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pro6 plus固件:《领导者》杂志专访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女士

《领导者》杂志专访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心女士

　　2011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决议就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道歉，承认法案违反了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的平等原则。该法案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针对特定国籍或者族群的人所通过的歧视性法律。参议院的这个道歉决议为早期在美华人这段屈辱历史画上了句号。

　　推动这一决议的主要参与者是美国众议院议员赵美心女士。这位大学教授出身的政治家，是首位当选国会议员的华裔女性。《领导者》杂志驻美记者张娟于2011年12月在华盛顿对赵美心女士进行了专访。

奥巴马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国会亚太核心小组成员。左五为赵美心议员

赵美心议员坦承早年并不知道华人那段悲惨历史。学习那段历史之后，她立志为华裔社区效力

　　1. 就《排华法案》道歉一事到底有什么重大意义？它对解决亚裔社区面临的其它紧迫问题有什么帮助？

　　《排华法案》的发生是因为美国人严重的敌视行为的后果。19世纪，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他们却遭遇了全美各地包括国会异常严重的敌视行为。国会的政治家互相联手，试图通过限制中国人的歧视性法律。这一行为的结果是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法案剥夺了这些中国人的很多权利，包括成为美国公民、进行投票的权利，以及移民的权利。因为法案严厉的移民规定使得很多家庭不能团聚。这些中国人（并且只有中国人）还被要求时刻携带证件在身，否则即使是成为美国公民的华裔，仍旧会被遣送回国。这些极端的法律直到1946年才被废除，前后经历了60多年之久。这期间，法律对中国人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止这些法律只是因为二战中国作为美国盟友的必要。但是，《排华法案》从来没有做出任何道歉、歉意或者内疚的表示，然而法律却对中国人有那么长时间的负面影响。例如，（因为有这个法案）有些生活在大洋两岸的家庭家人之间互相不认识。因此，我认为是时候让国会就此道歉，意识到曾经对中国人所做的事情，这也就是这个议案的重要意义所在。这个议案在参议院获得两党的全票通过，显示出民主党和共和党意识到这件极其不愉快的事情，事实上，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特定族群的歧视性法律。

　　全票通过就《排华法案》道歉一事，显示出华裔的力量，鼓励华裔以及其他族群的人类似的事情是可以做成的。

　　2. 最近，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以此来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势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反美情绪也在加强，有些人对美国怀有极大的敌对情绪。在您看来，两国必须是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吗？如何促进一个健康的两国关系？

　　我认为两国都已经认识到在发展健康经济方面，双方存在着依存性。有很多情况都需要我们依靠对方来保证公司的健康发展。最近，我很高兴地看到美国有这样一些民调，即两国相互交织的关系使得美国人认识到，美国与亚洲的经济关系要比与欧洲的还重要。美国人的态度在转变。与此同时，我们在一些领域上存在分歧。我认为两国在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领域各抒己见是很重要的。例如，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盗版美国电影的事情，这对美国损害很大，我们需要就此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需要中国采取行动停止这些行为。

　　3. 总的说来，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您是如何处理反华言论的？

　　在这个领域，我确实有一些严重的担忧。你能够看到很多国会议员发表很强烈的反华观点，这让我很担心。因为我们都知道两国在经济上是互相依赖的，这就是我为什么率领国会亚太核心小组代表团访问中国，以便了解更多的情况，寻找方法，处理这些恶劣的（反华）态度。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和我的民主党领袖会谈，讨论两国的经济关系。因为我相信在不必抨击整个中国，以及在传统的反华形象之下，是可以寻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所以，我认为讨论两国经济关系的真相是重要的，以此尽量处理业已存在的反华言论。

　　有时候，我们必须指出，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从经济交往中获得了所有利益，现实却是两国都从现有的合作关系中受益。例如苹果手机是在中国生产和组装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利润是到美国的苹果公司。

　　4. 旧金山市最近选出了一位华裔市长，您也是来自加州。什么原因导致亚裔在加州政治上的成功呢？

　　加州总是一个吸引很多中国移民的好地方。当然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离中国更近。早期的移民从1880年就开始了。从那以后，老移民又吸引了更多的中国新移民来到这里。我其实是住在蒙特利公园（洛杉矶附近一城市——编者注），这里有很多来自台湾和大陆的移民。这是一个很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多移民在这里可以买到自己的食物，可以用自己的母语和其他移民交流。作为一个结果，我们有些移民建立了一些社团，在一起（为这个族群）壮大声势。有这些社团以及一定数量选民的支持，对于选举当地官员是很重要的。

　　对我本人在蒙特利公园的选举来说，这些因素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有很多移民来自台湾，大约占城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是当地也有很多固有的居民，他们掀起了反移民、“英语独尊”的只讲英语的运动。他们想做一些丑陋的事情，如市区招牌仅用英语，图书馆只收藏英语图书。当他们通过了“英语独尊”的决议之后，我和其他几个人组织起来进行了反抗。我们得到了足够多的签名，迫使一位市政委员改变他的投票，这样这个“英语独尊”的决议就被否决了。

　　从那以后，我竞选市政委员的职位，这是一场艰难的选举。因为虽然我们人口占三分之一，但是并没有同样数目的投票，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华裔公民，有些人甚至没有登记投票。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有足够多的选民基础的。此外，我还很荣幸地联络到西班牙裔选民和白人选民，告诉他们我们之间应该建立一个桥梁，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城市联合起来，人们非常喜欢这个想法，于是我最后当选了。目前，在蒙特利公园还有加州其他地方，亚裔选民的投票数目真得提高了。你看到的旧金山市的选举结果就是一个例子。

　　5. 在您竞选国会议员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最难的事情就是打破所谓的上层关系网（尤指男性之间的网络）。那个时候，很少有亚裔尤其是亚裔女性竞选成功。作为结果，我就没有各种选举的网络，没有一群级别较高的人在那里帮助我。这里的关系网指的是一群地位较高的人组成的人际关系网。他们可以对一个新人说：“我们欢迎你，我们可以帮助你得到这个位子”。但是，我就没有这样的来自高级别的帮助，我必须要打破这一关系网。

　　当我第一次竞选州议会的席位时，真得是很难。相比之下，竞选市政府的席位要容易一些，因为地方小，我可以敲每一家的门，告诉他们我竞选的信息。但是在州级别就难很多，因为面积大很多，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大的群体来帮助你。所以，当时情况很难。不过，事情也有了一个转机。当时，国会议员索利斯（Hilda Solis， 现任奥巴马政府劳工部部长）决定支持我，她为我提供了很多至关重要的高层次帮助。她之所以帮助我也是因为在她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她本人也需要打破这种关系网。总之，这些一系列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6. 有些中国人认为，在华裔美国政治家中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派系政治，相比其他族群如犹太人和西裔人士，中国人在为共同利益奋斗方面没有他们强烈。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印象正好是相反的。其实有很多华裔政治家走到一起、互相帮助、为某个事业而奋斗的事例。例如，在《排华法案》问题上，我得到了很多来自全美各地华裔政治家的帮助，大家意识到就这一法案道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组织层面上，例如在洛杉矶，我们有华裔当选政治家联合会，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为华裔政治家——不管是出生在哪里——提供各类帮助，是一个试图把所有华裔联合在一起的组织。当有些政治家竞选很重要的席位时（都获得了很多华裔的帮助），例如，当John Chen竞选加州主计长；我在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华裔政治家（尤其在当地）对我寄予了大力支持。

　　7. 你的华裔背景或者中国文化的背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你的政治思考和日常工作呢？

　　实际上，我的华裔背景让我踏上了从政这条路。我最初打算是成为一名计算机专家。我本科是学习数学的。大一那年，有次有人在路上递给我一张传单，号召大家去上“亚裔课”，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我上了这门课，知道了《排华法案》，知道了二战时期的日裔集中营，知道了这些歧视华裔和亚裔的法律。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发生在我祖先身上的事情我居然一概都不知道，这真得是大开眼界的事情。我还奇怪为什么我的父母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有些事情对他们来说也许是太痛苦了，他们不想再提及这些事情。这件事让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这就是：学习这些历史是重要的，对此采取一些行动也是重要的。所以，这些事情大大改变了我，我把专业换成了心理学，希望帮助华裔社区。不过，当时我没有想过能够成为民选官员。此后，我又认识到直接参与到影响社区的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8. 作为来自加州的国会议员，您能向中国读者具体描述一下您的工作内容吗？为什么您的工作对美国人民来说是重要的？

　　国会的议员影响这个国家的联邦法律，所以，我们是投票表决一些能够影响整个美国的法律。很多问题都是至关重要、涉及范围广泛，从国际关系到国内政治，例如，创造工作机会的计划，机场的运营，重要社会项目的运转，以及教育等。所以，影响地方生活的点滴都会受到联邦法律的影响。另外，国会控制国家的预算，我们设定哪些项目应该得到资助的优先权。例如，联邦佩尔基金项目（Federal Pell Grant Program）给予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资助，让他们能够完成学业。我们最近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改革，加大了资助力度，这会影响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他们的未来。我们在国会就是解决这些重要的事情。

　　我还很高兴的是，在国会，我们能够帮助有困难的个人。例如，在我的选区内，很多人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寻求各种帮助，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以及移民等方面。我的雇员然后会给相应的机构打电话，解决这些问题。

　　9. 作为资深的教育家，您对希望子女成为医生、律师或工程师，而不是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华裔父母有什么要说的呢？

　　参与到公共政治中是异常重要的。即便你是医生、律师，你仍旧可以为公共服务效力，你可以作为一些机构的志愿者，也可以参加一些法律的宣传活动。但是，亚裔成为政府雇员或者当选官员仍旧是有特殊意义的。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除非我们有亚裔成为当选官员，我们的声音是不会被听见的——在国家层面、州一级以及地方等重要决定作出的地方。我可以给你一个例子。有一位华裔妇女读到一个卖汽车的广告，感觉非常好，于是就去了这家店。店员用中文向她介绍这个“好的”打折。当她签合同的时候，全都是英语，她不明白上面的内容。结果是合同说的和店员讲的非常不一致，例如高利息等，但是她签了这个合同。直到她回到家之后，她才明白被骗了。她回去找这家店的时候，店员就不认账了，说：“没用的，你签合同了。”她不知道如何做。于是，她就在一张纸上写了“骗人”的字样。一位中文报纸的记者当时正好经过此地，之后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结果很多华裔移民有类似的经历。这些人就都找到亚裔法律中心寻求法律帮助，他们同时还找到了我，问能不能通过一个法律防止类似事件。我做到了。当时我还在加州众议院，我提出了一项议案，指出：合同的语言必须和合同谈判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一致。这个提案通过了。几年之后，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他买车的时候，令他吃惊的是店员拿出了一份中文合同，并且告诉他这都是因为赵美心的法律。我当时感到非常骄傲。可是，如果我不在那个位子，这个事情可能就做不成，这些人也许仍旧被欺骗。