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快跑全文免费阅读:中国历史的病根

道学和管理
Taoism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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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国历史的病根
世界四大人类文化发源地的另外两个：一是恒河流域；一是黄河流域。恒河流域的文化就是印度文化，其基本形态是极端神秘主义的。由于中国道学思想的传入，形成了印度教。这就是印度文化的主体。另外由净饭王子释迦牟尼创始一种佛教，于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因它与中国原本的思想，方柄圆凿，格格不入，受到极大的排斥。后来经过长时期的熔化改变，佛教逐渐中国化，一度大有喧宾夺主之势。而它在印度反一蹶不振，消声灭迹了。西风东渐，印度亡于大英帝国。后来回名虽然恢复，但也象埃及、希腊一样，灵魂却早彼人摄走，万劫不复了。
论到这灿烂五千年黄河流域的中华文化，它有一个特殊的根基，就是"家"。没有这个"家"字，就没有中华文化。《说文》谓：家，从"宀"，从"豕"。家，居也。段玉裁解释说："猪之居也，引申假借以为人之居。"《易经》家人卦彖载："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家的成员是父、母、兄、弟、夫、妇、子、女，正是孟子所谓的"八口之家"。人的生存基础是人和物，人之所以为人，因其与人生活在一起。可是，人要生活就非得有生活资料（物）不可。人类在渔猎时代，为了食物，整天与禽兽追逐拼斗，生命既无保障，人与人并无固定关系，人与物（财产）亦没有多少固定的关系。到了畜牧时代，人有了驯服的禽兽作为工作对象和食物来源。生活既有了屏依，对人和物都有了固定关系，只是未能长期占有固定的空间而已。猪在这个时代里是比较易豢养、善繁殖的代表，故有猪的地方才有人。家庭虽以人为成员，但若无猪则不能生存。这就是中国人当时造字的客观条件，充分地显示了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绝不是唯心论的。同时，也是非常实在的，以经济决定一切的观点更是由来有自。到了农业时代，人与土地发生了固定的关系。土地对人来说是静的，于是人因地区而聚集。但猪在经济上并未减损其价值。所以家字至今也未改变其意义。又序卦传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样一来，家与国就联系起来了。
上古之人，如庄子在盗跖篇所描写：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糜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何以人只知有母呢?因上古的人对于受孕的知识未精，多以偶然发生的特别事物来解释它。例如，《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修已）又吞神珠薏苡胸拆而生禹。《论衡》：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大禹的母亲吃了薏米，就生了大禹。这简直是神话。但从社会学来看，它的意义并不重要，而有意义的部分是他们这个家把薏米当作了他们的标记（图腾），因而得到了代表薏米的"姒"为姓。姓的意义就是"德"，德就是性质的意思。那么大禹这家人姓姒，同时具备了薏米的性质。于是，风姓是凤图腾，姜姓是羊图腾，姬姓是（白）芷图腾，董姓是龙图腾，秃姓是禾图腾……不胜枚举。姓团逐渐繁荣与迁移，于是姓与土地发生了关系，产生了次级的姓，就是氏。也可说是姓的支团离开了总团，以现居地为氏。例如，姜尚本姓姜，他的氏是吕，所以人又都称他吕尚。姓氏在中国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同姓同德，一则以维团结；二则同德者之间，禁止通婚。《左传》（僖公）：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昭公）：其生不殖，则相生疾。这似乎是基于生理学上的理由了。《礼记·曲礼》规定：娶妻不娶同姓。《汉书·食货志》："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回索到《孟子》（梁惠王）："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从此可见，家的人数，五至八口，是采小家庭一家数口主义的。治田百亩，可见他们都是劳动人民。一夫挟五口，是采男性中心主义的。到了东汉以后，记载里经常看到，世家大族，每称百口。著名的陶潜戒子书："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范幼者，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唐代的张公艺九世同堂，常被标榜称道。《唐律》："同籍及期亲为一家。"《清律》："一家，同居之本宗，五服至亲皆是。"这显然可见，中国的家自周至清，小自数口，大至数百口，都以"同居共财"为标榜。不但社会如此风尚，政府如此提倡，法律如此规定，违反了它还科以重刑。《礼记》："子妇无私财，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唐律疏义》："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然而做人父母的总是要死去的，因而产生了继承的问题。原则上。在父亲去世后，父亲的身份、人格和财产，一切都由儿子继承。如儿子不止一个，则由长子继承。这继承的长子叫做"大宗"，其他儿子叫做"小宗"。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乃迁。这是说。如果大宗以后没有儿子，就得在小宗的儿子们里头选择一个过继到大宗来。如果这个小宗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小宗就得绝后，但决不可让大宗绝后。如果这家子孙繁盛，那么小宗就可成立独立宗，他自己以后再分大宗小宗。大宗也是一样，再分自己的大宗小宗。历世越久，分析越密。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宗法社会。例如，文王创立周室，武王是长子，继承了文王。周公是次子，是小宗。后来在鲁自成一系。武王的长子成王又继承武王，成王的长子康王又继承成王。这文、武、成、康……都是大宗。这个宗法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制度，在此只能从简。不过从此看到，中国周朝这一个国，实质上就是一个家。家长即是国君。《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又有所谓："君之，宗之。""作之父，作之君，作之师。"换言之，君主就是家长（族长），家长是要尽一切可能为家族谋幸福的，同时，他通常是德高望重，是家人的榜样，平常也对家人爱深责切地循循善诱。所以他又是老师。因此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国和家是分不开的，所以国家二字经常联用。进而国家和民族也是分不开的，故国家民族四字经常联用。称国又必称祖，于是祖国二字又经常联用。语言文字如此，其正是思维如此的确切说明。而中国人所信仰的天、地、君、亲、师，往往都把他具体化在国家领袖的身上，把感恩，敬畏，爱戴和希望也都集中在他身上。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许多特点。兹从正面加以分析，'演绎于下：
（一）中国人把家塑造成家族制度，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智慧。纵观《旧约》，犹太人相当自傲他们的十二支派，如何把他们统合起来，其总纲见于摩西的十条诫命。而十诫之中，前四条都是如何对待神的（唯独一神、不可拜偶像、不可亵渎神、守安息日），第五条是"敬父母"，剩下五条是如何对弟兄（不可杀、不可淫、不可偷、不可假证、不可贪婪）。虽然他们也讲亲戚关系，但"兄弟阋墙"，其中掺含竞争斗狠的极大成分。以上五诫可说是维持和平的最低要求：不可互杀，不可互淫，不可互偷，不可互相作假见证攻击对方，不可互相窥伺彼此的钱财。一旦连起码的这些点都做不到，只要违反一点，就连最基本的和平都维持不了，还谈什么互助互爱?至于对父母虽然讲敬，但敬之一义是附条件的。就是你要有可敬之处，方值得敬，否则不过勉强敷衍，敬而远之。出发点究竟不是骨肉情深，自动自发的。所以几千年来，犹太人到处钻孔打洞搞人家，图些小名小利，犹有余刃，但对自己一个小小的国土都保持不住。可见其"合理性"是不高的。可是，中国人对家族的描述，不是立足点的，而是齐头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节。这完全是基于骨肉深情，自然而然的流露。父子之间，舐犊情深，性命都可以为对方牺牲，如果还谈些表面上的敬与不敬，岂非小巫大巫，语无伦次了吗?兄能友，弟能恭，互助互爱，相依为命，在这种情意之下，根本对彼此阋墙的那些没出息、见不得人的败家羞耻，连提一下都还嫌污了嘴呢。如此扩展到国，则君正，臣忠。凡此，都是互相对待的，并非片面的要求。是在至情中的自由意志，绝不可能是一种道德或法律的硬性规定。也不能把它当权利来主张。同时，父子，兄弟，夫妇，以至于君臣，都是由情爱而产生的自然定位，绝不能用人为的方法造成，也不能用人为方法打破。总之，中国文化的基本出发点是"情"，是"自然而然"。这就是东风与西风最基本的不同点。
（二）若是一定要用西方的术语来解释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的话，那么，中国的家族主义，第一是集体聚居的，第二是每一个个人都是家族的一分子，受到家族完全的保护，从养生到送死，家族负一切的责任。从精神荣誉到生活方式都是整体的。个人对家族也是尽其所能为整体服务。只尽义务，不主张权利。连权利二字联用，这个名词都没有。也是根本不须要有。直到近代，欧风东渐，权利二字才朗朗上口，成一专有名词。从经济方面来说，对于生活资料以及其他财产的分配，都以"均"为标的。任何不均的现象，都被视为不公正，非正义的，也是不道德，非法的。中国在周朝所实行的井田制度，是高度的土地国有制。家单位授田，男耕女织。至今牛郎织女仍是中国劳动人民乐道的故事，他们勤奋勇敢，为国为家，终年辛苦，连自己的爱情和家庭生活都牺牲不顾。北魏推行均田制，唐代仿北魏有所谓口分田、永业田。后世授田均田虽不复见，但家单位在农业生产合作上是从未松懈过的。经济生产如此，对国家社会服役也是如此。从各朝律例中可以清楚看到，纳赋、当差都是以家为单位，如有违背，罪及家长。如大清律例：凡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凡豪民令子孙弟侄跟随官员隐蔽差役得，家长杖一百。从法律的规定来研究制度是最简便直接的办法。中国自周到清，实行家族主义，三千多年没有间断过。前面已经引过《礼记》和《唐律》，不必再赘，且看《清律》：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一百。总而言之，中国人自然而然五千年来就过着家族主义的生活，也可称之为素养，也可称之为本质，是中国人血液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近代，欧风东渐，为了要与列国并驾齐驱，热心吸收西洋学术潮流，主张个人资本主义者大有其人，可是转瞬即亡。何以故?其未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本性故！例如目前的台湾，在美国豢养利用下，是推行个人资本主义的大好天地。试看今日台湾，除了有些人赚了一点人家剩下的辛苦、昧心钱外（已大半又送回外国去了），可怜一省弄成男盗女娼，强凌弱，众暴寡，尔欺我虞的黑暗地狱。因此那里的仁人志士们每日呼天号地，痛哭流涕，但已在贼船上，有何效益?。故人家多称台湾是个没有明天的地方。
（三）中国的学术思想共分九个流派，即：道、儒、法、墨、农、兵、名、纵横、阴阳，史称"九流"。这九家哲学没有一家是站在反对家族主义的立场来立论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各树己见，如何促成家族主义下的道德、正义更能完美实现。譬如：道家主张是直透本性的看法，认为：既是家族非能以人工塑造，完全自然生成，父慈子孝完全本诸天性，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让其自由发挥，最忌加入人工，拔苗助长，弄巧反拙，反而堵塞了。因而间接地去培养使其发生的客观条件，使其顺利生长，才是聪明实惠的好办法。如果有人觉得这父慈子孝的现象是极好的，于是悬赏鼓励，或用道德的手法来推动。这样以人工推选的东西，很可能多是教人作伪，大家装模作样。这就变成了吃人不吐骨的虚伪礼教，这只能削弱国家的实力。因为表面上伪装的互助互爱，到了紧要关头，这样的人比谁都更自私自利一点，根本派不上用场，恐怕还要误事。这就是道家和儒家的基本分野点。在孔子问"礼"于者子的时候，老子劈头就给他一盆冷水。孔子千里迢迢跑去请教老子，这正说明了他何等热心于礼教的推行。在老子来说，他正在埋怨拔苗助长的人把一天好事都弄坏，孔子再来火上加油，当然对他没好气了。所以立刻当面指出几点孔子的毛病：虚荣心，个人野心，太热中，虚伪做作，太偏激。后来到了法家，居然用武力与恐怖，硬拼恶霸的办法来强制执行，所以转眼就垮。从中国历史来细心品味，两次历史上的顶峰时期，就是史称汉、唐盛世，都是在听了老子的话下出现的。
（四）中国家族主义里，由于家长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易经》家人卦彖谓："家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从而导出中国特殊的统御学或管理学来。用最简明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以身作则。作人父母的对待子女，要用受心，切实地关怀体贴，既要养，又要育。自己行事为人要正派，所谓：言教不如身教。带头劳动。带头学习。这样子女是绝对不会坏的。精言之，就是：有为--无为--无不为的辩证三联式。自己若干，带头干（有为）。但绝对不可一个人包了，要让人家有机会干。并带头干（无为）。最后大家一起干（无不为）。君之宗之，一乡的领袖就是一乡的父母，县的领袖是一县的父母。省是如此，国更是如此。证诸历史，这个公式绝未产生例外。凡是旰食宵劳，励精图治的明主，没有不是国泰民安的。凡是思倾国、不早朝的昏君，没有不天下大乱的。自己豪华享受，叫人家忠心苦干，乱亡相继，无不如立竿见影。所以，在中国绝不可能立了几条法律就能天下大治的。所谓徒法不能以自行。就是古今中外，也还查不出一个例子来证明徒法可以自行的。有人以为：中国一定要"法治"才好。实可谓一知半解，强不知以为知。既未明了西洋历史，更未深究中国人的本性与背景。根本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法，怎么样来治，这岂不正是似是而非。徒乱人意吗！犹太人有个名叫耶和华的神，这个神不但具有人格，而且完全完美，又有全能，更且随叫随到，要钱就给钱，有病就医病，要报仇就雪恨，要打仗就胜利。总之。凡投靠耶和华的必安稳。阿拉伯人除了有阿拉（与耶和华异名同体）外，神话中还有个吉尼，住在灯或瓶子里，也是随叫随到，服一切务。这都完全是唯心论的痴心妄想。中国人是讲实证的，"道"是宇宙的规律，合道则存，违道则亡。是唯物论的，同时也是极严肃的。于是，把领袖（家长或君主）在观念里当成是个德高望重，比一般人都更有知识和智慧，甚至在体力方面也都比别人强壮，更能吃苦耐劳。是为有"龙马精神"。这个具体的人代表了天、地、君、亲、师的全部。所以，自然地把感恩，爱戴，敬畏和希望都集中在他身上。在历史里，只要出了一个与他比较近似的人，所谓君正臣贤，只要君能正那么一点，马上忠臣贤士都也跟着出来了，奸佞都销声区迹了，马上就出现国泰民安的盛世。否则马上就乱亡相继。中国的历史几千年就在反复的证明这一点。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想着把它制度化，以图长治久安呢?在汉、唐盛世时的宰相制里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并没有不做这样打算。汉唐宰相制是这样的。由于君主是个具体的人，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完美而又全能。但是人民对他却充满了希望，如果这位君主差强人意，人民打了个及格的分数，自然皆大欢喜。如果分数太低，人民就要失望。这一失望就要不得了。可是谁也无法保证君主的做为一直都是及格的。为了保持长治久安，最好是把君主虚位化，就是叫他无为。他无为，所以他就不犯错误。不负行政上过失的责任，人民就不能怪他。他就永远是人民心目中的希望。可是谁来办事呢?真正办事的是宰相。因为只要是负行政责任的，就难免要犯错，宰相犯错，立刻可以撤换，并不影响全国政局的稳定，不比君主。要撤换君主，是不得了的大事，那就是革命。那么怎样保证宰相尽做对的事，不做错的事呢?就有一个御史大夫在他后面作监督，就是专弹劾，专挑毛病。怎样保证御史不和宰相串通勾结来做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呢?一方面一定要选好人去当御史，另一方面在制度上规定，御史是宰相的天然候补人。同时，宰相的薪俸是二千担米，而御史是六百担。只要你把当朝宰相劾倒了，你马上就贵为宰相，富有两千担。反之，宰相若不愿失去荣誉和富贵，就得拼命地做好事。因此，宰相是"正"，御史是"反"，二者统一在无为的君主里，是"合"。同时，这也是：宰相是"有为"，御史是"无为"，君主是"无不为"，简称无为而治。也可以这样说，政府（宰相和御史的行政机能）是"有为"，君主（有权而不具行政机能）是"无为"，二者统一在国家里，国家是"无不为"。有了这样的制度，又有人好好地维护它，所以就产生了汉唐盛世，是中国人永远引以为荣的。大英帝国师法此制，遂造成不落日的强盛，所以，黑格尔大加赞赏，称其为理想的制度。话可是又说了回来，光有好制度不行，还得有好人去行才行。列子说了一则寓言：纪省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十天后，宣王问："鸡可以斗了?"他回说："还不行，因为这个鸡还有虚骄和气性。"再十天后，王又问，他说："还不行，因为它的情绪老受外界的影响。"这样又过了十天。他回说："还是不行，因为它对别的鸡还怒目相视，还要强好胜。"再十天以后，他告诉王说："行了，别的鸡对它吼，它都不变色了，它看上去，象个木鸡一样，可是它真成为能斗之鸡了。"别的鸡不用说跟它斗，只要看它几眼，就败阵而逃了。做个斗鸡，尚且如此，何况做人的领袖呢?
（五）辩证法是中国家族主义文化中的产物。伏羲氏发明它的时候，就将它的产生经过作了说明。他说由于他上观察天体气候，下观察地理环境，远观察事务的变化，近观察身体的机能，得到了一种规律，就把它记下来。他完全没有说过那是由什么神灵启示，在什么山里火里，神灵向他显现而赐给他的（摩西十诫的来源）。或者说这辩证法有什么神力，可以用来呼风唤雨。这完全是从他调查研究，实验证明所得来，所以其性质完全是科学的，也是唯物论的。正和反，他称为阳和阴。阴阳在最基本的形态下统一的情况，叫做太极。阴和阳之间的种种关系是完全依数学的原理变化。阴和阳乘二，就是四象，再乘二，就是八卦。八卦也是阴阳的三次方。现代数学里还非常重视这个二进制。伏羲时代只发展到八种现象。也就是正反的八种形式。他马上就用它来说明一家八口。同时把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基因"都作了初步说明。到了姬昌（后来的周文王）手里，又花了七年的时间，再二进到六十四卦。就是矛盾共有六十四种形态。这就是中国的现象学，也是方法论。因此，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是六十四种形态中的一种。当初莱布尼兹只见其一，不见其他六十三。所以，连黑格尔也不知有他，只会按着最基本的一个形态作文章。就只一个形式已经把莱布尼兹惊得目瞪口呆，口口声声说这是极大的宇宙奥秘。就此已经在欧洲和世界上掀起了巨波狂澜，要是他们知道了其他六十三个形式，那还了得吗?论者或问，中国人自己的宝贝，中国人为什么就不知道它是宝贝呢?反而让它冷落到做了江湖术士的代表，难道中国人真是比人家次一点吗?其实，中国人怎会不知道它的价值，不然周文王怎能创下八百年的江山?箕子逃命的时候，什么都来不及带，只手捧着八卦奔了朝鲜，可见八卦比什么都宝贝些。至今韩国为纪念此事，还把它作为国旗。陈抟是把它作成有系统的图形的人，并且写了论文。
宋太祖赵匡胤请教过他，但并不深入。太宗赵光义却把他请到京城不止一次。每次都促膝密谈，外人都不知道他们谈什么。当然是谈国家大计无疑。这位希夷先生（太宗对他的称呼）就是一位"山中宰相"，而表面上陈先生和大家不过说些极普通的道教的话。粱朝的"山中宰相"陶弘景的情形也差不多。中国人不是不知道它是宝贝，也不是不会用它，只是有个更高的智慧，故意的淡化它。因为既是宝贝，就不能乱拿来炫耀，所谓：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因为好人得了固是很好，万一被坏人得了岂非要天下大乱了吗?譬如，《三略六韬》这部书相传是姜太公的，黄石公费了好些事，才传了张良。张子房用来创下了大汉四百年的江山，死时分付把书一起同葬。可见，这书是姜子牙写的，黄石公传的，张于房用的，结果是大汉朝，各人有各人的贡献，各人有各人的时候，哪里勉强得来?几千年来，中国哪朝哪代不是有好些了不起的人都在用它?只是不挂在嘴边乱说罢了。这一点又是中国人更高一层的智慧了。再就外国人来说罢，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在亿万人之中，也不过出了这四个人，能懂，能用。所以，这也不是勉强得来的。如果中国是这个时候要复兴了，就会有人注意它，研究它，发扬它，运用它，是属于中国的宝贝。就不会永远被埋没的。
论者或谓：中国固然有其本身优良的文化，再加地大物博，论理应该是个世界的天堂才对，何以就如《三国演义》开头所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好象成了个定律一般。外国来侵略还有话好说，自己老是打自己，难道也是高度文明所致?其实，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分分合合，打打闹闹，未始不是一种进步的过程。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同时，也可看为对文化的一种考验，所谓：真金不怕火，百炼铁成钢。中华文化在这五千年里。经过多少狂风巨浪，至今可见，更是弥坚益壮，准备战胜更险恶的艰困。孟子早就说过：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所谓多难可以兴邦。事实上，中国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个信心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要坚持的，只要有这个信心就什么都无所惧怕的了。然而，老子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这就是说：人能知道自己的无知，就是高明了。若强不知以为知，那就是病患。人唯有把病患除去，才能健康不病。圣人是健康没病的，因为他不断除去自己的病患，所以他健康没病。揆诸历史，中国有几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再三的把中国不知不觉地拖到动乱中去。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病患。如果不能把这些问题弄清楚，然后想好办法把它们除掉，中华民族难免还要带病延年，不得健康。兹从过去历史，归纳出中国四个大病根，分四节讨论于后，以全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之意。
一
中国在宗法制度下，政族合一，君之宗之，中国就是一家。一种在自然关系中产生的组织，对政策的推行和沟通有双重的便利与效果。由于家农的合一，兵农的合一，使得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军事自然地俱有充分自卫、自治、自足的能力，形成一个极其稳固，无法摧毁的根基。在正常发展的情形下，中国人无论在对心理或是生理上的照护都是比较完善的。为了好日子能过得更长久更完美，于是在健康长寿方面就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把享受与预防结合起来，把运动与治疗结合起来。所以无论在中国的哪一个角落里，第一件事就是吃。吃便升华而成为艺术。中国人见面的寒喧，先问吃了没有。这代表了中国人的关切和实际性。但有得吃是由于有好天气。其次就是问寒暖，以致于谈天。发展到哲学思想。也是从爱惜生命为出发点，以"长生久视"为标的。长生就是长寿，是生命的"量"。久视就是健康，是生命的"质"。其他都是方法论。中国人最讲实际，为什么重视生命的质和量，就是因为很有活头。活得高兴，所以才舍不得死，才要想出各种方法来活长一点。这和世界其他国人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主张苦行，是因为其生活已经是苦恼得不得了，既然无法改善，不如干脆接受它，将苦就苦。但心中到底有些不干，于是幻想来生或极乐世界。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是风景秀美，山川妩媚，气候适宜，人情温暖，物资丰富。所以，只有长生久视的要求，没有苦行来世的幻想。从整体来讲，只要是情况正常，中国人的生活是舒适的。虽然每个人生来体力智能有差异，但由家族主义的补救，中也养不中，才也育不才，老吾老以及人之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社会成了丰沃的，也是胶着的一团。想到今天的舒适，就不能不想到这是祖宗好处。由是慎终追远之情油然而生。为了还报祖宗的恩惠，一方面对之崇敬礼拜；另方面要保证有后代来继承这些好处，绝不可自我而斩。我要对祖宗表达我的祟礼之意，就要让虽然死了的人还像活的一样，有东西吃。于是就办齐丰盛的冷猪头肉请他们吃，是为祭祀。又自私地怕将来自已死后，没人请吃饭，作了"敖氏之鬼，不享血食"，所以，生养后代比祭把祖先更具现实的重要性。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时，为了预防绝后。后代生得越多越可靠。后代是老婆生的，所以老婆也越多越好。由于老婆多，子女多，原来一个温暖亲密的家，就变成了勾心斗角，阴陷残害的屠宰场。人们不愿去根本改正错误，反而引进了礼教，强制敷衍出一种表面的安宁。在这样环境里混出来的中国人，就具备了表面彬彬有礼，暗中诡诈阴谋的双重人格。而原来家族主义的优点却还保存在劳动人民和没有妻妾满堂的家庭里。所以中国的家族主义一直在培养着两批不同的人，一批是老实本分，国家民族意识深厚的人；另一批是自私滑头，无所谓国家民族的人。举一个例来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主打进了东京。百官易素服纱帽，伏路例请罪。而人民则惊呼而走。《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描绘了一幅对照图。契丹主以诏书赐诸藩镇，藩镇争上表称臣，有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可是农民则保聚山谷。契丹得到了中国土地和官吏，却得不到人民。契丹主说："犹雏飞之后，徒有空巢。……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于是放弃建国中原之意，急急北归。这幅图画绘下中国的两类人，每到紧急关头，就真相毕露，丝毫不爽的。
中国人由于贪心作祟，奉行三多主义--多寿、多福、多男子。只要是大环境稍微安定一点，人口就立刻大为繁殖。不到二三十年，就能形成庞然大族。族大口众，越要三多，则经济上的压力越多，于是就必须再加两大--财大、势大--才行。中国以农立国，生产的工具是土地。土地多则财大可保。如何土地可多，必须依政治的手段取得。因土地原则上应是公有的，必须依势占取，势力大则土地可多。在春秋时代已有"子驷为四洫，氏、褚氏、侯氏、子师氏皆丧田焉。"到了商鞅变法："除井田，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这样大族又成了豪族。西汉初期，刺史六条问事，其中的一条："强宗豪右，田宅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宣帝时，有所谓"宁负二千担，勿负豪大家"。到了东汉，"豪人之家，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各群，徒附万计"。三国时，"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地"，"豪族势利倾于邦君，储蓄富乎公室"，唐代永徽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宋代"势官富姓占田无算，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强宗巨室吁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使下户破产"。这都是历史上的实情，一直继续到民国。豪族并不自己耕作，佣人耕种，按时收租。平时则遨游都市，上结官府，下交游士。一旦天下有变，域据堡自固，或图霸一方。幸而还有田可耕的农家，他们的情形怎么样呢?根据西汉晁错的话："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无日休息。勤苦如此，倘复被水旱之灾，又赋敛不时，当具有者，半贾半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宋司马光说："农民值丰岁，贱其所收之粟以输官，比常岁之价或三分减二，于斗斛之数或十加一，以求售于人。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赋不已，欲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无田可售，则不免伐桑枣，撤屋材，卖其薪。或杀牛卖肉，得钱以输官。一年如此，明年将何以为生乎?"再看田地的生产量，汉时"亩收三斛"，晋代"一亩之收，或不足以偿种"，唐代"一顷出米五个余斛"，宋时"亩产四五斗"。后世大约都是如此光景。生产力如此低，加上以上所说的苦困，人口的增加又突飞猛进，人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废田流徙为闲民"，也就是成为没有户籍的流民。在王莽的时代，先是"以饥寒穷愁，稍稍群聚，常思岁熟，得归乡里。转掠求食，自哄而已。"后来就"众有数万，攻略城邑。"到最后则是"死期交急，剽掠延生。"这种情形从汉到民国，规模虽有大小，名义虽有不同，代代皆然，层出不穷。
这些流民是过剩人口，历史形容他们的行动用"剽掠"二字。因为他们飘乎不定，到处流串，所以又被统治者叫做"流寇"。她们的破坏性极大，他们绝对不生产，他们把剩余一点的生产户，不是裹胁而去，就是杀死了之。最后到了无可剽掠的时候，也是他们本身灭亡的日子。留下的结果是千（万）里内无人烟。就这样的大杀劫过后，如果有位够格的领袖出来，收拾善后，与民休息。十年一过，又出现户口充实，仓储丰足的局面。于是又生战乱。小乱平后，再生大乱。就这样阂而复始，无极无终。这批过剩人口，本质上，他们并不是劳动人民，他们不事生产，游手好闲。是寄生在社会里讨生活的。他们全然没有丝毫贡献，譬如帮助开发新的生产手段，改进旧有的生产手段，以增进家庭实际生活条件．倘若遇见不平受压的情事，想办法如何组织大家来对抗或制止，以及怎样能在制度上去作防止的打算。即使一时无法付诸行动，至少也应该有个理想，说出一套理论。他们这批惯娇的年轻人，就会在家使性子，利嘴滑舌，打爹骂娘，见事只会怪别人，自己一点拿不出正面的办法来。可是一碰到外头人就完全傻瞪眼了。流民并无意去替被压迫的打抱不平，反而最先总是向已经疲惫不堪的农村下手，弄到他们连余喘都不能保。他们抱着打翻了狗饭盆，大家没得吃的消极性的心理。所以就只有破坏，完全不值建设。总之，这种可大可小的过剩人口的流民问题是中国向来的致命伤。
流民虽然也是掳掠抢夺，可是跟罗马相比是很不相同的。罗马是去抢外国的，抢了之后是：得其金帛可以致富，得其子女可以奴役，得其学术可以自壮。因而西罗马富强繁荣，有四百年的天下，东迁之后，又延四百年。至今西洋诸邦虽无罗马称号，其典章程秩莫不由罗马一脉相承。而中国的流民是专抢本国的，为什么他们不把聪明才智用在发明建设，强种富国上，而专门走毁国害民的路子呢?从心理学的立场来看，不是没有缘故的。但凡娇惯坏的儿女，一方面养成一种颐指气使的少爷小姐的性子，父母越疼爱，就越孝子。越孝其子，则子就耍其父母。因此造成目中无人心态。另方面，这样的儿女心中明白，外头决不会如此事事顺着他的，由于怕碰壁，则生畏惧之感。由畏生敬，就产生浓厚的自卑感。为了掩藏其自卑，就越在好欺负的家人面前扬威。专欺负好人，内心未免不自疚，但决不愿对家人道歉而失面子，却将深藏内心的兼疚感发泄在外人身上，故对外则特别装得善良。有钱的人家，则把财物挥霍，也是一部分的发泄。质言之，就是败家子心理。韩非子就说过这种故事，用来支持他的法治思想。他说："今有不才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劝，师长教之弗为变。夫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者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州郡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
中国人的流民心理并不是只能从流民的身上才能发现的，如果稍加研讨，可以说是无所不在，防不胜防。因此，这决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放过的病根。先就文学上的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每一个中国人从小都知道一个"孙梧空"，这是西游记这部书的主角。从表面上看，《西游记》只不过是一部写得很流畅动人的小说，而且是一部神怪小说，七十有二洞，洞洞有妖精。满天神佛，热闹异常。也可说是一部宗教小说，上天下地，谈神说鬼。几百年来，脍炙人口。可是骨子里却在教唆中国人反固有制度权威，反固有学术文化，并且极力主张：中国无能邪恶，必须彻底全盘"西"化。现分四点来作进一步的说明：（一）孙悟空的知识（本事＝跟斗、拳法、变化、神通等等）基础并不是泊来品，是跟一位"道人"学的（道=中国固有学术文化）。他虽然学得还差老师一大节，可是他的本事实在已经到达很了不起的地步了。然而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绝口不肯说出谁是他的老师来。这还情有可原。，他不断夸张自己的本事，当上了齐天大圣，但决不提起他本事的来源，也从未回山去探望过师父。当他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东拜西求，就从来没回去求过师父。这必然是他认为：师父根本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宁可去求外人（菩萨）。这充分说明了一批中国人的心态：他的成功都是出于他自己，或是外国人的赏识，决不归功于，甚至根本不承认本国文化的价值，虽然人根本就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教育一手栽培出来的。数典忘祖，过河拆桥，一心要远走高飞。（二）初出茅庐的孙悟空自以为本事有了，于是雄心大发，使出混身解数，要做官。任何小说故事虽然时常是推测臆造，但无不是现实情景的反射。作者没有上过天，如何知晓天上政府是怎样运行的?所以，说的是天上的事，无非还是地上的光景。孙梧空一要做官，就要做中央政府的大官。野心越过越大，欲望越难满足。越闹越糟，最后闹到要推翻政府。孙大圣说："玉皇，你有什么本事?""玉皇，你下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倒好象是新发明的一种"民主轮流制"。玉皇代表中国的政制和威信，天宫代表中国的行政体系和组织，孙悟空代表的势力，并不是什么改进理念和方案，而十足十地表现的，只不过是个人的野心与私欲，心里根本没有丝毫国家民族的大义，于是，他就造成了一个不小的动乱。太上老君，虽然暂时把他关进了八卦炉。可是不久，八卦炉不但被蹬翻了，而且连老君都被他拖摔了一跟头。老君代表中国的学术文化。作者假借孙悟空，一鼓脑儿把中国的一切通统推翻了。他极力地把中国固有的文化都描绘成是老大、臃肿、腐朽、无能的，根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玉皇要想生存下去，单靠自己的力量，简直是无可救药。非得到西天去求佛，才能保命。外国的佛来到中国，一下子就把孙悟空镇压了。佛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把手一翻，干净俐落，孙悟空连大气都没法透了。其实，佛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的本领，只是会骗。一骗，老孙就上了当。等到明白过来，一失足成千古根，倒真是无可救药了。（三）唐太宗的时期是中国史称的盛世，《西游记》偏把它说成"苦难悲惨"的世界。西方的佛早就安着心要来"救"东土的众生，只是"未得其便"。刚好中国出了个陈江流（玄奘），一心要成全佛的意愿，他要把人家的"经"（办法）全盘搬来。如果从留学的观点来看，留学生到国外学人家的长处，拿回家来充实自己，这有什么不对?如果"留学生"去勾结外敌，甘心做人走狗，来推翻祖国，虽然名为留学，其实是卖国亡国。唐僧九死一生，千辛万苦才把"经"取来，打开一看，却是无字之书。这是说：外国人并不一定会把有内容的"经"给你。更进一步说：即使把"经"取了来，也不一定能真派用场。有问题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既然如此，为何老早就不放聪明些，抱定自立更生的宗旨，发奋自强呢?至于"苦难悲惨"的世界到底在哪里，也应该先弄弄清楚，弄不好一心想上天堂的反进了地狱，岂不冤哉?根据正史，唐太宗贞观三年玄奘赴印度，见尸罗逸多王。玄奘对王大夸太宗神武，中国强盛的情形。王说："据汝所说，我当东去朝见汝主。"遂大大优待玄奘，任他在印度国内到处自由旅游。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初回国，王遣特使与他同来；并献上表文，玄奘做翻译。太宗命梁怀做持节往抚。印王亲自出郊，恭迎唐使，膜拜受诏，顶在头上。又复遣使，并贡上入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等物。贞观廿二年，太宗派王玄策使印度，蒋师仁为副。他们一入印境，就有兵来袭。原来，尸罗逸多去世，阿罗那顺自立为王，不敬唐朝。王玄策从人有限，不能对敌，脱身逃走西藏，从骑战死。西藏闻讯，即派兵一千来援，后又招集邻郡，尼泊尔亦出七千兵来会。王玄策、蒋师仁身先士卒，血战三月有余，大败阿罗那顺，将他满门擒住。并攻下五百八十余城。王玄策献俘长安，由太宗特赦阿王，后发送回印。只把他身边的一位老人留下。老人二百余岁，名叫阿罗尔莎婆寐，素修中国道教。太宗特留下他，请教一番，然后遣返。玄奘去印度，取经固然有其事，显然在取经之外，还另有任务。而且任务还极成功。绝对不能是真象《西游记》笔下的那么一个窝囊和尚。恐怕玄奘之在印度十六年与王玄策后来能以少胜众，如入无人之境，杀将擒王，大有关系罢。《西游记》说唐僧于贞观十三年去，二十七年回。而太宗于二十三年五月驾崩，八月奉安昭陵，岂能在二十七年还接见唐僧?诸如此类，可见《西游记》的作者是别有居心的。（四）孙悟空在天宫的时候，玉皇叫他管御马，他嫌官小，不肯熬。叫他管桃园，他就怠工，并且为非作歹。可是，他第一次被佛骗，就在山下苦熬五百年。第二次骗他说：将来可以得"正果"，她就甘心作了和尚，一路坚苦卓绝，作个窝囊凡人的徒弟。第三次被骗，他戴上了紧箍咒的头箍，便只好死心塌地为取经的洋使命服务到底。《西游记》在示范：中国人为中国做事，就可以胡乱来；倒是在国外或是在洋机关里做事，就得忠勤谨慎，死心塌地地做。即使明知到头来一场空，也是死而无怨。总之，《西游记》这本书的意识形态，可疑之点甚多，以上四点不过是较为明显一点的例子而已。作者是个有学问的人，只可惜心理的方向错了。由于他一个人又不知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造成多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人如果敬信三有主义（有寿，有福，有子孙），应该没有什么不对。但非要三多的话，问题就要出在这个"多"字上了。然而，人口过剩虽然是问题，不过以中国幅员之广阔，未开发的地方，待开发的事业，比比皆是。人口多也未必没有一点好处。但是，流民心理却是中国一个极严重的病根。夫唯病"病"，是以不病。但能在心理上下一番功夫，中国人到底是聪明的，如果人口多，又能同心团结，因势而利导之，所谓众志成城，自然就胜人一筹了。
二
自东汉明帝以后，中国文化起了基本的变化。要研讨这个变化，就不能不谈佛教。要是没有佛教，恐怕就不会有道教（以前，中国有道统，就是自始祖黄帝以来，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和道家哲学，正派而不具宗教性的），恐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儒教，后来中国的历史就恐怕也要全部改写了。
始作俑者的汉孝明帝刘庄，一夜梦见一个大人，头上放光。绕着殿庭直跑，正要上前诘问，那人突然飞去，吓了一跳，因而惊醒。次朝和群臣谈起此梦，群臣也无可否。偏偏有个多事的人，名叫傅毅。说："臣闻西方有神，传名为佛。有教有经。从前霍去病讨匈奴时，休屠王贡一金人，置诸甘泉宫。现乱后早已不存。今陛下所梦，想必为拂。"试想梦幻之事，何足以凭?这傅毅无端竞把佛瞎扯了进来，引发了刘庄的好奇心。于是便命蔡音、秦景去印度取经。用一白马驮经，回洛阳复命。皇帝打开佛经一看，根本不懂梵文，简直是其妙莫名。再看那绘来的释迦画像，也与梦中之人不符。于是不求甚解，遂令在洛城雍门旁造寺藏经，就叫从印度跟来的两个沙门（和尚）住持，赐名白马寺。既然皇帝有兴头，自然公卿们也就没有不热心的。特别是楚王刘英，他虽是天潢介弟，因是个先帝无宠的小老婆许美人所生，封国最为贫小，故暗怀怨望之心。听到佛教的消息，立刻派人到白马寺学习，学会了一套烧香拜佛。斋戒顶礼的印度形式。就在楚宫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朝晚膜拜，祈福禳灾。印度佛教专门教人"出家"，用中国当时的活来讲。就是叫人反固有的家族主义，也就是反孝梯忠信的伦理。简言之，就是无父无君。楚王越拜佛，则孝梯忠信之心越少，无父无君之心越多。于是，不自量力，居然要造起反来。谁知反未造成，事机已泄。楚王虽畏罪自杀，可是案子却牵连了成千上万的人，乱了好几年，才算平静下来。把个刚才中兴起来的帝国，无妄地丧失许多元气。因此史家评论汉明帝，当时国家不知道有多少事等着要做，放着中国修齐治平多少大道不去研究发挥，也不先作调查研究，就胡里胡涂，劳民伤财到印度去引进佛教。立即见效--导致楚王之乱，死一个弟弟对他或许并无所谓，可是把半个国家都牵扯进去，闹得鸡犬不宁。事后也不检讨，也不改过。明帝之"明"何在?所以，韩愈用他的例子来劝唐宪宗："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说；"佛之不足信，亦可知矣！"
到此一定会产生至少三个问题，即佛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它?它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兹分三节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佛教总分三部，即：佛＝明了并体验到世上一切困苦，因而修成真空寂灭（涅槃）者，佛学＝成佛的理论，佛法＝实行佛学的方法。创法的人是释迦牟尼，幼名悉达，生于中国周灵王时，父净饭王是北印度迦毗罗城主，母摩耶夫人是拘利城主之女。他十六岁时，娶耶输多罗，生子罗候罗。常感人生无常，抱有出家之志。净饭王每用美女、醇洒、音乐以为羁縻。终于廿九岁出家。净饭王有孙为嗣，便也不十分勉强他还俗。但他虽得偿素志，苦行六年，身体衰败不堪，仍是无法解脱。一天要到河中洗澡，竟晕倒在河滩上。幸有一女子经过，饮以羊奶，才得复生。因此在迦耶山的菩提树下，昼夜彻思。自觉有悟，就四出说法。年八十岁，病疮，而死于巴陀河的遮罗双树间。遗体被放在拘尸那边罗城天冠寺供养。后付荼毗（火葬），遗骨后分配于八个佛教国。自释迦死后，无人觉得自己的修为能超过释迦，因此他被尊为佛祖。
释迦说教，以苦、集、灭、道四谛为依归。"苦"是教世人认识世界无一不苦，诸受皆苦。生、老、病、死、不如意，是为苦的苦。快乐不长苦、习惯无乐苦、不苦不乐苦，是为乐的苦。"集"是苦的原因。就是由无明（惑）而生的一切执着和欲望，是一切苦的由来。"灭"是解脱一切苦因苦果，执着欲望，而进入涅槃（无一物）之境。涅槃是吹熄的意思，即消灭欲的存在。大乘般若经把它叫做空、空空、大空、毕竟空。"道"是达到"空境"的方法。有八正道：正见（见解）、正思维（志）、正语、正业（行为）、正命（生活）、正精进（勤）、正念、正定（思想集中），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努力）、禅定（打坐念佛等方法使达到无思想地步）、智慧（悟）。
再进一步来看，佛教的理论是：1．不立自在天。就是不承认字宙第一因的创造主。因此没有上帝。而宇宙的存在是在"我的认识"下的产物，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就是宇宙。故称"唯识论"。识的原动力是我的欲，宇宙是由欲而有的，因此三界是由我所创造。除了即今（短暂的现在），过去、未来都不过是推理的概念。我心在，故宇宙在。我心空，则宇宙空。2．一切世间法都是因缘生灭。往时造何因，今生现何果。现时造何因，来生现何果。是为三世因果。因此，人虽努力行善，只不过希望来生可能好。它既不承认一切现象是实际的存在，故因、果毕竟不外是一种"心相"。3．人非实我，故灵魂与身体没有固定的关系。人在惑、业、苦中，由烦恼而产生善、恶的行为。再由行为而产生相当的果报。现在的身体形式（有情），一面寻味苦乐，一面决定未来的命运，不断反复下去，是为无穷轮回。也就是地狱、饿鬼、畜生上至人间、天上的五道或六道轮回。然而，人即使修到托生天界，但是由于过去某些因缘所限，在天也不能长久，有一天必然要被打回人间。再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打成畜生。因此，灵魂是一个，而身体形式或为人，或为狗，或为饿鬼……没有任何人能给予任何肯定的答案。所以，如果一定要终止这无止境的轮回之苦，就非要能变成"无有"（空）才行。4．怎样才能跳出三界以外呢?程序上一是"见"，二是"修"。能了解四谛的人就有了"初果"（预流）。再继续打破情和意，就可修得第二果（一来），继续持修，就可进入第三果（不还）、第四果（阿罗汉）。阿罗汉果就是断尽一切烦恼，达到自觉的地位，可以不再堕轮回中。可是，到底这个阿罗汉是个什么光景，实际上无人了解。假设人修到第二果时死去，只须再经一次轮回，就可得阿罗汉果，所以叫做一来。假设人修到第三果时死去，就能生于天界，在天上继续修，也可能完成涅槃，不必再回欲界，所以叫做不还。总之，般若佛教主张彻底的空。大般若经六百卷，究竟不出一个空字。就是否定一切。佛也空，众生也空，世界也空，迷也空，悟也空，一切都是空。然而，就在否定了一切的时候，突然来个急转弯，把一切否定了的东西又肯定回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就正觉得一切都具眉目的时候，一转眼之间，什么又都不见了。
佛教的理论是个无法完全捉摸的东西，就连释迦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国人说它无父无君，这是一点都不冤枉它的。按照六道轮回的说法，父子之间并无实质的真关系，所以《儒林外史》里才会有牛见了跪在它面前的和尚流眼泪的故事。和尚解释这种现象是：牛是他前生的父亲，父亲今生变了牛，但是还认识儿子，嘴里不会说话，故只能落泪。和尚也抱着牛哭。旁边看的人受了感动，就都纷纷解囊布施。原来和尚在光头上涂了盐，让牛来舔，牛吃了盐，就像人剥了葱，眼泪鼻涕，源源而下。和尚靠此到处骗钱。轮回之说是根本无法证实的。但你若逼他拿证据出来，他就会说连宇宙都是虚无的。如果你说：好，根本没那么一回事。他又回头拿变畜生及饿鬼或十八层地狱来吓你。如果你承认欲望是罪孽，所以才堕畜生道。试问想成佛，做菩萨是不是欲望呢?那么他就说：佛也是空，法也是空。如果你说；好，佛根本不必信。他就说：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肚子饿了要想吃饭也是欲望，为什么和尚都不自动饿死呢?如果你要结婚，他就说你应该做和尚，否则因这欲念一动，马上即堕轮回。如果你说：好，我断尽七情六欲。他又参起欢喜禅来，寺院里无限春光。人生在世，父子君臣是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实在的了，可是他说这些都是假的，到了盖庙，塑金身，收布施就都是真而又真的了，否则你就下地狱。诸如此类，都好像猫咬着尾巴打转转，实质上根本不合逻辑，不合理，永远也无法弄得清楚，所以大家便走形式的路子，就把佛当成神，香烛礼拜他的像，念他的名字，替他盖住宅（寺庙），捐献钱财给和尚；请他们在佛前说好话，希望佛祖有灵，保佑福利平安。死后升天。至于怎么"见"。怎么"修"，就各凭己见，各凭各的方便解释修为。中国人至少将其分八种见解（八个宗派）。哪些方法有效?谁真修成了佛?也是各随已便，永远无法证明的。
（二）在中国人的实证性格，唯物论的背景下，对于这样的模棱两可完全唯心论的虚无主义的佛教，应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事实上不但接受，而且让它支配了中国各层社会。这不是偶然的事件。其原因：1．当时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在正常的家族主义下，宗教是不须要的。中国虽然有所谓"方士"，也曾有仙人的假想，实际上仙人就是长寿的人，为了长生久视，他们不是住在山上，就是住在海上，或是海中的仙上。方士们的操作，多是以长生键康为目的。他们努力的成果就是后世医学的滥觞。因此，不论他们口中用的是什么名词，他们的本质是实证的，而且是工作非常艰苦的。汉武帝时，董仲舒倡"天道主义"，颇有宗教气味，但实质是政治哲学，也是中国的自然法学。这时，突然出现了一种新奇的宗教，对之很感兴趣，这是相当自然的事。2．中国人所接受的佛教，最初只是形式的部分，根本不可能是佛学的部分。不要说是在汉朝，即使是现在，自称为佛教徒的中国人中，有几个是照释迦牟尼的办法修行的?请打开佛经来看看，保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莫名其妙。就凭翻译的那样艰涩古怪的文字，就已经头大万分，那里还能了解它的意义?可是等你千辛万苦把意义弄清楚了之后，正如上节所述，必然又掉在那空空妙有的五里雾中。在专讲实际的中国人来说，绝大部分的人只能接受佛教的形式部分，就是东汉楚王刘英干的事，拜佛求福。依照释迦自己的说法，学佛者的祸福乃是依其自身因缘造业所生，与佛无关。祈佛求福，不仅无益，更且有害。质言之，中国一般所谓的佛教，根本就是非佛所教。3．中国本来也讲因果律，如《易经》直接了当地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要有"庆"，就要去"积善"。这是行为的，实践的。拜佛则只要"求"，就"得"福。这就容易得太多了。这也就是搭便车心理，爱讨巧的人自然趋之若鹜了。4．西汉末年，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米卖到"黄金一斤易粟二斛"。于是，天下大乱，盗贼蜂起。"百姓饥饿，流离道路"。光武中兴，疮痍未平。所谓：一次遭蛇咬，三年怕草绳。忽然有一个泊来品外国神，能保佑福利平安，又那么容易拜，为什么不试试?既时髦洋派，又站在时代的尖端。再说，如果因此能往生在黄金铺地、到处都是金银宝石的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经），那该有多好。虽然只不过是姑且言之，听说而已的地方（注意：阿弥陀佛经开头第一句就是：如是我闻。根本不能考验，是不负责任的）。5．统治者对佛教有一种错觉：佛祖对政治不感兴趣，是教人出世的，是不会造反的。唐太宗临死时，安排了武媚娘去当尼姑，自以为得计。自己喃喃的说：天下哪有尼姑做皇帝的。这就充分说明了统治者保江山的心理。虽然历史立刻就证明了他们的错误，但却至死不悟。统治者予佛教以政治上、经济上各种特别的优待和鼓励。佛教哪能不兴盛呢?6．人做了许多昧心的事，佛教应许他们可以出钱买福消灾，所以至今庙里的生意不衰。
（三）佛教既然一鸣惊人，就有人仿佛教的形式，刨出一个比较具中国风味的教来，就是道教。后来的儒学也混合了佛学。这且不言。中国由皇帝带头提倡，政策上给予佛教经济特权。东汉明帝建了白马寺，到了桓帝时，就于宫中立浮屠之祀（《后汉书》卷六十）。三国初年，笮融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为重阁楼道，可容三千余人，礼佛诵经。各地来听拂受道的人，一概免役。并且布席于路，多设酒饭，民人来观及就食，动且万人，用费上亿（《吴志》卷四）。北魏民众信佛，以避输课（《魏书》卷百十四）。北朝如此，南朝也是。佛法讹替，沙门混杂，而专成逋菇（《宋书》卷九十七）。于是，就开始制造谣言，要造反了。"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魏书》卷百十四）隋文帝统一中国，励精图治，一切渐上轨道。但在他死后不久，就有几十人，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建国门。守门卫士都向其礼拜。他仍一拥上前，抢了武器，造起反来。后来又有个海明和尚自称弥勒佛降世，好几万人跟着他。于是自称皇帝，改元白乌。以后，唐、宋、元、明，弥勒佛不断下降，不可胜述。到明天启年间，徐鸿儒以白莲教名义作乱，其教徒有二百万。其后断断续续，到了清嘉庆年间，又大闹一场。唐宋以来，沙门有免税、免役、免刑的权利。在北朝，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二十年中，洛中土地三分之一属于佛寺。同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天下州镇，僧寺也广占民田。南朝更有奇怪的事，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大臣捐资寺庙一亿奉犊。所以，佛教富甲天下，政府财政越来越困难，就向佛寺借贷（《齐书》卷八十二）。到唐代德宗时，杨炎曾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僧，以免赋役。贫人无入所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者，百不四五。"敬宗时，李德裕说："户有三丁，必令一丁落发。意在规避王摇，影庇资产。"唐宋政府有时穷极无聊，以贩卖度牒来筹款救急。李峤说："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寺庙又成为观光敛钱的所在，于是中国凡是风景生色之处，决不会没有佛像寺庙。这就代表了中国"文化"。总之，因为优待佛教，结果变成既没有当兵的，也没有限役的，也没税可收。政府成为贫穷软弱无聊的怨府。佛寺却操纵了一切。逼到最后，政府只好起来反抗，就有三武灭佛的事件（周武帝，魏武帝，唐武宗）。可是唐武宗大杀佛徒，毁佛寺，一到宣宗，"修复废寺，度僧几及其旧"，根本不解决问题。问题是统治者一面迷信赎罪与天堂地狱的教义；一面迷信佛教能帮助稳定他们的统治。例如，英明如唐太宗，派玄奘取经，并亲自为佛经作序，叫做"圣教序"。序中一再称佛教为"圣教"、"正教"、"真教"，"宣扬胜业，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还有什么"日月无穷、乾坤永大"等等的肉麻话。唐朝开国，宣布以道为因教，并认老子作祖宗。一再说，三教并尊，以道为先。可是竟称佛教是圣、正、真，但不知其置其他二教于何地?这种两面作风，报应就在眼前，尼姑马上就杀他的子孙，夺他的江山。取什么经，做什么序，都是打嘴现世。他也不想想，佛教要是真那么好，王玄策怎么能一下子把印度王都捉了来?中国历史再三证实："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纵观中国历史，每逢溺佛的时期，就是乱亡相继的时代。佛教给予中国的是动乱、无知、败坏、愚昧、软弱、自私、欺诈、浪费……的总和，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到了近代，所有佛教国家，在西风之前，如同摧枯拉朽。中国若是没有固有的道统和正气，恐伯早已被瓜分。可是两千年来，由佛致病，病了又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
三
中国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前一百年）以来，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官方思想。一三六八年以降，政府用八股方式取士，四书便成了只需的书。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钳在一个极小的框子里，坐井观天，卒为井底之蛙。本来只习儒家学术，至少还明白儒家的学术，但在八股的形式限制下，连四书都不必念通，只要背熟了前人考中者的几篇卷子，但能名字上了榜，踏上做官的阶梯，就算儒门弟子。至于升宫发射，靠的是个人的人事与手段。是否真须照着孔子的话去做，其间并没有一定的关系。笼统地说，儒家思想笼罩了中国两千年。但严格地看，则所谓儒家思想实可分为儒学和儒术两个部门。儒学是孔子发明的那套大道理，是冠冕堂皇的理论部门。儒术就是"仕"，包括怎样才能做到官，如何能保住官位，如何能升官，如何能发财等等，是心照不宣的技术部门。总称为孔孟学术。当它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差点没把中华民族给扼死。由于它在中国运行两千年，决非短暂，所以病根也极深。现分儒学与儒术两部，论述于后。
儒 学
儒学的集大成者，当推孔子。孔于是鲁昌平人，生而头上圩顶，因此名丘，字仲尼。六岁时与儿童游戏，常扮演祭祀时的礼节情状。十五岁时，开始好学。十九岁结婚。廿二岁时，入太庙、每事问。这表示他对宗法社会的种种形式，从来就具有浓厚的兴趣与关切。他并且以笃行孝道而闻名。由于个人主义的抬头，浅近的自私自利行为充斥各处。从家族主义里培养出来的美德＝忠、孝的情节，重复地被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的邪恶所淹盖。他急切于纠正弊病，正好又生长在鲁国（周室在外族的压迫下东迁，籍册失散，鲁国在东方，保存了旧时的典献文物，因有周礼在鲁之称），这可能是他走上形式主义（复礼）路子的重要因素。孔子常在贵族家当差，作过乘田（管理牛羊），委吏（会计），也做过中都宰，都很有成绩。季孙斯（季、孟、叔三家分霸鲁国）召孔子，与语终日。竟叹说：仲尼的学识渊博似江海，莫能窥其边际。孔于年四十以后，不但有不少学生跟他学习：同时也逐步的进入政坛。鲁定公先任他为司空，后以相助定公与齐景公会谈，得回齐国从前占去的汶阳三块田。这田原属季家，季孙斯很感激孔子，在定公前保举孔子为大司寇。于是，孔子得到机会开始推行他的"复礼"大业了。正好季孙斯的一个家臣公山不狃造反，季孙斯向孔子商问对策。孔子趁机劝他：你要人家不造你的反，你就先不要造人家的反。你们三家对鲁君不臣，已经很久了。现在如果你肯作个榜样，把自己的城墙拆低一点，把自己家的武备也撤销一点，表示效忠鲁君，这才是使鲁国长治久安的办法。季孙斯把这个意见与孟、叔二家商量，孟孙无忌马上就同意，后来叔孙州仇也同意。公山事败出亡吴国。孔子做了代理宰相。有一个鲁国名人叫少正卯的，时常与孔子在暗中较劲。这时孔子以"辩言乱政"的罪名，不由分说，突然把他杀丁。因此鲁国上下没有一个不怕孔子。相传三个月后，鲁国大治。所谓：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齐景公认为鲁国大治对齐国是个大威胁，于是对鲁国使用美人计。鲁侯与三家都得了美女，渐渐不关心国事。孔子是个见不得"无礼"的人。于是援琴作歌："被妇之口，可以出走。被女之谒，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就这样带着弟子离开鲁国。离开祖国的时候，心中万分难舍，一步一回头，越走越慢，希望鲁国君臣还能来追他回去。可是他最后的希望也终于破灭了。绝望之余，又燃起新的希望。他周游列国，希望有人能用他。受过许多委曲，经过十四年的努力，新希望再度完全破灭。他就毅然返鲁，专心从事写作（删诗定礼＝修改历史）和教育的工作，直到他七十三岁逝世。
孔子虽然不是宗教家，但他一再的提出"天"这个具有神格的概念。在古籍《诗经》和《书经》里："天"、"昊天"、"上帝"、"皇天"、"皇天上帝"，称呼虽有时不同，所指的对象都是一个，最简捷的称呼就是"天"。这是他的哲学的基本部分。他说，"惟天为大"（《论语》）＝天的至高无上性。"天行健"（《易经》乾卦）＝天的长存、运行不已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天的沉默性，创造性。同时天具有可信赖性，天过问人的祸福。他路过宋国，司马桓推要杀他，情况非常紧张，他说："天生德于予，司马其如予何?"在匡遇险时，他也说："天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史记》世家）"天既祸之，而自福之，不亦难乎?"（《左传》昭公二七年）他认为天具不可抗拒的能力，颜渊死了，他说："天丧予。"子路死了，他说："天祝予。"（《论语》）他认为天是威严的，如："畏天命。"天是全知的，如："知我者，天乎。"（《史记》世家）天是能审判人的，如："天厌之。"（《论语》）天是具可知性的，如："夫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五十而知天命。"（《论语》）孔子的"天"和犹太人《旧约》里的耶和华完全没有不同。只是耶和华很好说话，整天耶和华说东说西的。孔子的天最不好说话，所以是"天何言哉"。孔子为什么非要如此强调天呢?至少有两个最基本的理由：（一）从慎终追远的角度来看，祖宗的祖宗的祖宗，必定要到达一个始祖。追到穷极，便是宇宙第一因的天。如果不立一个"自在天"，逻辑上必陷入一切皆空（没有）的唯心虚无主义。（二）如果承认天的创造性，人就是他手里的工艺品，我们人对他就不可能产生抗拒力。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只好逆来顺受。这样才能顺理成章的建立他的"复礼主义"。
人要做人做得象样，才能称为"仁"。要成为"仁"，就非复礼不可。怎样叫做复礼呢?他的答案就是克己。所以他说："克己复礼之谓仁。"克已是对自己单方面的要求，而且是压制性的要求。因为天既然是不可抗拒的，人就对自己的任何遭遇既无选择，更无法抗辩。最聪明的方法就是逆来顺受，发挥羊性（仁性），"不怨天，不尤人"，"五十而知天命"。他磨到了五十岁才明白了这个大道理。换言之，越倔强越吃亏，这是他五十年的实际生活体验。他在四十六岁的时候，还满腔不服气，千里迢迢，跑到周，去问难于老子。老子对他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孔子离去时，对弟子说："老子犹龙耶！"（《史记》）孔子的弟子们描写孔子的神情："吠吠如丧家之犬。"
天的延伸或具体化，就是君父。本来父要慈，子要孝，君要正，臣要忠，是彼此对等，互尽义务的。现在变成父不慈。子也要孝，君不正，臣也得忠的片面的义务。子与臣原来已经处于较为弱小的不利地位，现在再把手脚都自动地捆起来，万一这样的做法并不能感动残酷的君父时，便只好束手待毙了。孔子没有提出一个善后或补救的办法来，牺牲者将来得到何种奖赏?残酷虐待人的有何惩罚?因此，佛教的天堂地狱一出现，便大受欢迎。实际上是孔子在为苁驱雀。世界上任何一个好牧人必须保护他的羊群，想好办法去限制狼性，以期羊性能获得最低限度的损失的保证。决不能采绝对不设防主义，何况反绑起羊的手脚，任狼性自由发挥呢?从生物学来看，虽然世界充满了弱肉强食的事实，但弱者却也具备种种防御的本能，如防护色、毒刺毒液等，至少也有天生长腿，跑得飞快。从因果律来看，唯心的方面设有天堂地狱之说，虽非能之，而心向往焉。唯物的方面也有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的现世现报。孔子的儒学到此就已经很不周延了。同时，就因为他的羊性哲学使他始终直不起脊梁骨来。譬如，天（上帝）的对面一定有个魔鬼，孔子叫它们鬼神或怪力乱神。他的态度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生病了，子路请祷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当子路要事奉那些鬼神，他马上正色拒绝："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以上都引《论语》）可是他心里又觉得不可小看鬼神之势，"鬼神之为德，其盛矣夫！"（《中庸》）他既是站在天这边的立场，自然不能再去事奉魔鬼。但又感觉鬼神之势不可侮，就不敢站出来，采取斗争的姿态。于是又偷偷的去祷告它们，一边去敬它们，一边又远着它们。你要是一定要他表态的话，他就顾左右而言他，来个"不语"。这是投机倒把的骑墙主义。所以，后来的门徒，由羊性更进一步，发展成奴性。就是：平常对狼说：我是你的食物，请随便吃。可是等到发现狼以外还有虎的时候，它就说：狼啊，你不要神气，我现在是虎的食物了。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阿Q精神。
孔子在《大学》里，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在《中庸》里，提出中庸这种"圣人之道"，以"峻极于天"。这是大家公认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是儒教的最终目标。在天人合一里却是主张：人要去上合于天。试想那天是个又大、又能、又强……的东西。人跟天比，简直是个可怜的绵羊，凭什么能合得了天?明明德，简单的说。就是把善心打开。亲民，就是与人亲善。止于至善，就是做到个最好的好人为止。同时要毋意（不要有为已的意念），毋必（凡事不要坚持），毋固（不可固执自己的立场），毋我（牺牲自我）。总之，就是克已。质言之，就是甘心情愿，为人牺牲。这当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说法。当然那些得利的人一定会褒奖这只羊好，真好。问题在于谁是那个得到一切的人?他配不配?该不该?一概不问，这又完全是一个片面的状态。或者有人争辩说，孔子的真意是全面的，因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牺牲的话，岂不是就完全没有强权了吗?这未免失之于太过理想，太过天真了。问题在于每人都愿牺牲的这个假定上。试问拿什么来保证每人都愿意这样做?世界上有十分之一的人不愿牺牲怎么办?孔子没有答案。在《中庸》里，他倒是非常坦白，他说："履白刃之山易，一日致中庸难。""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因此，说了半天的中庸，就等于没有说。那么，上合于天的天人合一学说，根本不能成立。他在《中庸》里面，把一切的过错都怪到自己身上，他说："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原因是："君子之四道'臣、子、弟、友'，丘未能一焉。"换句话说，狼跟羊之未能和平共存，是因为羊的手脚没有能绑得更结实一点。天既然合不成，后来就专心搞政治。就是要帮执政者治国平天下。
孔子的努力的确精神可佩。何以他的学说不但没有能替中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严重的问题呢?因为他没有把根本的问题来源弄清楚，就出了一大堆主意。问题就变了质。依照涝证法的规律，有一个正题就必然生出反题来。中国的家族主义有它的好处，就必然有它的害处。要不断地去发现它的害处，去掉害处，然后好处才能一直彰显。在中国的家族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小老婆和宠小老婆的问题。摆在孔子面前就有一个好例子，他却完全不买帐。周幽王宠褒拟，弄得废了太子，贬去申国。后来又要斩草除根。申侯（太子舅）为了自救，到外国搬兵。犬戎来打破都城，大肆劫掠，幽王褒姒皆死。虽然后来退兵，周室却因此残破，所以才会有平王（太子继位）东迁。以前历史上的前例，夏桀、商纣，亡国灭家，无不由小老婆身上起。小点的事例，就更难数了。而孔于不去面对这样的基本问题，却去主张：老子可以乱搞性关系，儿子不许反对，老子浑头瞌脑，要打要杀随他便。这样的社会怎能说是至善?再说孔于的一味蛮干的作风，也令人怀疑他的合理性到底有多少。例如杀少正卯的事件，有人不同意就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难怪他的学说无论怎样去配合统治者的胃口，就是没有人敢用他。
到了孟子，他将儒学作了不少修正。把天的概念变得更亲切了一点。天不是只站在强者的一边，他强调天也站在人民的一边。譬如：天将降大任于某人，必定先叫他受许多的苦。就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目的是要他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从此，天变成人的严父长兄，良师好友了。孟子周游列国，从梁惠王那里出来，马上就骂："望之不似人君。"他当着齐宣王的面就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易位"是什么?就是把他换了，请他走路。这话把宣王的脸都气青了。宣王问说：武王伐纣，那不是臣弑君吗?他马上就驳回去说：那才不是臣弑什么君呢，那只不过是杀个坏人，杀个独夫而已。然后到处去讲，民为重，君为轻。天让君主做君主，是叫他好好地养人民．做人民的好父母。他要是做不好。天并不对他特别维护，就要废掉他。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老百姓的意见，而作为对君王的取舍。同时，他鼓励人起来推翻那些败德的君主。叫作革命。革命的行为，虽然是杀君犯上的，却也是正义的。他不远千里，仆仆风尘，到各国去求职，却鼓吹这一套，所以更没有人敢用他'然而，这并不是说，孟于是在推翻孔子。如果把孟子的书仔细地读过，就很容易发现，他一点也没有和孔子反对。他只是在另一个角度来帮孔子的忙，减少人民对孔子的"误会"而已。文天祥的一首诗道尽了其中微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孔子拼命劝大家做好羊，孟子则劝狼要装文明一点，不然就把羊吓跑了，结果就会少掉几只羊。
到了汉武帝践位时。下诏求贤。朝中举荐了一百多个士子，武帝亲自对策。各人都聚精会神，把见解写好陈上。武帝看了别人的条陈也无特别可否，偏偏一见董仲舒的文字，就击节称赏，叹为奇文。原来董生少年时，研究《春秋》，很有心得。景帝时已名列博士，他还觉不足，于是痛下苦功，三年不窥园，终于把孔孟之学的天道，融会贯通，作成《春秋繁露》一书。远近学子把他奉为经师。这次特蒙武帝青睐，遂上天人三策，专讲天人感应。大体是说，天意安排人民听从君主，君主则听从天，天又俯听人民的意愿。如果君主做错了事，违背丁天的意思，天就会发出警告。屡告不改，天就会发怒，废弃这个君主。也就是人民起来革命，天就听从人民的意愿，赐给他们另一君主。天所发出的警告是什么呢?就是：日月失明，星辰变逆，地震山崩，江河泛潞，四时颠倒，蝗虫灾荒。凡有这种现象，就是代表皇天震怒。人主应该急谋补救之道。他引了古代不少事例作为证明。这引起武帝很大的兴趣。因为武帝是个气高志大的人，从小就好高鹜远，即位后就要大事改变，要作一番振今烁古的大事业。董仲舒的一番议论，正好可以作为藉口。《春秋繁露》是把中国阴阳家的五行论掺揉到儒学里来的一种学术。儒学在中国社会里所受到的批评，主要的是"迂阔"二字。也就是空洞的形式主义。而五行论是比较实惠的学说。邹衍是阴阳家的代表，他把宇宙的机能概分成五个集类。每个集类有一个总的物质个性，并且把它用一个简单的元素来代表。每一个元素又用一个字来代表，如：金一水一木一火一土一，它们之间存在着阴阳（积极和消极）两种力量。阳的力造成：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一个永远不断的生成（创造）环。由于不断地生成，宇宙万物就象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终于爆炸毁灭。因此，生成的本身就同时产生销毁抵制的力：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一个永远不断的抵销（破坏）环。从总体来说，阴阳两个力的相生相克的基本型态，就是黑月吃白月的太极图。详细分析，每一元素之中又含同样五种元素，至少五行就有二十五种型态。这是阴阳在物理学方面的二十五种型态。周易是阴阳在数学方面的六十四种型态。西汉初期的京房把阴阳的数学意义和物理意义综合起来，史家称为汉易或京房易，以区别于周易。这是易或阴阳学的两个发展的阶段。中国人向来的实证倾向，不管什么学问都要能对人生哲学发生意义才算有价值。所以，阴阳家也不能例外，把五行学说运用在从生理、性格、医药，直到国家、政治、天文。五行学说便成了解释一切现象的公式了。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特殊的性格，在它上面和下面接替的朝代的性格都可以依照五行生克来作说明。天也就按照这个公式来管理人事。譬如，黄帝以土德（性）受命，刘汉以火德受命，等等。如果新王朝取代刘汉的是以水德受命于天，就叫作革命。革命就是革去旧有的受命，而接受新的天命的意思。因此，天对现行受命者不满意的时候，就先予以警告，如果它执迷不悟，天就另外授命新朝。这是中国式的"不断革命论"。董仲舒把这样的理论加到儒学里，顿使儒学从半天空中降下，有了实际的凭藉。质言之，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实际上尊的是董术。最吸引人的就是警告的"缓冲期"的设计。一看中国的历史，几乎篇篇都见这种思想。一有灾异发生，皇帝不是"避殿减膳"、"下召求言"，就是"下诏罪己"。也有改年号，与民更始的。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国，风调雨顺是基本的生存条件，所以，古时的所谓政治，最首要的就是水利。雨多时要疏浚，干旱时要灌溉。最好是事先作好预防工作，叫做"未雨绸缪"。自然灾害，直接影响民生。民生直接影响政权。因而丞相丙吉问牛喘，不问斗殴，传为识大体的榜样。好榜样虽有，就是没有人愿意照着做；而避殿、求言那些形式、敷衍，倒是奉行得非常起劲。到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时候，灾荒大起，他倒唱起"天灾无与人事"的现代科学的沦调来，于是，后世连敷衍的形式都懒得行了。
儒 术
孔子讲"仕"，孟子更讲"仕"，并且身体力行，主张学而优则"仕"。最简捷的解释，就是有了知识就可做官。孟子说话比较直爽，他直接说出知识分子做官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二是因为穷。二者必有其一。前者是真的到了学而优的地步，居然有了一定的见解，形成一定的理想，要为国家民族社会有所贡献。后者是认识几个字，有了知识分子的形式，并无一定的内容，做官成为赚钱的手段。等官做或做着官的知识分子（士）就成了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因其为首，故本身便已含有荣誉在内。儒家在实际的行动里，成为制造知识与贩卖知识的企业。在《大学》就明白地拟订了学优则仕的程式，就是从格物致知起，到治国平天下止。在孔子的时代，士的就业不成问题。因为官位的分配是根据天然的身份而来，就是贵族生来就做官。但由于人口增加，事物日繁，必须增加许多位子来管理，需要有知识的人来处理问题。而贵族们正在退化中，这些实在做事的位子急需能者来填充。孔子本身的出路就是如此而来，孔子的弟子搞的出路也是这样来。孔子二十三岁就开始做教师，虽说是孔子的天分，却也是社会的需求。因此就业并不发生困难，事求人，孔子的弟子们都能得到很好的职位。到了孟子的时代，情形就改观了。由于士的大批不断出产，职位的增加跟不上士口的增加。人求事，孟子的弟子就很难找到职位。后来士口泛滥。造成诸侯养士（有薪水没事做）的局面。士口不断快速增长，人浮于事，士就变成浮士。他们到处乱串去找事，士就变成游士。为了争夺职位，不择手段，游士中极多无耻之辈。平民出身的士，是一种不耕不收，不工不商的专业求知的人。也就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甚至于读书读到手无缚鸡之力，完全没有生产劳动能力的一批人。官位有限，得不到官的就只好打混，成为社会多余的寄生分子。于是游士和流民同是社会问题。到了秦代就把他们活埋，成为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坑儒"。灭儒则也要灭儒家的书，所以焚书与坑儒并行。汉高祖极端材厌儒生，虽然没用杀的办法，却是见到就骂。汉初实行黄、老道家的思想治国，儒士一直明里暗里搞变法。由于薄、窦两位太后的积极坚持，几回闹变法都没有闹起来。到了汉武帝时，变法终于闹成功了。汉朝以道学开国，到文、景二帝时，进入高潮，极为富强。行的是宰相制，君主无为。武帝好大喜功，要实行一把抓的独裁专制，因此他非要儒学不可。根据《汉书》卷二四食货志：武帝即位之初，"京师之钱累百钜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民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到了武帝晚年，根据《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天下虚耗，百姓流离，赤地数千里，人民相食。"短短数十年之间，全部败光，西汉也因而衰亡。同时，汉武帝以来，士又大量生产。政府取士之法，虽有考试，却着重选举。无论如何，都落到游士充斥，无法安插的局面。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教育越发达则政局越紊乱的公式。以后就不断的反复着，为害两千年。
袁安说："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光武中兴以后，单单太学生已达三万多人。私塾林立，每一宿儒收门徒一时数十人至数千人。而郎官的职位总共只有两千，且大半都早被秉政者的子弟、亲戚、宾客捷足先登。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如此。因此，知识分子的出路是百分之零。谋求出路的唯一办法，就是想办法把既得利益者推倒。外戚秉政时，知识分子就捧宦官，譬如：《后汉书》中宦官诸传中，描写着"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宾客求谒（张）让者，车恒数百千辆，后至不得进"。"有孟佗者因识监奴（宦官张让的奴仆），宾客皆争以珍玩贿赂，成刑煊赫"，诸如此类。并尽一切可能去攻击外戚，直到把外戚打倒。宦官派得势秉政后，那些分不到一杯羹的，就去捧外戚，尽一切可能去打倒去杀宦官。如是周而复始，史称"党锢之祸"。一直把汉朝闹亡国为止。以后知识分子各展其才，辅助军阀互战。这时的出路就宽阔多了，众珠走盘，聚而为三堆，故中国一分为三。大家较力，最后归属于晋。统一不到十年，而八王造起反来。这次是本家兄弟，不是舅爷与奴婢了。后来直闹到天下大乱，五胡乱华。士人自相淘汰，于是复归于隋。隋文帝励精图治，太平了二十四年，天下又感"仕进路塞"。中国又进入动乱，复归于唐。庸初贞观年问，只京师一地，待仕之士已有八千余人。唐代用考试的办法取士，把知识分子的精力消磨于笔砚之间，进士及第，有年过七十的。这样的确把情势缓和了许多。唐史显明，到了天宝年间（玄宗），每次考生数目都以万计，而只录取六十四人。再把考试弄得更难一点，礼部及第，再复试于吏部。即使都倾利通过，候补者"或磋陀十年不得官"。东汉的朋党倾轧再在唐朝翻版。无论怎样恶毒的倾轧，政府还是容纳不下。于是向各地散布，希望打开新局面，方镇遂横行无忌了。从中央的倾轧，转换到各地进行，中国再度分裂。从军阀割据，到五代十国，最后复归于宋。在这期间中国人杀中国人，杀到万里无烟。宋自太宗到徽宗，考试录取额大致为十五至十八取一，比唐代增加二百倍。根据《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志，在哲宗时增加官职到二万八千多员。就这样还是容纳不下许多失业士子。《宋史》上说："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录无用之人。"宋代把仕进当成一种社会政策，意义不在治事，而在恤贫救济。成效并不理想，仍旧无法避免党争，卒以亡给外族。同时，宋代因为实行这样的社会政策，累得政府极贫穷，而官吏也极贫穷。到了明代，问题更加严重。明代入仕，除进士外，还有举人、监生与其他交道出身的杂流。根据《明史》卷六九选举志：弘治八年听选于吏部者万余人，也是十年都不得官。而明代的党争与所用手段比历代都更惨烈。满清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政府开始卖官（捐纳）．此外还有因军功、河工的劳积保举，胥吏可依陨捐保举。于是正途考试甲榜到部，几十年也不得官。所谓保举也是百不得一，只有赈捐的比较快。大家为了做官，奔兢之风，有胜前代。洪亮吉疏："士大夫不顾廉耻……屈膝……拜门……交上官之僮隶……长跪以求……行贿侍卫……。"为着保官，如曾国藩说："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摺言地方之利弊。"为了发财，如刘蓉说："天下之吏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剥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故自乾隆以降，大小民变不绝，直到满清末季，军阀混战的局面再度出现。总之，游士的问题历代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为了做官，钻狗洞（南宋许及之由钻韩佗胄家的狗洞并下跪而得任尚书），拜干爹（明崔呈秀夜进魏忠贤家叩头乞求为养子），甚至于建生祠，无所不用其极。为了保官，明廷有廷杖大臣的制度。大臣每天早期，都与家人诀别，不知会不会在朝堂上被杖死，虽冒死也不放弃官位。《明史》中说："讲学者以富贵功名鼓励士大夫。"俗话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如《儒林外史》中说，读书好做官，做官就能"坐堂打板子"，"出门有几副执事，鸥锣响道，赶打闲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谓儒术，到此就是一部《儒林外史》和一部《官场现形记》。《明史》说："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把国家抢垮吃光为止。中国两千年的训练与实践，知识分子自动自发地就以"治国平天下"为职志。是为做官心理。其不择手段，是为无耻主义。总而言之．是为儒术。
知识的本身绝对不是坏事，一定要有真知识。所以，知"不知"，上。最怕是只具知识的形式，而没有知识的内容，假不知，以为知，或把片面的知识当作全面，就非误事不可。所以，不知"知"，病。学而优这一段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则仕"这两个字。学优的人仕，也没有问题，难道要学不优的人去仕不成吗?读书研究有了学问，唯一应该做的光是仕，这样就有问题了。有了学问的人，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搞政治。半瓶醋装作有学问，也搞政治，这就很有问题了。再加把搞政治限于做官，问题就更大。而做官的意义又限于坐堂打人、美色金屋，问题就大到无以复加了。这是孔子片面思想和主张所造成的流弊。因为如果把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放在"学而优则农"，"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商"一起或后面，就完全平衡，没有问题了。老子说："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是讲：政治这样的事是退不得已才去做的。政治是天下众人的神圣的东西，绝对不能照着个人的意思或为私人的目的去作为，他说：圣人无常心（自己定下的主意），以百姓之心为心。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不是这样去做，就一定会把它败坏、搞垮的。如果把它当作私人的东西，抓住不放，就一定会失掉的。为什么说是不得已的呢?因为他本来决不愿意去做的事，由于某种情事发生，他就非做不可。所以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事发生在政治上，就是国家民族有迫切的需要，责无旁贷，非出来贡献一已所长不可。等到事情一办完，立即离开，是为功成身退。老子更强调不居功，就是不图名，不争位，不谋利，急流勇退。这是为人民服务，一切尽义务的正确态度。也是极自然的结果。不得已主义的义务心理，就是不含为己的动机，才能真正把事办好。国家民族得利益，自己的利益也在其中。如果动机和手段都是为己的，国家民族一定受损害，自己的利益也必不能存在。这是一种从大局看事的眼光和胸襟。历史一再证明这种看法的正确性。那些为己为得最成功的人们，如严篙、魏忠贤之流，不但毁了国家民族，同时也毁了自己。所谓：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下神器是为国家民族、所有人民的，怎么可以当官来做?为（做官）者败之，执（霸）者失之。当中国每一个时代里被闹得乱亡相继之时，幸亏总有具这样思想的人出来作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所以，中华民族虽受种种摧残，仍然屹立不摇。
老子一见孔子，就劝他除去四种败事的缺点：（一）骄气。就是自是、偏见，要驾御别人的心理动机。（二）多欲。就是非常在乎物质和虚名。（三）态色。就是热中、巴结，讲假冒伪善的虚礼。（四）淫志。就是膨胀着的私利、地位和野心。《周易》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有一个人偶尔好玩替孔子算个命，就碰到了"旅"势，孔子就去向商瞿请教旅的意义，他就解释说；这是说你能很有名声和知识，却没有固定的官位（或做皇帝）。孔子听到了就哭得很伤心，直喊叫天哪、命哪的。这样的人搞起政治来，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必定要遭殃。历代执政者以为这种人可以利用，其实都是在玩火。利用儒教，也是在玩火。要救正它，落实"一切为人民"，"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症的良药。
四
中国历代还有一个通病，就是病"穷"。原因是中国经济向来是以农为主，以工业为副，几千年来，形势没有多大变更。历史告诉我们：人口是会增加的，收获是会递减的。每朝经过一段比较安定的时期之后，消费力就超过生产力。一般的现象是：米价腾贵，通货膨胀。如果不幸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立即陷入饥饿贫穷之中。初时土匪遍地，再则群雄割据，终至亡国灭族。管仲是中国第一位专门讲究富强的政治家，在《管子》治国第四十八中写道："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根据历史资料，秦朝户口并不太多，又由于始皇筑长城，开驰道，建阿房，戍五岭，致使"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食"。当时米价每担千六百。这比战国时李悝所言"石三十"贵得多了，所以，"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始皇一死，立即天下大乱。汉初实行道家黄、老主义，与民休息。武帝变法，独尊儒术，晚年虽然惭悔，下轮台罪已之诏，可借错已铸成，一纸诏书，职能回天?元帝时，京师谷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比起武帝初年每石五钱的谷价，已是天渊之别。所以，"四方饥馑。民父子相弃"。成帝时，"百姓饥饿，流离道路"。哀帝时，"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王莽篡位。更力行尊儒，食古不化。最初谷价，一石二千。末年，黄金一斤易粟二斛。于是，"四方饥寒穷愁，皆起为盗贼"。光武中兴，情形暂时好转，到了明帝，再引进不事生产、专事剥削的佛教，就成火上加油。安帝时，"天下饥荒，兢为盗贼"。终于引起大乱。中国人口，武帝时，五千九百五十九万。桓帝时，五千六百万。到晋统一全国，太康元年统计，中国只剩一千六百万人。
晋惠帝时，八王之乱，"米石万钱"。怀帝时，"米万余钱"。怀愍帝时，"斗米二金"。流民作乱，外族南侵，怀、愍蒙尘。五胡乱华期间，人民的出路，一是投庇豪族，二是从军。因此，南北朝时，只见军阀火拼，不见民众暴动。隋文帝励精图治，休养生息，二十四年间，人口回升到四千六百万。炀帝即位，"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工不息"，炀帝末年，"民初皆剥树皮以食，皮叶皆尽，乃煮土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李唐代兴，与老子认亲，复用道学，遂有继汉初文、景之治以来，在中国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期的贞观之治。到玄宗天宝十三年，人口达五千二百八十八万。米一斗价十三个钱。贞观时才三个钱。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继而军阀方镇，争战不休。肃宗时，米斗七千钱。代宗时，回跌到一千钱。僖宗时，由于历时"奢侈日甚，赋敛愈急，连年水旱，百姓流殍"。王仙芝、黄巢造反，"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当时的米价，斗米三十千。后来五代十国，乱到赵宋统一。太宗时，史称："人稀米贱，一斗十余钱。其后人众，物贵，熙宁八年，米斗五十钱"。宋代养士政策，兼币制混乱，财政极为困难。王安石大搞经济，越弄越糟。外因于金、夏，内伤于方腊。中国再见徽、钦蒙尘。偏安苟且的南宋，"气象萧条，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风"，终亡于蒙古。
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中国人口五千三百六十五万，比唐代盛世还多。蒙古朝特别溺佛，对和尚供奉，不只限于财物，元室上自太后，下至宫人都兴肉身布施。司法上无论什么重罪，只要用钱财打通和尚关节，都能在佛祖慈悲，众生平等的名义下获得赦免。同时元代使用交钞（票），不用钱币。发行交钞并不根据存底，库中根本就没有存底。交钞越发行，票值就越减少。泰定帝时，"斗米值十三缗，民出钞籴粮，稍昏，即不用"，这是说：通货膨胀的速度已经不能控制了。政府为了供佛和战争，对人民的赋税聚敛，极端繁重凶猛。到了荒淫秽荡的顺帝时，天灾额仍，岁岁饥荒，"殍死盈道，军士掠孱弱者以为食"。人民相食，更是常事。于是"九土靡沸"，元亡。
明成祖时，中国人口六千六百五十九万。以后时有增减，最少没有少过五千万。明代每一新帝即位，照例铸新钱。但"商贾沿元朝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故钱钞两用。钞法又极纷乱，到嘉靖年间，"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今试以银为准，成祖永乐年间，银一两折米四担。武宗正德年间，"米石折银一两"，贵了四倍。到了崇祯初年，"米石值银四两"，贵了十六倍。到了祟祯中年，"山东米石二十两，河南乃至一百五十两"。李自成反时，"河南大旱，觯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朝廷为了讨伐李、张，崇祯帝下诏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实在无赋可增的时候，他痛哭流涕地哀求人民说，无论如何，再累吾民一年，是必扫除流寇。结果是："敲扑日峻，道路吞声，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最后："兵闻贼而逃，民闻贼而喜。"弄到李自成打到北京，祟祯登煤山自尽，明亡。
满清自康熙到乾隆，户部库存有七千余万两。酚去西北两路用兵，开辟新疆，平大小金川，共花资一万万二干五百万。曾经普免天下钱粮四次，七省漕粮两次。可是由于乾隆六次南巡，共花了国家二万万两。为了筹措经费，甚至卖官，遗害无穷。道光初年，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广东每年失银三千余万两，浙、鲁、津各口也失银数千万两不等．所以清廷决心禁烟，中英战争失败后。开埠、割地、赔款，动辄失银多少千百万万两。这是满清一朝特别的开销。于是，从中央到乡镇，无不亏空累累，最后都转嫁到人民头上。再加上通货膨胀，人口激增（清末中国人口高达前所未有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无地可拼，无粮可食，就只好变成流民。中国到此，可说是穷到了骨髓了。
综上所述，正如管子所言：乱国常贫。这句话也可以调转来说：贪国常乱。为什么中国第是贫乱相因呢？理由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中国以农立国，而农业经济决非一件轻易的事。古代农家思想虽然主张君臣并耕，大家都要劳动生产，但对发展农业的技术问题，并无详细资料可凭。汉武帝以来。中国官方思想是儒家思想，从孔子的言论中，找不到农业经济思想和政策。充其量他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笼统"均"的概念，甚至于是一种"均贫（寡）"的消极性的格念。有人问过他农和圃的事，他回说；不如老农，不如老圃。他是谈治国平天下的人，怎么能谈这种事?因此，以礼貌而鄙视的态度，根本不予讨论。另一面标榜贫穷的高尚，一再称赞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绝粮于陈时，弦歌不绝。因为既不劳动生产，又没有机会去剥削人家，不安贫乐道有什么办法?但这决不代表儒家永远是主张安贫的，这只是暂时性的。等到一旦做了官，就可以狼吞虎咽，取得一切补偿。孟子讲过不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类似农业经济政策的话。其实完全不是改进农业的建议，只是粗枝大叶的提一下，目的是警告贵族们千万不可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近视办法而巳。实际上每朗每代都在明知故犯。佛教盛行于各朝，佛弟子讲的是托钵（乞讨）布施，若与之讨论农业经济，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历代也有所谓"计臣"，专门替政府筹措财政方面曲事宜。可是他们的效果经常都是处于消极方面的。第一因为《孟子》，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王何必言利，仁义而已矣。"凡是谈"利"的都自陷于小人的圈子里，因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孟子》）尽管做官贪污是一定的，但表面上都糊了一层仁义。例如分明是收买议员的贿赂，却美其名曰"冰炭敬"。第二因为计臣所计的并非什么积极的生产政策，而是怎样去挤和刮那已经疲惫不堪的劳动人民，实际上只是农民。因此。一个朝代只要是计臣一出现，灭亡就已不远了。两千年来，历史上找不到农业政策，这对一个号称以农立国的国家来说，岂不成了笑话了吗?论者或谓：中国不是有过汉、唐盛世，国强民富的时代吗，难道说那时就没有政策，不然怎么能富强呢?其实，所谓汉唐盛世，中国两个黄金时期，总共加起来大概有八十年。大致以二千年来计算。八十年只占百分之四。其他百分之九十六的时间，人民都在不同程度的水深火热之中。这短短的八十年所以不同于其他的时期，就是因为它有政策，而且是好政策，同时有好人去行这种好政策。就是史称"与民休息"或"休养生息"的政策。这是中国史家一惯的简称作风。讲到农业决不同于其他，因为要生产得好，就要讲深饼、灌溉、施肥、除虫、芟荑等细心的照顾。每祥都是时间、劳苦与耐性。农业生产是最不能急的事，否则就是揠苗助长，得不偿失。最好的农业政策就是提供农民开发拼地与深耕等等的动机和环境。动机是个心理学上的命题，就是一定要让农民对自己的辛苦有一定的收获。政府对他们最佳的鼓励决不应该是口头上的，而应是实际的行动，就是减低税收。因为减低税收，农民自己就可多得一点。他们为了再多得一点，就会去研究想办法开垦和深耕等，以增加生产。农民自动增产，政府决不会吃亏，而且大家都保持了很好的体面。环境是农业生产需要时间与安定的命题，就是政府千万不可去瞎出主意（好像是在帮他们的忙，事实上是超帮越忙），去搅扰他们。这都是根据老子的三句话而来的。老子说："天下多忌讳（多出瞎主意），而民弥贫"，"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还有就是："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是为休养生息的政策。历史证明这种政策有很好的效果。可是一般计臣看不透这种自然的办法的好处，他们总是反其道而行。急来抱佛脚，想要急功近利。用重赋逼敛的办法去逼农民。农民多生产也是一无所有，谁愿意去劳苦深耕?倒不如省点力气，实在可能饿得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深耕。不深拼则产量必然递减。政府再如狼似虎地来催逼，于是便如司马光所描写的情形，农民干脆把桑枣都砍掉，牛与耕具都卖掉，一了百了，省得麻烦。这是逼上梁山，最后与政府同归于尽。
（二）中国历代的有钱人有买或霸占土地的兴趣，却没有帮助农民生产的兴趣。自耕农在失去自己拼种的土地后，成了豪族或新主子的佃户。他们除了向政府交赋和服役外，还要向佃主缴租和服役。如果遇到欠收或个人婚丧疾病等情事，或者对政府的赋额无力交付时，他们所能得到有钱人的"帮助"是借贷一定的数目，等下季丰年加息偿还。假设农民因为欠收，一家生活无法维持，而向地主借钱，情形是这样：农民在货币的价钱最便宜的时候借了货币；于货物最昂贵的时候买了货物，于货币最昂贵的时候还了货币；于货物最便宜的时候卖了货物。农民于是越弄越穷，或向更高的高利贷借贷来偿还前欠。债台高筑，越陷越深。最后弄到典妻卖儿，尚不足以偿债。因此，在农民头上通常有三重的剥削：政府的赋敛，地主的租和财主的债。自古以来，中国有钱人的货币的出路，不是生产投资，而是放债取息。一般来说，地主就是财主，地主财主同时又是官僚，官僚又就是"银行"。《史记》卷七五所记载的孟尝君，就是这样的例子。孟尝君养士二三千众，经济上的负担极重，他就向人民加紧压榨，他自己的封邑（薛）的人民已经债欠累累，连利息都还不出（利上滚利），他就派冯欢去逼债。冯欢去到薛，把所有欠债的人都找来，都验过了馈契。他发现人民早就都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那里再镑得出血来?于是他就自作主张，免了所有人民的债，当场把债契都烧了。这种做法，后来救了孟尝君的政治生命。当时孟尝君因为收不到钱，气得半死。这种作风，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头脑，是无法了解的。宋代的政府做了更庞大一点的孟尝君，只可惜它未曾得有另一个冯欢来救命，所以亡得相当凄惨。宋朝不但没出个救命的冯欢，却出了个送命的王安石。宋神宗时，政府经济捉襟见肘，非常贫困。于是出了一位大儒王安石变法维新。诸新法之中特殊的一条，叫做青苗法。就是把借贷给农民的权力收归国有，由政府当银行，统一办理借贷事宜。史称"行之十年，民困愈甚"，不得不赶快取消。没想到这种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为走红，美国把它变成现代经济学的主体思想，暂时代替了"坚船利炮"，对第三世界国家大贷款，名之谓"经济协助，投资合作"，又称为"软战"。不费一兵一弹，把第三世界国家剥得一干二净。除了极少数的买办阶级发了点二手财外，人民则是一穷二白。犹有进者，心理上也被剥得毫无自尊，廉耻扫地。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最后回袭了美国本身，人民是无人无债，寅吃卯粮的债台已筑到第三代都还不清。美国政府的国债高达四兆亿多。弄得满街都是乞丐。一九九零年九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半夜突袭旧金山城中一条街道，数一下到底有多少乞丐睡在街上，短短一条街上就睡了七百五十一人。
放债取息的吸血经济制度在古代中国，明目张胆地进行着的，还有就是佛教的寺庙。连政府都向佛寺借贷。南北朝时，佛寺不仅是银行，而且兼做当铺。佛教以慈悲救济为名而放债吸血，向人民进行软战。这绝不是杜撰，故意来污蔑佛教的。纪元五一一年，魏世宗宣武帝永平四年下诏曰："僧祗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借尼随以给施。民有窘敝，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徵资，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蠢贫下。细民嗟毒，岁月滋深。"现在撇开正史，且看《水浒传》中，鲁达三拳打死高利贷的郑屠后，官府行文捉拿，在五台山文殊院避难，落发为僧。寺庙有权庇护要犯。而文殊院有五七百僧人，他们整日念经拜佛打坐，毫不劳动生产，却拥有极大经济力量。拱担卖酒的汉子对鲁达说："我仍见关着本寺的本钱，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与体吃。"镇上酒店老板对鲁达说："师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长者已有法旨……。"可见佛寺在那一带，不但拥有地产房产，而经商资本利润都操纵在佛寺的手里，又能庇护罪犯，比宋朝政府还实在多了。
（三）管仲的富国策中，除了保护基本的农业生产外，历史说他削山为钱，煮海为盐和居贱卖贵。削山为钱，无疑的是开矿，从矿业生产中得到财富。齐国在海边，海盐是齐国的特产，也是许多内陆地区的生活必需品。管仲毕竟是懂得经济的人，重点发展和特殊产品是经济政策的两个枢纽。要正当地致富，当然是必须发展产业。但最忌没有重点，一百八十样一起发展，就是一百八十样都发展不好。同时，重点必须根据本国特殊环境和特殊技能来决定。只要集中力量发展起来一两样特殊产品，特佳或特需的，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原理发挥的成果。居贱卖贵是商业发展的基本原理。有了好的产业政策和执行，就必须有好的商业政策和技巧的积极配合。套一下孟子的口气来说：天下如此而不能致富者，未之有也！可惜，在中国后来的历史里，就是找不到一个像样子的产业和商业政策，反而讲些什么"怀远人"的呆话。譬如，唐玄宗的时代，与西洋通商，有许多中东和欧洲人到中国来。朝廷下令：凡外国人在京城吃饭，一律不准收钱，一则怀来远人，二则不可失了富有的大国风度。外国人就纷纷的问：你们中国满街都是乞丐，为什么不给他们饭吃?洋人既可得这样的优待，于是成群结队的到饭店大吃大喝。结果饭店只好破产歇业。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政策"，也是中国独有的。远古的中国，不鼓励人民发展科学和工业。《礼记》中有"有为怪异奇巧者杀"。这与中国科学和工业落后很有关系。这在二十年前，中国人可能觉得很羞耻，中国科技不如人，不能成为工业大国。其实，在二十一世纪来说，以农为先的国策可能是世界最先进、最智慧、最实惠的。大概只有中国古人有先见之明，老早就知道，科学和工业的极度发展会给人类带来毁灭和重大灾害。譬如，现今单就苏联和美国两家的原于武器就可以把全世界毁灭四十次。而这都是由电脑自动地控制着，万一电脑发生某种错误时，全世界在五分钟之内就可能完全毁灭。其他由科学和工业给人类造成的灾病，不知凡几。虽然，中国人的发明能力还是超见的，指南针、火药、纸张、印刷、磁器、丝织，以至于针灸，都是中国人领先发明，不过都是用于和平用途，对人类有益无害的。所以，只要在主观心理和客观环境上，安排好适当的条件，中国人的创造力是世界第一的，也是毫无疑问的。
一九九零年四月作者在中国四川新都县利济乡见到一件事实，就是马留文先生创办的企业。它不仅替员工谋得富裕，也替一乡带来富裕，替国家增加富裕。企业里，每个人都是老板，也都是员工，待遇好，工作自动自发效率高，管理易，产品质量好，不必消耗精力于劳资对立纠纷，利润与全乡同胞分享。从这个小模型里就充分看到中国人以"情"为出发点的，完全服务，完为公，完全分享的，中国式的自动自发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实际与展望。这是全世界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喜讯。如果这样的模型能推展到中国每一个乡，每一个县，中国岂仅是世界第一富强，那简直就是世上的天国。
从个人方面来看，中国也有过这样一个模型，综合了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农，学而优则工，学而优则商，真正的集大成者，就是范蠡。他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任劳任苦，尽忠尽智，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功成不居，飘然而去。他迁居到齐国，改姓名为鸱夷子皮，躬耕垅陌。由于他的农产特别好，齐王发现了他，马上请他做宰相。他做了一段很短的时期，辞职，隐居在陶山。制造许多生活必需品，人家都来买或再贩卖，于是他又成了大富翁。人都称他为陶朱公。"陶朱公"三个字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就等于"富有"。现在有所谓陶朱公的致富奇书，也许是托他的名而作的。可见一个人有了正确的心态，成为一个有创造性、建设性的人，无论如何都是成功的，对人是有贡献的，自己也是不会被埋没的。这岂不正是老子所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元德。"
西方文化以"力"为出发点，无理要找理，得理决不让人。中国文化以"情"为出发点，情发则容易糊涂，非理不能节制。前者的形状为"刚"；后者的形状为"柔"。刚的表现是"强"；柔的表现为"弱"。西方文化要是不侵略，就不是西方文化。并不等于西方文化好些，或了不起些。如果中国人没有弄清楚这个本质的问题，感情用事，瞎跟着人家打转转，就一定得不出好结果来。如果弄清楚了本质，然后因势而利导之，就无往而不利了。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胜刚强。"这是至高无上的"柔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是"唯圣人能用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