菏泽到北京拼车: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探析

作者：孙迎辰    论文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3期    点击数：794    更新时间：2004-11-23
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探析
孙迎辰
一、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的形成
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曾经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后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ＣＯＣＯＭ),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口,尤其是高技术的出口,该组织下设专门小组负责对华禁运。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和美国政策的追随者,在冷战的“遏制”链条中,与中国之间不仅延续了自近代以来地缘政治的对峙,更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这一时期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的特点是条件苛刻,管制严格。后来面对苏联的威胁,双方摒弃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结成某种意义上的战略关系,但并未改变日本政府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的局面。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空前活跃,双方的相互依存也不断加深,为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创造了经济上的条件。但是,日本的政策还是没有松动,政府对技术出口的干预远远大于普通商品贸易。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日本对华出口的家用电器和汽车等技术可以看出,这些技术相对中国的水平属于高技术,但在日本已失去了其先进性。此后,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都是外围技术的转让,而拒中方于关键技术的开发之外。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在国际高技术领域的整体优势有所下降,但从技术水准来看,在电子设备、航空用碳纤维、电子元件及制品的微型化等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这些都是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所需的,也是日本对华出口的优势之所在。但是日本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对华高技术出口依然保持着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并且不稳定的态势,与其作为一个与中国紧邻的技术大国的实力和地位并不相称。1986年日本对华技术出口价值为7.9亿美元;1989年日本加入到西方对华高技术制裁的行列后,这一数值在1990年迅速下降为0.9亿美元。后为重返中国市场,日又率先改变对华制裁政策,对华技术出口逐渐上升,到1993年达到历史最高纪录17.45亿美元。1994年,由于“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日国内又出现了限制对华高技术出口以牵制中国发展的言论和作法,加之日元升值造成高技术及其产品的出口价格竞争力大大减弱,中日技术贸易较1993年大幅度减少,仅为7.69亿美元,而日在对华高技术出口的限制仍未松动。两国技术贸易金额虽然到1995年达到22.49亿美元,共计533项,增长了184.7%,①但这更多的是因为1995年中国首次将技术引进项目下的单机设备归入到技术贸易的统计范畴。1994年巴统自行解散至今,日本政府在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方面仍然存在不透明、管制严格和手续繁琐等问题,造成日本企业对华高技术出口难,也使其因害怕得不到批准或遭到政府制裁而顾虑重重。日本对华转让技术的保守状况至今尚无根本改善,它在向中国转让技术时采取有计划、分步骤、有条件的控制转移措施,并使之保持了产业梯度的差异;中国国内技术开发到什么水平,他们就转移到何种程度。
日本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管制的同时,对战略盟友则通过宽松的高技术出口政策,以扶持其发展。从中更容易看清其歧视性对华政策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经济目的。在1998年日本的技术出口总额中,对华出口额为173亿日元,远低于对韩国、泰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出口额531亿日元、362亿日元、300亿日元、265亿日元、217亿日元。②在对其它国家出口技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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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摘自1994年、1995年、1996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②郭燕青:《日本经济发展的科技实力》,《世界经济》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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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本企业虽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始终垄断着最新、最尖端的技术,但是,政府方面施加的管制却是少之又少,给企业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和优厚的条件,增强了国家竞争力。
二、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的本质
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安全”逐步上升为国家的首要利益,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超越政治和社会制度差异而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流。但是,这一趋势投射到中日高技术贸易关系上却是特例。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并不是以市场和经济利益为唯一要素,而是较其它贸易领域更深刻地受到日本以亚太安全战略为基础的非经济因素的严重影响和制约。
众所周知,日本在五、六十年代大量购买技术并加以研制创新,因此得以在短短一、二十年内赶上了欧美资本主义百年积累的科技水平,这一经验被众多发展中国家借鉴效仿。但日本出于对中国根深蒂固的疑虑和戒心,始终担心中国借鉴日本科技产业“发家史”的经验发展壮大。因为中国以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核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凭借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对国际事务负责任的态度,成为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大国,并走向经济大国。而日本虽然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却是政治上的小国,军事上附属于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较低;虽然有先进的军事装备,但不能发展核威慑力量,也不能随意出兵国外。从地缘政治角度讲,相邻两国同处于战略上升时期,却有着难以调和的战略上的矛盾。
鉴于上述因素,日本欲凭借其庞大的经济实力,运用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制裁和管制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
三、中美日三角关系与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
美国从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时期开始介入中日关系,自二战后更成为影响中日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外因。冷战结束后,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并采取了实质性的步骤,如提高向国际和地区组织的认捐额、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都为日本扩大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加之中国实力的上升,使得中美日大三角关系构成了亚太地区的重要格局。但是,这个大三角是不平衡的三角,美日关系重于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日本与美国日益加强的安保体制始终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
因此,在日本亚太安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美国因素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美关系的发展会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进而促使日本调整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1997年以来,随着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也尽快发展和提升了中日关系,达成了迄今为止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最大项目,即批准了ＮＥＣ(日本电器公司)将价值10亿美元、世界上先进的芯片细微加工技术投到上海的芯片国产化过程中。中日关系的改善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1990年夏天,日本政府率先恢复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也因此启动了对华高技术出口,日本得以重返中国市场,加上中国同西欧关系的改善,促使美国改变其制裁立场,并借1993年提出“国家出口战略”之机,放宽了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日本打这张“中国牌”在其对美关系中增加了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为了平衡亚太局势,防止日本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而争取日本,从而改善日美关系。
当中美关系陷入麻烦而导致两国高技术贸易的障碍时,日本有可能利用这一时机,同欧盟一起,大力发展中日高技术贸易,抢占中国市场。美国助理国务卿洛德曾形象地形容这一点:“日本人和欧洲人先是帮美国人拿着外套,好让美国与中国在很多问题上较量,然后绕过美国人急忙抢走了合同。”但是,这种竞争必须是以不损害美日同盟为基础的。1994年秋季,美国政府修改对日政策,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对日本而言,美国首先是一个可以为其提供政治和军事援助的超级大国,经济问题将服从美日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以共同防止亚太地区出现一个威胁其利益的大国———中国。而日本政府认为,“在牵制21世纪经济大国———中国方面,美国的存在必不可少”。①由此可见,美日两国在高技术贸易问题上的竞争是以针对第三国的政治军事同盟为基础的。日本为了尽量使安全同盟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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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本《朝日新闻》,1994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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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利益和经济关系保持平衡,在与美国的对华高技术贸易竞争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从美日战略合作的利益考虑,在一定阶段、一定领域内与美国取得调和与妥协,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追随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大方向,不致使双边冲突失控,以保障美日安全同盟的共同利益。
在中美日这一不对称的三角关系中,美日关系密切,则会对中国产生影响;特别是当安全战略上的合作与协调成为美日关系的主要方面,使得日本将与美国在高技术出口管制上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对中美和中日关系都会带来非常消极的政治影响。但这一三角关系不会像冷战时那样演变为两方联合起来对付第三方,尤其是日本与美国欧盟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将使得日本在高技术领域与美国采取完全一致的立场、共同制裁中国的可行性将越来越小。
四、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的效果及趋势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日本的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不仅没有达到所预想的政治目的,也不能阻碍中国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长。原因在于:首先,中国在西方长期高技术出口管制的形势下,已经具备了自主开发研究的能力,科学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即使在1997年以来亚洲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势头不减。1998年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排名世界第13位,比1996年的28位和1997年的20位分别提高了15个位次和7个位次,是三年来中国国际竞争力8大领域中唯一水平提高较大的领域。①其次,现代技术更新周期缩短,高技术或产品两三年之内卖不出去就可能成为落后产品,因此,中日之间的技术差距已经并将继续缩小。再次,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高技术市场上,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的良好格局,面对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技术出口管制,可以向欧盟和其它国家寻求高技术的支持和援助。
日本应该认识到,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给其自身带来了损失,而放宽限制对其是有利的。1994年、1996—1997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较高技术的投资,住友电器公司、日立公司、ＮＥＣ公司和三菱重工业公司等都开始在中国进行信息产业的投资,对日本经济从萧条走向复苏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中国市场规模巨大,在日本政府继续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的同时,欧盟国家却相继取消这一政策,从而促进了对华高技术出口,同时促进了欧盟经济发展,并提升了与中国的政治关系。这充分显示了不同的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对双方贸易、经济和政治关系带来的是不同的影响。
从长远看,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难以向更保守的方向迈进,日本国内那些对华实行歧视性政策的政治保守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都将遇到更多困难。因为,中日在高技术领域加强合作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世界经济潮流和中日两国国内经济结构和态势的深刻变化决定了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力将日趋减弱:(1)以高科技和信息产业为先导的知识经济迅猛发展,要求高科技的开放性和融合性,使得在高技术贸易中设置任何人为障碍的企图将愈加困难。(2)从发展潜力看,对华高技术出口和投资将成为日本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和升级换代的推动力。(3)中国被列为十大新兴市场之首,这将使中日的双边合作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日本在一些国际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环境保护、建立亚太安全保障机制等问题上,逐步增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协作的要求和意向,在其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中国的承认,日本可能会以放松管制为条件达到这些目的。中美日三角关系良性互动无疑将给中国带来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日本一方面加强美日同盟防范中国,一方面也认识到,如果完全依仗美国处理中日关系可能引发中日对抗,由此造成的压力和后果将是它难以承受的。日本在处理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中的两面性使得中国有可能通过三角关系的制衡机制来平衡和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以促使其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更为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经济存在巨大的互补性,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将有不可估量的前景,这是日本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的利益前提和经济基础。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日本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的机遇,进一步开放市场,推动中日高技术合作再上新台阶。○(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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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远征,孙安琴:《1998年中国国际竞争力评价》,《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