决定的。
　　别老拿老祖宗的东西自我陶醉，正视我们的缺点和差距吧。
　　看看日本在中国的作战史，有哪场战役，我们死的人比日本人少？又有那一场战役，我们是真正的“以少胜多”？
　　粗略的看一下抗战期间的统计：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革命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
　　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万 931次。
　　国民革命军陆军死亡、失踪321万1,914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全军覆没。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 日军损失48万3,708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将官阵亡于与国军会战中。其中129名日本将官阵亡于和国军作战的战场，3名阵亡于与八路军会战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我们中国和两个世界强国打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一次是和日本，另外一次是和美国。一次在本土，一次在朝鲜。
　　虽然战争的结果我们达到了预期，但是反思一下，我们会发现很多问题。
　　这两次战争，我们的伤亡率都远远高于对方。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拿，几条命才能换人家的一条命。
　　这两次战争我们都借助了外力。如果没有苏联和美国的参战，我们和日本鬼子的战争还不知要拖到哪一年。虽然我们有信心能取的最后的胜利，但是我们为胜利付出的代价要多很多。
　　同样的，在朝鲜战场上，如果没有苏联提供的装备，我们在和老美的作战中，根本就维护不住战争的成果。
　　落后就会挨打，你要是想还手，就准备着付出更大的代价吧。就是比人家多死人。  　　荣臻，这个张学良“合格”的部下，不合格的军人，含泪向北大营下了个命令：放弃抵抗。
　　　　就这样，6000个装备精良的中国军人，被五百个日本兵给俘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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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另一种说法是被日本人给杀掉了而非俘虏  张学良后来说，不让东北军抵抗是他的主张，和蒋介石无关。又有传闻说，蒋介石曾经下过不让东北军抵抗的手令，这个手令在张学良夫人于凤至手里。
　　但无论如何，从当时的种种迹象上，都能看出张学良和蒋介石，对日本深深的恐惧。
　　蒋介石应该算是对日本比较了解的。因为蒋曾经在日本军校学习过。至于是否真的进入日本的军校学习过，这点有人质疑。但是他肯定在日本生活过。
　　对于日本的强大，日本军人素质，蒋是有切身体会的。正是这种印象，直接影响了蒋的一系列对日政策。
　　蒋介石就曾经很郁闷的对部下说过：要是现在对日开战，只要三天我们就会亡国。
　　1931年的中国，能有实力和资本与日本做对抗的只有蒋介石。
　　当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力量弱小，在蒋介石的围剿中自顾不暇。
　　高处不胜寒，蒋介石当时内心的迷茫和痛苦，我们可以他的日记上看出来。只要是中国人，被别的国家欺凌，内心都会有挣扎，蒋介石也不例外。
　　但此时的蒋介石也许没想到，就在他的监狱里关着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早在1923年，就预见日本人一定会侵略中国。此人从日本考察归来后，更坚定了自己的这种观点。还呼吁当时的中国当局，要积极备战。
　　听上去有点神，有点象诸葛亮。能预见一个几年后不可避免的战争，好像不比预言一个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容易。
　　成功预言经济危机的经济学家，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应该发给此人一个“诺贝尔战争奖”，如果有这个奖项的话。
　　这个人不但预言了这场战争的必然性，还提出了要战胜日本人的若干原则，象什么“以空间换时间”“与日本的战争是持久战”“要打运动战”等观点。
　　这些观点听起来很耳熟是吧？
　　好像毛泽东经常说的那些吧，但这个人不是毛泽东，这个有点“神”的人叫蒋百里。他的持久战观点发表在毛泽东之前。
　　据说这个蒋百里，曾经在日本陆军学校拿过第一名。并且获得天皇的佩剑。第二名是另外一个中国人蔡锷。
　　这只是“据说”。但是蒋百里的成绩在陆军学校应该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人确实有雄才大略。我们看看他提出的那些和日本人的作战原则，都被实践检验很正确。他应该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完整，准确的提出对付日本人的策略的。
　　这个蒋介石的本家，还很有计谋。
　　他和蔡锷的关系很好，蔡锷被袁世凯软禁，不能脱身的时候，是他给蔡出主意，让蔡锷整天花天酒地，不时还逛逛妓院（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这就麻痹了袁世凯。果然袁世凯慢慢的对蔡锷放松了警惕，蔡才得以脱身。
　　这又有点象诸葛亮给刘备的锦囊妙计。刘备到孙权那里被孙软禁，刘备按诸葛亮的计策，和刚娶的孙尚香成天的也是缠绵悱恻，乐不思蜀。孙权被刘备的举动给误导了，以为刘备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刘备也在孙权放松警惕后马上开溜。
　　蒋百里不但在日本学过军事，还在德国学过。并在德国部队里亲身体验过。军事方面的才能不是蒋介石能比的。
　　有人说蒋百里“曾两次打败过日本陆军”，一次是在陆军学校毕业时，拿第一，另一次就是说他提出了战胜日本人的正确的战略。
　　在全中国人都没信心的时候，这个先知式的人物，给国人很大的信心   　　翻看人类的战争史，所有善于作战的将领，不外乎以下三类：
　　战术型：这类将领善于打具体的战役。作战能力很强。攻城略地，纵横奔袭，穿插切割，各种战术能用的游刃有余，机动，灵活，勇猛，严密，一场场战役，就像他们的一个个完美的艺术作品，气韵生动，淋漓尽致。这类将领具有很强的操作能力，指挥能力，和临机应变的能力。可以说是虎将级的人物。大多善战的将领属于这一类。
　　战略型：这类人物擅长制定各种长期的战略。能够从战争的整体思考问题，制定策略。以开阔的视觉统领协调全局。善于治军。曾国藩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治军有很多过人之处。把他的一些军事原则，和主张简单列举一下。
　　什么“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
　　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
　　还有什么“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理论很正确，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的部下也用的很好。但奇怪的是，曾国藩直接指挥具体战役时，几乎每战必败。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的实际操作能力太差。“善将将，而不善将兵”。
　　综合性：这类人物是上两种的综合。这种人物极少。在历史上挑不出来几个。他们不但战略理论厉害，自己打起仗来也很是凶猛。可以说是理论家和实战家的复合体。
　　既是秀才又是兵，既能说理，也能打架。有智力，也有体力。
　　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机会看蒋百里亲自指挥作战过。没办法检验他是不是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所以有人说蒋百里是“军事学家”而不是“军事家”
　　但是他绝对算的上是战略型的人才。
　　蒋百里还是一个很有军人气质的人。所谓的军人气质包括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军人，生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荣誉，命令，制度。
　　蒋百里在出任保定学校校长时，就拿自己的生命，给全体学生上了一课。摘录一段文字，比较具体描述一下这件事。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
　　我相信，这绝对不是炒作，不是作秀，不是苦肉计。用枪真打啊!
　　即使是最懂人体解剖结构的医学专家，也不能保证自己用枪打自己左胸，而能只伤不死。
　　是个血性汉子。
　　可是，奇迹发生了，这一枪并没结束蒋百里的生命。
　　不但没死，还通过这一枪打出了威名，也雷倒了所有来开会的学生。他们真正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军人。
　　奇人身上总发生一些奇怪的事。记得著名数学家陈景润被四人帮迫害时，不堪忍受屈辱，纵身从四楼上跳下来，居然没事。有人讽刺陈景润是算好角度跳的。
　　记得一个西方的作家说过“你想死的时候，上帝却放你一条生路，并且在你以后的人生路上，迅速的给你份不错的礼物。”
　　这句话用在蒋百里的身上，也很合适。
　　在这次自杀不成后，他迅速的得到了“上帝给他的一份不错的礼物”。
　　　　
　　 　　这份礼物是一位漂亮的日本女人----日本驻华使馆的看护长佐藤氏。
　　蒋百里真是“因祸得福”，并且还是“艳福”。
　　蒋百里受伤后，很器重他的袁世凯通过关系，找来一个医术很好的日本军医，马上给他救治。和这位日本军医一起来的就是佐藤氏。
　　很周到的安排，医生高超的医术治疗了蒋的肉体，而护士的温柔体贴抚慰了蒋的精神。
　　护士和病人之间的恋情，真好像一个很小资的电视剧。
　　我觉得日本女人最具护士的素质。她们身上温柔婉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人所不具备的。
　　林语堂说过，一个男人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住西洋房子，吃中国菜，娶日本老婆。
　　那个时代的名男人，喜欢娶日本老婆或找日本情妇。这种例子，随便一抓就一大把。
　　周作人，周建人兄弟娶了一对日本的姐妹。郭沫若，辜鸿铭，康有为，蒋介石，戴季陶，郁达夫，徐志摩，吴清源••••••这些人或娶了日本老婆，或找了日本情妇。
　　那时我们国家很弱，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国家的男人在这方面并不弱。弱国的男人娶强国的女人。看来这些名男人们还是蛮有魅力的。
　　日本女人的温柔体贴，辜鸿铭这个老怪物还是深有体会的，他要是哪天不让他那个日本小妾给他按摩，便无法入睡。
　　据李敖考证，孙中山就曾娶过一位日本女人。
　　蒋纬国就是戴季陶和一位日本的侍女生的。
　　总而言之，那时中国的男人和日本的女人，还是挺有缘分的。也说明日本的女人，对中国男人有致命的吸引力。
　　看看郁达夫，徐志摩，辜鸿铭的那些赞美日本女人的文章，你就会有更深的体会。
　　被称为“名将之花”的蒋百里也不能免俗，他迅速的爱上了这个日本的小护士。并将爱进行到底，狂追不止，最终抱的美人归。并且和这位日本女人结婚生子，若干年后，这个日本女人和蒋百里所生的女儿，嫁给了钱学森——被美国称“一个人能抵的上一个师”的著名科学家。
　　但是蒋百里这次受伤，也给他的身体埋下了隐患。他后来的猝死也和他这次受伤有关。
　　在他去世的头天晚上，还和拜访他的人聊天，并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就是在这天夜里，就突然死亡。
　　冯玉祥在香港的报纸上发文，怀疑是蒋的日本老婆把蒋害死的。其实还是心脏病，而这次受伤，对他的心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蒋百里的军事素养要比蒋介石好很多。
　　他曾经说过“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取法乎上，研究世界军事。世界陆军以德国为最强，我希望能有到德国实习的机会。”
　　后来他真的去了德国。并且在德国部队里当过连长。所以他在军事方面的视野和见识，在当时的中国应该是首屈一指。无人能及。
　　德国兴登堡元帅曾召见蒋百里，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这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但是越是有能力的人，越有一份傲骨与傲气。蒋百里也是这样。
　　他没有曾国藩式的老奸巨猾，精通权术。但是曾国藩是他的本家蒋介石的偶像，所以蒋介石能在国民党内，斗败其他实力派，也不是偶然的，他的很多手段都是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有很深的曾派风格。
　　在中国，有时光有能力是不行滴，光有能力也不一定有人用你。权力场的角逐，最重要的是忍耐的智慧，是装孙子的智慧。太锋芒毕露，往往会吸引更多的火力，让你提前出局。
　　蒋百里在权斗方面不如蒋介石。好的军人与好的政治家不是一回事。
　　　　
　　 　　能够亲自带兵打败日本人，是蒋百里一生的梦想。但可悲的是，他一生都没机会去实现这个梦想。
　　日本的军事能力，在蒋百里看来，只是二流水平。德国才是一流的。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对日本人有多少敬畏。
　　这种对日本的态度，是由于蒋百里个人的能力，经历和见识决定的-----在日本的军校里拿过第一，曾任职过德国的部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德国都成绩斐然。如果以个体的人来看，中国人能力，并不比任何国家差。
　　但是一变成团体就瞎了。有人说，中国人是个体能力最强，团体能力最差的民族。
　　一个中国人是龙，两个中国人是虫，三个中国人连抬水喝的都没了。
　　马克思说过：当你觉得别人高大的时候，是因为你跪着。
　　蒋介石们是习惯跪着看日本人的，所以在他们眼里，日本人是那么的高大，那么的不可战胜。
　　这种心理决定了蒋介石的一系列政策。
　　当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抵抗时，他们没援军，好几个月没发军饷。要知道，很多士兵要用微薄的军饷，来养活一家老小。
　　冬天到来时，十九路军的将士们连御冬的棉衣都没有，在寒风中被冻得瑟瑟发抖，宋庆龄，何香凝来到上海，号召上海市民，为这些英勇的将士们捐赠棉衣。上海市民热烈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万套棉衣迅速送到士兵们手里。
　　结束战斗后，蒋介石把这个极富战斗力的十九路军，拆分调整，让他们去围剿红军去了。
　　把东北三省，这个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拱手让于日本，使日本迅速掠夺到各种资源，极大的增强了自身的实力。日本本来就是只老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又给这个老虎添加了翅膀。使他们如虎添翼，更凶猛的来伤害中国人。
　　我不否认蒋介石也爱中国，也不想别国入侵自己的国家。在知道日本入侵东北时也极度悲愤。
　　但也不能否认，蒋介石处处维护自己的利益，有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慈禧不也是痛恨八国联军，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也是和蒋一样，要卑躬屈膝，容忍退让吗？
　　当然也不能否认，国名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要是把国民党的作用，完全归功于蒋介石的爱国之心，也有点不靠谱。
　　蒋介石是在当时社会各界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全力抗日的。
　　“攘外必先安内”，要不是西安事变，蒋介石不知道要“安内”到什么时候，才能“攘外”。
　　蒋介石的一开始的抗战决心，甚至比不上汪精卫------这个十足的汉奸。
　　很奇怪是吧？只能说人是很复杂的，历史也是很复杂的。
　　孙中山临终前，在弥留之际，还叫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宋庆龄，另一个就是汪精卫。
　　我们比较熟悉的孙中山的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是出自这个被成为“亚洲第一美男子”汪精卫之手。
　　可见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与倚重。
　　看过汪精卫年轻时候照片，第一印象就一个字：帅。即使以现代的审美观，也是顶级的帅。
　　是那种有点奶油的帅。好像有点现在港台明星的气质。
　　这个绍兴师爷的后代，身上也遗传了许多绍兴师爷的特性。
　　　　
　　 　　这个绍兴师爷的后代，身上也遗传了许多绍兴师爷的特性------为人处事态度谦和，处事细致周到，最能理解上级的心思。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幕僚，最重要的素质。
　　绍兴是一个盛产师爷的地方。顺便说一下，周恩来的原籍也是浙江绍兴的。和鲁迅是可能还是同族本家。
　　性格决定命运，汪精卫的人生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自己的性格决定的。
　　我们为了更深入的分析汪精卫的性格，有必要从他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谈起，汪精卫的父亲就是一个绍兴的师爷。
　　有着绍兴师爷气质的汪精卫pk精神偶像是湖南人曾国藩的蒋介石，有什么优劣势呢？
　　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湖南人的精神特质。
　　“无湘不成军”，湘人的性格是很强悍的，不说别人，只说清朝中兴的两个重臣，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湖南人。是曾国藩的湘军，扫灭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没有这两个人，清朝早完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最牛的师爷，不过他不是绍兴人，而是湖南人。他的风格和绍兴的师爷差别极大，这个最牛的师爷就是左宗棠。
　　在清朝能以举人身份位极人臣，成为封疆大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左宗棠。左宗棠的能力极强，强到什么程度？在做湖南巡抚骆秉章师爷的时候，骆把大小事物一律交给左宗棠处理。
　　那时就流行一句话，叫做“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以至于左宗棠这个普通的师爷，连咸丰帝都知道。
　　左宗棠的脾气和傲气也很大，一个普通的师爷，代替他老板骆秉章接受朝廷要员的汇报时，还要人家给他这个没有任何功名的举人行礼。一次，一个进士出身的朝廷要员，看不惯左宗棠的骄横，说我一个堂堂的朝廷官员，凭什么给你这个师爷行礼，你算什么东西。还没等他说完，就被左宗棠一脚踹翻在地。左宗棠还余怒未消，冲上前去，还要动手。真是够横的。
　　不过横就有横的资本。就像你有本事，老板离了你就办不成事，就算你横点，他也不敢拿你怎么样，实力就是硬道理。没办法。
　　那个被左宗棠踹的官员，回去弹劾，告状，申诉，都没起多大作用。正处乱世，皇上老板怎么舍得处分这么一个，能给他独挡一面的人物。
　　这就是湖南人有能力并且强悍的一面。
　　蒋介石性格里就有这种特点，虽然他不是湖南人，但是他在精神上更接近于这种气质。
　　汪精卫一开始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远高于蒋介石。他和孙中山的关系，也不是蒋介石能比的。但是在与蒋介石的斗法中却节节败退，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他自己的原因。
　　汪精卫的脾气要比蒋介石更平易近人。不像蒋介石那样爱发脾气，在国民党内，有很多人更喜欢汪精卫。
　　如果孙中山不死，汪精卫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肯定不会次于蒋介石。因为汪的这种性格，是比较受领导喜欢的。属于最好的副手那种类型，汪的口才，文采，宣传能力，使他在贯彻领导思想，传达上级指示时，得心应手。显得很有能力。
　　但如果让汪精卫出来做一把手，做领袖，那就是用人不当了。因为汪缺少一个领袖最重要的素质：魄力。
　　容易摇摆不定，优柔寡断，缺少判断能力，这些文人容易有的毛病，汪精卫都具备。
　　一开始抗日时，他比谁都坚决。但是当他看到，日军那么强的战斗力时，立即使他变的，比蒋介石还要悲观一千倍。觉得抗日简直是死路一条，中国人绝不可能战胜日本人。
　　　　
　　 　　帅哥汪精卫，在他的那个时代，是个偶像级的人物。除了的外形特好，口才和文采也是一流。汪还是英雄，因为他曾经冒死刺杀摄政王载淳----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
　　失败后被关在监狱，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年轻的汪精卫就像谭嗣同，写了一首慷慨赴死的绝命诗：慷慨歌燕市， 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可是汪精卫命大，庆亲王欣赏他的才华，放他一马。使他后来有了当汉奸的机会。庆亲王救了汪精卫的性命，却坏了汪的名声——要是汪在那时被杀的话，他留在历史上的形象就是烈士。
　　汪精卫当时就有很多粉丝。在这些粉丝中，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就是张学良。张学良经常在报纸上，注意汪的行踪。真有点追星的味道。
　　看来好的形象和名声，对生存很重要，在你身处困境，仿佛站在悬崖边上时，有很多喜欢你的人会拉你一把。这轻轻的拉一下，就救了你的命。
　　作为一个名男人，并且是一个很帅的名男人，是会令很多女人发狂的，恐怕汪一出现女人面前，会令很多女人的荷尔蒙上升八个百分点。要是那时全民投票选总统的话，女人会成为汪精卫的最大的票仓。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是汪的一个崇拜者。
　　男人征服自然，女人征服男人。一个女人能改变一个男人的一生。陈璧君就是这样一个改变汪精卫一生的女人。
　　汪精卫的很重要的一个帮手——陈公博就曾说过，“没有陈璧君汪办不了大事，但也不至于坏事。”看来强悍的女人能量很惊人。一个女人居然会对汪精卫有如此的影响力。
　　这个女人不简单。
　　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的前一夜，陈璧君对他说，我没什么能给你的，就让你干一下吧。很强悍的一句话。很强悍的做法。
　　西方的人类学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越是杰出的女人，性方面表现不太正常的比率也越高。也就是说变态的比率也越高。
　　什么叫不太正常？我的理解是，在性这方面的欲望和能力更强，对男人更有征服力。
　　比如伟大的居里夫人，在寡居期间，写给一些男人的情书被发现，令人有些吃惊的是，在这些信里，有很多赤裸火热的词，对自己性欲望的毫不掩饰的表露无遗。这与外界对她的一贯形象，很不一致。
　　这些杰出的女人，在心理，行动，思想上，更趋向于男性。她们大脑中主管性的区域比一般女人的大。
　　在明末清初，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妓女加才女柳如是，在和当时一些文坛名流的书信中，自称为“弟”而不是“妹”。拿自己不当女人。而柳如是自己性格暴烈刚强，毫不逊于男人。
　　这些都是杰出的女人，也是对男人有致命杀伤力的女人。
　　陈璧君就是这些“不平凡”女人中的一员。
　　1935年，汪精卫被王亚樵派去的刺客，用手枪接连击中致命的三枪。陈璧君闻讯后迅速赶到现场。
　　汪精卫看到老婆来了，禁不住流下泪来。说自己恐怕自己活不成了。而陈璧君却板起面孔说，你刚强点好不好，我们干革命的早晚有这一天。
　　与一般女人在这种场合的反应截然不同。连在一旁看着的张学良，都觉得这个女人真是强悍的太可怕了。
　　陈璧君后来蹲过国名党的监狱，接着蹲共产党的监狱。一直死在监狱里。但是她在狱中从没哭哭啼啼过，依然是那么固执，倔强，不思悔改。
　1945年，陈璧君被国民政府逮捕，以汉奸罪被定为无期徒刑。中共接管政权后，仍将陈璧君收押，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可能容忍一个曾经背叛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人。宋庆龄曾去狱中劝说陈，但是陈璧君依然是痴迷不悔。
　　最后终于老死在狱中。
　　女人难懂，搞政治的女人更难懂，搞政治误入其途的女人最难懂。
　　想不明白，陈璧君凭什么征服了汪精卫。是美貌，性，气质还是别的什么？但是毋庸置疑，如果陈璧君是一个爱国的女人，以她对汪精卫的影响力，汪的结局未必是这样。
　　真是一个败家娘们。
　　即使一个指挥千军万马，杀人不眨眼，意志钢铁般坚强的男人，也会被一个柔弱的女人征服，荷尔蒙的力量真是强大。
　　孙中山准备娶比他小27岁的宋庆龄时，孙的部下都反对，理由是两人的年龄相差太大。况且宋庆龄的爸爸，还是孙中山的部下——财务大臣宋嘉树。娶同事的女儿，自己的晚辈，以中国传统的伦理来看，显得有些不地道。
　　孙中山一贯做事注意影响，但是在关于女人的事上，孙表现的经常一反常态。他有些哀求的对部下说，我为革命吃了那么多苦，就让我过几天好日子吧。
　　原来在孙中山的概念里，他的“好日子”就是宋庆龄在他身边的日子。
　　但在孙中山接触宋庆龄以前，就与宋霭龄——宋庆龄的姐姐——传过绯闻。因为宋霭龄曾经做过孙中山的秘书。有的史料上甚至说，孙中山与宋霭龄，已经发展到同居的状态。
　　以孙对于女人的多情，我看这也未必不可能。
　　据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曾与宋霭龄一起逃亡到日本，住在在他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家。不可思议的是，孙中山在人家梅屋家住的时候，竟然看上了梅屋的女儿梅子，并且向梅子求婚。
　　梅子看到，孙中山和宋霭龄，已经处于实际的同居状态，就拒绝了孙。
　　孙中山后来遇到宋庆龄，对别人说：遇到庆龄，我才知道什么是爱。
　　真是多情的孙中山。
　　宋嘉树是坚决反对女儿和孙中山结合的。
　　自己的上级，敬重的革命领袖，还是自己的好朋友，自己大女儿的绯闻男友，忽然又爱上了自己的二女儿，我想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
　　真是够乱的。
　　宋嘉树辞职回到上海，然后迅速的准备给宋庆龄找个婆家。
　　按照中国的传统伦理，朋友妻不可欺，朋友的家人就是自己的家人。虽然宋嘉树喝过洋墨水，多年生活在国外，但毕竟还是中国人。对和自己的年龄相仿的多年好友，忽然要当自己的女婿，还是接受不了。
　　孙中山不但搞革命意志坚定，对追女人也很顽强。
　　他一封封的发电报给宋庆龄，还有宋嘉树。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孙中山是领袖，自己手下人才济济，组织暗杀都不在话下，何况是“营救”一个被“软禁”在家的女人。
　　孙中山的手下，果然不怎么费劲的把宋庆龄从上海，带到孙中山的身边。两人在日本完婚。
　　宋嘉树夫妇看到生米做成熟饭了，也没别的办法。便连忙准备丰厚的嫁妆，送到日本，以平息外界的流言蜚语。
　　孙中山就曾经说过，革命在他的生命中第一重要。生命中第二重要的，就是女人了。
　　有趣的是，宋氏姐妹的老三宋美龄，也迷倒了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之一，蒋介石。害的蒋介石狂追一通，甚至为了能娶到宋美龄，而信基督教。
　　 　　有句话在现在的小资女性中很流行，那就是，自己干的好不如嫁的好。宋氏三姐妹，可以说把这个标准做到了极致。
　　她们三位中的两位，先后成了第一夫人。他们的丈夫，全部是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绝无仅有。
　　倪桂珍和宋嘉树，按世俗的标准来说，应该是最成功的父母。六个儿女中，两个第一夫人，三个洋博士。
　　这样的父母，如果放在现在的时代，写些什么《成功父母全攻略》一类的书，肯定能成为中国卖的最火的畅销书。
　　孙中山和蒋介石，在和宋氏姐妹结婚以前，都有过几次婚姻。
　　孙中山有：卢氏，陈粹芬，还有一个日本妻子。
　　蒋介石有：毛氏，姚怡诚，陈洁如。
　　当然，这都是有明确记载的，在实际中生活中，两人所经历的女人恐怕比这要多。
　　但是两人在和宋氏姐妹结婚后，生活中就再也没有别的女人出现。
　　声名显赫的男人，最难驾驭。但是宋氏两姐妹在感情上，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了这两个男人。
　　女人做到这种境界很难。但是她们做到了。
　　她们大家闺秀的气质，流利的中英双语能力，学贯中西的眼界和学识，压过了当时所有的中国女人。
　　宋庆龄写给宋子文的很多信，就是用的英文。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用典雅的英文演讲，流利的语调里，还带着点地道的美国南方口音。她精彩的演讲，多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等她演讲结束后，全体国会议员起立鼓掌。她的美丽，智慧，和优雅征服了美国各界，也成功的给蒋介石争取到了巨额的援助。
　　作为大姐的宋霭龄，也是地位不凡。她不像一般人称蒋介石为“总裁”委员长”，而是称“介兄”。蒋介石对她也是恭敬有加。在很多事上，也很给她面子。
　　但是宋子文好像跟蒋介石，关系不怎么样，在蒋介石的日记里，也有痛骂宋子文的记录。宋子文和蒋介石吵架，甚至激烈到砸椅子摔板凳的程度，一般人绝对不敢跟蒋介石这样，除非他活的不耐烦了。
　　毕竟小舅子和姐夫，亲戚要紧。
　　宋庆龄和蒋介石也经常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不是因为个人利益。
　　蒋介石能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胜出，绝不是偶然。这个人确实是权利运作的高手。很有他精神导师曾国藩的风格。
　　曾国藩是什么风格？八个字可以概括：老奸巨猾，手段毒辣。
　　曾国藩确实注意修身，什么静坐，反思，养气啦，什么简朴啦，还让全家的女眷，不论尊卑，必须每天要织布做鞋。
　　蒋介石深受曾的影响，也注重反思，静坐，比如发了脾气，或在街上看见好看的女人动心，这些事也要写在日记上，检讨一下，引以为戒，争取下次不再犯。
　　曾国藩不仅仅是个道学先生，他有及其狠毒的一面。曾国藩常常从容部下屠城，奸淫烧杀，劫掠财务。湘军的残暴，不能不说没有得到曾国藩的默许和纵容。
　　作为一个在官场打拼的政治老手，曾国藩当然称的上老奸巨猾，很懂的进退知道。需要装孙子时就装孙子。
　　这些蒋介石都掌握运用的很好。
　　他经常在孙中山最需要他时，甩手不干了。有人统计过，在四年里，蒋介石曾经辞职过十多次。
　　每次都得孙中山发电报，请求其回来。这是典型的以退为进的谋略。向孙显示自己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权力的人。很懂得自己实力还不够时，不锋芒毕露。
　　蒋介石身上还有上海滩黑帮的特性：喜欢暗杀。
　　早期他自己亲自动手杀掉陶成章。后来大权独揽时，更是暗杀的很疯狂。顺便说一下，孙中山是很反对暗杀的。
　　不能不说，孙中山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当代民主领袖的气质和特性。因为孙中山很小时，就跟哥哥孙眉去夏威夷读书，深受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熏陶。
　　但蒋介石身上更多的是上海帮会气质。没办法，成长环境不同。
　　　　
　　
　　
　　 　　政治斗争，有时候要的不是道德，而是效果。尤其是在一个乱世里，千万不要把道德典范和政治家画上等号。
　　在一个纷乱的时代，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上，有无数的艰险和看不见的暗流。不淘汰别人，就会被别人淘汰。
　　你可以怀疑蒋介石的治国能力，军事能力，搞经济的能力，作为一个真正现代领导人的能力。但是你不用怀疑，蒋的权力斗争的能力。
　　他在这方面真的是个高手。
　　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廖仲恺哪个不比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的资格老，威望高。
　　但蒋介石凭借着自己极强的权斗能力，一步步走到了权力的顶峰。权力斗争就像下围棋，需要极高的情商和智商。如果把权力斗争的能力，像下围棋那样也分为九段。那蒋介石绝对能称的上最高段——九段。
　　下面把蒋介石九段的权力斗争风格，简单分析一下。
　　一 及善于和直接上级搞关系。再大的树也是从一粒种子开始发育，蒋介石一开始，也是从别人手下的“小瘪三”开始干起的。
　　但是蒋介石最厉害的能力，就是能把自己和“直接上级”的关系搞得很好。什么是“直接上级”——就是直接管你的上级。如果这种关系处理不好，即使你很有能力，也很难在以后的道路上走的更远。
　　一开始蒋的“直接上级”是陈其美，蒋介石和陈其美的关系很铁。陈其美也对他很是看重。蒋介石对陈其美惟命是从，很听话，办事也很卖力。谁不喜欢这样的部下，既有能力又很听话，没有傲气。办起事来兢兢业业，从不动不动就跟领导谈条件，唱反调。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很会用很恰当的方式提出，既给足领导面子，也不损害领导权威。
　　蒋介石也正是通过陈其美，才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
　　蒋介石后来的直接上级是许崇智。孙中山请许崇智做粤军总司令时，许崇智向孙提了几项条件，要孙答应后他才赴任。这几项条件之一就是，让蒋介石做他的参谋长。
　　因为蒋此前就做过许崇智的参谋长，许崇智很喜欢蒋介石这个部下。所以再带军时，还想蒋做他的下手。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许崇智对他好，而内心充满感激，而是背后经常说许的坏话。等待自己羽翼丰满后，准备对许取而代之。
　　二 懂得在权力斗争中，武力是最后的决定力量。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
　　他在主持黄埔军校时，就注意培育自己的军队班底。所以“手中有枪，心里不慌”，虽然三番两次下野，但总能卷土重来，这就是实力派。
　　但是“偶像派”的汪精卫，在这方面就表现的很弱智。他一直和军界走的比较远。这也注定他和蒋介石的权力斗法中，毫无胜算可言。
　　三 极善于寻找斗争的机会。蒋的权力斗争的嗅觉比狗还灵敏。很善于抓住机会，打击对手。
　　1925年，廖仲恺在守备森严的中央党部门前，被刺客用乱枪打死。蒋介石在医院里抚着廖仲恺的尸体痛哭。但在几年后，蒋介石就秘密抓捕了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要不是宋庆龄的营救，这位国民党的总裁，就会杀了国民党烈士的儿子。
　　但廖仲恺的死亡对蒋介石来说不是坏事。
　　据说廖仲恺被刺，胡汉民早就知道，借助这件事，蒋介石狠狠打压了国民党内，能和他抗衡的元老。直接改变了国民党内的权力结构。
　　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在被刺杀前早就听说有人要暗杀他，有人劝他避避，他说自己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在一个乱世里，激进是很危险的。有时自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就是在廖仲恺被刺的前几个月，临终的孙中山还拉着廖夫人，何香凝女士的手，用含糊不清的语调，拜托何香凝在他去世后，要好好帮他照顾宋庆龄。
　　这两个女人在都在同一年里，都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但是她们依然不知疲倦并肩战斗，去实现自己丈夫的理想
　　　　
　　
　　
　　 　　这两个女人也是很让蒋介石头痛的，老和自己作对。要是换成别人，蒋介石早就下手了。即使宋子文，蒋介石也敢把他关起来。直到宋子文道歉，蒋介石才把他放出来。
　　可是对这两个女人，蒋介石不得不有所顾忌。
　　宋庆龄和他的亲戚关系不用说了，单“孙中山的夫人”这个身份，就让蒋介石脑浆子痛。对蒋有很大的威慑力。所以宋庆龄在营救一些被蒋介石抓捕的人士时，敢拍着桌子对蒋说“姓蒋的，你到底放不放人”。蒋介石也只能满脸陪笑的解释。
　　宋庆龄和鲁迅关系也很好。鲁迅生病，宋庆龄亲自写信去慰问。两人还不怕蒋介石的恐吓，一起出现在邓演达的追悼会上。
　　邓演达和宋庆龄一块在苏联工作过，关系很密切。邓被蒋抓捕后，宋庆龄迅速的展开营救，但是蒋介石比她的动作更快。还没等宋庆龄进一步行动，就杀了邓演达。在这之后，蒋介石故意泄露暗杀名单，名单里有鲁迅和宋庆龄，但是两人还是勇敢的出现在邓的追悼会上。
　　真是有骨气。
　　有一次，蒋介石对戴笠说：孙夫人你们要好好照顾，注意她的安全，”
　　戴笠好像心领神会的回答：卑职明白总裁的意思
　　蒋介石阴阳怪气的说：明白就好，那就去办吧。
　　这些谈话无意被宋美龄听到，她连忙冲到蒋介石面前质问：你们为什么要暗害我二姐。
　　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一起生活，她当然了解蒋介石的说话风格，行事方式。
　　蒋介石尴尬的辩解说：戴笠，我让你暗杀孙夫人了吗？
　　看戴笠有些支吾，蒋介石连忙说：你可不要太聪明，我可没让你对孙夫人不利。
　　宋美龄气愤的对蒋说：要是我二姐有什么意外，我绝对不放过你。
　　宋美龄猜的没错，其实军统的特务已经用“美男计”勾引，买通了宋庆龄的女佣，他们准备用制造车祸的假象，除掉宋庆龄。
　　也许是宋美龄的这次警告起了作用。蒋介石才没采取进一步行动。
　　蒋介石真是够阴的。这就是很多枭雄的特征。但是这样的枭雄，却在历史上往往有很强的能量。希特勒，斯大林都是如此。
　　斯大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展开的“大清洗”杀人无数。严重到很多高级将领，晚上经常吓得彻夜难眠。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深夜被敲开门带走，然后就永远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
　　他们对斯大林极度的恐惧，据说一个将军不小心把墨水，滴到斯大林的衣服上，斯大林只是看了他一眼，他就吓得晕了过去。
　　魔鬼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披着人皮的魔鬼。斯大林在某些人的心中，就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蒋介石也很擅长这种统治风格。
　　宋庆龄曾营救过很多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有的成功了，有的没成功。
　　邓演达，林彪的堂兄林育南，陈赓，廖承志等等，宋庆龄和何香凝都不顾个人的安慰，努力去营救。
　　何香凝不但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还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是孙中山遗嘱的签注人之一。资格比蒋介石还老。所以蒋介石还要让她三分。
　　但是对一般的部下，有谁挑战触犯他的权威，蒋介石是会痛下杀手的
　　 　　蒋介石杀人是够多的。我曾经特别注意过，这些杀人者的心理状态。觉得很有趣。有时会想，蒋介石杀那么多人，他难道不做恶梦吗？看看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被自己过早的结束生命，难道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波动？
　　中国有句很流行的话：自古英雄皆归佛。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英雄”，在岁数大的时候往往皈依宗教，来寻求内心的宁静。
　　宁当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宁愿做和平时代的一条狗，悠闲的晒晒太阳，也不愿做动乱时代的人，因为在乱世里，你要东奔西跑，朝不保夕，生命没有保障，随时会被别人杀死，那种担惊受怕的感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要是以现代人脆弱的心理素质，不被杀死，也会被吓死，或是超过心理承受力，而得抑郁症自杀。
　　在乱世里，这些杀人如麻的“英雄“们，在他们内心的深处，也不会没有挣扎，不会没有对“因果报应”的恐惧。他们刀下的鬼魂，也会萦绕在他们灵魂的深处，使他们坐卧不安。
　　这时，宗教就成了他们精神的最好镇定剂。
　　冯玉祥被被称为基督将军。甚至给他的部队配备牧师，还在军队里建祷告用的场所。让士兵们经常祷告，这很有点西方军队的作风。
　　张学良一开始信佛教，后来成了虔诚的基督教徒，连给别人题字，都经常写上“上帝祝福你”。
　　蒋介石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基督教越来越虔诚，后来退守台湾时，在日记里还经常写：在乱世里，还有台湾这块净土，让他和他的家人，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这真是上帝的恩赐。
　　大军阀孙传芳后来也皈依佛教，每天都吃素食，定时去烧香拜佛。但是，可能他是杀人太多，佛祖没能保佑他。在1935年11月13日下午3点半，当他跪在地上，虔诚的在佛像前面烧香祷告时，一个年轻的女人，已经站在他的身后，很是镇定的拿出一把手枪，然后对这他的后脑连开数枪。他就在佛祖面前倒地而死。
　　这个杀死他的女人叫做施剑翘。她之所以杀孙传芳，就是因为孙传芳杀了她的父亲。真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佛教讲因果报应，这种观点对中国人影响挺大。据说这种因果报应，有时会应验在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
　　我们中国人经常骂人“让你断子绝孙，不得好死”。这实际上也是讲因果报应。但是很有趣，我们看看蒋介石的子孙的下场。
　　蒋介石的儿子，没什么好说的，应该是就一个亲儿子蒋经国。但是到蒋介石的孙子辈，怪事出现了。怎么个“怪”法。蒋介石有五个孙子，把其中四个孙子的寿命列举一下：
　　蒋孝文：54岁。
　　蒋孝武：46岁。
　　蒋孝勇：48岁。
　　蒋孝慈：54岁。
　　很令人震惊的一组数字。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早英年早逝。他们的生活水平，医疗水平，除了蒋孝慈没有享受到最高待遇外，其他的三位应该是台湾最好的。
　　其中蒋孝文和蒋孝勇兄弟俩都是因为癌症去世，切先后在同一个医院的同一个病房里去世。
　　这是巧合，但是巧的让人有点很多联想。
　　蒋纬国就曾经找算命大师，给指点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真的是因果报应吗？
　　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有趣的事例。
　　 　　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有趣的事例。这些事例，好像都和因果报应有关系。简单的说，就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你打败我，整我，杀我。以后我儿子孙子，可能就要打败，征服，杀掉你的儿子孙子。你现在让我没好下场，我的后代就会让你的后代没好下场。
　　　　用现在港台黑帮电影里的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无论是你还，还是你的后代还。
　　　　简单说几个这样的例子。先说个近点的。
　　　　地球人都知道，大清的建立者是爱新觉罗氏-------女真族的一支。但是在女真族里，还有重要的另外一支--------叶赫纳拉氏。
　　　　叶赫纳拉氏，也许听起来没有爱新觉罗氏熟悉，但是叶赫那拉氏里，也有几个很重要的代表人物。最出名的应该是慈禧老太太了。别的身居高位的还有明珠，(当然还有明珠的儿子，号称清朝第一才子词人的纳兰性德也是叶赫那拉氏的)，苏克萨哈等。
　　　　叶赫纳拉氏的势力，一开始并不比爱新觉罗氏差，在女真内部的斗争中，屡次打败爱新觉罗氏。这种局面，一直等到爱新觉罗氏中的一个牛人出现，才被结束。
　　　　这个牛人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是率领爱新觉罗氏，征服了叶赫纳拉氏-----这个曾经是女真里最强悍的家族。
　　　　这种部族的所谓“征服”，就是要杀人，杀到你实在受不了为止。叶赫那拉氏就这样被爱新觉罗氏征服。这种征服一直持续了200年左右。
　　　　直到叶赫那拉氏里，一个叫“兰儿”的女孩子出生。这个兰儿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慈禧。
　　　　我们都知道，清朝最后就是慈禧老太太的清朝。什么光绪帝，什么溥仪，什么皇子龙孙，这些爱新觉罗氏的后代，都成了傀儡，都得听这个败家老妇人的。
　　　　即使是作为爱新觉罗氏皇子又怎么样，还不得看慈禧的脸色说话。
　　　　连极能干，和慈禧关系不错的奕，稍微跟慈禧顶两句，慈禧就会轻蔑并且愤怒吼他：你是什么人？敢和我顶嘴。
　　　　奕还是有点骨气的回答：臣乃宣宗六子。
　　　　慈禧依旧轻蔑的说：那又怎么样，我革了你。
　　　　奕也被激了起来：太后革了臣的王位，革不了臣的皇子。
　　　　奕是唯一一个敢和慈禧这样顶的人。但也仅此而已，不过快活快活嘴。
　　　　那些被努尔哈赤干掉的，叶赫那拉氏的先辈们，如果在地下遇到努尔哈赤，一定会异常得意，异常有复仇快感的对努尔哈赤说：
　　　　老努，你他娘的看到了吗？你过去征服了我们叶赫那拉氏，但是你看现在，我们叶赫那拉氏的一个女人，就“征服”你们爱新觉罗氏，看看你的这些后代子孙，真熊，哈哈。
　　　　200年前爱新觉罗征服叶赫那拉，200年后调了个个儿。
　　　　这种因果报应定律还真够玄妙的。
　　　　再说一个宋朝的例子。
　　　　关于宋朝的一大迷案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到底是怎么死的。
　　　　最大的嫌疑就是被他弟弟赵光义害死的。就是所谓的“烛影斧声”。哥哥死后，自己开始干皇帝，把宋朝的皇位继承，挪到自己这一支来。直到宋朝灭亡。
　　　　灭亡北宋的是金国皇帝吴乞买。
　　　　后来有的南宋官员，见到吴乞买。他们发现吴乞买长的很像一个人，像谁？像宋太祖赵匡胤。因为这些南宋官员祭祀时，在太庙里经常看到宋太祖的画像。
　　　　甚至有人附会说，是不是宋太祖投胎转世成吴乞买，来报自己的被害和被夺江山的仇恨。
　　　　这种说法很玄，但很有趣。
　　　　
　　 　　蒋介石活到八十九岁，真不容易。
　　一位哲学家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现象，都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都是有原因的。
　　蒋介石活这么大岁数，也是有原因的。
　　要知道，在一个乱世里，在部队和权力斗争这种高危行业中，既没有在战场上被打死，也没有被暗杀，还能站到权力的顶峰，这不仅仅是运气，个人的生存智慧也很重要。
　　蒋介石这个人，在这方面还是很有两下子滴。
　　先说一下很有实力的汪精卫。他是国民党内，最有实力和蒋介石争老大的人选。
　　汪精卫的死，我们上文中曾经说过，和被暗杀时留在身体里的子弹很有关系。这种很致命的枪伤，彻底了摧毁了汪的健康。因为经常因为旧病复发，而躺在家里备受煎熬。在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汪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本来这么大的事应该先通知他的，但是因为身上的伤又犯了，汪在家里的床上躺着，没有精力去干别的了，让蒋介石钻了空子。
　　在战争年代，看来想活的久一点，千万在别受致命伤。即使这种伤不能马上要你的命，但是确实会缩短你的寿命。
　　这种例子不在少数。林彪也是这种情况。
　　在1938年的一天凌晨，林彪带领部队突围，忽然一颗改变命运的子弹降临的林彪身上，这颗子弹从林彪的前胸射入，后背射出。损害了他的脊髓。
　　这颗子弹也使林彪吃尽苦头。后来他的身体完全垮掉，也和这颗子弹有密切的关系。
　　林彪身体最糟糕到什么程度？
　　他怕冷，怕热，怕光，怕风，怕水。林彪的屋子里永远都是不开灯。窗户上，门上24小时都挂着厚厚的帘子。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屋里需要手电筒时，都得要蒙上布，以免光太亮，刺激到林彪。
　　林彪还怕风，即使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他身边经过时，走的稍微快一点，他都受不了，因为走的快带的“风”也越大。
　　林彪还有个怪毛病，就是只有在颠簸的汽车上才能睡着觉。所以他想睡觉的时候，就坐上军用吉普，让司机在坑洼不平的路上疯狂的颠簸。
　　有时他被肉体的痛苦，折磨的实在受不了时，会躺在床上，拉着身边工作人员的手说：兄弟，救救我吧，给我来点痛快的吧。
　　真是“英雄能指挥千军万马，却指挥不了自己的身体。”
　　有人说，林彪不去朝鲜抗美援朝，是有私心和阴谋的，其实他的身体那时的确是不行了。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并不是从基层开始做起的。在部队里混，你伤亡的概率和你在部队的地位有关，地位越低，参加的战斗越多，你的伤亡概率就会越大。
　　蒋一开始直接参加的战斗都不大，也不是太激烈，后来打大仗的时候，他的地位也上去了。大多的时候不用站在第一线，直接参与作战了。而是更多的负责战略层面的。
　　如果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身经百战，靠着自己死拼硬打，一步步成为高级将领的，如果从不受伤，那他肯定不是人。
　　翻开近代的历史，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
　　　　
　　 　　在中共方面，就有两个从最基层干起，但是最后成为中共内，最有作战能力和作战智慧的人。
　　两个人就是林彪和粟裕。
　　凑巧的是两人都在叶挺的部队干过。在作战风格和战术上，都或多或少受到叶挺的影响。
　　成龙说过：有疤男人最性感。心理学家也做过测验，确实有的女人对脸上有伤疤的男人更倾心。
　　但是林彪的伤疤不在脸上，而是在身上。所以平时他的伤疤，并不能给他对女人的吸引力加分。
　　据说在建国后，林彪有一次参加苏联人组织的舞会时，看到一个苏联女人长的不错，就过去要邀请那个女人跳舞。但是这个女人看到林彪，瘦小枯干，脸色苍白，不是她喜欢的那种类型，就拒绝了。
　　这个女人真是不给面子，不顾全大局，以林彪的身份，即使长的比鬼都难看，你也应该毫无理由的陪他跳一会。
　　苏联大使知道后，气的暴跳如雷，准备狠狠的处分这个不识时务的女人，但是林彪却很坦然的说：人家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就像我一样，喜欢在军事地图前一站就是一天。每个人都有权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在这方面林倒是一个很豁达，很开明的一个人。
　　但是伤疤应该是一个军人最好的勋章。轻伤不下火线，在残酷的战场上，只有比敌人更残酷，更狠，才是胜利的王道。
　　粟裕和林彪相比，受伤更多。不过他有一处伤受的很奇怪。
　　那是在一次战役中，粟裕头部受伤，晕了过去。后来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就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就没太在意。
　　但是从那以后，粟裕只要用脑时间一长，就会感到脑子里又热又疼。尤其是不敢碰头上的几根头发，如果一碰，感觉头发就像钢针一样，往脑子里扎，会钻心的疼。
　　后来逝世火化后，家人在他的骨灰里，竟然发现了几粒弹片，原来那次头部受伤后，这几粒弹片就一直留在他的头内。
　　可以想象这几粒留在粟裕脑子里的弹片，对他肉体和精神上的煎熬，因为大脑是人体最娇嫩的部位。而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每指挥部属一场战役，就是一场异常艰苦的脑力劳动。无论是林彪，粟裕，还是毛泽东，经常会在地图前，苦苦思索，甚至这样的状态要持续几天几夜。
　　林彪就曾说过：我多累一点脑子，人就会少死一点。
　　粟裕长时间思考后，就会用不住的用凉水浇头，以缓解发热发疼的大脑。
　　这就是战争，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游戏，但也最能激发人肉体和精神的潜力。
　　竭尽自己所有的智力和体力，目的只有一个：打败对方。面对战争你没有选择，要么消灭对方，要么被对方消灭。要么成为别人的噩梦，要么别人你的噩梦。
　　林彪曾经把自己的作战要诀总结成一句话，写给刘亚楼，这句话是：在生死攸关时，别人都在其次，只有你最重要，此胜之要领也。
　　自己的生死在很大程度上握在自己的手中。 　　自己的生死在很大程度上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不仅仅是指，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在战争和权力的决斗场上取胜，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要注意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要注意养生。
　　情绪与健康的关系，已经被现代科学证明有很紧密的联系。有人说过孙中山的肝病，与他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1923年，当孙中山看到那些表面顺从他的军阀，实际上却在他的家乡广东横征暴敛，搞的民不聊生，孙中山气的经常以头撞墙，有时候会痛哭。他对那些军阀说：我是让你们来革命的，不是让你们来祸害我的乡亲的。
　　引述李敖的一段文字说明孙中山当时的处境。
　　“孙中山于1923年2月返抵广州后，到1924年11月才离粤北上。在其离粤前夕，由广东各界人民策动组织的「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中山「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
　　人民的反对声，使孙中山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这极大的摧毁了他的健康。
　　孙也就是1924年去世的。
　　搞政治的心理承受力要比常人强一千倍，否则你根本活不下去，不被吓死，也会被气死，不会被气死，也会被委屈死。没有强悍的精神，你在权力的决斗场上永远撑不到最后。也笑不到最后。
　　比如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只活了五十二岁。这和他的精神状态不能说没关系。
　　当他杀死自己的亲兄弟，而登上皇位后，一方面政治方面做得不错。另一方面，内心笼罩着极大的阴影，经常在睡梦里，梦见自己的兄弟向他来索命。闹得整天精神恍惚，吃不下，睡不着。按今天的标准，绝对是很重的忧郁症。不过那时没有特效的安眠药，只能让大将秦琼和尉迟恭给他站岗，他才能睡的比较安稳些。
　　李世民后来痴心占卜，炼丹，美色。这些多少能给他带来些安慰。使他精神上得到些许的平静。
　　蒋介石在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做得很好。他经常请牧师到自己的官邸里做礼拜。用宗教来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平时他自己也有固定的时间，来静坐，来祷告。
　　心理的平静是健康最好的保障。据现代的科学研究，很多身患癌症者，都在患病前有很长一段情绪异常低落期。
　　世界上最有强悍的精神的人，往往不一定是那些体力过人的勇夫，而往往长的弱不禁风但有很强精神信仰的人。像甘地，特雷萨修女。
　　记得老画家黄苗子的夫人，郁风女士，曾回忆过一个和她同在秦城监狱的修女。
　　那个修女也是因为四人帮的迫害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但是无论别人怎么打骂她，她都是面带微笑，毫无怨言。她对每个人都很友善，虽然被关在监狱，而且备受凌辱，她仍然微笑着平静积极的面对每一天。她勤快的打水扫地。
　　直到有一天，她很高兴的告诉狱友，就在今天晚上，上帝要带她去天堂。别人都觉得她疯了。
　　但是真的就在那天晚上，她真的死掉了。死的很平静。而且不是自杀。
　　那种修为很高的高僧也会有这种能力。能预知自己的死亡，穿好该穿的衣服，然后盘腿“坐化。”
　　精神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控制肉体。
　　就像美国时代周刊上的一侧报道。
　　一个患严重脑瘤晚期的人，他的脑子里已经长满了肿瘤，而且连续昏迷了很久。所有的医学专家都相信，他再也不会醒过来。他会在昏迷中走向生命的尽头。但是奇迹发生了，他在某天突然清醒过来，然后和家人一一告别，说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说完这些话不久，就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医学专家很困惑，也很吃惊，因为从医学角度来看，他那种状况是不可能再清醒过来的。
　　这就是人精神的力量。
　　 　　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每个权力场上的胜出者，在性格上都有一些同的特点：百折不挠，永不言败，能屈能伸，意志坚定，失败后重新再来的那种劲头，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
　　看看古今枭雄级的人物，都是如此。
　　没这种素质，就别想在权力场中混，赶紧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老老实实过日子吧，否则即使肉体不被消灭，精神也会被拖垮。
　　出来混，精神上要经得起折腾。
　　历史上所有的枭雄类人物，都是有智力，有意志，有手段的人。发起狠来，是一条凶残的狼，装起孙子来，就是一条温顺的小绵羊。他们是人类中，最狡猾的品种。把他投进监狱里，他可能就变成监狱里的狱霸，把他放到黑帮里，也许他就能混成黑帮里的老大。总之，无论在人类社会的那个群体里，他都能混的不赖。
　　无论你喜不喜欢，尤其是在一个纷乱的社会里，各种群体
　　“老大”往往都有这种特质。否则也当不了“老大”。
　　还有一种人，是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这类人智力很高，骨头很硬。在他们心中，自己的理想是第一位的，而性命是第二位的。可是这种人在和枭雄的斗争中，往往吃败仗。
　　我觉得蒋介石绝对可以称得上枭雄级的人物。
　　比如所谓的“花园口事件，”最能体现蒋介石的这种性格。
　　1938年，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凶猛的进攻，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直接导致89万老百姓死亡，间接损失更是无可估量。日军只是伤亡1000多人。而这只暂缓日军三四个多月的进攻。四个月后武汉失守。对于抗日战争这种持久战来说，这真是毫无必要。严重的得不偿失。
　　390多万灾民，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及时救助，在逃难的路上，很多人饿的实在受不了，居然吃起了倒在路边灾民的死尸。人吃人，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
　　但是跟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发了一部分粮食给灾民，以至于很多中国的灾民投向日本一边，帮日本人和国民党部队作战。这真是对蒋最大的讽刺。
　　在蒋介石做这个决定前，他的“文胆”陈布雷曾劝他，不要成为千古罪人，蒋介石全却说陈布雷是“妇人之仁”。
　　这就是典型的枭雄作风，不讲道德，不管别人的死活，只讲手段，只要效果。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行，别的都不重要。
　　蒋的这种作风，使陈布雷经常抓狂，最后陈终于承受不了精神的压力，自杀了。
　　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把良心和道德放在第一位的。像陈布雷这样。
　　但是这种很纯净的知识分子，精神有时太脆弱了，他们容易心灰意冷，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他们的战斗力和手段不够。
　　李敖就曾写过一篇《我们从奸雄那学到了什么》来论述这种现象。
　　这种很纯的，很有学问，很有骨气的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地位的保护，一旦沦落到和社会最底层的地痞流氓生活在一起时，会很惨。
　　著名的知识分子胡风，在1955年因为政治运动，而被关进了监狱。很不幸的是，和他同一所监狱的，不是像他这样的有知识，有修养的“政治犯”，而是一些刑事犯罪分子。
　　他们把脏活累活全让胡风干，动不动就会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辱骂殴打。这对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了任何做人的尊严。
　　有一次，他们让已经是57岁的胡风给他们端饭，胡风在下台阶时，站立不稳，把手里端着的一盆饭散在地上。这些人一看，嘴里骂骂咧咧的冲上去，把胡风照死里打。
　　尊严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胡风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处于崩溃的边缘。
　　　　
　　 　　从屈原到方孝孺，很多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们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们可以说是很典型的殉道者。
　　枭雄就不一样了，他们的最高原则就是保存自己，不管用什么方法，什么手段。他们知道，只要自己活着，一切还都有希望。
　　但要觉得像蒋介石这样的枭雄们没有文化，那就错了。蒋介石还是很爱读书的。而且对诸子百家，很有研究。他读书可不是为了卖弄学问，而是为了能学以致用。
　　老蒋不但读诸子百家，还读现代西方哲学，什么黑格尔，尼采，他都读的不少。甚至是马克思的著作，他也很有研究。
　　和宋美龄结婚后，看到她流利的英文所起的巨大作用，蒋介石甚至对手下说：这年头，不学好英文就跟不上时代了。
　　毛泽东学英文的劲头也很足，甚至在飞机上的时间都用来学英文，我们都知道他的英文老师是章含之。毛泽东的英文到什么程度呢？能看英文报纸。可是他的英文发音有很重的湖南口音。
　　建国后，把《毛泽东选集》译成英文的那些学者，才是当时中国英文造诣最好的人。比如这些学者之一的钱钟书，英文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英国的牛津大学曾经聘请他去教英国文学。
　　请一个中国人到英国去教英国文学，没搞错吧？没错，钱的学问就这么牛。
　　这位不但英文好，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都不是一般的好，在美国的大学访问时，钱钟书一会用英文，一会用法文，一会又换成德文，旁征博引，把那些西方的教授们唬的一愣一愣的。
　　真是个人才。
　　中国的精英，要是单个拿出来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相比，并不差。但是要是比全体国民的素质，那就很难说了。
　　比如把咱们中国人那时的素质和日本人对比一下。
　　蒋介石，汪精卫他们都对日本比较了解。所以他们知道，当时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的差距，这种差距造成了他们对日本的心理恐惧。
　　都是同在地球上生活的人，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确实是大。
　　我们那时候和日本人拼刺刀，两三个人才能对人家一个。射击的命中率更差，粟裕曾经说过，日本人在二百米内命中率惊人。而当时中国的军队，有时打不但打不中敌人，还把自己的人给打死了。不过这也难怪，人家日本士兵每年实弹射击训练，每人都平均都1000多发。中国人的实弹射击训练，有的部队是零。
　　本来子弹就少，装备就差，士兵还这种素质。岂不败哉。
　　不过也别太悲观，中国最能打仗的那些将领们的军事素质，并不比日本将领差。甚至说比他们强。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头狮子可以率领一群羊，打败一头羊带领的一群狮子。只有我们将领的素质比日本人强，才有机会胜利。
　　很幸运的是，像我们上面说过的，中国人单个的精英，不比任何一个国家差。在军事方面的精英也是如此。
　　前面提到过蒋百里，可惜他没机会实战。咱们说一下真正有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先说一下粟裕。
　　粟裕这个人，确实很厉害。
　　刚开始抗日时，中共的军队不多，装备更差，但是敢领着部队在敌后游击战。这种游击战就是摸老虎屁股，要是没有一定的能力和技术，确实和送死也差不多。但是这种游击战有时还能小胜。真不容易！
　　看看粟裕的作战智慧。
　　他要求部队宿营时，要选好地形。要面对敌人，而不是背对敌人，并且不要靠着大河或者不利于撤退的地形。
　　选好地形宿营后，马上切断宿营地和外界的交通，任何人不能随便出去，防止部队里的叛徒，和日伪军的汉奸卧底通风报信。并且宿营时不能生火做饭，夜里不准有灯光。更要注意不能弄枪走火。也不能在宿营时大喊大叫，要安静。越安静越好。
　　撤离后把宿营时的生活垃圾彻底清除干净。因为日军的侦查能力极强，一点点疏忽，就意味着被敌人消灭。
　　在行军时，队伍的前面，侧面都有侦查分队，无论哪个方向上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能及时感知，迅速采取措施。
　　并且行军时，本来是向西，但是他们却往往从大路先往东走，然后从小路有悄悄的折回过来。
　　　　
　　史书说:国家存亡在此，国军50万精锐几被包围，如不能突围，中国也没有后来的抗之久战之说了。当时共军也只有陕北这块。何况日本人主要对手是蒋介石部队，看看几大战役就可知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历史的真相会被不同的利益集团以不同的方式加工美化扭曲，很多的事实，只能淹没在浩淼的历史的迷雾中了  裕甚至要求宿营时，把部队的排泄物都要用特殊的袋子装好，然后妥善处理。
　　在行动后，把所有的路标，都要清除干净。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粟裕作为一个极有作战能力的将领，并非浪得虚名。
　　心细如发，粟裕的军事专业素质，简直无可挑剔。
　　因为他知道，很专业的侦查人员，可以从敌方留下的粪便，脚印等蛛丝马迹，判断出所经过部队的方向，经过的时间，人数，甚至有没有大型的设备，有没有伤员。
　　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将领大都没上过大学，但是经过学习，就可以带兵打仗，很多的时候还能打胜，而国民党的一些陆军大学毕业的军官，都达不到这种程度。中共的高级将领，在红军抗大的定期轮训，还有实战的锻炼，都造就了他们很卓越的军事能力。
　　看来打仗，可不仅仅是体力活，简直是一项技术含量极高的智力对抗。
　　在及其凶悍善战的日军敌后活动，就是要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活可不好干。难啊！
　　粟裕在和日军的首次交锋，对日本部队的作战能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那次的作战任务是阻击日军的汽车。
　　我们伏击的枪声一响，日本鬼子就从卡车上很有组织的跳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卡车前后左右都没挡板，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样有突发情况，遭到伏击时，这些日本鬼子就能同时从车上跳下，以最快的速度分散开。
　　他们跳下车，非常迅速的躲到草丛里隐蔽起来。没有丝毫的慌乱。从这些细节上就可以看到日本军队的训练有素。很善于运用作战时的地势地形，隐蔽自己。粟裕后来总结说，单从利用地形地势的意识和能力，我们就比日本人差很多。
　　更令粟裕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被包围的日本人，很多利用道路旁边的河道，从水路潜水突围，他们的水性之好，让我方没有想到。
　　还有他们及其快速的反应能力，当战斗开始仅仅半小时，附近的日军就开着坦克车来增援了，要不是我方撤的快，就会被日军反包围。
　　好厉害的小日本。
　　这次战斗也反应了我方士兵的弱点。
　　一个是枪法太差，我们上文说过，差到自己能把自己人打死。基本的军事素质太差，比如用手榴弹炸敌人汽车时，竟然直接投掷到敌人正在行驶中的车下方，等我们的手榴弹响时，日军的汽车已经开过去了，真是成了“马后炮”。
　　粟裕通过这次的教训，制定了相应的对付日军汽车的策略。
　　比如他规定，当我们要用手榴弹，炸正在行驶的汽车时，投掷点应该在车的二十米左右，这样的提前量，才能保证手榴弹在车的正下方爆炸。
　　我方埋伏时，最好选择道路的拐弯处，并且最好能用树干设置路障。只要日军的汽车一停，我们的手榴弹的命中率就会提高很多。
　　粟裕还设计了“梯级火力”，就是扔的手榴弹按梯级分布，你躲过第一个，也躲不过第二，第三，第四，第n个。而且他还提出了袭击汽车的必杀技，那就是尽量打汽车的汽缸或者驾驶员。
　　看来日本人的汽车，要是让粟裕惦记上算是倒大霉了。
　　粟裕所制定的游击战原则里，还有些乍看起来让人有些不解的规定，比如强调每人晚上都得把脚洗干净。为什么呢？因为在紧急的行军过程中，脚最容易受伤起泡，要是再不清洁的话，感染的机率很大。这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有很重要的原因：
　　脚出了毛病，就会影响部队的机动性，机动性是我方在敌后和日军周旋的法宝。我们撤退时，极少走直线，而是走8字形，s形，等各种形状，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这样才能消磨敌人，逃脱敌人，而这种战略都是靠走来实现。脚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
　　但是在队伍里，不会每个人的脚都那么脆弱吧？没错，但是即使有一个人因为脚感染掉队，那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这是没有后方的游击战，掉队就意味着落在日军手中的可能性极大，自己的人落在敌人的手中，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所有的行动计划都有可能被暴露了。对我方来说，这是致命的。所以粟裕特别特别（必须用两个特别，才能准确表达粟裕对此事的及其慎重的态度）重视收容这些掉队人员。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
　　粟裕这些中共将领，把游击战发挥的淋漓尽致。叶剑英曾经说过，那时有人甚至提议，把中国的军队全部用来搞游击战。正面战场不要了。
　　这种提议当然很荒谬。真那样的话，抗日战争不知道要打到猴年马月了。
　　游击战毕竟只是正面战场的补充。不能舍本逐末。
　　但是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打的确实很窝火。淞沪会战，蒋介石投入70万人，中国伤亡30万，歼敌6万。有的资料上说中国伤亡25万，歼敌9万,无论那组数字更接近真实，中国的这次战役以失败告终。就是说咱们比日本人死的多很多，但只坚持了大概三个月。
　　有人说这已经很不错了，小日本多厉害，日俄战争中，都把俄国人打败了。看来咱们中国人的阿Q精神倒是发挥的不错。
　　蒋介石后来总结说，我们的人数比日本军队多几倍，我们的军队也很勇敢，整个营整个营的死，我们的德式装备有的比日本人还好，但是我们却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士兵的军事素质太差了。
　　叶剑英在1938年在中山大学演讲时，转述了蒋介石的这些话。
　　我觉得蒋介石说得不错，但是不全面，因为战败不光是士兵的素质不行，他这个总指挥的军事素质也不怎么样。
　　但从军事角度，看看军队的部署，就知道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能力，确实不敢恭维。
　　引述一段张爱萍将军的话，足以说明这次战役，所犯的战略上的错误。
　　“上海地区实际上是夹在杭州湾与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半岛，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地域狭窄，属战略防御的浅近纵深。
　　在这样一个既无战场筑垒准备，又无回旋机动余地的地幅内，面对强敌，国民党囤积精锐主力70万大军，摆开了决战架势，这在战争初期，在战略指导上，是极其轻率的，也是危险的。
　　国民党军队虽人数众多，但作战指导思想远不能适应二战机械化兵团大纵深突击的特点。既未形成纵深梯次的配置，又未掌控强大的反突击预备队。一线部署绵亘狭长，紧贴水域，在日舰炮不断轰击下徒增伤亡；二线兵力既不能支援一线，也不能相互构成犄角。这就给对方分割、围堵、聚歼提供了便利。开打十天后，防御体系即被日军割裂。”
　　蒋介石的这种军事指挥水平，难怪让他手下的军阀不服气。陈济棠就曾经说过：老蒋就会拉拢收买分化，真有本事的话，就在战场上拼个高下。
　　蒋介石是“窝里斗”的高手，和那些反对他的军阀们掐架，很有两下子。但是真正一和日本人干，就力不从心了。
　　整个一个“内斗内行，外都外行”。
　　不过蒋介石的话也不完全错。就是上文中我们提到过的，中国士兵的素质问题。
　　中国军队表现的“很猛很天真”。比如日本的飞机飞过来轰炸，很多士兵就在那站着，跳着脚，指着飞机大骂，而不是赶紧找掩体藏起来，结果还没到最前线，就被炸死，你说死的冤不冤。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粟裕说中国士兵不善于利用地势地形隐蔽自己，枪法又烂。这些士兵都习惯了内斗，内战。平时训练极差。蒋介石的那些德式先进武器，很多士兵根本不会用。
　　这再一次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那时咱们中国士兵军事素质，差到让人苦笑不得程度。
　　比如有一次，张作霖和吴佩孚打仗。张作霖一看形势有点紧迫，就决定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吴佩孚的军队。什么化学武器？氯气。
　　在当时确实够先进的。
　　但是老张第一次用这高科技武器，结果严重在他意料之外：一点没能“毒”到吴佩孚。反而把自己给熏得不轻，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撮火啊。
　　人素质“高级”不起来，给你高级武器你也玩不了。
　　 　　所以粟裕在各种会议上，一再提到要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只有有文化，才能较快掌握各种复杂武器设备的使用，和作战的战略意图。从而更有效的提高战斗的协调能力，和突破能力。
　　据说很多日本的士兵，都能把作战前的地图，画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反复熟悉作战的目标。
　　单从文化水平，就能看出差距确实不小。这也是日军之所以有强悍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日军里，还有很多训练有素的狙击手。专打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中国军官。这种做法在战场上极其有效。
　　准确的命中率，在战斗中的威慑力是惊人的。在大别山的辽县，当几百日军展开围剿时，有个叫刘二堂的，带着几个打猎的人，当然这几个人绝对算得上是神枪手，因为他们能“每颗子弹都能消灭一个敌人”，弹无虚发。结果把硬是把这些日本人打退了。
　　可惜当时中国像刘二堂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在战场上，命中率就是第一战斗力。
　　有人统计过，在朝鲜战争中，美军统计过，每25万发子弹才击毙一个“敌人”。而以色列的著名狙击部队“野小子”击毙一个人，平均只需要1.3——1.7发子弹。
　　谁有准确的枪法，谁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多。比如苏军在芬兰就吃尽狙击手的苦头。芬兰这个国家很小，只有几百万人，而苏联有2亿多。并且苏联的作战和军事能力，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都领教过。
　　苏联可能是他们最不愿梦到的恶梦。
　　但正是苏联这样一个在国际上的很角色，却在芬兰吃了狙击手的大亏。和芬兰交战以前，没人会料到这种结局。但交战后，没人不会吃惊交战的结果。
　　苏联死在芬兰20多万人，而芬兰自己却只死了二点五万人。天哪，不可思议的芬兰人。我以为他们只会造诺基亚手机呢。
　　难道是他们武器比苏联的先进很多吗？也不是，他们狙击手用的还是沙俄时期的莫辛纳甘步枪。
　　这就完全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了。
　　芬兰人民风很彪悍，也很野，很开放。据说他们现在国家发福利，就有性服务这一项。像发个消费卷似的，让你免费去体验一下。现在这个国家还实行男女学生同一个宿舍。
　　总之这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狂野的民族。
　　他们可能有狩猎的传统，所以很多人有很好的枪法，这些人在战争中就成了结束苏军生命的狙击手。他们身披白色的伪装服，在冰天雪地里。弹无虚发的猎杀着傲慢的苏军士兵。
　　 　 　　国家之间的强弱，说白了，就是国民素质的比拼。强国必有高素质，现代化的国民。要想强国，先要强民。没有国民的觉醒与奋发，一切都是白费。
　　有软实力，才会有硬实力。
　　可是回头看看，中国国民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整个表现，真让我们脸红。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咋会落后愚昧到这种程度？
　　鸦片战争时，在广州的名将杨芳，和英国人开始打仗时，让所属部队收集女人的尿，说是要用来破英军的妖法。
　　这些在广州和英军作战的清军将领们，骑着结实的小马，然后让士兵排成队，向英军冲锋。于是这些士兵就成了英军枪弹的理想的活靶子。
　　在和英军的乍浦之战中，清军们脸上带着白纸糊的面具，装神弄鬼，跳着大神，冲向英军，结果可想而知。
　　即使像关天培和林则徐，这样多少有点见识的将领，和洋鬼子作战时表现的幼稚无知，也让人痛心。
　　关天培在和英军对垒时，让他的士兵围着炮台后的圆山旋转着跑，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给英军造成增兵的错觉。
　　这简直是小孩子过家家的水平。他可能把英军当成智力不足的小孩子了，他好像觉着，这些老外就是枪炮厉害，智力高不到哪去。咱们中国人稍微耍点计谋，就能把这些看上去，像大猩猩一样多毛的“洋毛子”给糊弄住。可是那边英军只是愉快而轻松的微笑着，看着这些愚昧清兵的拙劣表演。
　　林则徐比关天培在对洋人的了解上，也强不到哪去。因为老林偶然看到洋鬼子走路的时候，脚步僵硬（他好像不知道，那是洋鬼子军队里的一种行走步伐），就武断的认为，洋鬼子的关节跟咱们不一样，膝盖不会弯。于是他设想，打仗时弄根竹竿，专门捅洋鬼子的腿弯处，一定能把洋鬼子给轻易打翻在地。
　　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的素质的中国人，打仗不败，那太阳应该从西方升起。
　　见过愚昧的，没见过这么愚昧的。
　　洋鬼子一定感觉到，什么中国，简直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原始部落。这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个遍地都是黄金国度吗？这就是西方航海家，寻找上百年的先进的国度吗？不像。愚昧落后的和他们曾经征服过的那些土著部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再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
　　1878年10月，日本海军就开着自己国家制造的“清辉”号军舰，到西欧各国进行访问。航程26300海里，航行的时间大概有5个多月。这令英国社会很受震动。英国的《先驱报》惊叹，日本海军的素质与英国海军比毫不逊色。
　　而后来大清看到差距后，也搞洋务运动，请外国教练训练中国海军。但据在中国执教过的老外，后来回忆说，中国这些海军学生，长的都是身材单薄，没有一点军人的气质，因为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尚文轻武。不喜欢运动。平时训练，不想动手操作设备，怕把自己的手给弄脏。
　　平时不流汗，战时多流血。这些书呆子们，连这点道理都想不明白。
　　战争不是不怕死就行，战争需要智慧，智力，技术，知识，见识。没有这些，即使再勇敢，也不过徒增不必要的死亡罢了。
　　在随后的1894年中日海战中，中国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是必然的结果。
　　有很多专家说，其实日本舰队损失也很大，不能算中国失败。但是战争只看结果。结果是日本先后控制黄海海域，威海卫。
　　这难道还不叫打败吗。
　　中国的管带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寅、林履中都与座舰同归于尽，1000余人壮烈牺牲。
　　方伯谦在丰岛战役中还十分勇敢，但是在黄海战役中却迅速逃跑。为什么呢?因为被日本海军打怕了。
　　镇远舰的管带，因为喝了度数很高的酒，打仗时醉卧在指挥台上。
　　中国海军表现的勇敢的很勇敢，害怕的很害怕。真是打得乱七八糟。
　　　　
我们的武器装备，士兵的军事素质，还有战术上的灵活性，都和日军有很大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最忌讳的就是：大白天在平原地区，和日军硬碰硬的打阵地战。
　　最好是利用险峻的地形，河网，密林，再加上灵活的战术，和日军周旋。这样对我们有利。
　　要是迫不得已和日军在平原上打的话，最好是夜战。
　　这些都是和日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小日本不但打仗很厉害，谍报侦查工作做的也很到位。粟裕在他的军事著作里，反复强调情报工作，因为这关乎一场战争的胜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日本人不仅靠汉奸伪军搞情报，还有时自己亲自动手。他们经常化妆成中国老百姓的模样，来刺探我们军队的动向。
　　刘伯承曾经总结过，怎么抓日军的奸细：看他们的言行举止。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长相上很难辨别。但是语言和行动，并不是那么能够轻易模仿的。比如美军的作战手册里，就分析了伊斯兰国家的人们，谈话时的彼此距离要比欧美人近。在一个文化里，从小养成的言行，会不经意的透露出来。很难一丝不露的。
　　刘伯承在判断是否是日本间谍时，还提到一点，我感到很新鲜，也很难理解。那就是直接脱鞋看看“他的脚趾叉的大小。”可能是日本人的脚趾间的距离比咱们中国人大。这个判断标准可不是八卦消息，道听途说，而是清楚的写在刘伯承的军事著作中，想必有很高的准确率。
　　这可能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之谈。
　　奸细和叛徒是最可怕的，他们的破坏力惊人。不说别的，但说中共的很多高级将领的被捕，被杀害，都和叛徒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列个名单的话，可以列的很长：
　　瞿秋白，方志敏，项英，叶挺，杨靖宇••••••
　　项英是在皖南事变突围中，恰好遇到一个身高体壮的新四士兵，但是没想到，偶遇的这个士兵，没有把枪口对准国民党，而是把项英打死，然后卷走了项英身上所有的现金，投敌了。
　　这个可耻的叛徒，没能逃脱正义的惩罚，在解放后被找出来，枪决了。
　　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在最困难的时候，部队的一个参谋，在战斗中被俘变节，成了日军的走狗。由于他是参谋，所以部队的作战计划，武器情况，人员数目，活动范围都比较清楚。这些极其珍贵的情况被日军掌握后，对抗日联军是致命的。
　　这使抗日联军的境遇变得越来越艰难。人数在敌人有针对性的围捕中，伤亡急剧增大。
　　在部队生死存亡的时刻，抗日联军中又有一个人，带着几乎是抗日联军的仅存的所有现金，投降日本人。
　　这个叛徒是杨靖宇很亲密的人，杨靖宇从十五岁时把他养大。真称得上是个百分之百的白眼狼。以怨报德。没有人格，更没有国格，真该千刀万剐。
　　这样一来，日军抓捕杨靖宇的行动，更有针对性了。
　　杨靖宇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人，躲在山上的密林中，又冷又饿，并且还患上了严重的感冒。
　　狡猾的日本人，让奸细装扮成打柴人，想诱杨靖宇出来。
　　杨靖宇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看到两个打柴人，就走上前去求助。这两个打柴人正是日军的奸细。
　　这两个奸细一看，出来的这个人，长脸长眼，知道此人就是他们千方百计要找的杨靖宇，但是这两个奸细迫于杨靖宇的威名，竟没有敢立即动手。而是赶紧回去找援兵，把杨靖宇迅速包围起来。
　　 结果可能大家都知道了，杨靖宇被日军砍掉头颅，然后又残忍的把肚子剖开，日军看到他的肚子里只有棉絮和树皮。
　　中华民族正是有这些硬骨头，才能在一次次的生死存亡时，杀出一条血路。一次次濒临险境，但又一次次能奋起。
　　但是历史上这种悲剧，不止一次发生，并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让我们重建一下现场，换一种视觉审视一下，我们会发现，项英和杨靖宇的这种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是能避免的。
　　叛变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为了活命，为了钱。
　　在突围时，打死项英的人叫刘厚总。这家伙又黑又壮，枪法很准。项英自从遇到他后，就对他很喜欢，甚至超过了对于原来身边的警卫人员。
　　由于皖南的春天气温，有时变化很大，一次热的时候，项英把身上的厚衣服脱掉，身边的人，包括叶挺都很吃惊，项英的身上还有这么多现金首饰。这一幕恰好也被刘厚总看到。这就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刘厚总打死项英时，是打在项的太阳穴上。然后打死项英的另外两个卫士。
　　在关键时刻，背叛杨靖宇的叫张秀凤，他是警卫队机关枪队队长，我们上文中说过，抗联的最后所有的现金，都由此人保管。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在被敌人包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是意志薄弱，容易动摇，比较喜欢钱的人，反水叛变的高发期。
　　在这种时刻，突围的将领除了注意敌人外，还要特别注意身边的人。因为说不定你身边的人，已经惦记上你的钱，还有你的命了。
　　财物和险境，是诱发叛变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防人之心不可无。谨慎无大错。这些永远都是真理。
　　别说是别人，在关键时刻，就是亲儿子也不一定保险。
　　刘伯承有一个在乡下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有一次带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来找刘伯承。来的目的就一个字：钱。并且要的数目还不少。刘伯承说，我搞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没有那么多钱，再说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不能动不动就找父亲要钱。
　　这个儿子气哼哼的走了。
　　等这个儿子走后，刘伯承马上对跟着他的人说，现在咱们马上转移，否则就会被抓。
　　果然等刘伯承他们走后不久，就有人来抓他们了。身边的人都很佩服刘伯承的料事如神。
　　在一个动乱的年代里，只有具备这样的敏感力才会躲过一次次的危险。即使一次麻木和疏忽，结果也可能是致命的。
　　有的错误一次都不能犯，因为犯一次就会送命。红灯可以再等，但是生命不能重来。有的错误就像红灯一样。不能乱闯，要不然结果是致命的。
　　凡是能活下来的的将领，没有一个不是机敏过人的。
　　比如陈毅被围困在山上时，处境也是异常的艰难，敌人把山上所有的住户都赶到山下，然后把盐油粮食的买卖管制起来。企图切断山上陈毅部队的后勤供应，活活把部队困死在山上，并且像用梳子梳头一样，一遍遍的上山搜查。
　　陈毅应是挺过来了。没有被敌人抓到，这与他的机敏细致有直接的关系。比如只要他派出的人不能按时回来，他就马上转移。
　　因为在那样一个危机重重的险境里，只有极有生存的智慧的人才能活下来。活下来不只靠运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你自己。
　　说道机敏细致，我们不能提周恩来。
　　　　
　　 　　周恩来这个人了不得。
　　所有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陈独秀，博古，王明，甚至包括毛泽东，所有这些中共党内最高层领导，他们的地位起伏都很大。
　　有的一开始是在最高领导层里，但后来因为犯错误，逐渐从最高层消失。像陈独秀，博古，王明他们。
　　有的是一开始在被排斥在最高领导层外，但是后来逐渐得到重用。像毛泽东。
　　只有一个人，自始至终都在中共最高层里。
　　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中共元老都受冲击，被打到。，只有周恩来依然在最高层。这很厉害。
　　并且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远高于毛泽东。
　　毛泽东受到打压时，周已经是三人小组的重要成员了。李德负责军事指挥，博古负责政治工作，而周恩来督促军事的执行。
　　我们不谈周恩来的军事方面的成绩。单说一下他的谍报方面的能力。因为谍报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机敏，智慧，和思维的缜密等各方面素质的强弱。情商和智商缺一不可。
　　国民党的中统局长许恩曾，曾经在文章里这样描述周恩来：
　　“以周恩来为中心的核心组织，所接触的范围不广，但辐射线却四通八达，他可以安安稳稳的躺在曾家岩五十号的大沙发里，勿须走出大门，就可以搅得你寝食不安。这些还是可以看见的辐射线索，还有我们看不到，而事实上一定有的线索。”
　　周恩来布置得“看不见的线索”不但有，层次还高的吓人。要是国民党的特务知道周的这些线索，会被吓死，至少要吓得半死。
　　因为国民党的三大实力战将——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身边都有周恩来布置“线人”和“卧底”。
　　其实这比香港电影《无间道》更牛逼。因为一份情报，就关乎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周恩来安置在胡宗南身边的“卧底”叫熊向晖。强将手下无弱兵，作为周恩来的部下，熊向晖也是才干过人，凭着自己的能力竟然当上了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天哪，机要秘书，还有比这更可怕的吗?你的机要秘书竟然是敌方的卧底。这就意味着你的作战计划，还没开始实施，敌方就已经了如指掌。这仗还打个屁！
　　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时，作战计划还没下达到自己部队的军长这一级，毛泽东就已经知道了。而等胡的部队进入延安时，中共中央早撤了。
　　毛泽东说这份情报能抵得上几个师。我觉得岂止是抵得上几个师，简直可以决定中国革命生死攸关。因为这可是进攻的延安啊！
　　再说周恩来安置在白崇禧身边的“卧底。”
　　如果这不是活生生的历史，谁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巧合：这个周恩来安排在白崇禧部队里的卧底——谢和庚——也成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
　　你要知道，无论是熊向晖还是谢和庚，都不是像大学生分配工作，一开始就指定是胡宗南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这两人都是靠自己能力，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的。
　　这很难!这真的要有真本领!这得是什么样的人才啊!
　　不得不感叹一下。太厉害了。
　　这也证明了，周恩来的知人善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很厉害，周恩来就更厉害了。
　　　　
至于周恩来设置在傅作义身边的卧底阎又文，虽然不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但也是傅作义的亲信。并能够接触到傅的极为机密的作战计划。
　　阎又文也是这三个卧底中，隐藏最深的一个。
　　因为傅作义后来阵前起义，投奔了共产党，并且做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长。所以阎又文一直就没暴露身份，大部分人，包括傅作义，一直认为阎又文和自己一样，是起义的国民党，但不知道，其实阎又文早就是中共的卧底了。
　　解放后，中共中央指示阎又文不要公开身份，继续留在傅作义身边。“继续留在身边”的含义就是——注意傅的一切动向，真心归顺最好，要是还有别的想法，中共就能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傅作义始终不知道，这个一直是他亲信的人，和他一起投奔共产党的人，竟然是共产党。
　　不光傅作义不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就连阎的妻子都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及其重要的卧底，是和周恩来单线联系，就是说除了周恩来，没人知道那些身居国民党高位的人，竟然是共产党。
　　比如我们上文中提到的名士杨度，是周恩来在去世前，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对外公布杨度其实早就是共产党了。
　　可见周恩来心思的细密和谨慎。
　　作为上海特科的最高负责人，周恩来即使对于地位仅次于他的顾顺章，也是防备的很严。
　　不得不承认，顾顺章也是很有能力的。中统特务万亚刚，就曾写文章这样赞扬顾顺章：
　　“文的方面，如化妆，表演魔术，心理学等都很精；武的方面，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可说是全能特务，在他以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但是这个人很放荡不羁，行事张扬。这可是做秘密工作的大忌。
　　以周恩来德聪明睿智，料到了顾迟早要出事。正准备换掉顾时，还是晚了一步，顾叛变了。
　　但由于周恩来平时的谨慎和思维缜密，顾对几个潜伏在国民党最高层的“线人”一无所知。
　　也是在这极其危险的关键时刻，这三个“线人”——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挺身救主”。使周恩来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及时脱身。
　　这让陈立夫暴跳如雷的说：“抓住周恩来，只差五分钟。”在南京的蒋介石也极为恼怒的破口大骂：“娘希匹”。
　　不过没办法，谁让他们遇到的对手是周恩来。
　　看起来是侥幸逃生的背后，是周恩来做的极其到位的周密布局。就像一个围棋高手，把每粒棋子的能量都发挥的淋漓尽致。每位被他布置的特工，就像他深思熟虑后，落在棋盘上的棋子。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最关键的作用，从而能扭转战局，反败为胜。
　　周恩来最重要的素质，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智，勇。
　　我们上面着重说的是周恩来的智。但是一个能化解种种险境的人物，光有智是不行的。如果没有“勇”，他的“智”有时也就不能发挥出来。
　　在美国特种部队的作战手册里就提到：恐惧，慌乱和愤怒，能模糊你的视线，混乱你的思维，影响你的判断。
　　宫本武藏和李小龙在他们的著作里也多次提到，在遭遇危险要做致命一击时，保持平静的情绪是多么重要。
　　周恩来就有这种过人的冷静。不管情况多么危急，他不会有丝毫的慌乱。这样的情绪控制能力，才能保证他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最有效的判断，采取最明智的行动。
　　而这种关键时刻的“冷静”，没有深藏在内心的“勇”做支撑是做不到的。
　　　　
　　认真的研究一下近代史，就会发现，周恩来无论是在军事，情报，外交，政治素养方面，都展现出非凡的才干。
　　我相信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能当的起这样的评价。
　　周恩来在武汉的叶挺教导团讲课时，对站岗的士兵很客气。用今天的观点看，好像没什么。但那时，相对旧军队里动不动就对士兵打骂，这种平等相待的态度，仍然令很多士兵感动。
　　在这些感动的士兵里，就有一个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内，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这个人的名字是：粟裕。
　　那时粟裕还是教导团里普通一兵。而周恩来已经历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领导了一二次东征。巩固了广东的根据地。
　　这时的周恩来只有27岁。而现在的很多人，如果能在27岁时，当上一个部门经理，就狂妄的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社会越来越进步，但人变的也越来越狂妄，浅薄，和脆弱，一有点打击就会得抑郁症。
　　社会在发展，而精神在退化。看看那时整天在刀尖上滚的人，他们的精神是多么的顽强和凶悍。
　　这些搞革命的人，几乎每天都面临着生死。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丝毫退缩和哀叹。
　　粟裕在这一年，正式加入了中共的部队，第一次领略了周恩来的风采。这一年是1925年。
　　也是在一年，孙中山去世，廖仲恺被刺杀，蒋介石和汪精卫正联手打击国民党的各派系，逐渐大权在握。
　　廖仲恺被刺后，周恩来坐车赶往国民党中央党部，但是在中央党部前，由于口令临时改换，以至于周恩来所坐的汽车，遭到站岗士兵的袭击。司机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亡，而周恩来以一贯的机敏，迅速的趴下，听着子弹呼啸着从头顶飞过。他身上穿的，也是他仅有的一件西服，沾满鲜血。不过幸好不是他自己的血。他高声呼喊，对方才停止射击。
　　这种误伤事件也很经常发生，内部的配合不好，协调不好，交流不畅，可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比如后面的枪法不好，可能打不到敌人，到把自己的人给干掉。自己的飞机炮兵，可能把自己的步兵错当成敌人。这在战场上时常发生。
　　这次就是因为口令改变，而周恩来不知道。
　　林彪的致命伤也是这种误伤。
　　1938年的一天，林彪和部队的几名干部，赶往阎锡山部队驻地。刚打完平型关战役，林彪骑着缴获来的日本的高头大马，要命的是他还穿着一件日本的军大衣，刚打完胜仗当然很高兴，但是他不知道危险正朝他慢慢逼近。
　　在英语里有这样一句谚语：clothing makes people。翻译成中文是“人靠衣装”。人往往通过衣服判断一个人的身份，尤其是远远望去。
　　阎锡山的士兵看到一个身穿日军军大衣的人，而这个人又骑着日本的军马，就很果断的判断，这是日本人。
　　于是举枪瞄准，毫不犹豫扣动扳机。
　　这一枪还真准，林彪被从马上击落，倒在地上。真是这一枪，彻底摧毁了林彪的健康。
　　被自己人打伤，真的很冤。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尤其是首长要去哪，一般会有侦察兵头前开路。   首长就是一个部队的灵魂，和大脑。一个部队没了大脑，就会变得一盘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这个部队有多强大。
　　所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这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为了保护首长，可能死十个，但是没有首长，就可能多死一百个，一千个，甚至全军覆没。
　　就像下象棋，老将一死，就算输了。
　　战争不讲平等，只讲强弱，讲实力，讲效果。你打不死我，我就打死你。
　　所以可见，一个好的首长有多么重要。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打仗是一件技术含量很高的智力博弈，所以要想打败对手，尤其是以弱生强时，首长的智力，智慧起决定作用。
　　很幸运的是，中共有很多这样极具战争智慧的将领。把战争的战术，技术，总结运用的淋漓尽致。
　　就像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就能“砸出”牛顿定律一样。有敏锐的观察力，就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
　　刘伯承就有这样的能力。
　　有一次，刘伯承和李达，骑马参加一个会议。忽然李达的马不知为什么惊了，一路狂奔起来，刘伯承的马也被感染，紧随其后，一直跑了一里多地。这才停下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有一群黄蜂跟在马的后面蛰。
　　这在一般人看来没什么的，蛰就蛰了，该干么干么去。
　　但是有智慧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和异常敏锐的观察力，这群黄蜂给中国军队战术改进，做了很大的贡献。应该记功，因为它们直接启发了刘伯承，使刘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术：黄蜂战术。
　　小小的一群黄蜂，无论力量的强弱和体积的大小，能难以和马相比，但是却能把马蛰的一路狂奔，束手无策。你要是想打它们，它们会敏捷的躲开。
　　直接抄袭黄蜂这种有效的战术，来对付实力强大的日本鬼子。
　　这个想法很妙。在以后的实际运用中也非常有效。
　　在实际的战斗中，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用集中少数兵力，狠击敌人部队的尾部和侧翼，打完就跑。这和游击战消磨敌人，保存自己的策略不谋而合。
　　这和那些武林高手在深山中，观察某种动物，从而创立什么螳螂拳，猴拳的行为很相似。真是智慧无处不在，但只给有准备的人。
　　这些将领里常年的征战，他们的大脑里整天运转着各种战法，外界的某种刺激，很可能会在他们的头脑里起化学反应，产生新的战术战法。
　　就像化学家门捷列夫，整天想着那些化学元素，在睡梦里，忽然想出这些元素应该怎样排序。
　　这还像阿基米德整天想着怎么算浮力，但想不出来。等他洗澡泡在浴缸里时，他的灵感忽然闪现。发现了浮力定律。
　　理同事不同。
　　和黄蜂战术齐名的，还有一种战术，就是叫“麻雀战”。用起来效果也很好。不过这种麻雀战，不是因为看到麻雀才想起来的。而是歪打正着。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滴。
　　中共部队386旅771团下属的一个连，去太谷县范村一带征兵。但是由于这是敌占区，所以被日军发现。
　　并且日军还不少，足有六七百。要知道日本人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且来势凶猛，想跑不太容易，那就打吧。
　　要知道一个连也就一百人左右。敌人几倍于我。
　　并且是在大白天，地势也称不上险峻。这些都不理于我军。
　　但是奇迹发生了。
　　这个连用了他们从没试过的一种战法。一种极其有效的战法。没有考证起来想起这种战法的具体人。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战法，不但救了这个连，还在后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威力。
　　具体怎么打呢？
　　就是把这些人全部分散开，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一会出现在北面，一会出现在南面，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忽悠来忽悠去，把日本鬼子给忽悠晕了。
　　主力到底在哪？到底有多少人？到底应该集中力量去追哪拨人？搞得这些日本人有点迷茫了。
　　张飞拿线穿针眼——有劲使不上。郁闷！
　　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共产党这边，产生了一些极有智慧战略战术。和日军相比，他们的各方面的力量那么的弱小，但是却能顽强的生存下来，以小博大，并且不时会有小胜。
　　很不容易！
　　国民党那边的战略战术，就显得僵化呆板了。当然这有很多原因，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上下级分明，军队等级分明。看着严肃严整，其实广大的中下级军官（更不用说士兵了），没有积极性。更谈不到创造力。
　　而中共部队极其善于思想工作，组织工作，这一点连孙中山一开始就有深刻认识。在他的讲话里，也一再提到和称赞。
　　粟裕回忆，一开始加入教导团，开党内会议时，不管上下级，都可以尽情批评和提意见。即使在延安开会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们，也是自己拿着小板凳，走到窑洞外面开会，气氛很活跃。
　　但是国民党就不一样了，比如，每次开会，只要念道文件里“委员长”这三个字，全体与会人员都必须起立站好。要是有的文件里“委员长”这三个字多的话，开会的人就惨了，来回站起立坐下。
　　细微处见精神，一粒沙中看世界，一朵花里能窥见天堂。从这些细节里，我们会隐隐感到国民党的最后失败，有必然的原因。
　　　　
　　国民党的这种失败，即使不谈政治方面的原因，单从军事角度来看，共产党军事上的创造力和灵活性，要比国民党强。
　　我们看一下国共两党的两个高级将领，在抗日战场上的pk。
　　卫立煌是国民党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一，美国人“称他是一百零一胜将军”，为什么这么称呼他呢，他们觉得“百战百胜”都不足以形容卫立煌的善战，和能战。
　　这是因为卫立煌当过远征军总司令，和日军作战。在打通滇缅公路战役中，有机会接触美军顾问团的将领。也得到了美军顾问的极度赞赏。
　　可见卫立煌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是相当厉害的。
　　更富富传奇色彩的是，卫立煌虽然仗没少打，但是从没受过伤。包括轻伤。如果身上有伤疤的话，估计也是走路不小心，自己磕的。
　　但是在1937年，能力非凡的卫立煌部，也抵挡不住日军对山西的凶猛进攻，只有一个选择：跑。
　　这不仅是“败”，而且是不战而败。没迎战就跑。国军简直是患上了严重的“恐日症”。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严重出乎卫立煌的意料之外：装备不怎么样，人数不怎么多，“土里土气”的共产党的部队，竟“不知死活”的迎了上去。
　　卫立煌在感佩共产党勇气的同时，也对自己的不战而退，多少一点感到一点羞愧。但是虽然佩服共军的勇气，但是卫立煌内心觉得，共产党的做法还是有点不靠谱。
　　就想提醒一下“友军”，省的以卵击石，曾加不必要的伤亡。就决定给八路军129师的师长通电话，大意是说，国军的装备很好，能打阵地战，都不能挡住日军。贵军的装备不怎么样，给养也不好，人数也不多，单凭你们的“游击战”，恐怕更不能与日军较量了。
　　所有的这些，都是提示这位八路军师长：你们正在打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
　　但是这位八路军的师长，掷地有声的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击日寇侵略，甘捐血肉之躯！”
　　这位不怕日本人的八路军的师长，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名字：刘伯承。
　　刘伯承可不像卫立煌，没有在战场上受过伤。他在战场上身经百战，并且还是疤痕累累。最严重的一次是，一颗子弹从头顶打入，从右眼眶飞出。
　　并且他眼部动手术时，没用麻药，任凭手术刀在人体最敏感的眼部，割腐肉，摘烂眼球，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手术中，没有呻吟一声。
　　这比关羽的刮骨疗毒厉害多了。
　　有人称赞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时，他指着自己身上的伤疤说：这都是枪子交给我的。
　　凡是这种伤痕累累的将领，都是从部队的最基层，一仗仗的打上来的。因为只有长期深入作战的第一线，才有机会受这么多伤。
　　凡是这种将领，都有很强的实战能力，善于指挥具体的战役。这类将领，可不是曾国藩那种——只善于战略层面调度布局，一亲自打具体的战役就瞎了，即所谓的“将将必胜，将己必败”
　　换句话说，他们对战役的实际操作能力很强。
　　刘伯承不但有极丰富的，长期一线作战经验，还有极高的理论修养。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这就厉害了。
　　我们上文中所说的“麻雀战术，黄蜂战术”都是刘伯承总结出来的。还有什么“以散耗集，以集耗散”——就是你的队伍集中时，我就分散来扰乱你，等你分开追我时，我再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刘伯承还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是说战争不可捉摸，毫无规律。而是说战争形式是随时变化的，但是在变化中会有规律。任务，地形，敌情，我情，时间是无行，“五行不定输的干干净净”。
　　理论再好，还得必须用实践来检验。
　　检验刘伯承理论的机会来了。连卫立煌部都不敢打的仗，他敢打吗？能打得胜吗？
　　　　
　　
　刘伯承在电话里，对卫立煌的慷慨陈词，表明了作为一个中国军人的勇敢，和勇气。
　　但是没有智慧和理智做支撑的勇敢和勇气，只能称为鲁莽。在战场上如果只有勇气勇敢，没有智慧的话，那只能使你死的更快。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是一个明智的将领，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幸运的是，刘伯承是明智的。他不光有勇气，还有智慧。
　　无论是粟裕还是刘伯承，可以说都是游击战的大师。
　　一支装备很差，人数不多的部队，经过他们的绝妙的布局，配合有利的地形，恰当的时机，精确的侦察，能奇迹般的把敌我的强弱转变过来。
　　其实打仗就像发射卫星，要有及其精确的计算。
　　粟裕打伏击的时候，有时会算一个队伍的人数，要是排成一队走的话，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一米五左右，那么这个队伍会有多长，这个队伍的头部进入伏击圈的什么位置时，尾部全部才能全部进入伏击圈。还要考虑地形，地势等等，这些极其细致的因素都要考虑在内。
　　这样才能有打胜的把握。
　　刘伯承也是大师级的游击战专家，当然能把这些原则运用的淋漓尽致。
　　他先选地形。选的伏击地点是两边是山，只有中间一条很窄的小路的地点。把侦察到的日军情况综合分析，详细安排了在何时打，怎么分割包围，怎么撤退，怎么布置火力。
　　陷阱都设计好了，就等猎物了。
　　1937年10月26日，日军的辎重部队，在200多名步兵的护卫下，大摇大摆的向平定方向行进。
　　因为这些日军知道，国民党的主力部队早就撤了，不会有什么大的抵抗了。但真正的危险也正慢慢逼近他们。骄兵必败。
　　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了。但是这些八路军战士，依旧静静的趴着，因为他们知道，时机还没到。所有的一切，都在他们首长的意料之中。
　　后面的辎重部队一看先头部队，顺顺利利的过去了，就不再犹豫，紧随其后。但他们的恶梦就要开始了。
　　等的就是这些辎重部队。眼看着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八路军所有的火力开始尽情的“招呼”他们，前后的部队被火力阻截，整个队伍被切割成几段，首尾不能相顾。又由于两边的地形，火力发挥不了作用，部队不能展开。
　　八路军像下山的猛虎，冲入日军部队，展开肉搏战。日军顿时打乱。部队就怕乱，一乱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就会成倍下降。
　　后面的少数掩护部队看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那只有一个选择：赶紧跑吧。
　　这次八路军大胜。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我方只伤亡十多人。
　　威力无比的游击战术，威力无比的智慧的力量。诸葛亮再生也不过如此。
　　地形，时机，侦察，火力配置，都配合的天衣无缝。
　　但这次战斗还没真正结束。
　　28日，日军在打扫完战场后，辎重部队再一次要经过此地。不能怨鬼子一根筋。因为实在没有别的路线可走。前方的部队又急需这些物资。再说，你八路军刚打完，不可能再打了吧。因为这种事发生了第一次，我们日本人就有准备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兵法里不是有条重要的原则，叫做“不得尊常。”
　　但是第二次，日军可真是比上次谨慎很多，先头部队是300多骑兵，反复在前面侦察了几次。没发现什么问题，就过去了，但是当辎重部队走到上次同样的位置时，“悲剧”再一次上演。
　　这次毙敌100多人，俘获骡马几十匹。
　　这就像玩“剪子包袱”，刘伯承能快速摸准日军的心里。知道你这次出的还是“包袱”，那我这次仍然出“剪子”。让你以同样的方式失败两次。
　　第一次失败痛苦，第二次以同样的方式失败，痛苦加窝火。
　　　　
刘伯承把这次缴获的战利品，包括军刀，战马，大衣等战利品，送给卫立煌一部分。卫立煌亲自点验，对刘伯承佩服不已。
　　尤其是对刘的这种“重叠的待伏”战术，卫感到真是用的巧夺天工，因为这种战法本来是兵家的大忌，但刘伯承却能反其道而行之。并且大获成功。表现了刘伯承在战术和战法上的成熟老练，灵活机动。
　　所有的兵法，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打胜仗。
　　能够打胜仗的兵法战术，才是有效，有用的。
　　卫立煌正是在和共产党的逐渐接触中，逐渐喜欢上了这些蒋介石口中的“共匪”。
　　尤其是在1938年，就是和刘伯承这次打交道的几个月后，卫去洛阳开会时，恰好和朱德同一车厢，看到这个八路军的总司令，衣着简朴，面容慈祥。像一个长者，和那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浮夸讲排场，有很大的区别，对朱德和中共顿生好感。
　　他还请朱德到他的部队里做客，并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欢迎。卫立煌从延安回来后，送给八路军很多枪和子弹。
　　这一切都令蒋介石很不高兴。
　　所谓的英雄惜英雄，刘伯承之所以能让卫立煌，这样很能打仗的人佩服，足以说明刘伯承卓越的军事能力。
　　因为卫立煌是打仗的内行，应该是专家水准，内行看门道，没有真本领是糊弄不住专家的。
　　刘伯承绝非浪得虚名，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一个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可以从最基层士兵的素质反应出来。
　　每个士兵，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作战单位，所有的战略战术直接的执行者，只有他们的素质提高，所有的战略战术，落实起来才事半功倍。
　　尤其是游击战，更需要发挥基层士兵的应变能力，机动能力，对士兵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所以刘伯承特别重视部队的轮训。
　　他的努力没白费。
　　我们从一些资料里的事例，可以查找到刘伯承部，在长期的训练后，所展现出来的很高的综合素质。
　　举几个例子。
　　刘伯承部王乃贵支队一个通信员，有一次在送信的途中，遇到一百多日本鬼子。这是很恐怖的。结果好像可以预见，不是被捕就是壮烈牺牲。或者在关键时刻，被我军部队救出，应该没有别的可能，独立逃脱，实在太难了。都是人，单凭奔跑的速度也不能甩开日军，除非这位兄弟，是马拉松加登山的双料冠军。
　　或者像武侠电影里，能一下凌空飞走，那样也能逃脱。但我们都知道，那是用钢丝拉出来的效果，要是钢丝绑不结实，还会掉在地上摔个半死。
　　会有奇迹吗?会的，很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局。
　　这个兄弟不愧是刘伯承军队里的，素质极高。首先是冷静。我们上文中论述过，在性命攸关的关键时刻，清醒冷静的头脑是你转危为安，最有用的武器。所以当代的各国的特种部队，都特别注重训练这种心里素质。
　　这位有特种兵素质的兄弟，在这种万分险恶的危急时刻，没有慌不择路。而是注意选择地形。他清醒的知道，单纯的跑，是另一种方式的送死。
　　必须用另外的方式，放手一搏。即使死，也要多打死几个日本鬼子。
　　这位兄弟选择了一个地势很有利的山洞。在这个洞口，他创造了奇迹。
　　他每次扣动扳机，就会有一个鬼子倒下。，对不起，枪法就这么准，没办法。这一百多鬼子被彻底的雷住了！
　　在十多个鬼子被干掉后，竟没有人敢上前了。威慑力！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觉到的力量，太可怕了。
　　关于威慑力，被现代的警察和部队采用，比如在平息游行示威的骚乱中，警察常常在骚乱的队伍前面画一条线，规定谁跨过这条线，就开枪打谁，无论是真子弹还是橡胶子弹，这种策略十分管用。
　　这就抓到了人的心理弱点。
　　这位勇敢，冷静，枪法极准的八路军士兵，竟然使一百多个日本兵有点束手无策。在这些日本兵的面前，好像有一条无形的线。谁越过那条线，谁就能直接进入另外一个谁也不想去的世界。
　　这条线就是他们的生死线。给他们画这条线的人，就是躲在山洞里的那个八路军。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吧，找了一位翻译对着山洞喊话，想招降。也许这位翻译喊话时，感情有点过于投入了，没隐蔽好。只听一声枪响，翻译再也喊不出来了，只能呻吟出来了。
　　日本鬼子彻底没招了。已经死了十多个了，再死十多个，即使把里面的八路给干掉，那也太不划算了，今天算老子倒霉，好了，算了，撤吧。
　　这是刘伯承部队的参谋长李达，在一次训练课上讲的实例。真人，真事，没有半点虚构。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迹。真正的以一胜百。
　　 　　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训练有素，军事素质超群所能产生的巨大的能量。
　　这个了不起的八路军战士，之所以能在一百日本鬼子追捕下脱身，绝不仅仅是靠运气，而是凭借自己异常出色的军事素质：善于选择地形，奇准的枪法，还有极好的心理素质。
　　凡是真正射击过的人都知道，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心跳，那么身体和手的颤抖，都会极大的影响你射击的准度。
　　一个战场上真正的神枪手，不仅有平时训练积累的超常“枪感”，还要有超强的情绪控制能力。
　　在奥运会的射击比赛中，如果心理素质不过硬，大不了拿不上奖牌，但要是被一百多日本鬼子围住，那种心理压力有多大，我们可想而知，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好，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死。
　　粟裕在他的文集里曾经说过，八路军的枪法要比新四军好，我没考证过其中的原因。但是一个部队射击准度的高低，可以直接决定一个部队的战斗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方面的例子。
　　毛泽东曾提过“攻赣，防湘，不惹粤”的原则。但是当时没有被中共中央重视。粟裕只好服从中央的决定，进攻广东。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广东梅县的陈唯元的教导团，战斗力极强。
　　战斗力强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个部队的枪法出奇的准。这种很准的枪法是由于平常的极其严格的训练的结果。
　　和这种部队作战是很可怕的。
　　因为你面对的，几乎都是能枪枪毙命的狙击手。所以粟裕的部队被压制在掩体后面。这时很荒谬的一幕发生了。
　　粟裕部队有个小通讯员，平时活跃好动，他躲在掩体的后面，忽然突发奇想：不是说敌人这个部队的枪法准么？那么我测验一下到底有多准。
　　用什么方法测验呢？这个方法真是称得上“好傻，好天真”。作为一个军人来说，极不专业。极其愚蠢。
　　专业点的做法可以把帽子，或别的什么东西伪装一下，从掩体里移出来。让敌人误认为是目标出现。从而吸引火力。
　　这个小士兵倒是省事，没有做任何伪装目标，而是直接把自己的手从掩体里伸出来。用自己的手来试验敌人的枪法！
　　敌人也没让他“失望”，刚一伸出来，一粒子弹就准确的把手掌打穿。
　　是够准的！
　　遇到这样厉害的部队，那简直就是恶梦。
　　结果是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牺牲。梅县久攻不下，伤亡惨重。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撤了。
　　所以部队的战斗力，和平时的训练成正比。所有战斗力极强的部队，都是注重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的。
　　刘伯承对部队的训练是全方位的。不有基本的军事技能，还有让广大的官兵深刻理解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
　　广大的官兵逐渐在培训中，掌握了游击战的精髓。并运用到了实战中。
　　比如辽县训练班的秦基伟支队，在寿阳，用两三个人散伏在日军据点周围，干什么呢？不分黑夜白天，24小时向日军打冷枪。
　　让你日夜不得安生。弄得日军连上厕所都不敢。用几个人来消磨那么多日军，真够划算的。典型的游击战方法。
　　刘伯承通过讲课轮训，把智慧的种子种在普通官兵的心理，等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后，所产生的巨大的创造性，为增强部队战斗力，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动力。
　　连日军也弄来刘伯承写的《游击集团》，《游击战与运动战》，认真研读，并下发部队。
　　　　
　每当翻开粟裕或者刘伯承的那些军事著作时，都会有种很震撼的感觉。我们能在其中读到智慧，创造力，勇气，激情，缜密的思维，严谨的逻辑。
　　这比一切的小说都要精彩，都要耐人寻味。
　　书中一个简单的常识和创造，也许就是用很多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美国一个著名的成功学家格拉德韦尔，曾经写过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超常之辈》，他的理论是说：无论在任何领域，要想取得成就，必须有足够的练习。把他的理论引证一下：
　　“ 格拉德韦尔一直致力于把心理学实验、社会学研究、法学论文，对飞机失事和古典音乐家、冰球运动员的统计调查改造成流畅、好懂的文字。
　　比如他总结出了一个1万小时定律，研究显示，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跟天分无关，只是练习的问题，需要练习1万小时——10年内，每周练习20小时，大概每天3小时。好像大脑需要这么长时间，以吸收达到精通所需要知道的东西。”
　　在每个领域要想成为专家，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训练。打仗也是一样。
　　无论是毛泽东，林彪，刘伯承，还是粟裕，他们有时甚至连续几天站在地图前面，冥思苦想，思考怎样能打胜。这就是一种训练。在反复的战斗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最后升华成自己超群的作战智慧。
　　这些都是在长期的实战中摸索出来的。红军一开始在军事技术和战术上，也有极其幼稚时候。比如使用所谓的“火牛阵”就是其中的一次。
　　那是1930年8月攻打打长沙，长沙的守军有31个团。大概有十万人左右。并且这些长沙的守军，有极其坚固的防御工事。这给红军的攻城，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难度。
　　红军当时的军事素质很差，甚至不知道壕坑该怎么挖。
　　也许红军的哪个指挥官对《三国演义》熟悉，于是突发奇想。在三国演义里，不是诸葛亮用过火牛阵攻城吗?今天就试试。看是否能奏效。
　　把在评书里的情节，直接在现实的现代战场中复制，这种做法有点不靠谱。小说评书都是艺术加工过的东西，只是看着有趣，至于其中的情节，在现实中操作复制，那就太悬了。
　　但是红军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火牛当敢死队用了。
　　红军战士找到很多的牛，然后按着小说评书里如法炮制。把牛的屁股上弄上火把绑上炸药。
　　你还别说，这牛一开始还真的往前冲，但现实不是那种书呆子瞎编的小说，现实很复杂。
　　当这些牛向敌人的阵地冲去时，敌人只是用机枪扫射，就打死很多牛，然后没死的牛扭身向红军的阵地反冲过来。
　　这可倒好，没达到预期效果不说，还使自己的人死伤不少。
　　那种小说上写的，没有经过实践考验的故事情节，读起来津津有味，不过可别当真，很多在现实中根本没有操作性。
　　比如草船借箭，在现实中根本没可能。用简单的物理知识分析一下，就觉得那纯属虚构。其实在历史的真相是，东吴一艘船的一侧中了曹军的很多箭，这艘船就有点倾斜了。船上的官兵把船调了个头，让另一侧也受箭，是两侧的重量平衡。就这种简单的情节，后来被小说家说演绎成草船借箭了。
　　战场上的许多东西，经过实践才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这都有一个科学演变过程的。
　　比如刺刀上原来是没槽的，但是在实战中发现，用这种没槽的刺刀时，会有一个问题：这种刺刀刺进人体后很难拔出来。至于有多难拔，我们这些没用刺刀捅过人的人很难想象。但是真的在战场上有实际经历的人，确实对此深有体会。
　　因为这种没槽的刺刀插进人体后，会被人体内的压力吸住。于是后来经过改进，就在刺刀上加了个槽。
　　加槽后的效果是：不但刺刀好拔了，而且拔得时候还可以把肠子都带出来，这都是因为气压的作用，显得惨不忍睹。
　　我们可以联想到，有的杀人犯用三棱刮刀杀人，这种三棱刮刀就相当于加槽的刺刀。对人伤害的剧烈程度，要比那种片刀严重的多。
　　　　
　　 　　看上去这么一个简单的发明，就凝结了物理力学，人体生理学，还有空气动力学等方面的知识。
　　所以战争的实质，就是敌我双方科技，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pk.。为什么八国联军几万人，就能横扫整个大清帝国？为什么西方殖民者，能轻易灭绝一些部落的土著居民？
　　这些都是因为科技和经济的差距。
　　有的人说文化不分高下优劣。但是经济和科技绝对是硬东西，先进就是先进，落后就是后，无可争议。
　　人是有智慧的动物，人是靠智慧占领这个世界的，而不是单靠体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智慧的人，才是最有战斗力的人。最有智慧的群体，才是最有战斗力的集体。
　　中国人虽然当时，我们的科技经济比不上日本，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一旦爆发，却不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差。包括日本人。
　　我们的游击战，不但能以弱胜强，即使在丛林里，我们也不会输给日本人。在缅北的丛林里，我们中国的远征军，也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狠狠打击了日本鬼子。
　　在丛林中作战，就像是在地狱里作战。因为条件实在是太艰苦了。这对中国军队是一种全新的环境。
　　茂密的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整天看不见太阳。各种藤萝纵横交错，使人寸步难行。地上是烂泥，还有很厚的的枯树叶，踩上去，就像踩在很厚的棉花上，有劲使不上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中，大炮，坦克等各种重型武器很难发挥作用。
　　在这种环境中，交战时有时根本看不见对方。只能凭感觉，和对地形的熟悉。就像京戏里一出戏：两个人在一个漆黑的房间里，只能摸着打。
　　还有虐蚊，这种蚊子不但个大，更可怕的还会传染疟疾。还有树上随时掉落的蚂蝗，这种蚂蝗像钉子一样，可以迅速的钉在人的身上。你直接用手扯都不容易扯掉。最好的办法是在它叮的上方，用手拍打，把它震掉。
　　除了这些，丛里里还有各种野兽。
　　据曾经是远征军战士的薛文涛老人回忆，他曾经遇见过一条凶猛的大蟒蛇，打两枪都没打死。这是恰好一辆坦克从这个蟒蛇的身上压过，把这条蟒蛇给你碾碎了。
　　令薛文涛吃惊的是，在这个蟒蛇的身体里，居然看到了士兵的钢盔，军装，还有一堆没有完全消化的人的肢体，这种场景真是很恐怖。
　　可见这条蟒蛇，刚吃人不久。
　　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不要说是打仗，就是单纯的生存下去都难。
　　在军用地图上标的路，早已找不到了。只能凭着以前人死后留下的白骨，勉强判断。人的尸骨成路标了。可以想象，这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但是在丛里中作战的日本人，很有经验。显然是受过很好的丛林作战训练。
　　这些日本人一般都住在树上。因为这些树，有的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树”——树干需要几个人，才能合抱过来。他们在树上修了吊床，还把弹药挂在树上。并且树与树之间，还有索道和警铃相连，可以转移的转移，传递信息，发出警报。
　　这就使这些日本鬼子，能够连续的在树上作战。
　　这方法很科学，不但使自己能够免受地面上野兽的袭击，还极大的增强了作战的机动性，并且一旦交火，这种居高临下的射击，也很有火力优势。
　　这种方法一开始很奏效，使中国部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后来中国部队也有了应对机制——经常用机枪往树上扫射。
　　随着密集猛烈的扫射，掉下来不仅是树的枝叶和鸟类，竟然还有日本人。
　　在丛林里作战，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饮用水。
　　据研究，人三天不吃饭，能活下来。但是三天不喝水，肯定玩完。但水只能靠空投。因为在这种寸步难行的丛林里，靠地面上运送，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是空投也会有问题，原因是，在丛林里，大规模的阵地战根本不可能，只能是把队伍分成一个个小分队，分开作战。这就导致没有严格的敌我区域分界线。哪个区域是敌人，哪个区域是我方。很难分，所以只能“瞎投”了。
　　这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有类似点：在前线敌我犬牙交错的猫耳洞前，经常有这样的情景。
　　送饭的士兵会迅速的把饭丢在猫耳洞前，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跑开。因为你一旦出现，就会有枪口瞄准你，停留的时间越长，被敌方击中的概率也越大。
　　但是猫耳洞没有标志，也没有明确的敌我区域划分。
　　所以时常会看到有些搞笑的一幕：/敌人的士兵，会把食物迅速准确的丢在我军的洞口。然后扭身跑开。当然我方也会犯类似的错误。
　　不过在缅甸丛林里，由于日军失去了制空权，所以日军只能抢我方空投的水了。
　　这时水就真正成了“生命之水”。所以为了抢夺一桶水，双方可能要展开拉锯战，要死几个人。
　　不过后来，随着丛林作战经验的丰富，士兵们发现，要想在丛林里找到能够饮用的泉水，有一个诀窍，就是顺着有蚁穴的方向下挖，十有八九就会能挖出清凉的泉水。
　　学会了这种找水的“必杀技”后，“夺水之战”才有所缓解。
　　看到南怀瑾的书里，有所谓的道家军学秘笈，提到古代的部队在沙漠里找水，用一个很绝妙，也很玄的方法，就是在沙漠里挖一个洞，然后在洞里填上艾草点燃，如果能从另一个地点冒出烟来，那就从冒烟的地点挖下去，据说就能挖出水来。
　　不过，正如我上文中提到的，听起来更像很有趣的小说趣闻，在实际中恐怕没有什么可行性。
　　中国的话本，小说，评书，甚至史书里，都能找到很多这种所谓
　　“兵法秘笈”。当故事听听还行，要在现实中用的话，怕是有点不靠谱。
　　比如，上文中我们提到红军用所谓的“火牛阵”，结果以失败告终。
　　在中国的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我高度怀疑其真实性，总觉得是中国很多文人，对战争的“意淫”，应该是纯属虚构。挑两个写出来，大家可以用各种现代的知识，判断一下真实性与可行性。
　　一则是关于杨延昭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家将中的杨六郎。杨六郎在对付契丹部队时，也用了牛。不过不是“火牛”，而是用的“饿牛”。具体做法是这样滴：
　　杨延昭让人扎了很多稻草人，然后把这些稻草人的内部装上黄豆，外面则穿上契丹士兵的衣服，然后诱使大量的饿了很久的牛，用绑着尖刀的角挑开稻草人，这样牛就能吃到藏在里面的黄豆了。
　　利用牛的条件反射，在真正的战场上，牛就会把契丹士兵，当成肚子里藏着黄豆的那些“稻草人”，然后这些饥肠辘辘的“饿牛”会用角上的尖刀，毫不犹豫的挑开这些契丹兵的肚子。
　　据说这条妙计是大获成功。
　　还有一侧，是说唐朝的大将李光弼，去平定叛乱。叛乱的士兵故意把膘肥体壮的军马，拉到李光弼军队的对面洗刷。
　　　　而李光弼则想出了条妙招，对付这些叛军的高调“示威”：利用异性相吸引的原则，让士兵们赶快找到很多母马。这些年轻“好色”的公马们，忽然发现河的对岸，竟然出现那么多“性感的美女”，情不自已，体内荷尔蒙的冲动，使它们奋不顾身的朝那些母马跑过去。
　　结果当然是叛军弄巧成拙，赔了公马又搓火。
　　这与特种部队带条母狗，用来来对付敌人看门的公狗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美人计”不只在人类中起作用。
　　但是这种故事的真实性，好像经不起仔细推敲。
　　这就是中国所有的兵法书里都犯的一个毛病——只谈作战谋略，计策，和原则。但是几乎不谈具体的，比如怎样练兵，比如作战手册，后勤保障，部队编制，军法条文等等这些具体的操作，都极少论述。总之“务虚”部分太多，“务实”的部分太少。
　　这是和西方权威的军事书籍的最重要的区别。
　　不过在中国，有一本中国的兵书，很有西方现代军事书籍的风格。在这部兵书里，各种作战的具体操作，写得非常具体，从兵器到队形，甚至还谈到一种干粮的做法。
　　这部在中国很另类的兵书叫做《纪效新书》，他的作者是戚继光。
　　在中国和日本所有的战斗中——从明朝抗击倭寇，在朝鲜和日本人交手，一直到到二十世纪抗战结束——只有一个人打日本打得最痛快。也只有这个人，才能使我们中国人在和日本的交手中，感到最爽。这个人就是戚继光。
　　为什么感到爽呢？因为戚继光每次和日本人打仗，只有一个原则：全歼。
　　各位看好，不是打败，不是消耗，不是赶跑，不是俘虏，而是全歼！就是对日本小鬼子，要统统干掉，一个不留，统统死啦死啦地。
　　即使一仗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争取在下次实现这样的目标。反正就是一个也不放过。
　　戚继光是中国军事史上，不，应该是世界军事史上唯一一个，每次都以歼灭战为目的的军事将领。
　　极度强悍的一个中国人。
　　在明朝，日本的倭寇就到中国开始种种兽行。他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还掠夺大量中国人口，卖到日本做奴隶。把我们中国人当成黑奴一样的贩卖。这些卖到日本的中国人，处境极其悲惨。
　　这些倭寇对“占领区的”的中国人，“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白天让咱们中国妇女给他们干活，晚上还要奸淫这些无辜的良家妇女。
　　在明朝日本人就这样了，看来日本人野兽般的凶残是有传统的。
　　他妈的，这些日本鬼子。
　　我们可以理解，戚继光为什么要对这些日本人赶尽杀绝。因为他们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戚继光是中国军事世上的真正的奇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曾说戚继光的死是“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
　　因为戚继光的死，我们失去了军事上在世界上，保持领先的机会。这是一个高的不能再高的评价。但我觉得戚继光完全当得起。
　　我们不细说他治军打仗有多高明，多有能力。只介绍一下他的战果。因为战争的结果就是一切。不看广告，只看疗效。打不了胜仗，一切都是白扯。
　　戚继光打仗，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原则，就是杀敌一千，而自己的伤亡率是零。
　　这很狂。“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应该算是胜利了。干掉一千个敌人，自己一个人都不死，不可能。
　　除非这一千个敌人，已经被绑上手脚，等着咱们处斩，才会有这种结果。或者咱们拿得都是机枪冲锋枪，等现代化武器，而日本倭寇手里的只是大刀长矛。
　　否则都是拿冷兵器，面对面的肉搏，要想达到这种零伤亡率的效果，实在是太难了。要知道倭寇的战斗力是非常凶悍的。
　　我们看看戚继光的作战记录：
　　南湾之战：杀敌281人。我方伤3人。无一人阵亡。
　　花街之战：杀敌310人，我方阵亡3人。
　　上峰令之战：全歼倭寇千余人。我方阵亡13人。
　　牛田之战：杀敌698人，我方无一人阵亡。
　　平海卫之战：杀敌2451，我方阵亡16人。
　　虽然不是每次都达到戚继光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和日军的作战成绩，让我们现代人看到会觉得脸红。
　　不知蒋介石或者汪精卫，被小日本吓破胆时，要是能看到戚继光的这些对日作战记录，会有什么感想。
　　　　
在戚继光和日军的所有作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是林墩之战，但也不过69人。而这次战斗中，干掉的日本人却有973人。
　　在中国的作战史上，以如此小的代价，换取如此大的胜利，绝无仅有。
　　戚继光除了在战斗中，要卯足劲猛砍日本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解救被掠去的中国人。
　　这些被掠的中国老百姓，如果没有人解救，就会被带到日本，去过猪狗不如的奴隶生活。那样的折磨也许比死亡更可怕。
　　我们还是具体的列出在各场战役中，解救的中国老百姓的数量，每个具体数字后面，就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和悲惨的故事。但是正是有了戚继光，这些人的生命轨迹，才得以有尊严的延续。
　　花街之战：解救5000人。
　　长沙之战：解救1200人。
　　上峰之战：解救1000人。
　　横岭之战：解救800人。
　　牛田之战：解救954人。
　　王仓坪之战：解救3000人。
　　平海卫之战：解救3000人。
　　林敦之战：解救2114人。
　　这个数字还能从侧面反映，倭寇对于当时中国巨大的破坏力，还有倭寇的凶悍的战斗力。但是戚继光就是他们的地狱，他们的战斗力和戚继光相比的话，不是一个档次。
　　日本人很厉害，但是戚家军至少比他们厉害十倍。
　　不知道日本的史料中怎样评价戚继光。估计这种丢脸的事，他们最多会轻描淡写记录一下。
　　但是这是中日作战史上的绝唱，自戚继光后，我们对日本人，再也没有能如此扬眉吐气的作战成绩了。
　　而日本人依旧不时来中国烧杀抢掠，奸淫我们的妇女，虐杀我们的百姓，掠夺我们的资源。
　　戚继光后来被朝廷调往北方，以他极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换来了北京的十多年的平安。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不世出之才，至少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人物，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在贫病交加中，郁郁而终。
　　中国人再一次显示出，自己窝里掐架的超常能力，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悲剧一再上演，从岳飞到戚继光到袁崇焕，这些很能打的将领，总是被自己人搞垮杀掉。
　　中国不缺有智慧，有能力的人，缺的是让这些有能力，有智慧的人发挥的舞台。这就是中国特色。光有某方面的能力不行，你还必须有后台，会社交。搞好各方面的关系，否则早点滚下去。这是不必要的极大的内耗。
　　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
　　我们的国土面积，资源，人口，历史的长度，单拿出任何一项，不比日本强若干倍？但是为什么日本人从明朝到二十世纪，都经常来我们国土上欺负我们？
　　很值得深思。
　　　　
　　　我翻看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时，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这和看粟裕的那些军事文集一样，他们书里的务实，智慧，缜密是相通的。
　　毫无泛泛而谈，排兵布阵，练兵，地形，侦察，武器，那种缜密就像是科学论文。有种滴水不漏，面面俱到的感觉。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是：细节决定成败。
　　在战场上，细节决定的不仅是成败，还能决定生死。你的一点疏忽，就是敌人的机会。
　　西方就有“少了一颗马掌钉，就丢了一个国家”的典故，所以一个杰出的将领，不但要有超常的勇气，还要有比针都要细密的仔细，和周全的头脑。并把这种思维传达给每个作战的士兵。因为士兵的疏忽，不仅关乎战斗的成败，还关乎他们个人的生死。
　　比如在战场上，脸上要涂上伪装色，因为皮肤油脂的一点反光，就可能被敌人捕捉到你的隐身之所，你也变成了敌人的活靶子。并且，身上裸露的皮肤，会成为敌人的导航台。
　　还有不能带发光的器物。
　　美军的作战手册上还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如当一个伞降兵落地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应该就地呆几分钟，以适应一下当地的环境。环境不熟，就贸然乱闯，那无异于送死。因为这是在战场上，不是旅游观光，允许你随兴的走走看看。
　　特种部队有时还要带墨镜，因为眼睛从明亮处，到暗处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而这种适应的过程，就会变成躲在暗处的敌人能看到你，而你却不能准确的看到对方，即使有0.01秒的迟疑，这在战场上，也足以让一个人毙命。戴墨镜，就是能使士兵在最短的时间里，适应比较暗的环境。
　　这就是在战场上关乎生死的一些细节。
　　在及其细微的敌人的一举一动中，还能得到一些异常重要的情报。
　　在二战中，德国的一组训练有素的间谍，来到苏军的司令部，冒充是上级派下来视察工作的。说是要看苏军的作战计划。
　　也许这帮间谍伪装的太好了，苏方司令部人员一开始竟没有发现。
　　这使这伙德国间谍很是得意。甚至其中的一位，得意的似乎有点忘乎所以了，他很放松的坐在桌旁，翘起二郎腿，用手指轻轻的在桌子上敲着拍子。
　　但是他忘了，这是苏军的司令部。
　　在这里的所有人员，都是苏联军队的精英级人物，可以说这是“人精”聚集的地方。这些人的知识，智慧和观察力绝非普通士兵能比。
　　所以即使这个间谍轻微的用手指敲桌子，这个极其细微的举动，也没躲过一个参谋的眼睛。
　　因为这个参谋已经辨别出，眼前这个人敲的是德军的《胜利进行曲》的鼓点。
　　就是这个细微的动作，泄露了一切秘密。
　　这个参谋偷偷的向上级打电话求证。结果可想而知。这些德国间谍，被苏军一个不少的如数捕获。
　　美国的情报机关，想得知侵华日军的编号。他们想了一个比较妙的办法。从日本人的行为特点出发。
　　日本人有什么行为特点？当然很多。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日本人的服装，文字，建筑无不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上层的知识分子，都以能写中国汉字，能背中国古诗为荣。
　　咱们中国的文物，流落到日本后，反而被这些日本人保存的极好。比咱们中国人自己还懂的珍惜。所以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古迹，也是极感兴趣。
　　日本人的这种文化心理，被美国情报部门深刻的洞察到。美国间谍没有去别的地方，而是去中国北京的颐和园，因为他们知道：想要的情报，在那里就能找到。
　　果然不出所料，很多日本军人去颐和园游览，然后在那里留下自己的签名，当然这些签名里，就有美国人努力搜寻的日本部队的编号。
　　这就是细节的力量。
　　每时每刻都要注重这些细节，对现代人说太累了，但是在那种特殊的你死我活的环境中，累不累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天我是不是还活着。
　　所以凡是从事过情报和秘密工作的人，都有对这种细节，近乎病态的关注和重视。
　　因为细心，是保证自己生命的最有用的武器。
　　中共元老级的“红色间谍”李克农，即使在解放后的和平年代里，每天睡觉前，都会认真的观察一下门窗是不是关好。桌上重要的资料是不是放到保险箱里了。
　　曾常年做过秘密工作的周恩来，也是在解放后，每天自己保险箱的钥匙，仍然都是二十四小时不离身。并且每次到西花厅，都会轻咳一声。这是他长期秘密工作时留下的习惯，即使在和平的环境里，依然不能改掉。
　　在陕西西安北城，莲花大街的七号，一所普通的庭院里，院子的主人，就用这种细心和勇气，上演了一个极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
　　　　
这是一所看上去极普通的小院。但是实际上却暗藏玄机。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捉迷藏的游戏。这个小院的主人，就用这所普通的院子，和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特务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
　　并且这个“游戏”玩了好几年，院主人秘密活动在这个院子里达几年之久，但是国民党的特务在无数次的突击搜索这个院子后，竟然没有找到他。而他每天都能逍遥自在的，用这个自己亲手设计建造的小院，和这些特务周旋。从没失手，因为即使一次失手，结果就是毁灭性的。
　　这个院子的主人叫王超北。而这个小院在解放后，周恩来曾经亲自参观过，对其巧妙的设计赞不绝口。
　　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王超北还能在这个院子里，印刷宣传单，标语，用发报机向延安汇报珍贵的情报。
　　不是国民党的特务能力不够，而是因为这所院子，设计的真是太巧妙了。就像是诸葛亮摆的八卦阵一样，令闯入者神魂颠倒，摸不著头脑。
　　一个著名的建筑学家说过，建筑就是设计者精神和气质的体现。
　　那么这所小院，也极能体现王超北的智慧与思维的细密。
　　首先在建造这个7号院时，王超北没有在当地找工人，因为在当地找人，暴露这个小院秘密的可能性极大。不言而喻，所有的人都知道，对于秘密工作来说暴露意味着什么。
　　所以小院建造时，内部结构是“绝密级”的高度机密，怎样在建造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守这个秘密呢?
　　这种大规模的工程，要想不找人，而靠一个人够独立完成是不可能的。据说有的古代帝王，在建造陵墓时，为防止自己陵墓的内部结构和建造秘密外泄，通常会杀掉所有的建造工匠们，杀人灭口。
　　但这种方法，对于共产党人说是绝不会采用的。
　　王超北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缜密的思维，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建筑结构的保密问题。
　　他首先通过关系，找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外地工人来施工。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电视，和电话极不普及的，信息极度闭塞的年代，这种地域上的距离，可以十分有效的解决建筑结构的保密问题。
　　并且王超北不会让一批工人完成所有的工程，而是分成若干批，逐步完成。比如让一批工人挖个地下室后，会辞退这些工人，然后请另外一批完成另外部分的工程。并且关键部分的工程，王超北会亲自去做，绝不会让别人插手。
　　所以只有王超北一个人知道工程的全貌。这就最大限度的保证了工程的秘密不会外泄。
　　这个院子设计的极其精妙。
　　院子里的建筑分为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这也是很多秘密场所的常用的设计建筑方式。地上的部分就是公开的部分，而地下的部分就是密室。地上的部分是为了掩护地下的部分不被发现。
　　而在这个7号院的后院，距地面5.7米的地下，王超北建了两间密室。这个密室设计的很有科技含量：
　　密室里有通向地面的天线设备，有防护机器受潮的干燥设备，有存放密码和机密文件的安全设备。还有调节密室空气流动的天窗。而天窗的隐藏也很巧妙——在后院厨房的烟囱内。人不但能在密室里短暂停留，还能长时间的工作和居住。
　　为什么还要准备在密室里长时间工作或居住呢？因为特务有时并不会马上搜完就走，而会在院子里蹲守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们想看看，明明看到被盯梢的“可疑分子”进这个院子了，怎么会找不到呢。
　　要在密室里长时间停留，两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饮食和排泄。
　　王超北很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特意挖了两口井，其中一个是枯水井，就是解决粪便的问题。另外的一口井，可以作为从外界获取食物的通道。
　　他对于出口和预警设备的设计，就更为精妙了。
　　 如果入口只有一个，在紧急情况下，就会严重的影响躲避的速度。而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时间就是生命。即使慢几秒，也会被敌人捉到。
　　但入口太多又会增加暴露的几率。所以入口的设计就是要结合实际需要，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入口。最重要的是要布局合理。
　　王超北设计了三个入口，这三个入口分别分布在住处和吃饭的地方。因为这两个地点，就是王超北日常生活得主要场所。出口巧妙的伪装在壁橱的活动板块里。
　　　　外面只要有风吹草动，王超北无论是在吃饭还是在休息，都能以最快的速度，钻进密室。从外面走进院子里，必须经过一个门房，一有陌生人要进入院时，只要一经过门房，里面的看门人，就会拉响藏在王超北院子里的警铃。所以还没等特务走进院子时，王超北就已经提前知道讯息了。
　　　　光有入口时是不行的，如果那样就成死胡同了，只能进不能出，这种密室就很被动。所以王超北设计的密室还有两个出口。
　　　　其中一个出口就在王家巷24号，他妹夫家的炕下。
　　　　真称的上是狡兔三窟。
　　　　这种设计也是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而做的。因为王超北和赖祖烈在上海从事秘密活动时，曾被被特务追捕。
　　　　两人被追的无处可逃时，回到各自的家中，但是区别是，王超北躲过一劫，就因为王超北在自己的住处修了一个密室，虽然这个密室小的只能容得下一个人，且只有一个入口，但就是这个小密室救了他。
　　　　而赖就没那么幸运了，被特务在家中逮捕。因为他没有什么密室可藏。这也能反证密室在关键时刻的巨大作用。
　　　　王超北在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就启发他，入口和出口可以多留几个，这样更能有效的躲避敌人，而且更加的机动灵活。
　　　　王超北就把周恩来的创意，用到这个在西安建造的密室里。所以在这个设计巧妙的密室里，有时候敌人在上面的院子里搜捕，而王超北却依然能从容的在地下的密室里工作。
　　　　或者从另外一个院子里的炕下的出口爬出，消失在街头熙攘的人群里。
　　　　常在河边走，就有弄湿鞋的危险。即使这样设计精妙的密室，在敌人的高度监视下，也会有极其危险的状况发生。
　　　　那是酷热的夏日里的某一天，王超北躺在床上休息。但是他没想到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
　　　　因为特务早就严密监视这个可疑的小院，所以他们经常搞突击搜查。一般王超北都能得到门房的提前预警，而比较从容的躲进密室。
　　　　但是这次却出了点意外，这个门房，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所以特务经过门房时，本该发出的预警没能发出。更要命的是，敌人竟翻墙进入院子，直接来到王超北住的屋门外，而此时王超北就躺在屋里的床上。
　　　　当王超北和他的妻子听到已经有人站在门外时，一切好像都太晚了。
　　硬堵住门不开，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你屋里肯定有鬼。现在好像只能任凭敌人闯进来抓人了，因为想钻进密室，已经来不及了。
　　真是千钧一发，生死攸关的时刻。
　　但此时王超北的妻子，却很出人意外得向外面大喊一句：别进来，我正在洗澡。
　　听到一个女人这样喊，特务已经准备推门而进的手，下意识的迟疑了。
　　也就在特务这几秒钟的迟疑里，形势急转直下：王超北迅速的钻进密室的入口，王超北的妻子快速的把孩子放在水盆里，然后机警的向自己的身上弄了些水，装作刚洗完澡的样子。
　　也就是她的快速的反应，救了王超北。也救了一家人。
　　可见人会在危机的状况，快速冷静的头脑是多么的重要。
　　美国陆战队的士兵训练时，会长久的在冰冷的海水里静坐，锻炼在极端的环境里，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会在危险到来时，被动的坐以待毙。没有任何有效反应的能力。
　　有平时积累的勇敢和冷静，才能处变不惊，临危不乱。王超北的妻子，在一次次平时和特务的周旋中，积累了经验，也磨练了自己的面对危险到来时，保持清醒头脑的能力。在关键时刻，这种心理素质发挥了作用。救了自己的一家。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943年7月，美国第82空降师的大部分轻步兵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开始登陆。
　　一天，时任该师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带着副官和司机，乘吉普车翻过山冈。抄近路去追赶另—路美军纵队。
　　当泰勒的吉普车风尘仆仆地开进一个小村庄时。他们吃惊地发现街头巷尾全是意大利士兵。
　　再想调转车头已经来不及了。
　　泰勒将军站在车上，向意大利士兵敬礼，好像在检阅他们似的。这下把这些意大利人给弄懵了。
　　等他们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时，特勒的车已经呼啸而过。
　　很多野外生存手册上都有，当你在野外遇到野兽时，不能惊慌失措的掉头就跑，那样很容易诱使野兽追击你。你最好不要露出慌张的和害怕的表情，而要很镇定的慢慢后退。然后在一定距离后，在转身走开。
　　人类的很多生死游戏就类似于这种状况。
　　　　
　　 这就是空城计的模式：面对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强敌，镇定沉着就是最有效的武器。因为慌乱是弱者的表现。你的慌乱，就是向敌人示弱。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示弱只能刺激敌人的征服欲，杀戮欲。
　　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汉代名将李广，一天带少量的贴身随从出去侦探地形，但很倒霉，他们在远离大部队的地方，突遇大量的匈奴骑兵。
　　如果按常人思维模式，反应模式，肯定选择慌不择路的掉头猛跑，但那反倒跑不了。
　　李广心理素质不比诸葛亮差，他下令任何人不准跑，而是很从容的骑在马上，异常冷静和在远处的那些匈奴骑兵对峙着，这反倒使匈奴骑兵不敢贸然上前了。
　　因为人只有有后盾，有把握时，面对危险时才能如此沉着冷静。这是一般人的逻辑和判断。
　　但是在历史上，有很多人不是“一般人”，他们称得上是“心战大师”。所以一流的军事家都不是一介武夫，他们是能深刻洞察人性的“心理学家”。就像下棋，一般人只能看一步，他们却能看两步或者更多。他能猜到你下一步怎么走，你却看不透他。
　　后来李广和几个随从索性下了马，把马鞍卸了下来，好像很有兴趣就要在这些匈奴骑兵的前面宿营了。
　　这下使匈奴彻底相信了：肯定有伏兵，这几个人是来引诱我们进入他们圈套的。我们匈奴人才不会这么傻，兄弟们，撤。
　　不能怨人家匈奴太傻，只能怨李广太厉害了。
　　说不定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受了李广这次的启发，因为空城计的实质和这太像了。无论是泰勒，李广，还是诸葛亮。历史上如此相似的事总是一再发生。
　　要是在泰勒经过的意大利士兵中，能有位熟知中国历史的汉学家的话，没准会反应过来，这不过是美国人一种机智的伪装罢了，就是用伪装出来的反常的镇静，来唬住敌人的一种计策。而这种计策，是中国人几千年前就玩过了。
　　特勒没被识破，因为所有的意大利士兵没有这种见识和思维。
　　所以历史真的很重要：它能开阔人的眼界，拓展人的思维，增长人的智慧。能开人的“天眼”，让你看到你看不见的东西。
　　所有的专业的棋手，都必须得研究前辈高手的棋谱，才能达到专业水准。历史就是人类智慧斗争的“棋谱”，不了解的话，你在智慧的争斗和竞争中永远是不入流的，永远是没有见识的“井底之蛙”。
　　没有智慧含量仅仅是体力上的勇猛，不会有太大的威力。
　　王超北的密室，之所以对国民党特务有这么高的“威力”，就是因为这些密室“技术含量极高”。
　　我们没有看过诸葛亮的八卦阵，但是王超北设计的密室，确实也不比诸葛亮的八卦阵差，竟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一直到解放后。
　　为什么这些密室，难倒了那些诡计多端的特务，因为这些特务遇见了比他们更“诡计多端”的共产党的特务——王超北。
　　退一步说，假如这些特务发现了密室的入口，顺着追进去，是不是王超北逃跑的机率就不大了呢？
　　未必。
　　因为从入口到密室的通道，每次只能容一个人爬过。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就是为对付这种追捕设计的。
　　无论上面有几个人，都得在上面等着，因为通道的容量只是一个。并且这个通道不是直接到密室，在一段距离后会拐个弯折回来，在这个通道的拐弯处，王超北设计了一个大锤子，是专门用来砸死后面的追击者。
　　而在后面追的人一死，尸体会自然的留在通道里，把通道堵死，后面的人只能干着急没办法。
　　通道的拐弯设计还有别的用处：可以对付水攻和毒气。只要把拐弯处的阀门关死，就能把水和毒气堵在外面。
　　真是绝了！
　　　　
个人见解犹如鸡肋，食之无味
　　—————————————————这使我想起了两句西方谚语“即使你是上帝也有人不喜欢你”“一个人的宝贝确是另一个人的垃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物，能令所有的人都满意。建议老兄不要再读本帖。也希望能早日拜读你的大作，看你这位才高十六斗的大才是如何之高。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就是说风凉话，最轻松，最容易，也最无聊 　　对这些密室王超北是非常有信心的。有信心到什么程度？当敌人在地面上的房间里搜索时，他仍然在地下的密室里从容的工作。
　　周恩来后来参观了这个密室，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周也是中共秘密工作的元老级，也是最高级别的人物。对于一些中共最高机密的情报，周恩来可以说是唯一的知情人。他具有一个秘密工作者所有的完美素质：内敛，过人的机敏，极强的克制自己感情的能力，还有别人很难匹敌的缜密的思维。
　　吴国桢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很能反映周恩来的这些素质。
　　吴国桢曾经做过国民党时期的上海市长，后来又做过台湾省主席。他在求学期间和周恩来是极要好的朋友。
　　吴国桢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在上海的国民政府里任职，1928年的某天，吴国桢在上海的电车上，看到一个留着胡子的人，“这个人除了胡子，其他的部分长的和周恩来一样”，吴国桢上去和这个人打招呼，他听到那个人的声音，也和周恩来的声音一样——有点发尖。
　　周恩来尖细的声音是他的特点之一，就是因为这样的声音，周在演讲比赛中，往往屈居第二。这也是他在学校演话剧时，往往男扮女角的原因之一。他俊美的面貌，加上有些尖细的声音，扮起女角，真是惟妙惟肖。
　　但当吴国桢在电车上询问他是不是周恩来时，这个人矢口否认。
　　其实这个人真是周恩来。
　　即使面对多年的好友，周恩来也会冷静的拒绝相认。因为这时周正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等后来国共合作，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经常国民党大员打交道，一次在酒席上遇到吴国桢。吴向周恩来求证，那次在上海的电车上，遇到的究竟是不是他。周恩来仍然只是简单的回答：不是。
　　周恩来晚年，在文革中苦苦独撑大局。在那种复杂的局面下，他即使和邓颖超的谈话，也会特别注意。他有时会一个人在深夜里孤灯枯坐，把自己的苦闷和压抑，用诗词表达出来，然后把这些诗词付之一炬。绝不会留下。
　　这就是周恩来，极少表达自己的个人感情，即使在私底下的生活中。这些素质，也许是他能一直能留在中共高层的原因之一。
　　仔细研究一下每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规律：每个人的行动模式，处事方式，待人接物都和他们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还有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孙中山这类深受欧美文化影响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比较欧美化。
　　孙中山先后寄希望于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等，希望他们能真正实行现代的民主体制。而自己情愿放弃权力，并一次次的解散，已经组建的国民革命军。
　　但是这些政客一次次的让他失望。这就是中国，形式虽然换了，但是内容很难变。换汤容易，换药难。
　　就像有的普通老百姓，见到孙中山后，还要磕头。因为在老百姓的思想中，总统和皇帝也差不多。
　　同样是深受美国教育的吴国桢，曾经对蒋介石说：“我真诚的希望阁下成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因为华盛顿曾经有机会成为终身总统，但是他放弃了。这就是对西方典型的对民主的尊重。
　　但是蒋介石是什么反应呢？蒋介石没有说话。
　　因为在他的内心，深深地希望不但自己能当终身总统，有机会的话，还想让他的儿子，孙子都能当终身总统。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规律：你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你的行为模式。
　　但是我们上文中提到过，蒋介石也有很好学的一面。喜欢读中外的哲学著作，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还很认真的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
　　蒋介石还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请一些教授在晚上给他讲课。
　　而那些没文化的军阀，他们的行为好像就有点不靠谱了。
　　比如张作霖有瞎子顾问。他对算卦的也很重视。
　　在张作霖的府上，有个姓张的瞎子。张作霖每次打仗前，都喜欢找他算一卦。在这个张瞎子“算准”了几次胜仗后，张作霖很高兴的对张瞎子说：你到参谋部当参谋去吧。
　　一句话，就让这个张瞎子成了“张参谋。”
　　这就是土匪出身的张作霖的思维模式。没有多少的理性判断，更多的是凭着自己“天生的聪明机智。”
　　有这种知识结构的人，很难适应现代政治的复杂和诡异。看看张作霖的死，不是偶然的。他的知识结构，限制了他应付现代政治复杂局面的能力。
　　本来在张作霖出发前，已经接到了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说“五月下旬以来，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交通口铁路一带戒严，行动可疑，务请大帅防备。”
　　但是张作霖收到这份密电后，只是嘲笑齐胆小。
　　我时常想，要是换做周恩来在张作霖这种状况下，肯定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决定
　　　　
　　 　　西方有句谚语"a man’s character is his desitny."，翻译成中文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就是说每个人的人生轨迹，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己“做”出来的，自己“造”成的。
　　在佛经里也有“业由自作。”
　　这是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某种意义上的共识。
　　张作霖以这种土匪式的粗放思维，来和日本人斗，悲剧迟早要发生。
　　日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制造出世界上最先进，最精密的电器和仪器，绝不是偶然的。这个民族的极度认真的态度，细心，渗透在他们的一切行动中。包括战争。
　　单就他们打仗来说，对地形资料的掌握，比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还准确若干倍。什么地方有座小山头，甚至什么地方有口水井，他们都能一清二楚。
　　这是因为很多日本人，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外交官，商人，学者，医生，甚至妓女——潜伏到中国，认真细致的搜集各种关于中国的资料。
　　早在1894年10月24日，日本的山岩大将派遣六个间谍，以水雷艇登陆中国。可是他们的运气不太好，刚一登录，就被中国人抓获。
　　其中有一个叫野坚的间谍，这个家伙很狡猾。在被中国军人押解的过程中，他故意向泥泞的地方走，目的是让泥水灌进靴子里，以便把藏在靴子里的，偷偷绘制的中国地形图搓烂。
　　他又趁中国士兵的疏忽，侥幸逃跑。
　　我们还可以从所谓的“中村事件”中，深刻体会一下日本间谍活动的渗透能力。
　　1931年的某天，东北垦军第三团连长王秉以，截获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其中一个自称是日本农学家，叫中村。
　　他们从中村身上搜出了枪支还有军用地图。地图上标明了中国部队的人数，还有火力配置。显然这些人是日本军队的间谍。
　　他们紧急请示张学良该怎么处理。张学良只简单的批复四个字“灭迹保密”——就是干掉这几个可恶的日本间谍，但要注意保密。
　　从保密性上最能看到一个部队的素质——组织性，纪律性，和个体士兵的警惕性。
　　但是要在这种旧式部队里，实施这种高度机密的任务，有很大的泄密风险。果然不出所料，这个秘密不久就被日本人知道了。
　　泄密的渠道是这样的：参与施行这项任务的一个东北军军官，把这种绝密的任务，透露给了他的情妇。要命的是，他的这个情妇是日本人。
　　这个东北军的军官真是混蛋透顶，又蠢又笨。
　　但这也从侧面反应出，张学良本人对这种事，从某种程度上处理的很粗糙，重视程度不够，警惕性不够，严重低估了日本人间谍工作的能力。所谓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
　　看看日本间谍的效率。
　　这个叫植松菊子的日本情妇，迅速的把获取的情报，告诉给一个日本军官的太太。于是这种绝密的消息，就这样的被泄露给了日本人。
　　后果的严重性可想而知，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它是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
　　这就是日本人可怕，他们就像是细菌，在那里都能繁殖，在那里都能生长，能渗透到任何角落。真是无孔不入。
　　张作霖和这样的厉害的对手过招，又没有一个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智库作为依靠，仅靠他自己，或者那些算命看相的“半仙”出谋划策，结局其实早已注定了。
　　张作霖在离京前，曾对着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大声吵嚷：“我宁愿不要这臭皮囊，也不能做让子孙抬不起头来的事。”
　　看来老张在民族大义上，还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在复杂政治局势中的判断能力，却不怎么样。
　　尽管有齐恩铭的密电，张学良也苦劝他坐汽车或者飞机回去。在那种特殊的局势下，这都比坐火车安全。
　　但是张作霖却满不在乎。
　　1928年6月3日晚八点，张作霖一行从中南海西门，乘汽车到前门火车站。他乘坐的火车有22节，而张作霖的车厢是8号，在中间。
　　很有传奇性的是，这个车厢是慈禧曾经乘坐过的。车厢宽敞，车皮也比一般的车厢厚很多。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没能帮张作霖逃过厄运。
　　羊见了狼不跑，不是勇敢，而是愚蠢。恐惧是动物躲避天敌的本能，适量的恐惧能激发人处理危险的潜力。就像有疯狗在后面追你时，你有可能越过，你平时没能力翻越的高墙。
　　明知有危险，而不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这种勇敢不可取。
　　毛泽东准备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一开始并不打算亲自去重庆，因为他深知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后来是由于苏联的再三催促，和各方面的安全承诺下，才决定去的。这不是勇不勇敢的问题，因为聪明的人不会做不必要的牺牲。
　　勇敢有余而谨慎缺失的人，即所谓的有勇无谋的人，很难长命。这也是历史上一条很重要的规律。
　　所谓“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乱世里从土匪混上来的军阀，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什么的细致的战略，更没有对于自己所处局势的理性评估。很多都是由着性子来，跟着感觉走。这很危险。
　　张作霖深层次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很难有效躲避，这次正向他慢慢靠近的巨大危险。
　　一开始，火车走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张作霖起初还有点忐忑的心，也就慢慢放松下来。
　　等列车到山海关时，奉天的留守司令吴俊生，来迎接张作霖。老哥俩见面聊的还相当愉快。并一起开始在列车上用餐。
　　车继续往前走，到黄姑屯车站时，那个曾经提醒张作霖，要防备日本人的齐恩铭也来迎接，张作霖有点得意洋洋的对齐说：你的疑心病有犯了吧。
　　这显然是对齐给他发的那份密电，很不以为然。
　　在嘲笑完齐恩铭的“疑心病”后，张作霖的列车继续前行。在走到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处时，只听一声巨响。所有原来担心的事，不幸霎那间都变成了现实。
　　张作霖的卫队马上封锁现场，并对铁路两边的地带，进行梯级扫射。
　　张作霖被抬出来时已经是满身是血。但是意识还很清醒，他强打着精神对身边人说“我的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快叫小六子回奉天”，然后又问“你吴大爷怎么样了？”。在听到吴俊生已经被炸死后，张作霖气的浑身乱颤，一言不发，就气绝身亡了。
　　我没找到皇姑屯爆炸现场，具体的技术性的描述。但要复原一下现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
　　首先张作霖乘坐的列车有22节车厢，所以日本人在实施爆炸时，一定知道张作霖坐的是第几节车厢。否则不会炸的这么准。
　　另外，他们选择在皇姑屯车站附近实施爆炸，有很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列车在进出站时，车速比较慢，这就比较容易控制爆炸时，能准确的炸到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车厢。车速越快，那么爆炸的准确率就会越低。
　　如果给“皇姑屯”事件写个总结性报告的话，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怎样有效防止铁路被炸。
　　日本鬼子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因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日本的铁路也经常被中国军民炸毁。他们就总结了很有效的一些办法，来对付我们的毁坏。
　　比如他们会在铁轨上每隔一段，就会安上所谓的“听音机”。注意是“听音机”不是“收音机”。
　　只要一在铁路边上挖坑动土，通过这种“听音机”就会很容易听到。日本鬼子便会用警犬顺着铁轨侦查，嗅出所埋的炸药。
　　他们还会把路基修的比地面高5尺左右，然后路基的两边挖成深沟，在沟边每隔不远就会修建碉堡。
　　但是这种单纯性的破坏铁路，与皇姑屯事件中很不一样。因为在皇姑屯事件中的爆炸，需要定时，定点，定车厢。稍有有误差，就会前功尽弃。
　　我没看到日方的资料，具体描述这一行动是怎样具体实施的。但是在这起事件中，有一个日本女间谍起来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女间谍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这个本来是满清贵族的后代，却成了日本一流的间谍。这也是一个充满神秘和传奇色彩的女人。
　　 　　美貌，间谍，狂野，放荡，叛逆，高贵的血统，不凡的经历，统统集中到了川岛芳子的身上。
　　这种女人，是男人最没无法抗拒的春药。她对男人的催情作用，比伟哥还要强十倍。所以从东条英机到孙中山的儿子孙科，都难逃她的诱惑。
　　她称得上是一个活动能量无人能敌的美女间谍：从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还有满洲独立，都有她或多或少的参与。
　　这个肃亲王的第14个女儿，被当成礼物一样，被生父送给日本间谍川岛浪速。在日本长大，并受教育。
　　我不准备再啰嗦的讲她传奇的间谍生涯。因为这方面的小说，电影不少，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看看。
　　我想说一下她“死亡后”的传奇。
　　“死后”会有什么传奇呢？
　　有的人会有，比如杨贵妃，建文帝，李自成，顺治。
　　杨贵妃在马嵬坡上吊死后，没有“一死百了”。有人说她东渡日本，在那里“生根发芽”，日本著名的明星山口百惠，就自称是杨贵妃的后代。并且这些杨贵妃在日本的后代，还曾来中国祭拜他们这个中国的老祖宗。
　　建文帝在也有这种死后的故事。
　　正史上说建文帝在他叔叔朱棣攻进皇宫时，死于大火之中。
　　但是有很多传说，野史说建文帝根本没死。衍生出了许多死里逃生的版本，有的还说的有鼻子有眼。
　　比如，有的书上说，建文帝在城即将被攻破时，准备自杀。但是接下来，奇迹发生了。
　　时任钦天监少监的王钺，拦住建文帝说：“陛下不可轻生，从前太祖升遐时，曾留有一个箱子，嘱我待子孙有大难，可开箱一视，自有办法”.
　　听完这些话，建文帝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求生的欲望马上又闪现在眼里。是啊，能活着谁愿意死啊。有这好东西，还费什么话，赶快给老子弄来啊。
　　很快，有四个太监，扛来了一个铁箱。箱的四围都用铁皮包裹着，连锁心内也灌了生铁。这可能就是保险箱的雏形。
　　王钺火急火燎的取来铁锥，将箱子敲开，里面藏着度牒三张，以及袈裟、僧帽、僧鞋等物，并有剃刀一把，白银十锭，及一张纸，纸上写着：应文从鬼门出，余人从水关御沟行，薄暮可会集于神乐观西房。
　　应文应该就是，建文帝假扮和尚后的法号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引述一段文字：
　　“据《明史记事本末》载：有九个人跟随皇上至鬼门，有一小船靠上岸边，乃是神乐观道士王升，见了建文帝急忙叩头称万岁，说：我知道陛下必定来此。从前高皇帝（朱元璋）托梦，命臣到这儿来！”
　　建文帝就这样死里逃生。
　　听起来很有趣，但也只是有趣而已，好像不太真实。
　　这个箱子的功能，就是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像孙悟空的三根救命毫毛。能起到起死回生的作用。是治疗危险处境的“特效药”。
　　据说这个箱子是刘伯温给朱元璋的。
　　李自成也有这种“死后”故事。这种说法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李自成在九宫山没有被杀死，而是成功逃脱后，当了和尚。
　　在正史中死后的顺治，在野史里，却又做了若干年的和尚。
　　这种历史上发生过的不止一次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称为“真假死亡”现象。
　　正史和野史对这些事的记载，哪个更接近于真实。我们很难判断。真死假死？真相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变的模糊。
　　但是很令人震撼的是，在川岛芳子的身上也发生了这种“真假死亡”的现象。
　　幸好这段历史离我们还并不太远。我们可以更容易的逼近真相。
　　川岛芳子是在1948年被中国政府枪决。但是近年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川岛芳子成功逃避了正义的惩罚，一直活到了1978年才死。
　　可以说，她上演了一部真实版的“刑场调包记”。
　　　　
川岛芳子的生父是末代肃亲王善耆——就是他救了汪精卫。第一代肃亲王，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
　　所以川岛芳子是正宗的正黄旗，可以说是出身于名副其实的帝王贵胄之家。
　　这个美丽的女人，却有一颗放荡不羁的心。
　　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甘珠尔扎布，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蒙古贵族，对川岛芳子爱的神魂颠倒，不能自拔。
　　经过种种努力，甘珠终于娶到了川岛芳子。但是他的美梦刚变成现实，又很快破灭。婚后不久，川岛芳子和别的男人私奔了。
　　可是后来，甘珠尔扎布和别的女人结婚时，川岛芳子又跑回来参加她这个前夫的婚礼。真是够特立独行的。
　　作为二战中的战胜国，中国当然要参与清算日本战犯。像东条英机这种甲级战犯，只能在日本受审。但是乙级和丙级战犯，就可以押回中国受审。
　　在日本受审的7名甲级战犯，差点就死不了。
　　因为十一个国家的法官投票，赞成死刑的和不赞成死刑的票数是6：5.甚至有的国家的法官主张，把这些战犯流放到一个小岛上算了，根据他们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不判死刑了。
　　最浑的是印度的法官，说什么要“发扬慈悲为怀”的精神，把这些战犯干脆全部无罪释放算了。
　　每当看到印度法官的这些话时，我都忍不住想骂一句：什么他妈的混蛋糊涂的是非观。看来这样的国家出个甘地也不是偶然的，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对敌人无限度的忍让，无限度的宽容。等待敌人自己良心发现。
　　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对付还讲点“道德准则”的对手。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多少还有点道德和规则。要是碰上德国的希特勒，还有比野兽还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方法未必行的通。
　　甘地就曾给希特勒写过信，对希特勒进行道德说教。希望他能良心发现，停止这场战争。
　　真是迂腐透顶！！！！
　　幸好川岛芳子不是这种甲级战犯，她还不够格。所以可以直接押回中国审问处理。和川岛芳子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两个著名的日本刽子手——井敏明和野田疑。
　　这两个日本人就是在南京大屠杀中，开展杀人比赛的那俩人——一个杀了106个，另外一个杀了105个。就这样211个无辜的中国人生命，成了他们比赛的砝码。
　　日本战败后，这两个人偷偷的溜到自己的故乡躲藏起来。由于日本同名的人很多，所以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两个东西给找到。
　　这两个人已经脱掉军装，头顶白布，在街上做起了小生意。装起了良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两个人被押回中国。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两个毫无人性的杀人魔王被枪决。
　　真是“死得其所”。
　　真可惜那时已废除“凌迟”这种刑罚了。我觉得，凌迟对这两个小日本比枪决更合适。
　　川岛芳子也是在这一年被“枪决”。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美女蛇间谍”的生命，在1948年画上了句号。
　　但是2008年，长春的职业画家张钰，突然出来爆料说：“姥爷临终前告诉我，从小看我长大的方佬就是川岛芳子。”
　　在这个炒作成风的年代里，出现任何惊人的言论都不稀奇。因为炒作和虚假往往是共生的。
　　但是随着专家逐渐深入的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都能证明张钰说的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张钰的母亲段续擎，是日本的遗孤。由于日本政府往东北迁移了很多国民，所以在日本战败后，由于种种原因，留在东北的这种日本遗孤很多。
　　张钰的母亲在一岁时，被姥爷段祥收养。这时的段祥住在吉林四平市，已经结婚并有了三个儿子。
　　但在长春，段祥还有一个关系非同一般的女人——一个姓方的女人。
　　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女人就是段祥“外面的女人”。张钰称这个姓方的女人为“方姥|”。
　　“我小时候经常去方姥家玩，记得她的个子大约在1.6到1.65之间，肤色发黄，挺爱化妆的。1978年，方佬去世了。”
　　另据张钰说，在2004年年末的一个晚上，86岁的段祥把她叫到床边，说有话要交代。“姥爷指着墙上的一幅画，让我拿下来包好，回长春交给我母亲保管，他说这幅画是方姥画的，留作纪念。”
　　然后让张钰震惊的事发生了。
　　“接下来，姥爷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方姥就是川岛芳子。”
张钰说她看到这句话的反应是：几乎两眼一黑，完全不相信。
　　太突然了。
　　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忽然被发现曾是历史上已经“死亡”的名人！
　　历史就像一个舞台，所有的历史名人都在这个舞台上演出，我们习惯于以局外人，以观众的视角去回望他们。他们人生的惊心动魄，大起大落，曲折惊险，对我们来说，只应该存在于史书上，小说里，电影中。
　　那种生活，那种经历，离我们的现实生活，遥远的如同太阳系一般。
　　但是对张钰来说，历史上的那些传奇，那些事件，那些人，忽然和她平凡的生活，因为这位方姥，有了某种程度的交叉。
　　换成任何人，反应都是一样的，除了震惊，还是震惊。
　　那么张钰的姥爷段翔，是怎么认识川岛芳子的呢？
　　据张钰说，伪满时期，姥爷段翔在满铁四平铁路伪警察局局长做翻译时，他经常去天津东兴楼饭庄（据史料载，川岛芳子曾以东兴楼为据点刺探情报），接触到了川岛芳子。后来在刑场上，有人用替身换下川岛芳子，然后段翔带着川岛芳子来到新立城，并把她安置到这里。
　　传说中像貂蝉，还有妲己，这样的美女很难杀，因为男人的理智很容易被荷尔蒙控制。对美女下不了手，不管这个美女多么的罪有应得。
　　按照当时中国的法律，肯定要判川岛芳子死刑。但是却有人费这么大劲，来营救川岛芳子，动机是什么？
　　是日本人在后面操作吗？但是即使是日本人，肯定也会有相当级别的国民党官员介入，战败的日本，在中国仍然会有这么强的活动能力吗?毕竟川岛芳子不是一般的间谍。
　　有的资料上说是军统这样做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把敌人的间谍从自己的官方机构“营救”出来。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够荒唐的。
　　那么到底是国民党的哪个高层人物，下命令营救的呢？
　　我翻阅了很多史料，但是没找到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记载。在“营救”的决策过程中，也许有男性的荷尔蒙在起作用。
　　其实在当时，这种“掉包”的传说就闹得沸沸扬扬了。传言称，顶替川岛芳子上刑场的是一个罹患癌症晚期的女人，本来说好交换的条件是5根金条，但是替身的妹妹只收到了4根，而另外一根被“吃了回扣”。这令替身的妹妹很是不满，于是便告到了法院。当时的国民政府连忙否认，声称是“造谣”，以至后来不了了之。
　　这种传言是真是假？
　　根据吉林省公安厅副调研员，省公安摄影协会秘书长台禄林，以个人身份，对川岛芳子在押期间所拍的照片，和行刑后的照片进行对比鉴定，结论是：不是同一个人。
　　真的被“掉包”了。
　　张钰的姥爷段翔，告诉张钰这个天大的秘密时，只有张钰一个人在场。而在这次对话几天后，段翔就去世了。随着唯一一个事件的参与者段翔的去世，很多秘密也永远的被尘封在历史的迷雾中。
　　幸好还有一些物证。
　　此后张钰在家里的墙壁里发现了一个箱子，箱子里有日本关东军的相关文件，还有法国造的望远镜等，这些都是在当时的中国很难找到的物品。据张钰说，这些都是川岛芳子的遗物。
　　张钰还提到一个“姥爷临终前嘱咐我交给小方八郎（川岛芳子的秘书兼情人，于2000年去世）的掐丝景泰蓝狮子”，2008年11月16日，这个狮子封底的火漆被打开，里面藏着一张手掌大小的纸条，正文是十六个篆字。
　　经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所长冯胜君教授鉴定，这十六个篆字因该是：芳魂西去，之未归来，含悲九泉，古今奇才。
　　落款是“秀竹敬具小方阁下”，明显是秀竹给小方八郎的信。
　　据专家们推测：1948年，川岛芳子从北京的刑场脱逃后，由秀竹等护送至沈阳后找到段翔，然后他们两人，把川岛芳子送到长春隐居起来。化名姓方。
　　文革期间，秀竹在浙江某寺削发为僧。这是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保存自己，保守秘密的最好选择。
　　无论是传说版还是真实版，从建文帝到到李自成，这种隐姓埋名，苟且偷生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家。这是很有趣的历史现象。其中的原因，够写一本书。
　　秀竹和川岛芳子，还算平静的度过了哪个动乱的时代。接下来，一切都在平静的发生着。
　　1978年，川岛芳子病故。1981年秀竹取走骨灰并留下纸条，委托段翔交给小方八郎。段后来把纸条封入景泰蓝狮子内。2004年，段把此事告诉张钰。
　　2008年11月19日，张钰和母亲段续擎又提供了一些新的证言。
　　段续擎称，“方姨”会骑马，会舞剑，会翻跟头。这些都不是一般普通老太太应该会的。张钰还称方姥信佛。
　　我们可以在史料里发现，川岛芳子擅长骑马。而且在1947年川岛芳子在狱中，在写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一封信里，一改平日的放荡不羁，而显示出强烈的求生欲“如此次获释，一定信奉观世音菩萨，每天诵经，做个好人”
　　　　
　　 日本方面在得知这些消息后，相关专家也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对川岛芳子是不是被“调包”，做了相关的鉴定。
　　他们先对川岛芳子行刑后的照片，通过最新的电脑三维技术，进行三维立体化处理后，对其骨骼进行分析，鉴定结果与中方不谋而合——被枪毙的的死者不是川岛芳子。
　　这个疑似川岛芳子的“方姥”，几乎不留自己的照片，笔迹，好像有意隐瞒自己的身份似的。就连翻书也用镊子夹住翻，而不是用手，以免留下指纹。
　　确实具备专业间谍的素质。
　　要鉴别，确定一个人的身份，现在的鉴识科学一般采取两种方法：DNA和指纹。
　　这两个是最有力和最直接的证据。
　　从这两方面着手，只要确定其中的一项，就能证明这个方姥到底是不是川岛芳子了。2009年，中方在浙江某寺发现了疑似“方姥”的骨灰。
　　研究者称，在方姥死后的第三年，即1981年，浙江的一名七旬老僧，来到长春将骨灰取走。研究者怀疑，这个老僧很可能就是在文革期间，离开长春的秀竹。而那十六个字的纸条，很可能就是他交给段翔的。
　　为了进一步鉴定，在日方的联系下。段续擎，张钰母女，中方研究者李刚，何景方等人，抵达日本东京。
　　2000年，日本专家阿部由美子博士，取得了爱新觉罗•宪东的四根头发，这为DNA的检验提供了前提条件。
　　中日双方又针对从浙江带回的疑似方姥的骨灰，进行了多次DNA的检测，但是并没有从这些骨灰里找到DNA片段，原因是这些骨灰已经深度火化了。
　　我们形容对一个人的极度的熟悉，经常说“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出他”，这当然是艺术的夸张。
　　如果一个人是烧死的，单凭肉眼是很难确定他的身份的，因为人在被火烧时会尸体严重变形。
　　二战时，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在地堡里服毒死后，尸体又被焚烧。怎么能确定这个被焚烧的尸体就是希特勒呢？
　　苏军用了一个很巧妙，但是又相对来说比较简便的办法：他们找来希特勒的牙科医生，来鉴别一下残留的牙齿。看是否与希特勒的牙齿特征相吻合。因为牙齿在焚烧的时候，比较身体上其他的软组织特征更容易保存下来。
　　牙科医生在西方人的生活中很重要，这也许与西方人的饮食结构有关，他们日常的食物更容易造成牙病。所以牙科诊所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
　　很有趣的是，这些西方的牙科医生，对自己病人的牙齿有着职业的敏感。有的牙科医生，可能想不起来某个人是不是自己的病人，但是只要这个病人一张嘴，牙科医生一看到牙齿的特征和所做过的牙齿手术，就能一下判断出这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病人。
　　所以有的牙科医生，对人的牙比对人的模样更敏感。
　　希特勒的身份，就是由他的牙科医生这样确定的。还有的资料上说希特勒并没有烧死，而是逃跑了。
　　如果当时用DNA来确定一下，这种传说恐怕就不会产生了。我们上文中所说的建文帝，也是被烧死的。所以不能明确的判定，这个烧的变形的尸体一定就是建文帝。这也给以后建文帝种种出逃传说的产生，留下了余地。
　　建文帝恐怕没有专门的牙科医生给他鉴别牙齿，从而确定死者到底是不是建文帝。即使有，朱棣也未必想到用这种鉴别死者身份的方法。这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知识结构的不同，生活习惯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对于类似的事件，采取的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日本的鉴定专家，又研究了“方姥”接触过的物品，比如密码箱，望远镜，药勺等。但依然没有发现有效的DNA。
　　既然DNA鉴定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只能从指纹鉴定上找突破口了。
　　据李刚介绍，日方存有川岛芳子的指纹。“他们希望在'方姥’留下的望远镜等物品中，找到可以对比的指纹。”但并没能在张钰提供的物品中，找到有价值的指纹。
　　据公安部门的的专业技术人员称，从技术层面上看，指纹留在物体上后，如不经特殊的保护，保留期一般不超过半年。即使留在保存环境较好的玻璃器皿上，也很难超过两年。
　　　　
想通过DNA和指纹这两条途径，来验证“方姥”的身份是不可能了。只能寻找另外的方法。
　　在现代刑侦学上，还有一种常用的方法来确定人的身份，那就是笔迹。
　　在咱们中国，有时很多文件上需要你个人的盖章或者签名。来说明这份文件，是经过了你的同意和准许。但是在西方，没有个人盖章这一说，他们一律用签名。
　　因为现代的系统的笔迹学是西方建立的。准确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我们上文曾经提过的著名的学者钱钟书，他在法国留学时，有一门课，就是和这种笔迹学有关系的——当然和这种刑侦上的笔迹学不完全相同——那就是鉴定文艺复兴时期的手稿。钱钟书当时没有及格。
　　但是这种笔迹鉴定，当然没有DNA和指纹鉴定准确率高。
　　比如已经去世的香港著名女富豪龚心如，生前她的丈夫在绑架后下落不明。于是她和自己的公公为争夺财产对簿公堂。在鉴别遗嘱上的笔迹真假时，两组笔迹专家，竟给了完全不同的鉴定结果。
　　但是笔迹鉴定还是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
　　找川岛芳子的笔迹还是比较容易的。从她以前的信上，签名上，所写的文件上，都能很容易找到。
　　关键的是要找到“方姥”的笔迹，然后和川岛芳子的笔迹一对比，看是不是同一个人所写。
　　但是这个神秘的“方姥”，不但看书时用镊子，以免留下自己的指纹外，还特别注意不留下自己的笔迹。防范意识真是做到家了。堪称专业级的间谍水平，没有长期的专业训练，是很难达到这种层次的。
　　通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方姥”留下的唯一的笔迹。
　　这个“方姥”曾经为张钰画过一幅墨版肖像画，在这幅画的下面，隐约有三个字：姥留念。这是方姥几十年来留下的唯一的笔迹。
　　并且这三个字也是不完整的。因为这三个字刻上去以后，有人可能想隐藏什么，用墨水把这三个字给涂了，结果导致只有一个“念”字，还算比较清晰。
　　吉林省知名古董鉴定家郭相武对笔迹进行了校对。郭选择的比照样本是川岛芳子在狱中写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信。
　　他发现，“念”字的上部的“人”，和川岛芳子信中的“今”字，“命”字上部的“人”，书写习惯一致。郭相武称“这是一般作伪者想不到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他给出的鉴定意见是：从字迹上看，为一人所写。
　　　　除了以上这些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外，这位“方姥”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很“神秘”很“古怪”的行为举止，也颇能说明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据张钰回忆：在她小时候，一次在“方姥姥”家的墙根解手，忽然邻居家的狗可能被她粪便的气味所吸引，向她跑过来。小张钰吓得大叫起来，这时正在厨房做饭的“方姥”手里拎着一根烧火棒，从屋里迅速的跳到院子里，几下就把狗给打死了，身手异常敏捷。后来不得不赔了邻居两代玉米，作为补偿。
　　还有一次，因为张钰在屋里乱翻东西，惹得“方姥”不高兴，就训斥了她几句。过了一会“方姥”给她把汤做好了，但是小张钰却耍起了性子，狠狠的对“方姥”说：“我不喝汤，我要喝你的血”。
　　如果换做一般的大人，可能是再训几句小孩子，或者温和的向小孩子指出乱翻东西是不对的，但是这位“方姥”，却没说什么，而是拿了把刀，把自己的手划破，然后把血滴进汤里。
　　小张钰一看到“方姥”真的把自己的血滴进碗里，便有点害怕了，不敢喝。而“方姥”一字一顿的对张钰说：你给我喝下去。张钰不敢再说什么，只能把带血的汤喝进肚子里。
　　看来在漫长潜藏的岁月里，并没有磨灭“方姥”内心的那种“武士道”的狠劲。
　　更令人诧异的是，“方姥”曾经要张钰“遵从武士道”。并说“武士道”可以教人“不怕苦难，战胜人生中的曲折，赢得胜利”。
　　　　
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的言行举止， 无意间就会泄露他的生活背景。对于这个“方佬”，明显不同于常人的奇怪言行，怎么解释?
　　但如果她就是川岛芳子的话，则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合乎逻辑。
　　再引述张钰的母亲段续擎，对于这个“方佬”的生活习惯的描述，种种的迹象使“方佬”就是川岛芳子的推论，更有说服力。
　　　　
　　“段续擎听养父说过，方姨小时候在家里受宠，像个小公主。能喝点酒，爱喝“金奖白兰地”。关心时事，当时齐家村尚未通电，她就靠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了解国内外大事。段续擎对方姨外貌、口音、衣着、喜好以及生活习惯的描述，与川岛芳子生前留存在世间的形像、风貌基本吻合。
　　段续擎还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66年某日，她看到60岁的“方姨”因心中难受，来到新立城水库岸边，把腿倒挂在树干上，头朝下，让她递石块，“方姨”再把一个个石块砸向水中的月亮，荡起一圈又一圈波澜。原来“方姨”是用这种怪异作法，表达对刚刚死去的亲近人士于景泰的哀念。这绝非60多岁老妇人所能做得出来，如此敏捷身手，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受过严格特工训练的川岛芳子的影子。”
　　“出生于1967年的张钰，本名张波涛，小名“小波叨”，也经历了与“方老太太”做伴的日子，同样深知其人的不同之处。张钰回忆“方姥”说：“我从三四岁起，就常随姥爷或母亲去方姥家，并住在那里。印象深刻的是，跟方姥学日本语、唱日本歌。我要睡觉时，她小声哼唱《君之代》，哄我睡觉，这首歌就像“催眠曲”一样。还教我唱李香兰名曲《苏州之夜》、《少女的祈祷》和《萨满歌》，教我跳日本舞。”
　　“据张钰回忆，每当晚饭后，“方姥”常常让她站在院内一块大青石上，祖孙俩围着它跳交际舞。有时在屋里，“方姥姥”也让小张钰站在炕沿上，架着她的小胳膊，顺着炕墙来回走舞，方姥姥扮男角，很浪漫。这不禁让人们联想到二十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以舞女身份从事谍报工作那个川岛芳子。在舞场上她也常常女扮男装，还曾在上海举办的国际舞蹈比赛上获得“男子一等奖”。所以，她年老后仍愿以各种方式追寻昔日的风流，而且舞技出众，跳男角更是得心应手，这又是一个吻合点。”
　　张钰回忆说：'稍稍长大些，方姥又教我画日本'浮世绘’的画，比照一本日本挂历，画日本侍女，希望我能以此为基础，画《红楼梦》，先溶入《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最后要画出完整的《红楼梦》来。’这也与川岛芳子有绘画才能相符。”
　　　　
　　由于这种种的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几乎参与此事调查的中日方面的所有专家，都已确认这个“方佬”就是川岛芳子无疑。
　　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曾经红极一时，手眼通天的日本女间谍，在她隐姓埋名，悄然度过的三十年中，是怎样的心境。
　　是失落，痛苦，无奈，寂寞，悲凉，还是大彻大悟，看破红尘。或这些情感兼而有之。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这个死后余生的川岛芳子，在以后潜藏的岁月里，潜心向佛，也许只有宗教，能使她心灵有真正的宁静。就像她在狱中写给养父川岛浪速的信“如此次获释，一定信奉观世音菩萨，每天诵经，做个好人。”
　　张学良说过：我的事情只到了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三十六岁!真是三十六岁，我搁二十一岁起到三十六岁，上帝给我的生命就是这些。
　　张学良的政治生命在36岁时嘎然而止。36岁以后的张学良，再没有了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只能作为一个平常人，默默终老。
　　川岛芳子在这方面和张很相似，她作为川岛芳子已经在1948年死亡。无论是作为战犯，还是作为汉奸，她在政治和法律上必须死。这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
　　但是幸运的是，她还能苟且偷生多活三十年。
　　这种经历够刺激的，真正的叫大起大落。只有在那个乱世里才能有机会体验到。
　　最奇特的是，这个隐藏在民间的川岛芳子，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依然那么的与众不同：
　　她是站着死的！
　　像东方不败！
　　　　
老年的川岛芳子，穿好一身黑色的西服，内穿深色毛衣，戴一顶白色的织帽，拄着一根拐棍，就这样站着在那里死去了。
　　一代特立独行也是“作恶多端”的奇女子，也以这样特立独行的方式，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人死的时候是体力最虚弱的时候。“躺”在人类所有的姿势里，是最节省能量的一种姿势。所以一般人临终时没能力也不愿意站着。
　　能站着死，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剽悍的精神力量是很难做到的。这也体现出，日本的所谓“武士道精神”，在川岛芳子身上深刻的影响。
　　日本人的行为模式和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很不一样。虽然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比如，母亲是日本人，几乎整个童年也都在日本度过的郑成功，某些行为方式很有日本风格（据佛洛依德理论，童年的经历，对人的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而不太像中国的方式。到后来他“焚儒巾，烧儒服”，多少有点和中国正统文化决裂的意思。
　　尤其是他妈妈被清军强奸后，他竟剖开自己母亲的肚子，然后把肠子用水冲洗干净后，塞回肚子里才下葬。这恐怕不是典型的中国人采取的方式。
　　探索日本文化可以选很多角度。比如“剖腹文化”就很有日本特色。
　　强烈的怀疑日本的这种“剖腹文化”，有强烈的自虐倾向。因为这样死的太痛苦了，有的把自己的肚子弄开后，几个小时都死不了，但是还不能呲牙咧嘴的在那里呻吟叫唤，你必须忍住。
　　怎么刺入，怎么横拉一刀，都很有讲究。腹部没有大的动脉血管，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尽快失血休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有较长一段时间，要清醒的感受这种剧痛。
　　另外，肠子被割断后，肠子里面的“东西”会流进腹腔，刺激伤口。如果胃也被刺破的话，酸性的胃液会起到“伤口撒盐”的效果。
　　还有腹腔一旦打开，腹内的气压就会和正常的很不相同，这会对肺部呼吸有严重的影响。
　　这样在煎熬中慢慢死去的痛苦，与中国的“凌迟”有一拼。
　　后来剖腹的多了，日本人也学的聪明起来：每当有人剖腹，还有一个人站在旁边。当然这个人不是给剖腹者叫救护车的，而是等剖腹的人把刀刺进肚子后，这个站在旁边的人，就会用手中的刀，很快的砍下剖腹者的脑袋。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赶紧送剖腹者去“西方极乐世界”，省的不死不活的在那受罪。
　　李敖曾经说过，最好的死法就是在做爱时死去。不过这种死法在现实中，好像不太好操作。
　　上次看布鲁诺的传记，看到他是被烧死的。是教会要的那种“不流血”的死亡。其实也许被烧死不是最坏的选择。
　　因为人重度烧伤时，感觉反而不怎么疼，因为神经末梢都被烧死了。痛觉已经无法传递。
　　　　如果对各种死刑，按痛苦度进行排名的话，第一名绝对是“凌迟”。然后才是“腰斩”“绞刑”“砍头”之类的。
　　“凌迟”又叫“鱼鳞细剐”，就是把人身上的肉像鱼鳞一样，一小片一小片的割下来，至于要割多少刀，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反正在割的过程中，肯定人不能死。目的就是让你慢慢的“深度”体验这种感觉。
　　方孝孺被凌迟处死时，第一刀是先把额头上的皮割开，拉下，盖住眼睛。
　　那真是野蛮的时代，毫无人道可言。但是这样的野蛮，在中国历史上却一再重演。
　　在文革时，张志新，这个美丽的女子，在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被几个大汉按住，硬是把喉管割断。
　　为什么第二天就被枪毙，头天晚上还要被割断喉管。原因听起来很荒谬：怕你在行刑前喊口号。
　　那时张志新已经被折磨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了。她甚至在炕上，用馒头蘸着自己的经血吃。
　　中共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走上绞刑台时，还大声的向刽子手和反动法官演讲，但是他的绞刑，有意的被执行了四十多分钟，而一般人只是二十分钟。
　　越野蛮的刑罚，就越能反映出现代文明精神的缺失。
　　　　
　　
　　
　美女，间谍，背叛，辉煌。死里逃生，这些词不只是和川岛芳子有关。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一个女人和这些词相关。
　　她的事迹，因为种种原因，被淹没在浩瀚的历史中。这个女人的名字，我们也许不太熟悉。但是，她还曾经有过一个很特殊的身份。
　　从史料上发现她的这个身份时，我多少有点吃惊。
　　什么身份呢？我将要在下文中揭晓。事情现在还得从头说起。
　　在1928年的某天，一个漂亮女人，出现在上海的捕房里。这个女人会说德语和法语。当然她来捕房，不是为了应征工作，也不是到这里来寻亲访友来的。
　　这个漂亮女人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爆料”。
　　她宣称自己掌握着350多个共产党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很多还是中共的高层。而作为交换条件，捕房必须给她一张出国护照，还有五万美金，以便能使她能去自己想去的国家。答应这些条件后，她才能把名单交出。
　　而这时，上海中共特科恰好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陈赓也在这一时期的中央特科里从事秘密工作。
　　这个女人既然能弄到，那么多中共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说明这是个“有来历”的女人。
　　为了让捕房负责人相信自己，这个女人先说出了，当时上海区委书记罗觉的地址。然后让捕房立即去抓，以验证她所说的是否是真的。
　　捕房一看“大生意”来了，当然求之不得，立即按这个漂亮女人说的马上行动。而结果证明，这个漂亮女人没有胡言乱语。她的消息出奇的准确。
　　捕房里的特务，果然按这个女人提供的地址，抓到了罗觉。
　　看来这个女人所说的名单的事，是非常靠谱的。三百多个啊!捕房的国民党特务心花怒放。
　　罗觉的被抓，震动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高层。
　　按当时中共特科的活动能力，每当捕房抓人时，中共中央能提前半小时，提前得到消息。这是足以能决定生死的半小时。但是，在罗觉被捕时，中共中央却毫无察觉。
　　这很可怕，也很反常，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情报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比双方对情报的敏感度和迅捷度。
　　中央特科立即迅速启动所有的内线外线，明线暗线，全力查找情报到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当一个飞机坠毁时，就会有数十起同样的潜在危险将要发生。这是当代的数学家总结出来的规律。
　　这种规律也适合于情报工作，一个人被抓的背后，潜在的危险正逼近更多的人。所以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事故原因”，并迅速的加以“排除”。这样才能把潜在的危险，迅速的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我敢肯定，这个女人告密时，严重低估了中共情报的活动能力。中共特科的反应能力，也大大的超过这个女人的设想。
　　通过捕房的内线，中共中央迅速的知道了罗觉的被抓，正是这个女人告密的结果。
　　这个女人叫做贺芝华，她的丈夫是何家兴——中共中心机关的一名负责人。也是一名曾经的留俄学生。
　　中央特科的反应奇快，就在贺芝华告密的第二天早上，特科人员迅速行动，几个人负责在外面放鞭炮以掩护枪声，几个人冲进屋里，“解决掉”了还在床上的两口子。并抢到了那份还没有交出去的名单。
　　但是意外的是何芝华并没有被打死，而是后来被人发现，送到医院后，竟被救活了。
　　看来干掉男人比干掉美女容易。可能男人在潜意识里，不愿意杀美女。要不然从杨贵妃，到川岛芳子，到贺芝华怎么都这么“难死”呢。
　　无论是何家兴还是贺芝华，我们对这两个名字依然感到很陌生。
　　但是贺芝华还有一个身份——朱德的前妻。因为这个身份，我们也许能迅速的记住她。她曾经跟着朱德去过德国。后来和朱德离婚，嫁给了留俄学生何家兴。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我们可以平和的谈论，一些伟人日常的感情生活。感受他们凡人的一面。
　　比如，此时也在上海的刘少奇，感情生活上也起了风波。
　　刘少奇的太太何葆贞因为和刘的感情问题，服毒自杀，虽然被抢救过来，但是两人的感情却不能修复了。
　　这个事件的起因，是张太雷的夫人王一知。
　　张太雷在广州牺牲，他的夫人王一知悲痛的来到上海，恰好组织上安排王和刘少奇夫妇同住。
　　刘少奇和王一知本来就认识，这次由于张太雷的牺牲，免不了经常安慰王一知。这引起了何葆贞的猜疑和嫉妒。
　　何葆贞趁刘少奇不在，就关上门吃了毒药，幸好被女工发现。
　　我们经常能从香港的警匪片，看到这样的情节：某通缉犯中枪后，不敢送到医院治疗。因为一送医院，身份极有可能就泄底了。这种情节可不是瞎编的。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在上海就处于这种境地。
　　何葆贞服毒后，按说必须送医院医治，但是这样有极有可能泄露刘少奇和她的身份。可是刘少奇还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把何送到了一个私人诊所。
　　　　
　　经抢救后，何葆贞转危为安。
　　但在和刘少奇分开后不久，何葆贞就被国民党杀害。
　　女人是感性的动物，她们的选择在很多的时候，是纯粹情绪化的反应。而不会充分考虑自己行为的得失。比如这次何葆贞选择和刘少奇分手，就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因为，作为刘少奇的前妻，这种身份，对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生活的何葆贞来说，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而在那种极其险恶的环境下，选择和刘少奇分开，在安全方面所受到的组织上的关注度，很难再和刘少奇在一起时完全一样了。
　　而类似的“嫉妒事件”也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的身上发生过。
　　1937年史沫特莱去延安访问，和她同行的还有一个美丽的中国女性——吴光伟。吴是作为史沫特莱的秘书和翻译。
　　年轻，漂亮，活泼，深受西方文化熏陶，这些都使吴光伟在当时的延安，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她还教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人跳舞，唱歌。给延安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氛。
　　毛泽东也经常和吴光伟在一起聊天。
　　这引起了贺子珍的极度不满。最后这种情绪终于爆发了。
　　一天，当毛泽东和吴光伟在屋里聊天时，贺子珍冲到屋里，和吴光伟大打出手。这使毛泽东异常尴尬。
　　这起事件的后果对贺子珍来说，是很严重的。因为这导致了她和毛泽东关系的彻底破裂。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机会和毛泽东重归于好。
　　这和何葆贞何其相似。但是贺子珍比何葆贞幸运的是，贺子珍是在大后方，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
　　而刘少奇和何葆贞当时所在的上海，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暗流涌动。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被追踪，被出卖。换句话说，死亡和你如影随形。
　　我们可以想象，在那种生存环境中，人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今天还是朝夕相处的同志，朋友，明天也许就要干掉你，因为不干掉你，你就可能干掉我。所有的人类个体的感情，在死亡，斗争和利益的压迫下都变得那么的脆弱。
　　当时在上海的秘密工作，都是由周恩主持负责的。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曾经在学校里和周恩来是好友的吴国桢，在电车上认出周恩来，然后过来相认时。周恩来断然否认自己的身份，这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在这段时期，周恩来还做出了一件让他痛心，和难于抉择的事——动手除掉了黄警魂。
　　黄警魂是什么人？
　　黄警魂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和陈赓一样。因为周恩来和黄浦的渊源，黄也是周恩来的好朋友。后来一直在周恩来领导的军事部工作，和周恩来的感情很深。
　　因为蒋介石用人的第一原则，就是要看是不是黄浦生。他的嫡系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黄浦生。所以对于黄浦毕业的学生，蒋总是以校长的身份，千方百计的拉拢利用。
　　对于这个黄警魂也是如此。
　　黄警魂在这个昔日校长的“循循善诱”下，再加上他此时正好在中共党内，因为反“立三路线”而备受打击。所以他下定决心，准备跟着“蒋校长”干了。
　　但是，在黄警魂付诸行动前，就被周恩来发现了。并且周恩来还搜到了一封黄警魂写给蒋介石的信。在劝说无效后，黄警魂被处死。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个人的感情，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周恩来是怎样发现黄警魂叛变的迹象呢？怎么搜出那封信的呢？其中的种种秘密，也许只有周恩来一人知道，
　　即时对于当时在上海的张国焘，这样的高级领导，周恩来也只是告诉他事件的结果。而对于其中详细的过程，绝口不提。
　　　　
　　
　但是张国焘对于周恩来的情报工作，还是会指手画脚。
　　比如埋怨周恩来不该任用贺芝华，情报工作的组织不够严密，等等。总之，张国焘对于周恩来的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的褒奖和肯定。
　　我觉得这对周恩来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在那时，是中共独立开展斗争的开始，在军事，情报，政治等各个方面都是摸索阶段。周恩来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有相当的规模，也很有效率的情报网络，已经是很难得了。足以证明周恩来的才具过人。
　　世界上很多事都是如此，站在一边说风凉话容易，但真的干起来，就知道有多难了。张国焘很多评价周恩来的话，就是属于那种“风凉话”。
　　无论是一个个体的人，还是一个组织，一个党，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都是一步步的慢慢成长，成熟起来的。都会有一个过程。
　　南昌起义后，中共开始真正的在武装上开始“自立门户”。贺龙也是在会昌战役后，正式加入中共的。
　　不过那时的贺老总，在生活习惯上还多少残留着“土匪”作风。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就提到了对那时贺龙的一些印象。描述了当时贺龙的某些方面，和其他中共干部的“不同之处”。
　　那时的贺龙经常会乘一个四人抬的轿子，所以他养着有十多个轿夫。并且他的伙食也是很讲究：能做中西餐。有专门的做中西餐的厨房。每天到宿营地，都会像办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
　　并且他当时的部队的架构，更有些家族色彩：他的第一师师长是他的兄弟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也是他当“土匪”时的班底。
　　据张国焘回忆，贺龙部队的纪律也很不好，有点土匪作风。并且和叶挺的十一军相处的不算融洽。
　　为了能从思想上影响，改造贺龙，当时的中共的主要领导，经常到贺龙的部队里找他谈话。到贺龙的部队里除了做思想工作外，还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的美味。
　　贺龙也会对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们，津津有味的讲述自己的“土匪”生涯。使一些很有“理论”，但是缺少“底层生活”的领导们很喜欢听。
　　贺龙还很有经验的总结了做“土匪”的一些心得。
　　比如他说，做土匪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机警和工于心计。他的手枪是24小时不离身。即使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上。这种高度的戒备状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条件反射，一有动静，就会不自觉的拔出枪来。
　　他行军时，也是时刻提防被别人暗算。所以每当行动，经常声东击西，迂回往返，使人摸不着头脑。
　　防范意识真是一流。看来“土匪”这种职业，也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深入骨髓的风险意识，是在残酷的环境中，逐渐培养出来的。
　　因为他们经历过无数的杀戮和背叛（贺龙的父兄就是被土匪蒸死的），所以他们知道要想生存下去，机警和心计是必不可少的法宝。
　　每个人的经历和成长环境，都会在他的性格中留下烙印。同样是做过土匪的张作霖，也是以机警和工于心计见长。看来能“搞出名堂”的“土匪”身上，会有一些相通的素质。
　　若干年后在延安，当中央开会讨论毛泽东能不能和江青结婚时，有些人反对。贺龙忽然站起来大声说道：作为一个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大不了的，谁他娘的再反对，我毙了他。
　　这多少还是有点土匪的草莽气。
　　 在会昌战役结束后，贺龙的入党仪式才正式举行。当时的仪式由张国焘主持。
　　在举行仪式时，贺龙很紧张，因为从他个人的经历和知识结构判断，要加入一个严密的组织，仪式绝对不是轻松愉快的，比如会不会要拿刀子割手指，或者有其他更严格的要求。
　　但直到仪式举行完，贺龙才舒了口气说，这种入党仪式比加入土匪和哥老会还要简单轻松。
　　从贺龙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在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运动时，共产党的组织架构，还有一些基本的党务，对很多人，甚至像贺龙这样的较高层次的军事干部，都缺乏了解。更别说当时一般的士兵和普通的老百姓了。
　　这可以说是中共领导武装的雏形时期。一切都显得那么稚嫩与不成熟。从情报的收集，到对敌人军队的分布，敌人的动向，还有本身组织的内部的联系，各种作战经验的积累，都还处于懵懂阶段。
　　甚至在紧急撤退的过程中，还要用轿子抬着革命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极大的影响部队整体的行进速度。尤其是当时任主任秘书的姜济寰，是一个大胖子，需要八个轿夫轮流着抬着他走。
　　这是逃命，不是度假，还允许你坐着轿子不慌不忙的走?这些慢吞吞行进的轿子，与“时间就意味着生死”的战争中的撤退，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这些都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部队所应该出现的情景。
　　在撤退的过程中，也充分暴露了一些高层领导作战经验的欠缺。
　　比如李立三在渡河去上杭时，并没有稍微认真的考察一下河的情况，也没有注意调查和询问一下渡河的基本常识，就想当然的自己全盘决策。
　　刘伯承说过，战争就是一项集体智慧，尤其是由参谋部搜集分析各种情报的环节至关重要。现实中的战争，好像和影视剧和小说里所描写的战争很不一样。因为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里的战争，凸显的都是某个军事家个人的英明神武。这不是战争的真实状态。
　　李立三显然没有刘伯承的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
　　他先封了一百多条船，然后雇了四百多个船夫。这是根据当时所需过河的人数和过河的时间所确定的。决策的这一步并没有错。
　　　　但是接下来，他就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开始“想当然了”。
　　首先，他不是让每个船夫都驾驶自己的船。李立三不了解这条河的水势和水流是很凶险的。所以要想安全渡过河，对船夫的驾船技术和经验要求都是很高的。尽量让每个船夫都驾驶自己的船，这样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技术水平。确保渡船的安全。
　　其次，他把重要的领导还有受伤的干部，交给那些最年轻力壮的船夫运载。因为李立三觉得，这样才能保证这些部队中重要人员的安全。
　　而把一般的士兵还有一般的伤病员交给那些稍上了点年纪的船夫。因为李立三觉得这些人，相对来说没有前者那些人重要。
　　也许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不公平，咱们共产党的部队不是讲求“官兵平等”吗？但是平等并不代表一样。在长征期间，朱德就特别注意保护干部的有生力量，因为他觉得只要有这些干部，党的部队的“骨架”就还在。所以他命令那些，也已经几乎耗尽生命能量的战士用担架抬这些干部，所以有的战士很有怨言。但是朱德还是坚持这么做。
　　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在战争中，平等已变成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效果”——能打胜仗就行。
　　可是李立三的这种部署产生的效果，却与他的初衷正好相反。
　　那些年龄大的船夫，都是些最有经验的船夫，都能驾驶着自己的船安全的驶到对岸，而那些年轻力壮的船夫，却大多在中途船翻落水，使一些部队中的那些重要的干部也跟着遭殃。纷纷落水遇险。
　　不但造成了某些干部的伤亡，船夫还要求赔被损坏的船。
　　原来驾驶这种人工船，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活，经验和技术比单纯的力量，更有安全保障。这些都是李立三所不了解的。
破仑曾经说过：将军不应该靠想象来描绘情势，他的情报应该像望远镜的透镜般清楚。
　　打仗这种活，看来不是随便谁都能干好的。这里面还真是挺有有学问。
　　在撤退的过程中，朱德和周士第被阻隔在三河坝，在主力被击溃的情况下，只能带领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人是够少的。但是能量却未必小。
　　这一千多人中，有很多在叶挺教导团，受过很好政治和军事训练的人。也有黄埔军校的学生。这些人的能力和军事素养，都是这支部队能够发展壮大的最有力的保障。
　　干什么都需要人才，打仗这事也不例外。
　　中共最有军事能力的两个人，此时就在这千余人中。这两个人后来成长为独挡一面，极富作战能力的军事将领。
　　这两个人是谁？
　　粟裕和林彪。
　　这时的粟裕和林彪还是籍籍无名。
　　朱德和陈毅领导这支在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在打游击的过程中，不但没被消灭，还逐渐壮大起来，后来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在这种逐渐壮大的斗争过程中，朱德深刻的意识到“干部”的重要性。
　　“干部”就是骨干，精英，人才，是军事能力和政治素养的孵化器。也是部队作战能力的放大器。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朱德在长征结束后和他的一些谈话，充分表明朱德对于干部重要性的认识，我们上文中稍微提了一下。下面引用一段张国焘回忆录的原文，以便能更透彻，更准确的反映朱德的这种思想。
　　　　
　　“他（朱德）说到这次长征中一方面军能保持大部分的干部是不幸中之幸，这似又冲淡了他悲观的心情。一方面军在云贵一带，遭受敌军追击，保存干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士兵，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的妻子。朱德不顾战士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的做法是有成绩的。现在一方面军中，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因而朱德觉得一方面军岁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引自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决策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而是和决策人的经验，经历和知识结构都密切相关。
　　也是情报分析学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
　　和朱德在一起的陈毅，极擅长做政治工作。而成功有效的政治工作，可以为军事行动提供强大的助力。
　　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井冈山上形成的“黄金组合”，逐渐发展成中共部队的核心力量。
　　这种核心力量，不是单纯体现在部队人数的多少上，而更多的是体现在逐渐成熟的军事和政治方针上。
　　方针路线对头，人数会越来越多。所谓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反之，即使有千军万马，也会迟早被败坏的精光。
　　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到陈独秀，都可以反证，错误的政策对于初期的中共是毁灭性的。
　　我们再说一下张国焘和李立三的撤退路线。
　　朱德和陈毅的部队是帮张国焘和李立三殿后，而周恩来带领部队为他们开路。
　　所以李立三和张国焘率领的革命委员会各机构，是在撤退中的中间位置，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这是最安全最有利的位置。-
　张国焘和李立三等在汕头短暂停留后，又脱离部队逃往香港。
　　此后，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郭沫若等也迅速的离开部队，转移到香港或者上海。此时最苦、最危险的要数朱德和陈毅了。因为他们被隔离在三河坝。这也是这次南昌起义留下的唯一一点火种。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处在异常困难中的部队也是哗变、逃兵增多、背叛的高发期。这也是最能检验一个部队将领，操控部队能力的时候。
　　在被围困的的朱德部里，一开始逃兵非常严重，甚至是一个班，一个连集体逃跑。这时的朱德和陈毅，经常会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边走边高声演讲，以鼓励部队的士气。
　　姜还是老的辣。
　　粟裕说，那时如果没有朱德，队伍早就散了。
　　也许历史上的朱德，更多的被毛泽东的光芒所笼罩。但是朱德高超的军事素质，同样的不容置疑。
　　据这时在队伍里的粟裕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林彪，甚至也开了小差。但是当林彪和三四个人试着脱离队伍后，发现沿途地主的挨户团，对可疑人员查的非常的严，看来想脱离部队，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后来又跑了回来。
　　这倒也符合林彪投机的性格。
　　但是部队在朱德的成功操控下，最终还是留下了骨干力量。
　　朱德这种职业军人，不光是指挥水平比李立三，瞿秋白要厉害成熟的多，自己在战场上还能提枪亲自加入战斗，身手也不含糊。
　　比如，当朱德带着部队，遇到一面地势险要的悬崖时，悬崖上的敌人，发挥居高临下的火力优势，阻断了部队前进的道路。
　　本来这种战斗，朱德完全可以坐镇指挥。找几个尖兵，从侧面扯着藤萝攀上悬崖，进攻敌人的后方。
　　但是，朱德选择了自己“亲自动手”，他带几个战士，攀上悬崖，从后面袭击，扰乱敌人，以配合部队的正面进攻。
　　朱德的这一举动，极大的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最高领导都敢冒这种险，那没说的了，冲吧!
　　当粟裕从正面冲上悬崖时，看着他们的这位首长，手里拎着枪，神采奕奕，并且毫发无伤。
　　值得注意的是，朱德和毛泽东一样，虽身经百战，但身上没有因为战斗留过一块伤疤。我想这除了运气以外，还应该有个人的机智，老练和智慧在起作用。
　　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由于当时二十八团团长林彪的突然撤退，把中直机关的朱德和陈毅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形式万分危急。
　　国民党的部队一看，有五个拿冲锋枪的护着一个人，就判断这个被护着的人，肯定是共产党的大官。于是便死追不放。幸好这冲锋枪的威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暂时还能压制住敌人，但是老这样追的话也受不了。
　　但是朱德冷静的让这五个人散开，自己只带一个警卫员，向不同的方向跑。终于成功逃脱。
　　能在生死瞬间的战场上反应这么快，处理的这么得当，这相当的有水平了。顺便说一下，当时林彪是28团的团长，而粟裕是28团的一个连长。是林彪的部下。
　　朱德的军事资历还是比较深的，这种军事资历的深，不但表现在作战经验丰富上，还反映在人际关系上。
　　就在朱德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他遇到了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范石生。但这次相遇是在战场上，私人关系虽是同学，但是政治关系却是敌我。
　　这时候如果开打，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
　　以朱德和陈毅的智慧，他们知道怎样处理才是最好的选择。
　　范石生属于滇系。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很受蒋介石嫡系，还有桂系的排挤。综合分析这些情况后，朱德和陈毅决定还是努力争取一下，尽量“以和为贵”。
　　这个范石声还真够意思。
　　不但没打，还供吃供喝，让朱德的部队舒舒服服的把冬天度过去了。当然，这事不能明目张胆，应该是偷偷摸摸的。朱德在范石生这里用的是化名王楷。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肯定在范的部队里也有很多耳目，这些情况还是没有逃过蒋介石的信息网。
　　蒋知道后，严令范立即解除朱德的武装。
　　朱德没有白交范石生这个同学，范竟然违令，把朱德放走了。所以不得不说，朱德欠了范石生一个很大的人情。
　　但是后来朱德带领部队打郴县时，第一仗就不得不和范石生的部队开战。粟裕在回忆录里说，朱德当时很不高兴。
　　朱德心里当然很不是滋味：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范石生拔刀相助，现在却要打人家。粟裕也觉得这样做，政策上有点不合适。
　　那这种命令是谁下的呢？是毛泽东，还是集体讨论后不得不执行的决定？或者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
　　　　
　我没有查出来。
　　有时，历史越看不清，越有吸引力。
　　不过范石生也不是不堪一击。范石生在先撤退后，又在夜里进行了顽强的反扑。当时在最前线的是28团一营。有点顶不住了，连忙向旁边的二营求救。
　　但是可恶的二营营长袁崇全却见死不救，按兵不动。在这次战斗不久之后，这个袁崇全就叛变了。这种蒋介石部队的作风，恰恰反映出袁崇全，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素质，这使他后来的叛变行为显得也并不突兀。
　　实在没办法了，那只能像团部求救了。
　　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当这份紧急战报送到团参谋手里时，这位团参谋正在清点战利品，他竟然没有看这么紧急的战报，而是顺手把它放进口袋里。继续陶醉在清点战利品的喜悦中。
　　从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到那个时期，某些军队的干部军事素质，确实不怎么样。军中无小事，尤其在战斗中。每条信息，也许就关乎很多人的生死。
　　不是为这个参谋辩护：战利品，那时对中共部队的重要性，确实超乎想象。
　　因为井冈山时期，中共部队的弹药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敌方。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对于那时的井冈山的战士，这不只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口号，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每次只能通过歼灭战，才能得到对方的武器。可见，中共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据粟裕回忆，那时每杆枪只有三发子弹，最多的也只有五法。
　　这三发子弹怎么打？而且不但要打，还要打出效果。什么效果？就是不但要打跑敌人，还要能抢到他们的武器弹药。
　　这真算是高难度。
　　这三发子弹怎么打，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力？
　　一般是这样打：首先，把人员集中起来，选好最佳时机，一起先放两发。因为只有这样集中的打，才能形成火力，给敌人造成威胁。要是这个放一枪，那个放一枪。这样零零散散的放，既浪费了子弹，也不能构成有威胁的火力。一共才三五发子弹，浪费子弹就真的算是浪费生命了。
　　这最后一发子弹只有在追击时才能打。
　　所以那时候，部队对于士兵的枪法佷注意训练，每天都要练“单手无依托举枪射击瞄准”。粟裕也是在这个时期，锻炼出了很准的枪法的。他能单手举枪二十分钟。
　　1950年，粟裕在苏联养病时，和疗养院的一名按摩医师比起了握力。我们知道按摩师手上的劲一般都很大，尤其是俄罗斯人的体格都很棒，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地方，还能光着膀子喝伏尔加。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个按摩师的握力也该是很大的。但是粟裕和他战了个平手。这时的粟裕已经是四十多岁了。
　　看来这些实战派虎将不但指挥能力一流，自己本身基本的军事素质也很高。
　　井冈山的战士们不但弹药严重不足，吃和穿也很艰苦。
　　喝得最多的是南瓜汤，这玩意喝多了容易便秘，所以战士们经常互相用树枝帮着掏大便，不然就拉不下来。
　　穿的也破烂不堪，远没有今天电视里的所谓的“丐帮”体面。
　　有一次，粟裕弄了块白布，很高兴，就决定自己做衣服。白颜色穿着不好看，尤其是打仗时，也容易吸引火力，所以决定先染色。怎么染呢？山上什么都缺，包括染料。粟裕还是挺有主意的，他用锅灰煮。
　　这一煮，成灰色的了。虽然灰的不好看，但总算有点颜色了。
　　接下来还得自己裁剪，自己一针针的缝。
　　粟裕以前没做过裤子，怎么裁剪？部队里全是大老爷们，又没裁缝。不过这还是难不倒粟裕。
　　他把自己穿着的裤子脱下来，然后拆开摆在地上。这样一来，就知道这裤子到底是怎样剪裁的了。参考着“样本”剪裁完，然后他把两条裤子，分别都缝了起来。
　　就一切ok了。
　　典型的逆向思维。这件事虽然很小，但是我们好像也能感到，粟裕确实是个智商很高的人。
　　在这么艰苦的生活中，得到战利品就比过年还要高兴十倍。
　　但是，对于那个团参谋来说，你高兴归高兴，可以理解，但是不应该忘了打仗这大事啊。
　　　　
　　
　看来这个团参谋的军事素质确实不怎么样。
　　不过此时，在28团任连长的粟裕，却是初露峥嵘。显示出他不凡的战场操控力。
　　在这个期间的七溪水岭之战中，粟裕，这个当时的小小的连长，却创造了一个奇迹：只带着三个人，就缴了敌军的100多条枪。
　　在战斗中，粟裕领着士兵往前冲。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在井冈山的期间中，特别注重实战技能的训练。训练一切从实际出发，除了对于枪法的训练外，还有重要的一项就是爬山训练。
　　　　因为这种山地战，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完全取决于战士在山地运动的快速性和持久性。就像踢足球，要有基本的体能作基础。跑两步就累得呼呼只喘粗气，那么所有的技术和战术都无从谈起。
　　所以爬山训练是极其必要的。
　　每天早上天一亮，所有的士兵都必须冲上山顶，然后在山顶停几分钟后，再冲下来后才开始吃早饭。
　　这是每天的必须课。这种训练也很重要。因为中共士兵的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都比国民党的部队差很多。只能在加强士兵素质，和提高自己的作战能力上下功夫，才能胜仗。
　　粟裕冲上前面的一个山头时，回头一看，有点吃惊：跟着他这个连长上来的只有九个人。大部队还在后面，没跟过来。而这九个人要面对前面的一百多名敌军。
　　怎么办？
　　在险境中有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是所有著名的军事将领所必须具有的素质之一。粟裕这时的头脑极其冷静。
　　他先留六个控制制高点——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占据了制高点，就会在战斗的火力比拼中，占了很大的优势。使自己在战斗中变得更主动。
　　然后粟裕又带着仅剩下的三个人，接着追击一百多敌军。这样做真的需要勇气。
　　兵败如山倒，这一百多人现在顾不得细看后面形势，只是一味的逃命。不过看来国民党部队士兵的山地机动能力，确实比不上红军。
　　粟裕带着另外三个人，竟然把这一百多国民党士兵围在一个小山凹里。
　　这时，在远处制高点上的司号员，也很是机灵，他虽然不太清楚这边的具体情况，但是他好像知道，此时自己最应该做什么：吹响冲锋号，然后打起红旗。
　　被围在山凹里的一百多国民党士兵，真的被这激昂的冲锋号声给震住了。也给弄懵了。
　　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这些士兵乖乖的放下了手中的枪。但是粟裕这方面只有四个人，无论如何也没能力收这一百多条枪。
　　可是又不能在这种状况下，等着后面的部队上来，因为战场上的形式瞬息万变。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就会引发很多不必要的危险出现。比如这些士兵把枪放在地上后，如果稍有停顿，他们就会有时间观察，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如果等他们发现，其实真正围住他们的不过只有四个人，那就坏了。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一百多个人遇到的人是粟裕，一流的战场反应能力，一流的机智果断，这些都是战胜对手最有力的武器。
　　粟裕接着用自己的智慧，和这一百多个手持武器的国民党士兵继续博弈。
　　他没有给这些慌乱的被围敌军一丝喘息的机会，接着下来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命令：每个人把枪托卸下来扔在地上。
　　没办法，照做吧。
　　枪托卸下来，想打枪也打不了了。
　　这下倒好，不但被人家缴了枪，并且还得给人家当搬运工，这没有枪托的抢，还得自己背着，给“共匪”送过去。
　　粟裕在说起这次的经历时，用一句话评论：两军相逢，勇者胜。
　　我想这句话改成“两军相逢，智勇者胜”，因为光有勇还不行。“智”的因素也很重要。我们在这次“以四当百”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作战智慧的含量也很高。
　　　　
　打仗是绝对是一门非常复杂的技术活。天时地利人和，哪一项有误差，都直接影响战争的成败。
　　正如我们上文中曾经提过的，粟裕在作战时，有时计算的及其精准。比如有几百人过桥，他会计算队伍中每个人的间距，还有桥的长度，还有队伍的大概行进速度等等，因为这些因素，都能决定什么时间，才是发动袭击的最佳时机。
　　我们可以拿南昌起义中的一场战斗为例，从现代军事知识角度解析一下，看看战斗中所需要的技术含量。
　　同时也可以对比一下，对于战争中同样的问题，当代的部队，具体说是美国的特种部队是怎么解决的。
　　这次战斗的中，共产党方面的总策划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刘伯承。参加战斗的是贺龙部，还有叶挺部。
　　这种阵容，也是当时中共军事战斗中的最强组合。国民党方面是钱大均部。钱部也是国民党中一支极富战斗力的部队。因为钱部的中下级干部，有很多是黄埔生。这和叶挺部的部队组成很相似。
　　简单的说，刘伯承原来的计划是：由贺龙部正面和钱部作战，同时，叶挺部从右翼进攻。简而言之，就是贺龙和叶挺，同时从不同的方向进攻钱大均部。这个计划本身很完美，也很合理。
　　但是意外发生了。
　　当贺龙部和钱大均开打时，叶挺的部队没能按计划赶到。
　　打个比喻：这就像两个人约好，一起揍一个很能打架的流氓。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另一个人没能按时到约定地点，但是流氓已经到了，所以先赶到的人，不得不单独先和这个流氓打。这是一种很糟的局面。
　　贺龙的部队单独和钱大均的部队打时，损失很大。
　　后来虽然叶挺的部队赶到，但是这时，贺龙的部队已经被钱大均的部队，消耗的很厉害了。所以钱部可以集中精力，接着和叶挺的部队打。
　　两个部队同时进攻的优势没有了。有点被钱大均部各个击破的感觉。
　　所以叶挺的部队在作战中，打的也非常艰苦。可见钱大均部凶悍的作战能力
　　在会昌城下，叶挺部和钱大均部展开肉搏战时，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双方部队的中下级干部，很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但彼此认识，而且有很多还是儿时好友。在黄埔时，他们有的是同队同班，或者在部队是同营同连。
　　但是在此时的战场上，他们成了水火不容的仇敌。要面对面肉搏。
　　在肉搏中，竟彼此叫着对方的小名或诨名对骂。这边骂“中共为什么要造反？”，那边也骂“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边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掉泪。
　　同是黄埔毕业的陈赓此时也在战场上，他看到这种情形，也不免感到心酸。但是作为团参谋的他，知道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不能让感情控制自己的理智。所以还要硬起心肠，下命令要部队毫不留情的冲杀。
　　这一次苦战，中共损失惨重，没有能力继续追击。
　　返回来假设，如果叶挺部能按计划准时到达的话，绝不会有这种糟糕的结果。
　　那为什么叶挺部没能按计划按时到达呢？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刘伯承得到的关于路程的信息，和事实不符。
　　刘伯承得到的情报是，这段路程有一百一十里，但是实际上有一百五十里。就是这种误差，使战争的结果截然不同。真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所以在战争中，准确计算出一个部队到达战场的时间，是极其重要的。时间的计算误差，在战场上造成的损失，有时会是毁灭性的。
　　那么现在的美国特种部队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们的方法很科学。
　　他们每个分队都有一个记程员。
　　记程员都是经过特殊的训练，他们的步幅能保持不变。就是在行军的过程中，他每步的跨越的距离都是一样的。并且没走一百步，就会把一粒石子，从一个口袋丢到另一个口袋。所以只要数一下他口袋里的石子，就能准确算出队伍走过的距离。
　　或者他们没走一百步，就会在绳子上打个结。这也是一种计数方法。当然，在平原上保持步幅一样比较容易，但是在山地上，还要保持每步的步幅一样的话，就比较难了。非得经过特殊的训练，才能做到这点。 　　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不但武器设备进步了，作战中各种“软的技术”，也变的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合理。
　　比如现在战斗中，对一些伤口的应急处理，部队在培训中，会传授给士兵很多有效可行的方法。
　　曾经一个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个退役的军人，曾经给我讲过他在战场上的经历。他说在猫耳洞里时，在一阵枪炮声后，他忽然听见旁边的战友痛苦的低声说：我受伤了。
　　但是这是在战场上，在黑暗的光线中，旁边的战友只能用手，在那个受伤的士兵身上慢慢的摸索，以便感觉一下伤在哪，而决不能用手电或者别的什么照明设备。因为即使发出一点光亮，就无异于把自己变成敌人枪炮的活靶子。
　　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受伤后不一定就能立即得到救治。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在和平环境里那样，一受伤，就可以直接打电话叫急救车。所以虽然有的士兵的伤并不是太严重，但是由于没有及时的救治，结果还是死掉了。
　　这样，在战场上的自救就显得异常重要。
　　在受伤后，最重要的是要清洗伤口。肥皂是很好的抗菌剂，可用来清洗伤口。这种日用品，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另外，最好是用热水清洗伤口，如果实在没有热水，可以用人的尿液。
　　这好像和咱们一般人的常识不同，因为我们大部分人觉得，人的尿是肮脏的，用来清洗伤口，不是更容易引起感染吗？
　　所谓的常识不一定正确。
　　其实，尿液是无菌的，不会引起感染，并且尿液中的尿酸还有助于杀菌。
　　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除了陈毅朱德带着部队去打游击，最后和毛泽东在井冈山回合外，其他人如周恩来，叶挺，刘伯承，张国焘，还有李立三都分别逃往上海或香港。
　　他们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应该说比毛泽东和朱德要舒适很多。
　　就在1927年10月5日夜间，张国焘和李立三等，乘一艘渔船逃往香港。张国焘躺在船舱里，还有点抱怨“这次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要是他想想现在，仍在被国民党部队围追堵截的朱德，他应该知足了。
　　在第三天的清晨，张国焘一行，在香港的铜锣湾登陆。
　　当几个人走在香港的街头时，显的很扎眼：几个人因为几天没刮脸，显的胡子拉碴。身上的粗白布衣服变的破烂不堪，已经脏的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
　　王凡西曾经评论张国焘说：张的学养不如瞿秋白，也没有周恩来的才干。
　　我们可以从张国焘在香港的种种表现，判断他的确在现实的斗争中，缺乏经验和老练。每个人最后的失败，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造成的。张国焘最终的失败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他种种性格上和能力上的欠缺，决定了他的命运。
　　张国焘虽然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但似乎没忘了“摆谱”。
　　他们几个人买了很多报纸，并且在街头上穿着这身“乞丐服”边走边看。这种行为和他们的穿戴极不相符。
　　这还不算，他们几个穿着这种衣服，竟然去了香港的著名的大东酒店，并选了一个大房间，这种穿戴像乞丐的“乡下人”却派头十足。想不引起注意和怀疑都难。
　　这样幼稚的做法，怎么想也不应该是当时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应该做的。
　　而此时，这些行为很“突兀”的人，很快引起了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这些特务的工作效率还挺高，很快弄清了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和姓名。
　　原来是“几条大鱼”。
　　所以国民党的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成，马上亲自带人紧急赴港，想会同香港当局迅速的抓捕张国焘这几个人，且抓住后要马上引渡。
　　而这一切，张国焘他们几个还蒙在鼓里，贪婪的在旅馆里豪华舒适的床上，香甜的睡着。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有不少对周恩来的无端的指责。不过他应该感谢周恩来，这次要不是得益于周恩来建立的有效的情报网，也许香港就是张国焘的“落网之地”。
　　因为这时，中共的情报工作是有周恩来主持的。
　　张国焘这天晚上九点就躺在床上，沉沉的睡去。大概在夜里十二点左右，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们几个从睡梦中惊醒。
　　他们几个赶紧爬起来开开门，原来是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着急的催促他们赶紧撤离，一分钟都不要耽搁，因为广州方面抓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看来中共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是到位。
　　他们出来后，这个负责人还是比较有经验的，没有立即带他们去中共交通的接待机构。而是现在街上，拐弯抹角的走了一阵，确定后面没人跟梢后，才走向目的地。
　　　　
　　 　　他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中共在香港的交通站。可见当时中共的秘密联络机构，渗透能力还是相当强的。
　　有组织的地方就有饭吃。
　　人类最厉害的能力就是有“组织”的能力。在原始社会，人们通过“组织”的团结协作，可以杀死任何遇到的最凶猛的猛兽。
　　每个人的力量总是弱小的，只有把每个人的特长融入到组织中，然后再分工合作，这样有组织的团体，就会产生惊人的能量。
　　而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搞“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对此就深有体会。
　　　　共产党组织的纪律，团结，信念，对斗争经验的总结，还有凝聚力，都是中国任何一个政治团体的组织，所不能比拟的。
　　对于张国焘李立三，这些亡命天涯的当时的中共高层领导，正是有了中共建立的这些严密的组织网络，他们才有了避难所和“加油站”。在他们最危险，最潦倒的时候，给他们最有效的帮助。使他们能继续生存下去。
　　这个中共在香港的交通站，夹杂在普通的住户中，所以这个负责人，要求他们不要高声讲话，并在商量事情的时候，最好用打牌来掩饰。
　　接着这个年轻的负责人（据张国焘回忆，这个负责人只有二十岁左右），面对这些几乎是最高层的领导，毫不客气的指责说，像他们这种形象，本来就不应该住大酒店。并警告张国焘，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该设法立即躲避，而不能贸然的上去打招呼。
　　这个年轻人真称得上是“少年老成”，斗争经验成熟而丰富。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我也许手头的资料太少，没能查出来。
　　不过确实称得上是个人才。
　　至于警告张国焘李立三，不要随便联系以前的朋友同志，其实这个年轻的负责人也许不知道，张国焘和李立三，在这次刚来到香港时，就去找了曾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的彭泽民。
　　看来这些不应该出现的低级错误，被张国焘和李立三，一个不落的全部犯了。
　　在那种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作为高层领导，连这点基本的斗争经验都不具备，不能不说他们斗争素质的缺失，也许他们重视的仅仅是书本上的那些理论，却对现实了解的不够透彻。
　　后来李立三不顾当时中共力量的弱小，一味命令频繁的暴动，使中共好不容易建立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也不能说是偶然的，由于李立三对现实斗争和当时的现状，缺乏深刻的认识。势必会犯这样的错误。
　　不过张国焘虽然被这个年轻人训斥一顿，觉得很不爽。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这些还是非常合理的。并对张国焘接下来的行为，产生了影响。
　　在香港住了几天，张国焘从香港坐船回上海。
　　这个年轻的负责人想的很是周到，他给张国焘准备好钱，必用的生活品，还有船票。
　　张国焘躺在船上的床铺上，他这次的警惕性明显的增强，因为他为了避免别人看到，找了一个三层高的铺位。
　　还没开船，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在张国焘所在的统舱内。
　　很可能是那个年轻负责人的话起了作用，张国焘并没有坐起来，去和熟人打招呼，而是依旧静静的躺在铺上。
　　后来他才分辨出，那个熟悉的声音，是一个自己熟悉的船员，叫“朱缺嘴”。
　　张国焘这样做是十分明智的，因为这个朱缺嘴在这条船上，和几乎所有的船员都很熟，并且这个人喜欢喝酒，一喝醉了，嘴就没有把门的了。如果张国焘贸然和他相认的话，很难保证不会横生枝节，出现不必要的危险和麻烦。
　　那个年轻负责人的几点建议和原则，对于张国焘的来说，此时真的用上了。并且用的恰到好处。
　　但是从香港到上海，张国焘在船上呆了三天。
　　这三天里，只有等朱缺嘴睡着或者离开，张国焘才敢起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要玩命，要流血，要随时准备面对死亡。即使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等所有的高层领导，危险也和他们如影随形。
　　在中共内，极有组织和宣传能力的恽代英，被捕后，本来被当作一般的共产党员，关两年后眼看就可以出狱了，但恰在这时，顾顺章叛变，向国民党高密恽代英的真实身份。致使恽代英最终还是没有逃过一劫。同样因为顾的叛变而死的，还有在香港的蔡和森。
　　更可怕的是顾顺章的老婆，兄嫂，岳父母等亲属，都在中共特科做相关工作，或是做饭，或是负责采买等杂务。所以这些人，对于当时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构，有相当的了解。
　　他们也和顾顺章一样，走到了叛变的道路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周恩来带领中央特科的红队（中央特科专门负责清除叛徒的机构），把这一家几口，全部除掉。这就是所谓的“顾顺章灭门案”。
　　但是出于人道主义，放过了顾的年仅九岁的女儿，还有顾十二岁的小舅子。因为孩子是无辜的。
　　斗争是残酷的。有时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你死我活，或者你活我死。
　　张国焘的弟弟张国蔗被捕后牺牲。
　　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在莫斯科被迫害发疯而死。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被盛世才杀害。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乔年，陈延年相继被蒋介石杀害。
　　据周恩来回忆，他和邓颖超也曾生过一个儿子，但是当时正在做秘密工作，条件艰苦，孩子在生的时候，由于脑袋过大，发生难产，婴儿的头部被医生的镊子损害，没能活下来。周恩来后来回忆时，很是伤感。
　　这就是革命。所以描述革命的最好的词语就是，流血，牺牲，信仰，坚强。这些词离我们现代生活很远了。
　　据科学研究，现在男人的精子数量，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男人的一般，看来人类在某些方面正在退化。其实退化减少的不仅是精子数量，还有我们的精神力量。
　　有吃，有穿，不会每天就面临死亡的威胁和危险。但是很多人却患了忧郁症，很多人过的也并不快乐。
　　宁当太平犬，不作乱世人。这是那些每天朝不保夕，在乱世生活中人的最大愿望。人总是有愿望，但是实现了的愿望都会变了味。
　　重温历史，让我们能够了解，人类生命和精神的潜能有多么的强大。这种潜能一旦有了信仰，目标的激活，人就会变得勇敢，智慧，能量巨大，活力无比。
　　　　
　　张国焘安全达上海后，重新开始了需要隐蔽躲藏的“地下生活”。
　　当时在上海主持秘密工作的周恩来，责任异常重大。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就在上海。所有最高层领导的安危，和日常生活，完全仰仗周恩来在上海建立起来的秘密网络。
　　看一下张国焘的履历，我们就会发现，张应该还算是“学院派”。
　　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曾积极参与“火烧赵家楼”。
　　　　
　蔡元培也许没想到，在他主持北大期间，中共后来两个重量级的人物，都在当时的北大生活学习过。
　　　　一个就是出现在这次“五四”游行队伍中的张国焘，蔡元培一开始曾试图阻止这次游行，但是被这些热血沸腾的学生推开。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有张国焘。
　　还有一个中共不可或缺的人物，在这次游行的前几个月，还在北大图书馆打工。这个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图书馆里，每个月只领八元工钱的青年，就是毛泽东。
　　蔡元培，作为前清曾经参加过“殿试”的翰林，后来却成了革命党，并开北大一代风气之先，使北大成为中国人才和现代思想的孵化器。
　　在北大学生运动中很活跃的张国焘，正年轻气盛。
　　他甚至有一次，没有经过通报和提前预约，便和好友许德珩，直闯孙中山的住处。并和门前阻拦的卫士发生争吵。以致于惊动孙中山，问明情况后，孙准许张国焘他们进来。
　　见到孙中山，许德珩劈头盖脸就对孙说：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于普通人接触。
　　这就多少有点不通情理了，孙中山要是什么人想见都能见的话，恐怕早就被政敌干掉了。再说这么一个名人，想见他的人多了，要是谁想来就来，那孙中山也就没时间吃饭、睡觉、工作了。
　　孙中山很有一个现代领袖的气质和修养，面对这几个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都很幼稚的青年学生，竟和他们耐心谈了好几个小时。
　　后来，孙中山还约张国焘单独见面，认真听取这个年轻人，对革命和中国现状的认识。
　　从张国焘的这些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属于“精英知识分子”一类的人物，在理论上也许很有修养，但是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就没有毛泽东这种很有“底层经验”人，认识的深刻了。
　　　　
　　张国焘从香港回到上海后，由于他在党内的地位，被安排住在一所条件很不错的公寓内。在这所公寓里住的还有刘少奇何葆贞夫妇。
　　虽然物质上暂时还不错，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每时每刻都会出现的危险。
　　比如一天黄昏，张国焘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内谈事情，忽然何叔衡突然跑进来，气喘吁吁的告诉他们，他和另外几个同志在街头从事宣传时被捕。并且在审问时，由于何叔衡长的很像迂腐的老学究，所以他们对何好像不太在意，何叔衡也顺水推舟，为了使自己的形象更像“迂腐的老学究”，他开始向审问他的人，大讲孔夫子的道理。可能是捕房觉得，何叔衡这种人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所以就把何给放了。
　　在听完何叔衡的讲述后，张国焘李维汉还算有点经验——至少比这个何叔衡有经验——他们判断，这是捕房的“欲擒故纵”的诡计，他们把何叔衡放了，然后偷偷的跟踪他，希望通过何叔衡，找到“更大更多的鱼”。
　　这个何叔衡不但只是看起来迂腐，他的这种做法也真的是够“迂腐”的——你也不看看后面有没有盯梢的，就急急忙忙往“家”跑。使自己成了敌人的“线人”了。
　　张国焘和李维汉赶紧烧掉文件，不到五分钟，迅速的从公寓出来，分头撤离。这样做是很明智的。
　　我猜测，这些在上海的高级领导们，肯定也接受了各种怎样躲避追捕和跟踪的培训，还有对各种紧急情况的处理。
　　因为从张国焘此次的表现来看，比他在香港时，显得专业多了。
　　张国焘走出这条弄堂，迅速的跳上一辆人力车，然后指挥车夫拐弯抹角的向前狂奔，而不是走直线。
　　这是甩掉跟梢的基本常识。
　　在路灯下，张国焘发现，果然后面有辆人力车一路紧跟，很难甩掉。
　　张国焘接着又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向人多的地方跑。
　　然后在拥挤的人群中跳下车，混进人群里，“东钻西闪，企图脱梢”，就这样，一会疾走，一会乘车，和跟踪者玩了几个小时的“捉迷藏游戏。”
　　最后，张国焘觉得已经甩掉尾巴了。寓所是不能回了，只能到旅馆住了。
　　但是当他走进一家旅馆登记时，他感到在账房的旁边，站着一个很可疑的人，但是张国焘不动声色的填写入住登记，然后交房费。接着满不在乎的交茶房送水。然后把大衣和帽子脱掉，装着去厕所。
　　他从另一个楼梯下来，经过旅馆的门口柜台时，他发现那个可疑的人，正对着墙打电话（因为电话按在墙上），张国焘赶紧趁机溜出来，然后跳上一辆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疾驰。
　　够险的。
　　张国焘之这次之所以能够成功逃脱，除了他自己的机智，和正确的逃脱方法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他身上带着钱。
　　这好像是废话，但是请设想一下，如果张国焘身上没有必要的钱，他就没机会乘坐任何交通工具，也没办法和盯梢的旅店周旋。
　　这一点对于成功的逃脱很重要。
　　逃脱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比如，当你被一群人围住的时候，最好、最有效的逃脱办法就是：找比如椅子，或者其他能触手可及的物品，对着你的“包围圈”抛出去，然后紧随这种抛出物往外冲。这样逃脱的成功率会大很多。
　　还有，当在后面有一群人追你时，你尽量要在街道的中间跑，而不是沿着边上跑，那样你很容易被逼到角落里，想脱身就难了。
　　在泥泞的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逃跑时，尽量不要跨太大步，因为那样容易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