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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三农问题60年：从古代走向现代
【作者：/徐祥临】

新中国成立60年，三农问题纷纭复杂。本文试图从梳理历史进步主线条的角度谈谈笔者的研究心得。
一、回归新中国三农问题的起点
若论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的三农问题，仅仅从1949年说起是说不清楚的，需要有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中国文明曾经在世界上领先过上千年。古代中国文明又称农耕文明，基本或主要的载体就是今天所说的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三农）。农耕文明在哲学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这一观念体现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就是顺其自然，男耕女织，精耕细作。与已经衰亡的及同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农耕文明至少有两大优势，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和谐，二是崇尚勤俭。这两个优势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农耕文明区域内可以做到以较少的土地（资源）养活较多的人口。直到今天，历史上的农耕文明区域内人口密度最大，人也最勤劳节俭。
但是，农耕文明最明显的缺陷就是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即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没有实质性提高。所以，农耕文明条件下，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的无限性之间也常常产生矛盾。历代王朝更迭，基本上是初期人口稀少，后期人口众多。在这个意义上，以现在的眼光看，农耕文明允许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间与空间并不宽裕。
当农耕文明延续到清朝，正重复着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时，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新的文明类型出现在西欧，那就是以英国产业革命为发端的工业文明。与以往的人类文明类型相比，工业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技术进步日新月异，表现出日益强大的生产力。所有建立起工业文明体系的国家，也以强大的物质技术为基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性。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惨败而告终。实践无情地证明：面对起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东方的农耕文明已经古老到落后的地步了。
鸦片战争之后100年，作为农耕文明长子的中国，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交错中苦苦挣扎，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泥淖，举步维艰。其间，无数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探索中国的光明出路，直到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大功告成，新中国诞生。但是，就新中国成立本身而言，还只能从政治革命成败的意义上进行评价，并不意味着中国发生了人类文明类型的实质性转变。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中，“现代性”的工业只占百分之十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对于当时的农业经济，毛泽东的基本评价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对于这样的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农业经济，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在于“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毛泽东还告诫全党，与将来的现代化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建设）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1432、1438页）
这就是我们讨论新中国三农问题必须回归的起点：新中国诞生之时的农业（包括手工业），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性质上“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是“落后的”；这就是理解新中国6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主线：如何从古代发展到现代。
二、新中国60年解决三农问题取得的伟大成就
6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中国“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农业、农村、农民怎么样了呢？
按照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制定的革命战略，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梳理中国农业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离不开对这两步的基本把握。
历史性成就之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并且有效地防止了其死灰复燃，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农耕文明落后于工业文明，主要是从生产力方面区分的。鸦片战争后，包括清王朝统治者在内，中国的精英阶层都认识到已经落后于西方列强，必须赶上去。但是，中国究竟落后在哪里，如何赶上去，不要说清王朝统治者，就连蒋介石都没有搞清楚，或者说他们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搞清楚。而毛泽东真正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准确地说，毛泽东正是因为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才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从而也就成为中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成为中国的执政党。
那么，中国落后在哪里呢？生产力的落后只是表象，落后的病根在于封建制度，而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根本性弊端在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使得地主在确定地租率方面占据主动地位，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剥削程度十分严重，从根本上削弱了经济发展动力。中国要赶上西方，对外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内要彻底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完成这两个历史任务，但其革命的软弱性决定了他的革命并不彻底。孙中山去世前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不无遗憾地告诫他的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然而，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法统后，不但没有改变前人革命的软弱性，反而倒退到反动的地步。在反帝反封建两个方面，蒋介石的反动主要表现在对待封建主义的态度上。蒋介石嘴上接受孙中山确定下来的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但当共产党真正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时，他就站到了封建地主一边，镇压土地革命运动，迫使共产党不得不进行武装反抗。由此，让中国人民明白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是真正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政党。但是，用城市武装暴动的办法反封建并不成功，因为封建主义的制度根子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在于地主土地所有制。毛泽东与党内其他领袖相比，伟大之处就在于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用土地这个当时最大的利益，把亿万贫苦农民吸引到共产党一边，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虽然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斗争的基本内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农民分到土地的革命成果还不是制度性的。只有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梦想，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手上才变成了现实。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彻底被废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已经不复存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没有成功的土地改革，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第一步即使迈出去了，也找不到扎实的落脚点。
当然，如果我国的土地制度变革仅仅停留在1953年实现的耕者有其田上面，那么，其制度基础并不牢固。因为，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农民拥有了小块私有土地也很容易丧失。事实上，在土地改革后很短的时间内，农村就出现了新地主和新贫农的贫富分化现象，预示着土地改革成果丧失的可能性。这让我们党不能不思考小农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再加上当时农村小农经济大量存在，有利于城市资本主义经济，而不利于国营经济发展的现实，于是，在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我们党就着手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土地变成了农民群众集体所有，土地私有制在中国被彻底废除。
怎么样看待半个世纪前确立的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涉及对社会制度的根本判断，是个重大问题，不能有半点含糊。近年来一些人认为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产权关系不清楚，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主张农村搞土地私有制。这种看法的实质是否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而是不正确的。他们主张的农村土地私有制同土地改革前的土地制度，进而同明清时代的农村土地制度没有本质区别，无异于重新埋下中国治乱循环的祸根。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把农民的小块私有土地变成集体公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对耕者有其田这一民主革命精髓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创新和发扬。人民公社时期在土地经营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弊端，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中已经基本上得到克服。实践证明，在农村土地集体公有制基础上，既能通过利益机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能保障农民不失去土地——这是农民世世代代最大的愿望，对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给予农民根本性的制度保障。而且，如下所述，这种土地制度能够有效地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总之，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村实行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三农问题最伟大的成就，是我国农业和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值得大书特书。
历史性成就之二，农民摆脱了“皇粮国税”的超经济强制，成为平等的现代市场经济主体
土地制度的作用在于规范农村内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土地关系。在此之上，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也非常重要。农耕文明时代，封建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农民向官府交纳“皇粮国税”，这里边除了钱粮之外，还包括徭役。这是依靠政权力量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历史上，多数朝代都奉行“什一税”。以现代经济核算标准看，这个税率要超过农业纯收入的20%，是非常沉重的。而且“皇粮国税”的刚性大大强于地租。因此，灾年甚至平常年景，常有农民因交不起皇粮国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以农为主的国民经济性质和积累工业资金的需要，农业税基本上被延续下来，并且，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对于农民的利益剥夺仍然比较严重。虽然农民能够依照历史传统接受这样的政策，但毕竟调动不了其生产积极性。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经济上的深层次原因就是通过城乡隔离保障城市的利益。可以这样说，农民以巨大的利益牺牲为代价，保障了国家的工业发展。有学者估算，改革开放前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的资金高达6000亿元以上。
改革开放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统购统销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取消，农民获得了充分发展农业商品性生产的经营自主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农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于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和各种集体提留负担。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农民不再是一种受到超经济强制的身份，而只是在平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2008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可以取消户口制度，为在全国范围建立平等的户籍制度创造条件。
历史性成就之三，农业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与非农产业的关系日趋和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农民为工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国民经济的性质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农业占主体地位的国家，以工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已经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2008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1%，这个数值还将继续降低。但这并不表明农业的地位下降，而是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党的十六大以后，农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性保护。农民生产农产品可以在良种、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资料购买等方面得到政府的补贴。这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在前述农民受到的超经济强制彻底解除的同时，新型的和谐的产业关系正在迅速建立起来。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了全国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近几年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已经普及，文盲在中国正在成为历史性概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农村普遍建立，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已经有根本性好转；90%左右的行政村已经通了乡村公路，近100%的行政村通电话、因特网和电视讯号。
历史性成就之四，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解决了人口大幅度增长条件下的吃饭问题
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到台湾时，曾经认为共产党背不动几亿人吃饭这个历史性大包袱。新中国成立时有五亿多人口，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417斤，多数人温饱不得，勉强度日。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即使在农业发展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且人口成倍增加的历史条件下，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也稳定地超过了600斤，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为“中国威胁论”增添了话题。但亿万农民以我国的人均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占有量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事实，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中国的人均耕地资源仅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0%，人均水资源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但中国完全有能力做到农产品自给。
这一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农业已经完全走过了“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阶段，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从人均土地面积供养的人口角度评价，中国的农业在世界上已经是比较发达了。新中国60年，在人口增长接近两倍的情况下，用粮食增长超过4.6倍、其他农产品增长更多的伟大发展成就，彻底打破了历史上人口大幅度增长必然导致社会动乱的周期率。2008年年初发生世界性粮食危机，中国不但没有成为引发危机的因素，反倒大量出口农产品，成为世界农产品贸易格局中的稳定因素。
三、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与前景展望
蒋介石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扔给共产党时，认为共产党也解决不了几亿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足见在国内解决三农问题之难；美国学者到20世纪90年代还认为中国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足见从世界范围看中国解决三农问题之难。但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社会主义，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搞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涉及农业、农村、农民的主要或基本问题都解决得比较好，令共产党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新中国成立6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经验，内容十分丰富。本文限于篇幅择要而论，最为根本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把满足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放在首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靠土地革命满足占人口大多数的无地少地农民的利益，把他们变成民主革命的主力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样是靠满足亿万农民的根本利益要求取得的。其中主要的制度性成果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立了新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新中国成立60年，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曲折不平。最大的挫折莫过于“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3年困难时期。但这只是处于幼年时期的共和国在向前迅跑时跌了一跤。它让我们在如何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上变得更加清醒、更加成熟。
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这是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而言的，并没有否认新中国成立60年解决三农问题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一认识体现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突破。
展望未来，中国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解决三农问题，前景无限光明。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也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再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比较好地解决了现阶段的三农问题，就能够如邓小平设想的那样，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从经济上看，三个中国人创造GDP的能力至少等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一个人。但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可以达到日本的3倍，美国的一倍半。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带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