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新思域1.0t动力怎么样:绝版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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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版颐和园（上）
1998年12月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二届全会上，颐和园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讨论正在紧张地进行。一名越南籍的评委举手发言：“我不反对它入选遗产，但是委员会给出的第三条评价是不是已经达到极致了？”
听到这番话，时任颐和园总工程师的耿刘同有些坐立不安，参加过多次世界遗产评选的他心里很清楚，这第3条评价世界遗产委员会确实不轻易用，之前故宫评选都没能得到这个评价。耿刘同至今仍清楚的记得当时会场的寂静，不一会儿，大会主持人用洪亮的声音说：“我们去考察过两次，毋庸置疑，它的确配得上这个评价。”如今这条评价随着颐和园的申遗成功已成定论，成为颐和园的至高荣誉之一——“以颐和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是世界几大文明的有力象征。”
尽管世界遗产的申请是以光绪时期修建的颐和园为样本，但耿刘同仍然强调，是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赋予了它“仙风道骨”，在某种程度上清漪园的艺术成就甚至要超越颐和园。而清漪园是乾隆时期修建的，乾隆本人就是它的总设计师。从某种意义上说，乾隆的高度，决定了清漪园的高度。
乾隆为什么食言
两个半世纪前建成的清漪园，与人们耳熟能详的颐和园相比，听上去已经有些遥远。而1860年发生在那里的一场冲天大火，更像是一道屏障，加大了了解她的难度。乾隆，这个在历史研究中颇受关注的君王，究竟为何要建造这样一座园林？
上世纪70年代便开始了对颐和园历史进行研究的清史专家王道成，提到了乾隆修建清漪园之前的一个有意思的承诺：乾隆九年（1744），在修缮完圆明园后，乾隆写了一篇《圆明园后记》。在这篇文章中，他踌躇满志地夸耀圆明园是如何的规模宏敞、丘壑幽深、草木清佳、楼殿巍峨，实在已经达到皇家园林的极致境界，并声明自己从此之后就不再修建新的御苑了，同时也告诫后世子孙应该满足于已经有的这份遗产，而不要再劳民伤财另建其他园林。但仅时隔6年，乾隆便公然自食其言，开始修建清漪园。
1750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黑色的年份。从这年的年初到年底，全国从南到北有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自然灾害，水灾、旱灾、冰雹纷至沓来，年底西藏又发生了叛乱，简直是祸不单行。不过，这接踵而至的坏消息，似乎并没太影响39岁的乾隆皇帝的心情。因为在这一年的3月，他颁布了一条看似与帝国的国计民生毫无关系的上谕：把北京西北郊的瓮山改名为“万寿山”，把瓮山旁边的西湖改称“昆明湖”。这条上谕悄悄地向朝野传递这样的讯息——乾隆在频繁应付救灾工作之余，已经在悄悄安排其精心筹划已久的大型园林工程清漪园。
乾隆的这一项计划立刻引起了诸多臣民的私下议论。在他们看来，皇帝在灾害频发期，花巨资修筑园林实在不是一个明智之举。此外，这也违背了皇帝本人曾经的诺言，显得十分的不光彩。他们心中都萦绕着一个疑问：是怎样非同一般的隐衷，会让自己的君王无视国计民生和君王的一言九鼎，时隔6年即出尔反尔。
这个疑问也同样困扰着王道成，不过他很快在乾隆撰写的《万寿山清漪园记》中找到了一个看上去堂而皇之的答案——治水。这篇写成于清漪园工程接近完工时（公元1761年）的文章，与其说是一篇纪念文章，不如说是乾隆主动对自己食言行为的辩白书，文中点出了“治水”的目的——进一步完善西北郊的水系。
“其实，乾隆并没有说假话，修建清漪园客观上的确取得了治水的效果” ，在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的住所里，王道成说道，在清漪园修建之前，西湖（今昆明湖）附近因为年久失修，每到洪水频发季节，附近的居民就会为水患所扰，明代史料中就有西湖决堤的记载。清康熙时水患还没得到彻底根治，为避免西湖附近的畅春园（遗址位于今北京大学校内）遭受水患，康熙在其西墙外修建了一个堤坝（今颐和园东堤），堤坝与西湖之间还有大片的稻田。然而，到了清代中期，北京越来越繁华，人口数量也不断膨胀，加上经过康、雍两朝和乾隆初期的经营，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园林日渐鼎盛，私家园林也不断增多，这种兴旺的景象带来一个负面的问题，就是耗水量大增。金到明代建立的水系已经不能满足京城供水需求，治水成为一种必要。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治水之举，将湖面向东推到现在的东堤，修建水闸使昆明湖成为具有调节水量功能的蓄水库，从而达到了蓄水防洪的效果。疏浚后的昆明湖容积是以前的两三倍，从此不再有水患。
西北郊的水系经过这一番规模浩大的整治之后，还达到了其他几个功用：形成了由西北向东南的“玉泉山-玉河-昆明湖-长河-通惠河”这样一个可以控制和调节的供水系统，这个供水系统圆满地解决了从城东郊通州至中心区什刹海这一条大运河漕运上源的接济；提供了农田灌溉和园林用水；开辟了从西直门直达玉泉山的水上游览路线，同时也为清漪园的建设做出了先期的地形整治。此后，西山水脉归流疏导有序、蓄放有制、旱涝调节自如，还荫及了二百多年后的北京城。颐和园摄影师姚天新从小生活在颐和园附近，后来又在颐和园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颐和园附近还有大片大片的水田，历史上著名的“京西稻”就产自于此；昆明湖边水草茂盛，生态环境很好，到80年代初，还能在昆明湖里抓到大鱼。
除了治水，王道成还在乾隆的另外一篇文章《万寿山昆明湖记》中，找到了另一个原因——祝寿。很难想象，如此宏大而又纤巧的清漪园，竟是乾隆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一个人的。而享受这份厚礼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无数后妃中不显山不露水的“孝圣”皇太后，也就是乾隆的母亲。乾隆对他的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十分孝顺，母亲喜爱旅游，乾隆就侍奉母亲三游五台、三上泰山、四下江南，几乎每年都到避暑山庄小住。钮祜禄氏86岁逝世后，乾隆命人用三千多公斤黄金铸成金发塔，收藏母亲往日梳落的头发。乾隆孝顺如此，难怪少有人会对这个修建清漪园的理由表示质疑。
而钮祜禄氏六十大寿是哪一年呢？1751年。因此乾隆在1750年之举就没什么看不明白了。皇帝的食言也大致可以理解了。
不过，辩白之余，乾隆终究还是承认了这次举动与自己以前的言论有所违背，深感有愧于心，于是又郑重声明这座新园林的经费都出自自己的内库私房钱，所有工匠差役的薪金也都从内库支出，没有动用国库储备，更没有征召徭役；同时还说新园林的建筑朴素，花钱不多。似乎如此一来，并没有耗费多少民力，不算过分之举。最有意思的是，这位聪明的皇帝在文章的背后还不忘强调一句，说自己每次来新园游玩都只是停留半天，中午就回，从来不在此留宿，暗示君主不会因为留恋山水美景而玩物丧志，以此希望臣民们能够谅解他……
全是风景惹的祸？
如果仅仅是为了治水和祝寿，也许工程量不会很大，但是乾隆却是对瓮山和西湖大动干戈了一番的。何故？乾隆是这样解释的：“盖湖之成以治水，山之名以临湖，既具湖山之胜概，能无亭台之点缀乎？事有相因，文缘质起。” 乾隆在《万寿山清漪园记》里的这几句话，又把修建清漪园的原因归结为：因为治水而形成了山环水抱的盛况，一定不能辜负了这番风景，所以要用亭台楼阁点缀一下，也即兴建园林。简言之——“全是风景惹的祸”！那么当时惹祸的风景，又是怎样一番模样呢？
《日下旧闻考》是一部乾隆年间的书籍，保存了大量有关北京史志、尤其是清代顺、康、雍、乾四朝宫室、苑囿、寺庙、园林、山水、古迹诸方面的建置、沿革及现状的原始资料，也是研究清漪园的重要文献资料。据这本书记载，乾隆以前，瓮山是一个泥土为红色的小山包，山上光秃秃的，并没有什么草木。
而瓮山西南面的西湖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因水色秀美，酷似江南，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的目光。据史书记载，明朝每逢春秋之际，这一带游人如织，暮春四月的时候，还举办游湖盛会，几乎可以和盛唐时期长安的曲江池相媲美了。明代文学家袁中道在《西山十记》里说：“每至盛夏之日，芙蓉十里如锦，得风芬馥，士女骈阗，临流泛觞，最为胜处矣。”文征明在游览了这里之后，也即兴赋诗一首：“春湖落日水拖蓝，天影楼台上下涵。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清初的时候，来自江苏苏州的一位名叫沈德潜的官员来此游历后赋诗一首，其中一句说“闲游宛似苏堤畔”，可见当时已经把这座北京西湖和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西湖相提并论了。
不过，当时的瓮山和西湖却并不是现在的格局。王道成还是援引了袁中道《西山十记》中的话来解释：“袁中道说，‘见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积雪未消’，可见当时西湖呈现的是一个半月形，位于瓮山的西南面，而不是正对着瓮山。”这样的布局，显然不符合园林山环水抱的美学要求。有一定基础却不甚完美的山水形貌，正需要一位大家重新规划、“整容”，于是，一个合适的人选，顺应时势地站了出来，他当然就是乾隆。
在中国历史上，艺术造诣颇高的皇帝有很多。比如：宋徽宗赵佶、南宋后主李煜，不过他们似乎都很难平衡艺术家和皇帝的身份。而乾隆，虽然也有人对他的艺术才华颇有微词，但无可否认他在这两重身份中游刃有余，甚至可以说做得很好。作为皇帝他集文治武功于一身：在武功上，他数次评定叛乱，取得了国内边疆少数民族的稳定和邻国请和称臣的胜利；文治上，他宽严互济，首重农桑，整肃吏治，编纂四库全书；作为艺术家，他酷爱书法、绘画，精娴音律，通晓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喜欢骑马射箭、摔跤等。可以想见，这样一位敢于在晚年自诩为“十全老人”的君王，当年在万寿山顶上指点江山时，脑海中所构建的是一幅多么宏伟而精致的画面，那绝不是附庸风雅，而是想要追求艺术的极致。
与营造其他园林比起来，清漪园让乾隆最有动力。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贾珺说：“除了表面上所说的治水和祝寿，乾隆迫不及待地筑造清漪园，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块地方不像其他皇家园林那样已经经过前任皇帝的大规模建设，基本上还是一片处女地，可以完全由乾隆本人来主导策划，营造一个全新的皇家园林。”的确，在清代兴建的园林中，圆明、畅春、静宜、静明诸园都是在上代的基础上扩建而成，规划设计不免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既定格局的限制，牵就拘碍的情况在所难免。而瓮山、西湖的原始地貌则可以完全按照乾隆的意图加以改造，园林的规划建设也能够完全按照他的想法自始至终一气呵成。
什么叫一气呵成？我们可以用乾隆的造园速度来说明。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营造清漪园从开始到竣工，仅仅用了15年左右的时间，而圆明园的修建前后持续了150多年。
耿刘同是一位善于用通俗的类比来解释复杂事物的人，通过他的形象的比喻，我们也能明了什么叫一气呵成：“圆明园是经过几代皇帝不断地增建、扩建、改建、修建的，有一百多个景区，是由一个一个自成体系的小园林组成的一个大园林，像一部中短篇小说合集，甚至还附带了几篇翻译小说。而清漪园是以‘高阁、长廊、大岛、长堤、长桥’用一次性的规划、一次性不间断的施工所建成，她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结构。”按照耿刘同“每一个园子都有血型，每一个建筑都有指纹”的观点，这个一次性完成的园子所反映的血型，无疑属于乾隆，因而清漪园成为最能体现乾隆造园思想的园林。
颐和园的风水
有很多人说，乾隆因为一生6次南巡，酷恋江南景色，尤其对杭州西湖格外钟情，因此在他所经营的园林中，均不遗余力地追求再现江南山水风景和园林艺术之美。此话不假，譬如在圆明园中，乾隆就先后兴建模仿西湖小有天园、龙井、花神庙等名胜景点，甚至还把园中另外九处景点也按照西湖十景来一一命名，凑成十景之全数。那么在清漪园中有多少江南景色呢？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清漪园的大体形貌吧。清漪园为北山（万寿山）南湖（昆明湖），西面是西山诸峰。但是，万寿山的山体比较低矮，也不够延展；昆明湖的水面大致为东南斜向的狭长形状，山与水的关系有些疏离。怎么改造呢？乾隆下旨将湖山整治工程与治水工程相结合。正如前文所述，首先将湖面向东、向北大大扩展，一直抵达万寿山的南坡；然后将挖出来的土方堆在山的东半部，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山的形状。结果是湖面更加辽阔，山更壮伟。
然后，他在湖面西侧增添了一道几乎与西湖苏堤一模一样的西堤，也把昆明湖划分成“里湖”和“外湖”，而且又加了一道支堤，进一步把外湖分为两个部分。这样昆明湖就和杭州西湖一样，变成了有内外几层的“重湖”了。还有人说，考虑到杭州西湖中有几个大小不同的岛屿成为重要的点缀，清漪园在挖湖堆山的同时，也特意在水面上保留了三个大岛和两个小岛……
这些说法也许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只是模仿江南，对乾隆的理解就显得浅白了。把湖水分成里外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为了把水引向山旁、山后，达到“山环水抱”的格局。
为什么要山环水抱？“山环水抱必有气”，这是传统风水的一条重要定律。有些人以为传统风水是迷信、无稽之谈，其实，传统风水是一门通过特殊方式对影响人类身心健康因素进行研究的学问，它的本质是强调美——一种对人身心有益的感受。这种美是自然的、和谐的、柔秀的、令人愉悦的。因此，在传统风水里，山要有蜿蜒起伏之曲，水要有流连忘返之曲，路要有柳暗花明之曲，桥要有拱券之曲，廊要有回肠之曲。而曲意味着什么？含蓄、环抱、积蓄、有情，然后必然有勃勃生机。所以要“山环水抱”。可以说，这种思想既是中国园林之大极，也是中国文化之要义。而乾隆深谙此道。
当疏浚昆明湖的工程完成以后，乾隆登临万寿山之巅，看到眼前辽阔的湖面和远处的西山，他会有怎样的想法呢？
二百五十多年后，也有一个人像乾隆一样登临万寿山之巅，俯瞰四周的美景。只不过他并不是去布局亭台楼阁，而是去证实一个传说——颐和园的风水特点：福山寿海。当北京西城区作家协会的成员之一的陆元，站在佛香阁前面时，他觉得有些遗憾，因为眼前昆明湖和万寿山的轮廓看不出寿桃和蝙蝠的形状，也就无从证实乾隆是否有意将“福寿”之意体现在园林设计中。
如果视角更高一点，是否就能看出来呢？陆元马上找到自己的老朋友，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夔中羽，请他找一张颐和园的遥感图片。拿到遥感图时，陆元多少有些激动，他清晰地看到占据了画面五分之四的昆明湖外轮廓就像一个桃子，西堤像是桃子的中缝，昆明湖的入水口像是这个桃子的蒂一样，而出水口就像桃子上歪着的尖儿。昆明湖北岸的轮廓线呈拱形，就是蝙蝠的头部，两翼伸展就像是蝙蝠的翅膀。陆元甚至还从图中找到了蝙蝠的两个小爪子，即两翼各有的伸出水面的亭子——对鸥坊和鱼藻轩。
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翻遍几乎所有与颐和园有关的典籍资料，王道成也没能找到相关的印证。不过他认为，这也可能不是巧合，因为颐和园里有很多这种题材的雕刻，比如有扇门上的图案是5只蝙蝠围绕着1个寿桃，寓意五福捧寿。陆元在经过不断调查后，也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巧合，他的论据有两点：其一，乾隆疏浚昆明湖时，它的形状和大小根本不受当时地理环境的限制，理论上说，可以挖成任意一种形状，所以不排除有意挖成寿桃型，并将湖泥堆砌成蝙蝠状，以迎合整个园子祝寿的主题；其二，乾隆期间，把福寿这种吉祥的寓意体现在园林艺术造型和建筑形式里面，有很多实例，比如圆明园方外观建筑遗址前方，就有两个石块砌成的寿桃形水池。
除了陆元，还有很多人热衷于解读颐和园地貌的秘密，比如有人觉得颐和园的山行水系更像一幅太极图，昆明湖和万寿山分别组成了太极图中的S形的阴阳两部分。如果说这种猜测多少有些臆想的成分，那么昆明湖上3座仙岛的设置，则无疑是道家希求长生不老思想的体现。自秦汉宫苑中模仿海上三山而形成的“一池三山”形制，始终是历代皇家园林中山水布局的主要样式，颐和园中有南湖岛、藻鉴堂和治镜阁3座鸟屿，分别象征了神话中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3座仙山。
不过王道成指出，与园中少量体现的道教、儒家意味相比，祝寿礼佛才是这个园子的主题。在《万寿山清漪园记》里，乾隆对三山五园的功能有详细的划分：畅春园用来侍奉母亲，圆明园用于处理朝政，一水相连的清漪园和静明园是在工作之余放松的场所——散志澄怀。而清漪园中大面积分布的宗教建筑，使祀神礼佛也成为其重要功能之一。事实上，这不仅是一种景观需要，更是一种政治需要。
这一观点同样也得到了颐和园管理处研究室王鸿雁的认可，她曾专门研究了清漪园的宗教建筑，在对各殿堂的神佛进行粗略统计后发现，园内佛像多达15000余尊，而神像只有35尊，这悬殊的数字含义明显：就其宗教性质而论，清漪园建筑体现出以佛教建筑为主的典型特征。这些佛教主体建筑又以特殊的形式出现：集中分布在中轴线上，并次第抬升，有大报恩延寿寺、慈福楼、罗汉堂、宝云阁、转轮藏、后大庙、云会寺、善现寺等大大小小8座佛寺，此外周边还分布着昙花阁等其他佛教建筑。
乾隆以祝寿来报恩，自己也笃信佛教。当时，园内佛寺的活动相当多，万寿山上香火缭绕。乾隆十八年（1753），佛香阁工程尚未完工，乾隆帝便在浴佛节前往大报恩延寿寺礼佛。大报恩延寿寺建成后，即使在新春佳节热闹之际，乾隆帝也会偷闲前往礼佛。在佛教的节日，乾隆帝更是不会忘记大报恩延寿寺的佛事，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佛诞日，乾隆前往大报恩延寿寺瞻礼后，还特地赋诗一首，重申了自己为母建寺祝寿的意图——“慈寿希如山样崇”。
1860年，清漪园被毁后，光绪十二年（1886）在废墟上重建。但当时清王朝国力日衰，已拿不出大批的款项进行园林建设，修复清漪园尚且是挪用海军经费秘密开工，所以更谈不上对三山五园的全部修复了。于是重修的颐和园势必要承担起原来多座皇家园林所具备的主要功能，包括处理朝政、奉养太后和散志澄怀等，而这些功能对于光绪而言，处理朝政和奉养太后当然要比散志澄怀重要的多。所以，光绪重修的颐和园，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后理政、居住、游览、庆典和外交的政治活动场所，成了紫禁城外的第二个权力中心，不再是乾隆极力营造的理想天国，也不再是一座仅供散志澄怀、祀神礼佛的行宫。
值得一提的是，中心建筑“佛香阁”在清漪园时究竟有几层，还引发过不小的争论。有人说这座建筑原本修了9层，但英法联军侵占颐和园时，被炮弹打掉了6层，仅剩3层；也有人说，9层的塔和佛香阁是两个建筑，同时存在。不过这个历史的谜团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被王道成解开了。
由于要重新编写《颐和园》导览的小册子，王道成及耿刘同、叶捷春组成了一个三人写作小组，四处去查找颐和园的历史资料，这其中就包括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馆藏的清朝样式房图纸。王道成在这堆从未被人研究过的资料里，发现了一张贴着两个黄签的图纸，正是3层的佛香阁。其中一个黄签上写着“恭呈慈览”，另一个写着“依旧式重建”。“这两个纸条说明什么问题呢？首先说明这个图是样式房设计好之后，要送给慈禧审查的。另外‘依旧式重建’这五个字，恰好说明被焚之前的佛香阁是3层。”王道成说。
可是为什么会有9层说存在呢？难道是空穴来风吗？王道成开始在史料中寻找证据。他发现，史料记载乾隆当时确实想要仿照杭州六和塔，在万寿山顶盖一个9层的延寿塔，但施工到第8层时，乾隆却突然下令全部拆掉，改建成3层的佛香阁。什么原因让乾隆不惜成本突然做出这样的改变呢？王道成认为应该不是简单的工程事故，依照乾隆的处事习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肯定要处罚有关官员，但这次却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后来乾隆的一首御制诗，给了王道成提示，这首诗的大意是说：乾隆南巡回来后，为了给他母亲祝寿，要在清漪园修一个9层的延寿塔，并在大西天仿照南京的大报恩寺修一个报恩塔，两者遥相呼应。但是就在延寿塔即将竣工的时候，报恩塔出现火灾，同时延寿塔也出现了严重坍塌的现象，乾隆认为这两件事情绝非偶然，而是上天在向他提出警告，因此立刻下令缩小了两座建筑物的规格，于是就有了由“塔”变“阁”的史实。姚天新从摄影构图的角度，有自己不一样的理解。他认为乾隆是在盖好第8层后，忽然发现9层的塔在万寿山之巅稍显突兀，在艺术上吹毛求疵的乾隆断然决定拆掉，而选择改建较矮的佛香阁。
西堤为什么那样美
不能否认，乾隆着有强烈的表达欲望，也是位有品位的艺术鉴赏家。当他的造园理念和这一片山水相遇时，一个有着文化内涵和美学高度的园林便诞生了。用世界遗产评委会的语言就是：“将人为景观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漫步颐和园，最令人诧异的就是随处可见的艺术思想。姚天新说，在乾隆脑海里，也许早绘就了一张写意山水画，哪里点缀亭台，哪里建造庭院，用什么样的砖石，种什么样的植物，一切了然于胸。比如西堤。姚天新说，在杭州西湖的苏堤上设有6座桥，两岸垂柳夹道，花草相间，是西湖最具代表性的景观；清漪园昆明湖中也有堤岸——西堤，也有6座桥。西堤蜿蜒，6桥如练，宫柳鹅黄，粉桃灼灼，似乎是对杭州苏堤的艺术模仿。但是仔细比较苏堤和西堤，就会发现二者其实不同。
苏堤六桥皆为桥面平缓的一孔石桥，而昆明湖上的西堤六桥中，除玉带桥外，其余5座都是带桥亭的石木结构的建筑。形态和质地的不同，是因为功用不同。杭州西湖的苏堤六桥隶属地方管理修缮，是为了治理湖水和方便百姓交通而建造的，因此，苏堤六桥在施工时，考虑的是如何坚固、调节湖水和怎样便于行人：坡度都比较平缓，桥面也比较宽敞，方便于务农种田的百姓从桥上行走，在用工、用料及形式上自然不会从园林造景的立意出发。而相比之下，作为皇家园林中重要一景的昆明湖西堤六桥在建造的时候，虽然也考虑每座桥梁所处的位置和各自的使用功能，但考虑更多的却是桥与湖水与周边环境共同营造的美感，于是不仅有桥，还要有亭；亭的高度不一、造型不一；令人身在其中时，有曲径通幽之感，而身在其外，从远处或高处观赏时，又有一种玉带如练之美。
姚天新曾经看到过一张民国时期从万寿山俯拍西堤的老照片，远远看去柳树泛着刚冒芽的独特光泽，他觉得很美，其气质甚至是他所拍摄的这么多西堤照片所无法企及的。后来他经过仔细比对，终于发现个中秘密：原来是柳树不一样！他所拍摄的西堤上的柳树大多是现在常见的垂柳，而那张老照片上的柳树树冠呈团形的烟雾状，后来经过他查证，这种柳树叫做馒头柳。馒头柳的特点是层次丰富。远看宛如使用了水墨画的笔法。在柳树中间种桃树，更像用了天然的写意手法。“现在的植被和乾隆时期相比，只能称之为绿化，而不是景观。”谈起这些，姚天新显得格外惋惜，对乾隆苦心营造的这座艺术之园也充满了向往之情。怎能不向往？我们曾经以为，杭州西湖苏堤之春（垂柳）是美不胜收的，何曾想到，昆明湖的西堤更美过数倍。那是一种宛若仙境的意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乾隆的艺术功力又何止表现在西堤一处，点景、障景、借景，简直是信手拈来。比如位于南如意门的单孔高拱绣漪桥，建于昆明湖和长河接壤处，既是为帝后们从西直门朔水而来时便于通过，也是不让人一进门就可以窥见昆明湖的全貌，有障景的作用。但是去过绣漪桥的人应该都知道，站在桥南，风景可是这边独好——绣漪桥的高拱，就像一幅画框，把西堤和远处的西山玉泉塔，都纳入画中——这又是借景了。
颐和园中运用的借景手法堪称园林建造的典范。自昆明湖东堤西望，是一道长堤，堤中是高耸的景明楼，景明楼背后是西山翠峰和玉泉白塔，景致一层一层的出现。高明的艺术家皇帝，把整个西山都借来做了景明楼的背景，使得颐和园西侧更显幽远，景观更有层次。而观赏者在南湖岛涵虚堂上自南向西再转向北做一次“弧形”欣赏，看到的则又是一幅壮丽的山水画卷。
“借景的手法并没有止步于西山，而是延伸到更广阔的视野中。”王道成说。因为乾隆时期清漪园的围墙只有一半，即从文昌阁至北宫门再到东宫门，南边和西边是水，没有围墙，水面不仅可以作为自然屏障，还能将一部分稻田等田园风光借景于清漪园中，同时园外的百姓也可以看到昆明湖的风景，甚至可以到湖边指定区域游玩。可谓互为风景。在嘉庆朝的得硕亭出版的一本竹枝词《草珠一串》中，我们仍能看到南面没有围墙的清漪园是什么样子：昆明湖上看铜牛，万顷烟波百样楼，我爱西湖未曾见，自疑身已到杭州。半边围墙的状况一直维持到光绪十四年（1886），为了加强防卫，慈禧命人增修了围墙。从此，高墙锁深宫。
至于山地景观，占据万寿山中心位置的主体建筑，更是借助了山地和山林，完成了从昆明湖北岸的牌楼起，殿堂叠复，色彩绚丽，层层上升，直至高潮佛香阁以及佛香阁上的宗教建筑智慧海的大戏。顺便一提的是，这组建筑的排列，遵循了儒家学说所规定的纲常伦理，体现了严格的封建秩序，在风水上，则遵循了中轴对称之美。
在与耿刘同的交谈中，他的一句戏言颇让人玩味。在被问及现在的颐和园与清漪园的区别时，耿刘同微微一笑，答道：“小树长大了。”正如他所说，即便没有1860年的那场大火，乾隆精心设计栽种的植被已经今非昔比。往昔是啥样？按史料记载，乾隆是依据不同的山水环境来选择植物的，通过大片的栽植以突出各地段的特色，渲染各自的意境；在时间上既注重季节变化，又保持终年长青。“满山松柏成林，林下缀以繁花，堤岸间种桃柳，湖中一片荷香”，乾隆的这首诗请好好品味品味吧，那就是一个立体的植被景观规划图。
一个都不放过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楼庆西教授在《中国小品建筑十讲》一书中说到：“细节决定全局，古建筑美就美在细节。”颐和园堪称我国园林艺术的博物馆，它不仅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且“远观有势，近观有质”，在这个庞大而华美的空间中流连，细节之美处处可寻，人们常常也会被其中的一些细节打动，因为这些细节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乾隆独到的眼观，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了中国古人造园的杰出智慧。
譬如，清漪园排水系统的设计，就可谓是别具匠心。耿刘同拿人们熟知的另一个园子——大观园与之对比，他说：“大观园是根据文学作品建造的园林，准确地说它只是一尊没有生命的塑像；而颐和园是之前皇家使用过、现在仍旧在使用的，这么多建筑，山上山下，排水怎么解决？放心，建造者乾隆事先都规划好了，由明到暗，都非常巧妙。”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研究生刘桐曾专门考察过颐和园的排给系统，结果让他大为惊叹。仅山上的排水方式就五花八门，可以说是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形成了一套有规律有系统的排水方式。在半山腰的扬仁风外，一条长沟横卧在建筑旁边，流经的水被这条长沟拦截在建筑之外，并随着水沟的流向，流入山下的昆明湖内。山间的小路上，处处遍布着一些不起眼的石块，那是供人坐下来歇息用的吧，不错，回答正确。但是，它们还是山上建筑排水不可缺少的东西——挡水石：水流下冲的时候，它们起到挡住大股水流、降低水流的动能，缓解水流的力量。
除了这些比较大的挡水石之外，山间还分布着一些细长高耸的石头，这些散点放置的石头虽然不能直接阻碍水流的下冲，但可以将大股的水流分成小股的水流，起到了分散力量的作用。很多时候，流水会夹带着大量的泥沙，如果直接排放到昆明湖中就会造成淤泥的沉积，因此在大的水体旁边又常常安置些小的蓄水池，以将这部分带有泥沙的水经过沉淀后再通过管道送到大的水体中，山脚下的葫芦河就是这样一个蓄水池，正是它的存在才使昆明湖的湖底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不至于每年清淤。
山下建筑群多数是庭院，如玉澜堂，宜芸馆，夕佳楼等。刘桐发现很多庭院中都有一条十字形的道路，十字的中心正是院子的中心，十字路有啥功用呢？通过道路的巧妙设计，院子变成了中间高，四周低的结构，当雨水来临，水流会顺着地面高度，流入四周的阴井里。然而，这些流入阴井的水又被排放到哪里呢？带着这个疑问，刘桐顺着庭院寻找着，借着敏锐的专业直觉，他在昆明湖边发现了一些异样的砖块，准确地说这些砖块都有一些规则的缺口，这就是乾隆精心设计的排水口，水就是通过这道细小的缺口，在不经意间巧妙地汇集到了昆明湖中。
对于这些，曾主持复原过颐和园建筑的耿刘同更有发言权。1998年他主持复原后山建筑澹宁堂时，在厚厚的垃圾层下，让他惊叹的不仅仅是几乎没怎么磨损的地砖，还有整个建筑巧妙的排水系统，以至于经过专家再三讨论，复原后的澹宁堂仍旧使用着乾隆设计的排水系统。说起清漪园时期工艺的精湛，在耿刘同看来有一个细节更能说明问题，在修缮颐和园的过程中，他曾拆过两个牌楼，其中一个地基做法相当规则而另一个则比较粗糙，工艺之优劣一目了然，而后者正是光绪时期所建。
乾隆不仅刻意的营造细节的意境，对造园施工的要求也极为严苛。姚天新在查阅清漪园档案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清漪园建造之初，乾隆下令苑丞在西湖种植大片荷花，但是由于新疏浚的湖内淤泥不够，第一年湖内荷花稀少，乾隆为此大发雷霆，负责种植荷花的苑丞为此被罚俸三个月，且勒令他第二年必须种出大片荷花。南湖岛上的涵虚堂，清漪园时为三层的阁楼，名“望蟾阁”，这座楼据说是湖广总督阿里衮供奉的，仿造黄鹤楼而建，按1：1的比例造好建筑配件后，运抵北京组装。施工人员打地基时正值冬季，第二年春天泥土解冻后，地基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且因三层阁楼的重量实在太大，望蟾阁逐年下沉，虽采取补救措施，但仍有很大的隐患。为此乾隆对所有工程参与人员都进行了处罚，也让本来想溜须拍马的阿里衮吃尽了苦头。
一个人的颐和园
养云轩是万寿山脚下一处别致的建筑，面湖隔廊，山上松烟石瘴会汇成山岚，顺着山势灌入轩中；而水中的雾气，在晨曦暮霭中生成，又向岸边涌送，于是，山与水的灵魂在流动的云霭雾气中交汇、融合，与这座建筑的名称相得益彰。乾隆曾在一首诗中描述了这座神奇的院子里飘出云彩的奇观。现如今，这座在大火中幸免于难的院落变成了颐和园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翟小菊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她指着办公室门前的一棵大槐树说，每到槐英缤纷的时节，就特别能体会乾隆在养云轩两座配殿上御笔的意境——随香、含绿。
在颐和园工作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可以体会到没有游人如织时的颐和园的美丽。源于编辑《颐和园》导览小册子，上世纪70年代王道成得以在颐和园益寿堂里住了一年半。带着一种历史学家独有的情怀，他很喜欢于傍晚时分在园子里游走。看过了颐和园的四时变换、日月星辰，他觉得月夜才是颐和园最美的景象，若能在月夜的昆明湖上泛舟，那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可惜，有几人能有如此大福呢？
姚天新说，寂静才是这座园林的基调。我想说，寂静时，清漪园才更成为清漪园。乾隆就是这么希望也是这么建的吧。为此他在湖心小岛上专门安置了那座用来赏月的楼阁——望蟾阁，然而，令人无法相信的是，乾隆从来也没有在月夜的望蝉阁里望月。是乾隆辜负了清漪园，还是清漪园辜负了乾隆？或是我们所有的后来人都辜负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