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2屏幕部分失灵:TonyDeng：北宋史鉴

　　TonyDeng：北宋史鉴　　
　　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之过程者也。普通所谓历史，乃指人类之历史。人不能单独生活，有人类即有社会，故人类之进化，即社会之进化。欲知现在，必溯原于既往。明乎既往，即知现在之所以然。现在之所以然明，即事物之真相得。事物之真相得，则应付之术，不待求而自出。故历史之定义明，其价值即因之而见。
　　
　　——吕思勉：《本国史答问》
　　
　　目录
　　
　　一、赵宋立国
　　
　　二、宋太祖的统治
　　
　　三、宋太宗的统治
　　
　　四、宋真宗的统治
　　
　　五、宋仁宗的统治
　　
　　历史知识参考
　　
　　宋朝军队编制
　　
　　宋朝官职制度
　　
　　宋朝经济知识
　　
　　科举考试制度
　　
　　中国历代政区沿革
　　
　　北宋漕运四渠
　　
　　辽国兵制
　　
　　初稿：2000年5月3日5:54，广州
　　
　　修订：2001年06月24日 13:29 ，广州
　　
　　一、赵宋立国
　　
　　中国李唐王朝，自黄巢暴动，统治全毁，黄巢死后，秦宗权继起，当时中国全境，几乎都陷入纷乱之中。直到唐昭宗天佑末年，亦即公元907年，朱温（朱全忠）把唐统治完全推翻，便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除后梁一个短暂时期以及后唐都洛阳外，后梁大部分时期和其他三代都以开封为首都。五代为期五十四年，有八姓称帝（后梁、后晋、后汉各一姓，后唐三姓，后周二姓），共十四君。后梁和后周的君主是汉族人，后唐、后晋、后汉的君主是沙陀族【唐代突厥族别部，又作沙陀突厥，源于西突厥处月部。唐朝初年，处月散居于今新疆准噶尔盆地东南、天山山脉东部巴里坤一带，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人。他们都建国于华北地区，疆土则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五代简表
　　
　　后梁，创建者朱温，907～923年，建都开封，统治地区为今河南和陕西、湖北、山东的大部及安徽、江苏、河北、山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部分，灭于后唐。
　　
　　后唐，创建者李存勗，923～937年，建都洛阳，统治地区为今河南、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北部、甘肃东部、湖北北部、安徽北部，灭于后晋。
　　
　　后晋，创建者石敬瑭，936～946年，建都开封，统治地区大体后唐，灭于契丹。
　　
　　后汉，创建者刘知远，947～950年，建都开封，统治地区为今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南部、湖北北部、陕西北部、安徽北部，灭于后周。
　　
　　后周，创建者郭威，951～960年，建都开封，统治地区为今河南、山东、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湖北北部、安徽、江苏江北部分，灭于宋。
　　
　　十国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和北汉。北汉建国于今山西境内，其余九国都在南方。十国与五代并存，但各国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以前，直到五代结束后才为宋所灭。疆土则荆南最小，南唐最大。
　　
　　十国简表
　　
　　前蜀，创建者王建，903～925年，建都成都，地域为今四川和甘肃东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灭于后唐。
　　
　　后蜀，创建者孟知祥，933～965年，建都成都，地域同前蜀，灭于宋。
　　
　　吴，创建者杨行密，902～937年，建都扬州，地域为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省间地，灭于南唐。
　　
　　南唐，创建者李昇，937～975年，建都金陵，地域为今江苏、安徽淮河以南和福建、江西、湖南、湖北东部，灭于宋。
　　
　　吴越，创建者钱镠，907～978年，建都杭州，地域为今浙江全省、江苏一部分，灭于宋。
　　
　　闽，创建者王审知，909～945年，建都福州，地域为今福建，灭于南唐。
　　
　　楚，创建者马殷，907～951年，建都长沙，地域为今湖南及广西东北部，灭于南唐。
　　
　　南汉，创建者刘龚，917～971年，建都番禺，地域为今广东和广西，灭于宋。
　　
　　荆南，创建者高季兴，924～963年，建都江陵，地域为今湖北江陵、公安一带，灭于宋。
　　
　　北汉，创建者刘旻，951～979年，建都太原，地域为今山西北部和陕西、河北一部分地区，灭于宋。
　　
　　当封建势力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到了极点时，后周世宗开始创造了和平的秩序。周世宗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本姓柴。郭威的圣穆皇后姓柴，其兄名柴守礼，柴守礼有个儿子叫柴荣，随姑母长于姑夫之家，即长于郭威之家。郭威认为柴荣为人严谨厚道，十分钟爱他，就认为养子，这样一来，郭家的天下，就不能不移到柴家了。在郭威尚未即位为天子（在后汉当枢密使）的时候，柴荣就已经做到了左监门卫将军。后汉隐帝乾佑三年（950年）郭威谋杀隐帝自立为天子，封柴荣为澶州刺史镇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广顺三年（953年）拜柴荣为开封尹，封晋王。次年郭威死了，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周世宗在位只有六年（显德元年至六年，即954年至959年），却有不少的雄图大略。在武功方面，则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瓦桥、益津、高阳）；在政制方面，则考定礼乐刑统；在社会政策方面，则毁天下佛寺；在经济政策方面，则铸钱均田。其雄图虽然未能完全实现（例如均田），就其意志而论，可算是统一运动的前驱。
　　
　　宋太祖赵匡胤，史书上说他，后汉初，漫游无所遇，尝寄居襄阳某僧寺，有一个懂得术数的老僧对他说：我给你多少旅费，你往北方走，定有所遇。据说从此以后，他便加入了郭威军队，过军队生活。郭威建立后周，即广顺初（951年），补东西班行首，兼拜滑州副指挥，不久后又调任开封府马直军使。后周世宗继位，赵匡胤入典禁兵。赵匡胤在后周世宗的手下，屡立军功，大致上说，有七大功劳：
　　
　　一、北汉主刘崇欺世宗新立，乘丧窥周，自率精兵三万人，并联结万余辽国骑兵，进攻高平。周世宗率禁兵出迎，在两军对阵过程中，突然发生叛将投降事故，赵匡胤奋命护主，击溃敌军。因此，升迁为都虞侯，领严州刺史；二、周显德三年，周世宗亲征淮南，赵匡胤以二万兵掩袭清流关，大破南唐十万兵马，取滁州；三、同年进攻扬州之战中，守卫六合，尽破南唐精锐，夺取扬州。因此两功，被封为定国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两父子，分典禁兵，威风一时无两；四、周显德四年，世宗亲攻南唐寿州，赵匡胤于紫金山大破南唐援兵，寿州因此投降。加拜义成军节度使，晋封检校太保；五、同年世宗又攻濠泗，赵匡胤前锋十八里滩大捷，濠泗两州闻风而降；六、周显德五年，世宗进攻楚州，赵匡胤破清口犄角之南唐兵，生擒唐节度使陈承诏，遂破楚州。改授忠武军节度使；七、周显德六年，世宗征北汉，赵匡胤收降益津、瓦桥两关。
　　
　　由此可见，周世宗历次重大战役，赵匡胤几乎都有参与，并立下重大功劳，此人在军队中的威望，是比较高的，作为开国之君，也算殊为难得了，所以后来的受禅，除韩通等几个之外，没有什么人提出不服的意见。当然，加上建国后统一南方的功劳，宋太祖开创宋朝三百二十年的基业，比两汉只短数十年，比唐朝却长了数十年，决不仅仅是凭运气的。
　　
　　话说周世宗北征，欲取幽州，不想在瓦桥关感染寒疾，由赵匡胤入谏退兵。在路上，世宗披阅文书的时候，发现一块直方木，约长三尺，上写五个大字：“点检作天子”。回到大梁，世宗便免了都点检【禁军有侍卫亲军和殿前军两部。殿前军由世宗创立，经过挑选，战斗力较强，地位在侍卫亲军之上。殿前军设置殿前都、副点检，位在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之上。都点检位高权重。】张永德的官。原来这个张永德的妻子就是郭威的女儿，世宗恐怕他有所图谋，仿效石敬瑭故事，所以将他免职，改用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兼检校太傅。赵匡胤的威名，从此更加响亮了。
　　
　　周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周世宗死，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嗣位，改授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兼检校太尉，仍任殿前都点检，以慕容延钊为副都点检。【慕容延钊是赵匡胤少年时代的好友，还有一个是韩令坤，现守雄州即瓦桥关。】
　　
　　十一月，镇、定二州飞报京都，北汉会辽兵入寇。廷臣商议，命赵匡胤会师北征，慕容延钊带前军先行出发。越年正月，赵匡胤调集各处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等共同出发。【全是赵匡胤的亲信。】这时，京都民间盛行一个谣言，说将册点检作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计，惟内廷晏然不知。【没人计划，怎会如此？】
　　
　　大军驻扎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的晚间，都指挥使江宁节度使高怀德，首先倡议立赵匡胤为天子，后由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与归德掌书记赵普一力支持，高怀德奉黄袍加于赵匡胤身上，【朝廷尚未同意禅让，黄袍哪来的？】兵变即成定局。【与郭威建立后周简直是一模一样。】于是大军折返汴梁。在入城过程中，赵匡胤的前部都校王彦升，刀斩不肯从命的侍卫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通与帝同掌宿卫，军政多决于通。通性刚而寡谋，言多忤物，人谓韩瞠眼。其子颇有志略，见帝得人望，劝通早为之所，通不听，卒及于难。实心忌韩通也。】并把其家中妻少尽行杀戮。至此，周室孤儿寡母不得反抗，乖乖地把政权交让于赵匡胤，宋朝建立，建元建隆（960年）。【赵宋的夺国方式有违天良，所以有云“得国由小儿，失国亦由小儿”。】 [Tony1]
　　
　　宋太祖即位后，追赠韩通为中书令，厚礼收葬。【既表韩通为忠臣，为何不惩罚杀人犯王彦升？非但不杀，后来还得重用。】还没来得及尊祖崇母，就对有关功臣加官进爵。【连最基本的礼仪都不顾了。】群臣相安无事。【北汉及辽国的兵呢？可见北兵入寇是假，调兵外出是真。】
　　
　　二、宋太祖的统治
　　
　　建隆元年（960年）四月，宋昭义节度使李筠结北汉起兵反宋。李筠是太原人，历事唐、晋、汉、周四朝，周时任检校太尉，领昭义军节度使，驻节潞州。【与太祖原来的官阶相同。】太祖受禅，加封他为中书令，李筠本不愿受，因宾佐切谏，勉强拜受。但终于在四月份因北汉的一封蜡书，合兵作反。太祖遣石守信、高怀德兴师北伐，并于五月间亲征，至六月，李筠战败自fen而死，平定潞州。
　　
　　七月，以知州易藩镇。【即用知州职务取代节度使。宋朝继承后周的产业，亦同时继承了大量的官员和地方势力，他们有的只是表面上服从宋王朝，但仍然可能是地方割据势力。用知州替换节度使的职务，就是剥夺节度使的实际管理权。正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下面李重进作反的举动。】
　　
　　又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而命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本为后周世宗的做法，太祖更为加强而已。】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招募教习，俟其精炼，即送阙下。由是犷猂之士皆隶禁籍矣。又惩唐以来藩镇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此皆赵普之谋也。
　　
　　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李重进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生长太原，历事晋、汉、周三朝，周末任为淮南节度使，镇守扬州，太祖禅位，加授其为中书令，命移镇青州。这个李重进本来与太祖比肩事周，分握兵柄，至闻太祖受禅，恐为所忌，常不自安，及移镇命下，心益怏怏。在李筠起兵后，李重进曾想联络李筠南北夹击宋朝，其信使却密报了太祖，太祖乃施拖延计策稳住李重进。直至李筠被剿灭，李重进才图谋联络南唐起兵作反。岂知南唐却把李重进的书信，转给了太祖。太祖于是亲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至扬州，李重进也学李筠一样自fen了结。削平二李，宋朝在后周境内的统治巩固了。
　　
　　平定二李后，赵普数次进言，劝太祖收兵权。他说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能自由耳”。【点出太祖陈桥兵变的实质。】又说“节镇太重，君弱臣强，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太祖采纳了赵普的建议。【“稍夺其权”即削地方兵权，“制其钱粮”即收地方财政权，“收其精兵”即聚天下精兵于京师，这三项内容是宋朝自始至终得到贯彻执行的。】
　　
　　建隆二年闰三月，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承德节度使。【当时慕容延钊握重兵屯真定，韩令坤领兵巡北边。太祖允许他们便宜从事，实是大大的隐患。】自是殿前都点检不复除授。七月，以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驸马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诸将家族，留居京师，抚养甚厚，所有在镇军务，尽许便宜行事，每届入朝，必召对命坐，赐宴赉金。于是宿卫、藩镇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所谓“杯酒释兵权”故事，世人传为美谈，观此可知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
　　
　　建隆二年夏六月，太祖的母亲杜太后病逝。临终前嘱咐下宋朝皇帝传位的“国有长君，乃社稷幸福”的基本规则，即要先传三弟光义【就是力促陈桥驿兵变的赵匡义】，再传四弟光美，再传太祖长子德昭。【史载太后尤爱光义，以此相托，非为无因。】这个规则，由赵普当着众人的面前写于纸上，末尾署名“臣赵普谨记”五字，收藏于金匮中。【后来太宗打破此规矩，也是由赵普促成。近人有考证谓金匮藏书之事为太宗与赵普伪造，存疑。】
　　
　　经过以知州易藩镇的步骤，地方的权力基本上被中央接掌，然而这样仍然不够，建隆四年正月，开始以文臣知州事。【建隆元年七月是以知州易藩镇，现在是连地方行政长官也换成文官。】原来五代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镇受代，先命近臣谕旨，且发兵备之，尚有不奉诏者。太祖即位初，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因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太祖曾对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文人贪污，难道真没武夫厉害？愚以为未必！】
　　
　　建隆四年正月，武平节度使周保权【世袭，周行逢之子，十一岁，封朗州大都督，管辖湖南全境。】告急，言其部将衡州刺史张文表袭据潭州，将进取朗州。同时，为避免波及，荆南节度使高继冲，也上书向宋朝求助。【荆南处在各割据国的包围之中，国势衰弱，有兵不过三万。】太祖令荆南先发水师数千名往讨潭州，并令慕容延钊为都部署、李处耘为都监率兵南下，临行时面谕二人假道江陵（荆南的都城），乘机收服荆南。二月，宋兵据江陵，高继冲籍其三州、十七县、十四万二千三百户归于宋，荆南高氏亡。同月，宋兵入湖南，俘周保权，得十四州、六十六县、九万七千二百八十八户。宋朝占有了荆、湖，从此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方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
　　
　　年初用文人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但是仅仅这样还不能令人放心，四月，始设诸州通判，凡军民之政，皆统治之，事得专达，与长吏均礼。大州或置二员。又令节镇所领支郡皆直隶京师，得自奏事，不属诸藩，于是节度使之权益轻。通判的职责，只在帮助州官，州官行事，通判负连带责任。但不是所有州郡都设的，人数也极不一定，大郡设二名，其余设一名，不及万户之州不设。【这样看来通判不是行政上必须设立的官职。然守臣行事，必须通判的裁可，官之善否，事之脩废，他又可以刺举，这又象检察官了。这是由于宋初为了巩固统一，深恐地方权大，不能集中，故设此一种多余而有大用之官，以为巩固中央集权之一助。】
　　
　　十一月，改元乾德元年。二年（964年）四月，用赵普同平章事。宋沿唐制，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平章事号，无定员，有二人即分日掌印。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至此，三相并罢，独用赵普作宰相，但为了防止赵普擅权，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作副相，称参知政事，此后成为定制。
　　
　　也就是在此时，太祖与赵光义、赵普三人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即没有乘胜北征北汉及辽国，而是首先集中兵力去统一经济富庶的江南。赵普的计划是：“太原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指辽国。】，不如姑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子之地，将安图乎？”[Tony2]
　　
　　九月，宋朝获得后蜀给北汉的蜡书，约联合攻宋。太祖阅后不禁微笑道：“吾西讨有名矣！”【有心灭你久矣。】与此同时，宋南面兵马都监引进使丁德裕、潭州防御使潘美等攻下南汉的郴州。从俘虏的南汉内侍口中得知，南汉国内宦官当权，极度黑暗混乱，太祖闻之，即有灭南汉之意。但因正在筹备对后蜀用兵，就没有立即对南汉进攻。
　　
　　十一月，以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王仁赡为都监，宁江军节度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曹彬为都监，统兵六万伐蜀。王全斌自凤州出兵，刘光义自归州出兵，两路进取。经过连场战役，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宋兵入成都，后蜀主孟昶降，得州四十六、县二百四十、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后蜀亡。
　　
　　王全斌入蜀后，和将领们日夜宴饮，放纵部下抢掠民间子女，夺取财货，对蜀降官敲诈勒索，对蜀士兵则虐待残杀。太祖调发蜀兵赴汴，命令王全斌发给“装钱”，王全斌却从中克扣削减，又令部下侵扰。终于在三月，蜀兵大愤，行至绵州，竟揭竿为乱，自号兴国军，胁从至十余万；且获住文州刺史全师雄，推他为帅。两川人民，群起响应，愈聚愈众。五月，王全斌将驻在成都城南的蜀兵两万七千人，诱到夹城中，全部杀死。于是远近相戒，争拒官军，西川十六州，同时谋变。王全斌毫无办法，只好一面奏报朝廷，一面仍令刘光义、曹彬出击剿灭全师雄。直至乾德四年十二月，全师雄病死，部众散降，蜀地始定。【此为宋朝立国以来第一次兵乱。】
　　
　　乾德三年三月，太祖采取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收节度使权，置转运使察州郡。自唐天宝以来，藩镇屯重兵，租税所入，皆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务，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贿，名曰“贡奉”，用冀恩赏。太祖即位，犹循前制，牧守来朝，皆有贡奉。及赵普为相，劝革去其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每藩镇帅缺，即令文臣权知所在场务。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虽节度、防御、团练、观察诸使及刺史，皆不预签书金谷之籍，于是财利尽归于上矣。【不仅收兵权，也要收财权，即所谓“制其钱粮”是也。】
　　
　　初时，所有税收都归于国库，在平定荆、湖、西蜀后，财富逐渐充足起来了。太祖认为：“军旅饥馑，当豫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于是在讲武殿后建立起一座内库，用于储存金帛，叫做封桩库，年终富余财物充入其中。太祖曾对近臣说过：“石晋割幽燕以贿契丹，使一方独外境，朕甚悯之。【实际上不是由于此一方独外境而悯之，其念念不忘的是不收回此地，国家永无宁日。什么地可放，什么地不可放，都是有原则的。当今之势，外蒙可放，台湾却不可放。】欲俟斯库所蓄满四五百万，遣使谋于彼，傥肯以地归于我，则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匹绢购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从太宗开始就不这样想了。】
　　
　　至此，太祖收兵权、加强中央集权制度之步骤基本完成。[Tony3]
　　
　　其实太祖与赵普等人商定的“先南后北”策略，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的贯彻执行。乾德六年七月，北汉主刘钧病死，养子刘继恩嗣立。太祖认为有机可乘，命昭化军节度使李继勋，八月督禁军北征。【有载太祖曾约终刘钧一世不加兵云。】九月，刘继恩被其司空郭无为谋杀，另立其弟刘继元，以宋兵入境，请救于辽。宋兵旋围太原。十一月，宋改元开宝。辽穆宗耶律璟，发兵救汉，李继勋恐孤军轻进，乃收兵南归。岂料北汉兵与辽兵，反进寇晋绛二州，大掠而去。太祖大怒，开宝二年二月，下令亲征，命皇弟赵光义为东京留守，自统兵进逼太原。辽穆宗以酷虐为其部下所杀，辽世宗第二子耶律贤立，是为辽景宗。三月，宋兵围太原，辽遣将救北汉，宋将马仁瑀入辽上谷、渔阳，大掠而还。四月，宋将何继筠大败辽兵于阳曲北。五月，辽侵宋定州，宋将韩重赟大败之。闰五月，北汉宰相郭无为谋降宋，被杀。太原被围三月，北汉在大将刘继业的领导下，太原得以保守。宋徙太原民万余家于山东、河南，因久攻无功，遂班师。【太祖在刘继业（即杨业）手下颇吃了苦头，太宗更甚。】
　　
　　北伐失利，不得已只能把眼光转回南方。宋灭湖南，即与南汉接境。开宝三年（970年）八月，太祖令南唐主李煜派使者劝南汉主刘鋹附宋，不料被刘鋹囚禁了起来。九月，宋以潘美为贺州行营都部署，领兵灭南汉。十一月，宋兵连下贺、连、昭、桂、韶等州。开宝四年二月，宋兵至广州，刘鋹投降，得州六十、县二百十四、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南汉亡。
　　
　　十一月，南唐改号江南，自号江南国主。原来南唐是江南的大国，但又是弱国。宋朝建立后，唐主李景派使臣恭贺太祖即位。宋建隆二年，李景之子李煜继位，仍然每年向宋朝贡献大批金银锦绮珍玩，宋朝每次出兵，也还要遣使贡献犒师。宋灭南汉后，南唐陷入包围之中。李煜大为恐惧，上表削去南唐国号，企图以恭顺来维持他在江南的统治。【南唐也在忍辱负重，可惜宋朝不领情。中国今天也想学南唐？】太祖自此开始策划消灭南唐的计划。首先一步是用反间计除掉了南唐悍将江都留守林仁肇。
　　
　　就在太祖准备对南唐动手之时，却发生了赵普罢相事件。事情原委先是赵普误收吴越王钱俶贿赂，惹起太祖猜疑。继而赵普私购巨木修建住宅时亲吏转手买卖牟利，被三司弹劾，太祖当时就要驱逐赵普，得故相王溥调停方免。再后就是翰林学士卢多逊排挤赵普，常在太祖面前说赵普的坏话。最终于开宝六年八月赵普自动请求罢相，被外调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卢多逊被提升为参知政事。皇弟赵光义封为晋王，赵光美兼侍中，皇子赵德昭为同平章事。【赵普被拙事件对太宗朝的历史影响颇大，此处先为铺垫。】
　　
　　开宝七年三月，辽景宗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贻书宋知雄州孙全兴，请通好，全兴以闻。太祖命答书许之。辽乃遣使来结成，复遣人告北汉，以通好于宋，无妄侵伐。【因要对南唐动手，所以暂时议和。太宗伐北汉，遂毁和议。】
　　
　　九月，太祖要对南唐动手，为了找个借口，下诏召李煜入朝。李煜知道情形不妙，托疾回辞，阴修战事。【正是要你如此，来是死，不来也是死，南唐终是大国，打掉它比扣留其君主划算。】太祖于是以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发兵十万伐江南。在此以前，宋朝已在荆湖造大舰黄黑龙船数千艘，作南伐的准备。并令吴越出兵助攻。李煜写信给钱俶道：“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李重进如何？苟且从来没有好结果！友邦有难，袖手旁观者听着了。】钱俶不理。并于十二月亲自领兵五万，从杭州出发攻下江阴、宜兴，包围常州。
　　
　　开宝八年（975年）二月，曹彬大军到秦淮，江南水陆兵十万列阵城下，宋军在潘美的带领下涉水强渡，江南兵大败，丧失了近卫的主力部队。宋兵包围金陵。李煜又调上江朱令赟部十五万兵入援，在皖口遭宋兵五千步军、五千水军夹攻，朱部纵火被北风反烧自身，江南最后一支大军覆没。李煜没法，于十月和十一月两次派学士徐铉，到汴京请求太祖罢兵。徐铉与太祖据理力争，太祖说不过，就大怒拔剑说：“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典型的强权理论，但别等闲视之，太祖尚能行霸道，至太宗则霸气全无了。而且南唐缩头苟且的后果，就是南宋境况的预演。】太祖下令曹彬，宋兵入城，不得杀掠，以保存江南财富。【戒杀是假，为财是真！开宝九年四月曹翰攻下江州屠城，所掠金帛以亿万计，用巨舰百余艘栽回汴都，太祖嘉奖曹翰为桂州观察使，判知颖州。】十一月末，宋兵整队入城，李煜投降，宋得州军二十一、县一百八、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五，江南亡。
　　
　　开宝九年二月，太祖大赏评定江南的功臣。以宣徽南院使、义成节度使曹彬为枢密使、领忠武节度；以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为宣徽北院使。原来早在对南唐用兵之时，太祖曾亲口向曹彬许诺成功则用他为宰相，但事后却食言了，说“使相品位极矣，且徐之，更为我取太原”，赐钱五十万、拜为枢密使。【尽管曹是武人，但食言总有不妥。这种赏罚不明的风气，宋朝后代更甚。】
　　
　　宋灭南唐后，吴越王钱俶带领妻子到汴京入朝，太祖大加款待，两月后放他回国。临行前，太祖送一个黄包袱给钱俶，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疏。【天知道这些书信是怎么来的。】钱俶对太祖大为感激，也大为恐惧。回国后又派使臣贡献大批宝物。吴越对宋朝惟命是从，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吴越国实际上已完全屈服在宋朝的统治之下，只是还保留着一个国王的称号，等待宋朝削去。
　　
　　至此，太祖已基本消灭了南方的割据力量，剩下就是解决北方的问题了。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乃与群臣商议迁都洛阳。起居郎李符摆出八大难处，太祖不从。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认为：“东京【宋朝沿用后周的京城在开封，号东京，以河南府为西京。】有汴渠之漕，岁至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固安已久，不可动摇。”【开封为财赋运输中心，居此确有经济上便利。】太祖仍然不听。晋王赵光义极力劝说不可迁都洛阳。太祖说：“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光义叩头切谏，太祖曰：“吾将西迁者，非他，欲以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光义道：“在德不在险。”太祖不答。光义出，太祖对左右叹息道：“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已殚矣。”【事实果然如太祖所料。】
　　
　　开封为都始于五代。中晚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下游移向江南，东北契丹的兴起使中原政权的主要边患不再来自西北，依靠江南物资支撑而又漕运不济的关中屡遭战火摧残，已丧失择都条件。于是，以北控燕赵、南通江淮、舟车辅辏、人庶浩繁为优势的开封遂取代长安、洛阳，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首都。开封之兴起主要得利于水陆交通之便，城市盛衰与运河通塞息息相关。开封四野平畴万里，无险可守，除加强城垣防御性建设之外，只好悉举天下之兵宿于畿甸。北宋一代，冗费俱增，国家始终处于积贫积弱之势，与定都开封，不得不依赖于“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纵观太祖的武功，是以统一中国为根本目标，从其渴望裁去冗兵【“冗兵”是宋朝积弊之一】的意图看，本意仍是建功创业、拓展向外、宣武播文的汉唐文明体制。但太宗一句“在德不在险”即把太祖的意图完全扭转，可能与他舍不得离开中原富庶之地、贪图享乐的思想有关。
　　
　　八月，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为都监，率兵分五道伐北汉。【背约！估计太宗后来伐北汉，与太祖此举动有关。】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太祖不豫，召晋王光义入对，夜分乃退。太祖崩于万岁殿，时年五十岁，在位一十三年。【民间传言宋太祖之死可疑，说有烛影斧声一案云云，不知真假。但根据本文的结论，宋太宗实是宋朝政策转变、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一个关键人物，其所作所为与宋太祖初衷相去甚远，联系其待太祖后代的刻薄，后世有此传言，不为无因。】时夜四更，皇后使王继恩出，召贵州防御使德芳【太祖次子。】。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史家称太祖顾念兄弟之情，素有传位光义之意，或者可信。然太祖爱弟，弟不爱兄，奈何！】乃不诣德芳，径趋开封府召晋王，见左押衙荣泽程德元坐于府门，叩门，与俱入见王，且召之。王大惊，犹豫不行，曰：“吾当与家人议之。”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此言一出，即时见效。】时大雪，遂与王雪中步至宫。继恩止王于直庐，曰：“王姑待此，继恩当先入言之。”德元曰：“便应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后闻继恩至，问曰：“德芳来邪？”继恩曰：“晋王至矣。”后见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贵，勿复忧也！”【假惺惺好一个共保富贵。德昭下场如何？开宝皇后死后又得何礼遇？】于是晋王赵光义顺利继位，更名为炅，是为宋太宗。号太祖皇后宋氏为开宝皇后，迁居西宫，【自己尚未立后，何必那么着急赶走嫂子？】授皇弟光美为开封尹，进封齐王，所有太祖、廷美子女，并称皇子皇女。光美因避主讳，易名廷美。封兄子德昭为武功郡王，德芳为兴元尹，同平章事。薛居正为左仆射，沈伦为右仆射，卢多逊为中书侍郎，曹彬仍为枢密使，并同平章事，楚昭辅为枢密使，潘美为宣徽南院使，内外进秩官有差。【如果说金匮遗言为伪造，则太宗继位并无法理依据，然而事实上太宗接管政权并无出现任何意外，可见金匮遗言当非伪造。且观后来德昭之死，缘于太宗一句话，此话难道毫无依据？】
　　
　　三、宋太宗的统治
　　
　　太宗即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财政控制。开宝九年十一月，诏：“诸道转运使各察举部内诸州、通判、监临物务京朝官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绩尤异者为上；恪居官次，职务粗治者为中；临事弛慢，所涖无状者为下；岁终以闻。”【以转运使监察并考核地方官员。】此为收财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太祖刚死，太宗立即采取此等措施，可见其心目中第一要事为何。】
　　
　　十二月，大赦，改元太平兴国，以当年为元年。【太祖刚死，还差一个月过年，就迫不及待地改元，其情可见。朱子论此事亦云：“开国之初，一时人才粗疏，理会不得。”嘿嘿。】设三司副使。诏罢河东之师，宣徽南院使潘美、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皆自行营归阙。
　　
　　次年正月科举考试，大增考试取录名额。太宗亲自出诗赋题考进士，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二百七人赐及第，一百八十四人赐出身，共五百人，《九经》七人不合格因年老特赐同《三传》出身。第一等、第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宠章殊异，前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多骤，太宗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太宗刚登帝位，即以天下太平自居，视辽国、太原如无物，无怪乎早就说“在德不在险”。】进士从始分等级。
　　
　　宋代大批官员的主要来源是科举。唐代已经实行科举，但被门阀贵族操纵，取士很少。北宋初，门阀制度不再存在，科举向文人广泛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门第、乡里，都可录取。太祖时取士较严，如建隆二年，录取进士十一人，建隆四年、乾德元年都只八人。太祖在建隆三年下令禁止新中进士向主考官谢恩，不得称主考官为“恩师”和自称“门生”，以后，又由皇帝“殿试”选进士，录选者称“天子门生”。从太宗开始，录取人数逐渐增多，一科进士可多到三、四百人，诸科多到七、八百人。宋朝通过科举，从地主阶级中吸收大批文人来维护它的统治。地主阶级的文人们，考试得中，就可以取得政权、财权以至兵权。因此都埋头作诗赋（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争取得个官，老死不止。太祖时，连续考十五场不中的，有一百多人。太祖下诏，说这些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作为“特恩”，特赐本科出身。此后考试多次不中的，也可特赐，叫作“特奏名”。文人们更加争先恐后地应试争官，无所不用其极。太祖、太宗实行科举制度的结果，使朝廷掌握了用人的大权，也使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了。【太祖之科举，官员人数增加较慢，但从太宗以后，官员人数增长速度大大增加，最终导致宋朝又一积弊“冗员”。】
　　
　　宋朝冗员的源头，并不仅仅来自科举考试。宋初建立中央集权的新官制，并没有全部消除旧官制。不仅大批任用了各国的旧官员，并且长期保留了唐、五代以来的许多官位职称。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大批的新官职。集中权力的结果则是大量官员无所事事。三省、六曹（六部）、二十四司，都有正式的官员，但除非特有圣旨，不管本司的事务。所谓“事之所寄，十无二三”。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员外等等官员，作官而不管事的，十有七八。这些所谓官，不过是用来表示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领取俸禄。[Tony4] 宋代官制分为官、职（殿阁职称，如某某殿学士）、差遣三种。只有“差遣”才是掌握实权、实际管事的职务。地方官中，也仍有大量旧官职，如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等等，只领俸禄。朝廷派遣的知州、通判等官，才实际执政。在宋朝的国家机器中，旧官和新官，有权的官和无权的官，朝廷派遣的官和地方的官，层次重叠，叠床架屋。宋王朝在集中权力的同时，官僚机构却变得空前庞大。[Tony5]
　　
　　这里有个故事。太祖之幸西京也，洛阳人张齐贤献十策，太祖召见便坐，问之，齐贤以手划地条陈。太祖善其四策，齐贤坚执其余皆善，太祖怒，令卫士曳出。及还，语太宗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张齐贤，我不欲遂官爵之，汝异时可收以自辅也。”【很奇怪的安排，张齐贤既然有才，自己不用，却要推荐给太宗，到底是什么心态？】本届齐贤举进士，太宗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在数十人后，太宗不悦，乃召进士尽第二等及《九经》凡一百三十人，悉与超除，盖为齐贤故也。【记住这个张齐贤，为继赵普之后影响宋朝命脉之重要人物。】
　　
　　八月，悉罢节度使所领支郡。唐末五代时，各地节度使割据一方，兼领数州，称为“支郡”。宋朝统一过程中，逐步取消支郡，各州直属京师。至此，右拾遗李瀚向太宗建议，节度领支郡，多叫亲信掌管关市，不便于商贾流通货物；不使有所统辖，以分方面之权，是尊崇王室，强干弱枝的办法。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诏令后周旧地邠、宁、泾、原等三十九州，全部直属京师。从此不再有支郡，全国各州都直辖于朝廷。
　　
　　上述一系列集权措施的结果，正如朱熹所说“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ZF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此那些藩镇割据势力被完全铲除。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足以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重要因素，最重要的是太宗对外战争的失败，“不敢北向”之后，本来收兵、收财这些手段的根本目的是用以对外，却转而用于对内，军队成为主要用于镇压人民的武器。
　　
　　太宗当上皇帝，曾检察财库，对宰相说：“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于是分左藏北库为内藏库，并以讲武殿后封桩库属焉，改封桩库为景福内库。并自我辩解说：“朕置内库，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缺，复赋敛于民，终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平海节度使陈洪进入朝，太宗赐钱千万、白金万两、绢万匹，陈遂献漳、泉二州于宋，共县十、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陈洪进割据地是从南唐分裂出来的小势力，太宗好大的手笔。也难怪，他曾说财富太多了用不完。】至此，江南最后一个分裂地方就是钱俶的吴越了，陈洪进既归于宋，吴越呈孤立之势。五月，钱俶献地于宋，共州军十四、县八十六、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吴越亡。
　　
　　至此，东南一带尽为宋有，太宗准备贯彻统一中国的意图，北伐北汉，乃与枢密使曹彬商议，曹彬认为可以战胜，太宗意决。宰相薛居正等反对，认为“得之不足以辟土，失之不足以为患”，【单就北汉而言，确实如此，不过北汉是与辽紧密相联的，亦即要与燕云十六州共同解决，或者现在不是时机，但总不能长时间不理，薛居正的话没时间限制不妥。】太宗反驳，认为事同而势异，太祖当日徙人空地，正是为了今天之事。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正月，任潘美为北路招讨使，率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四路进兵，分攻太原。由于太祖时与辽有盟好之约，故辽遣使问太宗为何兴师伐北汉，太宗答：“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二月，北汉向辽求援，辽遣兵援北汉。这边太宗为鼓励士气，下诏亲征，皇弟廷美、皇子德昭（太祖子）随军出发。【为此，宋辽和约中绝。】三月，宋兵在白马岭大败辽兵，辽冀王耶律敌烈战死。【严重打击北汉士气，且辽国亦一时无力再援。】四月，太宗自镇州进兵，破隆州，【为北汉依险所筑，以拒南师，故太宗首先分兵围之，破此，则太原被围。】至太原城下，宋兵各路围攻太原。太原城中刘继业千方百计固守，宋兵始终无法攻陷。然而，太原已成孤城，外援不至，饷道又绝，无法长期支撑，太宗又改变策略，采取攻心战术。挨至五月，北汉主刘继元无法可想，只得出城投降，并劝降刘继业，复姓名杨业，立授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史。宋得州军十一，县四十一、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北汉亡。毁太原旧城，改为平晋县；以榆次县为并州。徙僧道及民高资者于西京。
　　
　　围攻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罢乏。刘继元降，人人有希赏意，而太宗将遂伐辽，取幽蓟。【其意图是闪击战。】诸将皆不愿行，然莫敢言者，殿前都虞侯崔翰独曰：“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太宗甚悦，即命枢密使曹彬议调发屯兵。【同样是逆众议，但听曹彬的与听崔翰的结果可差远了，这其实都是太宗的本意，曹、崔二人只是代他说出来而已，可见独裁有利亦有弊。太宗之伐辽，正如毛 泽 东评价：“此人不知兵。”】
　　
　　太宗为什么兴起收回燕、蓟的念头呢？[Tony6]
　　
　　六月，宋兵到易州、涿州，辽国汉人守将开城投降，围辽南京（今北京市），不能下。将士因伐太原疲弊，攻南京又不下，已经懈怠。辽帝始知南京被围，急命耶律休哥率五院军往救。七月，辽援军至南京，与宋军相遇于高粱河，辽南京宰相耶律沙与宋军合战，不敌，耶律休哥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横击，大败宋兵，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耶律休哥身披三创。明旦，太宗率兵南逃，耶律休哥以轻车连续追击到涿州，太宗仓猝堕马，幸得杨业运粮经过，太宗乘驴车仓惶逃命。宋兵仗、辎重都被辽夺去。【高粱河一役，是宋辽之间攻守互易之转折点，宋朝士气大受打击，太宗从此不敢亲临战场，由此亦可想见真宗亲临澶渊之时的恐怖心境。毛 泽 东点评道：“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其所谓尔后屡败，即指雍熙北伐而言。】
　　
　　太宗逃得性命，命崔翰及定武节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屯关南，得以便宜从事。说：“契丹必来侵边，当会兵设伏夹击之，可大捷也。”
　　
　　宋军高粱河溃败，军中不见太宗，怀疑已死，诸将谋立武功郡王德昭为帝，未成事实，偏偏被太宗闻知，颇为不悦，德昭却未察觉。及归，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赏，议者皆谓不可，于是德昭乘间入言，太宗大怒曰：“待汝自为之【指皇帝】，赏未晚也！”德昭大为愤闷，回家竟然横剑自刎。【虽说德昭意气用事，但太宗迫死德昭未必无意，以后可知。】太宗惊悔，抱尸大哭曰：“痴儿，何至此邪！”遂论平汉功，赏赐诸将，并加封弟齐王廷美为秦王。
　　
　　九月，辽南京留守韩匡嗣、耶律沙、耶律休哥等，统兵五万，攻宋镇州，云州观察使刘廷翰帅众抵御，崔彦进、李汉琼、崔翰亦领兵继至。先是太宗曾用阵图授诸将，令分为八阵御敌，【这是宋朝军队屡屡打败仗的原因之一，君主不在战场，又多所谋画，严重违反《孙子》守则，后臣多次指出“将从中御”的弊病，历任君主终不改。太祖军人出身、身经多次大战，遥控指导还说得过去，太宗勉强，真宗以下就完蛋了。】但是实际上阵势过于分散，士兵有怯意，右龙武将军赵延进与镇州监军、六合使李继隆坚请临时变通，不按太宗旨意，改为二阵。【若非临时变阵，稳定军心，此战必败。宋兵作战屡屡失败，与皇帝不知兵而遥控，将帅拘泥不化有很大的关系。】并施诈降计，韩匡嗣果然上当，辽兵大败，死亡万余，韩匡嗣弃旗鼓遁回，耶律休哥整兵而战，徐引退。
　　
　　太平兴国五年三月，辽发兵十万攻雁门，代州刺史杨业领麾下数百骑自西陉出，至雁门北口，绕至敌后南向击之，与潘美前后夹击，契丹兵大败，杀其驸马侍中萧拙李。自是，辽人畏业，每望见其旌旗，即引去，号杨业为“杨无敌”。
　　
　　十月，辽景宗至南京督师侵宋，围瓦桥关。宋军阵于水南，耶律休哥帅精骑渡水而战，宋军大败，休哥追至莫州。【此役后，耶律休哥官拜于越。于越者，无职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辽国尊官，犹南面之有三公。辽太祖以遥辇氏于越受禅。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仁先，谓之三于越。】十一月，太宗自将御辽，此大名，会辽兵引去，太宗欲复伐幽州，李昉力陈其未可，遂还京。
　　
　　宋兵对辽作战失败后，是继续作战收复燕云，还是从此休兵，宋朝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太宗及多数廷臣都主张再出兵攻辽。左拾遗张齐贤上疏反对，说：
　　
　　圣人举事，动在万全，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大道理，不过是废话。动在万全，当用于治理国家天下民众，而不是用于指导战争。不战而胜，条件是你有足够有利的条件，现在是自己居于被动之势，谈什么不战而胜？】自古疆场之难，非尽由戎狄，亦多边吏扰而致之。【此话倒是有理，不过此次战争的缘由，并不是因此。】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畜力养锐，以逸自处，如是则边鄙宁，辇运减，河北之民获休息矣。然后务农积谷以实边用，敌人之心，固亦择利避害，安肯投诸死地而为寇哉！【是不是死地，当看地形而定，峻垒深沟，说得轻松，经营多年，澶渊一役，敌人说进就进，是什么原因？】臣闻家六合者以天下为心，岂止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势而已！【收复幽蓟十六州可不是争尺寸之土、角强弱之力那么简单，地理因素决定了不是这样。】是故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内安本固，则远人敛衽而至。【这等言论，与当今万事皆求先修内政者如出一辙，特别是台湾问题。台湾与外蒙之地位岂可类比！】伏望审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伪命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闻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为治国本份，但不是不收复幽蓟十六州的理由和条件。】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也！【你当然吞不下契丹，但燕蓟却必须要取。前后不搭界。】
　　
　　在主和意见的影响下，太宗在太平兴国六年诏令沿边州县守边境，不得出关。宋辽暂时休战。【张齐贤的言论十分重要，是促成宋朝由外转内的关键因素。】[Tony7]
　　
　　前面曾说过赵普在太祖朝因与卢多逊交恶而被罢相，出任河阳节度使。太宗继位，赵普入朝，改封太子太保，居留在京。赵普有个妹夫叫侯仁宝，也由于赵普的关系被卢多逊调知邕州，【即今之广西南宁，与交州相近，交州即交趾，本属南汉。】九年不代。赵普心痛妹夫，就上书太宗，力言交州可取，希望太宗把侯仁宝调入京师面询边事。不料卢多逊棋高一着，抢先说交州内乱，正好出兵攻取，哄动太宗命侯仁宝为交州水陆转运使，攻打交州。太平兴国六年三月，侯仁宝破交州兵于白藤江口，在继续深入时中计死于乱军之中，宋兵被迫班师。赵普因此对卢多逊更是恨之入骨，但因卢多逊防范甚严也无计可施。
　　
　　恰好此时，有几个太宗当晋王时的旧僚直入内廷向太宗密报秦王廷美骄恣不法，势将谋变，卢多逊交好秦王，恐未免有勾通情事。太宗乃与赵普密商，面授赵普为司徒，兼职侍中，封梁国公，并命其密察秦王廷美事。
　　
　　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太祖第三子德芳病死，年二十三岁，距德昭自刎只隔一年有余。廷美颇不自安，说了几句太宗有负兄意之类的话，不免传入太宗耳中。太宗遂罢廷美开封尹，出为西京留守。赵普与廷美本无仇怨，不过为了扳倒卢多逊，就通过明查暗访，得到卢多逊私遣堂吏，交通秦王事宜，有卢多逊对廷美说过“愿宫车晏驾，尽力事大王”等语。赵普当然马上告知太宗，太宗以金匮遗言为难，赵普道：“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中国大百科全书》谓赵普参与伪造金匮遗言，不知何据。又，赵普此言，足以要廷美的命，想廷美与你何仇，为了扳倒卢多逊，不惜给廷美戴上天大的高帽，以此牵连卢多逊，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者岂如此乎。】次年四月，秦王廷美获罪夺官，嗣又降为涪陵县公，安置房州（因气郁成疾越年病死），牵连多人遭贬逐。卢多逊即日被戍，发往崖州。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夏州留后李继捧入朝，献其世据银、夏、绥、宥四州地，并自陈亲族不和，愿居汴京。夏起于党项，【隋唐时称党项，金元时，史书上多称唐古或唐兀，本是藏族。李氏占据的地域是秦陇以北，有银、夏、绥、宥、静五州，本为拓拔氏所据，唐初入朝赐姓为李。】其与中原的关系，唐时便已密切了。宋初李彝兴以助宋抵御北汉有功，于乾德五年死时，宋且追封为夏王。其子克睿继立，累加检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克睿死，子继筠立。太平兴国五年，李继筠死，弟继捧立。至此，李继捧入朝中原，因夏自李思恭以来，未尝亲朝中国，继捧至，太宗甚喜，授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其兄弟十二人都有官衔，以曹光实为四州都巡检使。六月，李继捧之弟李继迁不愿服宋，遁入夏州东北三百里之地斤泽【在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托克旗境。】聚众抗宋。【西夏骚扰从此开始。】
　　
　　九月，辽景宗死，子耶律隆绪（十二岁）嗣，是为圣宗，母萧氏【名绰，小字燕燕。】称制专国事。【后人口中常称萧太后、萧娘娘的就是此人。萧太后当政期间，为辽国最强盛时期。此后宋辽交锋，实与萧太后打交道，此为女中豪杰，故特指明。】当时，宗室二百余人拥兵握政，向背难测；辽宋之间随时有可能发生战争，人心不安；圣宗年幼，前途可虑。萧太后泣曰：“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轸、韩德让进曰：“信任臣等，何虑之有！”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八月，辽改国号曰大契丹，用韩德让为政事令，兼枢密使，总摄卫兵，【韩德让乃韩匡嗣之子，因坚守南京有功而得到重用。此人是辽臣中辅政最久、集权最多、宠遇最厚、影响最大的一人。对圣宗前期的施政，如改革制度、改善契丹和汉族的关系，以及维护辽宋盟约等，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正因如此，盛传他与萧太后有一腿，然以契丹风俗，不足为怪，并不影响对他本人和萧太后的高度评价。】枢密副使耶律斜轸守司徒，耶律勃古哲总领山西诸州事，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耶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大修武备。觇知宋有用兵意，多设间谍，俾佯言国内空虚。【耶律休哥为辽第一大将，宋屡败于此人之手。】宋边帅无谋，皆信之。【可见岐沟关之败，非仅由失误，以不知彼故。】
　　
　　太平兴国八年十月，司徒兼侍中赵普由于专相、好修小怨，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十一月，以参知政事宋琪、李昉并同平章事，以翰林学士李穆、吕蒙正、李至为参知政事，枢密直学士张齐贤、王沔并同佥署枢密院事。
　　
　　九年九月，知夏州尹宪袭击李继迁，斩首五百级，获其母妻，俘千四百帐，继迁仅以身免。于是赐李继捧姓赵，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难节度使，以讨继迁，管夏、银、宥五州。继捧至镇数日，上言继迁悔过归款，太宗以为银州刺史、西南巡检使。继迁本无降心，复诱戎人为寇。
　　
　　十一月，改元雍熙元年。李继迁自地斤泽之败，转徙无常，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继迁因语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二年二月，李继迁与弟继冲赴夏州诈降，诱杀都巡检使曹光实于葭芦川，袭据银州，复破会州，焚城郭而去。
　　
　　雍熙二年三月，太宗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将兵讨李继迁。李继迁即杀曹光实，遂围三族砦。砦将折遇乜杀监军使者，与继迁合。田仁朗行至绥州，请益兵，留月余俟报。时继迁乘胜进攻抚宁砦，仁朗闻之喜曰：“戎人常乌合寇边，胜则进，败则走，不可穷其巢穴。今继迁啸聚数万，尽锐以攻孤垒，抚宁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临之，分遣强弩三百，邀其归路，虏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闲暇，纵酒蒱樗，副将王侁等因媒孽之。【田仁朗计谋并非不可行，但也用不着如此故示闲暇，亦自取其咎。】太宗闻三族砦已陷，大怒，征仁朗还，下御史狱，劾问请益兵及陷三族状。仁朗对曰：“银、绥、夏三州皆以城守为词不遣，三族去绥州远，非元诏所救也。臣已定擒继迁策，会诏至，不果。”因言：“继迁得羌戎情，愿优诏怀来，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长令图之；不尔，他日大为边患。”【当时不听此计，终致西夏无穷祸根。尽管李继迁终死于蕃人之手，但真宗妇人之仁，终令西夏咸鱼翻生。可悲可叹！】太宗愈怒，特贷死，窜商州。六月，王侁入浊轮川，杀敌五千，李继迁遁去。郭守文、尹宪等击盐城诸蕃，焚千余帐，由是银、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内附，户万六千余。李继迁于雍熙三年二月降契丹，授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
　　
　　宋知雄州贺令图与其父岳州刺史贺怀浦【贺怀浦乃太祖元配贺皇后胞兄】等相继上言：“契丹主年幼，国事决于其母，韩德让宠幸用事，国人疾之，请乘其釁以取幽蓟。”太宗始有意北伐。【这本来确是一个机会，但可惜宋朝忽略了耶律休哥的能力，已经败过多次，还不醒悟。】
　　
　　终于，在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太宗命曹彬为幽州道行营都部署，崔彦进为副，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为副，出师雄州；田重进为定州都部署，出师飞狐；潘美为云、应、朔都部署，杨业为副，出师雁门。【诏议亲征，参知政事李至谏阻，所谓守宗庙示闲暇为上策也。想来自高粱河之险，太宗本人也不敢再亲征了，李至迎合而已，不定是太宗授意他这样说的。】临行，太宗吩咐曹彬：“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以要敌。敌闻大兵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
　　
　　契丹方面的对策则是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抵挡曹彬，耶律斜轸抵挡潘美，承天后【即萧太后】、圣宗亲领大兵相机出援。
　　
　　实际上，曹彬等并没听太宗的话，在二月至四月间之间，率主力军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抵涿州，田重进攻下飞狐，进克灵丘、蔚州。潘美军攻下寰、朔、应、云等州。每次捷报来到，太宗都颇为惊讶曹彬进展之迅速，并以契丹切断粮道为忧。【既知为忧，当予以提醒，然将帅在外，君主诸多干预亦是不妥，两难。对此毛 泽 东评道：“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在契丹方面，则不断调集援兵（征诸部兵、东京留守耶律抹只赐剑专杀以大军继进、召回东征兵马）陆续增援耶律休哥，圣宗及萧太后甚至亲征，意图聚全国之兵与宋兵决一死战。【耶律休哥是南京留守，总南面军务。】耶律休哥由于驻南京兵少，援兵亦未至，遂不出兵与曹彬大军正面作战，而是夜出轻骑劫掠，昼出精锐断宋军粮道。【游击消耗战术，以弱胜强的不二法门。】结果，曹彬入涿州一个多月，粮饷不继，请求暂退雄州就饷。太宗获报，大惊道：“岂有敌人在前，而却军以援刍粟乎？何失策之甚也！”急令曹彬：“勿复前，引师缘白沟河与米信军接，按兵畜锐以张西师之势。待美等尽略山后之地，会重进东下趋幽州，与彬、信合，以全师制敌，必胜之道也。”曹彬行至半途，接报潘美、田重进两军进展顺利，正向幽州进兵。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谋画蜂起，更相矛盾，曹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粮，再往攻涿州。【曹彬号称宋朝第一将军，不能制服部将（可能与田仁朗榜样有关），如此行事，可知宋朝无人。须知潘、田两军取远路，尽管进展顺利，离敌尚远，也不比你主力大军在近，契丹的首要目标当然是你。】这时，契丹承天后、圣宗的大军已到涿州东五十里。耶律休哥出轻兵沿路迫击宋军，宋军且战且行，四日始到涿州，然已师老兵疲。闻萧太后军至，曹彬等冒雨而遁。契丹乘势大举出击，彼力穷，环粮车自卫，休哥围之。至夜，曹彬、米信以数骑亡去，余众悉溃。契丹追到岐沟关，闻宋师尚有数万于驻马河南扎营，促兵往击之，宋师望尘奔窜，堕岸相蹂死者过半，河为之不流。太宗见主力军溃，急令曹彬等回东京，其余两军亦撤销行动，田重进军驻定州，潘美军回代州，是为五月间事也。这边耶律休哥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为界，萧太后以时当盛夏、行军不便，不纳。【正如赵普上书宋太宗所言，盛夏不便用兵，亦不宜持久战，秋天正是契丹弓劲马肥之际，一方是疲惫之师，另一方是新锐之兵，胜负可料。就算曹彬不犯失误，等到与潘美、田重进两军会合，契丹大兵亦已云集，双方决战，宋兵亦未必能讨得好去。不妨参阅《辽国兵制》。以此观之，太宗初时的战略，就显得不简练了，莫如集大军一路或两路取最短路径直捣幽州，还比较有机会，以此观之，宋要收复幽蓟，只能与辽进行大决战，没有取巧的路可走。本来此后机会还是有的，可惜宋朝君臣自此吓破胆了，呜呼！】
　　
　　太宗料契丹必入寇，命张永德知沧州，宋渥知霸州，刘廷让知雄州，赵延溥知贝州。廷让等皆宿将，久罢节镇，至此复起。【没人可用了，还是太祖时人好。】佥署枢密院事张齐贤，言事颇忤帝意，于是帝问近臣以御敌计策，齐贤因请自出守边。授齐贤给事中，知代州，与都部署潘美同领沿边兵马。
　　
　　秋七月，契丹耶律斜轸出十万重兵袭击，败宋贺令图兵于五台，宋兵死者数万，夺回蔚州。贺令图与潘美领兵往救，又大败于飞狐，浑源、应州之兵尽皆弃城而逃，耶律斜轸乘胜入寰州，杀守城吏卒千余。潘美即败，副将杨业引兵护云、应、朔吏民内徙。时耶律斜轸兵势甚盛，杨业遇之，欲领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锋。护军王侁【又是他，搞掉一个田仁朗还嫌不够，再送掉杨业。】等以为畏懦，欲从雁门北川中而往。业不可，侁曰：“君侯素号‘无敌’，今逗挠不进，得非有他志乎？”【小人的口舌确是厉害。】杨业无法，自知必败，请派伏兵在陈家谷口，希望转战至此，依靠伏兵夹击得免。潘美答应，杨业遂出战。耶律斜轸闻杨业至，遣副部署萧达凛伏兵于路。两军接战，耶律斜轸诈败，杨业追击中伏，退趋狼牙村。这边王侁自寅至巳，不得杨业音讯，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潘美不能制，【潘美算得是宋朝第二，也是如此。】乃沿交河途南进，行二十里，得到杨业战败消息，竟然放弃陈家谷口预约，一直退到代州，贺怀浦败死。杨业且战且行，自午至暮，果至陈家谷口，已空无一人，结果全军覆没，无一生还。【详述此战，也算为潘美翻翻案，《杨家将》故事称杨业屡遭潘美迫害，潘美简直成了奸臣，实际并非如此。】潘、杨军败，宋兵全线崩溃，边境大震，云、应、朔诸州的将吏，都弃城遁去，三州疆土，复送契丹。
　　
　　十一月，契丹圣宗、萧太后统兵十万大举攻宋，耶律休哥为前锋。瀛州部署刘廷让也带兵十万乘虚偷袭燕地，在君子馆遭到耶律休哥伏击，大败，宋兵死者数万，刘廷让以数骑脱走。之后耶律休哥又用诈降计杀死贺令图，自此河朔戍兵无复斗志。【贺氏父子首谋北伐，而一年中父子皆败死，当时以为口实，自此边将莫敢有议取幽蓟者矣。】契丹又攻代州，神卫都指挥马正以所部列州南门外，众寡不敌，副部署卢汉贇保壁自固，知州张齐贤选厢军二千出马正之右，誓众感慨，一以当百，契丹军遂却走，转陷邢州、深州，大掠。【岐沟关之败本来可算兵家常事，然最令宋人胆落的是后来潘、杨和刘廷让兵败，数州土地得而复失，损兵十多万接近太祖时禁兵总数，折将多员，不单白劳累一场，而且连累百姓遭殃，从此一蹶不振。】
　　
　　十二月，李继迁乞婚于契丹，表示永作藩辅，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
　　
　　雍熙四年夏四月，太宗拟大发兵北伐契丹，遣使往河南、北四十余郡，凡八丁取一，以充义军。京东转运使李维清认为“若是，天下不耕矣！”三次上疏力争。宰相李昉等也认为此诏不妥：“河南之民罔知战斗，或虑人情摇动，因而为盗，非计之得。”太宗方改令独选河北，不及河南。【不见了十多万军队，你拿什么去打？兵源枯竭，募兵已来不及了，只得强行抓夫征兵。】
　　
　　雍熙四年底，宋太宗欲刷新庶政，于次年正月改元端拱元年（988年），是年，宰相李昉因小人攻讦，罢为右仆射，授赵普为太保兼侍中，[Tony8] 吕蒙正同平章事。【太宗此举的用意是要赵普带吕蒙正熟识政情，将来重用。】
　　
　　五月，以李继迁不肯降，经赵普献策，授命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遣往夏州，劝弟归诚。【此为大大的失策，想当初李继捧不敌其弟方投宋朝，此时还能劝服李继迁么？】结果，这赵保忠非但不能劝降李继迁，反而与李继迁同流合污，屡为边患。赵普为此经常遭到舆论的指责，心不自安。
　　
　　临近岁末，契丹又来侵扰，九月破涿州，十月攻定州，十一月，拔满城、掠祁州、拔新乐，陷易州，寻败于唐河。
　　
　　对于北方的骚扰，太宗头痛至极，访群臣以边事。众人议论纷纷，有建议加强边备武将的兵权准备再战的，也有主张修好的，总之都是不要轻易用兵。
　　
　　户部郎中张洎【张洎性险诐，尤善事宦官，尝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蓝敏正为学士使，内侍裴愈副之。太宗谓：“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辙，卿言过矣！”洎惭而退。然以文采清丽，巧于逢迎，卒喜之。】说：
　　
　　自幽蓟用兵，累载于兹，其故何哉？盖中国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故也。
　　
　　中国所恃者，险阻而已。朔塞以南，地形重阻，深山大谷，连亘万里，天地所以限中外也。今自飞狐以东，重关覆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
　　
　　国家制御之道，在乎审察厉害，举万全之略。今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及敌骑南驰，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敌人莞然自得，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壁，国家尝以一邑之众当敌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侔，亦败亡相继。其故无他，盖分兵之过也。【从地势而言亦必须分兵，除非有足够多的兵，然如此一来，冗兵不可免。宋朝正是走这条路。】臣请悉聚河朔之兵，于缘边建三大镇，各统十万之众，鼎踞而守；仍环旧城，广创新寨，俾士马便于出入。然后列烽火谨晨夕之候，选精骑为报探之兵，千里之遥，若视掌内，敌之动静，我必先知。【与建长城无异。】仍命亲王出临魏府，控河朔之要，为前军后屏；自余郡县，则选在城丁壮，授以戈甲，俾官军统摄而城守焉。三镇分峙，隐若长城，大军云屯，虎视燕、赵，臣知契丹虽精兵利甲，终不敢越三十万之众南侵贝、冀矣。
　　
　　《军志》曰：“凡临敌，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虽有百万之师，何益于用！”又曰：“将从中制，兵无选锋者，必败。”臣顷闻涿州之战，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兵将不相知，此为太祖过分抑兵权之过。】《军志》曰：“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臣顷闻涿州之战，敌人未至，万弩齐张，敌骑既还，箭如山积。乃知戈戟刀剑，其用皆然，是驱天兵奋空拳而对勍敌也。《军志》曰：“三军耳目，在吾旗鼓。”臣顷闻涿州之战，阵场既布，或取索兵杖，或迁移部队，万口呼号，嚣声沸腾，乃至辙乱尘惊，莫知攸往，矢石未交，奇正先乱。军政如此，孰救败亡！【宋兵仅隔一朝，即堕落至此，富贵害人！】《军志》曰：“凡出师临阵，一夫不用命，则斩一夫，一校不用命，则斩一校，一队不用命，则斩一队。”故穰苴戮庄贾，魏绛戮扬干，诸葛亮诛马谡，李光弼斩崔众，咸以能举严刑，方成大略。臣请陛下申命元帅，自裨将以下有违命令者，并以军法从事。其杀敌将校所得鞍马财货等，悉以与之，仍优加锡赉。严刑以制其命，重赏以诱其心，示金鼓进退之宜，谨三令五申之号，将不中御，众知向方，而不能震大宋之天声者，未之有也！
　　
　　又，沿边郡县，久被焚掠，臣岂陛下悉与放免秋夏两税，直俟事宁之日，方仍旧贯。朝廷所失租赋，未及毫芒，且以沮敌人诱掖之谋，慰甿庶绥怀之望。
　　
　　前史有言曰：“圣人以天下为度，不以私怒而伤公义。”今兵连祸结，当以权济用，请陛下且稍抑至尊，举通和之策，彼若归仁悔过，奉大国之欢盟，结好息民，以宁宇县，固邦家之望也，脱若敌人无厌，贪残是务，屈大邦之命而不从，曲实在彼，我又何咎！【彼占地利，曲又如何？】臣知天下闺闱妇女亦当为陛下荷戈执戟，效死于战场矣，况六军之人哉！【前面既然知道中国现状取守势乃失地利，此时岂能幻想以德服人？圣人之守德，前提是自身不处险地。】
　　
　　右正言直史馆【谏官，即右拾遗，端拱元年春正月改。】王禹偁献御戎十策：
　　
　　备边之策，在外任其人而内修其德耳。在外者，一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宋朝君主，以执军权为第一要务，太宗高粱河之败，从此不亲临战场，但仍然要掌握所有兵权，甚至连行兵布阵亦要干预，故将帅不用命亦成常事，屡战屡败自然在所难免。】请于边缘要害之地为三军以备之，若唐受降城之类。如国家有兵三十万，则每军十万人，使互相救援，责以成功，立功者行赏，无功者明诛。【按宋朝立国原则，让将帅在边防重地拥有三十万重兵，则中央兵亦必须大于三十万。】二曰侦逻边事，罢用小臣。小臣虽有爱君之名而无爱君之实，边疆涂炭而不尽奏，边民哀苦而不尽言。诚用老臣大僚，往来宣抚，赐以温颜，使尽情无隐，则边事济矣。三曰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臣风闻契丹中妇人任政，人心不服，宜捐厚利，啖其部长以离其心。【可惜你的对手是萧太后。】四曰边人自相攻击，中国之利也。今国家西有赵保忠、折御卿为国心腹，宜敕二帅率麟、府、银、夏、绥五州，张其掎角，声言直取胜州，则契丹惧而北保矣。【对李继迁缺乏了解，何况李继迁与契丹无仇怨，哪来的威胁？】五曰下哀痛之诏以感激边民。顷岁吊伐燕蓟，盖以本是汉疆，诚宜收复，而边民不知圣意，皆谓贪其土地，致契丹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诏，告谕边民，有得一级者赐之帛，得一马者还其价，得部帅者与之散官，如此，则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在内者，在省官吏，慎选举，信用大臣，禁止游惰。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观，劝风俗，务田农，【僧佛耗费国家财力，已露苗头，真宗天书封祀之后更甚。】则人力强而边用实矣。若军运劳于外，游惰耗于内，人力日削，边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灾，则寇不在外而在内也。惟陛下熟计之！【隐隐点出冗费的问题，可见宋代的积弊在太宗朝已经暴露。】
　　
　　太宗和赵普对王禹偁的建议深加赞许，便放弃收复燕云的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远泊（今河北保定）、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木，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宋太宗以贯彻宋太祖的防止割据复辟为基本国策，加强边备武装的建议当然不被采纳，但又没有本事收服契丹，宋朝对契丹从此转为守势，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所以说，同样是一个集兵权的手段，在宋太祖身上与宋太宗身上却得到完全不同的效果，是冒割据势力再起之险而称雄于世，还是忍受外侮维持自身政权的巩固，宋太宗选择了后者，与宋太祖的初衷相比，表面一致而实质却完全改变了。宋朝后代更继承并发扬了这一基本国策，中国苟且于世的形象终于由宋太宗时代开始逐渐形成。“韬光养晦”与“苟且偷安”仅一线之隔，表现相同，实质殊异。当然，决定性的历史事件体现在宋真宗的澶渊之盟上，而不是宋太宗时代。要更真切地理解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所奉行的政策与之的相似性就知道了。至于吩咐后代“不出头”的，更是宋太宗式的言传身教了。】
　　
　　端拱二年七月，由于左正言直史馆寇准极言北边厉害，深得太宗器重，提拔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幸得寇准，否则真宗已南逃矣。其实，雍熙之战，亦可看作是后来澶渊之战的主角互易，宋兵雍熙如何败，辽兵亦当在澶渊如何败，可惜事实殊异！】又由赵普推荐，复用知代州张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
　　
　　八月，北面缘边都巡检尹继伦以千余人大破耶律休哥数万精锐骑兵于徐河，耶律休哥身受重伤。【耶律休哥亦非不可战胜。】契丹自此数年不敢大举南下，因为尹继伦面黑，契丹人都互相提醒“当避黑面大王。”
　　
　　越年，又改元淳化。早于去年九月，赵普察觉到太宗有重用吕蒙正的意图，称病乞休，淳化三年秋七月病死，传闻死前遭到秦王赵廷美鬼魂的追索，留下未署名祷告文一篇自辩云云。【赵普号称以《论语》半部佐太祖定天下，半部佐太宗致太平，然观其行事，有愧多矣。陈桥兵变，赵普出谋划策最多，后人谓太祖不忠不义，赵普有责任，这还可以有理由辩解，但赵廷美一事，赵普就难辞其咎了，太宗尚且顾虑人言可畏，赵普说太祖已误，试问当初金匮遗书是谁签了名字上去的？如果说当初有误，当初为什么不劝阻？太宗背负不孝不友之罪名，也是赵普造成的。赵普为赵宋开国第一功臣，其行为如此，其后的ZF不能出伟大的人物就是可以预见的了。】赵普之后，宋朝的宰相如走马灯般轮换，吕蒙正又上又下，最后仍然坐稳了宰相的位置，寇准为枢密副使。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继迁闻翟守素将兵来讨，为休养元气，奉表归顺宋朝，授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契丹ZF至十二月始知此事。】不料至冬十月，赵保忠又降于契丹，封西平王，复姓名为李继捧。【有如小孩玩耍。此事《宋史》不载，《辽史》却有记载。】同年，女真族由于契丹阻隔其朝宋的道路，请宋朝发兵夹击契丹，却遭到拒绝，【按既定方针办，不出头！嘿嘿。】从此女真就依附了契丹。【日后吃女真的苦头更甚于契丹。】
　　
　　淳化三年六月，宋初置常平仓[Tony9] 于京畿。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ZF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ZF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历代多所废立，至此复设。
　　
　　冬十月，罢盐铁、度支、户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员、判官六员、推官三员。分天下州县为十道，曰河南、河东、关西、剑南、淮南、江南东、西，两浙东、西，广南，以京东为左计，京西为右计。设左右计使，各道署判官以领其事。
　　
　　淳化四年（993年）二月，西川发生农民起义。原来蜀土富饶，孟氏割据，府库益充溢。及宋师平蜀，孟氏所储，悉归内库。后言事者竞起功利，成都除常赋外，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日进上供又倍其常数，司计之吏，析及秋毫。蜀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小民贫困，兼并者复籴贱贩贵以夺其利。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众起而为乱，谓众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民多来附者，遂攻掠邛、蜀诸县。初，秘书丞张枢使蜀，奏官员不法者百余人，多坐黜免，独称彭山县令齐元振清白强干，朝廷赐玺书奖谕。元振实贪暴，既受诏，益恣横，受赇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怒，因袭杀之，散其金帛，剖元振腹，实以钱刀，盖恶其诛求之无厌也。聚众至万人。【与太祖时蜀兵起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王小波、李顺的起义，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其起因完全是因为经济差距，前者是政治压迫。中国历来能成大事的暴动、起义，都得益于“均贫富”这个口号。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这个口号的农民起义。】
　　
　　十二月，王小波起义军与西川都巡检使张玘战于江源县，张玘射中王小波后被杀死，王小波也因伤重不治而亡，部众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帅，攻陷邛州、永康军，杀官吏无数，众至数十万。淳化五年正月，李顺攻陷汉州、彭州、成都，称大蜀王，改元应运，遣兵四出，北抵剑阁，南拒巫峡，两川大震。
　　
　　事有凑巧，此时灵州及通远军，皆言赵保吉攻围诸堡寨，侵掠居民。原来银夏一带，旧有盐地，每岁产盐颇巨，赵保吉任银州观察使，得以收为己利。淳化四年七月，宋朝令盐业收归官卖，不得私占。【甚是无谓，宋需夏之池盐，夏需宋之谷麦，为围困李继迁，断绝交易渠道，两皆不便，夏人缺乏粮食，骚乱起矣。】赵保吉兄弟失去财源，遂率边人四十二族，寇掠环州，大为边害。太宗闻之大怒，命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尚食使尹继伦为都监，以讨赵保吉。
　　
　　不两日，王小波李顺起义消息传到朝廷，太宗打算派大臣前往招安，独参知政事赵昌言力请派兵急剿，乃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太宗亲信宦官，太宗登基，此人有大功。】为西川招安使，率领京师禁军入川镇压，军事由其全权指挥。二月，成都被陷消息又传至太宗耳中，方知问题严重，再遣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并为峡路隧军转运使，增兵往蜀，归王继恩指挥。
　　
　　三月，赵保忠闻宋师讨保吉，乃先携其母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已与保吉解仇，贡马五十匹，乞罢兵。太宗怒，立遣中使命李继隆移兵击保忠。继隆兵压境，保吉反图保忠，夜袭之，保忠仅以身免，走还城中，资财器用，保吉悉夺之。李继隆入夏州，擒赵保忠。赵保吉引众遁去。夏四月，削赵保吉所赐姓名，仍复李继迁。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窃据，欲堕其城，宰相吕蒙正曰：“自赫连勃勃僭称大夏，蒸土筑城，号曰统万，颇与关右为患。若遂废毁，万世之利也。”于是毁去夏州旧城，徙其民于绥、银等州，分给官地，长吏倍加安抚。
　　
　　五月，王继恩破成都，斩首三万，李顺战死。起义军余部在张余领导下继续战斗，攻占嘉、戎、泸、渝、涪、忠、万、开八州。宋降成都府为益州。
　　
　　八月，因王继恩镇压有功，中书建议，欲以为宣徽使，太宗说：“朕不欲令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王继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赏。太宗大怒，深责宰相等，因议别立宣政使名以授之。【玩弄名词！既然知道不可让宦官干政，为何放弃诸多宿将，让此宦官带兵创造干政的机会？莫明其妙！这宣政使为将来童贯、梁师成之类人物参与政治提供了条件，太宗在此埋下了严重的祸根。】
　　
　　王继恩手握重兵，久留成都，专以宴饮为务，每出入，前后奏音乐，又令骑兵手持博局、棋枰自随，纵所部剽掠子女金帛，州县遣人乞救，置诸不理。由此张余所部起义军声势又复大张。太宗闻知，乃于九月命枢密直学士、虞部郎中张咏知益州，得便宜从事。张咏至益州，以王继恩御军无政，其下恃功暴横，恐军还日有意外之变，乃密奏太宗，请遣腹心近臣可以弹厌主帅者，亟来分屯师旅。十一月，命枢密直学士张鉴以安抚之名，前往益州，分化瓦解王继恩势力，督其加力镇压。
　　
　　次年，改元至道（995年）二月，张余嘉州兵败被俘斩首，轰轰烈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召王继恩还，上官正、雷有终为四川招安使。
　　
　　夏四月，吏部尚书、平章事吕蒙正，罢为右仆射，以参知政事吕端为户部侍郎、平章事。吕端历官仅四十年，至是骤被奖遇，太宗常恨任端之晚，并出手札谕：“自今中书事必经吕端详酌，乃得奏闻。”【太宗曾称“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吕端初与寇准同列，及先任宰相，虑其不平，上言：“臣兄余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太宗乃诏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知印、押班，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政，并得升都堂。【《中国大百科全书》称参知政事与宰相同堂议事为太祖开宝六年事，当误。】
　　
　　四月，开宝皇后【即太祖皇后。】疾甚，迁于故燕国长公主故第，及崩，权殡于普济佛舍，丧礼中群臣不成服。翰林学士王禹偁看不过眼，对宾客言：“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有人把这番话密告太宗，太宗很不高兴，借口说王禹偁轻肆，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太宗对待太祖孤儿寡母之刻薄，历历可数。】
　　
　　有一次太宗和近臣语及三司，说：“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财赋，未有一分入于王室。朕今收拾天下遗利，以赡军国，以济穷困；若豪户滑民，望毫发之惠，不可得也。”【想太宗当初遣使取杭州释伽佛舍利塔置阙下，度开宝寺西北隅地，造浮屠十一级以藏之，上下三百六十尺，所费亿万计，前后逾八年。端拱二年八月工毕，备极巧丽。知制诰田锡批评说：“众以为金碧莹煌，臣以为涂膏釁血。”现观此话，显为压榨百姓找借口，后代对此倒是奉行不悖。】并指责三司使陈恕职事旷驰，陈恕辩驳道：“今国用、军须，所费浩瀚，诸州凡有灾沴，必尽蠲其租，臣等每举权利，朝廷以侵民为虑，皆柅而不行，纵使耿寿昌、桑弘羊复生，亦所不逮。”不听。【初步显示财经困局，内库虽足，但国库不足。】初，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非水旱蠲租，未尝不及数，是岁，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
　　
　　太宗对寇准一向很是器重，曾对左右称：“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征也！”故于病中与之商议继承人问题。太宗问：“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寇准答：“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宦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择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太宗沉思良久，屏退左右说：“元侃可乎？”【太宗次子。长子元佐，因同情廷美遭遇患精神病，被废为庶人。】回答道：“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选立继承人的规则不容更改，这是政权与国家稳定的必要条件。】于是，以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大赦天下。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曰：“少年天下也。”太宗闻之，不悦，问寇准：“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寇准祝贺道：“此社稷之福也。”太宗醒悟，与寇准大醉而归。
　　
　　秋七月，李继迁寇清远军，守将张延击败之。至道二年三月，李继迁围困灵州年余不下，又劫夺灵州四十万刍粟。太宗怒不可遏，于四月命李继隆为环、庆十州都部署，出环州，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麟州，五路进讨，直趋平夏，讨伐李继迁。李继隆又上演曹彬故事，擅作主张，径出清冈峡，与丁罕合兵，寻不着敌踪，旋即折回。【宋将屡屡不听上令，令主权旁落，及后有岳飞之类故事，诚不足怪也。】张守恩与敌相遇，不战即走。范廷召、王超两军与李继迁转战近一年，大小数十战，互有胜负，而诸将失期，士卒困乏，终不能破贼。灵州虽然解围，但李继迁仍然在逃。至道三年三月，契丹封李继迁为西平王。【宋朝廷对李继迁以笼络为主，幻想其自动归附，不再骚扰，乃一厢情愿之举，李氏作乱，历次均为击退即止，不图斩草除根，终酿成契丹之外又一重大威胁，直至李继迁之孙李元昊建立西夏国。与契丹相比，西夏的骚扰更讨厌。】
　　
　　至道三年（997年）二月，太宗病危。宣政使王继恩忌太子英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谋立太宗长子元佐。【又是你在搅风搅雨。】宰相吕端问疾禁中，见太子不在旁，疑有变，令亲随催太子入侍。三月，太宗死，总计在位二十二年，寿五十九岁。王继恩怂恿皇后向吕端施压立长子继承，吕端用计把王继恩抓起来，以太宗立太子为由否决皇后的要求，拥太子赵恒嗣位。即位仪式上，吕端立殿下不拜，请卷廉，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呼万岁。【由此可见传统上所谓皇室势力专 制独裁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关键是权力掌握在谁手里。在宋朝，皇帝与大臣是呈相互依赖与制约关系的。在宋太祖和宋太宗之类相对有主见的君主身上，此点现在看不清楚，但后来自真宗而下，就比较明显了。】是为宋真宗。宰相吕端加右仆射，太子宾客李至为工部尚书，李沆为户部侍郎，并参知政事，中外群臣秩加一等。罢黜李昌言、王继恩、胡旦等。
　　
　　四、宋真宗的统治
　　
　　真宗即位，下诏广开言路，翰林学士王禹偁即上书言五事：【基本上概括了宋朝诸弊，此后宋朝的历史就是被这五事所深深困扰。】
　　
　　一曰：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继迁，契丹虽不侵边，戍兵岂能削减？继迁既未归命，馈饷固难寝停，关辅之民倒悬尤甚。臣愚以为，宜敕封疆之吏，致书辽臣，俾达其主，请寻旧好。下诏赦继迁罪，复与夏台。彼必感恩内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为民也。【西北固应息兵，然奢望李继迁能够长久内附，似是一厢情愿。】
　　
　　二曰：减冗兵，倂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当乾德、开宝之时，土地未广，财赋未丰，然而击河东，备北鄙，国用未足，兵威亦强，其义安在？由所畜之兵锐而不众，所用之将专而不疑故也。自后尽取东南数国，又平河东，土地、财赋可谓广且丰矣，而兵威不振，国用转急，其义安在？由所畜之兵冗而不尽锐，所用之将众而不自专故也。臣愚以为宜经制兵赋如开宝中，则可高枕而治矣。开宝中设官至少，臣本鲁人，占籍济上，未及第时，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当时未尝阙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太平兴国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监酒榷税算又增四员，曹官之外更益司理；问其租税，减于囊日也；问其人民，逃于昔时也。一州既尔，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尽取山泽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泽之利与民共之，自汉以来，取为国用，不可弃也，然亦不可尽也。只如茶法，从古无税，唐元和中以用兵齐、蔡，始建其法，《唐史》称是岁得钱四十万贯，东师以济。今则数百万矣，民何以堪！【冗兵、冗吏是宋朝三冗之二，另一为冗费，是互相关联的。】
　　
　　三曰：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古者乡举里选，为官择人，士君子学行修于家，然后荐之朝廷。历代虽有沿革，未尝远去其道。隋、唐始设科试。太祖之世，每岁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五十人，重以诸侯不得辟奏，士大夫罕有资荫，故有终身不获一第，没齿不获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临御之后，不求备以取人，舍短用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殆近万人，虽有俊杰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为，数百年之艰难，故先帝济之泛取；二十载之霈泽，陛下宜纠之旧章。望以举场还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铨官，亦非帝王躬亲之事。自来五品以下，谓之旨授官，今幕职、州县而已，京官虽有选限，多不施行。臣愚以为，宜以吏部选有司，依格敕注拟可也。【滥封官爵，即导致冗吏和冗费的源头。】
　　
　　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数，盖古者井田之法，农即兵也。自秦以来，战士不服农业，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农益困，然执干戈卫社稷，理不可去。汉明之后，佛法流入中国，度人修寺，历代增加，不蚕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为六矣。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犹月费三千斛，岁用万缣，何况五七万辈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为，国家度人众矣，造寺多矣，计其费耗，何啻亿万！先朝不豫，施舍又多，佛如有灵，岂不蒙福？事佛无效，断可知矣！愿陛下深鉴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惊骇此辈，且可以二十载不度人修寺，使自销铄，亦救弊之一端也。【僧佛虚华，而无益生产，增加国耗，亦是冗费一途。】
　　
　　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憸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夫君为元首，臣为股肱，言同体也。得其人则勿疑，非其人则不用。凡议帝王之盛者，岂不曰尧舜之时，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礼，后夔典乐，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责成，而尧有知人任贤之德。虽然，尧之道远矣，臣请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宪宗尝命裴垍铨品庶官，垍曰：“天子择宰相，宰相择诸司长官，长官自择僚属，则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识者以垍为知言。愿陛下远取帝尧，近鉴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择诸司长官，长官自取僚属，则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侧。语曰：“放郑声，远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无可结韈者，言皆贤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贤，非圣明不能深察。旧制，南班三品尚书方得升殿，比来三班奉职或因遣使，亦许升殿，惑乱天听，无甚于此。愿陛下振举纲纪，尊严视听，在此时矣。臣愚又以为，今之所急在先议兵，使众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后议吏，使清浊殊途，品流不杂；然后艰选举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国用足而王道行矣。【法家无为而治的宗旨，在视天下国家如私有财产的体制中，似乎较难实行。】
　　
　　对于李继迁骚扰灵武，真宗咨询参知政事李至的意见，李至认为：“河、湟之地，夷、夏杂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灵州不可不弃，若移朔方于环州，保固边境，亦一时之权也。”【李继迁屡寇灵武，当然有深意在，弃灵州是为下策。关于此事的大讨论，观下可知。】
　　
　　十二月，李继迁遣使修贡，求备藩任，真宗虽察其变诈，但方即位，姑务宁静，因从其请，复赐姓名、官爵。以银州观察使赵保吉为定难节度使。用王禹偁之策，割夏、绥、银、宥、静五州与赵保吉。【封爵即可，何必割地？此为割地求和之先例。】
　　
　　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曾把三司合并为一员主管官员，至此，真宗复分三司句院为三，命官各判之。是岁，始分天下为十五路：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福建路、西川路、峡路、广东南路、广南西路。
　　
　　次年，改元咸平。冬十月，吕端以老疾乞休，罢为太子太保，【咸平三年夏四月卒。】加张齐贤兵部尚书，与参知政事李沆并平章事。参知政事李至亦以目疾罢为武胜节度使。
　　
　　咸平二年五月，枢密使曹彬病重，真宗亲至府中问候，问以后事。曹彬回答：“臣无事可言。臣子璨、玮，材器皆堪任将帅。”又问其优劣，曰：“璨不如玮。”【既表尊重曹彬，却不立即重用其两子，怪！】关于雄州知州何承矩奏契丹阴谋入侵的对策，曹彬说：“太祖英武定天下，犹委孙全兴和好。陛下初登极时，承矩常发书道意，臣料北鄙终复成和好。”【真宗以怕打仗出名，此话正合心意。】真宗说：“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太祖老臣也如此说，更当“屈节为苍生”，为避免战事，澶渊三百万也在所不惜。】六月，曹彬卒。以横海军节度使王显为枢密使。
　　
　　九月，契丹圣宗到南京，以皇弟耶律隆庆为先锋，率师南伐。【契丹大将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已先后病故。】镇、定、高阳关行营都部署傅潜，拥步骑八万余，畏懦不前，闭营自守，将校请战则破口大駡，即使朝廷遣使令其出战，也是不听。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反复请战，傅潜不得已分骑兵八千、步兵二千，凑够一万之数，令其自往。范廷召向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求援，两军与耶律隆庆兵会于瀛州，范廷召先受攻击，夜遁，康保裔力战被擒。【为咸平三年春正月事。《宋史》以康保裔战死列于《忠义传》，《辽史》却说被擒，并被封为昭顺节度使。】耶律隆庆乘胜攻遂城，守将杨延朗【即杨延昭，杨业子，契丹人呼为杨六郎的就是他了。】借冰得守。契丹兵乃转掠祈、赵、邢、洺州，自德、棣渡黄河，掠淄、齐。真宗闻报，厚赐康保裔一家，傅潜削官流放，枢密使王显亦因庇护傅潜罢官。【傅潜罪该斩首，真宗昏庸。】并决定亲征，驻扎大名府。契丹得知，乃纵掠而去。范廷召奏报追敌至莫州，斩首万余。【虚报战功。真宗亲征，岂能不有所炫耀？假的也信了。】
　　
　　真宗以胜利者姿态回京，途中又闻四川有乱，益州王均作反也。【近人谓王均为起义，考之则非，以反称之。】即以户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终知益州，兼提举川、峡两路军马，帅步骑八千往讨。【张咏、雷有终治蜀有功，调迁离任，始有王均之乱。】冬十月乃平。
　　
　　三月，又到真宗上任后的第一届科举考试时间，礼部上合格举人，真宗亲试，赐陈尧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进士及第，一百四十三人同本科及《三传》、学究出身。又命侍读学士邢昺等考校诸科，得四百三十二人，赐及第同出身。由试进士五举、诸科八举及尝经廷试而不录者，得九十七人，赐同出身。所擢凡千百余人，其中有自晋天福中随计者，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尽管真宗不断地咨询治国之道，群臣屡以冗吏为忧，皆置之脑后矣，此次比太宗特擢张齐贤那次还要厉害。参照前王禹偁奏章。】
　　
　　宰相张齐贤因醉酒失仪遭御史中丞弹劾，于十一月罢相。咸平四年三月，以左仆射吕蒙正、兵部侍郎、参知政事向敏中并守本官、同平章事。【吕蒙正为赵普以来第二个三次入相者。】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六月，汰冗吏，诸路计省十九万五千八百二人。[Tony10]
　　
　　九月，李继迁又反，陷清远军，灵州孤危。【西夏之所以屡与宋朝过不去，完全是因为宋方在贸易方面始终采取严格的闭关主义，用极端排外的手段，稍有细故，即宣布绝市，使双方的商人，都受损失，双方人民的需要，都感不便。这种禁绝的方法，有时是因战争关系，不得已而采行，但既经采行，又足以激起夏人的恶感，使他们愈欲向中原进逼。结果，便是双方常常冲突。因这种种经济关系上的厉害冲突，宋与西夏之间遂不能免于战争。】真宗问计群臣，知制诰杨亿请弃灵州，退保环、庆。张齐贤也说：“灵武孤城，必难固守，徒使军民六、七万陷于危亡之地，无益。” 秘书丞何亮，初判永兴军往灵州屯田，此时回京述职，上安边书云：
　　
　　臣窃料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实际上还有一途，就是笼络蕃族部落，令其自相残杀，即当初田仁朗设想的计策。】臣以为灵武远隔塞外，有飞挽之劳，无毫发之利。然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甘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一旦舍之以资西戎，则以豺狼之野心，据广饶之地以梗中国，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环、庆至灵武仅千里，西域戎人剖分为二，故地隘势弱，不能为中国之大患。如舍灵武，则西域戎人合二为一，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马之所生，自契丹分据之后，无匹马南来，备征带甲之骑，独取于西戎之西偏。如舍灵武，复使西戎合二为一，夏贼桀黜，服从诸戎，俾秦、泾、仪、渭之西北，戎人复不得货马于边郡，则未知中国战马从何而来，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三也。【充分论证了西夏土地的重要性。】若夫深入穷追，则夏贼度势不能抵，必奔遁绝漠，王师食尽，不能久留，师退而贼复扰，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一也。寇至而不战，则边郡被其害，寇至而战，则边郡之兵不足以当西戎之众，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二也。清远西北曰旱海，盖灵武要害之路，而白、马二将奔败之地也。如王师薄伐，无功而还，则夏贼必据要害之路以阻绝河西粮道，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三也。自国家有事于西戎，关右之民未能息肩，而一旦薄伐无功，河西路阻，则必干运飞挽，大兴征讨以通粮道，疲民重困，盗贼多有，此轻议兴师之不利者四也。【往征不利，仍然可以防御。】若示恩信，姑息而羁縻之，则戎人贪惏无厌，虽存臣事之名，终多反覆之志，必将服从于诸戎，为中国大患，此不可一也。【可惜宋朝君臣多主张此策。】自白、马二将奔败之后，夏贼得志，择灵武山川之险而分据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垦辟之，逼近城池，意在吞噬，譬犹伏虎，见便则动，如国家止以恩信羁縻之，则一朝之患卒然而作，此不可二也。夫以三患、四不利、二不可为防边之重，既未见其可，则在臣愚虑，不出二策。自清远至灵武，有溥乐，有耀德，盖水草之地，为河西之粮道，而悉有古城之迹存焉。夏贼西掠诸戎，则此其要害之路，故每扬言曰，朝廷如修溥乐城，我必力争。如以修护清远为名，而时纳修城创宇之具，延、环、清远多积军储，且以数岁渐计之，使民无所伤而贼不能知。一旦兴师数万以城溥乐，朝发清远，日未中而至。其师则战士三居其一，以备寇也；役卒三居其二，以荷器具而賫军储也。计城之功，不过十日，而使战士自賫三十日粮，则城毕功而食有余矣。灵武居绝域之外，不筑此二城为唇齿，与舍灵武无异。【剖析西夏利害关系甚是明白。】
　　
　　真宗看了，又令群臣再议。杨亿又引用汉朝弃朱崖的例子，劝弃灵武，守环庆，与李至先前的说法相同。但辅臣力辩灵州必争之地，苟失之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宰相李沆不同意，说：“继迁不死，灵武终非朝廷有也。莫若发单车之使，召州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垒而归，如此，则关右之民息肩矣。”真宗始终觉得灵武不可弃，乃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将步骑六万援灵州。【保守灵州是正确的决策，可惜任将非人。】
　　
　　李继迁寇清远军，都监段义叛降于继迁，继迁势益张，复攻定州、怀远。曹璨【曹彬子】以蕃兵邀击之，稍稍斩获，而王超所将大军卒不能进，咸平五年三月，李继迁陷灵州，知州裴济死之。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都，住下来了。【总算为将来的西夏国打下基础。】真宗接报，悔不用李沆之言。【此为巩固其保守思想之重要事件，对接下来的澶渊结盟，影响颇大。从以往张齐贤、王禹偁、吕蒙正、李沆等人的言论看下来，可知妥协是整个宋朝统治阶级的共识。】宰相等上表待罪，诏慰谕之，且使王超屯永兴军，毋得再误。【又是赏罚不分的主，王超奉命驰援，中道逗留，致城亡吏死，岂能无罪？王超不单在此误事，在澶渊之战也是握重兵而逗留不进。】
　　
　　咸平六年二月，六谷酋长【即西蕃，藏族。】巴喇济，遣使来贡，称愿意配合宋朝收复灵州，【李继迁侵宋得势，乃转攻西蕃，与巴喇济结仇，故有此举。】真宗乃授巴喇济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五月，李继迁攻西蕃，取西凉府。都首领巴喇济伪降，继迁受之不疑。巴喇济遽集六谷蕃部合击之，继迁大败，中流矢，奔还灵州，伤重不治而亡，其子李德明遣使告于契丹。【对付李继迁，当初田仁朗、张齐贤都认为需要蕃部配合，太宗不听，结果最终还是由此奏效。】
　　
　　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瓜、萧挞凛寇定州之望都。高阳关副都部署王继忠与大将王超、桑赞等率兵往御，至康村，与耶律奴瓜相遇，王超、桑赞畏缩退师，王继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被俘。真宗接到败报，以为王继忠已死，优诏赠官。但事实上王继忠已被萧太后说服投降，授契丹户部使。【王继忠即是后来宋辽和议的中间人。《辽史》记载：“以太后知其贤，授户部使，以康默记族女女之。继忠亦自激昂，事必尽力。宋以继忠先朝旧臣，每遣使，必有附赐，圣宗许受之。”康默记亦汉人，为辽太祖佐命功臣之一。王继忠后来甚至官拜枢密使。】
　　
　　先是三司各置使局，不相总统，彼此自求充济，以促办为务；至于出纳移用，均会有无，则专吝封执，动相违戾，或交摭利病以邀功希进。哗言日闻于上，真宗颇烦亲决，文符互出，莫知适从。于是在六月并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命权知开封尹寇准为兵部侍郎，充三司使。复置盐铁、度支、户部副使。判使非奏事及有所更张，则止署按检，余皆本部副使判官主之。三司副使自是始预内朝。七月，复并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句院为一，命着作郎、直史馆陈尧咨兼判之。
　　
　　越年，改元景德元年（1004年）。二月，环庆、鄜延部署始知李继迁死，相继以闻，且言其子德明尚幼。知镇戎军曹玮【曹彬子。】上书道：“继迁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国有西顾之忧。仅国危子弱，不即禽灭，后更强盛难制。愿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阙下，复以河西为郡县，时不可失。”但朝臣却认为伐丧非议，不如恩致李德明，把曹玮的奏章扣着不上报，并请降诏招谕德明及其部下，能相率归顺者，厚加爵赏。【迂腐之极！】真宗乃诏李德明，令审图去就。八月，契丹封李德明为西平王。
　　
　　六月，右仆射、平章事李沆病死。【真宗曾问李沆治道所宜先，答曰：“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这话本来是对的，但关键在如何判断喜事，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改革，最终就会走上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道路，真宗及其继任统治者正是如此。】先是，去年九月，宰相吕蒙正七上表求退，罢为太子太师，封莱国公【卒于大中祥符四年四月。】，至此宰相位置空阙。真宗先以兵部侍郎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并咨询谁可以与他共事当宰相，毕士安答：“寇准兼资忠义，能断大事，臣所不如。”真宗说：“闻准好刚使气，奈何？”【此为寇准最大的毛病，事实也。】毕士安曰：“准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故不为流俗所喜。今北方未服，若准者正宜用也。”八月，以参知政事·吏部侍郎毕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准并依前官，平章事。【李沆死得及时！毕士安推荐的正确！】
　　
　　九月，真宗谓辅臣曰：“累得边奏，契丹已谋南侵。国家重兵，多在河北，敌不可狃，朕当亲征决胜，卿等议何时进发？”毕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将出师，委任责成可也。必若戎辂亲行，宜且驻跸澶渊。但郛郭非广，久聚大众，深恐不易。况冬候犹远，顺动之事，更望徐图。”寇准曰：“大兵在外，须劳圣驾暂幸澶渊，进发期不可缓。”王继英【枢密使】等曰：“禁卫重兵，多在河北，宜顺动以壮兵威，仍督诸道进军，临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机宜，不亏慎重。”真宗也发扬民主协商精神，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乡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而有所隐也。”
　　
　　是时契丹多纵游骑略深、祈间，小不利即引去，徜徉无鬪意，寇准说：“是狃我也，愿朝廷练帅领，简骁锐，分据要害地以备之。”果然，闰九月，契丹圣宗和萧太后，率众二十万，大举南下，直扑定州。告急文书，一夕五至。真宗召群臣问方略。王钦若【参知政事】是临江人，建议逃到金陵，陈尧叟【佥署枢密院事。】是阆州人，建议走避益州。真宗征求寇准意见，寇准说：“不知谁为陛下画此二策？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以釁鼓，然后北伐！陛下神武，将相恊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溃，敌乘胜深入，天下可复保耶？”真宗决定听寇准的，问：“今虏骑驰突，而天雄军实为重镇，万一陷没，则河朔皆虏境也。孰为可守？”寇准先前已猜到是谁建议迁都的，于是极力推荐王钦若往守天雄军，并说：“宜速召面谕，授敕俾行。”王钦若至，还没来得及说话，寇准就抢先说：“主上亲征，非臣子辞难之日，参政为国柄臣，当体此意。”钦若惊惧不敢辞。以王钦若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提举河北转运使。【王钦若多智，寇准虑其妄有关说，疑阻大事，所以去之。寇准这种行动颇专断，但是为了皇帝身边耳根清静，不这样不行。】王钦若与陈尧叟二人，因此对寇准怀恨在心。
　　
　　且说先前投降契丹的王继忠，不时地在契丹散布与宋朝和好的好处，萧太后其实也颇有厌兵之意，虽然大举深入，但仍然采纳王继忠的建议，【此时大举南侵，本意就是为了讹诈。】派人把王继忠的书信送到莫州部署石普处，希速送真宗。【不知真宗知道王继忠没死，有何感想？】
　　
　　这边遣走王钦若，那边王继忠的书信送到。真宗看毕，谓辅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为利。朕初即位，吕端等建议，欲因太宗上仙，命使告讣；次则何承矩请因转战之后，达意边臣。朕以为诚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鬻为中原强敌，非怀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则犷悍之性，岂能柔服！此奏虽至，要未可信。”毕士安等曰：“契丹兵锋屡挫，耻于自退，故因继忠以请，谅亦非妄。”真宗道：“卿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无成请盟，然得请之后，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遗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则必须绝议，朕当治兵誓众，躬行讨击耳。”【原来给钱可以，给地不行。其实幽蓟收不回来，关南亦属无用，给钱徒添负担而已。】故复书王继忠，称有待核实，暂不先遣使议和。
　　
　　冬十月，契丹兵抵瀛州城下，昼夜攻城，萧太后甚至亲自督战，但是死亡三万余人，仍然不能攻克，只得放弃瀛州，暂时撤退。但是契丹前锋萧挞凛和萧观音奴的部队，却攻下了祁州。
　　
　　王继忠又再送信给真宗，说：“辽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真宗对辅臣道：“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乃复继忠手诏许焉。王继英说殿直曹利用自愿担当使者，乃授曹利用合门袛侯，假崇仪副使，往赴议和。曹利用至天雄军，钤辖孙全照怀疑契丹没有诚意，劝王钦若留住曹利用。
　　
　　十一月，接北面部署奏：“契丹自瀛州退去，其众犹二十万。侦得其谋欲乘虚抵贝、冀、天雄军。”【自契丹兵南下，河朔皆城守，魏能防守的安肃军、杨延朗防守的广信军，最接近契丹边境，契丹兵攻围百战不能下，时称“铜梁门”、“铁遂城”。现在契丹绕过固守的城池而避实击虚。】真宗于是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戍卒会天雄军。御驾亲征离京师，以李继隆。石保吉【石守信子。】为驾前排阵使，至韦城县。
　　
　　天雄军闻契丹将至，阖城惶遽，王钦若与诸将议探符【求神拜佛的咒符。】分守诸门，孙全照曰：“全照将家子，请不探符，诸将自择便利处所，不肯当者，全照当之。”既而莫肯守北门者，乃以命全照。钦若亦自分守南门，全照曰：“不可。参政主帅，号令所出，谋画所决，南北相距二十里。请覆待报，必失机会，不如居中府署，保固腹心，处分四面。”钦若从之。全照大开北门，下吊桥以待敌兵。契丹攻东门良久，舍东门，趋故城，夜，复自故城潜师过城南，设伏于狄相庙，遂南攻德清军。钦若闻之，遣将率精兵追击，伏兵起，断其后，天雄兵不能进退。全照请于钦若曰：“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北门不足守，全照请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门力战，杀伤契丹伏兵甚众，天雄兵乃复得还，存者什三四。【这就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越日契丹前锋攻陷德清军。
　　
　　先是诏王超等率兵赴行在，逾月不至，契丹益发肆无忌惮。【王超辖下有数十万兵马。】真宗到韦城，群臣中有人劝暂避金陵避敌锋芒的，【多数又是王钦若指使的。】真宗心意又有动摇，于是召寇准问计。【如此拿不定主意，怎么做一国之君？】寇准说：“群臣怯懦无知，不异于乡老妇人之言。【哈哈，当今新潮者一定会说这是蔑视人民群众。然而事实上这话与当初韩信说项羽是妇人之仁一样的正确。】今敌骑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銮舆至，士气当百倍。若回辇数步，则万众瓦解，敌乘其后，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真宗意未决。【嘿嘿，当初三番四次拿着地图指点河山，这样那样破虏拒敌，现在倒是不知所措了。】准辞出，遇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谓曰：“太尉受国恩，何以报？”对曰：“琼武人，愿效死。”准复入对，琼随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为然，试问琼。”遂申前议，词气忼慨。琼仰奏曰：“寇准言是。”且曰：“随驾军士父母尽在京师，必不肯弃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愿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愿效死，契丹不难破。”准又言：“机不可失，宜趣驾！”时王应昌带御器械侍侧，真宗顾之，应昌曰：“陛下奉将天讨，所向必克，若逗遛不进，恐敌势益张。”【本来就是怯敌纵容的结果。】真宗意遂决，次日清晨出发往澶州，并催曹利用前往议和。【此时若非寇准专横，如按所谓民主议程，北宋早变南宋矣。亦可见宋朝宰相权力。】
　　
　　契丹兵攻陷德清军，进抵澶州，三面合围。前锋萧挞凛自恃骁勇，轻骑视察地形，遭宋军牀子弩伏击而死。萧太后悲伤至极，为之辍朝五日。萧挞凛通天文，屡著战功，【擒杨继业、破高丽、服诸蕃、俘王继忠。】首倡南侵之谋，至是死，军中夺气，滋欲议和矣。
　　
　　真宗到澶州南城，打算就此停止前进。寇准固请幸北城，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且王超领劲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琼亦固请，佥署枢密院事冯拯在傍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退敌邪？”【当真解气！】即麾卫士进辇扣陛，遂幸北城。至浮桥，犹驻军未进，琼乃执挝筑辇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焉？”真宗乃命进辇。既至，真宗登北城门楼，张黄龙旂，诸军皆呼万岁，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会郓州得契丹谍者，缚至，斩之。契丹相视益怖骇。
　　
　　十二月，曹利用自天雄赴契丹军中，见其太后与宰相韩德昌【即韩德让。】同处一车，群臣与其主重行别坐，礼容甚简。【契丹政体，事简职专，由此可知宋辽胜败之所在。可参阅吕思勉《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以版横车轭，上设食器，坐利用车下，馈之食。共议和好，事未决，契丹乃遣左飞龙使韩杞持国书与利用俱还。其书复以关南故地为请，真宗谓辅臣曰：“吾固虑此，今果然，将柰何？”辅臣请答书言：“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或岁给金帛，助其军资，以固欢盟，惟陛下裁度。”【亏他们说得出口，“助其军资”，用来打你么？】真宗曰：“朕守祖宗基业，不敢失坠。所言归地，事极无名，必若徵求，朕当决战耳！实念河北居人重有劳扰，倘岁以金帛济其不足，朝廷之体，固亦无伤，答书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与韩杞口述兹事可也。”【说得真好听，打仗劳民，厚敛于民支付外国就不劳民乎？养虎遗患此之谓也。】又面戒曹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货财，则宜许之。时寇准不欲赂以货财，且欲邀其称臣及献幽蓟之地，因画策以进曰：“如此则可保百年无事；不然，数十年后，戎且生心矣。”【寇准所画之策，今不可闻。当契丹入侵之时杨延朗曾建议“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未被采纳。寇准的计策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真宗曰：“数十年后，当有扞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与当今泛人性主义者的论调何等相似。】寇准还是不同意，但这时有人在真宗面前诋毁寇准，说他挟主邀功，寇准不禁长叹：“忠且被谤，尚复何言？”不得已同意贿赂计划。曹利用临行，当面请示真宗岁赂金帛的数目，真宗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但求息兵宁人，多少财富也在所不惜了，这钱，不是从人民中搜刮来的？即使在现代所谓民主社会，如果也这样追求“和平”，结果是一样的。】寇准暗中把曹利用拉到一边，说：“虽有旨许百万，若过三十万，将斩汝！”
　　
　　曹利用与韩杞再至契丹军帐，萧太后谓利用曰：“晋畀我关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见还也。”【即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南十县。】利用曰：“晋、周事，我朝不知。若岁求金帛以佐军，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请，我不敢以闻。”契丹接伴政事舍人高正曰：“今兹引众而来，本谋关南地，若不遂所图，则本国负愧多矣。”利用答以：“禀命专对，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后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萧太后仍然不死心，遣监门卫大将军姚东之持书复议，真宗不许而去。契丹圣宗及萧太后闻之，意稍怠，但欲岁取金币；利用许遗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议始定。
　　
　　曹利用回到澶州，入见真宗，当时真宗正在吃饭，叫内侍问贿赂契丹的数字。曹利用说事关机密，要当面奏明。真宗再派人问大约数字，曹利用始终不肯说出来，只伸出三只手指。内侍进去对真宗说：“以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真宗失声道：“太多！”顿一顿，又说“姑了事，亦可耳。”【啧啧，真可谓不计成本矣。】当时居室情况十分简陋，曹利用在外面听到这些对话。等真宗吃完饭召见，曹利用再三称罪：“臣许之银绢过多。”真宗问：“几多？”回答：“三十万。”真宗喜不自胜，以曹利用为东上合门使、忠州刺史，赐第京师。【为你省了二百七十万，如何不喜。】又作《回銮诗》命近臣唱和，大赏诸军，带上王钦若，打道回京。契丹兵亦退。录契丹盟书，颁告两河诸州。
　　
　　两国盟约缔结后，契丹以兄礼事宋，宋、契丹形成长期并立的形势，两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澶渊之盟，其实是在宋朝形势占优情况下签订的盟约，尽管表面上看来契丹大军迫近宋朝首都，但已是发动战争之后四个月了，也多次遭受重大损失，如损失大将萧挞凛，这样的形势，确如杨延朗所言，自后断其归路，尽管王超逗留不进，但雷有终的军队是赶到了的，到时关起门来打狗，与之决一死战，未尝不可全胜。因此，契丹对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感到相当满意，所以不再兴南侵之念，两国得以和平数十年。】
　　
　　真宗回京后，以王钦若守天雄军有功，【何功？】特加赏赐，加王钦若阶邑、实封，又赐袭衣、锦带、鞍马。旧时的制度，是辅臣加恩无所赐，自是遂为故事。又由于与契丹修好，有庆吊之使，乃置国信司专主之，领以宦官。【外交大事用宦官。】
　　
　　景德二年春正月，宋朝裁军，放河北丁壮归农，省河北戍兵什五，缘边戍兵三之一。二月，契丹置榷场于振武军，以羊易南中绢。
　　
　　夏四月，参知政事王钦若，因素与寇准不和，再表求罢。真宗乃特设资政殿学士职务，以王钦若为之，仍迁刑部侍郎，班在翰林学士之下，侍读学士之上。【王钦若善迎人主意，真宗望见辄喜，每拜一官，辄问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宠遇如此。】五月，以佥署枢密院事冯拯参知政事。至冬十月，宰相毕士安暴疾而亡，寇准独相。十二月，诏致仕官给半俸。唐制，致仕者非特敕则不给俸，国初循之，至是有此诏。[Tony11]
　　
　　景德三年春正月，于诸州置常平仓。二月，权三司使丁谓言：“唐宇文融置劝农判官，检户口田土伪滥等事，今欲别置，虑益烦扰。而诸州长官，职当劝农，乃请少卿监、刺史、合门使以上知州者并兼管内劝农使，余及通判并兼劝农事，转运使、副使并兼本路劝农使。”诏可，劝农使入衔自此始。丁谓机敏有智谋，善附会而有心计，在三司，案牍填委，吏久难解者，丁谓以一言判之，众皆释然。景德四年春正月，以丁谓为随驾三司使。
　　
　　景德三年，定江淮运米岁以六百万石为额。是岁较咸平六年户增五十五万，余赋增三百四十六万余。是为北宋漕运定额。
　　
　　话说澶渊缔约后，朝廷无事，毕士安亦殆，寇准独相，颇矜其功，用人不按次序，说：“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若用例，吏职耳。”同列颇不悦。【寇准所为，实是专 制，尽管他是对的。《辞海》“专 制”词条“独断。《韩非子·亡徵》：‘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 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淮南子·泛论训》：‘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 制。’高诱注：‘专，独；制，断。’”此为中文“专 制”两字之本意，特解释如上。】真宗待寇准极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寇准先退，真宗目送之，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畏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答：“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真宗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今以万乘之贵而为澶渊之举，是盟于城下也，何耻如之！”真宗愀然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王钦若果然会说话！录此一段，作为教材。】从此真宗开始疏远寇准，直至这年二月，竟罢寇准为刑部尚书，知陜州。【如上所述，寇准被撤职，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而非仅仅是王钦若几句话的原因。】以参知政事王旦为工部尚书、平章事。真宗对王旦说：“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柄，庶保终吉也。”以王钦若为尚书左丞，陈尧叟为兵部侍郎，并知枢密院事。寇准出发到陕州，恰巧在郊外碰到从益州回京的张咏【治蜀良吏。】，寇准问：“何以教准？”张咏徐徐道：“《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莫喻其意，归，取其传读，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也。”【作为高层领导者，光有才能是不够的，还得会人际关系，不然，到处树敌，好事也会办不了。】未几，移寇准知天雄军，契丹使过大名，谓寇准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书？”寇准答：“主上以朝廷无事，北门锁钥，非准不可耳。”【答得妙！】
　　
　　再说西夏李德明，自父死后，屡次向宋朝进贡，以图休整。泾、原、仪、渭都钤辖秦翰、知镇戎军曹玮等各请出兵讨贼，真宗以李德明累遣使修贡，虑失诚信，不许。【这样都能上当，夫复何言。】十月，以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封西平王【跟契丹封的一模一样。】，给俸如内地，并要李德明送子弟入朝为人质，李德明谓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献驼马谢恩而已。【你呆好了，别把人都想象成跟你一样。】
　　
　　真宗自从听了王钦若的说话，深以澶渊之盟为耻，整日怏怏不乐。王钦若猜度真宗讨厌打仗，就故意说：“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涤此耻。”真宗说：“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忍为此？可思其次。”王钦若道：“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尔。”然后又补充说道：“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耶？圣人以神道设教耳。”【真是聪明的人儿！】真宗沉思良久，道：“王旦【宰相。】得无不可乎？”王钦若道：“臣喻以圣意，宜无不可。”王钦若于是找个机会对王旦说了这件事，回来禀报说已得王旦同意。真宗仍然拿不定主意，一天踱到秘阁【秘书处。】，突然问直学士杜镐【众学士之首。】道：“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杜镐老儒，不测上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真宗由此下定决心把造神运动进行到底，遂召王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封，则皆美珠也。【皇帝要对宰相行贿，真是专 制奇闻。哈哈，不知那些素称中国两千年专 制传统的民主人士如何看？】王旦心领神会，从此不敢有异议。[Tony12]
　　
　　景德五年（1008年）春正月，真宗谓群臣曰：“朕寝殿中，帘幕皆青絁为之，旦暮间非张烛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寝，忽一室明朗，惊视之，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簶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悚然起对，忽已不见，命笔志之。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伫神贶。至是，适皇城司奏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令中使视之，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堂堂大国之君，发展到以撒谎自慰，宋朝完了。】王旦等再拜称贺，君臣共演一出好戏。大赦，改元大中祥符，群臣加恩，赐京师酺五日，普天同庆。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等，更争言祥瑞，附和经义，【从此专务虚事。】独龙图阁待制孙奭道：“以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真宗默然。
　　
　　三月，宰相王旦等率文物百官、诸军将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寿二万四千三百余人，凡五上表，请真宗封禅。召丁谓问以经费，对曰：“大计有余。”议乃定。【早在李沆未死时，李沆经常递上一些四方水旱、盗贼之类的奏章给真宗，王旦认为这些细事不必麻烦皇帝，李沆说：“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验。】筹备多月，十月，驾发京师，经过十七日的行程方至，封泰山，禅社首。十一月，至曲阜，祠孔子，加谥为玄圣文宣王【后四年改为至圣文宣王。】，又追封齐太公望为昭烈武成王。然后回京，受册尊号。群臣献贺功德，举国若狂。是岁，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诸路大丰收，米斗七钱。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方士王中正自言遇姓赵司命真君授以丹术及小镮神剑，授之为左武卫将军，恩遇甚厚。【在军队中掺入方术之士，真是匪夷所思。】五月，以丁谓为修昭应宫【道观。】使。初议作宫，丁谓欲殚国财用，规摹弘大，近臣多言其不可，丁谓说：“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宫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宫于宫城之干地，正可以祈福。群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沮止，愿以此喻之。”后来王旦秘密上书劝谏，真宗就用这番话来回答，王旦遂不敢复言。【受了贿就得昧着良心做人。】于是特建使名，令丁谓专总其事。十月，诏天下并建天庆观。时罕习道教，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徧有道像矣。十二月，三司使丁谓上《封禅祥瑞图》，示百官于朝堂。崔立独言：“水发徐、衮，旱连江、淮，无为烈风，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骄矜也。而中外多上云雾、草木之瑞，此何足为治道言哉！” 是岁，京西、河东、陕西、江淮、荆湖路、镇、定、益、梓、邛、密等州宣称大丰收，京师粟斗钱三十。
　　
　　岁末，契丹萧太后逝世，年五十七岁，以丧告于宋，遣使吊慰。自是凡帝及太后丧两国互遣使吊慰以为常。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契丹册西平王李德明为夏国王。
　　
　　十二月，群臣又表请西祀汾阴，有旨准奏，定期来春西幸。是时大旱，京师近郡榖踊贵，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曰：
　　
　　陛下将幸汾阴而京师民心弗宁，江淮之众，困于调发，理须镇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攘夺之盗必行，契丹治兵不远边境，虽驰单使，宁保其心！昔黄巢出自凶饥，陈胜起于徭戍。隋炀帝远勤远略，唐高祖由是开基；晋少主智昧边防，耶律德光因之入汴。今陛下俯从奸佞，远弃京师，罔念民疲，不虞边患，涉仍岁荐饥之地，修违经久废之祠，又安知饥民之中无黄巢之剧贼乎？役徒之内无陈胜之大志乎？肘腋之下无英雄之窥视乎？燕蓟之间无敌人之观釁乎？陛下方祠后土，驻跸河中，若敌骑败盟，忽及澶渊，陛下知魏咸信能坚据河桥乎？周莹居中山能摧锋却敌乎？又或渠魁侠师，啸聚原野，劫掠州县，侵轶郊畿，行在远闻，得不惊骇！陛下虽前席问计，群臣欲借箸出奇，以臣料之，恐无及也。又，窃见今之奸臣，以先帝寅畏天灾，诏停封禅，故赞陛下力行东封，以为继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继迁，大勋未集，用付陛下，则群臣未尝献一谋、画一策，以佐陛下继先帝之志。而乃卑词重币，求和于契丹，蹙国縻爵，姑息于保吉；谓主辱臣死为空言，以诬下罔上为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毕东封，便议西幸，轻劳圣驾，虐害饥民，冀其无事往还，谓已大成勋绩。是陛下以祖宗艰难之业，为佞邪侥幸之资，臣所以长叹痛苦也！夫天地神只，聪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闻专事笾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传》曰：“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愚臣非敢妄议，惟陛下终赐裁择！【“国之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确是至理之言。】
　　
　　时群臣争奏祥瑞，孙奭又上言：“方今野雕、山鹿，并形奏简，秋旱、冬雷，率皆称贺，退而腹非窃笑者，比比皆是。孰谓上天为可罔，下民为可愚，后世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损不细，惟陛下深鉴其妄！”真宗知其忠而不能从。【弄虚作假，自己心知，但虚荣之势既已造成，要收手是比较困难了。】
　　
　　四年二月，真宗祀汾阴后土，四月始回。是役共用土木工三百九十万。
　　
　　五年九月，以王钦若、陈尧叟加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枢密院使，马知节为副使。儒臣入枢密兼使相，自王钦若、陈尧叟始。【五代时，枢密掌兵柄，权在宰相上，其带平章事者亦谓之使相。宋初虽以枢密与中书并称二府，而委任轻于中书。至是王钦若、陈尧叟始以枢使加平章事，嗣后遂有枢相之目，然其体统终不如真相之尊，故王钦若有迟我十年作相之语。】以丁谓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仍领修玉清昭应宫使。王钦若自以深达道教，多所建明，而丁谓附会之，与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硅等搜讲坠典，大修宫观。以林特【林特善承上接下，每见修宫使丁谓必拜，一日三见，必三拜之。与吏卒语，欨欨惟恐伤人，人皆喜之。】有心计，使为三司使，以斡财利。五人交通，踪迹诡秘，时号“五鬼”。王旦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识，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李沆死后谥文靖。】王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时人目为“瘿相”，性倾巧，敢为矫诞，然智数过人，每朝廷有兴作，能委曲迁就，以中帝意。十一月，以王旦为玉清昭应宫使。
　　
　　十二月，立德妃刘氏为皇后。真宗原来的皇后姓郭，于景德四年四月病死。真宗最宠爱的妃子有两个，一为刘德妃，一为杨淑妃。这个刘德妃自称【自称而已，故有李迪之言。】父亲刘通是虎捷都指挥使，从征太原，中道而卒，她自小即成孤儿，由别人养大，打得一手好鼓。十五岁时，一以锻银为业的蜀人龚美，把她带到京师，结识那时仍未当太子的真宗。真宗即位，纳之后宫，自美人进位德妃，专宠后宫。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服侍刘德妃的宫人李氏生了一个儿子，刘德妃把他抢了过来当作是自己生的，李氏不敢声张，中外亦不知，皇子取名为受益。【就是后来的仁宗。】郭皇后死后，真宗欲立刘德妃为皇后，翰林学士李迪说刘德妃起于寒微，不可以母仪天下，真宗不听，竟立为后。【不知是真宗这回有知人之明，还是运气好，刘氏确算贤良。】刘皇后既立，因无宗族，认龚美为兄，改姓刘，闻李迪之谏，大恨之。刘皇后性警敏，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援引故实以对。真宗深重之，由是渐干外政。【为刘氏后来垂廉听政打下基础。】
　　
　　大中祥符六年八月，闻亳州有太清宫，奉老子像，遂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拟来春亲赴亳州太清宫朝谒。龙图阁待制孙奭又出来说话：“陛下封泰山，祀汾阴，躬谒陵寝，今又将祠于太清宫。外议籍籍，以谓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且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祸败之迹，有足为深戒者，非独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怀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无道，亦无敢言者，及奔至马嵬，军士已诛杨国忠，请矫诏之罪，乃始谕以识理不明，寄任失所。当时虽有罪己之言，觉寤已晚，何所及也！臣愿陛下早自觉寤，抑损虚华，斥远邪佞，罢兴土木，不袭危乱之迹，无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真宗却反驳道：“封泰山，祀汾阴，上陵，祀老子，非始于明皇；《开元礼》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宝之乱举谓为非也。秦为无道甚矣，今官名、诏令、郡县犹袭秦旧，岂以人而废言乎？”【发展到强词夺理了。要知危在虚华、邪佞、土木，非礼仪形式也。】作《解疑论》以示群臣。【迹近疯狂。】
　　
　　大中祥符七年春正月，真宗朝亳州太清宫，升应天府为南京，二月回京。夏四月，三司借内藏库绫十五万匹。【国库不足，虚假繁荣所致。自此，国库向内库借钱乃成常事。】
　　
　　且说王钦若为相，性本倾巧，敢为矫诞，马知节薄其为人，未尝诡随。王钦若每奏事，或怀数奏，但出其一二，其余皆匿之，既退，即以己意称上旨行之。【小人如何欺上瞒下，此为一教材，当代官场不熟而妄议政治者不妨参考参考。】马知节曾经当着真宗的面前看着王钦若说：“怀中奏何不尽出？”王钦若宠顾方深，马知节愈不为之下，争于帝前数矣。终于六月一拍两散，真宗谓：“钦若等异常不和，事无大小，动辄争竞。知节又历诋朝列，审刑、审官、两制、三馆、谏官、御史都无其人，其薄人厚己如此。”于是罢王钦若为吏部尚书，陈尧叟为户部尚书，马知节为颖州防御使【寻出知潞州。】。从王旦之请，以寇准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未几，司空致仕张齐贤卒。【张齐贤四践两府，九居八座，晚岁以三公就第，康宁福寿，人罕其比。然不事仪矩，颇好治生，再入相，数起大狱，又与寇准相倾夺，人以此少之。】
　　
　　冬十月，玉清昭应宫成。初议营宫，料工须十五年，修宫使丁谓令以夜继昼，每绘一壁给二烛，故七年而成，军校工匠，第赏者九百余人。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丽。屋宇少不中程式，虽金碧已具，刘承硅必令毁而更造，有司莫敢言较其费。【看此宫能立多少年。】
　　
　　寇准入相，恶三司使林特之奸邪，数与争。然林特方有宠，真宗不悦，谓王旦等曰：“准年高，屡更事，朕意其必改前非，今所为似更甚于昔。”王旦曰：“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王旦每次朝见真宗，都夸奖寇准有才能，但寇准却经常指责王旦不行，因此真宗对王旦说：“卿虽谈其美，彼专道卿恶。”王旦拜谢道：“臣在相位久，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此臣所以重准也！”但真宗仍然不能忍受寇准的脾气，乃于大中祥符八年夏四月，贬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以王钦若、陈尧叟并为枢密使、同平章事。
　　
　　大中祥符八年八月，陈州知州枢密直学士、礼部尚书张咏卒，成都人立庙祀之。真宗尝称张咏才任将帅，以疾不尽其用。张咏尝言：“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可以事君矣。”【公务员应有之德。】又说：“吾榜中得人最多：谨重有雅望，无如李文靖【李沆。】；深沈有德，镇服天下，无如王公【王旦。】；面折廷争，素有风采，无如寇公【寇准。】；至于当方面，则咏不敢辞。”张咏临终奏疏言：“不当造宫观，竭天下之才，伤生民之命。此皆贼臣丁谓诳惑陛下，乞斩谓头置国门以谢天下，然后斩咏头置丁氏之门以谢谓。”
　　
　　大中祥符九年，京畿、京东、西、河北路蝗生，弥覆郊野。七月，过京师，延至江、淮，及霜寒始尽。飞蝗过京城，真宗目睹蝗势连云障日，莫见其际，自是体遂不豫。九月，西蕃唃厮啰【青海东部藏族首领。】等率兵三万余人入侵，秦州知州曹玮大败之。
　　
　　次年，改元天禧元年，五月，京畿、京东、陕西、江、淮、两浙、荆湖等路百三十六州军蝗灾。
　　
　　七月，太保、平章事王旦亦以疾屡次求退，真宗不得已许之。【王旦执政十八年，为相十二年，当是时，兵革确实不用，朝廷自称海内富实，天下称为贤相。】且令皇子出拜，王旦惶恐走避，皇子随而拜之。王旦于是推荐了可以作大臣的人员名单达十余人，后来除了淩策、李及外，这些人都得以进入两府。【王旦九月乃卒，临终对其子曰：“我别无过，惟不谏天书一节，为过莫赎。”】王旦退后，以王钦若为左仆射、平章事。以前真宗想让王钦若当宰相，王旦说：“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乞令在枢密院，两府任用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使南人当国【这个现象倒是有趣，待考。】，虽古称立贤无方，然必贤士方可。”王旦不退，王钦若始终不能当宰相，所以王钦若曾对人说过：“为王子明【即王旦。】，迟我十年作宰相！”
　　
　　天禧二年八月，立皇子受益为太子，改名祯。
　　
　　王钦若这次坐正了宰相位置，但真宗对他的恩宠也逐渐降温了，于是有人说他贪污受贿，王钦若自辨，乞下御史台覆实，真宗不悦，斥曰：“国家置御史台，固为人辨虚实邪？”王钦若惶恐，因求出藩。
　　
　　天禧三年六月，王钦若罢为太子太保，判杭州。以寇准同平章事，丁谓参知政事。寇准奉召，其门生有劝之者曰：“公若至河阳，称疾坚求外补，此为上策；傥入见，即发乾佑天书之诈【寇准判永兴军时，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诈为天书降于乾佑山，时寇准婿王曙居中，与怀政善，劝准与能合，遂以上闻。诏迎入禁中，中外皆知其诈，然真宗独信之。为天禧三年三、四月事。】，斯为次也；最下则再入中书，大丧平生矣！”寇准不听。原来很早的时候，寇准就与丁谓有交情，曾向李沆推荐丁谓，李沆不用，寇准问何故，李沆说：“谓诚才，顾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寇准说：“如谓者，相公终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李沆笑道：“他日当思吾言。”寇准终不以为然。丁谓既因寇准称誉，渐致通显，虽同列而事寇准最谨。尝会食中书，羹污寇准须，丁谓徐起拂之，寇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丁谓大惭恨，遂成仇隙。
　　
　　天禧四年春正月，以华州观察使曹玮为宣徽北院使、镇国军留后、佥署枢密院事。【回应以前曹彬推荐两子故事，实为举贤不避亲也。】佥署兼领藩镇，自曹玮始。
　　
　　寇准自与丁谓结仇，又与枢密副使曹利用不合，于是丁、曹两人合谋排斥寇准。是年，真宗疾病加重，连说话也艰难，政事多由中宫【中宫是皇后的代称。】所决。刘氏宗人横行蜀地，被告上朝廷，寇准坚持按法治罪，因此又得罪了刘皇后，丁谓等乘机在皇后面前搬弄寇准的是非。一日，寇准独自对真宗说：“皇太子人望所归，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请择方正大臣为羽翼。”真宗同意。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且欲以杨亿取代丁谓的位置。不料，寇准自己酒后失言，泄露机密，丁谓等闻知，极力说寇准的坏话，要求罢免他执政权力。不知是真宗还是刘皇后，总之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令翰林学士钱惟演【吴越王钱俶之子，马步军都虞候刘美的大舅子，即刘皇后的亲戚。刘美即当初带刘皇后入京的银匠龚美。】起诏，六月，罢寇准为太子太傅【与王钦若一样处置。】、莱国公。经钱惟演运动，秋七月，以李迪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丁谓为平章事，冯拯为枢密使、曹利用加同平章事。入内副都知宦官周怀政，素与寇准相熟，寇准被罢，丁谓等也疎远他，让他不能亲近真宗。周怀政忧惧不自安，阴谋奉真宗为太上皇而传位太子，罢皇后预政，杀丁谓而复令寇准为相。客省使杨崇勋等以其谋告丁谓，丁谓即与曹利用议，曹利用因澶州议和时曾遭寇准训斥，当即同意举报。次日，诏命曹玮捉拿周怀政，周怀政供认不讳。真宗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曰：“陛下有几子，乃欲如是？”【真宗只有一子。】乃只诛周怀政。丁谓与皇后谋，并发朱能天书妖妄事，遂贬寇准为太常卿、知相州，寻再贬为道州司马。【果然应了门生的预言，为官如寇准者当戒。寇准的故事，可为当今某人戒。自寇准罢相，继以三黜，真宗初不知之，岁余，忽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莫敢对。可见实为刘皇后一手为之也。】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并参知政事，钱惟演为枢密副使。
　　
　　九月，真宗病愈，恢复视朝。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吕夷简【吕蒙正子。】为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吕夷简为治严辨有声，真宗识其姓名于屏风，意将大用之也。罢枢密副使周起为户部侍郎、知青州，佥署枢密院事曹玮为宣徽南院使、环庆路都部属兼管句秦州兵马。周起素善寇准，曹玮亦不附丁谓，丁谓恶之，并指为寇准党羽，故俱罢。十一月，以太子太保王钦若为资政殿大学士，日赴资善堂侍皇太子讲读。
　　
　　自排挤寇准后，丁谓擅权用事，至除吏不以闻，李迪愤然，谓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报国，死犹不恨，安能附权幸为自安计耶？”经常与丁谓争执，甚至大打出手。真宗于是两个同时降职一级，罢相，丁谓知河南府，李迪知郓州。钱惟演见丁谓被罢，恐失后援，在真宗面前为丁谓说好话，丁谓伙同宦官矫诏“有旨复平章事”，仍入中书视事，益擅权专恣。而李迪仍然出知郓州。
　　
　　未几下诏：“自今除军国大事仍旧亲决，余皆委皇太子，与宰臣、枢密使已下就资善堂参议行之。”太子遂开资善堂亲政，皇后裁决于内，而丁谓用事，中外以为忧。王曾谓钱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宫不能立，中宫非倚太子则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则刘氏安矣。”钱惟演以此禀告，刘皇后深纳焉。[Tony13]
　　
　　十二月，丁谓与王钦若翻脸【小人常态。】，罢王钦若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次年十一月，再降王钦若为司农卿，分司南京。
　　
　　天禧六年春正月，改元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封丁谓为晋国公，冯拯为魏国公，曹利用为韩国公。
　　
　　二月，真宗旧病复发，诏命太子继位，尊皇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太妃，即告死去。总计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寿五十五岁。辅臣尊遗命，草制军国大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丁谓欲去“权”字，王曾曰：“皇帝冲年【时十二岁。】，政出房闼，斯已国家否运，称权尚足示后；况言犹在耳，何可改也？且增减制书有法，表则之地，先欲乱之乎？”丁谓不敢言。【丁谓为首相，本有权强制规定制书内容，然终能从王曾言，不去“权”字，亦自可取。史称太后因是恶之，非无因也。】于是太子赵祯即位柩前，是为仁宗皇帝。中书枢密两府，因太后临朝，乃是宋朝创制，会集廷议。王曾请如东汉故事，太后与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廉听政。丁谓欲擅权，不欲同列与闻机政，潜结入内押班雷允恭，密请太后降手书云：“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则令允恭传奏禁中昼可以下。”王曾曰：“两宫异处而柄归宦官，祸端兆矣！”于是雷允恭恃势专恣，而丁谓权倾中外，众莫敢抗，独王曾正色立朝，时倚为重。
　　
　　丁谓与寇准、李迪有雠，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真宗死前留言寇准、李迪可托，故恨之。】，刘后亦怨李迪，故诏令贬道州司马寇准为雷州司户参军，户部侍郎、知郓州李迪为衡州团练副使，罪名是寇准与周怀政交通，李迪坐朋党附会。王曾质疑罚重罪轻，丁谓打量王曾良久，说：“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王曾遂不复争。【王曾借府第给寇准居住，故丁谓有此语。】丁谓又指使中使传命时，杀死两人，寇准以言得免，李迪却自杀未遂，得以全身。丁谓对曹玮也不放过，把他从镇、定都部署迁为左卫大将军、知莱州，收其兵权。
　　
　　本节篇幅较长，细节叙述颇多，与前太祖、太宗两朝迥然有异，何解？纵观真宗一朝，是宋朝由强转弱的过渡时期，尤与心理有关，故多从细节入手。此朝以三件大事为标志：
　　
　　一是西夏李继迁之死，宋朝放过李家，失去了收复西北要地的机会，让李德明得以休养生息。至仁宗时代，李德明之子、李继迁之孙李元昊更是比乃祖厉害得多的角色，开始与宋朝大大的为难起来了。宋朝北方由此面临两个联合起来的强敌，轮番侵扰，更加剧了外部压力，冗兵问题便始终无法解决。
　　
　　二是澶渊之盟，是在整个统治阶层的怯敌心理下签定的城下之盟，寇准的作用仅是阻延宋朝过早南迁而已。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宋太宗两战皆败的历史惯性造成，宋人自岐沟关之后已经不敢再提收复燕蓟十六州的事，进攻既不能，澶渊一战，显示出连保守也成问题，结果用钱买和平，每年每岁给老百姓增加了一笔不小的负担。然既有此先例，则后代不断地增加贿赂辽国的价码也益发理直气壮了。更应注意的是，宋朝君臣怯敌妥协的理由全是冠冕堂皇的，小子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录那些言论、奏章，就是因为它们与当今所谓“理性”派的言论如出一辙，亦可想见它们的作用能达到什么效果了。还有一点有趣的比较，就是这些“理性”言论都是同样出自富人之口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达到登峰的朝代，然而却是最屈辱的朝代，当今中国的情形亦如此相似，言论也相似。
　　
　　三是天书封祀，虽是澶渊之战的副产品，然而却是影响颇大的副产品。这首先开创了中国自汉唐以来的心理自我安慰方式，鲁迅先生所谓的中国阿Q精神，应该从此开始产生。宋明理学的产生及成为统治思想，承担了两个功能：强烈注重内修（内圣）而忽略外在功利（外王）的自我陶醉功能，并成为抵御外部侵略、巩固、发展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此后中国虽屡经外患却仍能屹立于世而不致灭亡，中华文化得以传承下来，实与此有莫大的关系。关于宋明理学的作用，请参阅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我们的近邻日本，也自称其文化传统由中国的影响仅到唐代为止，宋代以后，中国就不再是日本崇拜的对象，而成为其侵扰的对象，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已经变质，不再值得崇拜。其次，是这种虚假繁荣的表象必然要耗费大量的社会财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搞虚假繁荣自我刺激、自我鼓励，于是成为中国此后国民一种常见的社会行为，并成为潜意识。此等不正常的心理，直至今天，仍在不断地变换外衣反复表现，一旦自觉吃了亏，不好交代，就编造一些理由自欺欺人，例如“双赢”之类。
　　
　　五、宋仁宗的统治
　　
　　乾兴元年三月，以龙图阁直学士鲁宗道权判流内铨。【主管节度判官以下幕职州县官的中央官署。北宋初年，京官七品以下流内官员的任免、考课等，仍属吏部。自乾德二年（964年）以后，改由吏部以外的官员主管，凡京官均归中书注授；节度判官以下的幕职州县官（选人），才由吏部流内铨按资格注拟差遣。淳化三年（992年），设磨勘幕职州县官院，专主幕职州县官的考课事务，次年改为考课院。不久，以流内铨主管官兼知考课院，后遂并考课院入流内铨。】
　　
　　刘太后垂廉听政，雷允恭与丁谓出力甚多，至此两人交结，倚势骄恣。是时真宗陵寝，尚未告成，命丁谓兼山陵使，雷允恭为都监。雷允恭与司天监邢中和到现场视察地形，邢中和说：“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孙，类汝州秦王坟，但恐下有石有水耳。”雷允恭说：“上无他子，若如秦王坟，何不可？”邢中和道：“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动经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雷允恭道：“第移就上穴，我走马入见太后言之。”【本是一番好意，可惜专横，并由此惹祸上身。】雷允恭素贵横，人不敢违，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轻易如此？”雷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孙，何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与山陵使议可否。”雷允恭出，与丁谓言，丁谓唯唯。雷允恭入奏：“山陵使亦无异议。”遂命夏守恩领工徒数万穿地，土石相半，继之以水。【糟糕了！】众议日喧，惧不能成功，中作而罢，奏请待命。丁谓庇护雷允恭，依违不决。然纸终包不住火，事情传入刘太后耳中，乃诏问丁谓，丁谓始请遣使按视。既而咸请复用旧地，乃诏冯拯、曹利用等就丁谓第议，遣王曾覆视。王曾回来，请单独面见刘太后，说：“丁谓包藏祸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绝地。”【王曾一直忍隐不发，趁这机会干脆诬蔑丁谓等人，下手甚毒，然非如此不能除奸。】太后大惊，怒甚，欲倂诛丁谓。冯拯进曰：“谓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诛大臣，骇天下耳目。”遂止诛雷允恭等。越日，复召宰相，谕曰：“丁谓为宰相，乃与宦者交通，谓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与卿等定议，故皆可之。且营奉先帝陵寝而擅有迁易，几误大事。”冯拯有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谓与允恭同议，称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虚实。赖圣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前语尚欲维护丁谓，此时见势头不对，就推卸责任了。】于是降丁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参知政事任中正因营救丁谓，罢为太子宾客、知郓州。此为六月事也。
　　
　　秋七月，王曾加中书侍郎、平章事，吕夷简为给事中，鲁宗道为右谏议大夫，并参知政事。枢密副使钱惟演为枢密使。又丁谓家中女巫刘德妙揭发其诸多不法事宜，再贬丁谓为崖州司户参军。【比寇准的雷州还要远。】八月，从王曾建议，仁宗与刘太后共同坐殿，垂廉听政。九月，从王曾、吕夷简之议，以天书从葬永定陵。【永定陵即真宗陵墓。】[Tony14]
　　
　　十一月，冯拯因憎恶钱惟演为人，说他是太后姻亲，不可与政，于是出枢密使钱惟演为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
　　
　　越年，改元天圣元年（1023年）。时承平既久，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夷狄，蠹耗中国，百姓纵侈，而上下困于财。【经过真宗朝短短二十多年，宋朝的财政即现危机，可见其虚假繁荣的危害。】春正月，权三司使李谘请省浮费。盐铁判官俞献卿亦言：“天下榖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人皆谓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岁益一岁，又非时调率、营造，一切费用，皆出于民，是以物价益高，民力积困也。自天禧以来，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巵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内，陛下宜与公卿大臣朝夕图议而救正之。”于是命御史中丞刘筠、提举诸司库务薛贻廓与三司同议裁减冗费。
　　
　　因此，开始进行茶法改革。茶法是国家对茶叶徵税和榷禁专卖的各种制度。【除茶外，其它专卖商品有盐、矾、酒等。太宗至道时，一年专卖总收入一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余贯，在北宋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亦为宋朝历次改革的先声。】中国是世界上种茶、饮茶最早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已普遍种茶，饮茶习惯亦盛行大江南北。但在较长历史时期内，茶叶仅作为贡品奉献朝廷。至唐代茶叶生产大规模发展，人民饮茶风气普遍形成，才开始税茶、榷茶，逐渐建立起完密的茶法制度。宋朝茶法日益完密，并建立了茶叶专卖制度。宋初，中央三司盐铁部和京师榷货务管理茶政。
　　
　　先是茶制，惟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因其产量较少，故可自由买卖。】余悉榷，犯者有刑。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寿、光六州，官自为场，置使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隶焉，谓之园户，岁课作茶，轮其租，余则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钱而后入茶，谓之本钱。【借出的钱加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又，百姓岁输税愿折茶者，谓之折税茶。在江南则宣、歙、江、池、饶、信、洪、抚、筠、袁十州，广德、兴国、临江、建昌、南康五军，两浙则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则江陵府、潭、鼎、沣、鄂、岳、归、峡七州，荆门军，福建则建、剑二州，岁如山场输租折税，余则官悉市而敛之。江南、两浙、荆湖、福建，皆转输要会之地，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之蕲口，为六榷货务。凡民欲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给日用者，谓之食茶，出境则给券。商贾之欲贸易者，入钱若金帛京师榷货务，以射六务、十三茶场，给券，随所射与之，谓之交引。愿就东南入钱若金帛者，听计直予茶如京师。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输于西北以至散于塞外，其利又特厚焉。县官鬻茶，岁课缗钱，虽赢缩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余万，此其最厚者也。【此为真宗景德二年林特想出来的专卖新制度，规定商人在京师或沿边入纳金银粟帛，即可到江淮领茶出卖。大商人预先探知某处茶最精好，就派僮仆日夜奔走，带券到官府领茶，而小商贩往往落在后边。故东南茶利，全部落于富商大贾。】
　　
　　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说。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偫，不爱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虚增商人的资金，吸引他们入京买茶，用于应付边防开支。】及南北和好罢兵，边储稍缓，物价差减，而交引虚钱未改，则其法既弊，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景德中，丁谓为三司使，尝计其得失，以为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引尽归商贾，当时以为至论。厥后虽屡变以救之，然不能无弊。
　　
　　为此，诏置计置司，以枢密副使张士逊、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总之。经过研究，请罢三说，行贴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场茶买卖本息，并计其数，罢官给本钱，使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一切定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罗源场茶，斤售钱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复给，但使商人输息钱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辇茶入官，随商人所指而与之，给券为验，以防私售，故有贴射之名。若岁课贴射不尽，则官市之如旧；园户过期而输不足者，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即让商贾直接向园户买茶，在官场纳税。】旧输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谓之耗茶，亦皆罢之。其入钱以射六务茶者，如旧制。大率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从之。
　　
　　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务。【即纸币。】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者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真宗大中祥符末年，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为额。【此为每界数，三年为一界，当界满时，制造新交子，调换旧交子。商民向官府持旧换新，每贯输纳纸墨费三十文。如果界满而未及时调换新交子，旧交子就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
　　
　　朝廷用李谘等贴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贾不能轩轾为轻重；而论者或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李谘以实钱入粟，实钱售茶，二者不得相为轻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谤蠭起。同时，事实上这样交易的后果是朝廷的收入亦减少了，在国家开支庞大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个难解的矛盾。】会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滞积坏败者，请一切焚弃。朝廷疑变法之弊，下书责计置司。天圣二年秋七月，遣殿中侍御史王硕、内殿承制朱绪点检山场所积茶。李谘等上书条陈利害甚悉，且言：“推行新法，功绪已见。盖积年侵蠹之源，一朝闭塞，商贾利于复故，欲有以动摇，而论者不察其实，助为游说。愿力行之，无为流言所易。”于是诏有司榜谕商贾以推行不变之意，赐典吏银绢有差。
　　
　　初，禁寺观毋得市田。及真宗崩，内遣中使赐荆门军玉泉山景德院白银三千两，令市田，言为先帝植福，后乃不得为例。【刘太后是成都人，传其少时得玉泉寺长老指点及资助，方能入京获得荣华富贵，故有此报。】由是寺观益市田矣。【真宗、仁宗年间，随着佛、道两教的流行，寺院和道观占有大量的田地。大僧侣出租田地剥削佃客，是地地道道的大地主。】
　　
　　天圣三年十一月，孙奭等言：“十三茶场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粗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繁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请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而商人入钱以售之。”于是茶法复坏。
　　
　　历史知识参考
　　
　　宋朝军队编制
　　
　　三衙
　　
　　宋代管辖禁兵和厢兵的中央机构。即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总称三衙。五代后梁开始设置侍卫亲军，作为皇帝亲兵的一支，后晋时遂成皇帝亲兵的总称。后周时另设殿前司，扩充其军力，形成与侍卫亲军司对峙的“两司”。北宋初期，又将侍卫亲军司分成马军司和步军司，形成三衙，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共计九员，作为三衙统兵官。三衙管辖全国的禁军，侍卫马、步军司还在名义上管辖各地的厢军。宋朝一般用文臣主持的枢密院与三衙互相牵制，实行以文制武，而三衙又各统一部分兵力，以便互相制约，其目的是为提高和巩固皇权，防止武夫兵变。南宋初，虽恢复三衙，但已无权管辖全国军队，三衙的军队仅为驻守“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三支大军，宋孝宗时，侍卫马军司的队伍移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
　　
　　禁兵
　　
　　唐初，设十二卫，唐玄宗改设彍骑，宿卫京师。天宝以后，彍骑虚弱，边镇兵强大，形成长时期的藩镇割据。后周时，仍沿用禁军制度，但军士累朝相承，多已老弱，又骄横不听指挥，实际上已不可用。周世宗制定“兵务精不务多”的方针，命宋太祖统领禁军，精锐者提升，老弱者除去。又招募各地壮士，选择尤强者编入禁军，加以训练。禁军由此成为一支强劲的军队。周世宗对外作战，屡获胜利，禁军的整顿是有作用的。太祖在后周统领禁军六年，依靠这支兵力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他深知掌握军队的重要，即位后从各方面加强禁军的实力，集中掌握兵权，沉重地打击了割据势力。
　　
　　禁兵有捧日、天武、龙卫、神卫等这种番号，分别隶属三衙，按厢、军、指挥（营）和都四级建制编成。规定一百人组成一都，五都组成一指挥，五指挥组成一军，十军组成一厢。事实上，只有都的兵力较为固定，指挥的兵力可在四百人以下。厢和军的兵力很并不固定。其“军职”分别为厢都指挥使、军都指挥使、军都虞侯、指挥使、副指挥使、军使、都头、副兵马使、副都头等。北宋初，禁兵作为中央军，以“屯驻”、“驻泊”和“就粮”的名义更戍各地。宋真宗时，“就粮禁兵”作为常驻各地的地方军。宋神宗时，实行将兵法，将全国禁兵组成“将”的编制。各将由各种番号的禁兵指挥混合编组，一般有几千人；并采用唐朝五十人一队的编制。各地将的编额并不固定，其中东南地区固定设置十三将。编组为“将”的禁兵称“系将禁兵”。留驻京城的大量禁兵也不采用“将”的编制，称“在京禁兵”，作为后备和机动兵力。系将禁兵逐渐形成将、部、队三级编制，一队一般为五十。不久又在将之上设军。此后，统制、统领等临时差遣也演变为军一级的统兵官，北宋亡，驻北方的禁兵主力大部溃散。南宋时，各屯驻大军取代禁兵，成为正规军，南方各地的系将禁兵和不系将禁兵却成为专供杂役，不从事战斗的部伍。
　　
　　厢兵
　　
　　宋代承担各种杂役的军队。北宋初，将各地藩镇的精兵抽调中央，剩余的老弱残兵留在本地，另加新设供劳役的军队，组成厢兵。招募厢兵一般不讲求体质，还有部分厢兵来源于流放的罪犯，禁兵武技不合格或者犯法，也可降充厢兵。宋朝的厢兵从事各种劳役，诸如修建、运输、邮传等等，劳役极其沉重，军俸却很微薄，死亡和逃亡现象严重。厢兵在名义上按马兵和步兵，分别隶属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各种番号的厢兵一般有都和指挥两级编制，并以指挥为单位，分驻于各州府，或直属某些机构，部分厢兵还有军一级的编制。各州府也往往设置厢兵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以统辖本州府不同番号的厢兵若干指挥。宋仁宗时，设置“教阅厢军”，实际上是发放厢兵的低等军俸，而作禁兵使用。于是厢兵遂分“教阅”和“不教阅”两部分。宋神宗时，又将教阅厢兵升格为下等禁兵，于是厢兵又成清一色的役兵。南宋时，厢兵制度并无变化。
　　
　　蕃兵
　　
　　宋朝西北边境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地方兵种。北宋西北与西夏接壤地区，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羌人部族，互相独立，各自为政。按宋人的习惯，将他们分为“生户”和“熟户”。“熟户”是指靠近宋朝沿边，并接受宋朝统治的羌人。自北宋中期，为了对付西夏，给羌人（主要是熟户）部族的大小首领封官，由他们分别统率本部族壮丁，组成蕃兵。蕃兵实际上以各部族为单位，又依其人数多少，采用禁兵都和指挥或甲和队的编制。宋神宗时实行将兵法，蕃兵有的单独组成“将”的编制，有的与汉兵混合编组。宋廷除了对蕃部分配耕地外，对蕃兵的军官还分等另给“添支钱”。北宋对蕃兵采取某种民族歧视政策，禁止汉人与羌人通婚，蕃官不论官位高低，必须隶属于汉官，不得担任汉官的差遣实职，而在作战时，却往往用蕃兵作为前锋。蕃兵虽是宋朝西北的一种地方军，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为宋军的精锐。
　　
　　募兵制
　　
　　中国古代兵制之一。自唐五代以后，募兵制取代征兵制，为封建时代兵制的一大变革。宋朝不论禁兵、厢兵，还是南宋的屯驻大军等，一般都采用招募的办法。灾年招募流民和饥民当兵，是宋朝一项传统国策。统治者认为，将壮健者招募当兵后，老弱者就不可能揭竿反抗，这是防止灾年爆发农民起义的对策。招募军伍子弟，也成为宋朝重要兵源。此外，壮健的罪犯也刺配当兵，特别是充当厢兵。在兵源枯竭的情况下，统治者也往往强行抓夫，给民间造成很大的骚扰和痛苦。
　　
　　招兵的主要体格标准是身长，还须检查跑跳动作和视力。宋太祖最早将强壮的军士选充“兵样”，分送各地，用作招募的标兵。后又改置“等长杖”，按身长尺寸招兵，各种番号的禁兵、厢兵等，身长标准也各有等差。招募为兵者，必须在脸、臂或手部刺字，以防逃亡，这是当兵的耻辱标记。军士由一支军队转换另一支军队，也须改刺番号。刺字完毕，则发放衣鞋、钱币等，称“招刺利物”。宋朝尽管设置等长杖，而实际招募时，也可明令降低身长标准。至于官吏在招兵时，以老弱病患者滥充强壮者，更是屡见不鲜。
　　
　　宋朝对各级禁兵、厢兵将士，屯驻大军将士等，都发放军俸。军俸级别极为复杂，既有官兵差别，官与兵又各有等差，因各地币制、物价等差异，又形成地区差别。军士的正俸一般包括料钱、月粮和春冬衣。此外，还有郊祀赏赐、特支钱、雪寒钱、柴炭钱、银鞋钱、薪水钱，因立战功等原因而颁发的军赏，往沿边或外地出戍时发放领取钱米的口券，此类固定性或临时性的补助，名目繁多，难以悉数。宋朝军士大都携带家眷，居住兵营。一般情况，上等禁兵的收入可维持全家温饱，而厢兵收入微薄，不足以糊口，加之军官经常欺压和奴役军士，克扣薪饷，使很多军士生计艰窘，不得不兼营他业，因而严重影响宋军的战斗力。军士逃亡和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
　　
　　宋朝对各级军士每年或不定期地实行拣选。壮健骁勇的军士可由厢兵升禁兵，禁兵中的下、中、上等兵直至皇帝近卫班直亦可依次升迁。不合格的军士则须降低军种和军级。老弱残疾的军士，可充当“小分”或“剩员”，领取一般军俸，担任军中各种杂役，也可削除军籍，回乡务农，或任便居止。但拣选制往往徒具形式，并不认真执行。
　　
　　因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颇差，使宋军维持一支素质甚差的庞大队伍，巨额的军费开支，常占据宋朝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七八，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大大加重人民的税役负担。大量军士脱离农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短缺，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甚至出现了肥沃农田大量抛荒的严重后果。
　　
　　宋朝官职制度
　　
　　官、职、差遣
　　
　　宋代任官制度有官、职、差遣的分别。官，自宋初官称与职务逐渐脱离，以至上自仆射、尚书，下至员外郎以及寺监的官职，除了诏令中有规定的以外，都不担任与官称相符的职务。官名只用来表示官位和俸禄的高低，称为寄禄官。差遣，亦称职事官，有时也简称“职”，是官员们担任的实际职务，如知州、知县之类。职，于官员在三馆、秘阁中所任的职务，称为“馆职”；其他中央及地方官所带的馆职，通常称为“贴职”，简称“职”。由于差遣有时也简称职，因此时以“职名”称贴职，以示区别。早期中央官员带贴职，有时还兼有馆阁的实际职务，但大多数中央官员（尤其是北宋中期以后）以及地方官所带的贴职，都无实际职务，只作为文官的荣誉衔。
　　
　　元丰改制后，中央文官的官称与职务相符，将原来的寄禄文官名改为阶，称为阶官，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之下为各级大夫和郎；政和二年（1112年）又改武官名为武阶官，太尉之下亦为各级大夫和郎。元丰官制改革后，地方官仍许带贴职，中央文官曾一度罢带贴职，宋哲宗时虽有反复，中央文官带贴职的制度直沿袭至宋亡。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唐朝宰相称号。唐初，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综理政务。中书、门下二省地处宫内，尤为机要，故常联称。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并为宰相。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后移至中书省。唐初，除三省长官为当然宰相外，皇帝又指令其他官员参预朝政机密。其本官阶品较低者，则用“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周时改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或“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头衔，亦为宰相。“同三品”是因为中书令、侍中是中书、门下正三品官，加此衔以示其与中书令、侍中享有同等权力及待遇。贞观十七年（643年），李勣为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此号第一次出现。其后，以此衔为参政标志，虽本官品级高于三品者也要加此衔才得为宰相。“平章”意为评议辨别，引申为断决处理。受此衔者，即有在中书门下处理政事的职责。史载贞观四年，戴胄以民部尚书同平章国计；八年，左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令其病稍痊愈，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政事。这都是此衔出现的早期记录。至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成为四品以下知政事者的头衔，其位在“同三品”之下。
　　
　　“同三品”及“同平章事”都属差遣性质，本身并无品秩，任此职者必另兼职事官衔。凡五品以上职事官经皇帝授权即可充任，不受资历限制，这便于皇帝从中级官吏中选拔亲信以分相权。“同三品”一衔，高宗、武后、中宗时期使用最多，玄宗时已逐渐减少。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李麟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此衔最后一次授任。“同平章事”则自永淳以后逐渐增多，至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以后，成为以他官知政事者的唯一头衔。而原为当然宰相的三省长官之中，尚书仆射的相权自贞观末年即已开始削弱，到玄宗，已完全被排除于宰相行列之外。中书令、侍中在安史之乱以后，经常用来加授给元勋、上将，也逐渐变成虚衔。于是唐代后期及五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真宰相。此外，以节度使等而兼中书令、侍中或同平章事的也是虚衔，被称为使相。“同平章事”虽通常自五品以上官员中选拔，但拔充此职时，多移为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这是因为中书、门下两者始终是ZF枢要机构之故。
　　
　　五代时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是宰相，但那时枢密使权重，“同平章事”的实权被侵夺。北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政事，知枢密院事（或枢密使）主兵，称为“二府”或“两地”。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改革官制，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宰相。以后，除南宋孝宗时期外，不再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金代的尚书省和元代的中书省、尚书省均置平章事，位在两省丞相下。
　　
　　参知政事
　　
　　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但不轻易授人，常用其他官员另加官衔为宰相，参知政事就是唐初宰相的一种加衔，中叶以后不再使用。宋初沿袭唐制，以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乾德二年（964年）又设参知政事（简称参政）为副相，最初只是奉行制书，不预奏事，不知印，也不升政事堂同议政事。开宝六年（973年），参知政事得与宰相于政事堂同议政事，轮班知印，职权、礼遇接近于宰相。【史载应是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四月。】通常设一或二员，偶设三员，宰相出缺时，代行宰相职务。元丰改制，废参知政事，另设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以代。建炎三年（1129年）又改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废尚书左、右丞，直至宋亡。南宋参知政事常兼同知（或签书）枢密院事等，或由知枢密院事等兼（权）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和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以及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枢密院
　　
　　五代至元的最高军事机构。唐代宗永泰中始设枢密使，掌文书，以宦官任之。五代后梁设崇政院，改用士人，掌军国大政。后唐改称枢密院，枢密使辅佐宰相，分掌军政。宋设枢密院与“中书”分掌军、政大权，号称“二府”。中书称东府，枢密院称西府。
　　
　　枢密院的长官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北宋除熙宁初年外，不同时并置，副长官为梳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资历浅的称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元丰改制，以知枢密院事与同知枢密院事为正副长官，其他一概废罢。元祐三年（1089年）复置签书枢密院事。北宋末一度以位高者领枢密院事。南宋初年复设枢密使、副使、同签书枢密院事，枢密使位在知枢密院事之上。枢密院长官通常由文官担任，实行“以文驭武”。
　　
　　北宋初及庆历年间，宰相曾兼枢密使。南宋前期宰相多兼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后期则例兼枢密使，另设专职的枢密使。南宋枢密院的副长官与参知政事互兼。
　　
　　宋初枢密院下设有兵房、吏房、户房、礼房等，分治诸事。设枢密承旨（后改为都承旨，又增设副都承旨），总管诸房，各房设副承旨一至二人主管。以后房数逐渐增多，南宋初曾达二十多房，乾道六年（1170年）并为兵、吏、礼、刑、工五房及院杂司。
　　
　　辽太宗于会同元年（938年）进攻后晋时，依晋制在汉地设枢密院，以降臣李崧任枢密使，掌管汉地军政事务（契丹枢密院设立后，汉地枢密院亦称南枢密院或汉人枢密院）。辽世宗大同元年（947年），设契丹枢密院（北面官），因该院牙帐处大内南北，故又称南院、北院。契丹南院掌民政，北院掌军政。
　　
　　金太祖天辅七年（1123年）占领燕云地区后，设枢密院统辖汉地军务。海陵王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以枢密使掌武备机密之事。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改称都元帅府。八年，仍称枢密院。金末，各地设行枢密院分掌地方军务。
　　
　　元中统四年（1263年），设枢密院，掌朝廷军机大政，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枢密使由皇太子兼任，为虚职，实际主事者为知枢密院事。战时设行枢密院或枢密分院。元末，明太祖下集庆，即设行枢密院以统诸军。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罢枢密院，改设大都督府掌军务。
　　
　　三司使
　　
　　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始设三司（盐铁、户部、度支）使，总管国家财政。宋初沿旧制，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废三司使，分为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机构，各置使分领。淳化四年（993年）五月，又合并为三司，设三司使一员。不久，全国分为十道，分属左、右计，东京为左计，西京为右计，设左、右计使各一员分管，不久又设总计使判左、右计事。次年底，罢十道和左、右计，又分为盐铁、户部、度支三部，各置使分领。咸平六年（1003年）再度合并为三司，设三司使一员总领财政，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个副使分管三部，其下先后设有兵、胄、商税等二十多个案，分理事务。王安石变法时，三司的部分职务归属其他机构，如胄案归军器监，修造案归将作监等。元丰改制废三司，职事大多归尚书省的户部和工部，三司使改任户部尚书，受宰相领导。
　　
　　三衙
　　
　　宋代管辖禁兵和厢兵的中央机构。即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总称三衙。五代后梁开始设置侍卫亲军，作为皇帝亲兵的一支，后晋时遂成皇帝亲兵的总称。后周时另设殿前司，扩充其军力，形成与侍卫亲军司对峙的“两司”。北宋初期，又将侍卫亲军司分成马军司和步军司，形成三衙，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共计九员，作为三衙统兵官。三衙管辖全国的禁军，侍卫马、步军司还在名义上管辖各地的厢军。宋朝一般用文臣主持的枢密院与三衙互相牵制，实行以文制武，而三衙又各统一部分兵力，以便互相制约，其目的是为提高和巩固皇权，防止武夫兵变。南宋初，虽恢复三衙，但已无权管辖全国军队，三衙的军队仅为驻守“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三支大军，宋孝宗时，侍卫马军司的队伍移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
　　
　　转运使
　　
　　宋初，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以前，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称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以后，陆续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机构分割转运使的权力。若以两省五品以上官任，或需兼领数路财赋者，称“都转运使”。随军转运使则因事而设。
　　
　　西夏有都转运司，设转运使等官。辽、金两朝于各路设转运司，金中都转运司称都转运司，各以使领之，掌管征解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等事务。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以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专理财赋，改各路监榷课税所为转运司。后废，以各路总管府兼领课税。至元十二年（1275年）阿合马以军兴国用不足，奏准复立十一处转运司。元在产盐各省区设“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简称“运司”，又称“转盐运使”，专司盐运。明、清亦有转盐运使，是专管盐务的长官。民国时期在产盐区仍设有盐运使。
　　
　　翰林院
　　
　　唐代开始设立的各种艺能之士供职的机构。自唐玄宗李隆基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以起草诏制后，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翰林学士。
　　
　　唐代翰林院何时设置，目前尚无定论，史载多见于唐玄宗时。当时在翰林院供职的有词学、经术、合炼（炼丹）、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各色人才，称为待诏，即听候皇帝随时召见和差遣。其中词学之士最受重视。起草诏制本是中书舍人的专职，但在唐代初期已有他官被召草拟诏制的事例，唐高宗、武后时的北门学士刘懿之、周思茂、元万顷等尤为著名，仅当时还没有设专门机构。唐玄宗感到中书舍人草拟诏制的制度难以保守机密和应付急需，因此，他挑选擅长文学的亲信官员如张说、张九龄、徐安贞等人充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兼撰拟诗文），又称翰林供奉。
　　
　　翰林院设置在宫内深处，麟德殿之西，比属于中书省的中书舍人院更接近于寝宫内殿（这是在长安大明宫内的情况，皇帝若住在兴庆宫、西内或东都时，翰林院的位置也比中书舍人院密近）。大致由于待诏翰林的各色人才很杂，不能保证机密不外泄，故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在原翰林院之南另建翰林学士院，专供草拟诏制者居住，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学士院建立之后，待诏于原翰林院的文学之士仍称供奉或待诏，也有学士与待诏二名兼称者，如天宝七载（748年）所立的《封北岳安天王碑》，撰者李荃自题衔名为“直翰林院学士供奉”；大诗人李白被称为翰林学士，也被称为翰林供奉。这种待诏于旧翰林院的文学艺能之士长期存在，而且为数甚多，据《顺宗实录》记载，顺宗即位后，曾一次即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覆棋诸待诏者三十二人，可见人数之众。而顺宗所倚以主持政策的王叔文是翰林棋待诏，王伾是诗书待诏。
　　
　　学士本是文学儒生的泛称，后来随着各类机构的设置而称为一种差遣职，如唐代有弘文馆、崇贤馆、集贤院等学士。张说入充翰林院待诏时也是集贤院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的学士也是差遣职，本身并无秩品，都带本官，上自尚书（三品），下至校书郎（九品），均可充任，也有中书舍人充任的。初置时并无员额，少或一两人，多或五六人，由皇帝遴选。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例，置学士六人，择其中资历深者一人为“承旨”。安史之乱以后，军事频繁，“深谋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于其间起着极大作用，地位愈来愈重要，不但在草拟诏制方面分割了中书舍人之权，也在参谋密计方面分割了宰相之权。唐德宗时翰林学士陆贽因此被称为“内相”。唐宪宗以后，翰林学士承旨往往晋升为宰相。
　　
　　学士院设置之后，与中书舍人院有了明确分工。学士所起草的是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为“内制”，用白麻纸书写，故又称“白麻”；中书舍人所起草的则是一般臣僚的任免以及例行的文告，称为“外制”，用黄麻纸书写，故又称“黄麻”。有时翰林学士缺人，也临时召取中书舍人代草内制，但不经常。此外，还有专侍皇帝读书写字的侍读学士、侍书学士，则不负起草诏制之责。
　　
　　翰林学士地位的增高，引起皇帝的猜忌，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曾打算别置东头学士以抑之，由于敬宗不久被宦官所杀，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反映了封建文官由卑而高，由亲而疏的发展规律。
　　
　　学士院有两名由宦官充任的学士院使（或称翰林院使），在皇帝与翰林学士间起传达联系的作用，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这是唐代后期宦官专政情况下的产物。
　　
　　后晋天福五年（940年）曾宣布废除翰林学士，将草拟诏制之权归还中书舍人，但不久又恢复。
　　
　　宋沿唐制设学士院，也称翰林学士院，有时亦称为翰林院。北宋前期各ZF机构大多名不符实，学士院仍仍遵行唐制为草拟内制之所，翰林学士亦依旧例为六员，但通常少于此数，偶设七员，其第七员翰林学士，号称“员外学士”。宋亦以翰林学士资深者一人为翰林学士承旨，但不常设置。翰林学士实际上充当皇帝顾问，很多宰相都从翰林学士中选拔。
　　
　　北宋前期的翰林学士，亦如唐代无秩品，以其他寄禄官充任。有时领其他差遣，类同贴职，则不草拟内制。在学士院草拟内制的翰林学士，加知制诰衔，如寄禄官至中书舍人则不加知制诰衔，一般都只称为翰林学士。常见的知制诰，通常是指任职于舍人院草拟外制的知制诰。翰林学士大多由草拟外制的知制诰选任，不再召试制词。
　　
　　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称为正式官员，正三品，并且不任其他官职，专司草拟内制之职，例带知制诰衔。由于草拟外制的知制诰已废，所以，北宋后期及南宋的知制诰，都是翰林学士的加衔。翰林学士定额为两员。
　　
　　如果其他官员入学士院草拟内制而未任命为翰林学士者，称为直学士院、直翰林院，简称“直院”。遇学士院全缺翰林学士，而以其他官员临时代行其职，宋初曾称为权祗应翰林院事，后称权直学士院、权直翰林院、学士院权直、翰林权直，简称“权直”。如官位高于翰林学士，则称为权翰林学士、权学士院。
　　
　　由于唐代学士院自翰林院分出，故宋代有时亦称学士院为翰林院。宋代亦另有专掌艺学供奉之事的翰林院，则与学士院之又称为翰林院者无关。
　　
　　西夏设翰林学士院，官员有学士等。辽北面官中有翰林院，掌汉文文书及刑狱诸事，长官为翰林学士及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等，掌起草诏书等事。元代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员与金代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翰林院掌制诰史册文翰之事。设掌院学士（正五品），下属有侍讲学士（正六品）、侍读学士（正六品）、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以及介于官与非官之间的六科庶吉士。入翰林院者官品虽低，却被目为清贵之选。明朝翰林若得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密，则更是贵极人臣。清因明制，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正五品）两人，满员、汉员各一人，由大学士、六部尚书或侍郎内特简。掌院学士下设侍读学士（从五品）、侍讲学士（从五品），满、汉各三人；圣裔太常寺博士（正七品），以孔氏衍圣公第三子承袭；世袭五经博士（正八品）；六科庶吉士。
　　
　　清掌院学士无文学撰述之责，是侍读学士以下诸官的名义长官，与唐宋之翰林学士有所不同。侍讲以上诸官亦仅具空名，并不任讲书之职。担任讲书者须另外选派，加经筵官之衔。世袭五经博士的设置，也意在照顾孔子及朱子的子孙，以奉祀其先人，实际不任职务。故清代翰林院诸官极为闲散。但翰林官亦是清华之极选。仕为翰林官者不仅升迁较他官为易，而且南书房行走及上书房行走例由翰林官为之，因接近皇帝、皇子及近支王公，多蒙优待厚遇。我是TT的坚定追随者。
　　
　　审官院
　　
　　主管中下级京朝官的中央官署。宋初沿唐制设尚书省吏部，但职责渐为其他机构所夺。文臣京朝官的任免由中书（政事堂）主管，不属吏部。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设京朝官差遣院，简称差遣院，主管少卿监以下官员的考课、注拟差遣事务。淳化三年（992年），又设磨勘京朝官院，简称磨勘，专任京朝官的考课事务。次年，改磨勘京朝官院为审官院，同年又废差遣院，将其主管的事务并入审官院。熙宁三年（1070年），改审官院为审官东院，又设审官西院，主管原属枢密院的阁门祗侯以上至诸司使等武臣的考课和常程差遣。元丰改制，恢复三省六部制度，废罢审官东、西院，其职责归尚书省吏部。
　　
　　知制诰
　　
　　唐宋时期掌起草皇帝诏令的官员，亦为宋代翰林学士的加衔。南北朝时已有知诏诰、掌诏诰、典诏诰等名称出现，到唐代发展成为知制诰这一专门的职称。唐初草拟诏敕本由中书舍人专任，但也或以他官为学士撰作诏敕。如唐太宗时期的温大雅、魏徵，唐高宗时期的许敬宗、上官仪，武后时期的刘祎之、元万顷等。至唐玄宗开元时期，以他官掌诏、敕、策、命者称为兼知制诰，知制诰遂成为差遣职名，凡加此号者，即有撰作诏敕之责。于是中书舍人的诏令起草权逐渐为他官知制诰者夺。玄宗时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制，即有皇帝直接授意，下达如任免宰相、号令征伐以及其他重要诏令，因用白麻纸书写，亦称“白麻”，或称“内命”、“内旨”。此外，还经常委派其他官员去知制诰，代替中书舍人草拟一般官员的任免及其他制诏，是为外制，因制诏用黄麻纸书写，亦称“黄麻”。这种情况在唐代后期尤为盛行。
　　
　　宋沿唐制，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称为“两制”。背诵前期的中书舍人，往往是寄禄官，不实任其职，而在中书的制敕院内设舍人院，另以他官任知制诰草拟外制。知制诰除宋初及特许外，需经召试制词后始能任职。以他官临时任职者，称为权知制诰。知制诰有时亦领他官或地方官，类同贴陟，则不任草拟外制之职。宋太宗时曾以资浅者于舍人院草拟外制，称为直舍人院。熙宁间，复设直舍人院，是由于舍人院缺知制诰，任职者则因文词欠佳，而非资浅，明令候有知制诰即罢，带有临时代职之意。以他官兼任者，称为兼直舍人院。知制诰、直舍人院都是代行中书舍人草拟外制之职，故通常又以知制诰与翰林学识，并称为两制。
　　
　　元丰改制，废草拟外制的知制诰及直舍人院，舍人院不久亦废。中书舍人实任其职，草拟外制，除特许外，亦例经召试制词后任职。改制之初，中书舍人为中书外省长官，不久中书外省改为中书后省，仍为长官。中书舍人缺官时，初以中书省官兼权，称为兼权中书舍人、权中书舍人。南宋时无舍人院，但若以资浅者任职草拟外制，也称为直舍人院。
　　
　　御史台
　　
　　东汉至元设置的中央监察机构。秦及西汉，御史属御史大夫府。大夫佐丞相理过政，兼管监察。下有两丞，其一位御史中丞，又称中执法，在殿中兰台，外督部刺史，内镇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具体掌握监察权力。西汉末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不再兼管监察，御史中丞出为台主。东汉因袭，称御史台。曹魏一度改御史中丞为宫正，后复原名，历晋、宋、齐、梁陈不变。北魏改中丞名为中尉，威望甚重，北齐复名中丞。北周行六官制，其秋官大司寇下之司宪中大夫即御史丞之职。隋废六官制，傅立御史台，因避讳，御史中丞改称御史大夫，为台主，治书侍御史为副。唐初沿袭隋制，贞观末，因避太子李治讳，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台名为宪台，咸亨元年（670年）复旧。武则天光宅元年（674年），改称肃政台，分为左右，各置肃政大夫（御史大夫）、司宪大夫（御史中丞），左台专监在京百司及军旅，右台按察诸州文武百官。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复名左右御史台。睿宗延和元年（712年），又合而为一。
　　
　　唐御史台有三院：①台院：置侍御史四人（或六人），掌纠举百僚，推鞫刑狱。此外，监太仓、左藏出纳，监督没收赃款及收纳赎款等职，也由侍御史分工负责，其中以资历深者一人知台内杂事，称为杂端，权力最大。②殿院：置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整齐朝班，检察仪仗；京城内分左右街巡察，检举巡内不法之事；又助侍御史推事，监太仓、左藏出纳。③察院：置监察御史十五人，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监决囚徒。监察御史多奉敕出使，巡察诸道，称巡按使；监察馆驿，称馆驿使；监军则清点俘获，审查功罪；监屯田、铸钱则审计盈亏，纠劾过失；又监岭南黔府考选。其在京师，则以监察御史分察尚书六部，又以二人助殿中侍御史分察左右巡及整饬朝班仪仗。
　　
　　御史台的职责虽极繁多，最重要的实为两项：一是弹劾百官。御史可以据风闻弹事，弹劾不必先禀告长官，也可弹劾台内长官和同僚。二是推鞫刑狱。有的案件由当事人自赴朝堂申诉，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及侍御史受理，称为三司受事；也有投牒匦中，由侍御史监督处理，称为理匦；更多的是奉敕推鞫。御史台本无监狱，所推问的罪人寄囚于大理寺。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始别置台狱。自大夫以下诸御史都可以拘捕人入狱。武则天时为了消灭反对势力，用酷吏为御史，大杀宗室、大臣，又令御史中丞来俊臣别置狱于丽景门，入狱者大都被处死，因此世人称此门为例景门。到玄宗开元十四年才由御史大夫崔隐甫奏准依旧制，废台狱。需要拘留者，止于台中诸院寄禁。
　　
　　三院御史为清要之官，虽秩品不高，但威权甚重。唐玄宗时常用御史充任各种重要使职，如宇文融以监察御史为覆田劝农使，他所奏置的判官十人也都兼御史衔。后来，他又充租地安辑户口使，官位也经侍御史擢升到御史中丞。气候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等人也都是从监察御史历侍御史至御史中丞，担任各种重要财政使职。因为御史权重可畏，易于集事。玄宗以后，凡节度使、观察使无不兼大夫、中丞衔，所属判官也多带侍御史、监察御史衔；度支、盐铁、户部三使的巡院冠也多兼“宪衔”，就是这个原因。这些由外官兼摄的御史被称为外台，加上检校等字样，以示非中央御史台正员。到了后期，方镇的将校也多带“宪衔”，宪衔遂滥。
　　
　　按唐制，御史监察百官，本身却要受尚书左右丞监察，纠弹不当要受劾治。但在御史台权力膨胀时期，左右丞很少能执行这种监察权力。
　　
　　御史制度是监制百官、巩固皇权的制度，当唐代后期皇权削弱时，御史的威权也随之下降。御史监军的权力早在唐玄宗时已被宦官取代。安史之乱后，外则藩镇割据，内则宦官专政，御史很难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行施监察权。贞元十九年（803年）监察御史崔薳遵循旧制到神策右军巡察，被军中执奏，笞四十，流配崖州（今广东海南岛琼山东南）。重要诏狱（皇帝下诏审问的案件）也多交给两种策军中尉在仗内鞫讯，御史承审诏狱之权也被剥夺。
　　
　　唐代东都洛阳也置御史台，高宗、武则天常驻洛阳，其台颇为重要。中宗以后，洛阳只置留台，以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三人组成。中叶以后，常以东都留守官兼任中丞，所属御史也不全备，只是形式存在而已。
　　
　　宋沿唐制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兼理重难案件，御史台下分三院，侍御史主台院、殿中侍御史主殿院、监察御史主察院。北宋前期，官名御史者多出任其他差遣，而以其他官员任御史，置推直官以治理案件。不设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以侍御史知杂事（知杂御史）为副长官。太平兴国三年任命监察御史，是为正名举职之始。资历浅的官员任御史，加“里行”，称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天禧间（1017～1021年）一度设言事御史（谏官御史），庆历五年（1045年）又设言事御史，称为言事官，御史兼有谏官的职责。元丰三年（1080年）复建六察制度，御史台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分察中央ZF各行政机构，后以户案兼察转运使，刑案兼察提点刑狱。御史台的六名御史中三人（后增为六人）分领六案，官制改革后分察尚书省的六部、寺监及其他在京百司；另三人为言事官，兼察秘书省、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等少数中央机构。元丰七年，改知杂御史称侍御史，改言事官称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其他所兼使名，以及里行、推直官等并罢，沿用至宋末。宋代御史许风闻言事，以广言路。
　　
　　金、元基本上沿唐宋之制，略有变化。明初将于是台改称都察院，一直行用至清末。
　　
　　宋朝经济知识
　　
　　榷场贸易
　　
　　辽、宋、西夏、金政权各在接界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榷场贸易是因各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对于各政权统治者来说，它还有控制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以及安边绥远的作用。所以榷场的设置，常因各政权间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宋太宗时期，宋辽间就已在宋境的镇州（今河北正定）等地设置榷场，不久即因宋辽战争而罢。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主要有在宋境的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西）等河北四榷场，以及辽境的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榷场。宋夏之间，先于景德四年（1007年）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置榷场互市，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置榷场。在宋仁宗、宋神宗等各朝，都曾因战争而一度废罢。辽夏间则有在辽境的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榷场。金朝立国，于1141年与南宋订立合约，划定疆界。此后，双方先后在宋境的盱眙军（今江苏盱眙）、光州（今河南潢川）、安丰军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枣阳军（今湖北枣阳），以及金境的泗州（今江苏境内）、寿州（今安徽凤台）、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周（今河南唐县）、邓州（今河南邓县）、颖州（今安徽阜阳）、息州（今河南息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洮州（今甘肃临潭）等地置立榷场。金夏间榷场则主要在金境的兰州（今甘肃兰州）、保安州（今陕西志丹）、绥德州（今陕西绥德），以及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环州（今甘肃环县）等地。此外，辽朝于保州（今辽东丹东市东）等地，金朝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西北过腰带、银瓮口等地亦设有榷场，与高丽及周边民族开展互市贸易。
　　
　　榷场贸易，中原及江南地区向北方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如粮食、茶叶、布帛、瓷器、漆器，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金、夏地区输往南方的大宗商品则有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互市商品种类的不同反映了南北方各自生产发展水平及其特点。
　　
　　榷场贸易受官方严格控制，官府有贸易优先权。榷场领辖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又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徵收商税。榷场商税是官府一笔不少的财政收入。还有官牙人评定货色等级，兜揽承交，收取牙税。宋金榷场制度，小商人十人结保，每次携一半货物到对方榷场交易。大商人悉拘之，以待对方商贾前来。交易双方须由官牙人从中斡旋，不得直接接触。各政权对榷场交易的商品种类也有严格规定，如北方的战马，南方的铜铁、硫磺、焰硝、箭笴之类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出境。
　　
　　虽然当时民间走私贸易十分活跃，榷场贸易仍是隶属于不同政权的地区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
　　
　　茶法
　　
　　国家对茶叶征税和榷禁专卖的各种制度。中国是世界上种茶、饮茶最早的国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已普遍种茶，饮茶习惯亦盛行大江南北。但在较长历史时期内，茶叶仅作为贡品奉献朝廷。至唐代茶叶生产大规模发展，人民饮茶风气普遍形成，才开始税茶、榷茶，逐渐建立起完密的茶法制度。
　　
　　唐朝对茶叶征税始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税其一，由盐铁转运使主管茶务。兴元元年（784年）改元大赦，停止征收茶税。贞元九年（793年）复税茶，在产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所经要路设置税场，分三等作价，十税其一，岁得钱四十万贯，茶税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唐穆宗即位后，又增天下茶税十分之五。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王涯为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始改税茶为榷茶专卖。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植，摘茶叶于官场中制造，旧有私人贮积，皆使焚弃，全部官种官制官卖。此法遭到朝野反对，百姓诟骂，旋即废罢。开成元年（836年），李石为相，又恢复贞元旧制，对茶叶征收什一税。唐武宗即位后，榷茶专卖制度才确立起来：“令民茶折税外悉官买，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全部茶叶都由官府收买，然后转卖给商人，并对茶商征收重税。茶商除缴纳住税、过税外，还要缴纳住宿税“塌地钱”。唐末，茶法日密，严厉惩治私卖和漏税私茶。唐宣宗时期更予每斤茶增税五钱，谓之“剩茶钱”。茶税已成为国家的大宗收入。但随着藩镇割据的形成，地方茶税收入多被割据政权截留，中央ZF所得无几。
　　
　　五代十国时期，全国分裂割据，茶法不复统一。南方产茶地区的南唐和后蜀等割据政权实行榷茶专卖；湖南地区则听民采茶、允许卖于华北，设置回图务，征收高额茶税。北方五代诸国，因不产茶，所需茶叶都从江淮以南输入，则设置场院，征收商税。
　　
　　宋朝茶法日益完密，并建立了茶叶专卖制度。宋初，中央三司盐铁部和京师榷货务管理茶政，元丰改制后，由户部的金部、太府寺的榷货务管理茶政。南宋时，则由直属中央的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榷货务、都茶场等管理茶叶专卖和茶利收入。禁茶地区则由中央直接派官或地方官兼管茶政。宋徽宗崇宁以后，又在路一级设置提举茶盐司，主管各路茶政。
　　
　　宋朝茶法分通商和榷禁两种。通商和榷禁都有严格的行茶区域，越界有禁，出境受罚。通商，即征收茶园户的租税和商人的商税，准许自由贸易。两广产茶极少，一直实行通商，蜀地在熙宁七年（1074年）以前亦实行通商，均禁其出境。东南地区在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也曾一度通商，征收茶税。榷禁，又称专卖。即将种茶户专置户籍，称园户，输租纳税，用茶折算，官定课额，预支本钱，额茶和额外余茶，全部按官价收买、不得私卖。官府把由此垄断来的茶叶转卖给商人，获取高额利润。个别地区的民用食茶，曾一度由当地ZF发卖。
　　
　　东南地区榷茶最初实行的是交引法。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始榷茶，其后陆续在淮南产茶最多的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庐（今安徽合肥）、光（今河南潢川）、舒（今安徽安庆）、寿（今安徽寿县）六州建十三场，在沿江茶叶集散地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真州（今江苏仪征）、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汉阳军（今湖北武汉市汉阳）、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和蕲州的蕲口设置六榷货务。官府把各地收买的全部茶叶集中于十三场和六榷货务，统一发售。令商人在京师榷货务和沿江榷货务缴纳茶款，或西北沿边入纳粮草，从优折价，发给文券，称为交引，凭引到十三场和沿江榷货务领取定额茶叶贩运出卖。其后商人操纵粮价，亏损国课，而沿边居民领取交引后，又不能到东南领茶，只得把交引贱卖给京师交引铺，备受剥削，故不愿入纳粮草领取交引，致交引法难以施行。
　　
　　宋太宗以后曾一度实行贴射法。即令商人贴纳官买官卖每斤茶叶应得净利息钱，随商人所指，准其向园户买茶出卖，故有贴射之名。但必须辇茶入官，给券为验，以防私售。岁若贴射不尽，或无人贴射，仍由官府收买。园户过期而输纳不足，计所负数如商人入息。贴射法避免了商人操纵茶价的弊病和官买官卖运茶叶的种种开支，官府可得买卖净利。但它使商人只买好茶，劣质坏茶只能由官府收买，同样亏损茶利，故只于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二月至七月在东南地区、宋仁宗天圣元年至三年（1023～1025年）在淮南地区一度施行，即行废止。由于交引法和贴射法各有弊端，亏损国家课利，宋仁宗嘉祐四年乃废除东南榷茶，弛禁通商。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在东南地区恢复榷茶，对交引法和贴射法，去弊就利，改行茶引法。ZF废除官买官卖茶叶，令商人到产茶州县或京师榷货务买引，凭引向园户买茶赴产茶州县合同场秤发、验引、封印、按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数量CS。引分长引和短引。长引行销外路，限期一年；短引行销本路，限期一季。茶引法革除了官府直接经营茶叶买卖的种种弊端，给予茶商和茶农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易权，调动了茶叶的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内在积极性，有利于茶叶的生产、流通和增加国家茶课收入，故终宋之世，引法不改。
　　
　　宋朝蜀地榷茶，于宋神宗熙宁七年行茶马法。于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产茶州县置买茶场，全部收买民茶，由官府直接将茶叶搬运至熙（今甘肃临洮）、秦（今甘肃天水）等地卖茶场和买马场；或召商人在四川官场买茶，产茶州县发给长引，每引按茶价征收十分之一的引税，免除过税，运至熙、秦等地区卖给卖茶场和买马场。然后卖茶场和买马场再用这些茶叶与少数民族交换战马或卖给少数民族，茶利作边防经费。购买四川沿边少数民族战马，亦实行茶马法。同时官府还利用垄断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茶叶供应，作为控驭少数民族的物质手段。行销四川内地的茶叶，则由买茶场将收买园户的茶叶，取息十分之三，直接卖给商人，准予贩行川峡四路充民用食茶，但不得与少数民族交易。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赵开又废除了行销四川内地的官买官卖，行茶引法，准允商人买引向园户买茶CS。至此，除茶马法所需的茶叶仍由官买官卖外，其余都实行商买商卖的茶叶专卖制度。
　　
　　宋朝的茶叶专卖制度已相当完备。凡违犯引法规定的条款，都要受到没收茶货及笞、杖、徒、流的刑罚。伪造茶引和结伙持杖贸易私茶，遇官司擒捕反抗者处死。无引私茶许人告捕，官司给赏。官吏违法徇私，亦依法治罪。这种茶叶专卖制度大大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解决了战马来源，对维护两宋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利益都起了重要作用，故为后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和发展。
　　
　　盐法
　　
　　国家对食盐征税和专卖榷禁的各种制度。中国盐法，代有变迁，由简而繁，由疏而密，日趋完备。唐玄宗开元以前为食盐征税和专卖制度建立时期，开元以后为食盐专卖制度日益完密的时期。
　　
　　宋朝建立了更为完备的食盐专卖制度。中央财政机构三司设盐铁使主管盐政，直属三司的京师榷货务主办盐的专卖和盐课收入。地方由朝廷委派高级官员或当地官员兼管盐政。产盐地设监置场，均派官管理盐的生产。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又在路一级设置提举茶盐司，主要管理盐的生产和销售。盐的生产，一是官制，二是民制官收。官制食盐皆招募农民，给口粮工钱，按年完成官定课额，全部食盐归官府。民制食盐，专置户籍，称盐户，官给煮盐工具和煎盐本钱，免除科配徭役，只以盐货折纳二税。盐户产量由官府定额，全部按官价收买。超产食盐称为浮盐，略增价钱收买，任何人不得私卖。其食盐销售，宋初是“官鬻通商，随州县所宜”，没有固定的制度。
　　
　　官卖法就是官运官销，盐利收入主要由地方支配。宋初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食盐都是实行官运官销法。在东南漕运地区，利用运官粮的返程空船运输官盐，其他地区则派衙前、厢兵和征用民夫运盐。盐到州县后由官府置场或设铺CS。由于官盐价贵质劣，民不肯买，往往强制抑配。售盐办法主要有令民缴纳丁盐钱的按丁配盐法；二月育蚕时按户配盐，六月蚕事完毕随夏税用丝绢折纳的蚕盐法；按财产多少和户等高下强迫购买一定数量食盐的计产配盐法；把一个地方的盐立收入承包给商人，令其先纳钱入官，准其领盐贩卖的买朴法。如此等等，弊病百出，残害人民，引起反抗。加上朝廷扩大通商地区，增加中央盐利收入，官卖法就逐渐被通商法代替。到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官卖法只在福建、两广一些地区继续实行。
　　
　　通商法是官府把官盐卖给商人销售，盐利归中央直接支配。它主要有交引法，盐钞法和盐引法三种。交引法始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当时为解决沿边军需困难，令商人向边郡输纳粮草，按地理远近折价，发给交引作为凭券到解池和东南取阎贩卖。随后又允许商人在京师榷货务入纳金银钱帛和折中仓入纳粮米，发给交引支盐抵偿。由于商人操纵物价，谋取暴利，亏损国家盐利收入，交引法逐渐被破坏，不能继续执行。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范祥为制置解盐使，乃行盐钞法。即按盐场产量定其发钞数量，统一斤重，书印钞面。令商人在边郡折博务缴纳现钱买盐钞，到解池按钞取盐贩卖。并在京师置都盐院储盐，平准盐价，盐贵卖盐，盐贱买盐，还允许商人凭钞提取现金。这样就保证了钞值的稳定，保证了消费者和商人的正当利益。官盐得以畅销，盐利得以增收。宋神宗时，东南地区也实行盐钞法，买解盐发解盐钞，买东南盐发末盐钞。末盐钞由京师榷货务发行。崇宁以后，蔡京执政，盐钞法普遍推行于东南地区。随着官府加紧聚敛，滥发盐钞，钞与盐失去均衡，商人持钞往往不能领盐。蔡京又印刷新钞，令商人贴纳一定数量的现钱，换领新钞。此举加重了商人负担，并使盐钞失去信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蔡京乃创行盐引法，用官袋装盐，限定斤重，封印为记，一袋为一引，编立引目号簿。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领引，凭引核对号簿支盐运销。引分长引短引。长引行销外路，限期一年，短引行销本路，限期一季。到期盐未售完，即行毁引，盐没于官。故引仍是变相的新钞，时盐引又称钞引，只不过在盐钞取盐凭证的基础上增加了官许卖盐执照的性质，并在行销制度方面更为严密而已。盐引法在南宋一直继续实行，唯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赵开在四川创行的盐引法则略有不同。其做法是：井户煮盐不立课额，商人纳钱请引，缴纳引税、过税、住税，总井户直接买盐CS。官置合同场负责验视、秤量、发放，以防私售，并征收井户的土产税。废除官买民盐然后卖给商人的中介环节，直接征收井户和盐商的税钱。
　　
　　为了保证食盐专卖制度的贯彻执行，官府还规定了各产地食盐的贩卖区域，越界、私卖、私制和伪造盐引，超额夹带食盐者都予严惩。故宋朝盐法较唐朝更为完备和严密，盐利收入更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源。
　　
　　和籴
　　
　　原指官府出资向百姓公平购买粮食。唐中期以后，逐渐成为官府强加于百姓的抑配征购。始见于北魏孝明帝”收内郡兵费与民和籴，积为边备“。
　　
　　唐建国初，即行和籴。中唐以后，和籴往往通过各府县按散户配人的方法强制进行。不仅没有公正的价格，而且在付值时多以”杂色匹缎“充数，使民户又受到一层剥削。和籴之粮还强令民户运到指定州县。从开元年间（713～741）起，唐ZF多次下令，力图消除和籴中的积弊，但成效不大。
　　
　　宋代和籴比唐代更加广泛。官府和籴的籴本，包括铜钱、铁钱、银、盐、茶、香药直到纸币、官告、度牒等。和籴有博籴、便籴、对籴、结籴、表籴、寄籴等几十种名目，实际上大致可分置场和籴与抑配征购两类。置场和籴是官府在指定地点招徕富豪、商人CS粮草。由于富豪、商人和官吏通同作弊，操纵粮草价格，CS劣质粮草，官府往往亏损籴本。宋廷为扭转籴本亏损的局面，加之某些时期的财政危机，遂愈来愈多地实行抑配征购，按人户的户等、家业钱额、税钱额、税粮额、顷亩额强制摊派和籴，又采用支移、折变、加耗、大斗、大斛等名目，额外加税。北宋时，河东路十三个府、州、军两税额为三十九万余石，和籴额达八十二万余石，而籴本不断减克，似有实无。宋高宗时，四川税粮一石，承担和籴一石，谓之对籴。宋孝宗时，曾令两浙、江东路，有田一万亩，要承担和籴两千五百石。南宋后期，民间和籴负担尤重，常熟县（今属江苏）秋税为七万余石，而和籴额却多至三十万石，少亦不下十四五万石。官府从纸币、官告、度牒之类作籴本，所值无几，又因胥吏、揽户等层层贪污勒索，地主转嫁和籴负担，对农民造成极大的骚扰和痛苦。
　　
　　辽于沿边诸州广设和籴仓，所储达二三十万石。金代和籴亦采用抑配的方法，甚至不给价。宣宗南迁后，和籴更重，百姓弃业流亡者极多。元代和籴包括粮草，其值以钱钞或盐引支付。每岁收粮数十万石，以供应上都、和林，并作备荒之用。和籴草料主要在大都（今北京）周围进行，盐两斤折草一束，岁收草达八百万束。明清两代常平仓中的古物，有一部份即从民间籴入，官吏克扣、给价不足等弊端仍然存在。
　　
　　和买
　　
　　原意是指两厢情愿公平交易。唐代孔颖达认为，和买始见于先秦。后和买逐渐变为官府强取民物。唐初和买包括丝织品、牲口、砖瓦木材、柴草、冬藏菜甚至奴婢等。中唐以后，为应付军需及官府的种种需要，和买范围更为广泛。唐代和买不论民户家产多寡，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缘户散配的方法进行，贫苦民户往往被迫以高价从市场或富户手中购买用来缴纳的物品。因此，名为和买，实为抑夺，与赋役的抑配方式实无二致。
　　
　　宋时”和买“大多是官府向民间购买丝麻产品，以保证庞大常备军的军装供应。为此，宋太宗到宋真宗时，经马元方、王旭、李士衡等人创议，开始实行预买，即向民间预支和买本钱，而以丝麻产品随两税纳还官府。预买推行于河北、京东、京西、淮南、两浙、江南、荆湖、川峡等路，逐渐成为和买的主要形式，故宋人或将预买与和买混称，或合称和预买。大致自宋仁宗时，各地已用不同方式减克和买本钱，景祐时，和买紬绢一百九十万匹，庆历时，增至三百万匹，和买成为民间沉重的负担。北宋晚期，和买已部分演变为定额税，南宋初期，更完全演变为定额税，官府不再支付和买本钱。和买一般按人户家业钱额、税钱额摊派，某些地区还适当参照户等。如四川自宋神宗时，规定乡村上三等户摊派和买，四、五等户不敷和买。南康军（今江西星子）每税钱四百三十文，起敷和买一匹。婺州（今浙江金华）某些县人户自三十贯家业钱以上，起敷和买。官户和乡村上户往往采取诡名子户的办法，即将一户分成数户以至数十户，以降低户等，向乡村下户转嫁和买负担。在不少地区，和买额超过夏税额，成为南宋的重赋。
　　
　　金代官府的和买亦通过抑配方法进行，范围包括军器、金银及各种物料。诸王驸马也借权势和买诸物。元代采用按户等或赋税、土田数额摊派的方法，凡军用物资、宫廷消费、官府日常用品皆在和买之列。但对和买之物给价很少或不给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赋役。明清两代，和买称为“采办”，虽有不许扰民的规定，但官吏仍向商民勒索。
　　
　　科举考试制度
　　
　　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设立各种科目公开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没落。历经一千三百余年，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观念和社会风尚有重大影响。
　　
　　创始　在隋朝以前，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各代不同，但荐举任官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魏晋南北朝奉行“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把持乡举里选，垄断仕途。品评士人、选拔官吏时，强调士庶之分和门第高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加之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存在“官多民少，十羊九牧”，“清干良才，百分无一”的现象，使荐举制积弊暴露无遗。隋朝立国后果断进行改革，废除九品中正制，创建科举考试。
　　
　　隋朝科举考试属初创阶段，为地方荐举与中央考试相结合。开皇七年（587）定制，每年各州荐举贡士三人入京考试，成绩优异者称秀才。十八年（598）分科考试，当时仅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由京官五品以上和地方总管、刺史荐举考生。隋炀帝即位后，扩大为包括文才、武艺、品德、治能等方面十科，由文武五品官以上荐举，规定有一艺可取即应采录，且随才升擢。同时设进士科，用诗赋、试策进行考试。这是科举制度确立的重要标志。由于科举考试公开进行，有规定的知识结构作为公认的主要录取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平等地公开竞争，尽管此制当时尚不完备，但已显示其选拔人才的一定优越性。科举制度的产生适应了封建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把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中收归朝廷，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被后来历朝所沿用。
　　
　　形成与完备　唐承隋制，使科举考试制度化并逐步完善。唐初科举分两种：①常科，岁考一次，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其中秀才科为尤异之科，录取者甚少，高宗时即废；明法、明书、明算考选专业人才，“虽常行，但不见贵”，故明经、进士成为常科主要应试科目。②制科，由皇帝主持，按形势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制科名目繁多，其中较常见的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宏词、才堪经邦、武足安边等科。科举考生来源有：由各级学馆荐举者称生徒；经州县荐举者称乡贡。乡贡名额由中央分配，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不受名额限制；不论门第等级和贫富，均可怀牒自列于州县参加考试，逐级选拔到京师，会同生徒参加尚书省考试。应制科试者有现任各级官吏和业已进士、明经登第授官之人，大都由大臣荐举。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当时有才识之士大都愿报考进士科，百人仅取一、二人；而明经科主要考核对经典之记忆，常十取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称。制科是按形势需要设科，命题大都与政事有关，往往出现有识之士利用策试大胆直言，针砭时弊，提出改革政治主张，其中曾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政治家。唐代已有较正规的考试程序与考试规则。常科录取等第一经尚书省礼部试合格后，明经科为四等，进士科分甲乙科，但仅获出身，须再经吏部试后方可入仕。吏部试项目有四：一曰身，指形貌端正丰伟；二曰言，指语言清晰有条理；三曰书，指书法遒美；四曰判，指判案文词是否得当，考察吏治能力。制科分五等，但仅从第三等录取，称甲科，四、五等为乙等；登第后立即授官，升擢较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设武科考试，由兵部主考，课试方法如文职明经、进士考试之制。武科考试科目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以及马枪、翘关、负重等，从考生中录取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材气且可为统帅者。如文职官吏要求参加武选，则取身高六尺以上、年龄四十以下，强勇且能统帅部队之人。
　　
　　宋朝科举沿唐之旧，更为完备。其科目以进士为重，增加殿试，由皇帝亲策。考试内容从神宗起改以经义为主。考试规则在唐“糊名”（密封考卷上姓名）基础上，进一步实行“誊录”，即另派抄书手将试卷用正楷誊录，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笔迹，以保证公正阅卷。考试时“锁院”，严禁出入，以防内外串通舞弊。殿试合格后分三甲发榜：一甲赠进士及第，前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三甲赠进士出身；三旧赐同进士出身，登第后即可授官。宋改为三年一考，扩大录取名额，允许礼部试落第举子复试，合格者仍可登第授职。在太宗、仁宗时，还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为由，限制大臣子弟报考，违者即使登第也罢之，以更广泛地吸取中小地主与平民阶层之士子入仕。但行之未久即废。宋代武科先考骑射，而后笔试。以策略成绩决定去留，以弓马武艺定名次高下。
　　
　　唐宋科举考试同样存在封建官场惯有的人情请托、权贵干预等各种弊端，但通过公开考试，鼓励竞争的措施，使选拔官吏有了一个知识才能的标准，扩大了官吏选拔途径，吸收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参加官府工作。这不仅改变了封建政权官吏的成份结构，使官僚队伍保持一定活力，而且有利于缓和地主阶级上下层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巩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统治。同时选拔了一些才识之士，有利于提高统治效能。当时的名臣、名相、学者、文士大都出自科举，武科中也选拔出像郭子仪等名将。科举考试还推动文化教育的普及，影响社会风尚。边疆各民族政权也相继效仿，通过科举考试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中国历代政区沿革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初并天下时为三十六郡，以后在南北新开拓的疆土上增置和原有郡的分置，至秦末约有近五十郡，大部分属于当时的“异姓七国”。秦县约近千个。汉初中央仅直辖十五郡，故省去秦制郡监，吏治由中央直接派丞相视察。武帝时增至一百一十郡，于是在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将京畿附近7郡以外全国的郡国分成十三个区域。这个区域称部，每部派一刺史（刺即监察之意）巡视吏治，故称刺史部。为了给每个刺史部取个名称，即借用了《禹贡》九州加上《职方》的两个州名，共为冀、衮、青、徐、扬、荆、豫、雍、梁、幽、并十一州，不过将雍州改称梁州，梁州改称益州。另有两个不在《禹贡》范围内的刺史部，即最北的朔方（河套）和最南的交趾（岭南），共为十三个刺史部，俗称十三州。东汉末年黄巾作乱，中央为加强地方权力，于公元188年（灵帝中平五年）以中央“九卿”出任州牧，掌一州军民，不仅有省察、举劾、黜陟权，同时还有兵权和治民之权。于是州逐渐形成为郡县以上一级行政区划，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
　　
　　东汉末年初州郡县三级制时，一州往往辖有十来个或者七八个郡，每郡领十几个县不等。可是到了南北朝后期不少的州只辖一二个郡，一郡只辖二三个或一二个县，有的州竟无县可领，有的仅存名目。实行了四百多年的州郡县三级制已完全丧失了原意。隋朝建立后，于公元583年（开皇三年）罢天下郡，以州领县，607年（大业三年）又改州为郡，从此州即是郡，郡即是州。共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县的基本数字无大变化，而县级以上机构却大大精简。唐初又改郡为州，恢复了州县制。
　　
　　唐代州一级行政区划中还有府。先是公元713年（开元元年）升首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又陆续升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驆过的州为府。五代十国时期各国首都和陪都均升为府。宋代升州为府的情况更多了，除了首都、陪都外，凡是皇帝诞生、居住、巡游过的地方以及地位重要的州，都升为府。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略高于州。
　　
　　五代两宋时地方行政区划中还出现军和监，军在唐时是军镇，原属军事系统，只管军队，将领称使，多设在边区。五代时军事行动频繁，军不仅管兵马，也辖土地民政，宋代沿袭五代行政制度，演变成地方行政单位，在今山西、河北、陕西沿边多设军。小的由知县兼军使，大的则由京官带原衔知军。监是由国家经营的矿冶、铸钱、牧马、制盐等专业管理机构，对国家财政收入关系很大，地方官无法兼管，故划出一定区域由监官管辖，变成地方行政单位。军监有领县不领县两种，领县的与州府同级，不领县的与县同级。领县的军监虽与州府同级，但一般地位低于州府。所以宋代县级以上政区有府州军监四类。
　　
　　唐代有三百多个州府，一千六百多个县，宋代疆域远较唐代为小，但府州军监总数也有三百余，一千二百多个县级政区。对这样庞大的府州，中央无法进行直接的统治，但又不愿在府州以上再增加一级行政机构，怕扩大了地方权与中央抗衡。于是就设计了一种由中央直接控制的监司机构，即所谓道路制度。将全国分成若干个称为路的区域，每路置转运使负责征收和转输各地的财赋。以后转运使职权逐渐扩大，兼及“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控制了一切地方行政事务，形成了分路而制的局面。真宗时，考虑到转运使权力太重，于是设置了提点刑狱使，总揽一路司法和监察，安抚使主持一路军事，而转运使专理一路财赋和民政。所以宋代一路有三种长官：转运使（简称漕司）、提点刑狱使（简称宪司）、安抚使（简称帅司）。总称监司。宋代的路有三种监司，各司其职，没有集权于一人一司，府州有事仍可直达中央。因而与魏晋的州和元以后的行省不同，不构成地方上一级行政机构，仍实行州（府）县二级制。
　　
　　道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或监察区划。始设于西汉。西汉的道，是设置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与县平行的地方行政区划。东魏、北齐置临时统辖数州的行台，是为隋唐以后道制的前身。唐至民国北洋ZF，历代均设道。
　　
　　隋文帝曾沿袭东魏、北齐旧制，设置过河北、河南、西南等道行台省，每道统辖十余州，但不久即废。至于地方行政区划，自隋文帝废郡，已为州县两级制。经过隋末农民起义及割据战争，唐初户口锐减而州县倍增，不便于中央政权的监督和领导，至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一方面下令并省州县，一方面又依据山川形势，划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开始并没有在每道设置固定的官员和办事机构，只是临时差遣中央或地方官员兼任的大使去进行巡察，名称有巡察、按察、黜陟、巡抚、安抚、存抚等使，分道有时也不是十个。武后时改御史台为左右肃政台，天授二年（691年）发十道存抚使，以右肃政台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等为之，渐趋固定化。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复为御史台，二年始置十道巡察使，由左右御史台及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充任，两年一替。按察的项目有六条：①察官人善恶；②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③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④察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⑤察德行孝悌，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蓍用者；⑥察黠吏豪宗兼并综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这六条和西汉部刺史察事的六条大同小异。但中央监察权的行使往往涉及到政事的处理和官吏的任免，因此在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诏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府以加强纠察权，除畿内州以外，都隶属于都督府，这样就产生类似东汉时州刺史转化为地方行政官的倾向。当时不少大臣反对这种权力过大的都督，因而废罢。
　　
　　由于十道监察区域过大，巡察不易，武周时开始有将其缩小的趋势。如武周曾析江南道置黔中道，析岭南道置安南道；中宗时江南为东、西两道，睿宗又析山南道为东西两道，陇右道析出河西道。但都还是临时措施，未成定制。到了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才正式分十道为十五道。即从关内道中析出京畿道，河南道中析出都畿道，山南道分为东、西两道，江南道分为东、西及黔中三道。其余河北、河东、瀤南、剑南、陇右、岭南仍各为一道。置十五道采访处置使，三年一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制。道的采访处置使即有固定辖区和治所，又有专停所属刺史职务，差人权摄的任免权，故“道”已渐向州的上一级行政机构转化。不久，边境诸道的采访使又多为节度使兼任，加上兼任支度、营田使，使军、民、财政三权集于一身，卒致酿成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之祸。
　　
　　安史乱起，内地的要冲大郡也遍置节度使。节度使对其下属诸州，具有专擅一切的权力。十五道采访使已不可能行使其监察权，乾元元年（758年）只得予以废除。同年稍后，设置观察处置使。从此或以节度使兼观察使，或以观察使兼防御、团练等使。节度使或观察使的辖区称为一镇，也称为一道。这种道大至十余州，小或二三州，分划时有变更，肃宗乾元（758～760年）时共有四十四道，德宗贞元（785～805年）时共有五十道，宪宗元和（806～820年）共四十七道。采访使虽已废除，但十道、十五道作为地理区划名仍沿用不废。故贾耽所撰地理总志仍以《贞元十道录》为名；杜祐《通典·州郡典》中叙唐制，仍作“分天下为十五部”。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虽按当时实际政区京兆、河南二府及华、同二州与四十七镇叙述，也仍依十道编排；所绘全国地图亦称《元和十道图》。《旧唐书·地理志》所叙州县乃唐末制度，仍依十五道编次。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沿唐制分全国为河南、河东、河北、关西、剑南、淮南、峡西、江南东西、浙东西、广南十道。至道三年（997年），改为十五路。辽置五京，各为一道，下辖府、军、州，大抵仿照唐制，随宜设官，各道不一，有盐铁、度支、转运、安抚、处置等使。
　　
　　府、州、军、监
　　
　　宋代地方政区。宋太祖建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取消节镇兼领支郡，使各州直属京师，向皇帝奏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尽罢天下节镇所领支郡，从此全国诸州直辖于中央。州的长官称知州事，简称知州。又设通判，大州两员，其余一员，不及万户者不置，广南小州有试秩充通判兼知州者，与知州均理一州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之政，而且“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
　　
　　宋与州级相等的还有府、军、监。“知州事、通判州事各一人，府、军、监如州。”设府者体制较尊，“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府有京府、次府之分。京府为首都或陪都所在地。宋初建首都开封府为东京，以陪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为西京，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升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为南京，庆历二年（1042年），升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为北京，遂有四京府，其余则为次府。南宋临安府称行在。
　　
　　府率以州升，多缘皇帝未即位时所封或任官之故，如宋太祖以归德军节度使代周，景德三年（1006年），升归德军所在之宋州为应天府。宋太宗以晋王嗣位，又尝领泰宁军节度使，政和六年（1116年）升晋州（今山西临汾）为平阳府，八年升泰宁军所在之衮州为袭庆府。宋真宗曾封襄王，而由寿王立为皇太子，政和六年，升寿州（今安徽凤台）为寿春府。宋仁宗曾封庆国公，宣和元年，升庆州（今甘肃庆阳）为庆阳府。宋英宗曾为齐州防御使，政和六年，升齐州（今山东济南）为济南府。宋神宗初领安州观察使，继加忠武军节度使，进封淮阳郡王，元丰三年（1080年），升忠武军所在地之许州（今河南许昌）为颖昌府，宣和元年，升郡名淮阳之陈州（今河南淮阳）为淮宁府，升安州（今湖北安陆）为德安府。宋哲宗曾授天平军节度使，封延安郡王，元祐四年（1089年）升郡名延安之延州（今陕西延安）为延安府，宣和元年，升天平军所在之郓州（今山东东平）为东平府。宋徽宗曾封端王，政和八年，升端州（今广东肇庆）为肇庆府。宋钦宗曾封定王，政和三年，升定州（今河北定县）为中山府。宋高宗曾授静江军节度使，进封康王，绍兴元年（1131年），升康州（今广东德庆）为德庆府，三年，升静江军所在之桂州（今广西桂林）为静江府。宋孝宗生于秀州（今浙江嘉兴），庆元元年（1195年），升秀州为嘉兴府。宋光宗以恭王立为皇太子，绍熙元年（1190年），升恭州（今四川重庆）为重庆府。宋宁宗初封英国公，进封嘉王，庆元元年，升英州（今广东英德）为英德府，二年，升嘉州（今四川乐山）为嘉定府。宋理宗以成国公登位，宝庆元年（1225年），升成州（今甘肃成县）为同庆府。宋度宗以忠王继位，咸淳元年（1265年）升忠州（今四川忠县）为咸淳府。
　　
　　州之升府，还因名同国姓者，如宣和元年，升赵州（今河北赵县）为庆源府。有因皇帝驻跸而升，南宋建炎末，高宗驻于越州（今浙江绍兴），绍兴元年，升为绍兴府。有因地望冲要而升者，嘉祐四年（1059年）、五年，复升并州（今山西太原）为太原府，益州（今四川成都）为成都府，即因“素号大府”；梓州（今四川三台）据“水陆之冲，为剑外一都会”，重和元年（1118年），升为潼川府。
　　
　　府、州分等，按政治或军事地位的轻重、辖境范围的大小、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分为都督府、辅、雄、望、紧，体制皆埒上州，及有上、中、中下、下之别。
　　
　　军有直属于路，与府州同级者，其地位与下州相埒。又有隶于府、州，与县同级者，即县治置军，由知县兼军使，史称“即县置军使”和“降军为军使”，并指此。如《宋史·地理志》载：开德府（今河南濮阳）辖德清军，即清丰县置军使；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辖保顺军，即无棣县（今山东无棣西北）置军使；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辖庆成军，即荣河县（今山西荣河镇）置军使。
　　
　　监为管理矿冶、铸钱、牧马、产盐区等而设，兼理民事。有直属于路，与府州军同级者，其地位与下州相埒。又有隶于府州，与县同级者。
　　
　　宋代全国地方两级行政区划，北宋元丰三年共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三十七、监四，宣和四年共京府四、次府三十四、州二百四十三、军五十二、监四；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共府二十七、州一百三十二、军三十四、监二。
　　
　　北宋漕运四渠
　　
　　北宋漕运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集运：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之地入五丈河达京。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中央三司使总领漕政，各路转运司（漕司）负责征集，发运司负责运输。北宋对运河进行一系列整治，恢复与完善坝闸制，并创建复式船闸。加之北宋漕线较隋唐缩短近半，故运输能力大增。
　　
　　汴渠的水源黄河仅有半年左右充沛期。为有效利用半年可航期，北宋仍承唐转般法，并以“平籴”为其基础，江湖、两浙，宿亳（淮南路）米麦，分别籴于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和泗州。发运使一员驻真州，督江浙等路粮运，一员驻泗州，负责真州至京师粮运。所在粮仓称转般仓，丰则增籴，饥则罢籴，将当纳粮额折交斛钱（额斛），另从本地仓储中代支起运（代发），诸路运转司所征漕粮交发运司。若耽误可航期，发运司则以一百万贯的“粜籴之本”，就近趁粮价贱而籴粮起运。此法自熙宁变法以来更趋完善，发运司的本钱从一百万贯渐升，最高达三百五十万贯，除保证六百万石的年运量外，真、泗二仓还有数年储备。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仓后，还可装官盐返航，增加了效益。发运司掌六千只左右漕船，纲运制进一步完善，熙宁二年（1069年）又招募客舟与官舟分运，征召一批商船直运至京。宋初东南六路漕米数目不定。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始定岁运江淮税米三百万石，至道初（始于995年）五百六十万石，大中祥符初（始于1008年）七百万石，其后渐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年）因运河设施完善，年运量达八百万石。漕运常额，自景德三年（1006年）定为六百万石，自天圣五年（1027年）起暂减为五百五十万石。金帛盐茶布等“东南杂运”均由运河运送。另如徐州冶铁，年运数达三十万斤。徽宗、钦宗时政治昏暗，漕政败坏。蔡京废转般法，改直运法；“花石纲”等危害漕运事件屡有发生，故运量渐减。钦宗时汴京被围，汴渠溃决，所入不及常数百一。
　　
　　北宋东京开封府有汴、蔡（惠民）、金水、广济（五丈）四河，流贯城内，合称漕运四渠。
　　
　　汴河即隋通济渠，唐时改称广济渠，俗称汴河。自孟州河阴县（今河南荥阳东北，故址已坍入河中）西汴口引黄河水东流，经郑州、中牟之北，至东京外城西分为两股，由宣泽、利泽两水门入城，合为一股，经里城御街州桥、相国寺前，东南又分为两股，由通津、上善两水门出城，合为一股，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之北，又经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宋城（今河南商丘）、下邑（今河南夏邑）、永城、宿州（今安徽宿县）灵璧、虹县（今安徽泗县）、青阳镇（今江苏泗洪）之南，又东南至泗州盱眙县（今已沦入洪泽湖中，宋时与今江苏盱眙县隔淮相对）汇入淮河。全长约六百公里。晚唐以后，河道堙塞，漕运不通。五代后周显德年间，曾几次疏浚，修筑堤防，自汴口至淮，舟楫始通。北宋时，东南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汴河则是北宋ZF获取江淮财富的主要运输线。
　　
　　蔡河的前身是战国时的鸿沟、西汉时的狼汤渠，魏晋时通称蔡水，为南北水运要道，唐末堙废。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导汴水入蔡，重加疏浚，又称闵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浚蔡河自都城至通许镇（今通许县），并设斗门以节水流。次年，又自新郑引洧水（今双洎河）凿渠东北流经尉氏西、中牟东，至东京外城南垣广利水门入城，史称闵河。入城后东接蔡河，折而南流，由普济水门出城，南流经通许、扶沟、太康、宛丘（今河南淮阳）等地，至项城（今河南沈丘）西注入颖水。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又在长葛县境内开渠二十里，将洧水上游与其南面的潩水（今潩水河）接通，亦作为闵河水源的一部份。在此以前又曾将洧、潩二水的下游疏经鄢陵、扶沟等县汇入蔡河。于是蔡河水量大增，“舟楫相继，商贾毕至，都下利之”。宋初开封城西南称闵河，开宝六年（973年）改称闵河为惠民河，东南称蔡河，后因惠民河和蔡河实为一条河流的两个河段，故有时称惠民河也包括蔡河河段。
　　
　　五丈河是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在南济故道基础上开浚而成的。河道自开封城西分汴水东北流，经东明（今河南兰考东北）、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至巨野西北六十里的济州合蔡镇注入梁山泊，出梁山泊沿着北清河（亦即古济水），“以通青、郓之漕”。宋建隆二年二月，疏浚五丈河，自都城开封历曹（今山东河泽西北）、济（今山东巨野南）、郓（今山东东平）等州，以通东方漕运。同年三月，因五丈河以汴河为源，泥沙淤淀，不利行舟，遂自荥阳县境内凿渠引京、索二水，东流过宗牟县，凡百余里，名金水河，至开封城西架槽横绝汴河，并设斗门，引入城壕，由外城西垣的咸丰水门东汇入五丈河。五丈河自东京外城北面的永顺水门入城，至东城善利水门出城。开宝六年又改五丈河名为广济河。
　　
　　上述漕运四渠经宋初疏浚和开凿后，形成了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宋史·河渠志》载，汴都“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但金水河主要作用是供给广济河的水源，兼及运输京西木材入都城，并无正式漕运之利。其他三渠则为东京经济命脉所系，连同漕引陕西诸州物资的黄河，历史上又合称漕运四河。
　　
　　三渠中以汴河最为重要。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两浙路）的漕粮百货，均由该渠运往京师，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进”。开封城内外数十万驻军，数十百万户居民，仰给在此一渠。所以宋人张方平说：“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蔡河主要输送陈（今河南淮阳）、颖（今安徽阜阳）、许（今河南许昌）、蔡（今河南汝城）、光（今河南潢川）、寿（今安徽凤台）等州所提供的粮食，可是它所沟通的地区却不仅限于此。自开封沿蔡河南下入颖、沙等水可与邓州（今河南邓县）、襄阳府（今湖北襄樊）等地相通，是仅次于汴河的另一条南北水运要道。
　　
　　广济河主要输送京东路一带提供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干德三年（963年），又疏导了定陶以东的菏水（大致相当今万福河流向），东汇入泗水（又称南清河），以通江、湖、漕路。沿线的定陶经济地位由此日臻重要，由干德元年初置发运务，开宝元年时又升为转运司，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广济也升为军，说明广济河已成为东京开封府与京东路水运交通的冲要。
　　
　　宋初开宝年间，汴、蔡两河由江淮地区运往都城东京的漕米每年不过数十万石。太平兴国初，两浙归附，漕运数增至四百万石。六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米，菽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至道初，汴河运米增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时，最高达七百万石。景德四年（1007年）定额汴河每年上供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内二十五万石止给太康、咸平（今通许）、尉氏等县军粮。惟汴河所云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是太仓储粮的主要来源。
　　
　　由于黄河流域自然条件的影响，漕运四渠通航上存在着不少不利的因素。例如汴河以黄河为源，故与黄河一样，有着水流量不均，含沙量高的特性。背诵ZF每年为了保持汴河的畅通，投入了大量人力与物力。首先是分黄河水的汴口，因黄河主漕摆动不定，需岁岁更易，以迎水势。汴河以下的河道因水流浑浊，非经常疏浚难以通航。大中祥符年间，规定三五年一浚，河床仍不免年年淤高。十一世纪初已形成了地上河。皇祐三年（1051年）始定“自河口浚治，岁以为常”。汴口冬闭春开，汴河每年通漕才二百余日。即使如此，至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以东雍丘、襄邑一带，汴河河底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为解决汴河泥沙来源问题，元丰三年（1080年），曾在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县汴口之间广武山北麓黄河滩地上开渠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堵塞旧汴口，避开黄河浊流。因洛水较清，史称引洛的汴河为清汴。元祐五年（1090年），因水源不足，又恢复引河为源，汴河依旧淤浅。北宋末年，汴河堤岸多处决坏，战祸频繁，汴政废驰，水流干涸，纲运不通。宋金对立时期，汴河全线堙废，灵璧以上已成陆道。洪迈《过榖熟》诗云：“隋堤望远人烟少，汴水流干辙迹深。”实为当时汴河的实景写照。数百年中原一巨川，至此堙为废迹。
　　
　　蔡河自宋初引闵河为源，水源较引汴时为清，淤浅亦较慢。此惟因洧、潩诸水下游都汇集于蔡河。这些发源于山地的河流，夏秋汛期，洪水迅猛，蔡河河床承受不住，往往泛决。金元之际，黄河屡次南决，夺蔡、颖入淮。至元泰定年间（1324～1327年），蔡河河底填淤，高出两岸地面，形成了地上河。此后长期为黄河男决改道之一，渐成平陆。
　　
　　金水河自宋乾德三年被引入皇城，作为宫廷后苑池沼水源。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被引入开封城内城，供官寺民居汲用，能提供给广济河的水源显著减少。熙宁年间，有人建议在汴河堤岸上置穴，引水入西贾陂、雾泽陂，补给广济河源，结果也不理想。元丰五年三月撤罢广济河辇运司，京东地区上供物资均由清河（古泗水）南流入淮，折而由汴河西运东京。移辇运司于淮阳军（今江苏邳县南古邳），名清河辇运司。同年，因金水河透水漕架于汴河之上，“舟至即启槽，颇妨舟行”，于是将架水槽拆除，广济河被迫停止漕运。后因京东漕粮由清河折淮，溯流西上，绕道太远，遂于元祐元年复建金水河架水槽，广济河才得意恢复漕运。南宋建炎以后，黄河常东决入泗，广济河亦渐被黄河泥沙堙废。
　　
　　北宋末年，漕运四渠先后堙废，开封的水运交通随之衰落。
　　
　　辽国兵制
　　
　　【蒙古军队横扫欧亚大陆，打遍天下无敌手，其兵制，多承辽国创设。《辽史》由元人编纂，于其优越处了解尤深，的确值得注意。宋人与辽金元之兵交战多次，败多胜少，于兵制上寻找原因，应有所启发。另，有关专文请参阅吕思勉：《历史上之民兵与募兵》。】
　　
　　上古之世，草衣木食，巢居穴处，熙熙于于，不求不争。爰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乱，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轩辕氏作，戮之涿鹿之阿。处则象吻于宫，行则悬旄于纛，以下天下万世戒。于是师兵营卫，不得不设矣。冀州以南，历洪水之变，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绥服之中，外奋武卫，内揆文教，守在四边。营卫之设，以备非常而已。并、营以北，劲风多寒，随阳迁徙，岁无宁居，旷土万里，寇贼奸宄乘隙而作。营卫之设，以为常然。其势然也。有辽始大，设制尤密。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出有行营，谓之捺钵；分镇边圉，谓之部族。【宫卫、行营、部族，为辽国军队主要构成部分。】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
　　
　　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即斡鲁朵，相当于宋朝的禁兵。每个皇帝置一宫，九帝，加应天皇后、承天皇太后、耶律隆运（韩德让），共十二宫，每宫平均出骑兵六千多，至承天皇太后时，可有五万一千精兵。】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辽史·营卫志上》]
　　
　　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春夏秋冬四时则有四捺钵，一年在外的时间居多。】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地，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
　　
　　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类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韦之类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曷术之类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遥辇九帐、皇族三父房是也。旧《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太祖之兴，以迭刺强炽，析为五院、六院。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分隶诸路详稳、统军、招讨司。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边防糺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东踰蟠木，西越流沙，莫不素服。部族实为之爪牙云。”[《辽史·营卫志中》]
　　
　　轩辕氏合符东海，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兵为营卫。飞狐以北，无虑以东，西曁流沙，四战之地，圣人犹不免于兵卫，地势然耳。辽国左都辽海，右邑涿鹿，兵力莫强焉。其在隋世，依纥臣水而居，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顺寒暑，逐水草畜牧。侵伐则十部相与议，兴兵致役，合契而后动。猎则部得自行。至唐，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析三耶律氏为七，二审密氏为五，凡二十部。刻木为契，政令大行。逊不有国，乃立遥辇氏代大贺氏，兵力益振，即太祖六世祖也。及太祖会李克用于云中，以兵三十万，盛矣。遥辇耶澜可汗十年，岁在辛酉，太祖授钺专征，破室韦、于厥、奚三国，俘获庐帐，不可胜纪。十月，授大迭烈府夷离董，明赏罚，缮甲兵，休息民庶，滋蕃群牧，务在戢兵。十一年，总兵四十万伐代北，克郡县九，俘九万五千口。十二年，德祖讨奚，俘七千户。十五年，遥辇可汗卒，遗命逊位于太祖。太祖即位五年，讨西奚、东奚，悉平之，尽有奚、霫之众。六年春，亲征幽州，东西旌旗相望，亙数百里。所经郡县，望风皆下，俘获甚众，振旅而还。秋，亲征背阴国，俘获数万计。神册元年，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俘户一万五千六百；攻振武，乘胜而东，攻蔚、新、武、嬀、儒五州，俘获不可胜纪，斩不从命者万四千七百级。尽有代北、河曲、阴山之众，遂取山北八军。四年，亲征于骨里国，俘获一万四千二百口。五年，征党项，俘获二千六百口；攻天德军，拔十有二栅，徙其民。六年，出居庸关，分兵掠檀、顺等州，安远军、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县，俘其民徙内地；皇太子略定州，俘获甚众。天赞元年，以户口滋繁，糺辖疎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立两节度以统之。三年，西征党项等国，俘获不可胜纪。四年，又亲征渤海。天显元年，灭渤海国，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有其众，契丹益大。会同初，太宗灭唐立晋，晋献燕、代十六州，民众兵强，莫之能御矣。[《辽史·兵卫志上》]
　　
　　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榖、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铁甲九事，马鞯辔，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鎗、骨朵、斧钺、小旗、鎚锥、火刀石、马盂、粆一斗、粆袋、搭（金毛）伞各一，縻马绳二百尺，皆自备。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榖骑四出抄掠以供之。铸金鱼符，调发军马。其捉马及传命有银牌二百。军所舍，有远探拦子马，以夜听人马之声。
　　
　　凡举兵，帝率蕃汉文物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诸陵及木叶山神，乃诏诸道征兵。惟南、北、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上遣大将持金鱼符，合，然后行。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覈籍齐众以待。自十将以上，次第点集军马、器仗。符至，兵马本司自领，使者不得与。唯再共点军马讫，又以上闻。量兵马多少，再命使充军主，与本司互相监督。又请引五方旗鼓，然后皇帝亲点将校。又选勋戚大臣，充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又选诸军兵马尤精锐者三万人为护驾军，又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又选骠悍百人之上为远探拦子军，以上各有将领。又于诸军每部，量众寡，抽十人或五人，合为一队，别立将领，以备勾取兵马，腾递公事。
　　
　　其南伐点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鸳鸯泊。及行，并取居庸关、曹王峪、白马口、古北口、安达马口、松亭关、榆关等路。将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发，不得久驻，恐践禾稼。出兵不过九月，换师不过十二月。在路不得见僧尼、丧服之人。
　　
　　皇帝亲征，留亲王一人在幽州，权知军国大事。既入南界，分为三路，广信军、雄州、霸州各一。驾必由中道，兵马都统、护驾等军皆从。各路军马遇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至宋北京，三路兵皆会，以议攻取。及退亦然。三路军马前后左右有先锋。远探拦子马各十数人，在先锋前后二十余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驻，下马侧听无有人马之声。有则擒之；力不可敌，飞报先锋，齐力攻击。如有大军，走报主帅。敌中虚实，动必知之。军行当道州城，防守坚固，不可攻击，引兵过之。恐敌人出城邀阻，乃围射鼓譟，诈为攻击。敌方闭城固守，前路无阻，引兵进，分兵抄截，使随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所过大小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击，及与邻州计会军马，甲夜，每城以骑兵百人去城门左右百余步，被甲执兵，立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驰还勾集众兵与战。左右官道、斜径、山路、河津，夜中并遣兵巡守。其打草榖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团为队，必先斫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攻城之际，必使先登，矢石檑木并下，止伤老幼。又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军退，纵火焚之。敌军既阵，料其阵势大小，山川形势，往回道路，救援捷径，漕运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后于阵四面，列骑为队，每队五、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各有主帅。最先一对走马大譟，冲突敌阵。得利，则诸道齐进；若未利，引退，第二队继之。退者，息马饮水粆。诸道皆然。更退迭进，敌阵不动，亦不力战。历三日，待其困惫，又令打草榖家丁马施双箒，因风疾驰，扬尘敌阵，更互往来。中既饥疲，目不相覩，可以取胜。若阵南获胜，阵北失利，主将在中，无以知之，则以本国四方山川为号，声以相闻，得相救应。
　　
　　若帝不亲征，重臣统兵不下十五万众，三路往还，北京会兵，进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界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统，止遣骑兵六万，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聚，不令种养而已。
　　
　　军入南界，步骑车帐不循阡陌。三道将领各一人，率拦子马各万骑，支散游弈百十里外，更迭觇逻。及暮，以吹角为号，众即顿舍，环绕御帐。自近及远，折木稍屈，为弓子铺，不设鎗营堑栅之备。
　　
　　每军行，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俟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余力，成列不战，退则乘之。多伏兵断粮道，冒夜举火，上风曳柴。馈饷自赍，散而复聚。善战，能寒。此兵之所以强也。[《辽史·兵卫志上》]
　　
　　辽之为国，邻于梁、唐、晋、汉、周、宋。晋以恩故，始则父子一家，终则寇雠相攻；梁、唐、周隐然一敌国；宋惟太宗征北汉，辽不能救，余多败衄，纵得亦不偿失。良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固然也。高丽小邦，屡丧辽兵，非以险阻足恃故欤。西夏弹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勇过人，能使党项、阻卜制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势耳。虽然，宋久失地利，而旧《志》言兵，唯以敌宋为务。踰三关，聚议北京，犹不敢轻进。岂不以大河在前，三镇在后，临事好谋之审，不容不然欤。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宫丁、大首领、诸部族，中京、头下等州，属国之众，皆不与焉。不轻用之，所以长世。[《辽史·兵卫志下》]我是TT的坚定追随者。
　　
　　参考资料
　　
　　[中华民国]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元]脱脱：《宋史》
　　
　　[元]脱脱：《辽史》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第一版
　　
　　范文澜：《中国通史》
　　
　　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61年2月新1版
　　
　　叶坦：《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生活·读数·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一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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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1]宋太祖由陈桥兵变，遂登帝位。查初白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盖以为世所稀有之异事也。不知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至宋太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废帝王从珂；从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辙也。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计诸镇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军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镇既由兵士拥立，其势遂及于帝王，亦风会所必至也。（赵翼《廿二史札记·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
　　
　　[Tony2]宋太祖治内之策，大抵沿袭周世宗，其对外则与之异。世宗之意，似欲先恢复燕、云，故于南唐、后蜀，皆仅加以膺惩，使不能为患而止。太祖之意，则主先平定中国，故不仅对辽专取守势；即于北汉之恃辽为援者，亦姑置之。此固不易言其得失。惟周宋间适值辽穆宗在位，国势中衰之际；至中国平定，而辽势亦已复张矣。从事后观之，失此机会，殊为可惜也。（吕思勉：《本国史答问·中古史四》）
　　
　　[Tony3]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后世子孙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释兵权为美谈。至南渡后，奸臣犹托前议，罢三大帅兵以与雠敌连和，岂太祖、赵普之谋误之耶！然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明]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收兵权》）
　　
　　[Tony4]《宋史·职官一》：“唐承隋制，……其初立法之意，未尝不善：盖欲以名器事功，甄别能否。又使不肖者绝年劳序遣之觊觎。……殊不知名实混淆，品秩贸乱之弊，亦起于是矣。宋承唐制，抑又甚焉。……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所职者，十常八九。”与此成相对照，《辽史·百官志一》：“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后世沿名，不究其实。吏部一太宰也，为大司徒，为尚书，为中书，为门下。兵部一司马也，为大司马，为太尉，为枢密使。沿古官名，分今之职事以配之，于是先王统理天下之法，如治丝而棼，名实淆矣。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Tony5]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角力而灭其国，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者。独宋初不然。……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不知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弱更甚也哉？”
　　
　　[Tony6]“燕、云十六州，亦称幽蓟十六州。晋高祖石敬瑭，后唐时出镇河东。废帝移之镇天平。敬瑭反，废帝使张敬达围之。敬瑭求救于契丹，许割十六州为赂。契丹太祖自将入援。败唐兵。册敬瑭为晋帝，称臣于辽。十六州为形胜之地。割弃后，山西方面，尚有雁门内险可守；河北方面，仅恃塘泺，以限戎马之足；契丹一入寇，即长驱直抵大名。北宋一代，所以始终受契丹之威胁者以此。”[吕思勉：《本国史答问·中古史四》]
　　
　　[Tony7]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后乃取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直罝中兔耳，将安往哉！太祖、赵普雪夜之言，亦朴遗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平北汉》]
　　
　　齐贤之论其知本矣；然徒知辽未可伐，而不知燕、蓟在所当取。岂惟齐贤，虽赵普、王禹偁亦不之知也。盖燕、蓟之所当取者有二：一则中国之民陷于左衽，二则中国之险移于夷狄。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时未有可取之机耳。[[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契丹和战》]
　　
　　[Tony8]唐制，以中书门下为政本，凡由他官入相者，必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若官至侍中、中书令，则为真相，不复称平章事。五代及宋初犹然。赵普以乾德二年入相，称平章事，太平兴国六年再相，官司徒兼侍中，即不称平章事，用唐制也。是年，以太保兼侍中，三入相，结衔仍称平章事。嗣后遂以为例，虽侍中、中书令不加平章事，皆使相，非真相矣。
　　
　　[Tony9]这是后来王安石变法参考的一种方式。王偁《东都事略·王安石传》：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增价收籴；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粜。凶岁谷贵伤民，故减价出粜；使蓄积之家，无由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也。安石以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粜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
　　
　　[Tony10]真宗继位方四年，如此庞大的官员总数，当然是太宗时代遗留下来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宋祈疏言：“朝廷有三冗，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冗官之上，又加冗费。”徽宗时，卢策疏言：“皇佑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百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此军官之冗费也。
　　
　　[Tony11]官员退休仍有一半的薪俸，与优待官员一样，仍然是拉拢手段。当时统治者通过科举制度，拉拢地主阶级，一旦入仕，则当官有厚禄、退职有恩礼、子孙有荫补。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于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Tony12]“此事太不近情，殊不足信。《宋史》本纪论赞，谓宋是时实惧和议破裂，以辽人信天，乃托天瑞以愚之。虽出揣测，颇近情理。然天书事起，而斋醮、土木，遂随之而作。妄战、糜财、附会之徒竞进，积弱之势遂成，则欺人适以自欺矣。”[吕思勉：《本国史答问·中古史四》]
　　
　　[Tony13]当国家危疑之势，定社稷，安人生，此天下之所谓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济。夫转户者系枢，智者于安危之际，亦能得其枢而转之耳。方宋真宗之寝疾也，事皆决于刘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谓以奸邪乱政，钱惟演复以后戚佐之，一有摇动则宋事去矣。当时寇准、李迪皆忠臣，其计皆在逐谓与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策而济，已非善处人母子之间，且虑无以善其后；此策而不济，则祸岂可测哉？周怀政之死，太子得不废者，特天幸也。夫当时不难逐谓，而难于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则吕、武之事且复见。奸人之欲为谓者，皆是也，可尽逐哉？后心安则去谓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夫后直惧刘氏之不安耳，非有则天改姓易命之志也。彼晓然知太子安而己安，岂忍复为邪谋也哉？盖自是而小人侥幸之计始不得入，则曾之一言有以深动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进则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为智也。莱公号为能断大事，然于此不如沂公远矣！[[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丁谓之奸》]
　　
　　[Tony14]“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纷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削其窥觎之执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天书封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