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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铭：一个思想者的书——读《中国人的思维批判》
中华文化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方铭
 
2010年06月18日14:54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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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有识之士，面临社会困境，总在思考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如当夏桀暴掠，商汤作《汤誓》，云“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商汤认为，夏朝的问题是夏桀多罪，解决的办法就是消灭夏桀。及商之末，周武王伐纣，作《泰誓》，曰“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商纣王无道，解决的办法“取彼凶残”。
战国时期，天下混乱，《道德经》思考解决办法，提出用“无知无欲”的方法，实现天下和平，所谓“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知者不敢为，则无不治”；又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墨子分析战国混乱的缘由，认为皆起于自私自利，“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自上古至中古，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偶尔的混乱，而近代以来，除了混乱以外，还有一个积弱落后的问题。因此，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了探究中国落后的根源问题上。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重虚不重实，所谓“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因此，郑观应建议“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议，精理农商，籍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原强》中指出，国家的富强有赖于自由，“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得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得皆得自由始”。并认为，自由是西方文明，西方世界由于人人各得自由，所以国国也各得自由，法律政治的设立目的就在于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论世变之亟》云：“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
上世纪初，随着清朝政府的土崩瓦解，中国学术界开始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了彻底清算，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因此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救市良方。可惜的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并没有进入一个科学与民主的时代，而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和混乱之中。
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又一次有了接触世界的机会，人们发现，对清朝政府的清算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抛弃，并没有带来中国当代社会物质的文明和精神的文明。那么，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社会黑暗、道德混乱、民风庸俗、百姓流离失所的真正原因，虽然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问题，但是，某种制度和文化的选择，必然有比制度和文化更深入的东西在左右着有选择权的人。所以，把中国的问题，仅仅归结为制度或者文化层面，显然是简单化了。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旗帜鲜明地提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这个观点的提出，超越了制度和文化的层面，而看到了影响制度和文化选择的更深层次的东西，的确具有震聋发聩的效果。
楚渔先生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中，对自己关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导致中国落后的论点，进行了仔细的阐述，作者认为，现在中国落后论的主流说法都是错误的论断，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有抽象思维能力薄弱、思维方法混乱而僵化的特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严重损害自己的私利，中国人的智慧是谋略，而西方的智慧是思维工具和科学，今天，中国人从头到脚，衣食住行，都是西洋传过来的，中国人剩下的，就只有中国话、中国菜和中国式思维。中国人是实用主义者，古希腊人是理想主义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不进步的原因。
楚渔先生并没有停留在发现问题阶段，他还提出了解决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办法。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正确的东西很难传播，中国的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严重脱节。作者引用怀特海《教育的目的》一书的话作为篇头语：“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而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作者认为，通过改良教育，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指导人行动的内在活动程式，毫无疑问，思维主体的活动，始终受到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必然决定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楚渔先生通过大量的事例，并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洋和西洋人的思维放在一起，进行仔细剖析，指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应该说，楚渔先生的结论是发人深省的，是有道理的。
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的价值，不单在于在探究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问题根源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当今天我们大家都沉浸在成就和荣耀的虚幻境界的时候，不再或者很少有人还能考虑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天的问题和国人的国民性之间的联系的时候，楚渔先生重提这个话题，促使我们时刻保持民族反省的戒心。三省吾身，三思而行，对于一个个体生命是需要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同样是需要的。不断地深刻地反观自身，“观过”，“见其过而内自讼”，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走向未来的必然门径，也是未来的中国社会能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的力量源泉。无疑，楚渔先生体现了一个思想家的气魄。
楚渔先生把解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任务，交给了教育，这是非常有见识的。事实上，一切现实的困惑，都与教育的失败密切相关。教育的失败包括教育的不作为，教育的误导等因素，但是，实施教育的主体，无疑是这些错误的最大根源。可是，教育又必须由这些现成的人来实施，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事实上，从先秦至今，中国社会，历来不缺乏独立的思考者，也不缺乏正确的思想。但是，我们仔细考察中国社会的无数次转折点，真正正确的思想，并没有被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如《史记?商君书》所载，商鞅游说秦孝公，本来首先推介的是“帝道”，即“天下为公”的尧舜之道，秦孝公不听。商鞅改为游说“王道”，即夏、商、周三代的“德”治思想。德治的特点是领导人虽然建立了不公平的“家天下”社会制度，而领导人自己又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秦孝公仍然不听。商鞅改为游说“霸道”，即五霸之道。霸道的特点是领导人拥有自己的特权，但仍然给百姓一定的利益，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领导人吃肉，也给百姓一点汤喝。秦孝公终于感到商鞅的话有中听的地方。商鞅明白秦孝公的心思，索性再等而下之，向秦孝公推介富国强兵之术。富国强兵之术的特点是完全抛弃仁爱是非，以吏为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秦孝公大悦，认为人生苦短，有为的君主，一定要在自己的任期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不能修文德等待百年之后。
商鞅明知道秦孝公的境界低下，但是，投其所好，而背弃理想，并设置严刑峻法，在精神和肉体上剿灭理想的坚守着，这才有暴秦和专制制度的崛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国历史的悲剧，往往缘于机会主义者的倒行逆施，以及专制统治者手段的残忍。而中世纪欧洲的残酷性，与中国历史的悲剧也颇为接近。所以，引用《礼记?大学》的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培养中国人思维方式中坚定追求明德至善的“新民”，是我们教育的首要任务。
如此说来，楚渔先生《中国人的思维批判》，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完全寄托在通过教育改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仍然感到离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很遥远。事实上，楚渔先生所论述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中国人独有；楚渔先生所论述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从中国人的身上寻找到端倪。同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无限复杂的，中国社会也曾经是充满了快乐的。如果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对立起来，就像过去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一样，忽视了人类有其共同的价值追求，人类存在着普遍价值观。
读了楚渔先生的书，我们更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中，如楚渔先生所描述的那样的思维方式，随着社会的变迁，渐渐成了占有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而要改变这一切，是不是真的可以通过现在教育制度的框架，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
我期待着楚渔先生能对以上问题，进行不断的研究，提出解决的方法，以拯救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未来。
（作者介绍：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屈原学会常务副会长。只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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